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样子

中国籍作家得了诺贝尔奖，不像预料中那样热闹。

没有媒体整天滚动播放获奖新闻，没有百姓激动地吼了一晚上国歌，也没有国家首脑给他打个电话祝贺。这些都是各国作家获诺贝尔奖之后，很容易出现的事情。毕竟在中国，与世界不同，正常与不正常本无界限。十多年前，有获了诺奖的高行健，不是体制内作家，拥有属于个人的思想，结果被官方狠批，连诺奖也连带着狠批一通。后来才发现是踢了个乌龙球——老高入了法国国籍，算不上中国作家了，我们没有权力干涉人家的内政。

趁着中国籍小说家获奖，出版社忙着小说再版，印刷厂忙着小说印刷，书店也不闲着，忙着小说进货。每年诺奖颁布，都有一个国家忙忙碌碌，已经成了惯例。但我有些担心，几个星期后的中国，诺奖的事情被百姓淡漠了，那些油墨味儿尚存的小说，晾在柜台上，像秋天晾晒的高粱。

好像捷克一位评论家，对小说家说过这样的话：想让民众买你的小说，你首先得确定，你确实是他们需要的作家。你是名人，你有你的话语权，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

从小说回到我记忆中的1971年，照例要说到那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那年是聂鲁达，智利诗人。于是，在我的印象里隐约觉得，1971年里，世界上没有重要的小说。

再想一想，还真有。那一年，美国《纽约邮报》上刊登一篇小说，作者的名字忘记了，好像不是著名作家，但那篇小说写的挺好。

一辆长途旅游汽车，驶过宽阔的原野。坐在车上的人欢声笑语，只有一位男子沉默无言，神态忧伤。在同车游客盘问下，他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原来他刚从监狱出来，释放前曾写信给妻子：如果她已另有归宿，他也不责怪她；如果她还爱着他，愿意他回去，就在镇口的老橡树上系一根黄丝带；如果没有黄丝带，他就会随车而去，永远不会再打扰她。终于，那辆汽车走过遥远的道路，看到了镇口的老橡树。远远望去，那棵树很高很大，枝叶纷披，树上挂了上百条黄丝带，车上的乘客都欢呼起来。

——教我美术课的老师告诉我，在水粉颜色中最明亮的，不是白色，而是黄色，那种叫做柠檬黄的颜色，明亮度远远超过白色。——于是我联想到防雾车灯，用的也是黄色，它的穿透力强。——而摄影作品中，最强烈的色彩语言，是把辉煌明亮的黄色调用到极致。——至于东方民族把情色电影叫做黄色电影，情色歌曲和小说叫做黄色歌曲、黄色小说，我一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也许因为他们是黄种人，喜欢这种色彩？——我还不能确定，西方民族是否也认可东方民族的想法，也把情色的东西叫做黄色。他们也这样叫的话，兴许还能合乎民族主义的一个观念：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小说可以用意识流写作，散文也可以，并且更自由。这样联想下去，会无尽无休，直到天亮。

还是说黄丝带，它在老橡树上迎风摇摆，给犹豫不定的人一种确定的回答，给内心忧虑的人一个快乐的希望，给需要接纳的人一个温暖的怀抱。这篇可能有些简单的小说，很快改编成美国电视剧，拍成日本电影，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谱成歌曲。还是这条黄丝带，在人类的各种语言里，成为专有名词。在二十世纪和以前的世纪，还有小说中描述的人物故事，比这一篇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更多、更好吗？

这还不是最好的小说，只是比一般的小说，略好一些。

在1971年，这篇小说的影响，不可能传到不读小说的中国。

那一年的中国，真的不读小说，因为没有小说。

有人把一个省的图书馆查遍了，抄写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物的清单，想证明那个年代不是文化荒漠，还有出版的书可以阅读。但是，在那份藏书籍清单里，1971年与小说有关的中国出版物，只有一本三百多页的《批判毒草小说集》。

什么叫毒草小说呢？这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出现于1949年至1979年的中国，其含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小说和有严重错误的作品”。1968年或者早于196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文艺战鼓》编辑部编写了一本书叫《六十部小说毒在哪里？》，当时的影响很大，买不到这本书的一些市县，还把这本书翻印出来，供他们在革命斗争中使用。

它的封面，画着一些歪曲了的文人漫画头像。翻开后是毛泽东的两条最高指示。第一条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第二条是：“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然后是《前言》：“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当前，一场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在全国蓬勃兴起。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怀着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刻骨仇恨，经过二个月的连续奋战，把六十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小说和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来示众。”接下来，就是对六十部小说的逐个分析批判。

在我的少年时代，读过那份名单中的十五部，占了四分之一，不算太少。而它们对我少年时代语言文字的影响，也不算太低。后来，我活到二十五岁的时候，进了大学中文系，按照学科要求，在1949年后出版的革命现实主义经典作品，都应该仔细阅读。但那时我没有再读其中任何一部，不愿意继续接受它们的影响，就像生活条件变好了的人，不愿意再吃那些垃圾食品。

——像所有的比喻都不确切，这个比喻也不确切，并且还不是我的本意——其中有三四位写作者可以称为作家，写过比较好的作品。而这三四位中还有一位老先生，是我一位朋友的父亲，我很尊重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一个民族的历史里，有一段岁月是垃圾时段；在那些比较好的作家里，也有一段岁月，是他们生命中的垃圾时段。在只能生产垃圾的时段里，不能对写作者要求太高。

我不读他们在垃圾时段写的作品，对他们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尊重。

1971年的中国，还有一件事挺好，并且与小说有关。

我说的是：翻译外国作家的小说。

那一年有个日本人剖腹自杀，肠子流到地上，然后死去。他叫三岛由纪夫，小说写的不错，好像不比川端康成差多少，因为在诺贝尔奖颁给川端的同一年，瑞典人想过颁给三岛，但考虑到他年岁不高，可能会有变化，等一些年再说吧。他在日本自杀后，中国高层发下文件，要出版社尽快翻译出版三岛的作品。

此前的外国文学中译本，只有经过严格审查，确定对革命有利，才能公开出售。这次也一样，翻译出版了日本三岛和一些欧美作家的小说，全都标有“供内部参考”或“内部发行”字样，除了党政军高级官员，很少有人看到。

那些单译本，俗称“白皮书”。封面装帧极为简单，多数只是在稍厚的白纸上打印书名和作者名字。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回忆说：“从内容来看，每本的编排都大同小异，序言总是一篇杀气腾腾的批判文章，振振有词地历数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种种罪恶，而且密密麻麻引用的领袖语录，都以黑体特别标出。翻译的目的，也同装帧一样，单一而明确，就是作为反修、反帝的靶子，即反面教材，其中主要包括苏联、日本和美国三国的当代文学作品。”据读到的人后来透露，这些“白皮书”的译文大都质量一流。那些被署名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的人，其实是一批专业译者。他们都是1949年之前的文人，熟知本国语言和外国语言，有翻译文学作品的才能。他们又比较幸运，在接连不断的社会磨难里，没有死去，苟活下来。

1971年，对于旧时代的文人，是个不好不坏的年头。他们大都关在“五七干校”——一种新兴的劳动改造营里，受着身心煎熬，而那些交给他们翻译的作品，至少让他们过上一段较好的日子，能够吃饱饭菜、不被批判斗争。这样一来，特别的心情舒畅，让他们翻译出很好的作品。

1990年代这批书再版，冠上的译者名字又变了，变成了“温戈忠”、“武启”、“甘孝人”等等。那些被虚化的名字，看起来像是普通的笔名。只有熟悉当年情况的人，能猜想到那些名字的汉语谐音：

“温戈忠”是“文革中”；“武启”是“五七”；“甘孝人”是“干校人”。

再过一些年，熟悉当年情况的一代人都将死去。那时候，谁还能记得这一段历史，人们又会把那段历史，修改成什么样子？

                                                   【自传与公传·1971】 2012-11-05

 我们重复了别人的历史

我在媒体工作了太多的年月，其中的内容之一是策划和拍摄纪录片，也投入了同样多的年月在学习，能找到的纪录片大部分都看了。有一次，我找到1930年代的德国纪录片《意志的胜利》，那位活了一百零一岁的莱尼·里芬斯塔尔的作品。她拍摄这部电影时三十多岁，年轻貌美，谁也想不到，她竟把纪录党派代表大会的内容，拍摄成很难超越的经典之作。

其中一个从下向上的移动镜头，看得出来，是使用消防云梯拍的，二三十米的升降区间。类似的方法我用过，但找的是路灯维修车，它也有升降梯，升起三层楼的高度，也算不错了，可是在拍摄一组喷泉时，风向忽然转过来，淋了我一身水滴。里芬斯塔尔的大场面，你也看得出来，有的用了几十个机位拍摄，比现在的足球世界杯电视直播的机位还多，但在她的年代，电视还在发明之中呢，她用的是电影胶片，靠的是拍摄后一英尺一英尺地剪裁。

看着看着，我忽然觉得影片中德国人的表情，好像在哪一部电影里看过，还肯定是纪录片，不是故事片。想啊想啊，终于想起1969年，坐在鞍山的电影院里看过的，同样是拍摄党派代表大会的纪录片，片名里同样有胜利这个词语，但片名太长，记不住了。

两个国家分别拍摄的、相隔了几十年的电影，真的有那么多重复的面孔？我觉得奇怪，那些面孔，同样的兴奋与激动，同样的近于疯狂，喷火一样的眼神，肌肉扭曲的表情都彼此相像，难道不是某种东西，使得那些表情如此相像，就好象某处必定有一条直线，绑住了这些人的灵魂深处？我甚至觉得，这些扭曲的表情有着更多的意义和内涵。我想到的一条直线的比喻，来自帕慕克的一部小说《黒书》，他以小说家的敏感，发现他小说中的一些人物，重复着富有内涵的表情。

重复是很难避免的。我们键盘上的文字，偶尔会重复别人的想法，就像我们经历过的历史，偶尔也重复别人的事件。这是无意的重复，还是有意的重复，我说不清楚，也不想说清楚，不愿意陷入更多的困扰。我只是想说，历史的重复，真的太多了。

比如1969年中国的党代会，与苏联的某次党代会，奇妙地、惊人地相似，都是在大饥荒之后出现大清洗，大清洗之后召开胜利大会。

我们知道，苏联的大饥荒，起始于1932年，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饿死的人太多了。我们还知道，国家无法挽救那些生命，那是他们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但他们不能改变政策，改变了那种政策，就不是那种党派了。因为他们的政策，比所有人的幸福，比所有人的生命还重要，这是黑暗的极权时代的规则之一。于是，大约三千多万生命被屠戮，社会全面倒退，全国都在骚动。

以上这些事件，从1959年开始的中国，几乎毫不走样地重复了一遍，甚至连饿死人口的数量，都很相似，三千多万，甚至更多。可能有很多人觉得中国饿死的人口远远超过苏联，那是因为中国大饥荒年代的档案解密了，而苏联还没有等到全部解密，就已经解体，变成了十多个国家。那些没有解密的，现在一旦解密，会不会引起国际之间的纠纷和赔偿？

大饥荒并没有造成百姓造反，但党的官员们却无法接受了，他们残存的良知，寄希望于独裁者下台，恢复党内的民主生活，重新制定党的路线。用群体智慧的充分协商，代替一个人的独断专行，这可是人类建立党派的最初设想。但党内出现独裁者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于是大饥荒的后面必定有一场大清洗——仇恨、妒嫉、傲慢、绝望、放荡、暴疟的撒旦，在1938年开始降临苏联，以清洗党内官员为主，附带清洗百姓中的怀疑者。对苏联人来说，那时的大清洗，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他们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有的胆量小一些的，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还没等到恐怖的敲门声响起，赶紧从窗子钻出去，跳楼自杀了。

谁也料想不到的相似，是历史长河中的时间。

从时间来看，苏联的大饥荒从1932年开始，大清洗从1938年开始，之间相隔了五六年，而中国的大饥荒从1959年开始，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清洗大批官员和百姓，之间相隔了六七年，仅有大约一年的误差。如果不很挑剔的话，这一年的误差，在无穷无尽的漫漫时间里，可以忽略不计了。

被清洗的百姓很难统计，可是，被清洗官员的比例，会不会非常相像，让我们都觉得奇怪呢？

我记得，看过一份资料，说中国1969年初的党代会之前，也就是1968年底，按照惯例，先开一个全体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至少要超过半数的委员参加。可是，已经有三分之二的正式和候补委员被清除，有的死了，有的在狱中服刑，有的在劳动改造，其中包括党派和政府的大部分领导人。这一比例，恰好与苏联相同，他们在前一次党代会选出的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被逮捕和枪决的也是三分之二。

更有意思的，1969年中国的党代会，与前一次党代会（1956年）相隔的时间，是十三年之久。而1952年苏联的党代会，与前一次党代会（1939年）相隔的时间，不多不少，也是十三年。这种你想象不到的巧合，如果出现在一部电影或一部小说里面，是模仿还是借鉴，是抄袭还是雷同？

想要看清这个问题，我查了中国各次党代会召开的年份，看到了人们视而不见的一个事实，在毛泽东担任党派领袖的四十一年里，召开了四次党代会，平均十年以上召开一次。是不是当时党的章程就这样规定的呢？不是。在建党初期，规定每年召开一次，但实际上做不到，十多年里只召开了六次，平均两年多一次。在他担任领袖之后，章程修改了，规定每隔三年召开一次，更符合实际情况了，如果考虑到毛泽东的喜好，应该从每年一次改为十年一次。

我在前面说过，用群体智慧的充分协商，代替一个人的独断专行，这可是人类建立党派的最初设想。党代会就是充分协商的一个办法，所以不能间隔太长的时间，时间太长，群体协商就没有了，只剩下一人决策。还有，在毛泽东担任党的领袖之前，十几年里召开了六次党代会，先后换了五六位党的领袖，如果党代会间隔时间太长呢，只剩下一人长期决策了，这显然是违背了人类建立党派的最初设想，仅仅对党内的独裁者有利。

1969年的党代会，为什么隔了十三年才召开？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揭开了其中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实际上是清除了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再开党代会，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这样看来，我们不会故意重复别人的历史。不会因为德国的党派代表大会拍了纪录片，我们也一定要拍纪录片；也不会因为苏联的两次党派代表大会相隔了十三年，我们也一定要相隔十三年。

但我们还是重复了他们。

那可能是一种巧合，也可能不是。

                                            【自传与公传·1969】写于2011-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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