告别科学社会主义，拥抱人道社会主义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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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科学社会主义，拥抱人道社会主义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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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科学社会主义，拥抱人道社会主义 ——简评《光明日报》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 2007年4月24日《光明日报》在第9版发表了署名“徐理”的文章“正确认识民主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07年5月9日《人民日报》第9版的“如何看民主社会主义”一文基本是徐理文章的缩写。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有两条，一是“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一是“民主社会主义不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此，简评如下：
1、20世纪以来，物理学的“测不准”，数学的“哥德尔”，主要围绕物理学研究出现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库恩的“科学革命论”等，已经从根本上摧毁了“科社”的理性基础。以马恩的天赋，以马恩对理性的尊重，以马恩对科学发展的浓厚兴趣，几乎可以肯定，倘若马恩在世，一定也会放弃“科社”。 2、如果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和今天的“邓小平理论”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是基本自恰的，在其自身“范式”内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也是有感召力的。从今天的角度看，马克思理论赖以建立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万能的基本公设已经难以成立，与之相应的诸如历史客观规律、阶级斗争等主要概念都需要放弃。 3、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现有其合理性。18——19世纪，由于科学的巨大成功，科学成为一些人的宗教。许多人“信仰科学”。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信仰时代的产物。当时，具有这种信仰的是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并非仅仅马恩二人。例如，物理学的拉普拉斯、生物学的达尔文、生理学的巴甫洛夫，心理学的华生和斯金纳，等等。根据鲍尔的叙述，拉普拉斯把他的《天体力学》一书（这本书用微分学诠释了牛顿的《原理》）呈献于拿破仑的情形是这样：有人告诉拿破仑说，那本书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子。拿破仑是喜欢拿话来难人的，他收到那本书时说：“拉普拉斯先生，有人告诉我，你写了这部讨论宇宙体系的大著作，但从不提到它的创造者”。拉普拉斯虽是最圆滑的政客，但在他的哲学的每一点上，却有殉道者坚强不屈的气概，于是他挺直了身子，率直地答道；“我用不着那样的假设”。拿破仑觉得那个回答很有趣，把这个回答告诉了拉格朗日。拉格朗日说道：“那是一个美妙的假设，它可以解释很多东西”。（摘自：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4、作为工具，科学是个好东西。作为宗教，科学不是好东西。“天赋人权（即人人平等。根据“科学”，无论是从体力还是智力，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人与人都是不平等的。）”、“公平优先与效率优先”、“人口控制（堕胎）”、“克隆人”、“事业优先与爱情优先”、“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理想主义与唯利是图”、“安乐死”等许多关系个人与社会命运的问题，基本与科学无关。科学可以带来物质财富，但不能带来幸福，尤其是对于吃饱了饭的人。不幸之至才想到死。杰克伦敦、茨威格、三毛、…，许多人自杀了，都是能吃饱饭的人，都不是因为物质短缺。 5、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数千年来这一问题困扰着人类一代又一代最杰出的智者。随着人们对这一问题思考得越深入，似乎离答案越遥远。科学哲学家们往往回避“真理”概念而谈论“科学理论”。在宗教领域中，真理概念是有意义的。在科学领域中，真理概念可能完全没有意义。在科学领域中，任何“科学理论”总是建立在“约定假设”之上的。 6、我们不相信上帝已经安排好了人类的历史，不相信上帝会将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光明未来恩赐给人类。人类的未来可能会有种种的可能，可能毁于利益集团之间的互相残杀，也可能毁于自然被掠夺之后对人类的报复。人类的未来要由人类自己去创造。 7、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并没有历史必然性。民主社会主义是对现存社会中不合理现象的批判。 8、民主社会主义与各种肯定公平、正义价值的宗教信仰并不冲突。 9、人不是历史的工具，人是历史的目的。人不是历史舞台上的道具，人是历史舞台的编剧和导演。人不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历史规律”的奴仆，人是历史的主人。 10、民主社会主义者不承认什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科学社会主义者的信条是“遵循和顺应历史规律”，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信条是“创造人类未来”。
关于“中特”与“民社”，徐文已经说得很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都有着本质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实，“中特”与“民社”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主张“媬姆当家”还是主张“主人当家”，就在于是否承认“主人有权炒媬姆”。 “民社”出于策略和稳定的考虑，同意通过“媬姆内部民主”逐渐过度到“还权于主人”，但坚持“权在主人”的基本理念。 中国的未来是“中特”还是“民社”还是其他，就要看多数主人们的意愿了。如果多数人愿意接受“媬姆当家”的现实（实际生活中这样的家庭也不少），如果主张“主人权利”的总是“一小撮”，“中特”就会万岁。 “中特”也在发展。如果一天发展到承认“主人有权炒媬姆”，“中特”与“民社”的根本区别就不存在了，就皆大欢喜了。
这只是一篇文章的写作提纲。我目前无力独立完成此文。首先是功力不够。我是一个技术工作者。为了完成这篇文章，还需要做许多功课。其次是精力不够。目前俗物缠身，疲于奔命，焦头烂额，很难静心读书和写作。 多数人对20世纪的社会政治历史很熟悉，知道有两次世界大战，有反法西斯的胜利，有国际共运的涨落，有热战后的“冷战”。其实，20世纪的科学发展同样是风起云涌。相对论、量子论、波粒二象、测不准、哥德尔不完全定理、宇宙大爆炸理论……，同样是跌宕起伏，激动人心。对于这场20世纪的科学大剧，许多人还未能欣赏和享受。 因此，我希望这个提纲能激起科学哲学或科学史方面专家的写作冲动，写出具有启蒙意义的美文。我也诚邀从事科学哲学或科学史研究的专业人才，与我合作，通过交流和讨论，共同完成这个写作计划。 我的一位朋友在读了我的这篇文章后，曾与我有如下一短对话： 朋友：在今天，讨论“科社”没有什么意义，既没有理论意义，也没有现实意义。 谢小庆：今天讨论“科社”确实没有什么理论意义，但具有“启蒙”的意义。在中国，科学启蒙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朋友：关于“科社”的启蒙早在80年代初就完成了。 谢小庆：我不这样看。至少光明日报文章的作者“徐理”就代表了一批需要接受启蒙的知识分子。不用说一般群众，不用说保守派知识分子，就是一些自由主义倾向很突出的知识分子，思维方式并没有跳出唯物主义和所谓“历史唯物论”的窠臼，如李锐、李慎之等。 朋友：许多人并不是不明白，只不过在沿用一些习惯的说法而已。 我仍然认为，“启蒙”的任务并未完成。在总结20世纪科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审视“科学社会主义”，是有必要的。 200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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