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大院】：

四、

大院57年竣工，那年父母带着哥哥姐姐和两岁的我，由前京畿道迁入大院，记忆从大院开始。

走过木樨地的木板桥，向左拐，小河西畔，在银杏与白杨环绕的高高的红墙内，是我的大院。它划分成三个区，各有围墙相间。东区办公，靠南有一大一小两个办公楼，楼西有一株北方少见的芙蓉树，树冠如巨伞，合欢叶纤细如缕，芙蓉花丝半红半白，香气袭人；北侧有一个大办公楼，窗外可见那尊乌龟驮石碑；南北办公楼之间是个大花园，有厚厚的草坪和茂盛的花丛，有苹果树和梨树；花园东边有个大礼堂，窗前一排海棠树，婀娜多姿。中区是宿舍，一条笔直的马路贯穿南北，路西由北向南依次排列着五座红砖楼，楼之间有食堂、澡堂（最早澡堂是在办公区，后挪到宿舍区）、小卖部、洗衣房、理发室、锅炉房和高高的煤山；宿舍区的树木种类最多，像我家南窗外有核桃树和柿树，北窗外有古松侧柏和老槐树，楼东侧的马路两边有成行的柳树，挨着南院墙还有枣树和桑树，整个宿舍区一片郁郁葱葱。西区充满神秘，其功能容待后叙。

去过不少大院，觉得都比不上我的大院，我的大院像画儿一样美。

大院美在颜色。春天的颜色生机勃勃。遍地迎春金黄，满树玉兰洁白，小姑娘掐片鸡冠花染红娇巧的指甲，男孩子揪朵串儿红吮吸花心的蜜汁……；夏天的颜色绿如湖水。阳光映射林间，地上有斑斓绿影；林子若很密，地上会泛出浓绿的苔藓；青翠的死不了和马齿苋匍匐脚下，爬山虎卖力地将墙裙涂成碧色……；秋天的颜色昭告成熟。枣红了，柿黄了，一串串红海棠压弯了枝头，紫皮石榴也笑得咧开了嘴；银杏与白杨遥相呼应，在秋风摇曳中让一树金蝶翩跹起舞……；冬天的颜色美如仙境。雪中大地皆白，树冠上层层叠叠像玲珑宝塔，屋檐下长长短短像冰凌瀑布，窗玻璃密密麻麻绽开层层冰花；天地一色无纤尘，万物纯洁得让你恍惚，宛若走进白雪公主的世界……。

大院美在气味。春天满院花香，夏天弥漫着浓浓的泥土湿气，秋天带给你水果的甘甜味道，冬天的烟味总让人有暖暖的感觉。我家楼南是机关食堂，临近中午和傍晚，阵阵炊香钻窗而来，闻一下就知道食堂炒的什么菜。肚里咕咕响起，常从泡菜瓶里拈出几片心里美萝卜皮，爬在窗台上就着香味啃。

大院美在声音。春天，粉眼柳莺娇小的身子在灌木丛中穿梭，清脆的鸣声稍显单调；夏天是红靛颏和蓝靛颏的舞台，它们站在枝头高扬脖颈，一边展示脖下那片美丽的锦羽，一边比赛婉转歌喉；秋天，太平鸟来了，它们和喜鹊乌鸦一齐忙着啄食柿子，间或停下来理理头上那簇翘耸的羽毛，发出银铃般嘹亮的叫声，漂亮的啄木鸟也在一旁兴奋地敲击树干为它们伴奏，此时轻轻在林中漫步，听脚下层层落叶簌簌作响，最是惬意；冬天万籁俱寂时，枯枝上寒鸦的聒噪声让人想起古道西风瘦马，平添几分幽思，几分惆怅。夏天的虫鸣也很美，夜晚躺在草坪上闭目倾听，蛐蛐、蝈蝈、油葫芦、纺织娘，还有许多叫不上名的鸣虫，一齐在草丛中唧唧唱着，偶尔还有新蝉在树梢上试一嗓子，报告它的羽化。

大院美在建筑。据说楼房都是仿苏设计，但三个区域又各有特色：办公楼高大庄重，水磨石楼道光亮照人，办公室铺着红木地板，有淡淡蜡香。宿舍楼整齐规矩，特点是“大”：斜坡楼顶像顶大帽子，冬暖夏凉；楼梯宽大厚实，木栏扶手像个大滑梯，男孩子能顺扶手从四楼曲曲折折滑到一楼；房间很大，南北通透，浴室有很大的浴缸，厨房有很大的锅炉；每家都有个大阳台，夏天搁把竹摇椅，躺着、摇着，望星空看月亮，最惹遐思。西院的别墅回廊曲折，红砖青瓦，与四围枫红柳绿搭配得妥妥帖帖。

大院美在周边。南墙外是一片农舍，屋前有香椿树和葡萄架，有鲜嫩的豆角，脆生生的黄瓜；西墙外是一片青纱帐，老玉米在棒叶中探出头来左顾右盼，小麻雀在高粱穗上扎堆聊天窃窃私语；东门外不用说，有那条美丽的小河日夜流淌。若再走远些，向北有碧波荡漾的玉渊潭和钓鱼台，向南有芙蓉满湖的莲花池，向西有松拥柏绕的公主坟，向东有青石叠耸的古城墙；那位固山贝子真是会看风水，居此地下，夜夜好梦。

大院美在远眺。除了冬季，天气多是清澈如水。登楼远眺，像孙髯翁登大观楼：“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东骧神骏”是那朝霞万道如神骏奔腾，“西翥灵仪”是那西山落日似凤凰飞舞，“北走蜿蜒”是那崇山峻岭间匍匐而行的长城，“南翔缟素”是那寥廓平原上悠悠飘荡的白云……。

难怪我们会有大院情结，这样美丽的伊甸园，如今哪有？

五、

读清史，才知当今大院在清朝已有雏形。像管工业的部委，对应清朝的工部；海陆空司令部，对应清朝的兵部。于是常常想，清朝哪个部和我的大院对应呢？理藩院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那似乎对应的是外交部、民委和台港澳办。如果清朝有个“总理各党事务衙门”，或许和大院沾边，只是它没有。所以，不像其它大院能从老祖宗那寻到一点血脉，我的大院完全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孙猴子。

的确，共产党就是只孙猴子。“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领袖的诗句非常精辟。历代农民起义，孙猴子们都是闷头与皇帝老儿单打独斗，中国共产党却是自打揭竿之日就与“共产国际”血脉相连。“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不单送来了“主义”，还送来了军事顾问，洋枪洋炮，天庭圣旨……。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领袖对一把手的竞争要艰难许多；没有苏联老大哥的援助，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也难成百万雄师。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把孙猴子们的造反，变成跨国行动。既要联合，就要联络；联络一断，天昏地暗；联络畅通，万事皆兴；联络对于联合的重要性不必多言。小时候听得最多的一个词可能就是“联络”，因为大院就叫“中央对外联络部”。

联络部脱胎于统战部。中央由延安迁至西柏坡后，将城工部改为统战部，下设若干室，其中有一室专管与兄弟党和侨党的联络工作。所谓“兄弟党”，主要指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以及朝共越共这样的还没掌权的共产党，因为老祖宗都是马克思，血脉同源，故称兄弟党；所谓“侨党”，主要指东南亚各国华侨中的党组织。建国初，统战部长李维汉向中央建议，成立专职部门，负责党的对外联络工作；新任驻苏大使的王稼祥也向中央提出此议，十八号大院由此诞生在西郊野地，王稼祥成了第一任部长。

十八号并非只是党的礼宾司和驿站，她还负有“调研”和“援助”之责。“调”者，搜集情况也，“研”者，探讨“共运”也。办公区有间大仓库，里面堆满旧的外文报刊，都为调研所用。幼时我们常偷偷潜入，于尘土飞扬中翻阅浏览；哥哥搜集飞机图片，我看连环漫画。

“援助”一职最神秘，我们称为“西院”的大院西区与之关联。在孩子们眼中，那是一片幽深之地。一幢幢华美的别墅掩映在绿树丛中，一座二层工字楼迴廊曲折，一座小礼堂就像人民大会堂的缩微版，有高高的台阶和落地窗。院里总是静悄悄的，除了鸟鸣声、风拂树叶声和厨房的鼓风机声，你很难听到其它声音。这里专有一个警卫排守卫，家属免进。由于小学在大院西边，走东门上学路太远，特别恩准我们小孩子穿过西院出西门去上学，但仅许沿一条马路进出，不得越界，有如“胡志明小道”。小道靠着西院厨房，每天放学路过那，都闻到烹肉的香味，比机关食堂大锅菜香多了，馋得我们流口水。厨房外的墙角总码着一箱箱喝完的北冰洋汽水瓶，有些瓶中尚有残余，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挑出来一饮而尽。

后来才知道，原来西院里住的都是邻国的孙悟空。既然共运无国界，既然苏联老大哥给我们那样多的援助，我们对邻国的“小兄弟”当然也要鼎力相助。这援助包括培训干部，包括出谋划策，也包括提供“避难”。当邻国的孙悟空让玉皇大帝围剿得无路可走时，咱便偷偷接了来，在西院住下，休养生息。有的孙悟空还拖家带口，于是我们的玩伴中有了“洋孙猴”的孩子，西院也成了“洋孙猴”的“花果山”。

六、

特殊职责使大院聚集了一批特殊的人。对外联络需懂外语，需熟悉所联络国家的情况，故创业初期，大院干部有一半以上是归侨。“归”“龟”同音，十八号大院落草在乌龟驮石碑之地，仿佛这块土地早在等待她，仿佛归侨们早有驮碑的宿命。

特殊人群使大院形成了一种特殊氛围。那时大院干部大多年轻，我父四十出头已属长者。年轻归侨们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许多人出身富有家庭，大多未经过延安整风之类的“思想改造”，生活难免有些“小资”。年轻的母亲们爱穿旗袍，穿布拉吉，爱唱《幸福的爱情从哪里来》，唱《好一朵茉莉花》，爱在周末去大礼堂跳交际舞，我们管那舞叫“蹦嚓嚓”；年轻的父亲们爱穿西服革履，爱高谈阔论，爱读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爱照相和绘画，爱听贝多芬交响乐，爱向窗外引吭高歌。去发小儿y君的家，能吃到精美的进口曲奇点心；在h君家里，能看到精致的日本彩绢玩偶，还有德国照相机，蔡司的镜头；在w君家听唱片也是莫大享受，他小提琴拉得特棒，和着唱机拉《梁祝》，弦音绕梁不绝；最喜欢去q君家，那一溜大书柜里有那样多的世界名著，是我小学时代精神的粮仓。

我的大院不像军队大院，因有那样多身经百战的将士而充满阳刚之气；不像政府大院，因有那样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而厚重沉稳；不像科研大院，因有那样多思维缜密的专家学者而严谨有序。她比军队大院要温柔，比政府大院要轻松，比科研大院要活泼。同时，她又同所有大院一样，充满新鲜血液。那些创业的年轻父母，对共运充满憧憬，工作都很勤奋。比如学外语，外语是联络工具，是大院的看家本事。洋孙猴来到中国常要觐见“菩提老祖”，为“菩提老祖”当翻译可不简单。领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谈话妙趣横生，像“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之类比喻信手拈来，常让翻译卡壳。为了打好外语的底子，他（她）们付出多少心血啊！

大院y女士对她的母亲学外语有这样一段回忆：

从小外公就送妈妈到天津教会学校读书，在家里讲英文。后来，刚一解放她就考进清华，两院并校后又到北大法语系学习，毕业于北大法语系。她大学时主攻法语毕业后自然做了法语翻译。但是，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如何自学意大利语，成为意大利语翻译。

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国内没有意大利语翻译。意大利客人来，只能由法语翻译陪同。虽然这两国文字很相像，但并不能相通。这样，高级外宾来到中国受到中央领导接见时语言沟通成了问题。1957年，母亲所在单位的领导问他们几个翻译，谁愿意转成意大利语翻译。我妈妈首先表示她小时候学过拉丁文，有一些底子，于是就开始自学意大利语。

她先托人从香港买回一本用英文教意大利语的小册子，总共只有18课。后来她又到琉璃厂书店淘了本意大利文字典，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一本外国传教士编的书。这本书可能是清朝末年的，中文用的还是古文，她看起来还很吃力。后来，来了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妈妈做他的法语翻译。但他的法语不太好，他看到妈妈在自学意大利语，有时就故意讲意大利语，妈妈就勉强翻译出来。之后妈妈又和他的夫人学习意大利语，学了两年。她一方面死背语法，另一方面从意大利订了大量的报纸杂志，背上面的单词和句子。她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天必须背熟20个新单词。走路背，上洗手间背，一有空就背。后来她总结了一条经验，就是每个单词重复100遍之后，基本就背牢了。就像榔头敲钉子，敲牢了就不容易忘记了。单词是砖头，首先要积累尽量多的砖头才能盖房子。文法是盖房子的技术，学好了技术就不愁盖不好房子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妈妈自学成材，成了20世纪50年代一名中央领导的意大利语翻译，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领导做过翻译。

七、

大院的年轻干部朝气蓬勃，和他们相比，父亲有些古板。

我有记忆时，父亲大概四十多，还说不上老。可我总觉得他已是个老头，一脸皱纹，头发斑白，牙东倒西歪，人不苟言笑。他不爱唱歌，不会跳舞，不打扑克，不听交响乐，不喜欢照相，不读西方小说，不抽烟喝酒，吃穿不讲究。除了工作，业余消遣大概只有养花、刻印、做木工活、练毛笔字这几项，偶尔听听京戏。这些似乎都不太时尚，加上他一口浓重的滇音，让我觉得他和大院氛围不太搭配。

父亲很少和人聊天，除了性格内向，还因为耳背。41年他在延安得过一场伤寒，肠内大出血，抢救了三天，到鬼门关转了一圈，头发尽脱，腰背肤硬如牛皮，躺了两个多月总算活过来，但几乎失聪。我们和他说话嗓门需高八度，练得哥几个声如洪钟，说话像吵架。

曾以为爷爷是个木匠，因为父亲爱做木工活，经常沉迷于刀锯斧凿油漆之中，虽不敢说技巧娴熟，做出的木器倒也有模有样。这常让我想到木匠皇帝明熹宗，“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刻章也让父亲上瘾。全套刻刀置于小木匣中，有空就找方石头雕刻，多是篆书，我看不懂。最有瘾的还是养花，犹喜养兰。兰花性喜温暖湿润，在北方不好种。父亲煞费苦心，养兰比养孩子还仔细，经他精心呵护，空谷幽兰蓬勃绽放，一进家门便能闻到淡淡花香。父亲还爱听老戏。我五岁那年春节，他带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春晚，晚会有游艺，有歌舞、有杂技，他全无兴趣，一头钻进小礼堂听京戏，让我陪绑。台上花脸吚吚呀呀地唱着，我哪听得懂？想溜出去玩游艺，又怕找不回来，不敢离座，只好拳缩在宽大的皮椅上睡了一觉。
父亲爱书，但他似乎不爱看西方文学。书柜里除了马恩全集是“洋书”，便只有一本《安徒生童话选》算是西洋货，还是买给我们看的。其余的书大多是古籍。诸子百家，经史子集，一套套的线装本，塞满书柜和书箱。他逛街只去西单旧书店和琉璃厂，不知多少钱扔给了旧书摊。文革后期王府井新华书店二层有个内部书店，面向高干卖些市面上的禁书。我们让他买外国名著，他似乎竟不知哪些是名著，干脆带上我们去看，我们挑了他付款。我记得买了《麦田守望者》、《神曲》、《古代希腊神话选》、《泰戈尔诗集》和巴尔扎克的小说，还有《马雅科夫诗集》、《静静的顿河》和《教育诗》等苏联文学作品。在外交部门工作却不读外国文学，有些匪夷所思，在大院圈内，他像是个土包子。

父亲对“土”似乎并不在意，不但不在意，甚至还要张扬。譬如他打草鞋，穿草鞋。那时干部们多穿皮鞋，油光甑亮，走起路来咯噔响，哪有穿草鞋的？可他突发奇想，偏要打双草鞋穿。他并不是用草打，是用旧衣撕成布条打的。他边打边骄傲地说这是在延安学的手艺，在延安人人都穿草鞋，领袖也穿。譬如他带我们上街拾粪。那时的路是名符其实的“马路”，很多马车在路上跑，路上也就常有马粪。他在周日让我们背上竹筐，随他上街拾粪。家里并没有自留地，他养那几盆兰花有一泡马粪足矣，捡粪作啥用？我不知道，只是觉得难为情。可他背着粪筐若无其事，他说在延安能捡到马粪是很高兴的事情，领袖也拾粪。譬如他穿打补丁的衣服。他是行政十级，工资不算少，加上妈妈的工资，养活一家绰绰有余。可他衣着简单，除了参加外事活动穿正装，平常上班总是一身涤卡四兜干部服，破了打个补丁照样穿，小活儿他自己就能缝，到八十多岁他还能缝纽扣呢！他说在延安人人衣服都打补丁，领袖也打补丁。譬如他爱吃土豆。吃法不是“土豆烧牛肉”的苏式，也不是炸薯条或拌沙拉的欧美式，而是清水煮熟，剥皮蘸酱油吃，多么原始的吃法！他说在延安就这样吃，领袖也这样吃。譬如他爱骑自行车。部里有车队，局长是有资格要车的。可他总爱骑自行车出门。直到八十多岁，还一个人骑车跑到黄土岗去挖种花的土。他说骑车比在延安骑毛驴强多了，但没说领袖也骑车，由此我猜测领袖大概不会骑自行车。总之他好像还生活在瓦窑堡，他的时钟是延安时间，一切生活向延安看齐。他虽号称归侨，但他是被党派到国外的，呆的时间也不长，是华侨山寨版，和那些年轻归侨作风迥异。

给我的感觉，父亲似乎孑然孤影，缺少知心朋友。很少有人来串门，来和他闲聊。不用担心他会被谁拖去喝得烂醉，或者玩牌玩得忘了回家。他不在办公室就在家，默默看报看大参考，默默读书，默默种花，默默刻章，默默听戏，默默写大字。他似乎生活在一个人的世界，总显得落落寡欢。他没有陶渊明那份超脱，虽爱种菊，却不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内心似乎总有纠结；他又有些像个逃逸者，似乎永远在躲避什么。

庄生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