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日 （抢枪·在“吊劳改犯”的日子里·白鹤风云……）
作者：阿陀
|
|
|
|
| |
|
|
| |||
|
|
| |||
|
文革十日 （抢枪·在“吊劳改犯”的日子里·白鹤风云……）
作者：阿陀
|
|
| ||
|
| ||||
|
| ||||
|
【纪实文学】： 文革十日
抢枪 （一） 一九六七年夏天。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进入第二年——“全面武斗”的高潮阶段。 那年我十七岁。 八月九日。 午后的校园里。 一排排凤凰树上,殷红殷红的凤凰花连绵成片，开疯了似的,一眼望过去,恍若熊熊燃烧的漫天大火…… 成千上万只伏在树上的蝉儿，发出沙哑的巨大共鸣之声,在热得发烫的空气中崩出一阵阵“铮铮”的裂帛颤音…… “瞿__瞿__瞿__”“红色造反团”司令胡头突然吹响了紧急集合的口哨。我们“激流纵队”几个同学正在课室，边吃饭边下军棋打扑克,听到哨声大家立刻扔下饭盆冲出门去。 “……今时今日广州已经打成一锅粥啦，到处都在抢枪。‘老保’（注1）有军区撑腰,枪枝弹药明抢暗送,如果我们造反派再不行动,手无寸铁,到时只有死路一条。今日目标——广钢广船武装部！”胡头顿了一顿，抿着嘴眯眼扫视队列里的每一个人，放缓声调继续说：“我们白鹤洞山顶好似孤岛,下山闯入老保地头揾食,搞不好，条命冻过水！谁害怕，可以缩沙（退出）。趁配合行动的工人大佬未到，给大家几分钟,自己决定。” 我后悔今天回学校了。 我知道最近造反团己分出一部分身强胆大的男同学,组成一支“武工队”,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我既非武工队员,甚至也己经脱离学校运动有一段时间了(其时我代表造反团参加一个跨校的独立宣传组织“红司呐喊”常驻市内)，我完全可以有籍口不参加这次行动。别看咱大小也算个纵队头目,千把人的大场面上不打讲稿就能慷慨激昂一番,其实本人胆子特小,从小到大就没真打过架,此时更紧张害怕得胆汁往上翻，口都苦了。 “现在，不——怕——死——的——上前一步！”胡头突然举起拳头瞪眼龇牙大吼。 一排十几个人，大半都站出去了，他们全是武工队的。我的身子本能地想往后缩,可是远离大脑指挥中枢的脚却不由自主地向前跨去…… 若干年后,在海南岛听一个参加过“西沙之战”的战斗英雄开玩笑调侃自己:“登上无人岛,冷不防迎面撞上一个越南兵,我的本能反应就是要举枪投降，没料到他举得比我还快,结果我的抢举了一半及时停住，正好指着他，我就这样成‘英雄’了……”我于是明白，“英雄”和“狗熊”，有时不过只是一念之差。 当时我跨出了这一步,虽然成不了英雄,但在众目睽睽之下，若要当狗熊,同样也是要很大勇气的。自尊心差一点让我在这次行动中成为冤枉送命的“烈士”。
两部吉普“嘎”地齐齐刹在教室前面。 车上跳出几个手拿长短枪的工人,其中还有我熟识的广船小学徒工黑皮,他招呼都没和我打一个，就小模大样地绷着脸，抬起手上的步枪，指着我们乱晃，大声吆喝:“快上车,快上车”。旁边的人连忙把他的抢头拨到一边。 “这回来真的了!”我的心吊到嗓子眼上,眼睛盯着黑皮手上那杆老掉牙的“三八大盖”(一九三八年造),两脚象钉在地上,一动也不会动。 就在我愣神的这一会儿,参加行动的人己经分别上了车,我大概是最后一个，糊里糊涂被安排在准备打头的大吉普车外。车头右边是武工队二把手，初二学生“拼命三郎”。他腰扎武装带，手提驳壳枪，反戴着军帽，威风凛凛地站在外踏板上。我的位置是邻着司机的左踏板。手上唯一的“武器”，是三郎扔给我的皮枪套。 两部车一前一后风驰电掣冲出校园。 热风灼面。我的脑袋乱哄哄的。广卅四大重型企业,就有造船厂和钢铁厂两个集中在我们白鹤洞地区。产业工人大部分都参加了保守派(又称“东风派”)。两厂之间夹着一个“白鹤洞人民公社”,也是保守派农民组织的重镇。我们这趟行动简直是“虎口拔牙”,够玄乎的。 骄阳下,行人稀少,只有一条老癞皮狗大模大样地躺在路当中晒得滚烫的沙土上打盹。汽车擦背而过,老狗只是抖抖耳朵，身子纹丝不动。 我现在明白了自己的角色：一旦中埋伏，决定全车人命运的只能是司机。我的任务是掩护司机，怎么掩护？用枪套？____恐怕只能靠身体了。 我心中突然涌起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豪情……
出师不利一大忌。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钢厂。车刚到门口,传达室就有接应的人出来挥手拦截，告知武器己被转移。我们只好立马掉头扑向船厂。 广卅造船厂直属中央二机部，负军工生产任务，因此不同于广钢，戒备森严，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守卫大门。 才晃过树隙瞥见船厂的大铁门，我们头车己经倏地急刹在哨兵跟前。“干——干——干什么?你,你们要——干——干什么?”小个子农村兵煞白了脸，端起抢指着我们，一个劲想往后缩。没等他完全反应过来，另一辆车从侧后兜上来截住他。趁哨兵回首分神一刹那，三郎从车上纵身一跳，居高临下就势来了个“饿虎擒羊”，把他扑倒在地，死死压住。胡头和另外两个人围上去,拧胳膊掰手指,费了好大力气才卸下哨兵手里的半自动步抢。我和其它人连忙拉开大铁门,随后纷纷追着跳上车,扔下那气急败坏在后面跺脚大骂的哨兵,绝尘而去…… 因为半年前我曾在广船参加过一段“学工”劳动,两个月前又到该厂“静坐”，声援同一派的工人,并进入厂部大楼参与和军代表的谈判,所以知道武装部就设在大楼内。此时工厂正值中午用膳和交接班时间,大道上熙熙攘攘全是人。为了不打草惊蛇,汽车绕了一个弯,从侧面驶到楼前。所有人都跳下车,正准备冲进去,忽然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从台阶上气急败坏地跑下来,摆手示意我们快撤。 ——一定是消息泄漏,枪枝又被转移了。大伙都意识到情况不妙,一个个争先恐后爬回车上,逃命要紧。司机这回也不走原路了,一踩油门就绕过大楼前的喷水池,冲上主大道。汽车立时被满坑满谷穿蓝色工作服的人潮堵住了。司机只得狂捺喇叭,喇叭声瞬间便淹没在四周嘈杂人声和头顶上高音喇叭播放的震耳欲聋的进行曲之中。汽车如泥牛入海寸步难行。再拖延下去,关门打狗,瓮中捉鳖……想都不敢想。 “啪”,“啪”,“啪”……三郎情急之下突然朝天鸣枪,两辆车上四五条长短枪随后也爆豆似地乱响起来。刹时间鸡飞狗走,路上行人惊恐四散奔逃。瞧三郎一脸得意之色，此时我感觉我们就像一群土匪,就像电影里的“鬼子进村”。站在车头分外扎眼,恨不得地上可以裂开个口钻进去,我只好侧过脸对着司机,生怕碰上熟悉的工人师傅…… 汽车一路畅通无阻冲出船厂。 ——阿弥陀佛，平安无事！娘娘的,玩不过,玩不过,以后再也不逞这个能了。还好,没尿裤子,回去还可以向手下的弟兄们吹嘘吹嘘。我一手紧扳着车框,另一只手别着抢套，叉腰挺胸，昂首迎风，努力作飒爽英雄状,觉得现在自己特象电影<铁道游击队>那深入敌后扒火车,抢军火的英雄刘洪。 眼下“英雄”最大的愿望是赶紧回学校,战完还摊在课桌上的那盘已经胜券在握的军棋。 天下事难遂人意。无奈“英雄”的上司继续革命意志坚决,不甘心就捞到那么一条枪——三家联合行动,分给谁都不合适,是不是?原来他们还有另一个备用目标——十几里外的一个派出所。于是车头一转，又杀将过去……
芳村派出所。 这是座落在城乡接合部,三面水田环绕的一个“半岛”上，一群类似农家小院的青砖建筑。绿树掩影,花木扶疏,午后的静谧中,透着一种淡淡的田园诗意。 寂静,可以是诗意,也可以令人窒息。 我只感到恐惧。 我只听见撕心裂肺的蝉呜,脑袋嗡嗡直响。 多少年过去了,我始终记得,也始终不明白,那天前晌在校园里,后晌在派出所小院内,树上的蝉儿,为什么都一齐发疯似地狂呜,连空气都为之颤抖,真有点天摇地动的感觉,前所未闻。据说蝉要在地里长眠好多好多年才出土,那一定憋得慌,叫起来自然就疯。那天是这样吗?不知道。我宁可相信,冥冥之中,蝉儿是在警告我:有危险,别去!别去! “缴枪不杀”!“不许动,举起手来”!___电影里学的词一句也没用上。 冲进去了,毫无抵抗。不,根本连人影都没一个。类似北方四合院的四间平房,门户洞开,安静得令人生疑。 我第一个反应是“空城计”?随着大伙闯入主厅，有人忙着先割电话线,冲在我前面的黑皮直奔柜台后那高大的枪柜,反手举起上了膛的步枪,就用枪托往大铁锁猛砸……这时我刚侧转身,接过传递给我的电话机,准备送出去。 “轰”一声巨响,双手贴胸捧着的电话机被枪弹打得粉碎。刹时眼前金星乱晃,左眼什么都看不见了，隐隐约约觉得左手血肉模糊,灼热灼热的。 当时我头脑中立刻出现一个幻觉:中埋伏了!我仿佛看见一个若隐若现的男人,跪在靠近天花板的小阁楼护栏后举枪瞄准，他还狠狠地骂了句__“丢那妈,死了去了”,随即扣响了扳机…… 与幻觉同时并存的是直觉。其实我心里明白,就是我一直盯着的黑皮手上那杆老破枪,撞击大柜时终于走火了。 该来的终归要来,跑不掉的。
在“吊劳改犯”的日子里 （一） 长堤﹐“广州市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砰”地﹐喧嚷声被关在门外了。白晃晃的墙壁﹐白晃晃的天花板﹐白晃晃的布幔……连充溢整个房间的来苏味都是白的。 我忽然想大声吼叫﹐于是放开嗓子﹕“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少年先锋队队歌”“红梅颂”电影“英雄儿女”插曲……想到什么唱什么﹐越激昂越好。 我平常不是一个爱唱歌的人。在这个喧嚷的世界上﹐人其实常常感到孤独。女人会用絮絮叨叨的言语和不尽的泪水来渲泄自己的寂寞。男人往往欲语无言。有的人喜欢在淋浴时高歌——当你赤身裸体﹐又回到婴儿般的原始状态时﹐便自然会产生一种想纵情释放的冲动。你倾诉﹐在哗哗的水声中﹐得到一种奇异的迥响共呜。 此刻高歌是一种什么心理驱使? 我手上的血早己不流了﹐也不疼﹐只是还那么烫﹐麻辣麻辣的。我知道拇指己经飞走﹐再也不会回来了。左眼还在不停地流泪﹐明天会不会变成“独眼龙”?怎么跟父母交待？...... 我没有哭。我拼命唱。 那不是勇敢。也许只有歌声﹐才可以填满所有恐惧和惶惑的空间。 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 当我醒过来时﹐手上已裹了厚厚的白纱布。我又被转送到西关的“广卅市第二人民医院”做了一次详细的眼科检查。阿弥陀佛﹐平安无事﹗可能只是电话机的碎片弹击到眼皮﹐没有直接伤到眼球。医生说我命大﹐不但擦着心脏过的子弹放了我一马﹐连眼睛也是完好无损﹐敷两天纱布就没事了。我该喜该悲﹖ 第二天晚上﹐胡头带着几个人，身着崭新军装，荷枪实弹，提着大包小包罐头食品到医院来看我。我诧异问道：“哗，你们好威风！不过买这么多东西，（都是穷学生穷学徒）哪来的钱？”三郎拨开众人，蹦上一张椅子，把头上的军帽甩在地上，叉着腰，模仿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列宁，摸摸额头，挥手往前用力一劈：“会有的，会有的，粮食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跟着毛主席造反，一切都会有的！”众人哄堂大笑。大伙七嘴八舌告诉我，从昨天晚上开始，广州市已经“毋王管”。现在各派组织实行“军事割据”。提枪闯进商店“以革命的名义”征用点慰问伤员的东西，谁敢反对？小意思啦！我听了当时直觉得难以置信（要知道，往日我们卖小报经手一把把钞票，都会把每一分钱清点上缴，若是中途到了吃饭时间，任何人都是自行解决，绝不会打公款的主意。半年多前的大串联，我徒步三个月从广州走到武汉，最后一段路病倒耽误了行程，盘缠不够了，我不借钱，不赖帐，硬是把一天三顿改成两顿，一直撑了十天……那年月，许多人都曾经以当革命的“清教徒”为荣） 胡头把一直躲在背后不吱声的黑皮拎着脖子揪到我床前：“快，低头认罪！”黑皮挠头搓手，脸都憋红了，就是吐不出“对不起”三个字来。胡头看到场面有点尴尬，连忙圆场说：“黑皮说啦，向毛主席保证，一定给你弄枝小手枪。”我瞄了这个比我还矮半个头的小学徒一眼，摇摇头，“算了吧，你就不怕我会用那支枪把你的手指打断？”黑皮只是嘿嘿傻笑。 告别时胡头对我说：“现在外面很乱，在医院里多几天也好，这里的医生大部分都是造反派，不会赶你出院的。” 第三天上午﹐我把罐头食品留给同房病友﹐将没用过的止痛片扔进垃圾桶﹐扯掉眼睛上的纱布﹐就自行出院了。 我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一个手缠白纱布，绷带吊在脖子上的中学生走在街头上太惹人注目。于是我解下吊带，又从医院小卖部买了一条毛巾﹐把左手掌包裹起来才上路。 走出大门﹐眩目的阳光像无数飞针剌过来﹐好半天都睁不开眼。待低头闭目片刻﹐慢慢抬起头来﹐我突然吓了一大跳，就在头顶上方﹐树上有两只光脚丫从浓荫中垂吊下来……“啊，一具死尸？！”树下围着一圈人﹐像一群仰着脖子的鹅，叽里呱啦,议论纷纷…… 空中弥漫着一股怪异的腥臭味。我忍不住呕吐起来。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夜间，在素有“花城”之称的中国南方名城广州﹐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全市范围内滥用私刑处死所谓“劳改犯”的暴行。 这次民间俗称“吊劳改犯”的暴民事件﹐起于八月十一日傍晚，下半夜达到高潮，第二天在光天化日之下还持续发展。当时广州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市区到郊区﹐到处可见死尸﹐尤以市区繁华路段为多。死者有些是活活被吊死在电线杆或路边树上的，有些是打昏打死以后吊上去的﹐也有不少就倒毙在人行道上。整个事件约一个星期后才平息。前后死了多少人﹖死的是什么人﹖前因后果如何﹖从文革后公开的历史文献资料﹐对广州文革中这最大的死亡事件，语焉不详，从无完整的交代。（注2） 医院才三日，恍如隔世！ 公共汽车全部停驶了。我从繁华的西关荔枝湾出来，穿过黄沙，经过南方大厦、文化公园从人民南折往沿江路，顺着江边往东经过的爱群大厦、海珠广场的解放广州纪念碑，南过海珠桥，穿越同福路……几乎走了半个广州城，沿途每隔一小段就会在十字路口碰到触目惊心的场面： 上身赤裸的死尸，血肉模糊的死尸，肿胀发黑的死尸、死尸、死尸……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边交通岗亭下躺一具，那边电线杆或树上吊一双……有的满面血污，龇牙咧嘴，死不瞑目；有的张口无言，舌头垂吊，拖下长长的稠粘液……光天化日之下，美丽的“花城”广州，一夜之间，成了一个恐怖的“尸城”。 ——花城无处不飞尸！ 我一路上听着围观群众的议论，不时蹲在路边干呕，耳闻目睹，深受刺激，内心充满了惶惑和不安…… 震惊，恐惧，恶心，然而不能有怜悯-——这些人都是被作为劳改犯被“群众专政”的，对阶级敌人不应该有丝毫同情！革命让我们冷血。可我又觉得难以理解，因为从小在课堂里书本里接受的全部教育，只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是最残暴的，只有他们才会血腥屠杀革命者和无辜的人民群众。而革命，在我心目中，就是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克理姆林宫上空璀璨绚丽的漫天焰火，标志着人类从此进入一个自由平等幸福的新纪元。然而，现在革命冷不丁竟以如此峥嵘恐怖的面貌出现在我面前。听说这些被打死的人实际上都是些流浪汉，乞丐，精神病患，四类分子和小偷等等，就算其中可能有个别从劳改场跑出来的人，当时也没听说有任何现行的抢劫暴力行为，何况怎么解释死者中还包括妇女和儿童？革命，伟大而又神圣的革命啊，你不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吗？你今天为什么表现得如此野蛮，如此残暴？！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跋涉﹐离家渐近﹐过了万松园，郊区不再见到死尸﹐但气氛并没有轻松下来。路上人流络绎不绝﹐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涌向晓港公园伐木砍竹﹐或抬或拖﹐搬回自己居住的街巷闸街修筑“联防工事”。打听了一下﹐有说是“劳改犯”要血洗广州﹐有说是“旗派”和“总派”马上就要大打……总之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踏进美术学院大门﹐传达室己空无一人。路上碰到一个神色慌张的邻居阿姨﹐她告诉我﹕“柴油机厂工人马上要来进攻美院造反派的据点﹐大家都四散投亲靠友避风头，你们一家昨晚也连夜离开了……”我半信半疑﹐撒开腿往家奔去。 看到门口石榴树下靠着爸爸的凤凰牌自行车﹐大门洞开﹐我心里才踏实一点。爸爸正和陈老师在谈事﹐见我突然回来﹐连声对我说﹕“好啦﹐好啦﹐你回来就好啦﹐你妈都急死了。她和你两个妹妹昨晚己进城﹐住在表姑姑家，因为不放心你﹐才让我回来等你……赶快收拾一下﹐我们马上走。”陈老师见状也识趣地匆匆告辞而去。 我倚着门口并不挪动脚步﹐几番欲言又止﹐父亲便觉有些蹊跷。这时他开始注意到我手上裹的那团毛巾。我抬起手说﹕“爸﹐我打开给你看﹐你先不要紧张啊﹐没事的﹐真的没事﹐是别人﹐别人﹐不小心﹐走火﹐就﹑就打到我啦……” 父亲看着我逐层解开纱布﹐露出剩下四个指头的左手掌﹐他捧起我的手﹐拧着眉研究了好一会儿……我的心七上八下﹐正等着挨骂﹐没料父亲突然冒出一句﹕“还好﹐幸亏伤的是左手﹐不要紧。”我的心一下子松了。父亲又继续说﹐将来看看能不能配只假拇指﹐如果不行﹐自己用木头做一个……我一听就乐了﹐只知道咱爹打油画框木工一流﹐还不知道他有制假肢驳断指的绝技。（后来他还真的锯了自家门前的石榴树﹐给我做了一个木手指﹐又设计了好些可以媲美达芬奇的机械草图﹐异想天开要让木指具有弯折活动的实用功能﹐可惜一直没完成﹐否则中华文明就不止“四大发明”啦。）我当时可不敢笑出声来﹐趁机反催父亲快动身离开﹐免得他追问下去。
父亲用自行车载着我﹐从南到北穿过交通停顿﹐到处乱哄哄的城市﹐来到表姑姑家。 当着父母和收留我们的表姑及姑丈的面﹐我不得不交待受伤经过。但我怎能把真实情况讲出来呢?一则会令父母担心﹐二则姑丈又是个“铁杆”保守派﹐据说还是小头目。收留我们这从“敌营”里逃出来一家(父亲还是待罪之身﹐是暂时因为无人看管而擅离“牛栏”的“牛鬼蛇神”)，己是勉为其难﹐他们又早听说我是造反派﹐如果再知道我这般“反动”﹐岂不马上扫地出门﹖兵慌马乱之时﹐现在到处都在乱打乱杀﹐我们一家大小五口﹐何以藏身﹖我只好轻描淡写地说﹐是学校同学玩枪不小心走火打的。那一夜﹐气氛始终有点尴尬﹐表姑和姑丈都没说什么，可已经乌云上脸，开始挂不住了。虽然这里住得宽敞﹐表姑丈还不至于连夜下逐客令﹐父母己坐立不安。商量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骑车到市内另一表叔家求援﹐征得同意﹐我们便千恩万谢告别表姑一家﹐赶紧转移了。 我这个表叔的父亲-——即我的舅爷，早年拥有广卅沙河（后来的“十九路军坟场”）的大片土地，经营竹园﹐出产的“吊丝丹”竹笋远近驰名﹐固此是个殷实的地主兼商人。后来大军阀李烈钧垂涎这片地﹐强行霸占﹐舅爷又沾上大烟﹐家道便中落下来﹐解放前夕己经一贫如洗﹐六个子女更无法受到完整教育﹐非工即农。文革来了，“阶级出身好”的人最吃香。当时在“环卫队”开垃圾车的工人阶级表叔，成了响当当的“领导阶级”不说﹐还参加了得势的“东风派”﹐更是神气得了不得。我自然是极不愿意去投靠这个表叔的﹐不光是因为派性原因﹐还为了“三年困难时期”(60--62年)﹐他跑来撺掇我祖母说﹐人都不够吃﹐还养什么猫﹖于是背着我把我的“四蹄踏雪”给“处理”了。说是说在自由市场卖掉﹐我一直耿耿于怀﹐疑心我的爱猫己经祭了他的五脏庙。 住到表叔家很不自在。一房一厅﹐男女老少﹐原来就挤了七八口人﹐现在一下子加入我们大小五个﹐局促可知。好在客厅靠近天花板搭建有一个小阁楼﹐我们一家被安置在阁楼上。虽然连腰都直不起来﹐总算有了个临时栖身之处。最难忍受的是表叔的唠叨。以前他到我家﹐总要和我爸喝两盅。他爱喝的一种烧酒叫“肉冰烧”。只要酒一下肚，表叔的大鼻头立马变红。我私下就给他起了的外号叫“肉冰烧”。肉冰烧酒后特别多怪论。我记得他常批评我爸妈浪费钱——“油画颜料这么贵一支﹐公家不报销﹐画又不能变钱﹐画来干什么﹖我要是有你们这么高工资﹐我餐餐‘斩件’(指斩烧鹅﹑鸡﹑鸭等)，日日肉冰烧﹐赛过活神仙﹗”现在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父母也倒了霉﹐肉冰烧岂不更得意﹐更有话说啦?肉冰烧是得意﹐不过这回矛头却是冲我来了﹕“昂漆九九(傻B)﹐你都懵漆漆，人仔细细﹐学人造反反﹖好啦﹐现在反到连手指公公都不见了﹐知死未﹖你估共产党个江山这么容易被你帮‘柴娃娃’反转过来呀﹖什么‘造反派’﹐丢那妈﹐真系不知所谓。你都毋脑，你地几支破旗旗，斗得过我地东风风﹖”我一边听，一边恨得牙痒痒﹐心里直骂﹕“臭老保﹐死老保﹐我爸我妈还没开口呢，轮到你教训我？臭老保﹐臭老保保﹐肉冰烧﹐烧酒快点烧烂你个鼻鼻……”表面上却不得不唯唯诺诺﹐俯首低头﹐努力作出悔不当初﹐发誓痛改前非之诚恳状。用广州方言说﹐就是“认屎认屁”啦。好在此刻没人用刑逼我﹐也实在没有“党的情报”可以出卖﹐那狼狈﹐那没骨气﹐己经和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叛徒王连举不相上下了。唉﹐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一家五口流离失所﹐被人当“劳改犯”打死，曝尸街头——想想都胆发毛﹐你还硬得起来吗?骂归骂﹐表叔口不饶人﹐心地还是好的。广卅人只要流过血﹐动过手术﹐事后最讲究吃“生鱼”（又称“乌鱼”），据说有滋补活血生肌作用。现在农民不敢进城﹐连蔬菜都很难买到﹐何来生鱼﹖表叔吩咐表婶和我表弟妹穿街过巷四处寻找﹐居然奇迹般搜罗到几尾。那时候外面世界白日里到处打打斗斗﹐血溅街头﹔夜里不时锣盆乱响﹐杀声震天。表叔一家大小进进出出﹐忙于四处抢购粮食和蔬菜。我们一家大小躲在阁楼上无处可去﹐只好吃了睡﹐睡醒吃。我喝着鲜美的鱼汤﹐有时和轮流爬上阁搂来的老表们斗牌斗得天昏地暗﹐就这样渡过了文革中难得的几天逍遥轻松的日子。 真应该好好感谢我的“肉冰烧”“臭老保保”表叔。唉﹐小人不记大人过﹐“新仇旧恨”就此一笔勾消了吧——革命大联合万岁岁﹗八月十六日﹐也就是受伤一个星期后﹐父亲陪我到中山二院拆线﹐并交了三十多元的手术费。这时形势稍稍缓和一些﹐我们又搬回家住了。拆线后的第二天，我惦着学校里的同学，提出要回去。父母坚决不同意。 第三天大清早﹐母亲正在厨房弄早餐﹐我踱到母亲背后﹐轻声说﹕“妈﹐我今天一定要走……” 沉默。 …… “房间柜面上那三十块钱是给你的﹐你收好了。吃好一点﹐补一补身子﹐其它不要乱花。兵荒马乱的﹐身边总要留点钱应急。”停顿一下﹐母亲继续说﹕“知道留不住你﹐自己小心一点﹐听到没有﹖”母亲最后说﹕“如果战争真打起来﹐你回家找不到我们﹐就打开床头柜的暗格﹐里面会有一些钱和粮票。万一将来一家人失散了﹐你要想办法先找到表叔﹐我们都通过表叔取得联系……”说这番话的时候﹐母亲始终是背对着我的。 （当时，当领导的父亲倾向保守派观点，留过洋的母亲也并不赞成过于激烈的造反行为。我每次回家都有争论。但是他们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我，即使在那非常时期，甚至是我遇险受伤以后，他们也仍然以极大的理解和包容，继续让我这四代单传的独生子“大风大浪中学游泳”。因为年轻，幼稚，我承认我在文革中做过许多错事，蠢事，荒唐事——所有身不由己卷入文革激流的国人，又有谁是“一贯正确”的呢？至少，今天我可以坦然地说，文革中我没有伤害过自己的老师和同学，也不曾昧着良心做过任何一件有违人伦的坏事﹔我一生也许只是平平凡凡，不会有多大成就，但我决不怠惰，决不庸庸碌碌，随波逐流。正是文革的狂热和荒诞迫使我学习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从此催生了独立人格。以造神运动开始的文革最后以神像的崩塌而告终。一代人的觉醒，难道不正是从错误和迷茫中开始的吗？ 谢谢亲爱的父母。当我长大成人，为人父以后，我才越来越深地体会到：在某些时候，信任，对于父母一方来说，可能就意味着难以承受的风险。那巨大的压力常常是无以言传的。但信任对于孩子而言却是无价的，可能就成为他用毕生回报父母的动力。）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正是文革中发生广州造反派在市中心攻打省总工会大楼对立派的大型武斗日子。广州两派武斗由此全面升级。事先并不知情的我﹐选择这天重返学校﹐刚刚才逃过生命中一劫﹐又陷入另一险境……
白鹤风云 (一) 八月十九日,上午十时。 我乘坐的十四路公共汽车到海珠桥南端便停下来不走了。原来离桥仅二，三百米之遥的省总大楼正爆发激烈枪战。听车上的人议论，是造反派在围攻据守大楼的保守派。起因于几天前保守派在“白鹅潭”江面上包围打翻了对方准备去抢枪的一条船,并把落水的21个人当“劳改犯”扫射,当场打死了18人,现在造反派要复仇…… 下车过桥西行,上一德路,经过省总附近,只见大楼对面几条街口都挤满了围观者,时而哗哗涌前,时而哗哗倒后,随着抢声的疏密节奏,人潮像波浪般起起伏伏,埸面蔚为壮观。时不时有人脱出人群,猫腰小跑冲入大楼四周交战双方之间无人区,捡起还在滴遛遛打转的子弹头或楼上窗台掉下来的子弹壳,归来便引起哄然一片喝彩声。 文革武斗,举国而论，其激烈似以四川、湖北为甚。蜀人好斗,那时节吵架辩论,三句不合,就要“放你的血”。鄂人更是自古便有“天上九头乌,地上湖北佬”之美誉。广东武斗和外省相比,只能算小巫见大巫而己。此皆因南方气候温和,粤人性非刚烈。粤人之“精”,是早已闻名的。但这打架怕死，睇（看）打架冒死之“今古奇观”,又该作何解释呢?其实也是民性使然。广州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开埠最早的商业城市,长期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市民文化,这种文化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表现为异乎寻常的好奇心。街上店铺若是有人登高在写招牌,第一个路人抬头看见,停步,眨眼之间整条街的人都会停下来,个个伸长脖子仰望,交通便为之阻塞……。广卅人自嘲“倒泻屎都睇（看），”那是真话。连农民打翻屎桶,臭味熏天,都还能引起围观,现在人生难得一见的真枪实弹的“街头剧”就在自家门前上演,岂能错过?所以说广州人精亦有笨,笨亦有精,蛮可笑,也蛮可爱的。(后来“打西村水厂”一役,围观者终被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有人打仗,有人睇打仗,有人睇睇打仗之人。吾亦好奇,吾亦广州人，吾亦睇广州人也。 这一耽误,待斜穿过广州城,步行到达西门口十九路车总站时,己经日过三杆,饭铺飘香了。早上怕母亲改变主意,匆匆离家,早餐都来不及吃，后来又走了这么长一段路,焉能不饿?我顺步拐进路边一个熟悉的小饭铺。这里靠近我往郊区学校的汽车中转站,文革以来学校市区两头跑,常常就在这里打尖歇脚,顺便解决肚子问题。以往我和其它同学一样,多半会要四分钱的白饭和五分钱一碟青菜就搞掂。有时甚至不叫菜,只要白饭,浇点免费酱油,或者买三分钱菜汤泡饭,也能对付一顿。今天坐下来,心慌腿软,感情是饿乏了。我要了五两白饭,找位置放下饭碗,正准备像以往一样去打青菜,忽然想起离开家时母亲叮嘱我要补充营养……攥着口袋里的几张大票子,我踌躇了一下,终于决定今天就“资产阶级”一回。可是我没有经验,一时又不知该点什么菜好。这时,同桌对面的一个袒胸露怀的“咕哩佬”(搬运工)，正叫来一碟田鸡炒芥兰和一碗肉汤准备用餐。他见我对着白饭发愣,以为我没钱买菜,便顺手把那碟小炒推过来,“细佬,学生哥呀?我未掂过,你吃啦，我再叫多一碟……。”我毫无思想准备,被这突如其来的慷慨闹了个大红脸,连忙甩手拧头,谢绝了对方的好意。但与此同时,眼前这碗面上漂着几片白花花肥肉的香喷喷的肉汤,也助我拿定了主意。我学着工人叫菜的样子,敞开嗓门吆喝店家送来一碗三毛五分钱的肉汤，用汤泡饭,美滋滋地“大吃”一气——文革两年中,这大概是我在外面吃过的最奢侈的一顿了。
下午两点多,我又回到学校。 广州八中,前身是有上百年历史的教会学校“培英中学”。半个多世纪前,我的祖父就是从这间学校毕业的(我祖母也毕业于紧邻的“真光女子中学”，即二十二中)。这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学校:座山临江,半山宿舍区都是一幢幢被浓荫环抱的独立西式别墅，绿茵舖连,棕榈夹道。校本部设在山顶,更是红墙绿瓦,琉璃飞檐,气势非凡。学校有大礼堂,科学馆,大型体育场和江边游泳场……这样的条件,找遍全中国恐怕也不多见。 此刻,诺大的校园空荡荡的不见人影,只有几只在课室窗台上懒洋洋摊开四肢呼呼大睡的野猫,还有不时穿梭在竹丛树林中筢草拾柴的附近农家孩子。 我转了一圈才在校门口钟楼下的传达室遇到造反团的二把手,高三级的同学“四眼”。四眼一手扶着用胶布缠住的摇摇欲坠的眼镜腿,另一只手戳戳我:“鸡蛋头,你回来得正好,我们晚上要安排值班,武工队人都不在,只剩几个女同学,人手不够”。我本来只是打算回校看看就返回市内总部,既然如此,便只好留下来了。原来学校形势也很紧张,留守学校的十几个同学此时都己经集中撤进了钟搂。这座位于山顶的三层楼塔式建筑,是整个白鹤洞地区的至高点,虽易守难攻,却也孤立无援,双方一旦开火,被围困在里面恐难有生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想的却是晚上值班肚子饿怎么解决?四眼说还有一包煮浆糊用的木薯粉。我拍拍口袋，用电影里的口吻说：“皇军钞票大大的有，黄糖米西米西的不成问题。”四眼大喜,两人便结伴前往白鹤洞墟镇采购。 下得山来,正要穿过广佛公路,对面就是墟镇口写有“白鹤洞人民公社”几个大字的大礼堂，忽然有两辆恰在面前交会的对行汽车引起我俩注意:我觉得下行的小吉普似曾相识,好象就是抢枪那天随后的第二部车。四眼扶扶眼镜,一脸不屑地死死盯着上行那部大卡车,车上人人手持长枪,个个杀气腾腾。四眼说，他们就是船厂“红青”____一伙臭名昭著,无恶不作的流氓。我俩边议论边穿过公路。就在此时,忽然背后响起“啪”“啪”两声枪响,几秒钟的沉寂之后,“轰”然一声巨响,吉普冲出大路,翻倒在农田里。随后大卡车也在半坡上停下来,车上的人纷纷持枪跳下来,散开在公路两旁,找寻射击掩体,居高临下,举抢瞄向吉普……当时两车相距约百米,我俩处在中间偏近吉普的位置。 ____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下午三时许,广卅白鹤洞地区就这样打响了文革两派武斗的第一枪。 枪声再起,我赶紧弯腰跑向礼堂躲避,可是跑了一段,回头不见四眼跟上来,原来他还直楞楞站在路上,双手扶着眼镜,伸长脖子向吉普车处张望……我只好硬着头皮跑回去拉他:“有没搞错,喂，四眼司令，放下你那‘望远镜’,快点逃命吧”。这个“眼镜仔”,别看他斯斯文文,头壳大大身肢细细,手无缚鸡之力,却认真是个不怕死之士。此刻他无视枪林弹雨,赤手空拳,一心只想救援别人。我心急脚颤,用尽吃奶之力也拽他不动。就在我俩拉扯僵持的这一会儿,附近的路人已纷纷越过我们,跑进礼堂。四眼不但不走,还趋前几步——原来是后面有一个老头和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夹拥着一个少女迎面奔来。那女子长发垂肩,柳眉杏眼,脸皙白,唇微张,胸脯一起一伏,白衬衣上散布着许多殷红的细血点。如果不是瞥见胸前“第一师范”的校徽,我还恍以为这美丽女子是天上观音下凡呢。但见她身上并无受伤,血迹想必是车上其它伤者溅上。果然,就在后面十几步远,跟上来一个血流披脸,侧身手提驳壳抢的工人。但他没有继续跑向我们,而是转弯拐进墟镇街道,身后留下一路血滴……。此时路上已空无一人,子弹在头上“啾”“啾”飞过,我们几个赶紧互相拥簇着掩护“落难观音”躲进礼堂。 礼堂里己经有老老少少二三十人,有的蹲在地上,有缩在椅间,个个神色惊惶。我们刚刚混入人群中,门口就冲进两个端枪的赤脚光头的农民,凶神恶煞扫视了一圈,大声喝问:“你们都是什么人?!”如果此刻他们走近逐个检查,势必会看到梨花带血的“落难观音”。一旦把我们扣起来,四眼是头头,在武斗己打响以后,若被认出来，处境会很不妙，更加上我新伤在手,10天前在广船抢枪又曾“充分亮相”……我们实在非常危险。当时我们并没多想,只是下意识地尽量把“观音”挡在后面。幸亏这时外面枪声更促,大汉无暇细察,转身蹬蹬爬上二楼电影放映间,很快就听到楼上也响起爆豆似的重机枪声。大约过了十分钟,抢声停息,接着是一群人杂乱的脚步声跑过,估计是遁血迹穿墟镇追踪去了。乘此机会,避弹的群众纷纷站起来,我们便随着人群,从侧门涌出礼堂,跟着几个熟悉环境的当地居民,翻过礼堂背后的土墙,进入镇西侧的街巷。人群很快各自四散了。那抱孩子的妇女原来就住附近，眼睁睁看着她把“观音”领回自己家,我好失落___“英雄救美”好戏才刚开始嘛,这么快就完啦?“喂,鸡蛋头,不如你也跟去吧?”四眼摘下眼镜，眨眨眼阴阴笑，推了我一把,把我闹了个大红脸。 街上最后剩下六个人,交谈之下,知道原来都是我校和邻校22中的同派学生。这时枪声又起,我们无处藏身,幸好有居民招呼我们进屋躲避。枪声一阵紧一阵松,也不知道在打什么目标。四眼惦着钟楼那边群龙无首,几次想冲出去都不成功。街上不断有持枪的对立派在警戒搜索,我们乘隙出来，左闪右避,一度躲入饭店,始终还是出不了小镇，危机之中，幸是一个好心的工人把我们六个学生都领进他那狭窄得仅容下一张大床的小住房,让我们并排躺在床上,他用将军锁把门从外面锁上，直到傍晚枪声平息,他才回来开锁,指引我们趁暮色从镇侧田野遁走。
回到学校才知道过去的三个来小时,形势已经急转直下。自从下午对方突然打响第一枪,广船保守派就把钟楼当作目标，从围墙外的船厂宿舍区向我们射击,有几发子弹直接射进三楼窗户,在水泥墙上撞扁了的铜弹头就跌落在地上。这座塔楼空间窄小,以前大概是挂大钟的地方,因此六角型的窗洞特别大,通透不设窗框窗门,以便钟声远播。现在这些高高大大的窗洞正好成了靶子。幸亏当时三楼没人,否则非死即伤,难逃一劫。但我们有好几个同学还是在出入学校后门时被抓走了。四眼一回来马上安排组织救援,同时指挥大家搬来桌椅,把钟楼内的罗旋楼梯堆塞得每次仅能容一个人侧身上下,据说是防对方夜袭。这一夜,四眼负责通宵在搂上守望,其余的男女搭配三人一组,分成几班,轮流到校外的半山腰上放流动哨…… 下半夜,我在朦胧中被推醒了,迷迷糊糊从权作睡床的大字报堆里爬出来,跟随着握有一枝手枪的同学下了搂。 穿过分隔两校的竹丛,我们进入二十二中,在半山坡一处以前民兵训练用过的废战壕里趴下来,居高临下监视公路___这正是几小时前发生翻车的地方。 圆圆的月亮,象个黄澄澄的大铜盘悬在天际。山野被一层柔柔的晕光罩盖着。蟋蟀的脆呜,纺织娘的沙吟,蚯蚓的吭叫,还有山下水塘里蟾蜍此起彼伏的低音合唱……热烈中透着一种祥和宁静。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夏夜。下次月圆之时，将是中秋节,也就到我17岁的生日了。我忽然想到,半个多世纪前,我的祖父母也是这个年龄,也曾求学生活在这同一片土地上。后来祖父投身孙中山的国民政府,协助廖仲凯工作,支持“省港大罢工”，为中国(旧)民主革命操持奔走;祖母则是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新女性,后来办教育,振新学,也算是中国妇女革命的先行者。但他们又怎么可以和我们今天相比呢?别说他们,就是后来我父亲加入地下党,参加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都俱为历史了。我们今天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真正是“解放全人类”的最彻底的革命。我为自己能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从事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事业而自豪。千古江山,英雄何觅?今夜里,我就是在用我17岁的青春热血,捍卫这片土地,捍卫我崇高的理想。革命,就应该象头顶上的明月那么美丽,那么庄严,那么圣洁…… 酣梦中的墟镇偶尔传来几声狗吠,很快就沉寂下去。月渐西斜,看来今夜无战事了。 有些许失落吧?其实你是如释重负。如果对方真的来袭,你们又能做什么?你真的盼望战斗吗?你只是渴望当英雄罢了。你胆子小,心慈性善,而革命的英雄必须是热衷暴力的,你行吗?你不爱暴力,你只是愿意像丹柯那样为真理献身（注3）,可真理又在哪里?你们这一代人顶礼膜拜的理想,真的就如天上的月神娘娘那么美丽神圣,值得你付出生命代价吗?……文革以来,特别是最近这十天经历的事,一幕一幕象过电影似地在我脑海中闪过。革命,和课堂里书本里歌曲里电影里唱的大不一样耶;革命,怎么可以,怎么可以是如此丑陋……?！ 凌晨,大地窜升起一股寒气,从我的脚心透过全身直冲天门盖。我打了个冷噤。 起雾了,月渐苍白,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
后记 (一) 第二天，即8月20日，我离校返回市区总部，又碰上了准备出发前往郊区三元里抢枪的紧急行动。 从楼上大玻璃窗望出去，广交会陈列馆后院停了四五辆大卡车，当时场面非常混乱,人们（中学生居多）四面八方呼朋唤友从前后左右争先恐后往车上爬,仿佛三元里的军用仓库己摆满枪枝弹药等着大家去任意搬取,“手快有,手慢无”。上了车的人许多可能互不认识,更不见有组织者点名布置,车己缓缓开出还有人追着掰上去…… 我没动。 当天下午，令人震惊的噩耗传来：旗派各路分头前往三元里抢枪的队伍先后中伏，死伤枕藉！ “八-二0事件”成为广州文革中武斗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大惨案。没有确切资料可以证明具体死亡人数。香港70年版的《广州地区文化大革命述略》一书称死了一百多人，可能夸大，但笔者第二天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亲眼目睹的布有弹孔尸体也有二三十具……
几天以后，留守学校的八中和二十二中旗派学生二十多人,不得不乘坐前来救援的卡车,撤出己经完全孤立的白鹤洞山顶。因为当时郊区公路沿线都为对立派控制,撤退行动非常隐敞,车厢用帆篷遮得严严实实。车行至“花地大桥”,司机担心对面桥头总派据点拦截,加大油门,翻过桥顶准备冲下坡时,迎面突然遇上两个搭载同一辆自行车的农民,正摇摇晃晃横在路当中,汽车闪避不及,一下子就辗了过去……司机当场吓懵了，把不住方向盘,汽车失控冲向桥边,连续撞断了两个护路的花岗岩石碑柱,眼看就要车翻人亡（就算事故不死,也难逃过愤怒的当地农民及桥头据点的对立派武装），千钧一发之际，幸好司机右座的工人郭绍权扑过去,拼命扳回方向盘，救了全车人的命。郭随后不幸在攻打西村水厂时死于流弹。
旗派撤走后，白鹤洞山顶为对立派所占据。 我的邻居朋友，二十二中初二学生李家祥贸然回校，被毛泽东主义兵抓住施以酷刑，并装进麻袋，用汽车载到广佛公路一处大桥准备投江，最后关头可能念在他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出身好，饶了他一命。但同车另一个工人就没那么幸运，被装在麻袋里扔下水了……
武斗风潮暂息后，听说原我同班同学周耀林，文革前退学参加公安工作，在省总之战死于流弹。
67年9月，局势缓和以后，四眼和我曾特意回到白鹤洞圩镇，专程感谢当时收留掩护过我们的居民。 听说那天翻车后，车上还有一个妇女摔晕了，没能逃脱，最后被俘，传闻遭到强奸。 还听说，就在那一段时间，当地也和市内一样“打劳改犯”，我们曾进去避难的那公社礼堂门口，就曾吊死两个“地主仔”。 关于四眼：在武斗结束，大联合以后，某天他独自行经对立派大楼，被对方用激将法骗进大楼“辩论”，结果被暴打一顿，三根肋骨打断。他反而因祸得福，没和其它同学一样下乡，在长期养病疗伤中自学成材，最后成了某地的名医。
注释： 注1、造反派称自己的对立面为保守派或老保。文革时期，一般而言，所谓“保守派”，是指“保”各级党政领导，对毛泽东“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革方针感到不理解的一派群众。文革前这些人大部分是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党员骨干……他们往往出身贫苦，是共产党的依靠对象。“造反派”即指积极起来造当权派反的另一派群众。他们出身成分比较复杂，造反原因也各不相同。一方面，许多人固然是单纯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仰，崇拜，对毛路线的认同而投身文革；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是基于某种原因，自己曾经受过压制打击，借文革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保守派通常以产业工人为主，人数较多，而且多能得到原当权派和军队暗中支持，在两派斗争中大部分时间都占了上风。造反派在学生中占多数，工人中则以青年工人为主。造反派在头两年的文革高潮中曾得到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一九六八年各级“革委会”逐步建立起来以后，造反派开始失势，有的被以“两派大联合”的方式和平瓦解，有的被军队围剿镇压。所有骨干分子无一能够逃过随之而来的“秋后算账”——六八年底“贯彻七-三，七-二四布告”的清剿，一九七零年后的“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乃至文革后的“清查三种人”运动等。这种情况全国各地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 广州当时的造反派分成许多山头，因为几个影响较大的组织都命名为“XX红旗”，而且周总理在接见时肯定了“中大红旗”等“三面红旗”是革命派，因此他们自称“旗派”。保守派因为两个最大的工人组织命名为“XX总部”，一般称为“总派”，但他们也自称“东风派”，缘自他们认为六七年二月广东军管后，三月镇压造反派的行动好得很，南方日报社论题目就是“三月东风浩荡”。 注2、关于此案，广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最新编印的《广州市志—大事记》有如下记载：67年“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名收容人员和拒收樟木头收容站送来的83名偷渡人员后，‘释放劳改犯’的谣言不胫而走。11日晚，市区谣传‘劳改犯出来活动’，一时打‘劳改犯’的喊声锣声四起，一夜之间有数十人被打死，吊尸街头，造成一些无辜者丧生。”笔者另有专文《孤魂无处话凄凉“吊劳改犯”事件——广州文革一大悬案初探》详述，据笔者近年调查，估计该事件的死亡人数应在二百人以上。 注3、《丹柯的故事》是苏联作家高尔基（1868—1936）的作品。文革前被选入全国中学课本。 故事描写古时候一个部落被敌人赶进原始森林。那儿很阴暗，浓密的树叶遮住了阳光，还有很多沼泽，根本无法生活下去。前有密林挡路，后有追兵紧逼，恐惧在人们中间蔓延了。有的人主张向敌人投降，宁可当奴隶，以免一死。这时候，一个叫丹柯的青年站出来说：“我们要向前走，穿过林子！”。大家跟着他向树林中走去。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树林越来越密。人们开始埋怨起丹柯了，可是他却十分坚定。林子上空下起了暴雨，树木凶猛地吼叫着。人们把丹柯围了起来，喊叫着：“你根本不能把我们领出森林，还是回去做奴隶吧！”。丹柯挺着胸膛大声说：“埋怨有什么用呢？我们必须向前走！一直向前走！”。听了这话，一些人吼叫起来：“你在骗我们！你该死！你该死！”。丹柯从心里爱这些人，他愿意搭救他们。他的眼睛亮起火一样的光芒。忽然他抓开了自己的胸膛，掏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他的心燃烧地跟太阳一样，树林被这爱的火炬照得通亮。“我们走吧！”丹柯喊着，高高地举起他那颗燃烧的心，给人们照亮道路。忽然，树林分开了，等他们走过以后，又合拢起来。他们终于冲出了森林，来到了草原。勇士丹柯望着这块自由的土地，骄傲地笑起来。随后，他倒下了，闭上了双眼。丹柯那颗勇敢真诚的心，在他的尸体旁燃烧着，放射出金灿灿的光芒…… ——原文于2006年9月发表在《今天》文学季刊秋季号（总第74期）。 2012年5月25日最新修改本
阿陀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21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