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治服务的“于丹现象”

作者：钱理群

来源：共识网

于丹的《〈论语〉心得》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而一味诱惑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的，是为政治服务的，具有尖锐的政治性。

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论语》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界、学界的反应。有著名学者公开表示支持和赞赏，认为“她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普及了《论语》等经典，使国人有了类似《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的东西”（《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更有许多学者持“宽容”态度，认为儒学的普及与通俗化也自有意义。但也有尖锐的批评，主要是指其对孔子思想的曲解和常识性错误，其中“十博士”的申讨，更是引人注目。

随着讨论的深入，就有人指出：“于丹的要害不在知识，而在思想。”（吴迪《笑谈于丹》，《中国方域》，2007年第2期）也就是说，于丹通过她对《论语》的讲解，要向中国的普通观众、读者普及什么样的思想、观念，而这样的思想灌输在当今中国的现实中又会起到什么作用，这才是关键所在。

于是，就注意到了于丹对《论语》的一个总体性的理解和评介：“说白了，《论语》就是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这大概也是她的《〈论语〉心得》的主旨所在。

她要宣扬什么样的快乐观、幸福观呢？于丹说：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并由此告诫人们：“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如一位批评者所说：“这就当然与社会的公正与否无关”，“与政府的清明与腐败无关”，“只要多向内看'心灵’，不要看外界太多”，“为柴米油盐的缺少而忧心的弱势群体就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李木生《往哪里去？！》，《书屋》，2007年第5期）。可惜于丹的幸福说教并不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据零点公司调查，“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有学者指出，“国民幸福总值由六类要素——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构成”（转引自吴迪《笑谈于丹》），所有这些更带根本性的本应由政府承担、提供的幸福指标现在都被于丹一句“与内心相连”轻而易举地消解了。

还有，她要劝说人们怎样去“适应”她所说的“日常秩序”，找到怎样的“个人坐标”呢？于丹说：“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怎样改变？于丹说：一要“学会克制”，“该放下时且放下”；二是切切不可抱怨“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要“苛责内心”，“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平静应对”现实一切社会不公和处世艰难，那就是真正的“良民”了，这也正是于丹为中国老百姓设计的“个人坐标”。——这又是怎样一种“秩序”呢？这正是鲁迅早已描述过的“好地狱”：“一切鬼魂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这样，一切烦恼都自动地在内心化解，不能完全化解，也竭力“克制”，于是无不平、无不满、无抱怨、也就无反抗的四无“太平”世界。这正是要害所在。于丹的《〈论语〉心得》其实就是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所说的“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所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却偏要向民众灌输，其作用就是“叫卖精神安慰剂”（吴迪《笑谈于丹》）。而且在为当权者着想的程度和力度上是超过了孔夫子的。如一位学者所说，孔夫子虽也为统治者着想，但他的立足点是要求统治者对老百姓让步，行仁政，因此他的言论的重心是向统治者施加压力，时有尖锐的批评。他之所以不为各国统治者所容，最后成为“丧家狗”，原因就在于此。而于丹的《〈论语〉心得》却恰恰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这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诺的重要性”，而一味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就“实际上转移了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支持现状”的。这样，于丹的解说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把《论语》“去政治化”，但“她的阐释并非像表面是那样与政治毫无干系”（贝淡林《〈论语〉的去政治化》），也是为政治服务的。

因此，于丹现象绝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化现象，也不单是一个思想文化现象，而同时具有尖锐的政治性。也就是说，这是通过媒体的炒作，实现的商业、文化与政治的结合，这本身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就媒体的炒作而言，又是“用国家所有制赋予的政治优势，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收人，又用市场上赚取的经济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胡正荣《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制度变迁的分析》，转引自吴迪《笑谈于丹》）。因此，于丹的“大红大紫”是有一个过程的：开始只是红极于媒体，具有更多的商业化色彩；以后，就逐渐为各级政府所关注，也就是逐渐地政治化了。

我们在考察2007年所出现的有关孔夫子的当下命运的各种高论中，都发现了知识分子和体制的暧昧关系，于是，就提出了某些知识分子在现行权力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就禁不住要像鲁迅那样对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带头羊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要把中国老百姓引“往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