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知青理想主义
作者：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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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知青理想主义
作者：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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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知青理想主义 近日，给国内某大学文学院研究生讲课时，讨论到“在缅怀、礼赞当年知青的青春奉献与理想追求之际，是否要思考其历史及现实的合理性”的问题。于是，就有了如下的感触： 理想——是对事物的合理想像或希望。是人们心中美好的愿望，是力量的源泉，是前进的动力，是活着的希望。 理想主义——基于信仰的一种追求，理想主义跟信仰紧密相连。脱离了精神层面的理想主义，人们也就失去了信仰，迷失了自己。 可见，无论是“理想”还是“理想主义”，都应该是俱有正面、积极意义的概念，其前提应该是，这里所说的“人”、“信仰”、“精神”，是有充分自由多元发展的主体性（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意义。如果“理想”、“理想主义”只能服从于某一种意识形态而疏离了这种自由多元发展的主体性意义，那么其正面。积极的意义便会受到质疑甚至扭曲。 于是可以说，所谓理想，应该是不可排斥个人的主体性（追求者必须具有个人自由选择的主体性），必须符合人性的需求，客观的实际，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 否则，越虔诚，越具悲剧性。一如邓贤“轰轰烈烈进行了一场违反社会和自然规律的空想乌托邦运动”，与高伐林“晶莹清澈的一滴滴水汇集成狂澜恶浪”的谴责。 根植现实的理想与攀附“主义”“事业”的理想要有所区别。或者说，理想追求的行为，与对此行为进行解读要有所区别。 不能排除，即使在文革中，也应有具体个案的理想主义追求与实践具有合理性——这些理想，当是符合人性发展、客观实际、现实需求；然而，一旦理想攀附于“主义”“事业”（被“主义”“事业”所挟持），往往陷于虚妄而呈现出不合理性。比如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的结尾，曹铁强及其伙伴志愿留在北大荒，如果是为了稳定当时动荡的局面，稳定军心，（权宜之计，最后才返城），其行为不仅受到推崇，也应具有现实合理性；如果说是为了“完成知青们未竟的事业（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事业）”，虽然将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推到了一个高峰，但却陷于虚妄而缺乏说服力。 有两个概念，在文革时期（甚至今天）是得到大力提倡的——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文革时的知青就常常被提倡这两种精神。对于前者，我是有条件地持肯定态度；对于后者，我相当持怀疑态度的。 经过理性思考，自觉亦自由选择上山下乡改变乡村落后面貌作为自己的理想，无疑是基于主体性的奉献精神。这是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形态都会存在的行为与精神，都是值得肯定与推崇的。如果窄化为（挟持为）某种“主义”“事业”的附属品，往往会受到扭曲与不合理利用。在后者，奉献精神往往被“升华”为牺牲精神。为了“主义”“事业”贡献一切——包括个人的青春、幸福、理想乃至生命。 知青时代，不乏有抗洪灭火的事例。在常态社会中，抗洪灭火都会要求基于安全措施的考量，但知青时代，这种灾难事件往往就凸显为牺牲精神的最佳表现时机——为理想献身，为“主义”“事业”奉献了完完全全的一切。黄山茶林场11知青抗洪而死，黑龙江尾山农场7知青灭山火而亡，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5师43团四连69名知青葬身火海……这些殉难者或许正是怀着这么一种为理想献身的牺牲精神而赴死：“那些血气方刚的战友们啊，正值青春花季的少男少女们啊，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忠心！毅然决然冲向了那熊熊的火海！……六十九个鲜活的生灵，顷刻之间，被燃烧的火焰瞬间所吞噬。他们都还是涉世不深的孩子啊 更令人发指的是，事后对这些悲剧的解读——为主义献身精神的渲染与弘扬取代了事故责任的追究；而献身精神的渲染与弘扬，又鼓动更多的年轻人成为各种灾难的（准）殉难者。于是，我总觉得，此类“牺牲精神”的号召，有蔑视生命、唆使杀人之嫌。 2012-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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