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0（上）】：

坐在一条死去的船上

昨天的这个时候，我正在夕阳照耀下，坐在一条船上望着大海，心里想要不要把《自传与公传》接着写下去。

我坐着的，是被拖到岸上的一条船，已经上岸多年了，被高高的沙滩植物包围着，有几个漏洞让秋风穿过，有几棵荒草在船舱生长。看到那艘大船时，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它死了，就像印第安人的思维，他们如果说一条船不再下海，一定会说那条船死了。接下来我的联想就与写作有关，一个作家，一旦丧失了面对生活的热情，一旦远离了人类社会的良知，一旦停止了艰苦劳神的写作，与那条已经死了的船，又有多大的区别？

坐在那条船上，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我来时已经退潮的海水，现在一点点爬上沙滩。我看见几只灰白的海鸥，从潮水上飘起来开始滑翔。我还看见像潮水一样的时间，前仆后继，在我的眼前经过，像潮水一样的事件，带着时间的因素，铺展在开阔的海空。

在写完1950年代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像是放下一个盛满开水的锅子，锅里的水很重，锅的把手很热。那些很重的事件，那些很热的语言。说句实在的话，我不是一个有力量的人，我也想往过轻松的生活。

但是，时间似乎总是与人作对。许多在1950年代我没有写到的事情，许多在1950年代我有意忽略的事情，应该完结的，也没有完结。它们像潮水一样涌进了1960年代，哗哗作响，激起浪涛，在夕阳下泛着暖金色的光芒。

再锋利的刀剑，也割不断时间。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和昨天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句话可以从广义来理解，也可以从狭义来理解。

比如昨天的这个时候，我在我故乡的一座庙里。我看见天王殿与大雄宝殿之间的院落，有一株松树，它不向高处生长，但周围又没有太大的空间，只好像一条龙盘来盘去，盘了四百多年。它比庙里任何一位僧人的寿命更为长久。它见证过人世间更多的事情。

但它和我一样，也没有见过雪庵和尚。这座庙里最著名的高僧是元代雪庵和尚。据《辽阳县志》的说法，他应该是一位将领，征战数年后，在一个月明之夜返回故乡。那天他看见的是妻子和一个年轻人睡在一起。按中国古代军人的血性，一般都是手起刀落将那人砍了，但他叹一口气转身去寺庙当了和尚，当然后来才知道那人是他长大了的女儿，在战乱年代打扮成一个男儿的样子。按照其它史书的说法，雪庵和尚若不出家学佛，定然是曹操、孙权那样的领袖人物，只可惜生不逢时，许多时候都要轻轻叹一口气，转身离去。此外，他还曾经是那一朝代的大学士，写得一手好书法，画得一笔好丹青。

昨天我在庙里想起的是另一位和尚，他刚刚去世不久，我还到他的新墓前行了一个礼，表示怀念。以前我和他是同一个城市的政协委员。每逢政协开会的时候天气都很冷，他只是穿着一件半袖衫，走在下过雪的街上，丝毫看不出寒冷，让人觉得他是一位会武功的高僧。我来到这座庙里的时候见过他几次，有时候谈佛教内的事情，有时候谈佛教外的事情，有时候是我一个人，有时候是和一些朋友。

他的庙里有一副楹联，写的是我很不容易理解的佛家观念。上联是：顿觉洞天法界,其动非色,其静非空；下联是：凡夫进入佛乘,所修为因,所证为果。

我记住这幅楹联的时间，是七八年前的夏天。那天上午，一位书法界的老朋友、一位公益画廊的经理和我，在他的庙里与他攀谈了很久。画廊经理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姓赵，因为自幼双手残疾，就用脚执笔写字作画，特别辛苦也特别勤奋，从大学的美术系毕业后开了一家不大的画廊，搞一些公益画展，教一些学画少年，卖一些书画用品，一点一点地向前发展。总之，每次见到这个女孩子，我都感动，我都敬佩。那天在与老和尚攀谈的时候，老和尚看到这个女孩子双手上的残疾，就说她的前一世的行为是因，这一世的疾病是果，意思是上一辈子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虽然我早已知道佛教和民间都有这样的说法，但具体落实到这个特别能吃苦耐劳的女孩子身上，还是觉得很难接受，觉得这样的说法有些机械，有些随意，也有些冷酷。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我很不情愿地看到了这幅有关修证因果的楹联，并且留下的印象很深很深。

许多中国人都和我一样，由于接触的更多一些，所以对佛教的情感，相对于其它宗教的情感要会深一些。至于我，可能有另外一层的原因，许多关于佛教的认识，来自于家里那本缺皮少页的《西游记》，也来自我三哥借回来的一本《济公传》。《济公传》里有很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我还记得，济公和尚手拿一把破扇子，穿着一身破衣裳，摇摇摆摆地走在街上。又一次他看见一个做小买卖的年轻人，正在墙根下面拉屎。他是活佛，一看就知道那个年轻人在家是个大孝子，而身后那墙马上会倒塌，压在他的身上。济公挑起那人的卖货担子就跑，那人提着裤子赶紧来追。后面的墙轰轰隆隆倒了下来，那人才知道济公活佛有意救了他一条性命。在许多因果报应的故事里面，我对这个故事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之一，仅仅是那个被救的人和我一样，都是姓董；我对这个故事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之二，是希望姓董的人都是孝子，遇到危难的时候有人搭救。

我小的时候，虽然从书中受到宗教意识的影响，但身边并没有很好的宗教环境。在1950年代末期，中国组织起一个强大又统一的意识形态，不需要另外一种宗教的意识形态影响社会，庙里的许多和尚编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种地去了，还有一些和尚干脆还俗回家娶妻生子。我家附近的千山，两千年前就有宗教活动，明清的时候特别兴盛，形成佛家与道家共驻一山、谐同发展的独特景观。但是到了1960年的时候，大部分和尚道士还俗回家了，一座座庙宇道观断绝了香火，塑像倾倒，荒凉不堪。这又是怎样的因和果呢？

我在前面写到的那位老和尚，这时也没有办法留在庙里，随着僧人们还俗回家，有了妻子儿女。后来政策宽松了，这些僧人又回到庙里继续修行，向着宗教的理想世界迈进；或者像港台一样，把宗教场所作为产业来刻苦经营。以至于很多年以后，他们在这两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收获，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一些老僧人去世之后，留下相当丰富的财物，庙里要留下来，妻子儿女也要继承，常常争论到法庭上去。这些财物给谁不给谁，让那些法官们左右为难。

 

失去尊严的人，不能叫人

刚刚跨进1960年的时候。

中国四川省合川县。

一个叫做王荣学的人，被五花大绑地押出县城监狱，往荒僻的地方去了。他已经被宣判死刑，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活短短的几分钟。最后的一段路，他的腿软了，被拖着往前走，一点儿做人的尊严都没有了。

许多被枪毙的人，在临死之前都很怕死，有尊严的不多。问题是王荣学在1951年四川土改之后，即便是活着的时候，就没有了一点儿尊严。

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四川、西藏和台湾几个省份不在共产党手里，如果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分，还要包括从广东划出来的海南省和从四川划出来的直辖市重庆。王荣学居住的合川县，现在归重庆管辖，以前却是归属四川的。

1950年新年之前，国民党军队被赶出了四川，接下来是一段时间的剿匪，然后是土地改革。王荣学的家庭划为地主成分，他当时的年龄是二十七八岁，不大不小，可以划为地主了。说起来也怪那个地方，如果早一些成为解放区，早一些实行土地改革，那王荣学呢，只能划成一个地主子弟。这样看起来，在所有的叙事里面，时间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地主”这个名称，我不知道怎样翻译成外文，按照汉语的字面意思不过是土地的主人，但在中国的革命语系里面，地主是剥削阶级，不劳而获，欺压民众，罪恶累累。中国的革命者曾经制造出三个地主典型，宣传了半个世纪，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灌输和培养对整个地主阶级的仇恨心理。一个是早在延安时代通过革命戏剧制造的恶霸地主黄世仁，一个是新政权建立后通过小说制造的黑心地主周扒皮，再一个就是通过宣传部门写稿制造的四川大地主刘文采。当然，也不仅是写写稿子就能让刘文采变成罪大恶极的人物，还要通过证人造假、证物造假和艺术虚构相结合的手段，比如稿子里写到他有一个专门关押佃户的地下水牢，就要安排一个妇女编造出她关进水牢的经历，就要把他原来放烟的仓房改建成水牢，还要让美术师们搞一组刘文采收租院的泥塑，公开展出后又复制了几份，一年又一年在全国巡回展览。

时间可真是个重要的因素。我曾经在《自传与公传》的一章里，按照从古至今社会管理层面的区别，把人类经过的社会形态分为四种：部落首领社会、奴隶主社会、封建君王社会、党派社会。那些被我们深深仇视的地主，不过是封建君王社会中的基层管理者。与前面奴隶主社会相比较，他们在几千年里发挥过一定的进步作用。

再说得细致一些，中国这么大的农耕社会，种地绝对是一件大事。许多踌躇满志的新朝君王，取代了前朝君王后首先要重分田地，那时候的家家户户都是地主。过了一些年之后，不善于种地的人把田地卖了出去，不屑于种地的人从政经商去了，让专门经营田地的人成了地主。他们的功绩在于提供相对优越的农作物生产，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在另一方面，他们不仅是这片广袤大地春种秋收的耕种者，也是这个优秀民族道德文化的守望者。只要查一下中国各地的县志，我们会找到历朝历代数不尽的文化乡绅，承担起宗教、道德、法律、教育以及相关的权利与义务，做出持久和艰辛的努力。现在，我正在形成这样一个想法：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帝国列强在军事、经济、文化上侵入中国，一百多年的时间，他们成功地侵入中国的城市文明，却无法侵入中国的乡村文明，于是就无法撼动这个农耕社会的稳固基层，无法将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国家。

因为这个问题还刚刚想到，现在就说出来，意味着很大的风险。

如果认真拷问起来，我至多能说出刘文采在四川大邑做过的一些事情如何补益于社会，说不出四川合川的王荣学和他的父辈都做过那些重要的好的事情。王荣学在1960年因为杀人被判死刑是正常量刑，而王荣学父辈是什么样子，我现在一无所知，以后还会一无所知。我知道我没有为他们辩护的本意。

王荣学居住的合川县云门乡，是在1951年进入土改阶段的，并且在全国有很大的反响。

我看到一份资料，当时的中国到处掀起土改热潮。不仅大陆搞土改，台湾也搞土改——丢失大陆退守小岛的国民党，此时接受了失败教训，开始实践40年前建立民国时“耕者有其田”的承诺，搞一场赎买田地的和平土改。相比起来，大陆上共产党领导的土改运动轰轰烈烈，有了十多年的历史，此时接近尾声，只是四川那边的西南地区，刚刚开始土改，合川是西南地区土改试点县。此时大面积的两党战争已经结束，新政权已经稳固建立，地主富农已经愿意交出他们的财产，合川最初的土改方式也接近于和平土改，肉刑不可避免，但不必杀掉他们，就可以完成土改的各项工作。同样的原因，新政权还组织了一批党外民主人士，以全国政协组西南土改工作团的名义前往合川，名义上是工作，实际上是接受教育。这个团的团长是经济学家章乃器，团员有梁漱溟为首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梁漱溟回忆说，他们“不久便下到这个县的云门乡，晚间住在镇上一家地主的住宅里，白天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方便参加各种活动，包括贫雇农诉苦，清算斗争地主，分田地，发土地证，以至直接与农民谈话等，都参加了。”看到那里最初的土改接近于和平土改，梁漱溟还在一场会上发言说：“与中共的距离在缩短中。”他们住的云门乡，就是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地主王荣学所在的地方。

他们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他们很不情愿地看到，上面来的信函严厉了合川和平土改的方式，重新实行过去习惯了的暴力革命。章乃器在那年8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工作团“团内会报”的情况：天星三村，吊打中打死了女地主何敬修，四村打死地主曾瑞。六村地主何芸樵及儿、媳，二人被吊打，二人被扎（绑），其大儿媳第二天上吊自杀，另一地主何郁文被吊打二三十分钟就死了。

我记得世界上有一种“破窗理论”，说的是一个窗户很多的建筑，有一块玻璃被打破了，如果没有人及时修补，用不了很长时间，所有的玻璃都会被人打破。应用到土改时候的合川，有一个地主被打死了，如果没有人及时制止，用不了很长时间，很多的地主都会被人打死。多年以前我游历三峡，在四川奉节的一个小餐馆里，听到两个人谈论过去的事情。当年土改的时候，开始时是把地主绑成一串游街批斗，后来人们懒得斗了，干脆用捆绑他们的绳子勒死，再后来人们懒得勒了，干脆把他们活埋。其中一个人讲到他的亲戚，是被人推到土沟里一阵乱石砸下死的。我放下碗筷，更专心地听他们讲述，可他们见引起了一个干部模样陌生人的注意，赶紧不谈了，换成别的话题。那一天，他们喝了一杯又一杯的白酒，他们说的可能都是酒话。土改的事情想必是道听途说，我要是信以为真，一定是和他们喝了同样多的酒精。

其实我想说的，只是一个作家的个人见解，杀掉他们不对，打倒他们也不妥当。作为一场革命，需要粉碎的只应该是旧政府的专政机器，不应该伤害那些依法经营、合理投资、正当收益的人们。当那场革命把所有富裕农民都作为革命对象，便会导致所有国民一同度过几十年穷苦日子，这是革命的结果，还是革命的初衷？可能都不是，只是革命的失误。

土改结束了，王荣学他们，那些地主分子和地主子弟的厄运才刚刚开始。他们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成了比印度种群制度最底层还要低贱的种群。这个种群最初叫做四类分子，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是中国才有的一个特殊种群，在苏联、东欧国家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类似的阶层。因此可以不够精确地说，四类分子（包括以后的五类分子、九类分子）是我们民族心理中相对阴暗的那部分制造出来的。他们的人数在两千万左右，连同他们的子弟和家属（一般称呼为地主子弟、富农子弟、反革命家属、坏分子家属）大约有一亿人，全部陷入了最底层。比如说，生产队里的队员不愿下地干活，拉出两个六七十岁的老地主斗一斗，说是受他们鼓动大家才不给集体出力，斗了之后大家就纷纷下田劳动了。再比如，大家对公共食堂吃不饱有牢骚，拉出几个食堂里的地富子弟斗一斗，说是他们鼓动大家反对公共食堂，斗了之后大家就不敢提意见了。

在新政权建立之后，曾经许诺五年后给改造好的地主富农摘掉帽子，但后来没有实行，反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又补充了一大批漏网地主、漏网富农，让这个减员严重的群体，保持着总人数的兴旺繁荣。以至于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国家决定为全部四类分子彻底地摘帽，不再虐待、欺辱这一大批国民，这时候还有很多乡村干部乐观地期望，能不能留下两个，需要吓唬群众的时候，就把他们拉出来打一顿，斗一场。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以仇视的目光，看着乡村里有能力经营田亩的人，幻想着再来一次土改整死他们。说句心里话，如果没有人还在那种致命的仇恨中生活，我可能不会一夜无眠，抽掉半包香烟，撰写现在的这篇文字。

至于前面提到的王荣学，1949年建国时27岁，1959年年底杀人时37岁，并不像被他杀死的刘文学喊的“老地主偷海椒了”那样老。另外，杀人案件发生的时候，正是大饥荒时期。杀人者和被杀者所在的四川，饿死的人有一千万，求生的本能压过了文化道德的需求，如果偷到能吃的东西，谁都毫不犹豫地会偷。偷谁的呢，只能偷“集体”的，每一粒玉米、每一棵玉米秸，都属于“集体”。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人知道那个年代有一句顺口溜：口是风匣手是场，浑身上下是仓房。说的是全国到处可见的情形，看到一把粮食，用手搓一搓，用口吹一吹，赶紧藏到身上带回家里。

能偷回家还算幸运的，在1960年大饥荒中，部分民众因饥荒而偷盗未成熟的庄稼（称为偷青），干部和民兵就组织了反偷青，有些百姓因此被打死、整死。四川的崇庆县对抓到的偷青吃青、小偷小摸的乡民进行严厉斗争，出现打人致死和被打后自杀的事件，1960年的数字我不知道，1961年发生了12起。

王荣学偷海椒的那天，是1959年11月18日。那个夜晚，他被少先队员刘文学看见，先是求情告饶，后又掏钱哄骗，但刘文学按照学校的要求，为了保护集体的利益要奋不顾身地和坏人坏事作斗争，一定要拉着他到治安队去。他知道已经没有活路了，就萌动了杀人恶念。

如果没有那个血腥的案件，他们可能到现在都还活着，一个六十多岁，一个八十多岁，都赶上了现在的好时光。

 

英雄是怎样诞生的

我上小学之前，有一次到我三哥的教室里去，看到墙上挂着许多画像，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其中一个十几岁的，穿白上衣，系红领巾，两只眼睛里面有光，和我的三哥长得很像。再走近了仔细一看，又不像我的三哥，像我的大哥。我就奇怪了，为啥把我大哥的照片挂在你们墙上？三哥的同学全都被我逗乐，争着告诉我，他叫刘文学，新中国第一个少年英雄，为了保护集体财产，被妄想变天的老地主掐死了。

直到最近我才知道，一九六〇年代，刘文学只被追认为模范少先队员，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他死去二十多年后，合川县政府、国家民政部又先后批准他为烈士。

为什么二十多年以后才批准他为烈士？为什么他死后的身份越来越荣耀？

想来想去，我想起中国独创的一个新型产业，为英雄模范人物写材料。说它是一个产业，是因为这一批人成千上万，分布在党政机关从上而下的各个层次，专门负责整理模范人物事迹材料。与其它产业的竞争一样，他们之间也有竞争。辽宁省的辽阳市，某一年出现一位英勇青年，为救活别人牺牲了自己。他的事迹整理出来送到团中央，有希望被树立为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但一般来说，中国每年树立的全国榜样不会超过一个，如果报上来的超过一个，要看谁的事迹材料写得更好。那一年选择的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女青年，辽阳那个年轻人的事迹就被湮没了，以后很少有人提起。

还有一个例子，也说明写材料的重要性，是我大哥从部队复员以后讲给我的：有个战士赶着马车过铁路时被火车撞死了，部队首长要当事故处分这个战士，但是部队附近的百姓都来为那战士求情，因为他做过很多很多好事，那些百姓都得到他的帮助。于是部队首长派人搜集整理了那些事迹，把他树立为全军和全国学习的英雄。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写材料的意义，挖掘丰富了，加工丰满了，宣传生动了，英雄模范就出现了。民间有一句话形容他们，“够不够，材料凑”。

大约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至少是从1960年宣传推广刘文学的英雄事迹开始，这个产业开始不断兴旺繁荣。那时候，精心包装的刘文学正面事迹，以及附带加工的王荣学反面事迹，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年代，显得特别重要，可以让全国民众义愤填膺、痛哭流涕地参加控诉地主新旧罪行的诉苦大会，把阶级斗争搞的热火朝天。更加非凡的意义，是通过他的典型，引导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成为一批又一批只有集体意识、没有个体意识的接班人。用那时候的话说就是，集体的利益再小也重于泰山，自己的利益再大也轻于鸿毛。我愿意相信，挖掘和整理刘文学材料的那些人很有专业精神和专业水平，起码能跟上中国国情的变化，在阶级斗争年代结束后又挖掘出刘文学新的典型意义，让他在死后二十多年成了烈士。当然像是《红楼梦》写的一荣俱荣，刘文学越来越荣耀，所有参与挖掘、加工、宣传刘文学事迹的人，也越来越荣耀。辽阳那个舍己救人的典型没有推到全国，所有为他写材料的人就荣耀不起来。

我这一代人，以及我以后的一两代人，都是读英雄人物事迹长大的。那些英雄和为英雄写材料的人，影响了我们的情感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比如，我们从小就开始做好人好事，从小就同坏人坏事作斗争，我们做好事的时候擦亮了许多烈军属家里的玻璃，我们作斗争的时候也受到坏人坏事的伤害。那些年月，究竟有多少人因为意外伤害受伤和死去，从没有人统计过，好像那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事情。

就这样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意外伤害才引起社会的注意。人们像是突然发现，各种意外伤害是威胁我国未成年人生命安全的“第一杀手”。《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说：

每年因意外伤害丧生的孩子有四五十万人之多，占该年龄段总死亡人数的31.3％，是发达国家的3至11倍！因为我们的传统教育中长期缺乏生命教育的必要成分，未成年人很少受到诸如避险技能、自救知识的培养和传授。再加上电影、电视剧情节等设置的各种“死亡游戏”的误导，致使许多幼小的生命成为不堪风雨的花朵，甚至遭受些许挫折便想到轻生。

文章提到的轻生，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据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统计年报》公布的1989年中国(内地)的数据，中国(内地)自杀率为17.07/10万，占全世界自杀人数的30%。这样的比例确实不小了。以前为什么就没有注意呢？

文章没有提到与坏人坏事作斗争造成的牺牲，比如刘文学为代表的一批少年儿童；也没有提到为保护集体利益造成的牺牲，比如以赖宁为代表的一批未成年人。没有提到只是不想提到，而不是那些事情没有发生。实际上，他们不想提到的事情太严重了，以至于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提起来不怎样光彩。这种情况到2003年才有了转机，北京和上海等城市修改了沿用多年的《中小学生守则》，把“遇到坏人坏事要勇于报告，敢于斗争”条文中的“敢于斗争”几个字删去了，引起了舆论和公众的普遍赞誉，认为这种修改体现了对人的关怀和对生命的尊重。

未成年以前，我们受到伤害。

我们成年以后，还是受到伤害。

我尊敬的一位朋友，小时候经常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现在六十岁了，是位退休的高级工程师，但那种性格已经无法改变。两年前在公共汽车上，看到小偷把手指伸进一位女士的包里，他赶紧提醒那女士看好自己的东西，别被小偷偷走。他到站下车后，那小偷就跟了上来，在他的腹部扎了一刀，肠子扎漏了。我到医院看他时，他刚从手术室里出来，已经脱离危险。

接下来的事情让我感到特别奇怪，朋友的家里拿出一些人情费用，请医生把他病志上的受伤原因，改写成摔倒以后被玻璃扎伤。我奇怪他本来是见义勇为受伤的，应当受到政府的奖励才对呀，是不是太谦虚了？后来一听我才明白，他是有医疗保险的人，医疗费理应由医疗保险承担。但按照医疗保险的说法，见义勇为受到伤害由医疗保险负责，与别人殴斗造成的伤害要自己承担费用。这样规定当然很有道理，但这样一来，问题的复杂性与荒诞性就与《第二十二条军规》有很多相似了：如果说自己见义勇为受伤就必须提供证明，如果提供证明就必须找到用刀扎人的小偷让他承认。我的朋友平静地说，身边有许多类似的例子，最后都是自己付了不该付出的医疗费用，对比之下，改写成自己摔倒了被玻璃扎伤，那本不应该自己承担的上万元医疗费，就容易解决了。

 

在语言的巅峰上行走

许多早晨醒来，我的情绪很好。如果醒得更早一些，在淡到看不见的天光中开始写作，我的情绪更好，像空中和地上温和的风，像蓝色的梦幻和爱情。

写《英雄是怎样诞生的》那篇文字，就赶上比较好的心情，谈人论事不温不火，不褒不贬。但这样说还是有些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当我贬低他们的时候，也会贬低了自己。实际上，我的许多朋友都是给英雄写材料的人，我也是。我曾经被邀去写一位矿长的事迹，直接写给国家高层。我在那个矿里深入采访了三天，那份材料写得还比较满意。后来听说那位矿长成了省部级干部，开始做更重要的事情。

1960年，中国又诞生了一位英雄，一位划时代的英雄。在他出现之前，写材料的人只知道拔高英雄的事迹，不知道拔高英雄的语言。比如为刘文学编写的材料，仅仅合理想像出刘文学的两句话，一是看见王荣学采摘辣椒时喊一句“老地主偷海椒了”，二是遇到王荣学递钱求情时说一句“谁要你的臭钱”。在此之前炮击金门中树立的英雄安业民，一句感天动地的豪言壮语也没有。谁也想像不到，诞生在1960年出现的那位英雄，他自己的语言就闪闪发光，有气魄，有形象，有思想，有情感。他那出色的语言能力，忽然启发了写英雄材料的人：不仅英雄要有闪闪发光的事迹，还要有闪闪发光的语言，才是一个完整的英雄。所以，我说，这位英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位英雄的语言，除了有气魄，有形象，有思想，有情感，还有音乐节律，合乎韵脚，听起来像是唱歌一样。

有一次，他和一些同样做工的人收工回来，路过嘉峪关古城。那一段路的气氛真是苍凉，残阳和戈壁，秋风和鸦啼，古道和倦旅，要多么苍凉就有多么苍凉。那嘉峪关又是中国自古以来著名的别离之地，数不尽的人物生离死别，催生出一个伤情的歌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这时候风吹得更紧了，有人就唱了这支歌谣，唱得同行的人心里黯淡。他听了之后评价说：“这都啥年月了，你们还在哼这老掉了牙的小曲儿？”有人搭话：“那你就哼个好听的呗。”他清了清嗓子，用自己即兴改编的歌词，用原曲抬高八度的调子，张口就唱：“出了嘉峪关，心中好喜欢。向前看，大油田，往后看，米粮川。”多少年以后，我一个人从嘉峪关前面走过，他的歌声早已在空空茫茫的戈壁消散。我想起他唱过的歌，心中温暖起来，没有了萧瑟和萧索。我还想到，在别人伤情的时候独自振奋，或者在别人振奋的时候独自伤情，都是一种难得的男人品质。他唱着这首歌时还不是英雄，但很快就要是了。

他在嘉峪关向前看看到的大油田，曾经叫老君庙油田，后来叫玉门油田，虽然不大，但特别重要。它出现在二战期间的1939年，到1949年生产了近50万吨原油，占了当时中国产量的一多半儿。这已经相当不错了。二战期间，钢铁和石油是战争的支柱，只是在德国人那里例外，他们有一种把煤炭加工成汽油或柴油的技术，含量又高，成本又低，所以他们的飞机可以满天飞舞，像夏日傍晚的蜻蜓。让我不理解的是，人们战胜了德国纳粹以后，似乎把这种简单的技术遗忘了，也许一直要到地球上的石油枯竭了，才会重新想起。

地球上的石油，早晚会枯竭。在玉门油田附近，1955年新建了一座城市，是中国因为开采石油和煤炭建立的一百多座城市之一。我从《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看到，那座特别年轻的城市，因为所在地石油资源枯竭，要跟着钻井队搬迁到别处去，他们前去采访的时候，那里弥漫着苍凉的气氛。

而我在前面说到的英雄，在1960年2月就登上火车永远离开那里，因为东北松辽平原要开发更大的油田，储量很大的大庆油田。那一年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条新闻，题目是《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还有一种更形象的说法，是中国把外国人扣给我们的贫油落后的帽子彻底甩到太平洋里去了。现在看来，这样说有两点与事实不符：第一，外国人从未给中国扣过所谓贫油落后的帽子；第二，中国已经是世界排名第二的石油进口大国。那帽子呢，我们确实往太平洋那边甩过，但很快就追上去，一把抓住，更结实地扣在自己的头上。那情形很像我看到的一组国外漫画，一个坐在船上人决定戒烟，猛地把烟斗甩向海里，但他突然跳下水去，在烟斗落水之前一把抓住，重新衔在口中。

在我们的世界上，新闻媒体或宣传官员的说辞，与具体事实有出入的太多了，在心情好的时候我不会计较谁是谁非。

我现在还有能力关注的，只是在说话方式上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对于这件普通的事情，说点假话也不要紧，你可以说“中国人从此停止洋油进口”，也可以说“中国的石油已经能自给自足”，何必要说得那样强横、那样绝对呢，一去不复返了，甩到太平洋里去了，说出来如果做不到又怎样收场?我现在还有能力关注的，关系到这种语言方式在整个文化环境中的意义意义，即中国人的语言，怎样在假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成为空洞的话、夸大的话、机械的话、蛮横的话、狭隘的话、虚妄的话、极端的话、过于激烈的话和火药味儿很浓的话，或者不够准确地概况一下，这是一种沾染了专制性质的强横语言。

这种强横到暴力的语言方式，正是贯穿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语言特征，从官场推及到民间，从成年人推及到非成年人，从非文学领域推及到文学领域，并且一直向后延伸到了今天，只有改善，没有完结。

往更早的年代追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中国的语言还不这样强横。我在前面的文章描述过那个年代的语言，怎样在国家利用、纵容、倡导的情况下，把虚谎的语言方式从上层推广到下层，从精英普及到民众，在叙说真实语言的人罹遇各种不幸之后，到了五十年代末的末端，说假话已经演变成这个民族的主流语言和集体意识。而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中国的语言还不这样虚假，贯穿那个年代的，是一种激荡着仇恨的语言方式。

上个月的月底，参加一个关于散文写作的研讨会，我随便说到中国文学语言的不够成熟：九十年之前，一场准备不足的新文化革命发生了，造成了民族语言由文言文到白话文的紧急转向，人为地终止了对几千年文学语言的传承；六十年之前，一个颠覆一切的新政治结构建立了，连这个民族使用了几千年的文字都敢颠覆，还要隔断前时代话语和外民族话语的联系。当代的文学呢，还要被纳入一个非文学的空间，丢失了文学应有的语言环境。因此，文学的真正复兴，可能要从语言开始。在那个研讨会上，没有合适的气氛，让我再进一步展开描述四十五十六十年代以及以后各年代的语言特征。

现在回到1960年前往大庆油田的那位英雄，他叫王进喜。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他有很多豪言壮语，我都能准确背诵。

王进喜，1923年出生于中国甘肃省玉门县，16岁时成了玉门油田的第一代工人。在此之前，他和小伙伴们放过羊，赶到空阔的大山里放。玉门那里流行一种戏曲叫秦腔，流行一种民歌叫花儿，王进喜和他的小伙伴们都爱唱，就数他唱的最好。尤其是那种可以即兴编词演唱的花儿，对王进喜当时情感的抒发、后来语言的发展都很有帮助，让他的话有气魄和形象，有思想和情感，还有音乐节律。

他说过：不怨天，不怨地，只怪自己不争气！

他说过：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碰到困难就躺下！

他说过：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

他还说过：北风是电扇，大雪当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

在新中国所有的英雄里面，我最敬重的就是王进喜。他是那种说在前面又干在前面的人。他的豪迈语言，往往是和工人一起干活时即兴说出来的，那时候没有不苦不累的工作，但他专门挑最苦最累的劳动带头去干。近年来，有位作家用“艰苦卓绝”这个词语来形容大庆油田初期的大会战，不仅是那里的自然条件恶劣，还有遍布全国的大饥荒。他们的大会战有五万人参加，“饥饿困扰会战全线，一夜间有几千人因饥饿患上浮肿而相继倒下。”许多年之后，一位接受他采访的男士回忆说：

不瞒你说，我当时下面的裤裆里烂得路都走不动。下裆发烂的不是我一个。那时钻井台上基本没有女同志，所以大伙上班时里面不穿短裤，这样舒服些。一回到住处，大家干脆脱得精光往炕上一趟，十几条汉子，赤条条的躺在上面，双腿叉得大大的，我们自嘲这叫烤小黑鱼——从井台上拣点原油，放在盆罐里点着后，将红肿溃烂的双腿根烤着烘干取暖……

一位接受他采访的女士回忆说：

那时到会战前线、到会战前线最基层的单位是最光荣的事。所以我们几个姐妹抢着上野外普查分队。到野外分队后，整天一身水一身泥的，几乎每天都要趟水。男同志们把衣服一脱，往头顶一举，光着屁股就过去了。我们女的不行啊！内衣总得穿吧！所以趟一次水后，就得湿一次身子。时间一长，身体就发生了变化。队上有个女孩子见两个月没来经，吓得以为自己怀孕了，她有男朋友。后来到医院一检查不是。她为这高兴得请我们几个吃了一斤糖。可后来这位同志到了想生育的时候却再也没了能力。医生说她因长期患经病而丧失了怀孕功能。

那个极端困难的年代，王进喜还说过一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句话对中国各地都有很大影响，以后他们撰写各自树立的英雄事迹时，总是先把英雄产生的困难环境，描述得非常非常充分。这种写作渐渐成了这个国度唯一被认可的模式，以至于有人修改了王进喜这句名言和他们开玩笑：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这最后一句的“创造”，当然是编造的意思。

我最后记得的王进喜那句话是：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大油田是王进喜拼着性命拿下来的，那二十年他少活了没有呢？答案也是肯定的。他在到达大庆油田十年后的1970年因病去世，那一年他47岁。有一个喜欢加法的人计算过，新中国初期三位著名英雄人物，被地主杀死的刘文学，因胃癌去世的王进喜，事故中丧生的雷锋，死时的年龄加在一起是83岁，正好是新中国开国领袖的寿命。

这样看来，王进喜还不仅仅少活了二十年。

 

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意外

1960年的某一天，傍晚时候，邻居老范的媳妇到我家来借棒槌。城里的好多人家都没有棒槌，包括好多从乡下搬来的，都把棒槌扔给乡下了，以为当了城里人，再也用不着那东西。

那棒槌是两根圆木棒子，削磨光滑，有的地方凹进去，有的地方凸出来，与手柄相对的那一端呈尖圆型。这东西的用处，是把浆洗晒干的被里被面敲得平平整整，盖在身上不沾不粘，特别舒服。与棒槌一起使用的是一块厚实的青石板，挺重，名字也与棒槌有关，叫槌棒石。我妈就让我大哥抱着那块青石板，帮着送到范婶家里。

过了两天，我大哥又把那块青石板抱回家来，说范叔叔看见很多人从郊外大道走过去，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拉车子的，有挑担子的，那队伍走的很慢，排了足有二里地长。那范叔叔还说，他想凑近了看一看，被跟随在队伍旁边的人拦住了。那些人骑着骡子，骑着马，骑着毛驴，手里有枪，威风扬扬。那些人看押的是什么人呢，把他们送到哪里去呢，谁也不知道。

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意外。这句话我曾想做一篇文章的题目，一直没有动笔，几天前又突然想了起来。那时我在阅读一位学者的文章，目光正落在其中一段话上：

辽宁省海岛地区的长海县1960年11月将表现不好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被判重刑的反革命分子家属、有海外关系家属和主要亲属、部分归俘渔民和有现实危险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共有273户，1541人，一律强行迁至辽宁省内陆的建平县。

读到这里，我的心猛地一跳。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意外。

文章里被强迁的这批人，是不是在我小时候从鞍山郊外走过的人？

在我的印象里，辽宁半岛的中心是沈阳，长海县归属的大连在半岛的南端，而我所在的鞍山，是大连到沈阳的必经之路。那个建平县却在辽宁的西部，再往西就是内蒙了。我曾经在1990年之前去过那里，先从鞍山到沈阳，坐晚上五点钟的客运汽车，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到达。那次长途让我很难忘记，在起伏不平的乡村公路上颠簸，车灯照不到的地方尽皆黑暗，车灯照得到的地方寥廓苍凉。

这样想来，或许就是那批人从鞍山郊外走过，向北走，到沈阳，再向西，去建平。我这样猜测的理由，还因为那时候劳动教养很普遍，原地管制也很普遍，强迁的事情好像不是很多。后来到文革时期，中国才掀起一个强迁的高潮，那时的四类分子已经发展为“九类分子”，一百多万人迁往边远农村。那样大的规模，叫流放也可以。

我们的二十世纪，有许多名字，其中的一个，叫流放世纪。

世界上几乎到处都有强迁和流放。

有的流放是因为政治。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流放成了一种习惯，让那荒僻的西伯利亚举世闻名。金日成时代的朝鲜，凡是说话不够慎重的人，全家都消失了，强迁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卡斯特罗时代的古巴，把他们国家的四分之一左右驱赶到邻近的美国。最凶恶的是波尔布特的柬埔寨，把人们驱赶到农村，加上处决的方式，消灭了三分之一左右的国民。

有的强迁是因为战争，比如美国在二战中强迁了12万人，日本把占领地的朝鲜人强迁到遥远的库页岛。

二十一世纪才刚刚开始，但我乐观地估计，政治和战争造成的的强迁和流放可能会消失，这是人类必然进步的一种标志。可是，因为种族问题的强迁和流放，会不断出现，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我的阅读之内，中国在大跃进时期的强迁确实不多。1958年的时候有过，上海把数以万计的地富反坏右、他们的子弟和家属强迁出去。但那是上海，中国最大的城市，正在建设一个“红彤彤的大上海”。辽宁境内的长海县呢，又偏远又不著名，当时的人口不足五万，分布在112个岛、坨、礁上，又有什么必要强迁一千五百多人？

我想再回头看看，被强迁的都是些什么人，或许找到一点线索。

一种是表现不好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被判重刑的反革命分子家属、有现实危险的反社会主义分子。这里的“五类分子”本应该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但当时的农村几乎没有形成右派群体，所以有的地方就把有婚外两性关系的农民也加进去，硬给凑成五类分子，但这种作法在中国并不普遍。如果需要在农村凑成五类分子的话，依我看来，把反社会主义分子算进去更普遍更合乎逻辑。1957年，中国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制造右派的同时，也在工人农民中制造了所谓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的数量与分布，他们受迫害程度，都与当时的右派分子接近。

另一种是有海外关系人员的家属和主要亲属、到外海打渔被扣留后放回来的渔民。这两部分可以划在一起，都是有机会接受外界信息的人，在当地官员看来，也是最有可能与外界联系、甚至配合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危险分子。

我想查找一下，1960年长海县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几乎搜遍了互联网和我能找到的书籍，再也没有一份资料提到那年的强迁。有一份看来与此无关的资料引起了我的注意。1960年，根据海岛军民联防的需要，长海县的女民兵组建了三八女炮班。她们是全国唯一的女子炮班，被称为“黄海前哨一颗明珠”，和这个光荣的称呼比较一致的，她们的存在就是一种光荣的象征。几十年里，她们从没有看见过敌人，从没有向敌人放过一发炮弹，但她们会在来自国内国外的参观者面前瞄准放炮，这就够了。

据说这个长海县，是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据说在1904年日俄战争开始时，日本人的战舰就集结在长海县的海面上。

于是我又想到与日俄战争有关的事情，我的大学时代是在大连度过的，那里有数不清的老式建筑，俄罗斯风格的与日本风格的，几乎一样多。我还去了它的旅顺口，那个著名的军港，保留着许多日俄战争的遗迹。1904年，日本人想把旅顺口从俄国人手里夺过来，发动了一场天昏地暗的恶战。那场恶战持续328天，日军参战人员13万人，伤亡59480人：俄军防守兵力5.3万人，伤亡31299人，最终的结果是日本人获得了胜利。

那场战争改变了世界的军事格局。一个很小的亚洲国家，竟然打败了庞大的欧洲国家，不仅让全世界强烈震惊，还让中国人欢欣鼓舞。那场战争最大的影响是对中国皇家的影响，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认识到，日本之所以战胜俄国，正是因为实行了宪政，所以中国也要开始宪政。他们赶紧派出重要大臣分别考察欧美各国，并在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确认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方向，其中的“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以及“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确实是很重要的制度。按照这两个条款，1960年那些被迫强迁的长海县居民，可以免除他们背井离乡的苦难。

不管怎样，他们还是被强迁了。据我推测，那二百七十多户海岛居民强迁到内陆的真正原因，不是所谓的四类分子还是五类分子，而是那些能够接触到海外关系的、在外海被扣留过的那些渔民。强迁他们，一是先行免除莫须有战争中的内部隐患，二是要坚决隔断海外势力对国内的影响。

只是苦了那些被迫强迁的人。

被迁者到那以后，死亡、外流的不少。1980年仍在那里的131户人家中，平均每户死一人。有142户、810多人在那里生活不下去，先后转迁到其他地方。有的过乞讨、流浪生活，有的甚至卖儿卖女。

他们假如不被迁走，还留在故乡，他们的命运会怎样呢？假如他们在饥荒之年没有饿死，几年后会遇到另一场灾难：1968年有一场叫做“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五万多人的长海县，关起300多人，打死5人，逼迫自杀104人。

他们假如不被打死也不自杀，活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可以进入安静一些的生活，甚至是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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