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大院】连载2:大院情结·特殊职责的人·母亲自学成材与父亲的古板 作者:庄生


 

【消逝的大院】:

四、

大院57年竣工,那年父母带着哥哥姐姐和两岁的我,由前京畿道迁入大院,记忆从大院开始。

走过木樨地的木板桥,向左拐,小河西畔,在银杏与白杨环绕的高高的红墙内,是我的大院。它划分成三个区,各有围墙相间。东区办公,靠南有一大一小两个办公楼,楼西有一株北方少见的芙蓉树,树冠如巨伞,合欢叶纤细如缕,芙蓉花丝半红半白,香气袭人;北侧有一个大办公楼,窗外可见那尊乌龟驮石碑;南北办公楼之间是个大花园,有厚厚的草坪和茂盛的花丛,有苹果树和梨树;花园东边有个大礼堂,窗前一排海棠树,婀娜多姿。中区是宿舍,一条笔直的马路贯穿南北,路西由北向南依次排列着五座红砖楼,楼之间有食堂、澡堂(最早澡堂是在办公区,后挪到宿舍区)、小卖部、洗衣房、理发室、锅炉房和高高的煤山;宿舍区的树木种类最多,像我家南窗外有核桃树和柿树,北窗外有古松侧柏和老槐树,楼东侧的马路两边有成行的柳树,挨着南院墙还有枣树和桑树,整个宿舍区一片郁郁葱葱。西区充满神秘,其功能容待后叙。

去过不少大院,觉得都比不上我的大院,我的大院像画儿一样美。

大院美在颜色。春天的颜色生机勃勃。遍地迎春金黄,满树玉兰洁白,小姑娘掐片鸡冠花染红娇巧的指甲,男孩子揪朵串儿红吮吸花心的蜜汁……;夏天的颜色绿如湖水。阳光映射林间,地上有斑斓绿影;林子若很密,地上会泛出浓绿的苔藓;青翠的死不了和马齿苋匍匐脚下,爬山虎卖力地将墙裙涂成碧色……;秋天的颜色昭告成熟。枣红了,柿黄了,一串串红海棠压弯了枝头,紫皮石榴也笑得咧开了嘴;银杏与白杨遥相呼应,在秋风摇曳中让一树金蝶翩跹起舞……;冬天的颜色美如仙境。雪中大地皆白,树冠上层层叠叠像玲珑宝塔,屋檐下长长短短像冰凌瀑布,窗玻璃密密麻麻绽开层层冰花;天地一色无纤尘,万物纯洁得让你恍惚,宛若走进白雪公主的世界……。

大院美在气味。春天满院花香,夏天弥漫着浓浓的泥土湿气,秋天带给你水果的甘甜味道,冬天的烟味总让人有暖暖的感觉。我家楼南是机关食堂,临近中午和傍晚,阵阵炊香钻窗而来,闻一下就知道食堂炒的什么菜。肚里咕咕响起,常从泡菜瓶里拈出几片心里美萝卜皮,爬在窗台上就着香味啃。

大院美在声音。春天,粉眼柳莺娇小的身子在灌木丛中穿梭,清脆的鸣声稍显单调;夏天是红靛颏和蓝靛颏的舞台,它们站在枝头高扬脖颈,一边展示脖下那片美丽的锦羽,一边比赛婉转歌喉;秋天,太平鸟来了,它们和喜鹊乌鸦一齐忙着啄食柿子,间或停下来理理头上那簇翘耸的羽毛,发出银铃般嘹亮的叫声,漂亮的啄木鸟也在一旁兴奋地敲击树干为它们伴奏,此时轻轻在林中漫步,听脚下层层落叶簌簌作响,最是惬意;冬天万籁俱寂时,枯枝上寒鸦的聒噪声让人想起古道西风瘦马,平添几分幽思,几分惆怅。夏天的虫鸣也很美,夜晚躺在草坪上闭目倾听,蛐蛐、蝈蝈、油葫芦、纺织娘,还有许多叫不上名的鸣虫,一齐在草丛中唧唧唱着,偶尔还有新蝉在树梢上试一嗓子,报告它的羽化。

大院美在建筑。据说楼房都是仿苏设计,但三个区域又各有特色:办公楼高大庄重,水磨石楼道光亮照人,办公室铺着红木地板,有淡淡蜡香。宿舍楼整齐规矩,特点是“大”:斜坡楼顶像顶大帽子,冬暖夏凉;楼梯宽大厚实,木栏扶手像个大滑梯,男孩子能顺扶手从四楼曲曲折折滑到一楼;房间很大,南北通透,浴室有很大的浴缸,厨房有很大的锅炉;每家都有个大阳台,夏天搁把竹摇椅,躺着、摇着,望星空看月亮,最惹遐思。西院的别墅回廊曲折,红砖青瓦,与四围枫红柳绿搭配得妥妥帖帖。

大院美在周边。南墙外是一片农舍,屋前有香椿树和葡萄架,有鲜嫩的豆角,脆生生的黄瓜;西墙外是一片青纱帐,老玉米在棒叶中探出头来左顾右盼,小麻雀在高粱穗上扎堆聊天窃窃私语;东门外不用说,有那条美丽的小河日夜流淌。若再走远些,向北有碧波荡漾的玉渊潭和钓鱼台,向南有芙蓉满湖的莲花池,向西有松拥柏绕的公主坟,向东有青石叠耸的古城墙;那位固山贝子真是会看风水,居此地下,夜夜好梦。

大院美在远眺。除了冬季,天气多是清澈如水。登楼远眺,像孙髯翁登大观楼:“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东骧神骏”是那朝霞万道如神骏奔腾,“西翥灵仪”是那西山落日似凤凰飞舞,“北走蜿蜒”是那崇山峻岭间匍匐而行的长城,“南翔缟素”是那寥廓平原上悠悠飘荡的白云……。

难怪我们会有大院情结,这样美丽的伊甸园,如今哪有?


五、

读清史,才知当今大院在清朝已有雏形。像管工业的部委,对应清朝的工部;海陆空司令部,对应清朝的兵部。于是常常想,清朝哪个部和我的大院对应呢?理藩院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那似乎对应的是外交部、民委和台港澳办。如果清朝有个“总理各党事务衙门”,或许和大院沾边,只是它没有。所以,不像其它大院能从老祖宗那寻到一点血脉,我的大院完全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孙猴子。

的确,共产党就是只孙猴子。“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领袖的诗句非常精辟。历代农民起义,孙猴子们都是闷头与皇帝老儿单打独斗,中国共产党却是自打揭竿之日就与“共产国际”血脉相连。“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不单送来了“主义”,还送来了军事顾问,洋枪洋炮,天庭圣旨……。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领袖对一把手的竞争要艰难许多;没有苏联老大哥的援助,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也难成百万雄师。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把孙猴子们的造反,变成跨国行动。既要联合,就要联络;联络一断,天昏地暗;联络畅通,万事皆兴;联络对于联合的重要性不必多言。小时候听得最多的一个词可能就是“联络”,因为大院就叫“中央对外联络部”。

联络部脱胎于统战部。中央由延安迁至西柏坡后,将城工部改为统战部,下设若干室,其中有一室专管与兄弟党和侨党的联络工作。所谓“兄弟党”,主要指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以及朝共越共这样的还没掌权的共产党,因为老祖宗都是马克思,血脉同源,故称兄弟党;所谓“侨党”,主要指东南亚各国华侨中的党组织。建国初,统战部长李维汉向中央建议,成立专职部门,负责党的对外联络工作;新任驻苏大使的王稼祥也向中央提出此议,十八号大院由此诞生在西郊野地,王稼祥成了第一任部长。

十八号并非只是党的礼宾司和驿站,她还负有“调研”和“援助”之责。“调”者,搜集情况也,“研”者,探讨“共运”也。办公区有间大仓库,里面堆满旧的外文报刊,都为调研所用。幼时我们常偷偷潜入,于尘土飞扬中翻阅浏览;哥哥搜集飞机图片,我看连环漫画。

“援助”一职最神秘,我们称为“西院”的大院西区与之关联。在孩子们眼中,那是一片幽深之地。一幢幢华美的别墅掩映在绿树丛中,一座二层工字楼迴廊曲折,一座小礼堂就像人民大会堂的缩微版,有高高的台阶和落地窗。院里总是静悄悄的,除了鸟鸣声、风拂树叶声和厨房的鼓风机声,你很难听到其它声音。这里专有一个警卫排守卫,家属免进。由于小学在大院西边,走东门上学路太远,特别恩准我们小孩子穿过西院出西门去上学,但仅许沿一条马路进出,不得越界,有如“胡志明小道”。小道靠着西院厨房,每天放学路过那,都闻到烹肉的香味,比机关食堂大锅菜香多了,馋得我们流口水。厨房外的墙角总码着一箱箱喝完的北冰洋汽水瓶,有些瓶中尚有残余,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挑出来一饮而尽。

后来才知道,原来西院里住的都是邻国的孙悟空。既然共运无国界,既然苏联老大哥给我们那样多的援助,我们对邻国的“小兄弟”当然也要鼎力相助。这援助包括培训干部,包括出谋划策,也包括提供“避难”。当邻国的孙悟空让玉皇大帝围剿得无路可走时,咱便偷偷接了来,在西院住下,休养生息。有的孙悟空还拖家带口,于是我们的玩伴中有了“洋孙猴”的孩子,西院也成了“洋孙猴”的“花果山”。


六、

特殊职责使大院聚集了一批特殊的人。对外联络需懂外语,需熟悉所联络国家的情况,故创业初期,大院干部有一半以上是归侨。“归”“龟”同音,十八号大院落草在乌龟驮石碑之地,仿佛这块土地早在等待她,仿佛归侨们早有驮碑的宿命。

特殊人群使大院形成了一种特殊氛围。那时大院干部大多年轻,我父四十出头已属长者。年轻归侨们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许多人出身富有家庭,大多未经过延安整风之类的“思想改造”,生活难免有些“小资”。年轻的母亲们爱穿旗袍,穿布拉吉,爱唱《幸福的爱情从哪里来》,唱《好一朵茉莉花》,爱在周末去大礼堂跳交际舞,我们管那舞叫“蹦嚓嚓”;年轻的父亲们爱穿西服革履,爱高谈阔论,爱读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爱照相和绘画,爱听贝多芬交响乐,爱向窗外引吭高歌。去发小儿y君的家,能吃到精美的进口曲奇点心;在h君家里,能看到精致的日本彩绢玩偶,还有德国照相机,蔡司的镜头;在w君家听唱片也是莫大享受,他小提琴拉得特棒,和着唱机拉《梁祝》,弦音绕梁不绝;最喜欢去q君家,那一溜大书柜里有那样多的世界名著,是我小学时代精神的粮仓。

我的大院不像军队大院,因有那样多身经百战的将士而充满阳刚之气;不像政府大院,因有那样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而厚重沉稳;不像科研大院,因有那样多思维缜密的专家学者而严谨有序。她比军队大院要温柔,比政府大院要轻松,比科研大院要活泼。同时,她又同所有大院一样,充满新鲜血液。那些创业的年轻父母,对共运充满憧憬,工作都很勤奋。比如学外语,外语是联络工具,是大院的看家本事。洋孙猴来到中国常要觐见“菩提老祖”,为“菩提老祖”当翻译可不简单。领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谈话妙趣横生,像“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之类比喻信手拈来,常让翻译卡壳。为了打好外语的底子,他(她)们付出多少心血啊!

大院y女士对她的母亲学外语有这样一段回忆:

从小外公就送妈妈到天津教会学校读书,在家里讲英文。后来,刚一解放她就考进清华,两院并校后又到北大法语系学习,毕业于北大法语系。她大学时主攻法语毕业后自然做了法语翻译。但是,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如何自学意大利语,成为意大利语翻译。

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国内没有意大利语翻译。意大利客人来,只能由法语翻译陪同。虽然这两国文字很相像,但并不能相通。这样,高级外宾来到中国受到中央领导接见时语言沟通成了问题。1957年,母亲所在单位的领导问他们几个翻译,谁愿意转成意大利语翻译。我妈妈首先表示她小时候学过拉丁文,有一些底子,于是就开始自学意大利语。

她先托人从香港买回一本用英文教意大利语的小册子,总共只有18课。后来她又到琉璃厂书店淘了本意大利文字典,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一本外国传教士编的书。这本书可能是清朝末年的,中文用的还是古文,她看起来还很吃力。后来,来了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妈妈做他的法语翻译。但他的法语不太好,他看到妈妈在自学意大利语,有时就故意讲意大利语,妈妈就勉强翻译出来。之后妈妈又和他的夫人学习意大利语,学了两年。她一方面死背语法,另一方面从意大利订了大量的报纸杂志,背上面的单词和句子。她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天必须背熟20个新单词。走路背,上洗手间背,一有空就背。后来她总结了一条经验,就是每个单词重复100遍之后,基本就背牢了。就像榔头敲钉子,敲牢了就不容易忘记了。单词是砖头,首先要积累尽量多的砖头才能盖房子。文法是盖房子的技术,学好了技术就不愁盖不好房子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妈妈自学成材,成了20世纪50年代一名中央领导的意大利语翻译,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领导做过翻译。


七、

大院的年轻干部朝气蓬勃,和他们相比,父亲有些古板。

我有记忆时,父亲大概四十多,还说不上老。可我总觉得他已是个老头,一脸皱纹,头发斑白,牙东倒西歪,人不苟言笑。他不爱唱歌,不会跳舞,不打扑克,不听交响乐,不喜欢照相,不读西方小说,不抽烟喝酒,吃穿不讲究。除了工作,业余消遣大概只有养花、刻印、做木工活、练毛笔字这几项,偶尔听听京戏。这些似乎都不太时尚,加上他一口浓重的滇音,让我觉得他和大院氛围不太搭配。

父亲很少和人聊天,除了性格内向,还因为耳背。41年他在延安得过一场伤寒,肠内大出血,抢救了三天,到鬼门关转了一圈,头发尽脱,腰背肤硬如牛皮,躺了两个多月总算活过来,但几乎失聪。我们和他说话嗓门需高八度,练得哥几个声如洪钟,说话像吵架。

曾以为爷爷是个木匠,因为父亲爱做木工活,经常沉迷于刀锯斧凿油漆之中,虽不敢说技巧娴熟,做出的木器倒也有模有样。这常让我想到木匠皇帝明熹宗,“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刻章也让父亲上瘾。全套刻刀置于小木匣中,有空就找方石头雕刻,多是篆书,我看不懂。最有瘾的还是养花,犹喜养兰。兰花性喜温暖湿润,在北方不好种。父亲煞费苦心,养兰比养孩子还仔细,经他精心呵护,空谷幽兰蓬勃绽放,一进家门便能闻到淡淡花香。父亲还爱听老戏。我五岁那年春节,他带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春晚,晚会有游艺,有歌舞、有杂技,他全无兴趣,一头钻进小礼堂听京戏,让我陪绑。台上花脸吚吚呀呀地唱着,我哪听得懂?想溜出去玩游艺,又怕找不回来,不敢离座,只好拳缩在宽大的皮椅上睡了一觉。
父亲爱书,但他似乎不爱看西方文学。书柜里除了马恩全集是“洋书”,便只有一本《安徒生童话选》算是西洋货,还是买给我们看的。其余的书大多是古籍。诸子百家,经史子集,一套套的线装本,塞满书柜和书箱。他逛街只去西单旧书店和琉璃厂,不知多少钱扔给了旧书摊。文革后期王府井新华书店二层有个内部书店,面向高干卖些市面上的禁书。我们让他买外国名著,他似乎竟不知哪些是名著,干脆带上我们去看,我们挑了他付款。我记得买了《麦田守望者》、《神曲》、《古代希腊神话选》、《泰戈尔诗集》和巴尔扎克的小说,还有《马雅科夫诗集》、《静静的顿河》和《教育诗》等苏联文学作品。在外交部门工作却不读外国文学,有些匪夷所思,在大院圈内,他像是个土包子。

父亲对“土”似乎并不在意,不但不在意,甚至还要张扬。譬如他打草鞋,穿草鞋。那时干部们多穿皮鞋,油光甑亮,走起路来咯噔响,哪有穿草鞋的?可他突发奇想,偏要打双草鞋穿。他并不是用草打,是用旧衣撕成布条打的。他边打边骄傲地说这是在延安学的手艺,在延安人人都穿草鞋,领袖也穿。譬如他带我们上街拾粪。那时的路是名符其实的“马路”,很多马车在路上跑,路上也就常有马粪。他在周日让我们背上竹筐,随他上街拾粪。家里并没有自留地,他养那几盆兰花有一泡马粪足矣,捡粪作啥用?我不知道,只是觉得难为情。可他背着粪筐若无其事,他说在延安能捡到马粪是很高兴的事情,领袖也拾粪。譬如他穿打补丁的衣服。他是行政十级,工资不算少,加上妈妈的工资,养活一家绰绰有余。可他衣着简单,除了参加外事活动穿正装,平常上班总是一身涤卡四兜干部服,破了打个补丁照样穿,小活儿他自己就能缝,到八十多岁他还能缝纽扣呢!他说在延安人人衣服都打补丁,领袖也打补丁。譬如他爱吃土豆。吃法不是“土豆烧牛肉”的苏式,也不是炸薯条或拌沙拉的欧美式,而是清水煮熟,剥皮蘸酱油吃,多么原始的吃法!他说在延安就这样吃,领袖也这样吃。譬如他爱骑自行车。部里有车队,局长是有资格要车的。可他总爱骑自行车出门。直到八十多岁,还一个人骑车跑到黄土岗去挖种花的土。他说骑车比在延安骑毛驴强多了,但没说领袖也骑车,由此我猜测领袖大概不会骑自行车。总之他好像还生活在瓦窑堡,他的时钟是延安时间,一切生活向延安看齐。他虽号称归侨,但他是被党派到国外的,呆的时间也不长,是华侨山寨版,和那些年轻归侨作风迥异。

给我的感觉,父亲似乎孑然孤影,缺少知心朋友。很少有人来串门,来和他闲聊。不用担心他会被谁拖去喝得烂醉,或者玩牌玩得忘了回家。他不在办公室就在家,默默看报看大参考,默默读书,默默种花,默默刻章,默默听戏,默默写大字。他似乎生活在一个人的世界,总显得落落寡欢。他没有陶渊明那份超脱,虽爱种菊,却不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内心似乎总有纠结;他又有些像个逃逸者,似乎永远在躲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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