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乡村44年的老知青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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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乡村44年的老知青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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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乡村44年的老知青 来源：搜狐 “游游荡荡的眼睛”的博客 10月28日注定是戈卫人生中重要的节点。 1968年10月28日,21岁的西安青年戈卫背着铺盖卷来到宝鸡西部山区码头村,满怀热情地开始了他的下乡知青生涯;1975年10月28日,他和另外11名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识青年代表一起,联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立志做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46载蹉跎岁月过后,当年一同向毛主席表决心的大多数都沉浮于宦海,而如今花甲之年的戈卫始终孤独倔强地守望在码头村。“叶落归根?我一辈子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这里就是我的根。”65岁戈卫说,我扎根农村,并不是要把自己变成普通农民,我在农民中生活,更知道农民需要什么。 老知青戈卫自知以己之力,原本无法改变农村面貌,之所以仍在孜孜不倦地探究和思考,他自嘲为他们那一代人有着太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戈卫说,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除了物质生活以外,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什么是幸福?你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幸福,如果连自己想做的事都做不到,能说是幸福吗?”出了西安市向西,沿着西安到天水的高速公路大约200公里,驶过宝鸡市从坪头出口下了高速,拐上310国道继续向西2公里,再右拐进一条乡村公路,过了横架在陇海铁路的小桥,再经过一个天主教堂,就到了码头村村委会。 65岁戈卫打开了房门,站在门口老人穿着红色衬衣,更像是一位退休老干部,一时间让人很难想象出当年意气风发的知青模样。门里门外寒暄两句之后,他弯腰递过来一双拖鞋,然后转身走到卧室门口,脱鞋,走进铺着碎花地毯的卧室。 命运总是阴错阳差,当农村城镇化潮流带着农民涌进城的时候,城里来的戈卫却依旧孤独地住在山村。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女,连现在所住的房子也算不得个人的私产。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戈卫从三代都是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走,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洪流,来到陕西省宝鸡县坪头公社码头大队,从此成为家族中惟一的一个农民。 这一去就是44年。 当年村里与外界只是一条弯曲的山路,如今村边就是国道和高速公路;当年村里四处都是革命标语和革命口号,如今村里已建起一座天主教堂;当年的热血青年戈卫,如今已是脸上布满沧桑。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考制度随即被废除,应届高中毕业生戈卫的命运也因此改变,三代书香门第的戈氏家族从此多了一个农民。】 戈卫,1947年7月出生于西安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曾祖父7岁时便离开了农村,父辈在抗战时由河北经山西来到西安。父亲戈治理是原西安医学院教授,也是新中国神经外科的奠基者之一,母亲李维清曾担任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专家。父辈10个兄弟姐妹中,有9个受过高等教育,叔父戈治均从西安交大水利系毕业后,进入西安电影制片厂改行做了电影演员,曾获得2001年度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此时的戈卫是陕西师范大学附中应届毕业生,尽管当时社会上早已运动四起,但陕师大附中相对还是一块净土,戈卫和同学们一起专心准备参加高考。 6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制度遭废除。 戈卫的人生轨迹也由此发生了转折。 按照通知要求,“凡本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尚未结束的,可以由学校妥善安排时间和住地,继续把文化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在本校文化革命运动已结束,而高等学校尚未招生时,可以由学校组织他们下乡下厂参加生产劳动。”这时全国青年学生大串联也进入高潮,热血沸腾的戈卫加入到大串联的队伍中。至今他仍记得第一次离家时的情景:西安火车站到处红旗飘扬,南来北往的学生涌进站台,挤进各式各样的车皮车厢里。他下午终于登上西行的火车,一路走走停停,天亮时才到达宝鸡。就这样他从四川到贵州,又经云南终于到达伟大的首都北京,去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当时,戈卫的父母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已自顾不暇,不但没有反对儿子参加大串联,而且还为戈卫带了200元路费。在那个工人月工资不到20元的年代,200元钱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当戈卫走完大半个中国回到家时,口袋里还剩了100多元。 2年后,戈卫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走进码头村,此后的40多年里,他的身份从“知青”逐渐变成“农民”。
【4年前,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知青点”的老房子已经拆除,但墙上那条若隐若现“为社会主义创业,为共产主义奠基”的标语却早已烙在戈卫记忆里,他说那是他至今仍然坚守的信念。】 “我的家庭是知识分子,起初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体力劳动者,当时因为是文革初期,自然认为下乡只是临时措施,以为也不过就几年功夫。”提及当年来到山村的初衷,戈卫平淡地说,刚下乡只是感觉这里很落后,并没有长期打算,那时年轻人还是有社会责任心,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慢慢建立了感情,觉得自己有责任留下来做点事,改变贫困的状态和面貌。 68年10月27日,戈卫和同伴们离开西安,先是坐火车到达坪头,在小车站停了半夜,天亮后步行穿过两个隧道,然后坐木船渡过渭河,对岸已有码头大队的社员迎接。分配到码头大队的共27人,大多都是师大附中的同学。戈卫等5男4女被分配到第三生产队,其中包括小他4岁的弟弟戈健,还有后来曾经是他妻子的一位女知青。 码头大队地处宝鸡西部山区,当年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极为落后,戈卫们到达最初一年还没有通电。用戈卫的话来说,与陕西历史博物馆里所展示西汉时期的生产工具相比,码头村当年就是多了个架子车,而且一个生产队只有两辆。那时根本没有农闲季节,地里没活的时候,生产队就发动社员进山开荒,早上天不亮就上山,走几十里到了劳动点已经是9点多,然后干上几个小时就得往回赶,回到队里已经天黑。那时地里种的只有小麦和玉米,社员辛苦干一年下来,连基本口粮都拿不回来。 好在他们知青点的9个人都来自知识分子或者干部家庭,家里不缺粮食也不缺钱,分的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就拿从家里带来的粮票去镇上粮店去买,没有出现过祸害当地社员的情况。 虽然跟社员参加同样的劳动,挣同样的工分,分同样的粮食,但社员总会把他们当做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称谓就是“知青”。 自1969年秋季开始,革命的运动方向发生了改变,知青陆续被招工回城。到1971年初,码头大队知青点的27名知青只剩下戈卫一人。 对于当初自愿留在码头大队,戈卫否认有任何个人功利主义目的,他强调自己1970年就给公社写信表明不打算回城。而他入党则是在1974年,之前连共青团员都不是。“不是别人把我逼上去,我也并不是学毛著积极分子”,戈卫如今对于自己当初留在农村的初衷的解释是,我所受的是传统教育,讲奉献、讲社会责任,还有理想主义色彩,“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要和贫下中农在一起,我之所以能留下来,就是来了之后,才真正看到中国很落后,那些农民的生活很艰难。 记者查阅有关报道发现,戈卫在1975年4月召开的宝鸡县知识青年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是这样表述自己当时的思想斗争和最终抉择的:“考虑到自己下乡才一年,对农村情况才入门,和贫下中农的感情刚融洽,确实留恋不舍。当时我正在大队养猪场劳动,和社员一起试制黑曲霉醣化饲料。我想我自己走了,(这件事)当然还会有别人来干。可又一想,这是关系到落实毛主席关于‘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指示的大问题,要步步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留下来养好猪正是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的具体行动……”即使到如今,戈卫仍旧表示“毛泽东是我的偶像已经根深蒂固,这不是因为我在他那个时代得到了什么,他们老一代的人格魅力让后来者望尘莫及。毛泽东虽然有错误,但在他的历史阶段,在重大历史抉择时起了很大作用。”毋庸怀疑戈卫当年发言时的真诚,也不可否认戈卫如今的表述也是发自内心,或许没有经历过那个癫狂年代人们,是无法理解那一代人的疯狂。
【记者之所以选择采访戈卫的动因,是缘自一本1974年出版的画报《前进在光辉的大道上》,其中用两个页码以《扎根农村建设农村》为题介绍了戈卫的“事迹”,当记者在互联网搜索“戈卫”时,才发现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知青”。】 10月19日,在码头村村口,70岁的村民王宝旭谈及戈卫的话题时说:“他把机会错过了,有一年省上让他去当团委书记,他没有去,要不现在也当了大官,窝爷地很咧。”在宝鸡方言中,“窝爷”是“舒适”、“自在”的意思。 王宝旭说戈卫“犟”,而码头村支书魏文杰则说戈卫“执著”。 土生土长的魏文杰在大跃进时曾经在城里做过几年工人,所以他与知情有着很多共同的语言。在戈卫下乡后的46年中,两人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至今戈卫吃住在魏家,连工资卡也由魏文杰保管,即使戈卫出门时也从不带钱。 戈卫坦承,早年间组织部门曾经找他谈话,准备提议他担任宝鸡市团委书记,但被他婉言谢绝。 反观戈卫已经历的人生不难发现,他曾经的仕途最高官位是乡党委副书记,而那已是改革开放过后的1986年。而在他曾经“大红大紫”的文革时期,他的最高职务仅仅是码头大队的支部书记。即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关于戈卫典型事迹宣传画报中的描写却是“怀着改变山区面貌的迫切心情,把身子全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业上。他和贫下中农开山劈石,修渠引水;他同战友们办猪场,改良诸种,试制成功了‘黑曲霉醣化饲料’和‘酵曲粉’;他们还引进和培育玉米、高粱良种,还培育出了珍贵的滋补药品银耳。”戈卫说,当初他留下来的时候,码头大队还是广种薄收,刀耕火种,到处挖地,牛上不去的地方,人都去开荒。比如说在龙马沟,从解冻开始挖,一直挖到收完麦子种上玉米,半年下来,一个人分了8斤玉米棒子,全大队近5平方公里的范围,年最高总产量不到40万斤,平均亩产粮食不到130斤。 戈卫认为,改变低产面貌的途径首先是在粮食品种上下功夫,因为毛主席早有教导:“有了优良品种,即使不增加劳力、肥料,也可以获得较多的收成。”于是,在1971年,他从河南博爱农场和西北农学院引进良种。1972年,他又主持繁育了“陕玉六六一”、“晋杂五号”。到80年代初,在粮食生产面积因为发展林果而减少到1600亩的情况下,总产一举突破百万斤大关。 “当年给毛主席、党中央写的那封信,我不光是豪言壮语,我确实这样做了,从当年粮食总产30多万斤提高到110万斤,我落实了。”戈卫至今仍然感到欣慰和自豪。 他所提及的那封信,就是1975年在京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时,与天津邢燕子、云南朱克家共12名知识青年代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的《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后来邢燕子担任了天津市委书记,朱克家23岁就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而戈卫始终在农村基层担任大队支书,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6年,才被提拔为乡党委副书记。 魏文杰说,码头大队文革期间曾经也曾出一个高中毕业生,但很快当了教师脱了“农”,包产到户前10年时间里,戈卫是大队学历最高的社员。因为有戈卫这样有文化、相信科学的知青,当年码头大队建水电站、科学养猪和杂交玉米推广总是走在别的大队前面。
【我是农民,置身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农民的切身体验发现存在的问题。同时,我还要跳出农民的局限,去感受、思考、观察国家的方针、政策的优劣,比如有些政策在农村这个层面执行,不是谁告诉我对与否,而是我就能感觉来。就像观棋与下棋是不一样的,观者看得更透彻一些。】 对于自己所经历的仕途,戈卫并不愿意过多提及,但他仍强调说,即使担任乡党委副书记时期,他仍旧没有离开码头村,即使到如今,他的户籍依然落在码头村。 但当谈论起有关“三农”的话题,他的话匣子打开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像普通农民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不是我的初衷,我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农民。”戈卫说,中国有8亿农民,不缺我这一个,缺的是对农民有责任感,对农村事业有推动的人。 对于近年来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有关农村土地私有化问题,戈卫表达了作为基层“农民”独到的见解:土地私有化?中国不能搞土地私有化,很多农民会出卖自己的土地应急,从而会失去生活保障,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没有涵盖到这些人,以后他们的生活怎么办?戈卫认为,在很多国家,土地是作为纯粹的生产资料。而在我国,土地主要承担的是社会保障功能,其次才是生产资料功能。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现状是,即使有一半农民进城,还有一半农民在农村,农民在外打工,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险,家里必须得有一亩二分地。 因为土地在我国不是作为纯粹的生产资料,这也就影响了土地效率的发挥。 戈卫很推崇很多地方已开展的土地流转政策。他认为,在确定农民的承包权的物权之后,应当鼓励流动,让有条件放弃的部分农民的土地进入市场,通过有偿的流动,让他们逐渐脱离这样的社会保障,作为生产资料变为纯粹的生产要素。 戈卫认为,中国农村发展应注重三个方面:一个是要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都要稳定;一个是要改革开放;第三个要教育,现在教育严重滞后。他引用毛泽东“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他解释说,当年毛泽东的说法着重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而目前所谓的“教育”教育就是技能教育,文化教育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没有科学文化,没有技能,你农民进城去干什么?真正要在城市扎根,不能仅仅是进城卖苦力!”戈卫说,我现在不提倡年轻人留在农村,我鼓励孩子们走出农村。 对于他之所以留下来,他的解释是,在他那个时代留下来有意义,那是他自己选择的路,适合他。 “现在老了,我希望看到农村进一步的发展,我直接做的事情已经不多,我希望看到农村,特别是我们贫困的山区,一步步摆脱贫困,从贫困到富裕,然后现代化。”戈卫说,他希望成为中国农村的见证人。
记者:作为当年的知青,您现在如何看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 戈卫:文革当然是要否定的,但那个时期出现的事物并不完全都是错的。就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说,虽然是那个时代产物,但总体来说,当时大多数知青是抱着积极向上的态度,想在广阔天地有一番作为。从这一代人来说,他们一下子深入到中国最基层,最了解中国,所以后来出现很优秀人物,从国家领导人到知名作家,很多都曾有过下乡的经历。知青生活对我们的人生锻造有着非常大的积极意义,积累了难得的精神财富,更是一段珍贵的人生记忆,凡是知青都忘不了。 现在的年轻人如果有像我们当年的激情和社会责任感,并积极投入到社会,一定会推动社会的高速发展。 记者:您觉得过去的46年,农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戈卫:物质上比较丰富了。农村的面貌改变很大,比如说,过去不能温饱,现在生活不但温饱,盖的房子很漂亮。另外,人的观念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农民开放程度,生活圈子更大了,思路也更开阔,跟老一辈轨迹完全不同。 总的来说,社会环境变化很大,农民进城了,他们考虑问题更宽泛,不像以前那么狭隘。 问:这一辈子留在农村有什么遗憾吗? 戈卫:没有什么遗憾,我想做的都做了,一辈子一个人也不可能做太多事,当然是不是完全就达到理想或者愿望?可能是没有实现。 记者:您以前的愿望是什么? 戈卫:不单改变码头村自身的条件,而且要在社会或者经济发展中能起到一定示范作用。但目前还远到不了我的理想状态。在我能力范围内,也只能如此。 记者:是不是选择了当官,就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想法? 戈卫:性格决定命运吧。在政治上我没有那个野心,范围越小,越容易实现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改变码头村生产基本条件,修水电站,解决粮食问题,改变产业结构,发展粮食生产,原来总产35万斤,到后来总产100多万斤,我都做到了。当然,要想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仅靠一个村是不行,但再高一个层次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抽掣,我个人力量达不到。 别人说如果去了更高的职位,就可能做出更大的事情,“可能”的事情终归不是现实。我对行政干部有成见,比较排斥,认为他们不务实。这和家庭环境有关吧,父辈都是做学问的,我就是有很重的理想色彩。 记者:你们这一代人的特点是什么? 戈卫:我们这一代人很善于思考,那年代提倡个人想大事,想国家大事。 记者:您觉得您的人生完善吗? 戈卫:我的个人生活还是很失败。我结婚很晚,30岁才结婚,妻子当年也是这里的知青,后来那个家庭持续了不到10年,问题在于我没有想到回城。 记者:您会参加高中同学或者知青聚会吗? 戈卫:他们有过聚会,但我没有参加,他们都成了爷爷奶奶,想的和我的想法有距离,生活内容不同,也没有共同话题。 记者:您和村里其他农民的区别在哪里? 戈卫:我刻意铺地毯,以前在旧房子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示范,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要改变农村也包括生活习惯。 记者:套用央视记者的问题:“您幸福么?” 戈卫:我觉得很幸福吧。什么是幸福?你能做自己做的事就是幸福,如果连自己想做的事都做不到,能说是幸福吗?幸福本身可以是物质的,但很大程度是精神的,亿万富翁就能幸福吗? 记者:您想过没有,在这里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子? 戈卫:这个房子明确归我用,我活着就是我用,我不在了就归村里。 记者:您怎么看待金钱? 戈卫:我的钱都在老魏(村支书)那,40多年来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我在他家吃饭不用花钱。钱这东西,只要能保证我的基本生活,不为生活发愁就成。 记者:您觉得您和出家人的区别在哪? 戈卫:都有点超脱,我和出家人不一样的就是,我还有责任感,还是有点忧国忧民吧 记者:您对家里老人也有责任感吗? 戈卫:确实有愧歉。我父亲90多岁身体不好,国庆节我回家就没有出门,基本就是陪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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