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草原】：引子·前言·第一章 投身草原
作者：原元
|
|
|
|
| |
|
|
| |||
|
|
| |||
|
【我的草原】：引子·前言·第一章 投身草原
作者：原元
|
|
| ||
|
| ||||
|
| ||||
|
我的草原（长篇小说） 引子 1985年初夏的一天，公社干部老革命加登巴带儿子来北京游玩，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的银白马死了”听后我并不感到惊讶，离开草原时它已是十五、六岁的老马，又过了九年该到离世的时候了。 1998年深秋，尼玛额吉的小儿子朝格图带老婆来北京治病，见到我的第一句话竟是：“你的红马死了”听后我差点叫出声来，怎么可能呢，它还是匹小马啊！再一想，岁月不留情，自己回到北京已有二十一、二年的光景，那时七、八岁的马，能活到现在算是长寿了。 “我的马死了”在此后的日子里，我时常想起那两匹马：银白马和它的外甥小红马，想到它们和我在一起的日日夜夜，特别是亲手调教的小红马，它的身影会时常展现在我的眼前。 马儿啊，这三十多年来，你们时不时就要闯入我的脑海，带我重回草原，梦寻故里，告诫我不要忘记那里的一切。 马儿啊，你们伴随我在草原渡过漫长的岁月，与我同经风雪，共渡甘苦、你们是我的战友，我的伙伴，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和助手。 你们虽然称不上是宝马良驹，但也是名门之后，是草原上数一数二，百里挑一的快马和杆子马。1976年，在我离开草原以后，“汪的红马”就被公认为队中的第一好马。2006年，当我在时隔三十年后重返草原时，不论是六十来岁的老人，还是三十多岁的中青年都在奔走相告，述说：“红马的主人回来了”。 谈起我的红马和银白马，人们至今还在津津乐道，喋喋不休。 马儿啊，你们是我的骄傲，是我的自豪。 马儿啊，虽然你们早已飘然离世，不知身葬何处，魂落哪方？但作为你们的旧主和好友，我只能在千里之外，这钢筋水泥的城市中潸然泪下，默默的回想逝去的往事。 草原啊，你是我的故乡，是我献出青春的地方，你磨练和造就了我吃苦耐劳、坚定刚毅的品质；豁达豪放、无怨无悔的性格。在我离开草原以后的征途中，曾经遇到无数的困难与坎坷，遭受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与打击，但我都能应对自如，泰然处之，这就是你留给我的财富，让我受用终身。 如今我已年过花甲，告老在家，但草原仍是心中最大的牵挂，今生今世，永远也不会忘记。 2008年5月3日
本书描写的是上世纪六、七十时代，北京知青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前往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的经历，始于1967年11月，止于1976年5月。本书具有强烈的时代印记，通过对知青在草原的生活和工作的描述，向读者全面介绍了处于二十世纪末叶的内蒙古草原，那时的草原牧民仍然延续着数百年前，古老而又原始的游牧生活和生产方式，展现出他们在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下，是如何生存与发展的；讴歌了蒙古民族牧民宽广的胸怀，强悍纯朴，勤劳勇敢，不畏艰难的性格，以及对外来人口友好的接纳态度；并以知青的强势融入和真诚的付出，在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之后又默默的离去，揭示出在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演变过程。 如今的内蒙草原，已经告别当年的游牧生活和生产方式，实行定居放牧。虽说这是笔者多年的愿望，也曾为此付出努力，但实际的结果并不完美，只能称为有利有弊，有得有失。社会进步了，生存条件改善了，本无可非议，但草原的特色也由此而丧失殆尽，成百上千，气势磅礴的马群不见了，驰名中外的乌珠穆沁马，早已风光不在；就连守夜护羊的好狗良犬，也难以寻觅；最让人哭笑不得是：一望无垠的大草原，竟被各家各户的铁丝网分割得支离破碎，所谓策马扬鞭，纵横百里的驰骋，亦无从谈起…… 因此，本书所叙述的游牧生活和草原上宏大的生产场景，欢娱的跑马活动，以及知青在草原留下的故事，都已成为历史的绝唱。 本书的篇幅较长，故事情节比较平淡，没有过多的引人之处，所描述的故事大部分都是真实的。书中的人物包括知青和牧民以及公社的干部在内，有名有姓的多达70余人，虽然大都带有原形的痕迹，但都是虚构的。书中讲述的知名好马多达20余匹，主人翁的银白马和小红马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对它们的描写并不十分夸张。知青的两条大狗也是真实的，甚至于连它们的名字都没有改变，其中的白狗之死和黄狗追车的故事都是真实可信的。书中涉及的地名是真实可查的，但与现今地图上的标注，已有较大的出入。 笔者在那段历史的进程中，有幸成为千百万知青当中的一员，在经历了将近九年的草原游牧生活以后回到北京，又经过三十多年的工作，在年近花甲之际，开始动笔描述当年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并在数年以后完成此愿。 谨以此书献给草原和曾经生活在草原的人们，献给有着共同经历的同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 本书共6部，95章，127万字。
“居无定所，行无定势，日出而牧，日落而归，畜逐水草而行，人随牧群而走。”这是笔者在经过八年半的草原生活后，对古老而又原始的游牧生活留下的写照。 1967年冬，笔者与20名同学一起从北京前往内蒙古自治区东乌珠穆沁旗、额仁高毕公社插队落户，那儿是祖国北部的边境地区，也是内蒙古草原最古老的游牧区，那里的人们还延续着原始的游牧生活和生产方式。 游牧是指放牧人用移动营盘，不断搬迁住所的方式去追逐适合的草场，以保证牛、马、羊等牲畜能在一年的四季中都吃到足够的、优良的水草，寻求牲畜的发展与壮大，是蒙古民族最古老的放牧形式。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内蒙古牧区实行的是以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畜牧小组为单位的管理方式。生产队把草场划为春、夏、秋、冬四季牧场，牧民们按照队里的统一安排和部署，根据草场、水源或积雪的状况，确定移动营盘的时间和次数。每个家庭或是每个基本的生产单位在一年当中，要带着自己的牲畜从南往北，再由北到南，经过大约十二、三次的移动，往返搬迁一个来回，需要行走二百多里的路程。 草原的特点是地广人稀，生产队的地域极为广阔，南北长大约八十公里，东西宽二十五公里，占地面积达二十万公顷；但全队的总人口还不足200人，人均占有土地的面积在一千公顷以上。 队里的牲畜以牛、马、羊为主，此外还有极少的骆驼。 牛的数量不是很大，但可以满足牧业生产的使用及生活的需要。每个牧业小组都有一群牛，数量在二百头左右。牛的放牧比较简单，在一般的情况下，早晨由牧人把它们赶出营盘，白天基本上不用管理，傍晚时分，它们大都会自动返回营盘，集中在一起休息过夜。 种公牛平时不进入牛群，而是独来独往的自由行动，每逢交配期，才自行返回牛群。 牛群主要由犍牛（被摘除生殖器的公牛）组成，是草原上重要的生产工具。平时，牧民的家中都要留下一、两头犍牛，用来承担拉水（雪）、捡粪等日常的劳作，在搬家的时候，每户牧民都要使用七、八头犍牛，才能满足需要。 为便于挤奶，奶牛都分散在各家各户放养，也就是说每个家庭还有一小群牛，一般是由五、六头奶牛和相应的两岁小牛组成的。奶牛每天早晨在喂过牛犊，被挤过奶以后，就要出去吃草，由于小牛犊被留在家中，它们一般不会走远，在傍晚时分都能自行回家去哺育牛犊，同时再次为主人提供牛奶。 生产队每年都要卖掉一部分犍牛，再扣除少数的食用牛，牛群能基本保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数量上。 马群是由生产队管理放牧的，每个马群大约有五、六百匹马。马群是由若干个小马群组成的，儿马（种公马）是小马群的统制者。马群长年在草原游走，马倌（对牧马人的尊称）每天对马群整理两到三次，夜晚要伴随它们在野外过夜，防止马匹的失散和抵御狼的攻击。 马是草原上重要的生产工具，绝大部分的骟马（被摘除生殖器的公马）都是分给牧民的乘骑，每户牧民，每天至少要留下一匹马作为日常乘骑的使用。生产队向外出售的马并不多，由于自然淘汰率较高，马的增长速度不是很快。 羊是草原上数量最大，繁殖能力最强的牲畜。放羊是牧业生产中最基本的工作，每个羊群大都保持在七、八百只的水平，其中的羯羊（被摘除生殖器的公羊）和母羊各占一半的数量，种公羊平时单独组群放牧，每到交配期才进入羊群。 牧羊人的工作是让羊群吃饱喝足，不丢失，不受到狼的袭击，在傍晚时分把羊群带回浩特（最小的放牧单位，一般由一个或是两个家庭的一到两个蒙古包，以及卧羊的营盘组成，蒙古语中城市一词也称为浩特）。 夜晚守护羊群的工作称为下夜，一般都由家庭主妇承担。由于羊群在露天过夜，家中的狗就成为最好的下夜帮手，主要是用来抵御狼的偷袭，假如一个浩特有几条好狗，就能较好的保证羊群过夜的安全，下夜的人也能得到更多的休息机会。 羊的发展速度极快，但每年的销售量，食用量，以及受到自然灾害的损失量都比较大，因此，羊的发展也要尽力保持在合理的增长水平上，羊是生产队乃至整个牧区最大的经济收入来源。 骆驼的数量极少，春夏秋三个季节基本不用管理，到了冬季才偶尔抓来使用。 游牧生产方式的天敌，是草原艰苦的生存环境和恶劣的气候条件。漫长的冬季从每年的十月下旬开始，直至次年的四月上旬，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平均气温基本保持在零下二十度左右。每当春季来临，草原的气候更加险恶，发生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暴风雪，会给牲畜造成极大的危害，也能使牧人受到伤亡。出现在秋季的蚊虫灾害，同样不可小视，严重时聚集在一起的蚊虫会像黑压压的乌云，盘旋在畜群的上空，把马群咬得狂奔不止，让牛羊无法吃睡，整日都躁动不安。 原始的游牧生产放方式基本是靠天行事，气象状况良好，风调雨顺，冬季的积雪适度，畜牧业生产就能得到丰收和发展；一旦天象状况较差，出现自然灾害，畜牧业生产和牧人的生活都有可能遭受重大的损失。 冬季不下雪，夏季无雨被称为黑灾，雪下得过大是白灾，严重的暴风雪会造成大量牲畜的死亡。连年的干旱会使牲畜的饮水出现困难，从而引发大面积的虫害和鼠害，使草场的质量急剧退化，严重的自然灾害会给草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一旦牧场遭受重大的自然灾害，几年之内都难以缓解，人们只能携带牲畜背井离乡，甚至搬到数百里以外的其它旗、县去放牧生活，这种长途跋涉的游牧形式被称为走浩特。 草原上恶劣的气候与险恶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游牧生活的艰辛与困苦。牧民们每日从早到晚，一茶一餐，不论春夏秋冬，不管严寒酷暑，都要跟随畜群行走，越是遇到恶劣的天气，放牧的人就越要往外跑，去守护自己的畜群。每到日长夜短的夏季，牧羊人从早到晚，要随着羊群在野外行走十五、六个小时。 笔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了将近九个年头。
1967年10月9日，北京25中曲折等9名同学，在市革委员会的支持下，前往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旗插队落户，成为文革中首批离开学校走向社会的中学生。 在一个多月后的11月16日，北京市的400多名中学生，也迈出同样的步伐，前往锡林郭勒盟东、西乌旗插队落户。随后，又有400多名学生奔赴黑龙江建设兵团参加生产建设劳动，就此拉开“上山下乡”的序幕。 1968年夏，经过两年多文化大革命的折腾，66、67和68届的高初中毕业生，（后称老三届毕业生）本应获得升学或就业的机会，但因社会动乱不止，学校仍处于停课的状态，使他们不得不留在校园，形成该走的走不了，该进的进不去的局面。此时，相关领导意识到只有让毕业生离开城市，走上山下乡的路才能腾出校园，解决就业的难题。随即，一场动员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运动，便大张旗鼓的形成。就在当年的夏未初秋，4000多名北京中学生，再次前往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同时，还有大批的中学生前往东北、内蒙、山西、陕西和云南等地……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中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此文一出，在全国的范围内立即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9年是上山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在全国的范围内共有260万青年学生，被分配到他们并不想去的农村和生产建设兵团，为上山下乡运动埋下巨大的隐患。由此开始，直至1980年底，在这10年当中，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高达1700万。 巨大的上山下乡人口，早已超出各地的安置能力和生产规模允许容纳的范围，致使各地的劳动生产率出现明显的下降。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原本就非常穷困的农民，见到大批城镇青年的涌入，产生出不满的情绪，认为他们是来抢农业的工分，分农村的口粮，是争夺农民的饭碗。因此，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对知青歧视、冷漠和排斥的倾向，使下乡知青倍感压抑，生活和工作的情绪都难以正常。 政府虽然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发展事态比较重视，在国家的财政预算中，也有专项资金作为安置费用，但在“文革”期间，有相当部分的资金被基层干部贪污挪用，并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同时，前往农村插队的知青由于安置费偏低，出现知青没有房屋居住的问题，这些都严重的挫伤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情和决心。 婚姻问题也是困扰知青的难题。下乡时只有十七、八岁的青年男女，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快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在农村、牧区极为狭窄的生存范围内，无法达到满意的恋爱和婚姻的状态，使他们倍感困惑。 广大知青下乡以后的生活同样存在困难，尤其是在农村插队的知青，与当地农民一样要靠天吃饭，出一天工，挣一天工分。在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富裕地区，工分值较高，一个劳动日还能挣到一些钱，生活问题不算太大；但在自然条件较差的贫困生产队，工分值很低，一个劳动日只能挣几分钱，生活就难以为继，遇到灾年，问题会更加突出。 在几百万知青上山下乡以后，出现的问题日益严重，却没有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各地领导对知青的态度，基本上是把他们放到农村以后，便采取不闻不问，再也不管的作法。 此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随即，在全国各大专院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上山下乡的知青也被列为招收的对象之一。随后，在1971年2月，有关部门又做出规定，上山下乡两年以上的知青，可以作为招收工人的对象。 上述两项规定的出台，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使广大知青的认识出现偏差，普遍认为上山下乡的出路就是争取入学、进入工厂或是去部队当兵，也就是说要回到城里重新就业。随之而来的是，成千上万的知青和他们的家长都使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本领，在全国的范围内刮起强劲的“走后门”之风，并形成最初的返城浪潮。据统计：到文革结束时，先后有736万知青进厂、参军或是升入学校，已接近上山下乡知青总人数的一半。而这些离乡返城的知青主要都集中在70年代初期，仅1973年出走的知青人数就多达100万以上。这对继续留在农场、农村的知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对“安心扎根农村”的大方向感到困惑、怀疑和不满，随后就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巨大的返城浪潮。 实践表明，知青上山下乡的时间越长，遇到的问题就越多、越复杂，况且当时还处在“文化革命”期间，很多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1972年12月20日，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在万般无奈之下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下乡知青的口粮只够半年，政府原先每月八元的生活（补助）也断绝供应。孩子下乡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穷得连理发的钱也拿不出，还要家里资助，而家里也穷。其次，知青下乡后没有房子住，成了无处安身之人。再次是知青招工靠关系走后门……”毛泽东读信以后深感不安，亲自复信写道：“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同年，被揭露的事件还有：黑龙江兵团二师十六团团长和参谋长，长期奸污几十名女知青，听后令人发指，周恩来为此批示指出：“这不是我们的团长，是国民党的团长”。 事后，中央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知青工作大检查、落实有关政策，对知青的管理工作虽稍有起色，但众多的实际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各种新的情况仍然不断地反映到中央。 1976年，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简报上批示：“知青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得到解决，加之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恶化以及“四人帮”再次掀起夺权的斗争，知青的问题便无人再问。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破产。在此后的三年，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虽然逐年锐减，却仍有100多万知青搭上末班车，但与此同时，也有多达700万以上的知青，通过各种合法及非法的途径从乡村回到城市。 1980年，新的国家领导人明确指示停止城市青年下乡种地的作法，终于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划上一个句号。
在本书所涉及的八、九年中，国家发生的某些重大政治事件与故事的发展及主人翁的命运有直接的关联： 1．中苏、中蒙边境形势紧张（略） 2．913事件（略） 3．批林批孔运动（略） 4．反击右倾翻案风（略） 5．“四五”天安门事件（略） 注：虽然大家都想急于看到正文，但本人觉得先看看前言也许是有用的。
第一部 在一个十分阴沉而又寒冷的冬日，额仁诺尔南沿的大缓坡上人欢马嘶，热闹非常，整整一个马群的五、六百匹马被圈在一块东西长二百来米，南北宽不足百米的范围内，人们正忙着在抓捕一匹大黑马。 这是阿拉善宝拉格大队，在1969年初春组织的剪马鬃活动，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战，马群里只剩下这匹绰号叫大野马的半生个子还没有抓到。 大黑马身高体壮，性情暴躁，是马群中除儿马以外，最厉害的也是最难抓到的马，今天它已经被人们追过几次，却没能对它构成威胁，此时，几位骑手形成弧状的包围圈再次朝它冲去。 大黑马并不慌张，只见它二目圆睁，双耳直立，怒视着冲过来的人，然后拔腿就跑，黑色的长鬃在寒风中不停地飘荡，毫不畏惧的从人们面前急驰而过，突然间，又调转头从两位骑手的中间冲出包围圈，朝马群的边缘跑去。 几个负责圈马群的半大小子想把它截住，但黑马根本就不把孩子当回事，毫不减速的朝他们直冲过去，其中一个稍大的孩子也是出生牛犊不怕虎，便迎面挥出手中的套马杆，黑马连晃都没晃一下，套马杆便在它的胸前，继续往前狂奔。 追赶黑马的骑手朝前面的人群呼喊：“快把黑马截住，别让它跑出马群。”大黑马没有受到阻拦，还在边跑边踢，挂在身上的套马杆早已折为几断，只剩下短短的一截杆头和杆梢。人们都很清楚大黑马有出马群的习惯，一旦让它跑出去，最快也要过一、两天才能回来，或许就再也不回来了。 追赶黑马的骑手想靠乘骑的速度把它兜回马群，但难度太大，在无人相助的情况下，只得硬着头皮继续追赶。 在离大黑马五、六十米之外的马群中，有匹银白马如同利箭一般冲出马群，斜插着朝黑马逃走的方向追去。人们都在惊呼：“是小汪和他的银白马，他要干什么？”“这样追可不行，弄不好，会把大黑马赶跑的。”骑银白马的人是前年从北京来的知青，名叫汪轶尘。他骑得银白马是队里最好的杆子马之一，但他的追法却让人们看不明白，银白马必须在有限的路程内，跑出相当于黑马一倍半以上的距离，才有完成任务的可能，但那样的速度是难以想象的。 三匹马在空旷的原野上划出三条直线，朝一个共同点奔去。 不一会儿，人们就惊奇的发现银白马的奔跑速度，要比大家想象得还快，与黑马之间的距离在神奇的拉近。 银白马越跑越快，像是贴在地面上飞行，让人们看得目瞪口呆，刚才发出责怪的人，此时都已哑口无言，眼睁睁地望着银白马抢先跑到关键点。只见马上的骑手挥动手中的套马杆，勇猛的截住大黑马的去路，无奈之下，黑马只得收住四蹄，想调头往南奔逃，又被尾随在后的骑手挡住，黑马别无选择，只得返身朝马群马跑去。 黑马像是被押解的囚犯，无奈地跑进马群，银白马和它的主人受到热烈的欢迎，人们都感叹地说：“银白马的速度太快了，竟能这样截住黑马。” 捕捉黑马的战斗再次打响，人们先把马群圈成一团，但几次出击都无从下手，只得让马群重新散开。 黑马继续显示出奔跑和逃窜的本领，它左躲右闪，让人难以接近，三、四名骑手合在一起朝它夹击，也不能奏效。 不一会儿，队内的几大套马高手都陆续出击，还是没能抓住黑马。 经过短暂的协商，几个牧民把黑马从东往西赶去，埋伏在马群当中的银白马和它的主人突然起动，担当起主要的抓捕任务。 银白马如离弦之箭飞快地冲向黑马。 黑马见有人追来，而且是刚才截住它的白马，这才大吃一惊，立即向右猛拐，企图把对手甩掉。银白马在高速的奔跑中身体只稍稍地倾斜，便灵巧地拐过弯去，速度一点儿也没有降低，而且就此占到上峰，已是马头衔住马尾，两马之间的距离，刚好是一根套马杆的长度。 黑马还在加速奔逃，紧随其后的银白马收发自如，想快则快，要慢就慢，寸步不离，使其毫无逃脱的可能，人们见状又是蒙语，又是汉语的在呼喊：“套啊，快套啊！”银白马的主人显得有些犹豫，第一套没能成功，黑马一惊，向前窜出几步，银白马加速贴近，继续与黑马保持原有的距离。此时，马上的人抻出套马杆双手轻抖，黑马随即就被套住，但部位不够理想。 银白马再次提速，与黑马贴得更近，马上的骑手双手向前一递，套绳便挂在黑马的脖根上，再次轻抖，两股套绳已绞在一起，紧紧地扣住黑马的脖颈。 黑马大怒，发狂般地蹦起来，不停的向后乱踢，银白马却不温不火，继续与其保持一杆子的距离，套绳始终牢牢地扣在黑马的脖根上。 银白马在高速的奔跑中控制着与黑马的间距，为骑手创造出极大的操作余地，马上的人双手紧紧地握住套马杆，两腿在向下用力的同时，臀部已经离开马鞍，稳稳地坐在银白马的屁股上，紧接着大吼一声，两臂卯足力气，双腿向前猛蹬，用尽全身之力朝后躺去。银白马见主人发力，便前腿绷直，后腿弓紧，四蹄蹬地，屁股慢慢的朝地面坐下去，人与马配合的天衣无缝。 黑马被猛然拽住，身体歪向一侧，脖子也扭转过来，随即，两条前腿就愤怒地抬起两尺来高，然后向前猛撞，一次接着一次。 马上的人稍显力量不足，被黑马一次次地拽起，但他的双手却死死地握紧套马杆，两脚蹬住马镫，绷紧腹部的肌肉，用足全身的力气，一次又一次的向后躺去。银白马的四蹄如钢针铁柱一般，钉住地面纹丝不动，几个回合下来，黑马被勉强地拽住。 一匹快马敏捷地插在银白马与黑马的中间，马上的骑手接过银白马主人的套马杆，紧接着又有两匹马冲过去，从两个不同的方位分别套住黑马，锁住它的脖颈，三名骑手坐在各自的马屁股上，用力拽着手中的套马杆。 三条大汉，三根套马杆，从三个不同的方位锁住黑马，任其怎样蹦跳都无济于事。黑马闹腾了几分钟，鼻孔中喷着粗气，响声也越来越大，渐渐地低下高昴的头，再也挣扎不动了。 不可一世的大黑马终于束手就擒，银白马和它的主人此役功不可没。 套住黑马的是前年底来的知青，他的乘骑是草原上不可多得的快马和最好的杆子马。 来到草原只有一年多的知青，怎么会有这样的好马，强健的身手又是如何练就的？一切还要从他们刚到草原时说起。
1967年秋，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间，时年19岁的汪轶尘和部分同学，因为厌倦了无休止的“革命运动”，面对“复课闹革命”的口号再也提不起兴趣，开始寻求新的“出路”。经过一次次的“酝酿”和“串联”，向全市中学生提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倡议。 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汪轶尘和他的同学们选择了地域遥远，生活条件艰苦，但多少都有些“梦幻色彩”的内蒙古草原，作为插队落户的目的地。在经过多次的协商和努力后，同学们的要求终于得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很快就派出接收人员，与同学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最终有400多名同学，达成奔赴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的意向。 1967年的11月16日，汪轶尘与本校的20名同学，以及全市其它各校的400余人，在北京市政府的安排下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分乘20多辆大轿车，告别了人山人海的亲友和送行的师生，开始向内蒙古草原进发。 让同学们没有想到是他们的这一举动，竟成为日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上山下乡运动的导火索之一；在他们离京后的数年内，竟然在中国的版图上，出现多达1700万的上山下乡人口，成为文革时期在校学生唯一的出路。他们的出走很快被冠以“知识青年”的称谓，随后，在中国的政治术语中，便频繁的出现“插队落户”“上山下乡”等新兴辞汇；此后，上山下乡的势头在中国的国土上强烈的冲击着所有的城镇家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前往农村落户的子女。让同学们忽略的问题是，他们的出走不仅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将城市的户籍关系，转移到偏远的农牧业地区，成为农业人口的一员，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农牧民，而且构成实际意义的人口迁移行动。此外，让他们难以理解的是，在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之后，由于政府的不当处置，使人们错误的理解为，上山下乡的最终结果只能是重返城市，获取和谋求新的工作与安排。因此，在全国的范围内，极为迅速的形成更加汹涌澎湃的返城浪潮，使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他们的家长，都在绞尽脑汁，各寻门路，各显神通，力争返回先前的城市或周边的城镇，最终造就出中国有史以来最庞大，延续年代最久的人口迁移活动。 同样，由于同学们的这一举动，使成千上万，紧随其后的知识青年，如潮水一般地涌入内蒙古草原，形成难以阻挡的狂飙。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去得猛，走得也急，在短短的六、七年后，大都离开草原，留下的知青已所剩无几。 经过多日的长途跋涉和沿途城市举办的各种欢庆仪式，大大的延迟了知青到达草原的时间。直到第12天的下午，汪轶尘他们乘坐的轿车才到达终点，来到他们的第二故乡，地处祖国北部边疆的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额仁高毕公社的阿尔善宝拉格大队，也就是第三生产队。 知青们在到达公社的当日，同样受到公社所在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但此时的他们面对的只有冰雪的世界、看到的是为数不多的房屋和人员稀少的过道，遇到的大都是身穿蒙古袍，不懂汉语的牧民，这才让他们真正的意识到：这里是祖国的北部边疆，自己将在这儿长期的生活下去，成为这里的一员。 此时的知青，一个个都穿着白茬的老羊皮得勒和厚厚的皮裤，头上戴得是皮帽子，脚上踏得是笨重的毡靴，走在冰天雪地的公社所在地，除去肤色过白，皮肤细嫩以外，全然就是生活在草原的蒙古族青年。 第二天的午后，是个十分寒冷而又格外晴朗的日子，大轿车载着二十名兴致勃勃的知青，首先驶入三队的队部。所谓的队部只有几栋结构简单的土坯房，除此以外便是冷冷清清的场面，连个人影也看不到，在宽阔无边草原上所谓的队部显得极为孤独和渺小，让人感到的都是凄凉的景象。汽车在队部的门前停住，大家都没有下车，仍然坐在车里向外观望，既没有发现队部的牌匾和标志，也没有看到人。过了片刻，见到有位牧民从房间里走出来，随后就上了汽车，同车下乡的老社长指着上车的牧民，对得大家介绍说：他就是你们的生产队长，蒙古语叫达勒嘎，就是领导的意思。随后，知青们很快了就解到，达勒嘎一词的使用范围极为广泛，只要是领导不论职位大小，上至国家的领袖，下到生产队的组长都可以称为达勒嘎。当大伙还在兴奋的议论中，汽车又重新起动，开始向北部的边境地区驶去。 汽车在队部逗留的时间不长，给知青们留下的印象是离公社所在地不远，像是翻过一座山头就能到达。 汽车越往北走，路边的草就越好，地面上的雪显得也更加白净，但一路上都没有看到人和牲畜，而且所经的地方似乎都是无人区。汪轶尘坐在窗边出神地望着前方的景色，地面上的草虽然不高，却是密密麻麻的，除去眼前的几十米内是雪白的颜色，再往远看则是金黄色的原野，多少都有些北京郊区秋收时节的田园景象。 生产队长名叫龙德格，上车以后就向大家笑着打招呼。从外表看队长是个身材瘦小，机灵异常的小老头，而且长得很有特色，在细长的脖子上支撑着圆圆的脑袋，总觉得有些不够牢固，讲话时一摇一晃的，很像儿时玩过的拨浪鼓。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双略带笑意的黄眼球，在与你对面而立时，总会盯着你看个不够。此时的汪轶尘正从侧后方，在注视队长的模样和举动，心想都说蒙古大汉又高又壮，遇到的却是个瘦小的领导，不过，看样子像是个和善的人。 一年以后，汪轶尘才得知龙德格队长根本就不是小老头，在接他们下浩特时，只有三十六、七岁的年纪。 在大轿车上除了老社长和生产队长以外，还有一位中年的军队干部，他的手中抱着一杆老枪，始终都是一言不发的坐在车内的最后一排。老社长指着军人，对知青们说他是随车去打猎的，在路上能打猎？大家都感到非常惊喜，也为此行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在队长的指引下，汽车沿着并不清晰的车辙路，翻山越岭地行驶在白雪皑皑的原野上，道路的两侧都是荒无人烟的平川和丘陵，忽然听到有人在喊：“狼，那是狼吧？”大家都扭转头朝车外观看，果然在东边的山梁上有个像狗一样的动物，在朝这边张望。汽车缓缓地停住，老社长说那就是狼，问坐在后排的军人要不要下车？军人见狼已经离开山头，就说还是打黄羊吧。汽车走出不远再次停住，知青们正在寻思为何要停车时，老社长和军人已经走下汽车，大家这才发现在西边百米开外的山坡上，有群黄羊正在静静地吃草。说时迟，那时快，军人叉开双腿，上身笔直地坐在地面上，正在举枪瞄准，汪轶尘感到这种射击的姿势非常独特，从未见过，随后听到一声枪响，远处的黄羊在四散奔逃，随后又聚在一起，抱着团跑走。有人高喊：“打中了，有只没动的！”两名腿快的知青随同军人朝猎物走去，不一会儿就抬回一只个头很大的黄羊，丢在车箱内。 走出不远，汽车又先后两次停住，中年军人如法炮制，大家又帮着他先后抬回两只黄山，此时，在轿车的尾部已经摆放着三只冻硬的战利品。汪轶尘和董天达在小声的议论：这位军人的枪法真厉害，坐着打还弹不虚发，肯定是大练兵的产物，等咱们有了枪，也得好好练练，看来这地方确实不错，随时都能打到猎物。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车内的气氛渐渐的平静下来，陪同知青下队的老社长忽然用汉话对大家说：“同学们请注意，前面就是你们的冬季牧场，也是要去的目的地，那儿叫‘额仁诺尔’是东乌旗境内最好的牧场。”大家听后情绪再次高涨起来。 汽车爬上高坡，知青们都挤在窗边向外观望，坡下是一望无垠的大草甸子，东西两侧和正面的视野都非常好，无遮无挡的，一眼就能看到对面遥远的地平线。正前方的几十里外是一道横贯东西的山梁，虽然不高，却像是与世隔绝的屏障，挡住北面的全部视线。横亘的山梁宽广无边，与两侧似有似无，连绵不断的山脉连接在一起，很像是盆状的边缘，一位女同学在高声惊呼：“四面环山，是块盆地啊。”有位男生接着说：“这算什么盆地，就是普通的平川。”坐在前排的龙德格队长，笑容可掬地回过头，望着坐在身后兴致勃勃的知青，像是要说些什么，但实际上他对汉语一窍不通，根本就不知道大家在讲什么，只是被知青们热烈的情绪所感染，才想说些什么。随后，老社长平和地说：“可以算作盆地吧，你们看，东边的这一半就是你们三队的牧场，西边是二队和一队的牧场，正北面那道山梁的背后就是祖国的边境线。”汪轶尘听后心头一惊：“北面就是祖国的边界线，一定要找机会去看看。”汽车在平坦的坡地上向下奔驰，居高而望，不远处的草滩上竟然出现几种色彩，有黑、有白，有红、有黄，大家感到非常惊呀，都在议论纷纷的发表各自的见解，社长显得也很兴奋，他说：“同学们讲得不错，下面的草场就是五颜六色的，一点都不假，也是这里最大的特征，我刚才讲过，这儿叫做额仁诺尔，咱们公社的名子不是叫‘额仁高毕’吗？‘高毕’指得是草场，‘额仁’是五颜六色的意思，加在一起就是……”知青们就接着喊道：“是五颜六色的草场。”“额仁高毕”五颜六色的草场，多美的名子，多美的草原，汪轶尘静静地望着眼前的草甸子，心想这里就是自己将要长期生活和居住的地方，虽然宽广壮丽，却显得过于空旷，似乎有种无着无落的感觉。 汽车猛然驶入盆地，随即就剧烈的颠簸起来，驾驶员只好降低行驶的速度。走出不远，一个接着一个的蒙古包和数不清的牛、马、羊群，便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汽车在队长的指引下，朝远处有片蒙古包的驻地驶去，大家都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还没弄清前面是什么状况，汽车就在两个并排的蒙古包前停住，大家看到西边是一座崭新的蒙古包，包前还站着一些人，都穿着五颜六色的蒙古袍子，老社长问队长：“这儿就是一组的蒙古包？”队长点点头，相互间又说了几句，社长就站起身面对车内的知青郑重的宣布：“分到一组的同学到家了，就在这儿下车吧。”20名知青在到达东乌旗时，就接到通知让大家自行分为五个小组，其中两个女生组，三个男生组，分别与生产队六个牧业组中的五个小组相对应。汽车在到达首个驻地以后，大家便就此分手，开始进入各自所在的牧业小组，四位女同学带着她们的行李最先留下来，从此以后，就成为第一牧业小组的成员。 汽车再次起动，载着余下的知青继续向草原的深处进发，汪轶尘望着被甩在身后，变得越来越小的几座蒙古包，心想大家的蒙语还没有学会，牧民也不懂汉语，今后该如何交流呢？最初的日子恐怕不会好过的…… 不一会儿，汽车就到了第二牧业小组，另外的四位女生也下了车。 就在这天的下午，汽车一次又一次停靠在一座座蒙古包前，20名同学相继投入草原的怀抱，分别进入五个牧业小组的蒙古包，在每个牧业组之间，都隔着遥远的路程。 知青们都一组组的下了车，此时的大轿车上还剩下汪轶尘、董天达、高自强和孙世杰四个人，他们的目的地是第六牧业组，也是生产队的最后一个小组。汽车拉着他们和送行的人员在继续向北行驶，据说这儿离祖国的边境线已经很近了。 在前方很远的地方出现了一片蒙古包，稀稀拉拉的像是散得很开，似乎就在北边那道山梁的下面。汪轶尘注意到自从一组的女知青下车以后，走到现在少说也过半个多小时，这样看来汽车至少又走出几十里地，组与组之间的距离还是真够远的。当然，这并不奇怪，大草原嘛，地广人稀是正常的，假如都挤在一起，就不是草原了。 老社长刚才讲过，北面山梁的背后就是祖国的边境线，汽车还在继续在往北走，走得越远越好。越远，说明离北边的山梁就越近，也就是说离边境线会更近一些，能去的机会也就会更多一些。汪轶尘还在遐想中，汽车已接近前方的那片蒙古包。原来那儿是由两个、两个为一组的蒙古包组成的三个浩特，看样子是属于同一个牧业组的。龙德格队长指着最西边的浩特对老社长说：“那儿就是六组知青的蒙古包，今晚大家就在那个浩特过夜吧。”四个青年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兴奋地打开身边的车窗，都探出半个身子在朝外面观望，希望能早些看到自己的新家，自己的蒙古包。汽车离前方的浩特又近了些，终于看清对面的浩特是由三个蒙古包组成的，而且最西边的是个雪白的新包，包外还站着一些人，四个小伙子都在想：看来那儿就是自己的新家了。 果然，汽车在全新的蒙古包前停下，六七个排成一行的牧民和八、九个活蹦乱跳的孩子，都聚集在蒙古包前，在等待知青的到来。 老社长头一个走下汽车，热情地对车下的牧民说：“赛音白诺？（你好）”“赛，他赛音白诺？（好，你好）”牧民们一面同老社长打招呼，亲切地握手，一面还在朝大轿车观望，都想尽快见到刚来的知青。 四个大小伙子跟在领导的身后走下汽车，用刚学的蒙语跟牧民打招呼，蒙古包前顿时发出一片“赛音白诺？”的问候声。 知青们自觉地站成一排，汪轶尘朝三个同伴扫了一眼，见他们跟自己一样，多少都显得有些拘谨。确实，四个大小伙子望着眼前的场景和热情的牧民，都显得有些发愣，主要的原因是不会讲蒙语，就无法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意思，因此，也就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让几位知青感到新奇的是，每个牧民的手中都握着一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虽然大小不一，封面的文字还是蒙语的，但从外观看与内地的完全一样，看来文化革命在这里的影响也不小啊。前来欢迎的牧民表现得都很轻松，他们穿得是崭新的蒙古袍，一个个都笑容可掬的望着面前的四个知青，有时还在相互间说些什么，虽然他们的肤色都很黑，但笑容却分外的亲切。 老社长指着四名知青对面前的牧民语重心长地说：“我把北京来的知青交给你们了，要把他们带好，他们都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一点事也不能出啊。”牧民们望着规规矩矩站成一排的四个年轻人，表示出十分满意的样子。八、九个孩子抢先挤到知青的面前，有的在指手画脚的议论，有的在仰着头同知青讲话。一位身体健壮的额吉像是牧民当中的代表，拉住孙世杰的手用蒙语不停地讲了很多话，然后又对老社长说了几句，语速显得非常快。知青们一个个都在面面相觑，不知她讲得是什么意思，老社长笑着对知青们说：“她讲你们都是可怜的孩子，从那么远的地方跑到这儿来，真不容易，她让我放心，说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对待你们。”四个大小伙子听后都相对一笑，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停顿片刻，孙世杰突然动情的用汉语说：“我们会好好干的。”虽然话讲得有些唐突，却是合情合理，其他的三个人也都附和着说：“对，我们会好好干的。”老社长当即把知青的话用蒙语翻过去，在场的牧民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孩子们也在又蹦又跳的鼓掌，一时间现场的气氛显得既热烈又融洽，汪轶尘忽然感到自己与这些牧民的关系在迅速的拉近。 老社长走到知青的东侧，把站在最东边，也是个头最高的高自强推到牧民的身前，用蒙语对大家说：“他叫高自强，以后就叫小高吧。”牧民和孩子们都随声附和地说：“小高、小高”，高自强有些腼腆地望着牧民们笑了笑。紧接着，老社长又把其他三个知青一一的向大家做了介绍。在介绍中，在每位知青的姓氏前面都加了个“小”字。从此以后，汪轶尘就被牧民称为“小汪”，同样，董天达和孙世杰也被称为小董和小孙。因此，六组的四名知青，就没有像其它几个组的知青那样，在进入蒙古包的头一天，就得到一个响亮的蒙古名子。 四名年青人在校时都是要好的朋友，其中的三个还是同班的同学，在文革中他们是同一个组织的“战友”，相互之间了解得都比较深，此时被统称为四小，也都欣然领命。说来也巧，六组的四名知青年龄大小完全一样，都是属鼠的，只是出生的月份有所不同。虽然他们的性情各异，但都是血气方刚，爱说、爱玩、爱闹，颇具个性的年轻人。从此以后，四名知青在被称为四小的同时，也被草原上的人，包括其它各组的知青称为“六组四鼠”，人们都说四只大鼠住在一个小小的蒙古包内，一旦发作起来，还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呢？在校期间，四人同属文革中的一个组织，在经过一年多的“革命斗争”以后，都厌倦了无休止的运动，也不喜欢刚刚进校就下车伊始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更不相信“复课闹革命”能有什么作为，才决定要离开学校，寻求新的出路。在出发以前，他们就了解到草原的一些风俗习惯，便学着牧民的作法对老天许下诺言：既然要去草原插队落户，就要全心全意的做个新牧民，学习骑马放牧的技能，再也不去参加所谓的运动了。 在四人当中，董天达是最活跃的，跟他在一起总能让你感到身心愉快，笑口常开。但引人发笑只是董天达掩人耳目的表面功夫，实际上他是个心高气傲，怀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高自强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是年级中数得上的高材生，别看他平时的话语不多，做起事来却是有板有眼，心细如发，还特别讲究办事的计划性和实践的完美性，是个完全的理想主义者；孙世杰从外表看像是很随和的人，但实际上却是工于心计，爱动脑筋，能言善辩，遇事不露声色，难以琢磨的人；而汪轶尘则是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显得清心寡欲，自视清高，另一方面又是直言快语，疾恶如仇，我行我素的家伙。 从此以后，四位来自北京的知青，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四小或是四只大鼠，便在内蒙古草原上的一个蒙古包内住下，开始了人生的全新体验。 身高体胖，面目憨厚，四十来岁的生产组长名叫丹巴，当他远远地看到汽车就要到来时，便招呼组里的牧民手拿毛主席语录，在崭新的新蒙古包前站成一排，等待知青的汽车由远而近的驶来。当四名知青下车以后，又热情的带头与知青们打招呼，还在不住的讲着什么。随后，在龙德格队长和老社长的介绍下，知青们才知道这位身高体胖，魁伟健壮，和颜悦色，面目慈善的蒙古族大汉就是他们的生产组长。 给知青带包的牧民是尼玛额吉，大约四十出头岁的年纪，从外表看身体状况十分结实，是标准的蒙古族劳动妇女的形象，围在她身边的是几个高矮不一，穿着并不讲究的孩子，看样子不仅家中的人口不少，而且也不富裕。知青的蒙古包就坐落在额吉家的蒙古包旁边，中间只隔着三、四米的距离。 额吉的哥哥名叫巴根，大家都称他为阿玛。阿玛的脸色晒得很黑，身材略显瘦弱，最为出奇的是居然能讲出简单的汉语，四个小伙子听后顿时就乐开了花。阿玛的蒙古包在额吉家的另一侧，两个蒙古包的中间隔着十几米远的空地，空地的北侧是由五、六辆空牛车和毛毡构成一段哈纳墙，看样子是用来为羊群抵御风雪的。两个蒙古包中间的空地上铺满黑乎乎的羊粪球，那里应该是羊群在夜晚睡觉和休息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羊盘。 由两座蒙古包加上中间的羊盘构成一个浩特，浩特是草原上最基本的牧业生产单位。 在两座蒙古包的外侧，都各自顺长摆放着两到三辆牛车，其中有棚车也有箱车，这两种车都是用毛毡制作和外包的。另外,在正对包门的不远处，也摆放着一辆单独的牛车，是用来捡牛粪、拉雪和拉水的日常使用的工具车。在草原，一个家庭拥有牛车数量的多少，以及新旧程度的不同别，可以显示出家庭的经济状况以及富裕的程度。 在知青的蒙古包外侧也摆放着两辆空牛车，门前同样有一辆单独的空车，这些牛车都是一色的新车，但车轮却是铁制的硬胶皮轮车。知青门外的车辆数量虽然很少，但摆放的形式与尼玛额吉家的完全一样，不同的是额吉家的牛车，大都是老式的木轮车，其中有的已经比较破旧，也就是内地的人们常常提到的勒勒车，看到这些古老的木轮牛车就在眼前，使汪轶尘突然感到自己来到的是数百年前的远古时代。 在每个蒙古包前都有一堆不小的干牛粪，知青的包前同样也有一堆牛粪，而且堆得很整齐。大家在来草原的路途中就已经得草原上既没有煤，也没有可供燃烧的树木，牛粪和羊粪是唯一的能源，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 拉开低矮的木门，几个小伙子一个接一个,低着头走进全新的蒙古包，里面的空间虽然不大，却是一座洁白的宫殿，四周的围墙和包顶都是用雪白的新毛毡铺盖的，而且是双层的，支撑蒙古包顶的木棍和哈纳墙也都是全新的，给人的感觉很舒服。包内正中的位置是个铁皮炉子，对着包门的炉口前有个长方形的铁皮箱，里面装着满满的牛粪，笔直的烟囱一直向上伸出包外。汪轶尘忽然注意到用白铁皮制作的烟囱，与北京的完全一样，除此之外，似乎就再也找不到有与内地相同的物件。包内的地面上铺得也是两层全新的羊毛毡，白的让人觉得有些刺眼，穿着毡靴踩在上面感到很是心痛，同时也不大习惯。在蒙古包内只有正中间摆放炉子的位置，以及门前的一小块地面是裸露的土地，其余的地方都被毛毡覆盖着。在包内的东南角有个木制的框架，上面放得是铁锅和水壶，还有碗筷等物件，旁边有个铁桶、另外还有两个漂亮的热水瓶。四个大小伙子和几个牧民都站在蒙古包内，顿时就把里面的空间挤得满满的，汪轶尘指了指东南角的木制框架，悄悄地对董天达说：“大师傅，那儿是你的地盘。”董天达指了指炉子前面的铁皮箱，笑着说：“这儿是你的地盘。”汪轶尘也笑着说：“看来咱俩是缺一不可啊。”老社长站在门口对大伙说：“把你们的行李都搬进来吧，这儿就是你们的家了。”四个小伙子又相继走出蒙古包，把车上的行李都搬进包内，放在雪白的毛毡上，这才注意到在北面的墙边还叠放着几床白茬的老羊皮被，董天达指着那堆皮被说：“有那些东西，咱们睡觉就不怕冷了。”阿玛站在一旁，指了指董天达身上的皮得勒，然后摆出睡觉的样子，用汉语生硬地说：“这样睡，不冷，不冷！”老社长对几个知青讲：“阿玛的意思是说，穿着身上的皮得勒睡觉是不会冷的。”看到几个知青都在发愣，就接着说：“牧民睡觉的方式你们还不知道吧？他们的睡法是不用脱掉身上的皮得勒，也不解开扣子，只是把两个袖筒退出去，同时也要把半截裤腿退下去，然后反压在双腿的下面，最后再用一床皮被把全身包紧就行了。”董天达抢着说：“那不就是个睡袋吗？”老社长说：“对，跟睡袋的意思差不多。”阿玛站在一旁对众人点着头，兴奋地说：“对，差不多，是差不多。”董天达立即来了情绪，对大伙说：“怎么样，今晚上咱们就试试？”孙世杰瞟了他一眼，没好气地回答：“想试，你就试呗，干嘛要拉上我们？”老社长说：“怎么睡都行，我每次下来，凡是住在牧民家里都用这种方式睡，只要包好了确实不冷，不过，直到现在还是不大习惯。”然后看了看几位知青带来的行李，说：“不过，在蒙古包里钻你们带来的棉被窝可不行，太冷了，人钻进去，受不了。”孙世杰问：“哪该怎么睡呀？”董天达抢着回答：“不是刚讲过的，穿着皮得勒睡呀。”孙世杰不耐烦地说：“去，一边去，谁问你了。”老社长说：“钻皮被窝啊睡呀，皮毛的表面一点也不凉，外面再压上自己的皮得勒，保证不会冷的。”汪轶尘说：“那不成了睡在羊皮堆里吗？”老社长笑着说：“就是要睡在羊皮堆里，这就是你们今后要过的日子，每一天看到的，接触的，从早到晚，都离不开羊。”一直没有应声的高自强望着蒙古包，若有所思地说：“看来蒙古包里的这点地方，晚间都是用来睡觉的，白天才是干其它事情的。”孙世杰说：“可不是吗，就这点地方既是睡觉的床，也是日常起居、休息，做饭、吃饭和干一切事情的地方。”说话间，几个人已经把各自的行李放好，围着炉子盘着腿坐成一圈，阿玛很快把铁皮炉子里的牛粪点着，正在准备烧茶，同时告诉几个知青，在烧茶和做饭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事情。 天色渐晚，老社长和随行的人员在队长的带领下去另外两户人家过夜，大轿车就停在浩特的外面，不一会儿，就看到羊群从外面回来了。 此时，额吉正在知青的蒙古包里给大家煮挂面，时间不长，每个知青的手中都端着一碗又热又香的羊肉挂面，这就是知青在住进蒙古包以后，吃到的第一顿饭。 （未完待续）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