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先生

作者：王晶晶（《 中国青年报 》记者 ）

来源：《 中国青年报 》2012年09月12日

10位先生站在展厅里，拥挤的人潮中，他们的身形显得有些单薄。毕竟，这只是用纸板做成的人形。但在9月2日这一天，却有很多市民到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为他们送行。印在纸板上的名字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

这些“先生”身后，正播放着关于他们的纪录片。片中，一个女声问：“你们了解胡适这个人吗？”“胡适？胡适？”一个身着校服的女高中生歪着头，疑惑地重复了两遍，“就是一个姓胡的人是吗？”

对于这样的结果，制片人邓康延并不太感意外。20多年前，当他还是西安的一名地质工程师时，就开始对民国文化名人的结局感兴趣。后来，他改行做杂志、纪录片，拍过抗战老兵，收集过民国老课本。随着对民国历史了解越来越深入，他发现，曾经闻名于世的许多先生，如今不是被遮蔽，就是被忘却，就像“被一阵风吹了，神马都是浮云”。

两年前，邓康延和他的纪录片团队开始寻访这些民国先生的踪迹。最后，拍摄成果集成一部10集的纪录片以及一场历时16天的小型展览，展览的名字就叫“先生回来”。有人说，他是在为这些先生“招魂”。

“他们的背影，让我们看到这个民族的正面。”邓康延说。

9月2日闭展这天，40多位小学生站在先生面前，用稚嫩的童声合唱了李叔同的《送别》。这是邓康延为素未谋面的先生们送上的一份临别赠礼：“那是余音至今的民国歌吟，也是我们的悲欣交集的先生们渐渐远去的空谷足音。先生先生了百年，后生后知在此间。”为什么这样有名的人，我们之前不知道？

展厅里，一个小男孩拉着母亲的手，经过展板上铺展开来的这些先生的生平介绍，抬起头说：“妈妈，我不知道他们。”“之后你会学到的。”母亲有些敷衍地告诉他。

实际上，这些人的名字，在教科书里毫不起眼。在摄制组一位年轻女编导的记忆中，“胡适”这两个字只是语文试卷中的一个干扰项：“《狂人日记》的作者是：A鲁迅，B胡适”。选择胡适，就失掉了两分。

甚至在胡适的家乡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这个人的名字也曾被遮蔽了很多年。当地一位中年乡镇干部指着胡适故居的方向，在镜头前跳来跳去，显得很激动：“我们那个时候知道这个人是文人，是个反动的文人。”“为什么这样一个有名的人我们之前不知道？”学者熊培云说，“我们知道更多的是鲁迅，像匕首、像投枪这样凌厉的一个姿态，而胡适那种很温和的姿态，宽容、追求自由的形象，为什么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没有呢？”邓康延一直有为这些民国先生立传的想法。2010年，为拍摄抗战纪录片，他和深圳一些志愿者去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查找抗战时期影像。在那些战火纷飞的片段中，屏幕上偶然会跳出几十秒难得安逸的无声画面：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友人站在草地上，谈笑风生；胡适在北大红楼门口，和学者一一握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穿着长衫，笑容可掬，怀里还抱着个小娃娃。这些场景一下把他击中了。

那之前，邓康延恰好在云南腾冲搜罗到3本民国时期的老课本，这些小学课本的编纂者竟然是蔡元培等在内的民国知名学者。后来再去寻觅更多的老课本，张元济、胡适、晏阳初、陶行知、丰子恺等人的名字“哗哗哗”往前涌。邓康延觉得，20年前的想法现在已经成熟了，是时候该用影像为这些渐行渐远的先生立传了。

他首先选择了10位可以映照当下教育问题的民国先生。这些人中，有6位是大学校长，3位从事乡村教育，还有一位是崇尚独立自由的学者。

起初，摄制组的成员主要来自邓康延所在的深圳越众影视公司。一些朋友在酒局上听到这个拍摄计划后，也要求加入，其中就有国家形象宣传片总导演高小龙和《风声》的导演高群书。

高小龙是邓康延的陕西老乡，一直敬佩胡适。当他在饭桌上听邓康延说起这件事时，激动地用陕西话说：“康延兄，胡适谁都不许给，我来拍，不要钱都行！”拍大制作的高群书也要求加入。邓康延直给他泼冷水：“你们拍个电影都是几千万，我们纪录片一集也就几万元，很苦的。”可高群书说没问题，拍电影都快把手拍臭了，就喜欢拍这些纪实的东西。后来，他忙于新片无暇执导，但还是推荐了另一位导演。

最后，摄制组分成4个小分队，历时一年多，追寻这些先生的后人和学生，重访他们的故乡以及教学场所。拍摄素材剪成一部5个小时、10集的纪录片，在展览开幕那天首播。

这些影像连同铺陈在墙上的先生生平，让后来人唏嘘不已。一位南开大学校友现在才知道，创办南开的老校长张伯苓由于为国民党政府工作过，晚年被南开校庆拒之门外，甚至死后30多年里，骨灰5次迁移，也不能如愿进入南开校园。这位校友在留言簿上写道：“89年老校长（骨灰）回学校的事情我们知道。但那时并不知道他晚年受到的不公。现在的中国需要先生们回来，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还有一些老观众，说到激动时都哽咽了。一位老者得知10集纪录片中还有一集属于胡适，几乎泣不成声：“60年了，终于在有生之年看到胡适出现在电视画面里。”就连高小龙正上小学的儿子也对这些遥远的先生们产生了兴趣。起初，在父亲要求下，他看得勉强。可是3天过后，他竟然说了句：“我还挺喜欢看的。”高小龙感到很惊喜，问他为什么喜欢。“我喜欢看里面过去的影像，我还想知道这些先生的结局是什么。”这个11岁的小男孩回答。

“适之伯，冬秀，我来看你们了”展览开幕后，邓康延成了美术馆里的义务讲解员。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他也担心自己的啰嗦以及口无遮拦，但只要一讲起来，就什么都忘了。同样的内容，他讲了不下数十遍。可每当讲到这些先生们凄凉的晚景时，他还得打打岔，愣愣神，“要不自己受不了”。再一抬头，观众中也有人正抹眼泪。
“他们的苦难就是中华民族的苦难，而他们的坚守，我们还没有坚守。”邓康延说。

几十年过去，曾经凝聚过笑声与读书声的地方，已经变得空荡荡的。摄制组重回陶行知在重庆为战争孤儿兴办育才学校、进行兴趣教育实验的旧址时，在那所古寺里只发现了一名耳聋的老婆婆和一只与她作伴的白猫。

这位先生曾经有过众多弟子。一位80多岁的学生在采访结束后，翻出珍藏多年的陶行知手迹，捐给了摄制组。“给你们吧，给你们意义会更大，放在我这儿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我年龄已经很大了，儿子对这个东西又不关心。”年轻人对先生们知之甚少，其实，年岁稍长的人也不一定对于这些民国讲坛上的知名先生还有什么特殊印象。

拍摄开创清华“黄金时代”、参与创建西南联大的老校长梅贻琦时，正值清华百年校庆。一位来参加校庆活动、头发已经全白了的老校友听到“梅贻琦”这个名字时摇了摇头：“我不太了解……”邓康延担心，随着老人去世，街道拆除，没有影像和文字记载的历史会更容易忘却和篡改。2011年初，《先生》的拍摄工作正式开始。“我们不是想改变什么，而是想保留什么。”他说。

负责胡适这一集的高小龙团队在安徽胡适故居里，遇到一个样貌、打扮都很像农民的管理员。细聊之后才知道，这个名叫胡从的中年人，祖父和胡适是宗族至友，常有书信往来。1987年，胡适故居对外开放，为让胡从能在这里工作，他的母亲捐出了家中和胡适往来的信件。

高小龙帮这位胡适的远房侄子买了一张去往台北的机票，邀他到海峡对岸的胡适墓园和胡适纪念馆看一看。邓康延在台北酒店第一次见到这个只背了一个黑色单肩包、皮肤黝黑的农民时，“头一下就大了”，团队经费本来就紧张，“怎么带了这么个人来？”谁也没想到，工作人员还在胡适故居外布置灯光、铺设轨道时，这个第一次到台湾的乡下人，一个人溜进纪念馆。一进门，这个未曾谋面的后辈、总是咧着嘴乐得牙花子都露出来的汉子，“扑通”一下跪倒，埋着头，对着那幅握着毛笔、笑意盈盈的胡适画像抽泣。

“先生，请问您有什么事吗？”一位女工作人员走来不解地问。

胡从依然跪在那里，两个肩膀不停地抖动。邓康延估计，这个中年人大概想起了几十年来，他的家族因为胡适而被牵连、改变的命运。

1950年代，大陆掀起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那时，胡适赋闲在美国，听说大陆出了7大本批判他的文章，还专门找来影印本阅读，并在上面认真批注。胡适还常问正为他做口述史的唐德刚：“最近有什么新材料啊？”如今，这些被胡适批注过的批判文集，陈列在台北胡适纪念馆的书架上。

高小龙的团队还在这里找到了胡适去世时的影像。1962年，胡适突发心脏病去世，台湾30万人为他送行。可在老家绩溪上庄，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却没有几个。一位在外地念书的族人，回家时告诉了乡亲。据说，老一辈的读书人听了摇了摇头，笑了笑，并不答话；年轻一辈的人笑了笑，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半个世纪后，胡从带来了家乡特有的金山时雨茶，送上迟来的心意。在台北胡适墓园里，他从怀里掏出一只保温杯，拧开盖子，把茶水洒在地上，嘴里念叨着：“适之伯，冬秀嫚，我来看你们了。你家的房子，这十多年来我管理着，你同我爷爷关系那么近，你放心。”说完，他对着墓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邓康延一时感动，在网上发了条微博。上车时，胡从突然很紧张地跟他说：“邓老师，你发的那个可能会出事。我们那边打来电话问，‘你怎么到这边来了？’我之前都没敢跟他们说。”“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邓康延选择这10位先生作为第一批拍摄对象，因为在他看来，当下最急迫的问题就是教育。这些先生在民国讲坛上的身影，“就像一面镜子立在那里，昭示着还很近的春秋”。

“不管是西南联大，还是城市边缘的乡村学校，都有这样身体力行的先生们。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在那种时候也有过‘黄金10年’。”邓康延说，“先生们立下的这些规则就在那儿，可是我们现在有些熟视无睹。”重访先生的拍摄路也有失落与伤感。拍摄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这一集时，正值清华百年校庆。邓康延想采访清华大学现任校长，让他讲讲清华发展的脉络。可是，从清华校办那里得到的答复始终是“校长忙于事务不便接受采访”。而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摄制组很轻松地就进了校园，并且见到了那里的校长。

几十年前，梅贻琦刚上任时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位没有架子的校长还常说：“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对于一家民营影视公司来说，门同样难进的，还有北大红楼旧址。拍摄蔡元培时，导演马莉打算拍拍老先生当年上课的地方，反映蔡元培时代老北大的风貌。可是对方告知，参观可以，但是拍摄不行，因为“这是文物保护单位，需要一定级别的介绍信”。

可就在几十年前，红楼还是个平易近人的地方。1916年，蔡元培出任校长时，北京大学被称为“官僚养成所”，学生们上学还要佣人帮忙打理。蔡元培开始推行改革。上任第一天，校役毕恭毕敬地站在红楼门口行礼，迎接这位民国政府委派的大学校长。没想到，蔡元培竟也摘下帽子，鞠躬回礼。在场的人都很惊讶，“因为当年的校长是个很大的官了”。

最后没能进红楼，邓康延觉得有些遗憾。“在美国、台湾，找这些资料都是免费提供，而且人家还很热情。”他说。

旧时的人文环境不再，但近百年前蔡元培遇到的问题，如今依然存在。一位年轻人参观这位老校长在上海的故居后，留下这样一句话：“您可知，如今，我们依旧面临如您面临的问题一样严峻的问题。”也有观众参观《先生回来》的展览后，发出了类似的感叹。教育学者孙云晓站在陶行知的画像面前，对邓康延说：“老先生七八十年前就在倡导生活教育，我们现在不要说遵从、发展，比70年前反而是倒退了。”77年前，陶行知曾批评民国政府的会考制是“杀人的会考”。他曾严厉地指出：“学校不是教育的园地了，而是会考储备处，跟社会是完全隔绝的。”只要有一个人还在唱这个歌谣，晏阳初就还活着令人遗憾的是，纪录片公映时，接受采访的一些老者，名字上已经画上了黑框。

剧作家黄宗江留在纪录片里的最后影像，是在南开中学的教室里。他站在老校长张伯苓的石像前，伸了伸大拇指。这位曾经的“南开四小花旦”已经89岁了，他皱着眉，脸上布满了老年斑，粗重的喘息声被摄像机上的麦克风清晰地收了进来。

76岁的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也没有等到纪录片问世。2011年5月，摄制组第一次去见他时，这位老先生并不以为意，他的椅子甚至都没有正对着编导钱喻。但是聊了5分钟关于马相伯的教育理念后，他突然一下把椅子转了过来，精神也上来了，还帮他们介绍其他研究马相伯的学者。

那时，朱维铮已经身患肺癌，可他还有心情开自己的玩笑：“马相伯后来的几个复旦校长都长寿，哎呀，我也不想坐那个位置，所以我也长寿不了。”一个月后，当钱喻正式去拍摄时，朱维铮已经住院化疗了。医生不允许他外出，可为了马相伯老校长，朱维铮特意换了套颇为正式的衣服，出院接受采访。那一天，他脸色红润，身上的米色中式上衣干净平整，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几乎看不出生病的迹象。可现场的工作人员知道，他的脸上不停地流汗，采访一结束就再也藏不住疲态。几个月后，他去世了。

这些老者大多保持着对过往清晰的记忆。研究梅贻琦的清华老教授黄严复已经80多岁了，他住在没有电梯的老式宿舍里，由于中风，下楼都困难。他对着镜头，含混而缓慢地讲述着梅贻琦如何反驳蒋介石。休眠的记忆苏醒了，他讲得高兴，可是“嘴已经跟不上脑袋了”。

梅贻琦的另一位学生何兆武，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但是却愿意聊一聊这位老校长。镜头中的他戴着一顶鸭舌帽，裹着厚重的棉坎肩，行动不便。可90岁的他还清晰地记得，西南联大时期，风度翩翩的老校长即使和学生一起躲日本人的炸弹时，也是“拿张伯伦式的雨伞当拐杖，安步当车，慢慢走在后面，还嘱咐学生们不要拥挤，不要拥挤”。

这些记忆也残存于民间的角落。河北定县（现为定州市）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当年搞乡村建设实验的地方，那里的老人依然记得这位先生的名字。那时，晏阳初全家搬到乡下，穿粗布衣服，住漏雨的房子，和农民打成一片，教他们识字。晏阳初的妻子是中美混血，她用棒子面炒糊代替咖啡粉。

拍摄过程中，邓康延一直发愁缺少晏阳初的早年影像素材。1949年，这位先生南渡台湾，随后在东南亚、非洲继续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渐渐消失在国内视野中。一次坐飞机，邓康延和邻座的人聊天儿，对方得知了他的拍摄计划，说自己以前做公益组织时知道晏阳初，“我来试试，看去菲律宾能不能弄到一些资料”。

一个月过去，邓康延都快放弃时，收到一张光盘，里面是晏阳初在菲律宾进行乡村教育的录像。在一段英文演讲中，这位老先生说到激动处，直用手指敲桌子：“平民教育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不是说，‘哇，这是个伟大的运动，我们一股脑儿跑到乡村然后一帆风顺’。我们要进入他们基层的工厂，去找出什么是他们的长处强项，把这些一直延续下去，同时找出他们的短板，帮他们在短期内解决。”如今，河北定州市的许多老人依然受惠于晏阳初当年的平民教育思想。对着摄像机，一位80多岁的老人用手在腿上打着拍子，张口唱起晏阳初当年教给他们的歌谣：“穿的土布衣，吃的家常饭，腰里掖着旱烟袋，头戴草帽圈，手拿农作具，日在田野间，受些劳苦风寒，功德高大如天，农事完毕积极纳粮捐，没有农夫谁能活天地间？”在《中国在梁庄》一书的作者梁鸿看来，这些老人唱起歌谣时，历史因子已经被激活。“只要有一个人还在唱这个歌谣，晏阳初就还活着。民国这些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行为，就是埋在土壤间的种子，虽然被历史遗忘，但当有一天遇到合适的天气、水、阳光，还会发芽。”先生是什么……

重寻这些隔代先生的人生轨迹，让54岁的邓康延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他们的“贴身弟子”。

有一次，他和高小龙因为拍摄胡适如何取舍的问题争执起来，还拍了桌子。吵到最后，不知谁用陕西话说了一句：“算了，你看看人家胡适，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容忍吧，不说啥了。”30分钟的纪录片不足以展现一位先生的全部故事，邓康延于是想到办这个展览，作为纪录片的延伸。本来，他觉得为展览找一二十万元的赞助没什么困难，可找了一圈，朋友们都表示道义上的支持，“真棒！”“功德无量！”最后一分钱也没有。他只能让设计公司用“最简单的材料、最便宜的手段，烘托出伟大的10个先生”——说完这话，他自己都笑了。

展厅里代表10位先生的10个人形纸板花了7000元，相比设计公司提供的另一个几万元的方案，已经便宜了不少，可邓康延还是觉得有些心疼。要是有材料，他就自己动手做了。经费紧张，拍摄时有编导提出去美国、东南亚取景，都被他否定了。如今展厅里的布置也一切从简，“虽然简单，但是先生也应该能理解”，他说。

这场朴素的小型展览吸引了许多追寻先生足迹的人。其中，不少是老师和学生。一个怀抱儿子的父亲，一字一字念着展板上的文字，尽管他的儿子一直玩着手里的玩具模型，并没有在听。另一个父亲推着不满两个月大的儿子来参观，“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明白今日之用心，学习先生之风骨，先生之精神”。还有一位自称是“老学生”的人，在留言簿上写了这样一行字：“愿有自由新天地，还请先生早回来。”观众中，还有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深圳南山附属学校的前校长李庆明。这位每天早上都站在校园门口冲学生鞠躬、推行公民教育的先锋校长，不久前被突然辞退，前路尚无着落。和几位学生的最后一次话别，他把地点选在“先生回来”的展厅里。

闭幕式那一天，李庆明又被邓康延请到现场。他本来没想发言，推脱不过，最后说了几句：“先生是什么，可能就是马相伯说的那只想叫醒这个昏睡中国的一条狗；就是泰戈尔笔下，黎明之前最黑暗时能够报晓的鸟儿；就是黑格尔笔下，傍晚就起飞的猫头鹰，能够让人们冥思苦想；就是王小波笔下特立独行的猪……那些濒临死亡和休克的心灵，能不能在这里重新复活，我还是抱有一些幻想。”这是李庆明在公开场合留下的最后一番“讲演”。在40多个孩子的童声《送别》中，他结束了在深圳的最后一天。

闭幕式前一天下午，邓康延也给观众做了最后一次讲解。展厅里的最后一位先生是陈寅恪。1966年，76岁的陈寅恪已经卧床不起，眼睛也看不见了，他差点被用箩筐抬到批斗现场。但那天最后没有人来，后来家人才知道，是陈寅恪曾经的一个学生代替他去挨批斗。事后，有人不解地问那位遍体鳞伤的教授：“这种事情躲还来不及呢，你怎么还往前凑？”他的回答是：“能为先生受苦，我感到无上荣幸。”讲到这里，邓康延有些动容。他看了看眼前这些不认识的年轻人、老人还有显得有些吵闹的孩子，“能够给你们讲这些，我也和那位教授一样，非常荣幸。”说完，他转身走出展厅，身后留下一片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