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摘选：

 第七章  当拖拉机手与司机的岁月

（作者按：《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是根据兴国的口述整理，根据兴国本人的愿望，兴国及地名均为化名。按语则是我加的。）

一、一辈子不能愈合的伤口

1970年，爸爸被排除了特务嫌疑，街道对妈妈的专政也不了了之。当年7月，民航局决定将一批干部下放郊区，其中自然包括两航起义人员。

对爸爸的处理是到平谷郊区，由当地安置。于是，他带着高龄的奶奶、妈妈与身边的两个孩子来到北京农村。当时，我大妹已经去山西插队。他们举目无亲，仅由当地出了几个安置费，盖了三间简陋无比的房子，就算安身立命之地。

父母在平谷安家后的1972年，我曾去探亲。家里景象凄惨，一贫如洗。过去，我们的家具都是向公家借的，这一扫地出门，连家具也统统扫回公家那儿，只有两副摇晃的铺板，勉强可当床用，板凳、桌子都是用砖头搭的，衣服也用几块旧布盖住，连箱子都没一个……

远离父母，经历了些人世沧桑，也由于年龄大了几岁，离家的这几年，除了跟牲口与牧民打交道，特别感受到了蒙古族牧民待人的纯朴、热情与真挚，革命似乎渐行渐远。有时不由自主，常常会想起儿时父母对自己的宠爱、甚至溺爱，心里便会有不安与内疚不住搅动……这次，回到家徒四壁的窝里，见奶奶几乎已经走不动路，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父母也明显比过去老了许多，额头刻上了皱纹，鬓角添了不少白发。特别是妈妈，原先说话的声音底气挺足，比较爱叨唠，这会儿几乎不怎么说话，就是开口，声音也是颤巍巍的，眼神中满含惊慌失措。可她一句埋怨孩子的话都不曾说，只长久默默打量我，眼神中充满关爱，饱含在她眼里的恐惧仿佛都暂时被慈爱挤走了。这就是无我的母爱啊！母爱让我的心一阵阵揪得生疼……

迈进家门后，我立刻给在山西插队的大妹写了一封信。那是我头一回和她联络，我问她那里有没有木头卖，如果有，想法子运回来一些。大妹很快回了信，说她已经买了一批木料，但运木料算投机倒把，所以她求人给打成几个包装箱，通过慢件运回来。

东西运到后，我蹬着平板三轮儿，从永定门火车站把它们运到平谷家中。又花了十天的工夫，我打了一个桌子，几个凳子，把剩下的木头都打成了箱子。箱子除给奶奶、父母留下两个，他们叫给兄弟姐妹一人一份儿。

父母连声夸我和大妹能干，说已经指得上我俩了。可怜天下父母心，那些不堪的往事从来不见他们提起，更没有一句责备我们的话，都这种处境了，还惦记着我们这些不孝的儿女！

到1976年运动结束了。当初，根本就没有书面文件判定父母是何种“牛鬼蛇神”，也就无从宣布为他们正式平反。从我家抄走过一个1000多块的存折，先退还了；后来，又根据当初抄家登记的所谓清单，退赔了1000多块钱。多年不再唠叨的妈妈又恢复了唠叨本性，我后来回家探亲，她曾反复对我絮叨：抄走的何止清单上的东西啊，光金项链与金条就有好几百克，更何况那些上好的翡翠，只赔了这么一点点钱……我爸爸劝她说，活着就是万幸，知足吧！

父亲有位两航起义的同事，是个正驾驶员，原先的工资每月1000多元，再加上出勤公里费，收入颇丰。后来虽然减了保留工资，生活还是比普通人优裕许多。运动中，他当然在被隔离审查之列。由于属于重点人物，24小时双岗监视，一直不让回家。当时，他已50多岁，妻子的岁数也差不多。关押期间，妻子患了不治之症，直到去世送去火化，都不叫他回家看上一眼，也不告诉他任何妻子的消息。他的一儿一女都在外地，回来处理后事时，女儿拿了几件衣服掉头就走，什么也没对邻居说；儿子回来，找了辆车，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全部运走。两人都不过问父亲的死活，争相与他划清界限。特嫌排除后，不敢让他回家，怕他有个好歹，只能慢慢做工作，让他接受残酷的事实。可不能瞒一辈子，他终于回到了家，看到空荡荡的屋子，想到含恨而死的发妻，杳无音讯不认他的儿女……没多久，便抑郁而死，找他的爱妻去了。

这就是我爸爸说“活着该知足”的潜台词。

我当然还是妈妈最疼爱的孩子。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爱叨唠的妈妈从未提过当年孩子们打她的事儿。

几十年过去了，我已步入老年，奶奶先走了，父母也相继过世。在送走妈妈的那天，我心里异常难受，那一堆炮弹仿佛又向我袭来，一瞬间又穿透了我的心：我曾经打过妈妈，还虐待过她……而我是家里的老大，尽管出于被迫与无奈，可我却带头做了种种令人齿冷的事情……

我几乎没脸向别人诉说，中国人最讲孝道，我这样忤逆，历代以来恐怕都不会出几个。这些事情一想心里就坠着大山，沉重到不愿回忆。不是想要遗忘，而是怕触动灵魂深处的伤口，让灵魂疼痛无比，疼痛到想找个地洞钻进去打滚儿。其实，它始终像梦魇似的压迫着我，恐怕直到生命的尽头，我都无法解脱。

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理解我，能不能原谅我，我始终无法原谅自己。

撕开伤口的时候，我想起了一则故事：一个儿子杀了他的妈妈，把妈妈的心挖了出来，当他攥着这颗心往前走时，不小心摔了一个跟头，妈妈的心掉到了地上，那颗滚落到地上的心忽然说话了：孩子，你摔疼了吗？

这则故事过于残酷与恐怖，可它真实地描述了全天下母亲的心：只有妈妈能无条件地原谅自己悖逆的儿子。

二、减压之后

珍宝岛战役后的1969年夏天，团部开始逐步往南迁移，在距团部几十里的南边，围着三个小山包儿大兴土木。北边山包儿划归运输连，西边是工副连、粮店、供销社等，东边属于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司政后），三个山包儿中间又盖起一大片房子，是家属宿舍。

到1976年，兵团宣布解散。那片地原先属于临近的牧场，人家要求地归原主，团部又是一番折腾，开始了第三次转移，决定后勤先行，然后是司政后。

那时，我已经当了拖拉机手。由于要把砖拆下来去盖新房，我曾开着拖拉机去过好几趟。砖拆下来后，只剩空架子，里面的废纸、文件风一刮，漫天飞舞……我不由想起战争电影中的情节：打了败仗逃跑，兵败如山倒的情景……那印象真是太深刻了，一辈子忘不掉。

兵团解散的消息，刚开始对老百姓保密，直到一年多后，我们才逐步知情。解散、撤退的结局已经定了，却足足搞了三年左右。

1976年，我还在工副连开拖拉机，首先知道的是运输连原先有四十多台卡车，忽然调拨出去二十余台，少了一多半儿，心里就有些犯疑：怎么能调出去这么多车，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但调车的事儿属于大生活，肉食者谋之；我是小老百姓，照样按部就班过我的光棍儿小生活。

后来，又发现不少当官儿的不辞而别，说是外出开会或回家探亲，一去便黄鹤渺渺再无消息。留下的人对下头的管理也明显放松，纪律已松弛到不堪的地步，明抢虽不曾发生，暗偷却逐渐熟视无睹。

木工房属于基建科。过去，曾丢过一块两米长的木料，居然当做案件处理，几乎天都被捅了个窟窿，当官儿的派人挨家挨户翻，翻了个底儿朝天，总算把这块木头搜了出来。偷的人不但开大会批判，还给于处分。没对他批斗判刑，他真该念阿弥陀佛。

这会儿，我们工副连放在仓库里的羊毛丢了不老少，木工房的木料更是每天见少，有积极的去报过案，上头只象征性地派人来调查过一下，态度懒洋洋的，纯属走过场，回去后再无下文，根本没想过解决的办法。

更有甚者，连对枪的管理都乱了套。枪应当登记在册，一天，突然发现竟然多出几支。谁都知道，逢多必少这个理儿，走过场查了一遍册子，发现枪号根本对不上……这么大的问题也是不了了之，没人肯去细究。

形势到了这种地步，看来是没人愿意管，草民翻身得解放了。有那造反意识强的，便想对平日欺压人的官儿报复报复。

运输连连长军阀作风严重，甚至有过打骂战士的行为。那日听说他复员要回老家，大家连欢送会都不曾开。第二天，他只有灰溜溜去大石寨赶火车。在这儿混过几年，却也没有白来草原一场，回去时压着满满一卡车东西：木料、羊皮、毡子……都是林区、牧区土特产。得到这一消息，大家也没搞串联，平时受他欺压的一些人提前蹭车赶到了大石寨，听说去开了原连长的批斗会，有人甚至动了手。原连长的收获除了那一车东西，还有灰头土脸。

这拨无法无天的主儿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回转团部时心里也打鼓，琢磨着团部怎么也得处理他们，哪怕象征性的呢！没想到黑不提白不提，这事儿竟然散化在空气之中。

随着精神解放，性也在某些人身上得到解放。兵团战士正是二十多岁的年龄，青春的躁动尤为强烈。可他们没有条件，住的是集体宿舍，吃饭在大锅，连身体接触的环境都没有。没法子，只好自己找撤。

原先，女生宿舍男生不允许进去。这会儿，只要两方谈判好了，在炕上拉个帘子，一边儿睡一对男女，鸡犬之声相闻，倒也相安无事。还有在野地里、草垛子上、木工房、仓库里成其好事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只要能解决性饥渴。

有个男战士在邮局工作，时常在中午让他女友溜进邮局内。只在靠街的窗玻璃上挡张报纸，遮住下半扇玻璃，两人便像埋在报纸里的鸵鸟，开始在里面疯狂做爱。正是中午休息时间，难免有人路过邮局，在邮局的廊子里闲逛，看见后，又叫来几个好事者，一块儿趴窗户偷听偷看，然后广为传播。

声音能听见，怎么能看见呢？原来，我们那里属于高寒地带，为挡风与御寒，门朝北开，北边都建个廊子。廊子上开个门，进门后拐弯儿，才能进邮局的门。走廊里原是黑的，可屋子里的窗户只档住半扇，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从邮局门上的玻璃往里看，外黑里亮，一目了然。这两人在成就好事，一时疏忽，竟然成为掩耳盗铃。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指导员气得拍了桌子，却也不做任何处理，只是说，怎么偏偏在公共场所搞！

一对一、“一对儿红”（一对儿红是文革前后的时髦语言，指互相帮助的两个人，类似于基督教里的祷告伙伴）还能解释成为情所困，出于不得已。却有这样的女孩子，两个男的追她，她上午跟一个男的睡，下午跟另一个。

有个天津籍的女兵团战士，眼睛很大，眼波流动，相当活泼，出身于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家庭，当初思想觉悟特高，别的地方不去，咬破了手指，写了份血书表决心，才最终来到我们兵团。

用流血的手指写字，我尝试过，没有相当的毅力不行，手指上神经密布，疼起来够戗。有一次手碰破了，我好奇，在纸上划拉过两个字，疼得钻心，当时就不敢再继续了。因此，我特别佩服这些写血书的，当然更钦佩《红岩》中手指被反动派钉竹签子的江姐。

那女生原以为能当上正式解放军，没想到只做了兵团战士，不免有些失望，但还是继续积极，第二年就入党并当上了排长。

就在兵团酝酿解散的过程，她的上进心散了，春心动了，与她们团政治部主任有了一腿。这事若发生在几年前，那现役可能就要判刑，她必得下放去卖苦力。当时却没给大的惩处，只把她从政治部下放到团部直属勤务连。该连下属有司机班、炊事班等。没承想，这丫头跟个有老婆、孩子的司机又好上了。在团里实在呆不住了，遂被送到我们团，又闹出过好几起绯闻。好在兵团也快散了，回城的政策已经松动，靠她自己和家里双方积极联系，不久她就办回天津去了。

家里有父母的可以办困退或病退，没亲没故的孤儿就惨了。那时，我们勤务连从保定招来过几个孤儿院的女孩子，负责照顾团级干部，打扫房间，端茶递水。她们无家可奔，也没有任何路子，看别人一个个回转大城市，羡慕得心里流哈喇子。有个长得漂亮的女孩儿小姚，决心使用老天爷赐给她的原始股，遂主动向参谋长投怀送抱。她与参谋长的关系成为了公开的秘密，有好事的兵团战士趴窗户看见过，但已是民不举官不究的气候，她终于被顺利地推荐上了大学。

那时，我们这些插队的知青有一小部分已离开草原，有上大学的，有回北京当老师的……当初壮心不已的老知青不少也开始人心思动，想回家想得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天没一天地乱混。除个别队，多数知青原先都觉得搞对象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大坏境的舆论不允许搞这个。那时候，剩下的男女也开始搞对象了，有的男大，有的女大，环境促成了就算合适。正象有个女知青说的，花开到了一定时候，谁来采就属于谁。像我这样被边缘化的，自然没人要，仍旧是光棍儿一条。有的队男女搭配很不平衡，极个别有本事的可以到临队去“抢”，绝大多数也只好如我，做孤独的倒霉蛋儿。人一旦被压抑狠了，想发散又发散不出来，看着别人出双入对，心里真比猫抓还难受。我觉得，没当强奸犯，真多亏了那么多年的无性教育，否则，前景真是不堪设想。

当然，谈婚论嫁也还是要经过批准，首先得给连部打申请报告。有这么一对儿，女的正派，男的老实，向连里打了报告，却被指导员压了下来。这俩人没理这个碴儿，回北京结婚去了。后来听说，女方已经怀孕。食、色性也，到了一定的岁数，多安分守己的人，除非有病和不得已，性色都是压抑不住的。

那两三年就是这么一种情况，长期的压力一旦减轻，反弹就特别厉害，人心思散，形成了怎一个“乱”字了得的局面。

三、鼠间鼠疫

我在额仁草原二十余年，鼠害只在局部地区闹过，从来没有达到危害整个草原的地步。

这些鼠辈挑地方挺厉害，山头儿不去，靠水的地方不搭窝，又远离湿地（沼泽），只在一定高度的平地上求生存。比如叫查干的地方，那块草场比较平坦，地势略高，一直通到外蒙古，鼠类一般就集中在这样的地形上。此类草场在额仁占地面积不过百分之五，所以鼠害构不成巨大危害。

自然界的自行淘汰真是奇妙，有一种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当鼠类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就总会闹一次鼠疫，使鼠辈大量减少。这里不是指人类中蔓延的鼠疫，鼠类间的传染病叫鼠间鼠疫。鼠间鼠疫一闹，地上就经常能见到死鼠的尸体。当然，有更多的死于洞内。

一旦发现疫情，因为怕传染到人，当然要高度重视，立即汇报到上面。上头也会迅速派人查验，将那片地区以最快的速度封锁。但也就封锁一段时间，往往是秋天发生疫情，到冬天一下雪，鼠间鼠疫不闹了，禁令也就随之解除。

这样的疫情，我在的那些年，曾经遇见过两次，有一次我曾亲身参与过抗灾。

鼠疫闹过后，较长一段时间内，鼠类似乎销声匿迹，需要再过上几年，它们的队伍才会逐渐壮大，并达到一定数量，而数量到了一定程度，鼠疫又会从天而降……

1970年代末，我已经当上了司机，那是我到牧场后，额仁地区发生的第一次鼠疫。部队很快到达，将那片草场封锁。盟里、旗里的各路人马也陆续到来，车辆集中在封锁线上，没有防护设备，谁也不得轻易进入疫区。

但卫生防疫人员必须进去，上头要求调查死鼠的密度。而他们对这块草场非常陌生，必须有人带路。当时还是国营牧场，遂派出了一辆吉普车，叫我开车领他们进去，并携带了一部电台，好与封锁区外面的人联络，及时将疫情汇报上去。

我开着吉普车，风风火火来到封锁线上，只见那儿停着一辆嘎斯改造的绿色救护车，也不知道干啥用，难道死鼠需要救护？

到了跟前，有人从救护车里递给我一套防护服，让我赶紧穿好。我这才搞明白，救护车是专为拉防护服的。这副行头有些像电影里看到的潜水员，衣服是帆布外头喷一层橡胶，颜色为黑灰色的连体服，要从下往上套，拉链儿一直拉到脖子以上，脑袋上还带个帽子，脖子上的带子要求扎紧，上面附着防毒面具，面具底下吊着个空气过滤器，吸的就是从过滤器里出来的空气。尽管已是草原的秋天，外头寒意阵阵袭来，不穿绒衣绒裤已然过不去了，可闷在里面不能透气儿，不一会儿就感觉又闷又热，分量也越来越重。

加上我这个司机，一共是四个人进去，颇有种出生入死的范儿。除了防护服的严密，吉普车在进去前，也把能罩的地方都罩上，能堵的眼儿全部堵死，生怕半死的病鼠钻进来。路上除了死耗子，眼前是一片无垠的绿地，道路相当平坦，仿佛很安全。走一路停一路，只要见到死鼠就让我踩刹车，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赶紧下车，手里拿个铁丝做的框子，大约一尺见方，平放在草地上，数一数里头有多少只死老鼠，有多少个鼠洞……其中有个人告诉我，这叫测量死鼠密度的规板。测量出这两组数据后，他们用电台向外汇报。

我们围着整片儿额仁草场转了一大圈儿，从里头往边境线那儿开，再掉转方向回头。越走我越感觉浑身燥热，绒衣裤已然湿透，粘乎乎贴在肉上，简直有种快要窒息的感觉……可司机只有我一个，怎么着也得咬牙坚持下去。

总算完成任务回到目的地，我恨不得立刻将这身劳什子甩掉。还未动作，即有人冲我吼了声：先别脱衣服！他指挥我把吉普车开到事先挖好的一个半米深的坑中，里面是石灰水，就连车的底盘也得进行认真消毒呢！

终于，我摇摇晃晃下得车来，刚出车门，一只喷雾器已对准我，消毒液劈头盖脑喷了过来，然后又是冲水，通体被水冲过一遍后，才让我们到一边儿去，把厚重如铁的防护服脱下，将其重新扔进救护车内。一切消毒做好后，终于叫我们四个人去休息。至于统计的任务就归别人去管，我们已是筋疲力尽。

这次的印象异常深刻，记忆中，自己仍旧穿着那身沉重无比的防护服，像个水鬼，坐在方向盘后…….

四、我混入了盲流队伍

1974年前后，我们牧场的知青陆续开始了胜利大逃亡，有选送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的，有保送回北京当中学老师的，有父母走后门把子女弄回身边或者送去当工人的……离开草原的风一旦刮起，就收不住了，搅得人心浮动，甚至人心惶惶，都思念起了故乡，什么扎根边疆，什么一辈子革命到底全都被白毛风搅乱了，大家再也无心恋战，很像垓下之战的项羽兵营。

当时，不那么幸运被选送或保送的也开始纷纷办理“困退”与“病退”。“困退”是父母年老体弱，身边没有子女照顾，政策允许办回一个子女；“病退”则是本人有病，已经丧失了体力劳动的能力。虽说有政策条例，也不是那么好办，首先要能开出医生证明，证明父母或本人有病，还是相当重的病。

眼看着身边的同学一个个离去，我只有羡慕的份儿，却毫无办法可想。那时，爸妈虽然已经回到城里，但我弟弟留在了北京工厂工作，“困退”我自然不够资格。至于“病退”，我爸被整多年，总说“活着就该知足”，我有吃有喝地呆在草原不是也该知足吗？再说，他也不善外交，让他到哪里去找大夫开证明？我妈呢，本来就是家庭妇女，认不得几个人，更加上似乎已经被整傻了，这种事儿她更办不了。还有一层，我家当时只有两间房子，我爸妈住一间，我弟弟住另一只有九平米的小房，我和插队的妹妹探亲暂时回去挤一挤还可以，如果都办回去了，叫我们住到哪儿去？这些都是解决不了的现实问题。

走不了，还能继续大有作为吗？也只能沦落到与当地盲流为伍，昏天黑地混日子。曾几何时，我们与原驻地的牧民一样，特别瞧不起那些在场部瞎混的外来户，他们夏天捡羊毛、采蘑菇，冬天拿杆猎枪四处打猎。提起他们，我们往往一撇嘴，轻蔑地说声“盲流”！没承想，我也有变为盲流的一天。

那时，剩下的知青已经不大讲出身，都有了民兵身分，陆续给配发了枪，愿意的话，可以天天扛着。我倒不是为炫耀，而是百无聊赖，遂喜欢上了打猎。我打过黄羊、兔子、老鹰，地鵏，甚至包括一只天鹅……跟抽烟一样，我上了瘾，终于和当地人排挤的盲流同流合污了。

在牧区，曾听人说过一句话：上有天鹅，下有地鵏。意思是这两种肉好吃。

说这话的不是本地牧民，是外来户，即盲流。牧民一般只吃牛羊肉，连鱼都不吃，当然不会知道天鹅与地鵏是何滋味儿。

（一）打地鵏

刚到草原那阵，地鵏比较常见，我们知青并不知道那是啥东西，只觉得怪模怪样，长得不善。牧民告诉我们，这叫陶格勒布，不怎么善于游水，会飞，浑身的肉特别多，他们都没吃过。不久，有个外来户告诉我，这该属于飞禽，俗话叫地鵏，学名是鸨鸟。老鸨谁不知道啊，臭名远扬的妓院老板娘，这鸟必不是好货，打了也就打了。

那时草原的地鵏挺多，甚至不怎么怕人。有一天，临队有个知青去马群换马，他刚下马，便迎面撞见一只地鵏，立在那儿纹丝不动，直勾勾瞪着他，瞪得他脊背发凉，下意识地用手里的长套马杆捅了那地鵏一下，镇定自若的鸟突然怒了，竟冲他扑将过来。吓得他一个劲儿后退，脚下不平竟然摔到在地上，又接着打了个滚儿。这一退一滚长长的套马杆折成了两节儿，他手里攥着的正是粗的一端。地鵏扑过来了，只能打啊！幸亏手里是粗的一节儿，一通乱打乱劈，居然就把这只地鵏打归了西。于是欢天喜地扛回包儿内，众知青一起打牙祭。

兵团接管后，打的人越来越多，地鵏一天天见少，渐渐无法再靠近了，打的难度自然增大。

我第一次打地鵏大约在1974年，已是兵团时期，我在二线打杂儿，每天扛杆枪，在边境帮着巡逻，见着猎物就打，跟牧民当日所形容的盲流几乎一样。

一天，团部的司机要往定居点儿拉砖，因为前头挡着个带芦苇的大泡子，他路不熟怕陷进去，就叫我带路，我照例背着枪去的。

解放大卡车正往前走，在一百米左右的地方，我看见了一只地鵏。没枪的时候，我曾经见过这东西，脖子长长的，肚皮挺大，三角型的脑袋小得不对称，身子没鹅大，但体型跟鹅差不多，颜色是灰的，肚皮的毛为白色，头到脖子上长着绒毛，翅膀上的毛粗大，上面杂带着白色，模样该说难看，眼睛里还射出凶光，看着挺不善，无怪乎叫它老鸨！

我立即叫司机停车，端起枪，从副驾驶的窗口往外瞄准，距离太远，我没打中，让它飞了。

仿佛要挑战我的射击准头儿，要不它就是弱智，竟然不赶紧逃命，飞了只有20米左右，就扎在了草地里。到嘴的新鲜我能不再一次开枪吗！还是打低了，但一定受了伤：只见它两条腿抖动了一下，扑扇着翅膀挣扎，艰难地往前跑了一段，我们的车就要追到它跟前时，它居然迎着风，摇摇晃晃又飞了起来……

地鵏起飞靠两条腿加速，它先往前跑，速度到了一定程度，开始扇动翅膀助跑，然后往下一蹲，两条腿蹬地就能飞起来。可刚离地面的地鵏速度快不了，最多也就20迈（时速20公里），飞起来后，逐渐提速，可以达到60迈，卡车就追不上了。

我们当然不甘心，开车继续追。突然，天上掉地鵏，它从天空坠落下来。原来，我把它的两条腿打折了，流血过多，终于支撑不住了。

好大的一只鸟啊！我抬起它的脖子高高举起，两只脚已然碰到地面，高度肯定在1米70以上；司机把它的翅膀张开，竟然有2米多宽。回到家，我们把地鵏拔毛、开膛，将内脏掏空，我剥开嗉子（胃），发现里面除了草和草籽儿，还有不少小虫儿，莫非它属于益鸟？我没有继续探究，当时没有这方面的书。小时候的我酷爱研究、渴望发明，在运动中我逐渐长大，已经没了这种兴趣。

由于经常吃手扒肉，当地都使用大锅，最小的直径是60公分。我们那口锅足有80公分，剔下的地鵏肉有整整一脸盆，煮了一大锅，带骨头的又炖了一锅。煮熟后，吃在嘴里却很一般，普通牛肉的味道，而且是老牛肉，肉丝相当粗。

失望之余，我走到门口，只见一地鸟毛。阳光下晶莹闪亮，竟然美丽异常，那耀眼的光芒竟然刺痛了我的眼睛……

（二）当了回癞蛤蟆

边防站的司务长酷爱打猎，与我臭味儿相投。不记得是他来找我，还是我去找他，一天，两人又相约着去泡子边打野物。

那天，凑巧在泡子里瞧见了一对天鹅凫在水面。他打着哈哈对我说：都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咱们看能不能当回癞蛤蟆吧！

从小，在话匣子里就听过圣桑的《天鹅之死》，还听老爹给我讲过芭蕾舞剧《天鹅湖》，印象里天鹅美丽又神圣，拿枪对着天鹅很有些底气不足。可那会儿，就觉着自己是只癞蛤蟆，做不成正经人了，尽管并不觉着自己光明正大，还是条件反射般举起了枪。距离大约200米左右，两人的子弹几乎同时射出。没打着，天鹅扑棱着翅膀，想要逃离。可是，和地鵏一样，必须在水面滑行几十米才能起飞。人的心理很奇怪，就像潘多拉盒子打开了，一旦出手往往就难于收手。

此时，我们两杆枪齐发，直到把弹夹里的子弹统统打光，加起来足有40发……只见羽毛在空中飞扬，一只终于掉进了泡子里，而另一只飞走了。捡起来发现，是只公的，中了好几颗子弹，却没有多少血迹，不知道是否血已经流光，或被泡子里的水冲刷净了？

司务长把绒衣脱下来，将天鹅刚好包扎严实。当时，已经知道不让打天鹅了，可就为了当回癞蛤蟆，把一只美丽的公天鹅打了下来。那时还不知道，天鹅的配偶是终身制，死了一只，另一只甚至可能殉情。若知道了这点，我会收手吗？

记得那天我俩还喝酒庆祝，就着煮熟后变为白色的天鹅肉，庆祝自己终于当了一回癞蛤蟆。

回忆完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后，我上网搜了一下，天鹅就不用说了，属于禁猎飞禽，而地鵏，据说我国现在只剩下200来只了，它们竟然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天鹅还比它低一级属于二级，数量也比地鵏多。由于鸨鸟身躯肥大，最不善飞，人们容易观察到它的交配情况，遂留下鸨鸟喜欢交配的印象，才创造了鸨这么个字。鸨鸟发情期间表现的求爱动作，原本是动物的天性，而且是雄鸨主动，人们却给雌鸨扣上“喜淫而无厌”的帽子，并转嫁到了妓女头上，这完全是观察的错误与男性的偏见。

我还了解到，鸨鸟的食谱中除小鱼、蛙、昆虫外，还捕食蝗虫、金龟子、毛毛虫等农业害虫，它是对人类有益的益鸟。

若是现在，兴国猎杀鸨与天鹅，板儿上钉钉属于犯法。那些环保主义者听说了这些劣迹，手上曾经沾染过禁杀动物的血腥，准是心里气愤万分，甚至会想到把他扭送到局子（公安局）里去。可那时动物保护法还未问世，讲的又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莫说动物，人死了也就死了。我们聊起这些时，他并不想为自己开脱。他现在也和大家伙儿一样，希望这些行为仅仅是完成时，再别来一个将来时了。

别说国家，整个地球也禁不起再折腾了。

五、拉煤拉成了熊猫眼儿

盲流归盲流，我也不能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那时的人尽管理想破灭，基本觉悟总还是有，我当然也不例外。

大约1975年，我已是连部的拖拉机手。从11月初开始，大雪一场接着一场。白皑皑的雪把地面盖得严严实实，草原完全被冻住了，温度达零下二十多度。放牧人家都是自力更生，燃点牛粪与羊粪砖取暖。公家只要有人张罗，秋天派人到草地里多捡点儿，去废弃的羊圈中勤刨刨，取暖本不是难事儿。

兵团接管牧场后，我们大队的巴图队长顺理成章被任命为连长，我们知青还是习惯称呼他队长，叫着顺口儿。他虽是好马倌儿，筹划上却有欠缺。这不，忽然发现连部烧的将要告急。

节骨眼儿上，配种站又突然提出要煤。牛羊粪不禁烧，温度忽高忽低，配种需要的温度高，火时刻不能灭，否则精子就得冻死，又没有专门添火的人，要煤属于合情合理。

此时，连部剩的煤装满一簸箕都不够了，他只有来找我这个拖拉机手，让我到57团拉煤。57团在霍林河旁，这是现在的名字，那时只是一片荒草滩。甭看是块荒地，可出好东西，那儿有煤矿。所谓的煤矿不过是兵团开发的小煤窑，只有两个坑口，出煤量极其有限。粥少僧多，拉煤的人必须排队等候，最少要排一天一夜。

我心里当然不愿意。但以我和他的交情，又不好意思一口回绝，只能给他出出难题。我说，拉煤不容易，路上跑差不多四百里，不能睡觉，又冷又饿……要去，你得跟我去！没想到，他异常痛快地答应下来。没了借口，我只有准备上路。

其实，我最不想去的原因是因为柴油有问题，油库里已经没有适于冬季用的柴油。

我们这儿整个大颠倒，五月份库里是冬季用柴油，冬天只剩夏季用的。那年头儿还是计划经济，牧区本来凡事都慢半拍，这一计划，起码就慢了四五拍。不是大庆油田没生产出来，而是需要诸多手续批准：油生产出来了，得等上头调拨的计划批下来放行；从大庆往外运油要多少车皮还要报批，装上了油罐，等计划来了才能卸车；我们需要多少油也必须写申请，等手续齐备了才可往家运……冬油从年初开始申请，等层层报批下来，已经到了10月份，油来了还拉不走，得等指标下来，估计运到连部也是11月以后的事儿了。如今，库里剩的是夏季用柴油，零下二十多度的温度几乎没法儿用。

油桶从库里提出来，没完全冻，可上面浮着一层厚厚的半固体，粘粘的、厚厚的一层白沫。加进拖拉机的油箱前，我用一根棍子从桶的加油口戳进去，使劲儿搅，得搅得温度升高，白沫子基本化开，才能往里加。我的拖拉机前头罩着保温棉被，两个座儿周围支着个简易棚子，可被子护不住最前头的油箱。就是发动起来，天寒地冻的，也不能保证柴油不再凝固。我所以叫上巴图，也确实需要个人手儿，我开拖拉机，他得一路举着喷灯，替我给油箱供暖。用明火儿烤柴油，确实够危险，但不豁出命去，拉不来煤啊！我觉悟不乍地，可那时也没把自己的命看得多值钱，而人家巴图是连长，觉悟当然高。那时的人基本没有安全意识，忽略个人的存在也很正常。放到现在看，就是一堆不顾个人安危、不懂科学、不敬畏生命的“大傻帽儿”。

随机我带了一大桶柴油，一小扁桶汽油，汽油专给喷灯用。灯挺大，本身分量不轻，喝足了油更是沉甸甸的。巴图坐在副座，伸直了胳膊，勉强能够着方向盘前的油箱。雪不停在下，风越来越猛，一路颠簸，喷灯在他手里乱晃，刚好油箱的左右都能烤到。我忍受颠簸与冻饿虽然辛苦，对他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双手举着那沉重的喷灯，是啥滋味可以想见。为分散他的注意力，也有点儿恶作剧，我瞥着嘴对他说：拉煤苦不苦？你也跟着体验体验，举着灯给我烤吧！他却不恼，瞅我一眼，咧嘴一笑说：你坏坏地……

顶着大风雪，到师部要二百多里，从师部到57团又是一百七十多里，拖拉机在雪地里轧悠，一小时最多爬三四十里，沿途我俩到人家讨了口水喝，没吃一口东西，整整走了十个小时，天已经全黑，像一口大铁锅扣在头顶。大概晚上九点左右，才蹭到煤坑附近。

抬头一看，黑压压一片，已经排成了长龙，大概有几十辆车，卡车、拖拉机，甚至有马车，五花八门。我俩赶紧排进队伍里。猛地停下来，突然感觉到肚皮靠在了脊梁上，饿得前心贴到了后心。荒山野地，根本没有饭馆。还好，我们事先有准备，巴图带着手扒肉，我带着烙糖饼。都穿着皮得勒，饼可以揣在怀里，没有冻成铁砣砣。可肉油乎乎的，只能搁在外头，早已冻成铁疙瘩了，切都没法儿切。此时，带着的喷灯管了大用，我们把肉放在上面烤，烤化了，就着糖饼狼吞虎咽，吞完了，抹抹嘴上的油，坐在拖拉机上继续等。

油箱的火当然不能熄。

坑口昼夜有班，24小时生产，两个坑口轮流出煤，大约二十分钟左右，卷扬机一转，一斗子煤被提了上来，三吨左右，倾倒进车里。排头兵走了，后面的车跟进。解放车三吨装不满，就继续等，排后头的有无异议也要继续等待。

饱了发困，饿了发呆，为赶走困劲儿，两个人开始瞎聊，聊一会儿，撑不住了，轮流打个盹儿，不打盹儿的举灯继续烤油箱，火不能熄啊！到我打盹儿时，该挪车了，巴图就叫我；兴国，快，快，车挪！我这才勉强睁开眼，把拖拉机往前蹭。

队伍长成这样，还有加塞儿的，都是关系户。就为这，打架司空见惯。拌嘴、打伤人都不稀罕，我见得多了。那天还不错，没打架的。直等到第二天下午，我们才装上煤。

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穿着皮得勒和毡疙瘩也还是冷，拖拉机更怕灭火，必须连续作战，咬牙往家赶。

刚开始还行，走了不大一段儿，两个人都撑不住了。你想，差不多三十个小时没合眼，又冷又累，铁打的人也熬不住了。

好在地已经上冻，路面也硬，我运气更好，前头没遇见大沟大坎儿，跑点儿方向没关系，最多猛颠一下，颠醒了，继续找路。

巴图举着灯，这一路笑话就闹大了。一会儿喷灯差点儿掉油箱上，让我猛吼一声，吓醒了，赶忙抓紧喷灯；一会儿灯拿歪了，把自己马蹄袖的毛儿燎了，又让我嚎一声……好几次，他干脆把灯掉在了地上，火灭了，只好重新点燃。

摔灭了，我一通叫喊，巴图回嘴说：我成心，不是（我不是成心的）！就为了这喷灯，我俩互相嚷嚷，完全没了上下级关系，却好歹把困劲儿减轻不少。

没带灭火器，拖拉机油箱的油管是塑料的，这一路真是危机四伏。

那时我们没有打火机，点火只能靠火柴。荒野地撒气漏风，手又冻僵了，哆嗦着拿火柴特别容易断，只好拿一把同时划，好歹能将灯点着。我们一共带着三盒半火柴，一路折腾，走半道儿就闹了火柴荒。这一下都紧张了，等于要宣判拖拉机的死刑啊！

正慌张着，两条狗过来了。巴图一见狗笑了，他说：有狗就有牧民！他叫我离开大路拉荒走，在附近转一圈儿。不久，果真看见一座蒙古包儿。这一路跟人要口水喝没问题，可人生地不熟，谁能给你饭吃？牧民不讲究给客人吃饭，一般都是请喝茶。深更半夜，都夜里十二点多，炉里的火也熄了，还能起来重新点火？我琢磨着，能讨口水喝，要一盒火柴，坚持回去就阿弥陀佛了。终是不甘心，我撩巴图说：恰窝（喝茶）可全靠你了，我是一点儿没辙！

看样子巴图很有信心，他走上前去敲门……说话全他一人，我有意在一旁充傻子。主人家穿好衣服，女主人开始点火。我听巴图问他们是什么地方人，回答乌拉盖的，我们的邻居呢！再一攀，巴图居然和他们沾远亲！一说是亲戚就不一样了，先让我们喝足热茶，然后动手做饭。烤着暖暖的炉火，吃着香喷喷的羊肉汆粉条，这一路最美的享受啊！

真不愿意站起来，主人也邀请我们在这儿过一夜。但是不行，包儿外的拖拉机不干。虽然给它找了个背风的地方，顺风停下，还得不时出去瞧瞧，看有没有熄火，用手油泵打油，揣几十下，还得时不时用喷灯烤一烤，让柴油不上冻，哪能睡塌实？还是赶紧回去为妙。

走的时刻，最重要的当然是要火柴。既是亲戚套亲戚，主人恨不得倾其所有，把家里的一包儿火柴都递了过来。这么多也用不了，我们掰了一半儿——五盒。

半夜两点，我们接着走。又是一路犯困，艰难前行，重复着上面的镜头：相互嚷嚷、加油、举喷灯……直到第三天上午十点，好歹算把一斗子煤拉回连部。终于可以熄火了。我揉揉眼睛，瞧着巴图的眼睛说：瞧你成什么了，熊猫！他看着我一乐：你地，眼睛也熊猫……然后叨咕了一句：太辛苦，人遭的罪，不是（不是人遭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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