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反思
——给老三届的伙伴们
作者：徐浩渊
来源：北美《世界日报》 1997.3.30；《中国青年研究》 1997.11.
盯着好不容易定下来的标题，我手中的笔异常沉重。三十年了，比我们老的人、小的人、中国人、外国人都在言说“文化大革命”。只有我们自己，这段历史的主要当事者和见证人，一直保持着沉默，任人褒贬。有心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有在幼年或童年时期，心灵受过重创，伤口未曾愈合的人，才不能回顾过去。而且，受伤的程度与抗拒回忆的强度是成正比的。什么是我们的心理伤痕？它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后代，给整个社会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负有什么样的历史性责任？作为老三届的一员，我试图在回忆和思考中寻找答案。
一．谁是老三届
老三届，是指1966年的时候，六个年级的在校中学生。中国的中学是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按照毕业的年头称呼。人们把当时正在初、高中的这三届即将毕业生，统称为老三届。按照规定，孩子七岁入小学。经过六年小学毕业后，进入初一的学生是十四岁，在高中三年级的是十九岁。恰恰是美国人最头痛的青春期的青少年－Teenagers。这个年龄群体，身心与情志发育迅速，处在从儿童向成人的过渡时期。他们强烈要求“做大人”的权力，却不能承担成年人享有这些权力时需要负的责任。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富于幻想，同时具有过多的能量，很少的生活经验。在特定的环境下，非常容易走向极端，甚至出现暴力行为。美国近十年来，青少年谋杀率增长了三倍。三十年前，中国的中学生则处在一个更加矛盾深重的社会现实里。
1966年的这批青少年，是在1949年前后出生，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1949年以后的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的战乱，也结束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压和凌辱。开国大典时，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的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说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此后，农民分到了土地，工人是理论上的领导阶级。全国老百姓从心底里相信，自己是新中国的主人。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把美国佬从鸭绿江边一股脑儿地打回了“三八”线。之后，又和想要辖制中国的俄国佬翻了脸。连人家撤走所有的经济、技术援助也挡不住中国人要恢复民族自尊的决心。同时，中国又陷入了200年前的闭关自守状态之中。
此时，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混杂体。虽然，马列主义被确认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但是，几乎没有共产党员和干部读过那些从西方传来的艰深著作。人们盲目地相信：我们只要忠心耿耿地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走，每天辛勤地劳作，终有一天会走入一个叫做“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去。至于这个天堂是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能够走到？为什么一定会走到？没有人问过，也没有人怀疑过，近似于一种宗教性的虔诚。这种信仰的进一步发展是“世界革命”的理论。“文革”以前的中国人民相信，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救。我们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光荣、艰巨、神圣的历史重任。
“文革”以前，尽管有过“镇反”、“三反五反”和“反右”等运动，毕竟仅仅触及了少数人。绝大多数青少年所感受到的是学校和社会上的所谓“正面教育”。但是，除了数、理、化的知识性教育以外，学生受到的思想教育是极端矛盾的。一方面，在学校里，学生被学校中的官办组织“少先队”、“共青团”管理起来。教育孩子们“绝对服从组织”、“做党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在社会上，所有的文学、艺术和舞台上，都歌颂着新中国缔造者的光荣历史：他们青年时代大无畏的造反精神和英雄主义行为，成为孩子们的榜样(Role Model)。这两种方向完全相反的思想教育，对于青少年的心智形成，造成一对可怕的精神冲突。导致了他们在即将来临的“文化革命”的大动乱中，令人们(包括我们自己)至今难以理喻的行为——压抑与反压抑，暴力与破坏，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等等，等等。
“文革”以前，很少有孩子对当时的社会怀有仇恨。但是，根据孩子的家庭在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他们对于上述的矛盾性思想教育有很不同的反应。所谓“出身不好”的孩子们，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有一种类似西方的基督教徒们特有的原罪感。他们认为自己的“根子不正”，不得不同亲生父母“彻底划清界限”，皈依真理，净化灵魂，以便做一个被公众承认的好人。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是抽象的概念。学校里的校长、老师，特别是党、团组织便无形中成了他们的“精神父母”和他们在社会上的合法保护人。因此，当他们看到其他的孩子叛逆的时候，总是感到特别的不舒服。因为这种行为，不仅威胁了他们精神上仅有的安全寓所，而且触动了埋藏在他们更深的潜意识中的叛逆冲动，即：大声地对自己和别人说：“生我，养我，爱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好人，我爱他们。”这是世界上所有孩子的天性与权力。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种愿望成了罪孽，是“划不清界限”的表现，绝对不利于他们的生存。自然也不可能浮现到意识中来。因此，这些孩子最容易趋向“驯服工具”的教育。在“文革”的开始阶段，“誓死保卫学校领导”，做了真心实意的“保皇派”。
所谓“出身好”的孩子，即：工、农、干部子女。因为他们的父母亲是“领导阶级”，这些孩子们从生下来那一天起，就感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毛主席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这种充分被肯定、被信任、被期望的精神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具有非常的自信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也伴随着狂妄自大和过分的天真。特别是干部子女，从“造”了自己祖父母“反”的爸爸、妈妈身上，从小汲取着“造反”的精神。恨自己怎么晚生了几年，没有赶上电影里面那种激动人心的战争年代，没有机会也做一次英雄。这些孩子更加容易接受“正面思想教育”的另一个侧面，即：他们父辈的“反叛”和被文学艺术诗意化了的“革命英雄主义”。对学校中“驯服工具”的教育则很反感，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名。
记得从小学开始，我虽然一直成绩优秀，是文艺、体育活动中的活跃分子，但是每次学校老师给我的操行评语都少不了“骄傲自满，纪律散漫”的批评。上初中以后，看到有的同学，把自己的钱包交给老师，声称是“路上捡的”，而被老师作为“学雷峰运动”中的好人好事表彰。使我这个本来对这样的运动就不感兴趣的人，产生厌恶。在党的“重在表现”的感召之下，为了加入共青团，特别是“出身不好”的同学最愿意找“团组织”汇报。不单汇报他们自己的“坏思想”，还要捎上我那些不服从管教的“坏行为”，使我常常因此而挨批评。团组织追着要我克服“自来红思想”，连“出身好”也有了“原罪”。对于这种宗教式的压抑，我实在反感。做了父母亲的人都知道，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如同皮球。你越拍它，打它，皮球反而跳得越高。我当时的情况恰好如此。久而久之，这种压抑与反压抑的能量不断蓄积。同时与“小汇报”我的同学，形成越来越深的隔阂。这种现实，为后来“文革”的大火首先从中学里烧起来，学生之间大打派仗，埋下了基础。
提起“文化大革命”，人们异口同声地将账算到了毛泽东一个人头上，将十年的大动乱归咎于共产党内的政治斗争。为了解析“文革”的起因和社会后效，中、外学人花费了不少人力、财力。他们收集了大量的史料，研究毛泽东和“中南海”里的宫廷斗争。甚至细碎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给某某打过一个电话，使了一个眼色，写了一个便条 …… 使我不禁想起“红学家”们研究“红楼梦”的情景。人们似乎忘了，这段历史是我们五千年文明史的继续。其真正“史无前例”性，恰恰在于全国几亿人民统统发动起来折腾，最终“触及了所有人的灵魂”。
1958年，完全没有现代科学知识的毛泽东，凭着主观的想象和愿望，发起了一场经济生产的群众运动，名曰“大跃进”。饿死的上千万农民使得毛泽东感到罪过。虽然干掉了“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压住了党内的批评意见，毛却渐渐陷入一种日益严重的猜疑心态。特别是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公墓里拉出来烧掉以后，毛变得更加恐惧。生怕他死以后，遭到同样下场。一个人陷入这种恐惧症心理，他对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感知 (Perception)都是扭曲的。看任何一个文艺作品，都会认为是在影射自己。听他人一句玩笑，都会猜疑人家“别有用心”。这是为什么“文革”以前，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阶级敌人”，但是中央文件和报刊上的宣传中，“阶级斗争”的鼓点却越敲越紧。直至在“文革”中揪出一个又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还不放心。通常的政治斗争，是以利益集团为单位，实际利害的争夺与平衡为内容的。参加争斗的各方势力，至少很清楚对手是谁。但是这种由于最高权威者心态失常而发起的讨伐，使得被讨伐者致死都不明白原由。刘少奇临死前，还书呆呆地争辩“这种把党外的力量弄进党内来解决问题的作法，是违反党章的。”中国帝王和家长的话就是章法。再加上恐惧症，其思想与行为就更加无法无天、无常理可言了。这种封建礼教的遗产，与“文革”初期发展出来的类似宗教式的崇拜狂热搀和在一起，把中国推向一场难以避免的灾难。如果用行为、心理学的方法将“文革”的前后、上下彻底地分析，需要著书。在这里，还是回到我们自己——老三届这个群体来。
二．文革中的“老三届”
1．红卫兵是“反革命组织”
提起红卫兵，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一个毛泽东创造的“革命组织”。其实最初的红卫兵是一个中学生的自发组织。它短短的六个月历史， 有四个月站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面，作为“现行反革命组织”。
1965年底开始批判“海瑞罢官”；1966年初批判北京市委的高级干部“三家村”。中国人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成年人有了“反右斗争”的教训，提心吊胆地猜测这次“运动”的“方向”，防范自己不要昏头昏脑地变成了“革命对象”。可是中学里的这批不知事的娃娃们，早已不甘心天天坐在教室里“死读书”，嗅到了一股盼望已久的火药味，变得异常兴奋。可算等到了他们要做英雄的时候了。要自己独立的人格。要象父母小时候一样，自己也闯出条路来。1965年，“中学生”杂志上刊登了16岁的宫小吉写的短文“五分的秘诀”，向当时的教育制度挑战。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已经闹过一次学潮，被党中央的“四清”小组勉强压下去。此时，中学生自发的个性解放情绪和行为，还没有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所以“阶级斗争”的敌人是谁？在哪儿？谁也搞不清，也没有人去问。
1966年3月，北京清华附中的骆小海写了“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5月，十几个学生偷偷地跑到圆明园的遗址，成立了一个自己的组织，名叫“红卫兵”，立刻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在一党专政的中国，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私下里成立什么组织，对共产党的孩子也不例外。“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六十年代初，以郭沫若的长子郭世英和一个将军的儿子孙经武为首，101中学和北京大学的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子女， 偷偷地组织了一个“X－社”。X，这个数学中的未知数，象征着他们开始对所有被灌输的“已知”概念的挑战。对于当时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理论问题和社会现象，包括干部阶层的问题开始质疑。X－社 被发现以后，干干脆脆地划为“反动结社”，其成员全部打入牢狱。“文革”初期，郭世英因此被迫害致死。对于目前市面上盛行的说法：“红卫兵”的成立，是干部子女要求更多的特权，我实在难以苟同。古、今、中、外，哪一个朝廷，是被自己的后代要求更多的权力而造了反，由此而演进向前的呢？
1966年，我是北京人大附中的高一学生。为了支持已经被打成“反革命”的清华附中的学生们，我们十几个同学在自己的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立即也成了“反革命”。从6月初到8月初，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天的日子就是被其他学生围攻、辩论。“在共产党领导下造反，就是造共产党的反! ”“红卫兵的目的是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当时同我辩论最凶的学生之一，就是共青团的干部－—魏京生。工作组找去谈话，强制解散。我们的父母亲更是急得不行。他们认定了自己的孩子要成为“右派分子”。压制“退出”的威胁甚至升级到要“脱离父子父女关系”的地步。事实上，北京市和“团中央”的“黑名单”，已经将北京市的五千名造反的中学生列为“现行反革命”，准备在运动结束时发落。
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讲，受到整个社会和家庭的反对，还能挺得住，已经不单单是青少年的逆反心理能够解释的了。回想当时，我最基本的自我概念从未动摇过，即：我是一个好人。我的红卫兵伙伴们也都是好人。那么，将好人打成“反革命”的行为一定是错的，甚至是幕后有人谋划的，可能就是所谓的“阶级敌人”。我们还相信，如果毛主席知道了他们这样搞法，肯定不会答应。此刻，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起了作用。银幕上的革命先烈和我们的父母，都是经历了各种苦难还坚持革命的。所以，没有苦难，没有危险，没有压力，就不算是真革命，就锤炼不出真的英雄。所有这些，从现在听起来及其荒唐可笑的信念和逻辑推理，却扎扎实实地支持了最初的红卫兵的造反行为。
2．红卫兵与红色恐怖
7月26日，当我们在“水深火热”中抗高压，毛主席在长江里“胜似闲庭信步”下定了决心。他老人家8月6日突然回到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让“中央文革小组”列席。 并且，宣布了自己的老婆——江青是小组副组长。从此，这个半疯的女人走上了朝思暮想的中国政治舞台，开始了她对自己坎坷人生经历的报仇雪恨。8月8日，中共机关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十六条”，第一次宣布了“文革”与过去所有“运动”的本质性区别，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8月初，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在天桥剧场接见了红卫兵。她用及其情感的声调说：“毛主席让我问你们好！你们是小太阳！”哇！果真他老人家和我们心连心。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孩子们哭了，笑了，发疯了！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了一件被大人反对，被所有的人反对，但是被伟大领袖支持的正确的事情！《人民日报》登载了我们的文章。我们自己的组织一下子变得全国到处都是。8月18日，毛主席和所有的革命前辈在天安门上同他们握手，还戴上红卫兵袖章。所有画书、电影上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只是，其中冲锋陷阵的不再是战斗英雄董存瑞和黄继光，变成了我们自己！到此为止，中学生自发的叛逆行为和毛泽东自“大跃进”之后的又一“创举”汇合起来，开始了一场皇帝领导子民对其朝廷造反的“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记得“8•18”那天，我的红卫兵战友们去见毛主席，我却躺在红卫兵指挥部里听广播，感到一种极度兴奋后的疲乏。眼前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广阔无边。不再是一间小小的教室中的书桌，不再是小学、中学、大学、工作的规范之路。革命将把我们带到哪里？我感到有些怅惘。
严酷的现实很快地将我拉回地面。“8•18”以后，红卫兵走上社会，开始了一场暴力行为。我的小红卫兵战士解下腰间的皮带，劈劈啪啪地开始打校长、老师、工作组，甚至自己的同学。路上随便什么人被指控为“流氓”一群孩子就会涌上去打。我从小没挨过打，也没见过家长和老师打人。偶然碰到男生欺负女生，我都给以坚决地反击。这种侮辱、虐待他人的行为，无论如何不是革命。为了反对打人，我被红卫兵会议批评“落后于群众运动”，应该好好读“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就是要将这些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我的争辩是，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算不算数？对待俘虏还不得打骂、虐待呢。当时任何人要想辩论，不引用毛主席语录就很难开口了。情况越来越严重。我和清华附中、北航附中红卫兵商量写了一个“三校红卫兵联合声明”。中心目的是制止乱打、乱抄的“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行为”。记得那是一个湿热的夏夜，我们坐着吉普车进城去散发传单。车开到西单口路上，突然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骑车拚命追赶我们，手里拿着一张传单。我以为我们的车子掉了什么东西。停下车来，那人冲上来握着清华附中卜大华的手，激动地说：“我是工人出身(说话先要报出身)。你们写得太好了！这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余下的话我已经听不进去了，只感到一种刺心的疼痛。掠过我脑海的话，三十年来一直跟着我：“红卫兵脱离人民了。”
回想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出手打人的孩子们有三个特点：女生多于男生，初中生多于高中生，平日里性情温和在8月以前做了“保皇派”的学生打得更凶。一位当时侥幸余生的女子中学的校长，至今也想不通。为什么打她最厉害的，是她平时最心爱的学生。前年我回北京，碰到一个当年打人有名的姑娘。如今做了妈妈，自己的女儿恰恰是她66年时的年龄。这位红卫兵妈妈恢复了“文革”以前的温文尔雅。把女儿管得特别严谨，好象生怕她去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初中女孩子是14至16岁，正处在青春发育期。她们血液中的激素水平直线上升，加上每个月的周期性变化，是情绪最不稳定的群体。中国当时的法律已经提供了男、女平等的条件，女孩子们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要解放。但是几千年的习惯势力，使得社会上依然用一些压抑她们天性的看法去规范她们的行为。例如，女孩子应该文静、贤慧、顺从。这种矛盾的社会条件在她们的心理上形成冲突。平时特别听老师话的女学生，往往是压抑她自身情感最严重的女孩子。“文革”初期，一般是“誓死保卫校领导”的人。8月以后，她们突然成了“保皇派”，一下子觉得受了欺骗。平时积压的情绪能量突然爆发出来，发泄到过去她们特别敬爱的人身上。爱和恨原本是一种情绪的两个极端面。在特定的环境里，转爱为恨的例子是很常见的现象。有的孩子在这个时期，甚至将亲生父母打死，留下了终生难以平复的心理伤痕。
一个纪录片导演访问了头发斑白的老人王晶垚，他的老伴卞仲云，是当年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学师大女附中的校长，66年8月，惨死在自己的学生手中。访问最后，老人痛不欲生的话是：“这么多年了，我一直等着。她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走来，向我说一声：对不起。难道至今她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那是错的吗？”王叔叔，她们知道这是一个罪过。但是，还没有力量回顾这段伤痛。我们的民族没有忏悔和宽恕的传统，她们只好将如此的重负压在最深的心底，不敢去看它。假如能使你心里稍稍好受一点，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站在所有当年受过伤害的人面前，说：“对不起。”我们虽然也是这段历史的受害者，但是应当有力量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3．大串联
“8•18”以后，北京的中学生不单走上了社会，而且，走向全国。这就是 “大串联”。大串联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北京城，大开眼界。过去，看着别人家干部的孩子跟着父母在暑期去度假，我羡慕极了。很想也跑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但是我的父亲跟着周恩来工作了几十年，自己从来不度假，当然更不允许孩子们享受这种“特殊化”待遇。所以，初二的暑假，我同另外两个女孩子到北京郊区的芦沟桥农场干了两个月的“义务劳动”。就那，也是高兴的。
背上一个小黄挎包，带一套洗漱用具，几件洗换的衣服，从火车的窗户趴进车厢(大串联时，为了防止拥挤伤人，索性开窗“减压”进入), 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去也。中国真美呀！厦门、青岛的海滨，桂林仙境般的山水，云南横断山脉中，白练子般的山涧和红得像火一样的山茶花，至今还历历在目。但是，真实世界的另一个侧面，也在敲击我的心。中国的老百姓活得真苦呀！农民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到了湖南还遇到了讨饭的人。我们总说要去资本主义国家解救那里的劳苦大众。还去哪儿呀，他们不都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吗？所有的革命理想与信奉，第一次在我心底动摇了。从此，开始用自己的眼睛重新审视面前的世界，开始质疑所有被灌输的思想，我脚下的地面开始龟裂。
我曾经为此非常的愤恨。认为我们的父辈存心欺骗我们和广大的人民。“文革”以后，我的父亲带领一个文化团体去加拿大做访问。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出中国。我注意到他老人家回来后的两周内非常沉默。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他们的人民生活得真好呀！”因为父亲的声调里充满了痛苦，使我不由得朝他望去。老人的眼睛里含有一种深深的歉疚和疑问。是在责备自己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同样的幸福生活。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为了这个目标，工作得如此辛苦，还是没有达到目的。此后，父亲工作得更加辛苦，直到病逝在医院的最后一息。我想邓小平伯伯第一次访问美国后也会有同样的感触。因为“文革”以前，共产党的干部很少出国。他们对西方社会的概念，还停留在20世纪初，他们“勤工俭学”的年代。那时候，欧洲工人生活得的确很苦，而且没有保障。他们不明白那只是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在市场经济完整化以后，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才可能提高到今天的水准，社会主义才会名副其实。如今，西欧实现的才是马克思当年预见的社会。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想跳越社会的发展阶段，实际结果是欲速则不达，痛苦万分。
4. 中学的“派仗”
从1966年8月起，北京市的中学生分成三大派：按照出现的顺序，第一，是以最初自发形成的红卫兵为核心的“老红卫兵”，简称“老兵”；第二，是“家庭出身好”，但在6、7月份做了“保皇派”的学生，称作“四•四派”，人数最多；第三，是66年11月以后，“中央文革”为了打击“老兵”和他们的父母－老干部，达到其篡权之目的，将“出身不好”的中学生扶起来“闹革命”。他们的组织称作“四•三派”。这批一直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孩子们，才第一次得到了与其他孩子一样的“保卫毛主席”的权力。当然，他们开口的第一个声音，就是要求平等。留下的最有价值的代表性文章是迂罗克写的“出身论”，曾经给予我的思想解放很大启发。对于他因此而遭杀害，至今，使我感到非常的悲痛。
根据“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支持或打击着北京中学生的三个不同的派别，致使他们此起彼伏，你上我下，自相残杀。全国的各种地方派别和派仗的情况，大同小异。可谓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挑动群众斗群众”。利用这些力量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后，三派学生都完成了其“历史使命”。1968年，在伟大统帅的一声令下，所有的中学生结束了派仗，统统开赴农村。
5．上山下乡
无论毛泽东当年把这批十几岁的娃娃赶到乡下去的目的是什么，这几千万知识青年是在中国的黑、黄、红、白土地上开始成人的。大多数学生带着革命的热情和决心，打算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改变农村的“一穷二白”面貌。结果，他们没有力量改变穷苦的乡村和农民，自己却扎扎实实地被改变了。同农民一起度过的艰辛岁月，使他们每一个人从群众运动的云端，落回到地面，第一次开始思索人生与人世的真实涵义。
我和另外的四个中学生选择在河南辉县插队。背靠着太行山，面对着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开始了农民的生活。每天，顶着繁星上工，披着夜露回家。吃着自己煮得夹生或烧焦的饭。点着小油灯读几行孟得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冬闲时，扒火车 ( 没钱买票，偷坐车) 回北京，看望别的地方农村回来的知识青年朋友。讨论会，辩论会，“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农村为什么这么穷？”“大寨是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的现实阶级应该怎么划分？”文学、艺术、音乐、哲学，无奇不有，海阔天空。这时，社会上犹如欧洲的中世纪 (The Middle Age) 一片黑暗。但是这些知识青年的地下讨论会，和被现代人称为“地下沙龙”的自发性文学、艺术的学习和创作，犹如一线曙光，穿透“文革”初期对毛泽东的宗教式崇拜，开始了思想启蒙的征程。69年我开始意识到，为了现代化，中国必须发展市场经济。但是，这种想法与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思想相距太远。在大型的讨论场合，只好用近似哲学推理的方式隐晦地表达。同知近的朋友谈起，也被扣上一顶托洛斯基的帽子。我只好回到文学、艺术的人性解放题目中去。
从农村回来的学生们，开始打破了“派仗”时期的界限，也打破了“文革”以前由于家庭出身不同而造成的隔阂。所有的人都是大自然的儿女，都是农民的孩子。一个锅里的小米粥把大家“煮”到一起去了。什么“黑五类”、“黑帮”子女，统统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想当初，人民日报天天叫喊“革命大联合”从来无人理睬。此时，共同的理想破灭，共同的日晒雨淋，希望和失望的折磨，恋爱和失恋的痛苦,着着实实地把这批青年人连在一起。这种从思想到群体行为的进化，给“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做好了准备。
6,我当了两次“政治犯”
文化大革命十年，我被抓进监狱两次，做了两次“政治犯”。第一次是1967年，我是18岁。主要“罪名”是1966年底写了一首大骂江青的诗。我听到江青竟敢组织大会，斗争我心目中的大英雄陈毅伯伯，勃然大怒。陈毅从小即是一个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孩子。看到他当县官的舅舅打一个老百姓，忍不住大哭起来。他是沙场上威风凛凛的胜将元帅。外交部长当得腰杆又直又硬，给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争了光荣。被这个靠同男人睡觉，爬进共产党来的坏女人欺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提笔写了一首“满江青”，抒发愤怒。“四十余年廉颇将，今日败倒茶花女”的诗句表达了很多人自己不敢表达的情绪，被传得全国到处都是。1968年我同一大批“学生政治犯”经过“少管所”的“学习班”以后被释放。同期出来的还有“老兵”的董良膈和杨小阳，和“5•16”集团的主要干将等人。
第二次被捕是1976年，我正在河南医学院读书。据说我在江青的黑名单上，北京方面又发难下来。“文革”十年里，我始终坚持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所以，“黑材料”被人又攒了厚厚的一大堆。被抓的时候，我正在新乡市人民医院里实习。押解我回郑州的路上过黄河。我看到黄河的水少、沙多，很是难过。心想：不知我们苦难的中华民族，何时才能清除这些郁积的泥沙，痛痛快快地流向世界的大海。
我知道自己这一次是很难活着出狱了。索性在提审时，和预审员展开大辩论。我的预审员是一个很正直的老头，名叫张子冉。看得出他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这时已经感到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因此，每次“辩论”他都输给我。有一次他气得拍着桌子大喊：“到底是我审你，还是你审我！”我实在忍不住笑了起来，逗他：“我真的不知道咱俩，谁该审谁。”“四人帮”倒台后，我平反出狱。张老头到我父亲那儿告状，说：“你那傻妞脾气真赖，进了监狱还大吵大闹，继续给自己增加黑材料。我想护着她，都护不过来。”
回想当时我脑子里经常浮现的是“抗日”英雄吉鸿昌烈士的形象，和他那句诗：“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我还以为自己已经和“十七年的教育”Bye-Bye了呢。连我出身的阶级都“反”掉了，马克思的毛病也找出来了，还不够彻底吗？谁知，在认知、意识层次里的变化，并没有那么强大。童年被印下的英雄主义，至今在我潜意识的原始情感层次里，怕是永远也不会消失了。
三．老三届在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中国保持着人类历史中，群众运动记录的绝对世界冠军。几千年来，几百次农民起义，曾经多次地推翻了朝廷。民不聊生就要造反。自己当了皇帝以后，又重复老朝廷的活法，循环往返。直到19世纪，西方的洋人用洋枪洋炮打进来了，中国人才发觉比人家落后了好多年。洋人还带来了洋思想。20世纪以来，学生也开始造反。中国共产党的造反运动是“农运”和“学运”的大联合。打下来的天下，留有封建时代农民坐江山的味道，却是冠上了西方左翼思想的帽子——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方文化的搀和，以及现实和理想的矛盾，导演了中国近代史的所有的悲剧与喜剧。在“文化大革命”的“全民运动”中，把这对矛盾推到了极至，粉碎了不实际的理想，终于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
今天，我的老三届的伙伴已经是四、五十岁，进入不惑之年的成年人。他们有的在中国的党、政、军的机关里任要职外，有的成为巨型财团的总裁，有的是海的学者或巨富，有的成为挑大梁的新闻记者，成为校长、教授、老师，有的在最基层是普通的劳动者。但是，无论他们的职位高、低，人穷，人富，无论他们是在城市、乡村，还是远在大洋彼岸，这一代人，仍然具有基本的同感与共识。有的人还在担心，生怕这个在60年代振荡过中国的群体，有一天，还会掀起更大的风暴。其实，作为个体的心理形成，接受环境影响的关键时期 (Critical Period) 是人的一至十岁。老三届的这段年龄，恰恰赶上了新中国成立后，那段最平静、美好、充满了向上和建设精神的日子。在这个年代长大的孩子，无论此后他们经历了何种动荡与苦难，他们的认知、情感的基础，依然根植在建设性的土壤里。相反，最应该令人忧虑的是“文革”时出生的孩子们。他们的关键成长时期，是中国充满了扭曲、混乱、是非颠倒、尔虞我诈的年代。这些破坏性因素，渗透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爆发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里。“六•四”以后，中国政府进行了统计。调查结果表明，兴奋跳跃的多是30岁以下，45岁以上的人们。偏偏只有老三届，结结实实地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他们从自己的经历中明白了，中国要想走向真正的自由、民主，最重要的是安定地发展。一次“文革”的教训还不够嘛？人要流多少次血才能学会这个简单的真理呢？真正的民主制度不是用流血换来的。民主社会的现实基础，只能建立在一个数目庞大的，有着良好教育水准的中产阶级之上。要想造就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唯一的路是稳定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有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悲剧恰恰在于，人们梦想在贫穷和无知的土壤里，种植民主政治之果。苏联正是还想做一个“民主政体”的跨越，才弄得国破人亡，流离失所。二百年来，中国人民已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不会容忍任何人，拿十二亿人的身家性命再做一次试验了。
当二十一世纪来临之际，新中国的儿女老三届肩负着承上启下的重任。和大家一样，我也在辛勤地努力。为了避免“文革”式的社会大灾难重演，为了使亿万受过伤害的心灵得到医治，我正在帮助中国建设一个自己特有的精神卫生系统。为此，成立了威灵基金会－WorldLink Foudation，给中、美两国的心理工作者架一座交流、互助的桥梁。另外，计划写一本书。把我们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记录下来。让世人对五十年来的中国，对我们，有一个更深刻地了解和理解。也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母是怎样和新中国一同经历了苦难，而成长起来的。
中国，即将在我们手里成为世界上最富足、强盛、和平的伟大国度。
1997.3.8. 费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