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云庄】之十：1970日记选议（1--3）“一片红”·弟弟进“兵团”·边缘感·大食堂……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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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十：1970日记选议（1--3）“一片红”·弟弟进“兵团”·边缘感·大食堂……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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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十： 1970日记选议（7--12） （7）时隔一年又遇“一片红” 我的第一次回城探亲，在上海呆了70多天——1969-12-30到达上海，直到1970-3-19才离开上海。原因在于我的弟弟是69届，碰上了继68届“一片红”之后的第二次“一片红”。 当年的69届毕业生实实在在算不上是中学毕业生，他们是66年小学毕业，恰遇“停课闹革命”，直到67年底才在中央三令五申“复课闹革命”时就近进入中学（参见《1967我经历复课闹革命》），不仅已经短少了一年学校学习，而且在中学里又是两年“无书可读、无课可上”，到69年底竟然就被宣布中学毕业了！这种史无前例的“教育革命”摧残了多多少少无辜青少年的宝贵青春啊！如今还有人闭着眼睛说瞎话，为那极左路线下的“教育革命”涂脂抹粉，真不知道居心何在！？ 自从那个12-21指示“横空出世”、极左路线的宁左勿右给当时多子女家庭带来“灭顶之灾”——68、69两届接踵而至的“一刀切”，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家虽然没有兄弟姐妹两三个扎堆下乡，但也是“祸不单行”，刚刚在1968-11把我送走、去插队落户，才过去一年，弟弟就迎来69届的“一片红”！我们全家怎能不揪紧了心呢？凑巧的是，67年年底按照“就近入学”原则，我弟弟进入的学校正是我的中学母校。所以，我回沪探亲之际，就常去学校找自己当初的的班主任薛老师以及毕工组的余老师等人脉打听消息。 1970. 1.21 星期三 晴 薛老师透露了69届毕业生分配方案，江西5～6万，安徽4万，吉林4万，黑龙江4万，云南3万，其中仅黑龙江1万和云南3万共4万是军垦，余皆插队。另外，凡家中哥、姊有人在外地插队者，可予照顾去一处，只要队里同意。薛的意思似乎有若我弟弟身体可以、是否让他亦来我处之意在内。我未表态。 1970. 1.24 星期六 晴 上午，弟去体检。弟晚上去校，填写登记表，并听取毕业分配报告。69届毕业生去向是：黑龙江4万（其中1万军垦），吉林4万，安徽4万，江西5万，云南3万（全部军垦）。 【忆与议】 上述日记中有可能遗漏了内蒙古。另外从总人数20～21万来看，似乎也偏少了一些。所以对当年69届“毕业生”的去向与人数有待查证。 回忆当时我对老师的建议（让弟弟到我插队的生产队去）不表态，主要在于我家已经切实领教了插队落户的真实滋味，而我弟弟从小就有哮喘病，怎可再向毫无劳保的插队泥沼里跳呢！？而69届20余万“毕业生”去“军垦”的名额不到五分之一！真是急死人。 1970. 2.22 星期日 阴雨 徐、沙信中说，云庄12日开始发电。男生宿舍装了一只40支光电灯，食堂门口也有一只路灯，每晚11时熄灯。最近传达了中央三个文件，江西农村四反要重搞，许多地方四反是走过场的。队里要求我们回沪青年赶快返队。武装基干已集训完毕，内容是打飞机、坦克。基干民兵也将进行训练。南昌居民将下去一批，云庄大队也来少量。大队拒绝任何非国家分配的毕业生插队。 【忆与议】 中学里的老师还在希望我“动员”自己的弟弟到我插队的地方去，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我的插友写信告诉我，生产队方面“拒绝任何非国家分配的毕业生插队”！这说明了“各地农村的同志”在12-21指示发布一年多以后，仍然没有能够完全彻底地理解和执行“应该欢迎他们（知青）去”的最高指示。再则，南昌居民又要来农村（人口疏散），更使农村感到压力骤增。（后来的发展情况是，并没有南昌居民下放到村里，生产队接收了个别知青的弟妹来插队。） 日记中提到的三个文件，就是当年“一打三反”运动的政策依据。现在对这个声势颇大的运动的来龙去脉，似乎还有许多难以言说的苦衷，尽管它属于被正式文件否定的文革的范围之内。 1970. 2.28 星期六 晴 晚上去校。进校即遇见孙、余、郑、肖等老师。孙、余向我均问了我弟对分配的意见。孙要我多做动员工作。 【忆与议】 孙是“校革会”副主任，“三结合”中“革命干部”的代表。当年他要我多做动员工作，可想而知是遇到了麻烦，关键仍然在于弟弟的身体状况。根据上海地方志的资料显示，“1968、1969年两届中学毕业生共46万人，除了极少数身体残疾和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外，全部动员上山下乡，称为‘一片红’。”所以，我的弟弟当时不属于“极少数身体残疾”之列，因而成为连“校革会”领导也关注的重点动员对象。 1970. 3. 3 星期二 阴 昨晚，妈妈去比乐中学参加69届毕业生家长会。会上公布了69届分配方案。回家后就弟弟今日填写“志愿”直搞到11点才上床睡觉，今天到八点钟才起身。 1970. 3. 4 星期三 晴 因周说费曾看见余老师在排69届毕业生去向，故家里都叫我到学校去一处。晚饭后即去校。……余老师回来了。他问起我弟弟事，我照实对答。他说弟弟志愿“填得不错”“江西可能性不大，云南可能性较大，因报名去江西的人很多”。 1970. 3. 9 星期一 晴 据弟弟说，分配事，基本已定：江西“兵团”。金老师说还要报“领导批准”。 【忆与议】 从日记中的片言只语来看，当年填写“志愿”还花费了不少脑筋，可惜没有留下痕迹。显然，无论知青还是家长，越来越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在无可奈何的“一片红”面前“选择”得实际实在实惠一些，避远求近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响应号召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则已经成为空洞的时髦口号，“接受再教育”之类越来越显得虚无迷茫，养活自己才是首要任务。 1970. 3.10 星期二 阴 校内已将69届赴黑龙江逊克、安徽凤台、霍山等三地插队的名单公布于众。据费说，我弟弟在江西军垦。……薛老师今天又告诉我弟弟分配在江西“军垦”。 1970. 3.11 星期三 晴转阴 早饭后，祖父、弟弟、小妹妹和我四人同去西郊公园玩了一次。下午三点半回到延安路黄陂路，我和弟弟各自到校去转了一圈。 【忆与议】 弟弟去江西兵团似乎已成定局，爷爷就带着孙子孙女到当时上海最有名的动物园——西郊公园去游玩了一次，作为告别上海时的一个纪念。我也与插友商定了3-16买火车票回队，岂知天有不测风云，我家又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
满以为弟弟在“一片红”之中可以不再走我的插队之路、成为“军垦战士”已成定局，想不到风云突变、全家老小心惊肉跳—— 1970. 3.14 星期六 阴雨 上午，吴同学来说，他去校，金老师告诉他，我弟弟去江西“兵团”在初批中未能通过。这真叫人伤脑筋。晚上……薛、沈、费均不知我弟弟的事。 1970. 3.15 星期日 阴雨 上午余老师说，江西“兵团”要求如同参军一般。 1970. 3.16 星期一 晴 吴等同学又来，弟弟肯定不会批准去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了。 1970. 3.17 星期二 晴 出人意料地，今晚弟弟参加全市69届上山下乡大游行后，回来报告了大家一个想不到的好消息，他已批准去江西“兵团”了。据说是名额不够才搞上去了。并说原先是因为眼睛不好才被退下来的。 1970. 3.18 星期三 晴 晚上按原计划赴校。在毕工组接待室见到余老师，他今晚值班。他说，我弟弟的名额是争取来的。如到江西后身体不行，还可能退回来。他要我弟弟表现好些。 下午四点多钟，由父亲陪同，我们兄妹四人到红花照相馆合影。 【忆与议】 真的就像是“历史重演”，短短几天之内的折腾，一如我去江西插队也不是“一锤定音”的，也是在个把星期内翻来覆去，见《1968-10“自愿报名”插队落户及其他》。 可以想见，虽然当时我家兄弟俩上山下乡了，但都是近在咫尺的江西，而且还有一个是去兵团，相对于北上黑龙江内蒙古、南下云南贵州，也未免太“优惠”了吧？所以在“初批”中未能过关，不足为怪。什么“接受再教育”“走革命化道路，做革命化新人”统统都是空谈，真正需要反复斟酌的“筹码”是兄弟姐妹的分布、下乡路途的远近、农村环境的优劣等等“硬指标”。当年毕工组余老师说我弟弟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兵团名额”，究竟是怎样的内幕就不得而知了。他另外一些话（如果身体不行还可能退回来，表现要好些），到底是什么意思，也无法揣测，所以我把它们写入了日记。记忆中我当年的担心是，如果被兵团退回上海，岂不是成为无职业者“社会青年”了吗？（自从六十年代初上海开始动员“社会青年”去边疆以后，在我脑海中“社会青年”一词多带贬义。）“表现好些”是不是争取在兵团有个好安排以便适合身体状况呢？熬了三年，1973年，中央出台了有关新政策，我弟弟得以因为严重的哮喘病而退回上海，是为所在十团的病退第二人。 记得1970-3我们兄妹四人合影留念之前，妈妈一直期待着“江西兵团哪一天发军装”，弟弟可以穿上军装留影。然而，直到三年后我弟弟病退的时候，都没有看到过一身戎装。最近一位网友告诉我，当年的江西“兵团战士”并没有军装，仅仅是“基层连队武装班发过，团武装连也发过，但发的不是正规部队被服厂的军装，而是兵团化纤厂自己生产的，所以人们戏称其为土八路军装。”数十年后，江西兵团已经几乎被人们遗忘，在知青论坛上，在知青博客中，实在很少看得到江西兵团。在洋洋洒洒的知青研究大作中鲜有提及，即使偶尔有人提到，也往往把“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简化为“江西农建师”。这与兵团史书“汗牛充栋”的黑龙江、云南、内蒙古乃至新疆的兵团是绝对无法相提并论的，难怪乎，不少知青网友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个“番号”。我曾与一位江西兵团的博友谈及编写“江西兵团史”，他无可奈何地说：“我们的文化水平太低啊。”的确，当年江西兵团是69-11才组建的（与身处“反修前线”的黑龙江等兵团相比，要晚得多），上海到江西兵团的“中学生”之中鲜有老三届，也就是说，他们几乎都是69届及以后的“中学生”，但在实际上最多是小学毕业生！所以，江西兵团被遗忘、被边缘化，还与这支知青队伍的文化底蕴有关。追踪研究这个史实可以让知青史的研究者更加明白，当年上山下乡的真实目的与根源究竟何在？仿佛雨后春笋般建立、尔后又悄然销声匿迹的“兵团”究竟是何功能与作用？至今还有人打着为知青正名的旗号为当年的“血肉之驱筑成的长城”高唱“英雄赞歌”，却避而不谈“知识青年无知识”的悲剧。 黑龙江兵团有过参战珍宝岛的辉煌，云南兵团有过下跪请愿回城的悲壮，江西兵团的“战士们”实在是不可比拟的默默无闻，甚至连自己兵团的来历身世都说不清楚。最近看到一篇相对完整的“简史”（2010-07-27发表于网易博客），一大缺憾是没有提到江西兵团、农建师何时回归“民间”“农垦”。 附录： http://li407906357.blog.163.com/blog/static/166625218201062735845679/历史上的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撤消过去近四十年了，那段历史至今仍然记忆忧新，而当年的青春年少的兵团战士如今快已步入花甲之年了，现有很多当年的兵团战士和相关人士都在探究那段历史，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到底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又是什么时候撤消的？历史上有多少下属团？本人作为亲历者，今天应圈主晨光之约根据掌握的相关资料写出来以飨广大兵团战士并与大家共同分享。因年代久远，考证艰难，难免有疏漏之处，万望读者宽宏大量，并恳请知情者予以扶正，本人不胜感谢． 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1969年11月隶属当年的大军区福州军区管辖．副司令员胡定千原为军事学院预科系主任1955年授少将军衔．政委郑国1955年授少将军衔原为31军政委。兵团组建之初总部设在南昌市新建县长凌镇，同年年底迁往新建县望城岗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即现在的南昌陆军学院院内．1971年6月福州军区发布命令撤消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同年7月兵团总部停止办公，公章封存作废．稍后组建江西农建师． 根据现有掌握的资料，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分别下设农业团和工业团．其中农业团共有十一个团和一个独立营。农业团主要集中分布在江西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周边。兵团组建前农业团大多为劳改农场或国营农场．下面以番号为序一一道来： 一团为赛湖农场，位于九江市瑞昌县境内；二团为芙蓉农场，位于九江市彭泽县境内；三团珠湖农场，位于上饶地区鄱阳县境内；四团成新农场，位于南昌市新建县境内；五团为朱港农场位于南昌市新建县境内；六团乐丰农场位于上饶地区鄱阳县境内；七团安福农场位于吉安地区安福县境内；八团为恒丰农场，位于上饶地区鄱阳县境内【一说在九江永修县涂埠镇——笔者注】；九团鲤鱼洲农场，位于南昌市南昌县境内；十团为恒湖农场，位于南昌市新建县境内；十一团为邓家埠机械农场，位于现鹰潭市余江县境内以及现属抚州市的资溪县境内的塔桥农场；另外还有一个独立营，进贤永桥农场，位于现南昌市进贤县钟陵乡． 兵团工业团的前生也大多为劳改工矿企业．工业团共有十二个团和一个独立营．下面以番号为序分述如下： 二十一团为九江国棉三厂<九江灯心绒厂>，位于九江市区内；二十二团为浮南瓷土矿，位于景德镇市浮梁县境内；二十三团为景德镇新生印刷机械厂，位于景德镇市内；二十四团为景德镇三六无线电厂，位于景德镇市内；二十五团为东乡铜矿，位于现抚洲市东乡县境内；二十六团为东乡磷肥厂，位于现抚洲市东乡县境内；二十七团为高安新华煤矿，位于宜春地区高安县八景镇境内；二十八团为江西化工机械厂，位于南昌市青云谱区境内；二十九团为桐木林汽车制造厂，位于南昌市新建县境内；三十团为南昌化学纤维厂，位于南昌市新建县境内；三十一团为江西光华塑料厂，位于南昌市新建县境内；三十二团<待考证>．另外在南昌市新建县还有一个工业独立营，叫开关厂。 兵团的历史已离我们远去，物是人非，物换星移，人还是那些人，但变换了时空．为保持资料的原汁原味，我还是延用了老地名因为当时江西只有三个省辖市＜南昌市 九江市 景德镇市＞其他的都叫地区。
一年多以前还是上海的学生，一年多以后就是回沪探亲的知青，这种身不由己的角色变化，加之政治高压与城乡二元结构，不能不使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油然而生。 1970. 1. 7 星期三 晴 今天下午两点我去约刘再摸索去徐家。小潘等也会去徐处。···我们是照祖父所说的，准备先去派出所查询一下徐的住址。走到顺昌路菜场附近迎面见到潘、胡、徐，她们刚去徐处，徐不在，才往回走，打算去“老城隍庙”。我们问了徐的地址。分手后，我们两人糊里糊涂地继续往南走。后来刘提出去张家。但地址不知，可能小潘会知道的，于是转身去追小潘等，结果落了空。怎么办？决定去“东风”。校内正上课，老师是没有空的。转了一圈出来，刘说他准备回家了，我说准备到淮海路上逛逛。他马上表示赞同。行至马当路口时，迎面遇上王。她说她知道小潘的住址的。我们约她晚上到校。因为刚才亦与潘约定晚上到校的。再往前走，在重庆路口，又遇到了阙与杨。于是四人边行边谈。前进至淮海电影院时，杨提议往回走，一致通过。但始终找不到落脚之处。四人沿淮海路—嵩山路—复兴路—淡水路—西门路兜了好大一个圈子。到西门路顺昌路口分手“各奔前程”，并约定晚上到校。 【忆与议】 这是首次回沪探亲期间第一次无可奈何的“遭遇记录”，正因为这是第一次，所以记录得最详尽。在以后的岁月中类似的境遇数不胜数，不足为怪，也就很少再写下来。一群青年人不由自主地游荡在十字街头的，他们既有当初并不并不认识、因为“插队落户干革命”而“走到一起来了”的插友，也有曾经是同校不同班不同级、因为“上山下乡”而各奔东西的同学，纷纷在外地农村“苦斗”了一年回家探亲，在茫茫人海中邂逅会面，竟然找不到落脚之处，只能在马路上晃来荡去，犹如无头苍蝇一般……。40多年过去了，看到这段文字，尽管早已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彼情彼景仿佛还在眼前。 1970. 1.12 星期一 晴 上午九点多钟，刘、周来叫我，说是今天云庄大队返沪青年在潘家大会师。果然人不少。据有人统计，目前，云庄大队上海青年有26人返沪，今天在潘家中即有15人。 【忆与议】 那年2月6日是春节，所以1月12日只是腊月初五而已，全大队约60名插友已有半数在上海了。查找当时日记中不完整记载，此后虽有个别插友回生产队过年的（村办小学的知青老师要赶回去上课），但更多的还是暂别山村，回家与亲人团聚。那些年无数次提到说到写到的“家”这个概念，都还是指向城市的亲人家庭，说明知青虽然成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五七大军”，在偏僻山乡与农民朝夕相处，但灵魂深处的潜意识中远非“五七指示”描绘的“一代新人”，真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因此，那个指挥了千百万人大迁徙的空想早晚要烟飞灰灭，不可能留下名垂青史的惊世奇功。 1970. 1.31 星期六 晴 按昨天的约定，今天上午八点半到徐家碰头。我顺路约了刘。今天在徐家的有费、徐、章、程、刘和我外，还有张、胡、李、王和周及王的弟弟。九点钟，人到齐后，就去“老城隍庙”。“豫园”上午不开放。张所带2卷胶卷无用武之处，索性到外滩。在外滩和黄浦公园里拍了卷胶卷。此刻时间已经在十二点半以后了。干脆不回家吃饭了。到红园去。然吃饭问题竟是如此棘手，一般吃食店里午市均结束了，只得吃价钱较大些的煎面（2两0.15）和煎馄饨（1两0.10）。在这里正遇上吴。进餐后一行13人到豫园游玩，摄影留念。至4点才离开，走上回家之路。我是第一个到家的。到家四点半。大概是在外滩受冷风吹的缘故，故中午起就感觉头脑胀痛。 【忆与议】 这是那个蹉跎岁月中第一次小范围的集体留影。我留存的照片中也仅有这一次。图中八男四女主要插队在云庄村（9人，另有2人在东岭背村、1人在洲老上村。时隔41年，12人中已有2人去了天国（前排右一刘TN、后排右三徐JC）。 日记里反映出我的“弱不禁风”。在乡下一年，虽然四上县城就医，始终没有确诊病患；回沪之后检查身体，竟然也无大碍，所以当年的病态是极度的营养不良所致。记得回家探亲的最初几天，连续腹泻，但很快自己发现了其中的病因，是由于家里特地让我多吃一些油水，只要略受风寒，甚至吃了冰凉的香蕉，就会发生“滑肠”。这种现象在以后几年春节回家都是“屡试不爽”，所以，不能心急恶补，而只能慢慢进补。 1970. 2. 8 星期日 晴 下午，继续走访同学。去汤家。汤是赴黑龙江军垦，未能回沪。再去汪家，汪母说汪大概在春天回来。最后来到程家。程回沪了。他是上月16日让家中打假电报说谎取得了队、大队、公社三级证明后才回家的。我们很有兴趣地谈了半小时。 【忆与议】 在整理1969日记的时候，专门有过一篇《1969日记选（41）知青想回家看看》，不少网友对其中“知青回沪要有生产大队出具的身份证明，以备路上住宿等不时之需”表示难以理解。这反映了当年各地政策的差异。从1970-2-8日记可以看到，当年我的中学同班同学程（实际上与我是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同学了）也是“骗取”了三级证明才得以回家的，他插队所在地正好也是在江西，这说明了江西当年对人口流动的管理“有特色”。那位同学自1970年春节以后就失去联系，只记得当年他插队在赣州地区，好像是在崇义县。同样是从上海到江西插队，但路途远不少，需坐火车绕道到广东韶关，再换乘长途汽车进江西的山区。 1970. 3. 7 星期六 阴 方约在18日离沪赴内蒙生产建设兵团。 【忆与议】 方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当初67届是“四个面向”，方属于“普工”（普通工矿企业），分配到某区手工业局下属的鞋跟木楦厂，专门为制鞋行业做配角。12-21指示发布后，方积极报名上山下乡，成为耀眼一时的新星，后被内蒙古兵团录取，又分配在内蒙古某工厂，于是在上海一个对口工厂学习培训了近一年，1970年春节后终于“踏上征程”。自此以后，与该同学的联系中断。听说，没有太多时间又退回上海、进了别的工厂。后来我们同班同学都不太愿意打听方的这段“折腾史”。 1970. 3.10 星期二 阴 今看到了沙、徐、陆的来信。工分已重评，普遍升高。金与陆6分，费以升至5.8，刘5.5等。徐竟把我的忘了写上。信上说，各生产队团支部均建立，一队支书为赵，二、五队为×，三队为××和××（副），桂是支委之一。沙信上说队里在搞“六清”，现在搞××，有5个方面的问题。队里要我们早些回去。 李等三人打算15日动身。章、宋、郭都可能和我们同行。但车票不易购买。 1970. 3.16 星期一 晴 早上四点半即起身，吃过早饭，5点多钟即与祖父同去人民路售票处买车票。郭是第一名，章次之，我再次。刘、宋、费先后到达。9点半买到了票，然后分道扬镳。 【忆与议】 如今的“春运难”，其实并非今日始。当年知青在春节期间“制造”的客流也是相当“壮观”的，如果敢于像现在那么大胆，“无奈裸奔”一定也会屡见不鲜。 文革初期被“砸烂”的团组织在中共九大以后也重新建立起来了，云庄大队五个生产队，建立了四个团支部，知青中的“老团员”有两人在新的团支部中任职，也为这年夏天知青首批有人入团打下了基础。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团票”也是很看重的，知青意欲“跳农门”不能不作“多方面”考虑。
云庄村的三十名知青经过一年多的“锻炼”迎来了新的一年1970年。新春伊始新变化——办起了“大食堂”。 1970. 3.19 星期四 晴 上午9:50乘49次列车离开上海返江西云庄。到车站送行的有薛老师、……等。费的父亲、母亲，刘的弟弟，郭的父亲，宋的母亲、哥哥，我的祖父、父亲、弟弟和小妹妹等亦来送行。 【忆与议】 从日记中的不完全记录来看，那年我离沪归队的日期属于比较迟的，因为按照插友之间互相送行的习惯，到我等数人离沪时只有自己的亲友到车站送行的了。 1970. 3.20 星期五 阴雨 火车在半夜一点左右抵樟树，误点半个小时左右。在刚到嘉兴时就误点28分，到杭州时更误点40分钟。从火车站到轮船码头有六七里路，各自挑行李步行了一半不到，就累得不行，休息了四五次。因为像费、郭负重达八九十斤呢！最后决定由我看守部分行李，其余的人先挑一部分到码头，再回来挑完。这样分两次走，轻松得多。 很顺利地买到了早上5点开往吉安的船票，价0.50元。“赣胜”轮今天人很多，同在火车上一样，也有不少上海青年是归队的。5点钟起程，9点多钟抵新干。此时开始下小雨。事情很巧，恰有养路队卡车前往潭丘，我们就撘此车于11点左右到达新街上。（票价照旧0.55元）虽然刚到新干就打电话通知队里同学下午到新街上来接，但未曾料到事情太顺利了，中午之前就到新街上了。大家决定，先让费、刘、章……返队，我和宋、郭留在新街上看行李。谁知他们（刘、费）吃了午饭和陆、屠拖着板车到2点多钟才到。我们三人仅各吃了一两饼干。此刻雨下大了，没有办法，只得出发。道路泥泞，到处积水，用了三个多小时，到5点多钟才回到云庄。板车是由陆、费、刘、郭和我五个人拉的。到家已淋湿了，又冷又饿。马上吃了四两饭（饭粥各半）。 离开云庄已有80天了。这儿的变化可谓大矣，一言难尽。 【忆与议】 平心而论，在当年上海知青到外地务农的地点中，江西新干云庄实在算不上遥远，今天上午离开上海火车站，明天下午就可以到“接受再教育”的“第二故乡”了。如按现在的网络地图测距，两地之间不过八九百公里。若自驾车，当天能就到。这在四十年前绝对是“一枕黄粱”。 日记里“时隔80天，变化可谓大”的具体内容已经无从查证。从字里行间，如“吃了四两饭（饭粥各半）”可以看出，云庄村的知青已经实现三个班“大联合”、办起了“大食堂”，并已投入运转。至于创办的经过已经没有什么记录了，只留有少数口头传说。 那年2月6日过春节，节后即陆续有人离沪，到3月20日我回村时，绝大多数插友已经回到村里。“大食堂”就是在这一个多月里逐步运作起来（从后来的日记中看到，据说是3月中正式开张的）。以前一年多的时间里，三个班都是“自顾自”，每天每班留一个人在家，“轮流值日”，搞烧饭等“班务”，现在则变成了“专职”——协商确定两个人，每天为大家做饭、种菜，又“为生产队集体增加了一个劳动力”，而做饭种菜的两位不可能到生产队记工分，所以由知青插友分摊工分“养活”。这是和农村农民的生活“接轨”了——不管是劳动力还是家庭主妇，无论是常年在家从事家务，还是每天早上在家打点一天的家务，或者临时发生的家务，只要不是直接“为集体做贡献”，必定没有工分！这正是知青“接受再教育”成为“新农民”深刻而关键的一步。 当年“大食堂”有“管理委员会”，还特地去买了空白的饭票，面值有一两、二两、五两等几种，盖上负责食堂管理的插友老沙的私章，即属有效。 1970. 3.21 星期六 阴雨 今天睡到九点钟才起身。19号晚上仅在轮船上打了会儿瞌睡，20号下午又是“拼了全力”，人十分疲乏。早饭吃了2两，中饭3两，晚饭2两。下午冬生来装灯。乘此机会将代买电线交给了他。 【忆与议】 云庄村在1970-2-12开始水力发电，也算是山村亮灯了。但是，相关的电线、电灯泡等材料在县城里都很难买到，就要求知青在回沪期间代为采购。 1970. 3.22 星期日 阴 今天出了全工。早工作田塍。上午和下午作缺。两个多月不曾劳动，故今天一天下来觉得腰酸背痛。 早饭3两，中饭4两，晚饭3两。 午后及晚饭后应潘之要求刻了一张蜡纸，内容是文艺演唱材料。 【忆与议】 有趣的是，我在日记里连续两天记录了自己一日三餐的饭量。当时还不是农忙时节，所以一天不过一斤左右。我印象极深的是有一年的“双抢”，每餐都是七两、八两，说得上是一生中饭量最大的时候。 日记中的“作田塍”，详见《从修圳说起》。“作缺”一事在工分册上不常见到，是一项工作量不很大、但很重要的农活。当地是山区梯田，田间的水全部采用自上而下的自流灌溉方式，从来不需要水车之类的工具，因此，控制每块田的水位是一个“系统工程”。每块田都有一个“缺”，也就是该田块较低一侧的田埂上有一个一尺来宽的缺口，这是控制该田块日常水位的重要“阀门”。尽管通常每次进水之后只要简单地铲来一块草皮、加上一些烂泥就可以做成“阀门芯”、关闭“阀门”了，但这个“阀门”关系到一年里水稻生长的需要和收成好坏，“阀门座”不能有漏水等隐患。日记里整整一天“作缺”，想不起到底是为什么？ 1970. 3.23 星期一 阴 今天仅出了一个早工，仍是作田塍。今天比昨天冷，两脚冻得通红，但是终究是克服了艰难，坚持到收工。今天轮到郭、刘和我（第8组）挑水。我在早饭后和上午共挑了三担。感觉很累。 【忆与议】 无意之中看到日记中留下了分组挑水的记录。当时为了防止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现象，对三十个知青作了分组，值日挑水。食堂里有一只大木桶，倒圆台形，上口直径大约90厘米，高度大约80厘米，可以存放七八担水。当年的食堂到水井，单程距离是300步，这个距离不大有插友还记得，我是在那些寂寞难耐的日子里轮到挑水时，为解闷而一次次点步数，久而久之把这段路记熟了——从食堂出门左拐北去，到生产队的牛栏边，是第一个100步；右拐向东偏北，到村子的边缘，是第二个100步；向东北方向继续沿着一条田间石板小道，略带一些下坡和几个拐弯，就到了井边，这是第三个100步。第一年分班烧饭时，最多一天要挑七八担水；办起“大食堂”以后“轮值挑水”时，通常是一口气三个来回，连续挑三担满满100斤的水回来。翻阅日记，兀然看到，1970- -，我曾经有过一次连续五担的记录。见此不免惊愕，当时竟能肩负百斤重担而“大步流星”“一气呵成”，如今着实难以置信。
也许那年春节在上海休整了一段时间，被“一月革命发源地”的氛围再一次点燃了近乎熄灭的激情？1970-3-20回村以后的若干天里，在日记里留下了激情重燃的痕迹。 1970. 3.24 星期二 阴雨 今天出了全工。早工修坎，上下午作田塍。 费今晚与徐谈了一次。谈毕，与刘和我交换了一下。明或后天我们再好好聚会一次。费说，要认真吸取去年失败的教训。他说，薛先生在谈到此事时说，人生不能老是悔恨，若干次后，悔就会变成灰。从此再也鼓不起干劲来了。我想这是十分对的。我现在可以说是灰的，丧气，精神不振。究竟是什么原因，要很好地找出来，并解决这个问题。近几天劳动的结果，感到十分劳累，右侧腰部感到很酸。这是一个教训，以后回沪时间不能太长。 1970. 3.25 星期三 阴雨 今天同昨，出了全工，内容也一样。只是阴雨绵绵，给行动带来很大不便。 今天有一件事很有教益。下午出工时，队长未关照带耙。屠、刘、郭和我四人不知。等到在牛栏里上好肥后，几个社员走过，才知道此事，当时我差一点马上倒掉。但刘等三同学说“做件好事！”挑起就走。我才跟了上去。差一点倒掉，正是我头脑中私心杂念的一闪念。为什么要倒掉？是怕不吃亏，怕不好走路，怕挑担。试问，如果连这一点点事都不愿干，还谈得上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吗？道路泥泞、道滑，就愁怕了，这样怎么能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一辈子走革命道路呢？如果这四五十斤的轻担都不愿挑，怎么能挑起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重任？如果连这点小风小雨都受不了，又怎么能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呢？ ……晚上，张、陆、沙、费等在我们宿舍就队里一打三反议论得很热烈。到十点钟熄灯为止。 早上吃瘪子团（米粉），晚上吃豆渣饼。今天伙食大大改善。 【忆与议】 在多年“正统”教育的气氛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第一年苦涩现实中残留下来的“革命积极性”得以“绝处逢生”了。上面这样的日记在当年是很典型的，无限上纲、胡乱上纲，越是“自虐”越是革命，愈是“自残”愈显坚决。 关于“一打三反”，系指按照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开展的运动，即1月31日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现在网络上“百度百科”的“一打三反”http://baike.baidu.com/view/3407207.html?wtp=tt有上述三个文件的全文。该词条认为——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死刑的决定，原本应该在最高法院，但为了在短期内达到规模，杀人不够，所以将杀人的权利下放到省一级。省一级只要把杀人人数报到中央备案就可以了。然后省一级将权利进一步下放，一步步地下放下去，县一级都有权利宣布执行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完全是数字的任务。 所以，这是1969年九大以后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是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的新高潮。如今在文革史研究中对“一打三反”的评价涉及某些敏感的话题。 1970. 3.26 星期四 阴 早工是送肥。路非常之滑。上午没有出工，本来准备补裤子，但因为找这找那，整理衣物，花了半天，未能补成。下午，队里召开“云庄大队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AYX大会”。午饭后，我就去写标语，直至开会。会开了两个钟头，气氛非常高，效果也较好。这当中知识青年出力不少。 原来以为带来的单管机不会响，昨晚无意中听到了它发出的声音。今天上午装了根天线，接在宋的天线上，效果大大地改良。 近闻大食堂即将发生“菜荒”，我决定把所带的咸鱼、菜干交给食堂。但沙说要“折价收买”。晚饭前、后补完了裤子。 【忆与议】 日记中的“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就是当年“一打三反”的具体表现。至于“气氛高、效果好”也是当时的套话。不记得AXY到底是地主还是富农，反正是“黑五类”，加上人缘较差，又爱发牢骚，所以就成为“一打三反”的对象。不幸中的大幸是，由于他并没有什么“反革命行为”的“滔天罪行”，所以开完批斗会以后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惩处。 这里说到的单管机，是那年1-11在上海“淘旧货”买到的，见《1970日记选（4）当年“影迷”的70-1行踪》。3-20回村后一时没有“投入运行”，因为还书生气地以为一定要有正规的铜质天线才能帮助收音。后来很快“实践出真知”，貌不惊人的细铁丝也完全可以当天线，所以最简单的单管半导体收音机也就把外面的大千世界与偏居一隅的小山沟联系起来了，参见《一只单管半导体收音机》。 1970. 3.27 星期五 阴 昨晚9点多钟入睡，一夜睡得很不舒服，早上微有感冒。人很倦，故再睡到七点三刻才起身。今天出工内容都是挑，或挑粪，或挑土砖，或挑瓦片。男生均惧路滑难行而未出工。 1970. 3.28 星期六 晴转阴雨 天气转晴，气温显著升高。昨天晚上睡得较好，今天早上早工未出，多睡了一会儿。上午和下午都出工了。在牛门口及长坑仔和榨边作田塍。……劳动一天有一点体会。如果今天害怕路滑而拒绝、放弃体力劳动的锻炼，那么明天就可能滑到帝修反所期望于中国第二代、第三代的反革命道路上去！ 今天方才了解到食堂伙食管理委员会的存在及八个成员：沙、陆、徐、张、程、汤、郜、刘。 【忆与议】 前两天还在日记里慷慨激昂地说要“站稳立场”“走革命路”云云，旋即烟消云散，但又卷土重来了。这种没有止境的艰苦锻炼、自我折腾，又怎么可能实现“革命化”、“永不变色”？ 知青“大食堂”总共三十个人（1970-4增加了一位“投奔”姐姐的69届“一片红”“插妹”而增加到三十一人）竟然设置了八个人组成的伙食管理委员会！现在看看想想也觉得奇怪，不可思议。
从1969年的日记来看，我插队所在的云庄村，最晚从1969-5就出现了“多劳多得”的“计件”工分，当时还只是用于副业生产方面。虽然让知青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当地农民在“多劳多得”方式下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和惊人热情，但还是认为是“批资反修”的重要对象（见《知青发起“批资反修”争论》）。及至秋天，在收割晚稻、收摘油茶籽等主业生产中，采用按工分底分规定各人定额的办法，效率明显提高，但又出现只顾完成当天定额指标、早早收工回家而不关心整体收获进度和集体利益的现象（参见《下乡后首次上山“摘木籽”》等文）。然而，这些现象已经不仅仅是当地农民的“落后表现”了，曾经大喊“批资反修”的“五七大军”也卷入其中，数月前的“高度政治觉悟”显然已经淡化了。到了第二年，春天备耕伊始，“计件”工分进一步扩大，使得在最基层插队的知青进一步得到了另类的再教育。 1970. 3.28 星期六 晴转阴雨 天气转晴，气温显著升高。昨天晚上睡得较好，今天早上早工未出，多睡了一会儿。上午和下午都出工了。在牛门口及长坑仔和榨边作田塍。任务是1分8丈，我与宋、郭、屠四人合伙，底分为21.5分，任务为172丈。上午超额2丈，下午超额10丈，全天超额12丈。但活儿挺累人的，加上天气闷热，我是担任抹的工作，几乎没有停歇，汗流浃背。 【忆与议】 日记中记载的“作田塍”，见《从修圳说起》。这样的农活采用“计件方式”、再往后还有愈来愈多的农活采用“计件方式”，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它说明了单纯依靠“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已经在基层农村产生怀疑，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的实际状况使讲究实际的基层干部与群众寻求新的出路。像“作田塍”这样的农活，老实本分的农民都知道它是农田基本建设之一，竟然偏偏遭遇没有生产积极性、鼓不起干劲来的窘境，于是开始了丈量田埂长度这种史无前例的促进方法。这不是很值得深思吗？ 这些事情在时过境迁以后的今天，在我脑海中还会显现出当年“作田塍”时，有“丈量员”手持手指粗细的一丈长的竹子（合3.3米），在田间跑个不停，丈量每个“组合”（一般是四五个人临时组成一个作业小组）完成的工作量。幸亏度量的精度要求并不高，竹梢或竹尾在水汪汪的泥巴上轻轻一点即可，“丈量员”马不停蹄在田间奔跑，还要小心提防在“水泥”田埂上滑倒。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似乎不值一提。但是，从当年日记的点滴记载里，可以看到那时候人们对天上掉下来的“精神至上”的乌托邦理想的认识是如何在实践中一步步地发生变化的。 1970. 3.29 星期日 阴雨 由于昨天的劳累，一夜睡得很香。今天也未出工，一方面是由于身体上需要休息接力，另一方面则是有些心不在焉，因为今天是弟弟离沪赴赣的日子。自从他面临毕业分配，尤其是他正式接到通知被批准参加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以后，我一直为他担心。一是他思想上能否过硬，二是他身体上能否适应。 上午听[下放干部]周讲，公社109名下放干部除18名外，其余的在前几天都委任了职务。我大队，吴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聂任公社拖拉机站副主任，周任我队科技小组副组长，黄做赤脚医生，徐任三队副队长，金任一队助理会计，曾任二队副队长。赖历史上有问题，是汪记国民党党员，做过维持会长。孙直至最近还在犯错误，故后两人属全公社的“18名”之中。 晚上食堂管理委员会开会，争论激烈。 【忆与议】 在那个年代里下放干部也是折腾得够呛！在1969日记选中曾经记载了“五七大军”中“两大主力”——知识青年、下放干部——之间的“恩恩怨怨”（见《知青如此插队，干部如此插班》等文）。 至于下放干部在生产队的“任职”，与1969-12-17日记里的“初步说法”有不小变化（参见《亲历“新的大跃进”（续完）》），“18名”入“另册”更体现了当年“阶级路线”“阶级斗争”的特色。 1970. 3.30 星期一 阴雨 清晨下起雨来，雨量较大，床上多处漏水，4点多钟醒来，好久未能入睡。直到7:30方才起身。早饭后挪动了一下床的位置。今天全天下雨，感觉沉闷。 晚饭后，三个班的同学在食堂开会，讨论并选举了云庄三队五七大军领导班子成员，报大队革委会批准。成员共三人：徐、沙、桂。另加两个贫下中农共五人组成云庄五七大军领导班子。 会后，沙、徐、李、刘、费和我聚在一块交谈到11:15。在这两个小时中，我几乎是一言未发，但是心理是极其矛盾、痛苦的。 据费说，[下放干部]吴讲，江西今年要完成一条从分宜到赣州的铁路，另外还要建设一条吉安—？的铁路。 【忆与议】 那一天我“心里是极其矛盾、痛苦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已无记忆。但那些年我一言不发、寡言少语的时候是很多的。这是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中“炼成”的。 那年省里雄心勃勃要依靠本省力量建设铁路，更因其是“井冈山铁路”愈加煊赫一时，结果是一事无成、劳民伤财。据当时传出的消息说，关键是当时省里掌握的技术满足不了铁路钢轨的要求，所以根本就无法铺轨，铁路泡沫也就此破碎。江西省境内纵贯南北的铁路线直到九十年代“京九大动脉”建成以后才得以圆梦。据说，七十年代初几乎是无偿征用的民工高速度筑就的铁路路基，时至今日还在默默地显示着极左路线下“第二次大跃进”“人海战术”“大兵团作战”等等“丰功伟绩”。 1970. 3.31 星期二阴雨 雨量较大，到今天上午才渐渐减小。昨晚睡得很熟，一觉到2:00醒来，马上又睡着了，直到7点多钟方才醒来，是来此之后睏得最好的一次。 今天仍未出工。队里上午更有一部分人不开工。晚上班里开了一次会，改选了班领导，由刘、陆、李三人组成领导班子。另外讨论了一下班内一些事情。 宋昨晚在曾家陂过夜，今午方回来。据他说，在潭丘公社红旗大队上海青年中揪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该犯书写了大量反动日记，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下乡上山运动，该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 【忆与议】 翻阅1970年的日记，三个班的“大食堂”是办起来了，各种各样的领导班子也作了不少调整，但“政治学习”却大为减少了，毕竟一年多的历练使知青逐步走向实在，现实赋予知青一种另类的再教育。当然大环境依然如故，知青中居然抓出了“现行反革命”，而且源于“反动日记”！幸好这种“思想犯”“文字狱”没有蔓延到我们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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