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59（下）】：

这个世界是一间牢房

闲来无事，随便找些东西阅读，有一首诗歌忽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并且把我拉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

一望无际的祖国大地，锦绣如画的林野山河。

五星红旗处处飘展，万户千家喜笑高歌。

我们热情歌唱，歌唱共产党，歌唱毛主席。

有了你们的正确领导，才有幸福快乐的新中国。

在那个年代，同样内容的颂诗太多了，但都没有这一首景象开阔，层次分明，文字通畅，语法正确。其实更吸引我的，还是这首颂诗的作者，爱新觉罗·溥仪，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换句话说，诗歌的独特之处，是前一朝代的君王，在间隔了另一个朝代之后，再为新的一代君王大唱颂歌。

这种热情就让人感动。头脑中出现这首诗歌的时候，溥仪正在一列南行的火车里来回走动，兴奋的样子像一个少年。溥仪知道，中国的几千年朝代革命，每一位开国皇帝都极其风光，每一位亡国皇帝都极其悲凉。革命，就是革除性命，如同革除稗草。他想得起来的那些亡国皇帝，大都以头颅作为新朝代的祭品——能够活下来为新朝皇帝大唱颂歌，实在是太奢侈的想法。

他，有三次特殊的机会，占据了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的编制。一是在1908年他刚刚三岁，从他的家族继承了满清皇位。三年以后，广东起义迫使他退位，但新建的共和体制颇有君主立宪的味道，至少保留了对皇室的优待。二是在1917年他十二岁，有个叫张勋的辫子党联合了康有为的保皇党，宣布溥仪复辟，又让他做了十二天身不由己的皇帝。再过几年以后，他被赶出了紫禁城皇宫。三是1934年他二十九岁，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本来想去欧洲留学，没想到去了中国东北，做了十多年有名无实的大满洲帝国的皇上。

在他第三次坐上龙椅的1934年3月，他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那是一幅由肖像画家精心绘制的彩色肖像，溥仪身着黄色龙袍，手持如意，头顶宝石皇冠，身后是七彩光芒。时代周刊记者还报道，溥仪登基的前几天，“卡车满载粮食而来分发给30000个贫困家庭。同时，还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这大满洲帝国又被我们叫做伪满洲国，他去之前已经在日本军人的统治下。虽然那些军人让他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国际上承认的不多。当时约有80个独立国家或政权，承认满洲国的有23个，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的苏联。中华民国虽不承认满洲国合法性，但在溥仪称帝一年之后与其建立了通邮、通车、通航及贸易联系。

一个在日本军刀下发抖的国家。一个失去满清皇室尊严的政权，一个被称为傀儡的君王。在那段年轻的岁月里，战乱的烟尘到处弥漫，窒息着溥仪的呼吸。

我以前匆匆浏览满洲帝国的一部分历史，觉得那很像日本人的殖民国。在建设满洲国的十多年里，日本投入了大约60%的国力，还计划将四分之一的人口移民满洲（实际上已经移民一百六十多万人）。我注意过我的故乡鞍山的发展历程，与日本人有着密切的联系:1933年，日本拓务省就把鞍山制铁所转给了由满铁株式会社全额持股的昭和制钢所，并在原有3座高炉的基础上，扩建了炼钢设备。到1937年，鞍山制铁所年产生铁达到70万吨，钢锭58万吨。也是在那一年，溥仪皇帝颁发403号敕令，把鞍山设为市级建制。在那一年，我相信日本人一定参与和指导了鞍山的城市建设，并且规划的思路还比较清晰，理念也算是先进。比如整个城区大约四十平方公里，他们把十多平方公里的真山真水留作公园，让这个以冶铁为特色的工业城市具有良好的绿化环境。那时的主要街道两侧还保留了很宽的空地，为未来的城市发展准备了空间。

我爹我妈在十多岁时开始在满洲国生活，他们结婚后，我的大哥也出生在满洲国时期。我听他们说起那时候的许多事情，给我的印象是他们的生活还比较稳定。据我的猜测，一个原因是山海关里面的中华民国连年内战，民不聊生，两个敌对的党派都有军队，今天你打胜仗，明天他打胜仗，死亡的士兵都是年轻百姓，承受苦难的都是他们的家庭；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人想利用对满洲国的军事控制，也利用满洲国优越的工业资源和巨大的市场资源，获得长期的经济效益，所以得让满洲国的百姓感觉到生活稳定，有好的前途。比如，满洲国对教育数量和质量都比较重视，前韩国总统朴正熙就毕业于满洲国军官学校。其政治也比较宽松，在书店里甚至能买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但对于普通百姓，不管是封建帝制还是民主共和，能吃饱肚子，能挣份工资，也就够了，所以还有大批的关内百姓，携儿带女逃难过来，希望能比中华民国那边活得更好一些。

但溥仪并不快乐。他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他知道，依靠日本军人在中国重建大清王朝的梦想，已经彻底破灭了，他做这个有名无实的皇帝已经毫无意义。这种感觉很不好受，打个比方来说，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皇帝，如果自己知道所谓的新衣根本就不存在，也不会比溥仪的感觉更低沉，更无奈。他只是在受骗的时候没有穿衣服，而溥仪好像连一件衣服都没有，是一位从来都在赤裸的皇帝。

我大哥出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45年，溥仪的皇帝梦终于做到头了。那年秋天，日本军人向打进满洲国的苏联军人投降，溥仪也成了苏联军人的俘虏。此后他在苏联当了五年战俘，又引渡到新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了九年战犯。

他获得特赦的那一天，是1959年12月4日，这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日子。在那一天之前，溥仪的人生有两句话就可以概况。一句是：“我是皇帝，我要复辟”。另一句是：“我是罪犯，我要改造”。我想，由于有了1959年的特赦，让他有了此后八年的平民生活，似乎还应该加上一句话：“我是平民，我要小心。”人是环境的产物，或者说，人只能在环境中生存。小心也好，不小心也好，都只能在别人的支配下生活，这是他无法摆脱的命运。早在1934年3月的美国《时代》周刊就说过：“溥仪一生软弱无助，总是成为这个或那个代理人手中的一个工具。”在我读到他写于1959年12月4日的日记之前，一直想像他被释放那天的高兴心情。实际上我后来在他那页日记中看到的，只是他的平静，一如他外貌上的波澜不惊。我忽然想到，溥仪来到人世间，从出生到死去的六十一年时光，无论身边的环境怎样变换，对于他来说，都像是一间牢房。

比雨果的悲惨世界还要悲惨

许多人写文章都喜欢引用名人的话，往往是因为名人的思维比较特殊，有些话说得比较精彩。比如智利作家聂鲁达，他对南美洲另一位作家说过：“真是不幸，我们用生命去保卫的，是一个我们不能在里面生活的国家。”我努力想象着聂鲁达，他文学革命的热情十分高昂，一旦被专制独裁打败之后，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以南美洲人的性格，看问题很直接，有观点不掩饰。他的神态应该是有些痛苦又有些释然。

如果换成一个亚洲人呢，还会说出他想说的话吗？

我想到1959年的彭德怀。他如果和聂鲁达一样不加掩饰，就会粗声粗气地说：“真是不幸。我们用生命去夺取的，是一个我们不能在里面生活的国家。”1959年的一个炎炎夏日，彭德怀在参加庐山会议的途中，闷坐在包厢里，很长时间不说一句话，吃饭的时候只是勉强吃了几口。随从人员问他是不是病了，彭德怀用手指着窗外说：“你看看他们，叫人怎么吃得下去！”这时候火车正停靠在武汉车站，车窗外的站台拥挤着许多农民。他们衣衫破烂，蓬头垢面，一个个面带菜色，有的背着肮脏的行李卷儿，有的怀里抱着瘦弱的孩子。回过头来，随从人员看到彭德怀，这位曾经统帅过千军万马的革命元帅，脸上淌下两行清晰可见的泪水。

这两行泪水，在1959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那时候，新中国建立十年了，所有的报纸广播和诗歌小说、戏剧电影，都在大肆宣传十年来的巨变，歌颂国家和人民的富强，但那些都是无中生有胡编乱造的、一厢情愿愚弄大众的红色宣传。新中国确实有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那不是人民，是极少数享有特权的领导阶层。

举例来说，我所在的城市鞍山，只有一个叫台町的地方是高级住宅，大约三四十幢满洲国时期建造的二层洋楼，全部分配给本市级别最高的官员。他们的工资才是工人的几倍，但他们并不靠那些工资生活，因为他们有政府安排的小汽车，有政府负担的司机、秘书、保姆等各种服务人员，有政府特供的烟酒和食品。而台町以外的低级官员和普通百姓，只能实实在在地依靠可怜的工资，维持一种低调、低微、低贱的生存。那些特权阶层的优越生活，他们连想都不敢想。

那时候，新朝代按照新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全面遮蔽和修改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都是压迫，都是仇恨，都是造反。为那种意识形态考虑一下，有些地方确实需要遮蔽和修改，比如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都会让国家休养生息，让民众积累财富，如果遇到一段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十年二十年里，国家和民众就很快富强起来，进入太平盛世。而新朝代统治中国十年了，都干了些什么呢?对以往的历史歪曲以后，普通百姓就不会用以往的朝代比较现在的朝代，对现在的朝代提高要求或提出意见。于是，凡是极权的国家都要搞信息蒙蔽，不仅封锁世界，也要封锁历史。

但以往的历史和外面的世界，身为中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不会不知道。他们那一代革命者，是以对人民大众幸福生活的许诺赢得支持和胜利的，如果没有堕落和腐败，仅仅十年，还不会把那些许诺忘个精光。还有，彭德怀刚刚访问过世界上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一定会看到它们在斯大林死亡和赫鲁晓夫执政后发生了很好的变化（不再与人类文明作粗暴和盲目的对抗，那应该是民众的幸福所在）。所以在1959年的夏日，他看到火车站上贫苦的、拥挤的、哀伤的逃难百姓，良知的泪水就淌了下来。接下来的庐山会议，彭德怀把自己对大跃进的了解和思索写了出来，交给最高领袖参考和斟酌。没想到就是这一封信，招致了他的不幸。

有一段时间，我中国两个著名人物的命运联系到一起，并且感到深深的疑惑，他们在1959年的命运为什么相去甚远。一个是曾任大满洲帝国皇帝的溥仪，按照新朝代的观点，是勾结日本人对中国百姓造成巨大伤害的战犯，罪行累累，难以饶恕，但就在那一年和许多战犯一起得到特赦，恢复了人身自由。另一个就是在中国十大元帅排名第二的彭德怀，按照新朝代的观点，是平江起义、百团大战、抗美援朝的卓越领导人，为解放中国人民和支援世界革命都有巨大贡献，但就在那一年被定为反党集团的头子、里通外国的颠覆者，从此以后不仅结束了政治生涯，还要在失去人身自由十五年后死在监狱。我看到的资料里，有他一生唯一的牢骚：“无缘无故地关了我这么多年，有谁来看过我一次，又有谁找我谈过一次话，我枪林弹雨中征战了一辈子，到如今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苍天啊！你真不长眼！”这就让人想起决定他们命运沉浮的人，新朝代的掌门人物。他也是一位名人，他的一句精彩名言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毫无疑问，在需要个人崇拜的1959年，他已从中国革命的最高领袖转化为中国革命的唯一化身。现代中国政治家中，还有谁比他更理智、更精明、更会审时度势、更擅心机权谋？政治家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新朝代在十年以后已经稳如泰山，坚如磐石，他的敌人和朋友就发生了改变：经过改造的各类战犯已经没有威胁，可以放他们走出监狱；敢提意见的党内人物成了最大隐患，必须让他们永远闭嘴。

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从中央一直发展到基层，演变成全国范围的一场阶级斗争。有的地方叫“反右倾斗争”，有的地方叫“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大辩论”，还有的地方叫“整风整社”、“整党整团”运动。一场混战之后，全国有360万党员和干部群众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由“我们的朋友”变成了“我们的敌人”，再不敢提出意见和建议了。

我看过的一篇文章说，在新中国的政治风云中，1959年是个与1957年同样重要的年份。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彻底肃清了党外的民主；1959年以反彭德怀开始的反右倾斗争，把战果进一步扩大了，彻底肃清了党内的民主。在我看来，不管被肃清的民主是不是真正的民主，但遭遇了1957年和1959年的两次政治灾害之后，可怜的中国和中国人民，再遭遇什么样的悲剧都已在情理之中。我在许多人的回忆和描述中看到，庐山会议之后的1959年秋天，中国各省市相继出现大批饿死人的局面，比雨果描述的悲惨世界还要悲惨。

谁想跟中国打仗，一定有病

看过一部电影叫《蝴蝶效应》，有四个年轻人在噩梦般的岁月一起长大，那些经历太残酷太恐怖了，他们只能努力忘记过去的事情。但有一个长得很像耶稣的年轻人，对许多往事失去了记忆，他必须一次次回到过去的时间和空间，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可是每次改变都会引起另外一种悲剧后果。他发现只有像耶稣一样牺牲自己，才能彻底拯救他们的生活，就回到母亲的子宫里面，用脐带绞杀了自己。

我也想做那个长得很像耶稣的人，或者也想学习耶稣，宁肯牺牲自己让周围的人得到幸福。正在写作的《自传与公传》，就是我一次次回到过去的努力。

但我能够改变什么？我的民族，占了世界上总人口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民族，在上一个世纪里苦难深重，我能改变多少呢？现在我还想回到1959年吗？回到我五岁那年，还能够改变什么？

那一年的中国就像风暴中的大海，人们好比狂躁的波涛，完全失去了理性。本来可以离开那条满是灾难的航线，本来要在庐山会议纠正左倾错误，但那次会议的结果，竟然又是向左满舵，加大马力，全速前进。继1957年的反右之后，又是一场反右倾，为百姓流泪的彭德怀和说过真话的360万（一种官方说法是100万）党员干部被清算了，从此还有谁敢说真话？中国至上而下的全面彻底的道德崩溃，至此已很难逆转，五十年一百年也很难逆转，中华民族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我在诚惶诚恐地环顾和叙述那个年代——在人祸横行的时代，稍不小心就会出现战乱。那一年真是祸不单行啊，在本来平安无事的地方，燃起了了边境上的战火，而这场战火的原因之一，又是早些时候发生在边境之内几省的叛乱。

中国太大了，用一个外国人的话说，中国真是大得要命。这句话也像是我说的话。

还有人隔着玻璃的放大镜片看着地图，说这个中央帝国的版图和历史一直在不规则地流动。这句话也像是我说的话。

流动的不仅是历史和疆域，还有中央帝国周围的边远民族，有时归顺进来，有时分离出去，几千年来像流水一样淌来淌去，想流沙一样滚来滚去。比如，我听到的一种说法是，蒙古那么大的一个地方，比英国和法国加在一起还大，竟然在1949年之后才正式划出中国的版图，现在又有回到中国的愿望。

对于没有强大宗教信仰和固定生活目标的汉族百姓来说，再怎样苛刻的统治条件也能接受，几千年里只有寥若晨星的几次反抗，但那些少数民族就不一样了。到了1957年和1958年，几个省份的少数民族发生了抢夺粮食、冲击公安和因为宗教而起的叛乱，被国家机器严厉平定之后，1959年又有一个重要省份发生更大规模的叛乱，枪炮之声相闻，有人肝脑涂地。那个省份的宗教首脑还出逃印度，成为中印两国之间引发武装冲突的一根导线。

其实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最大的国家，一直有着非常友好的兄弟情谊。1950年4月，中国的新政权建立刚刚半年，印度就爽快地予以承认，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而在我出生之前的1954年，中国和印度已经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在我读到的资料里，印度还主动要求将这五项原则正式写入双方在1954年4月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也是那一年6月，中印两国还发表了《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重申了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声明指出，两国总理认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适用于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从中国方面来讲，正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先后同缅甸、尼泊尔等国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谁能想到，作为最早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两个国家，恰恰在边界问题上发生了流血冲突。

原因是什么？我很希望我的答案，不是由于中国某省的宗教领袖出逃印度引发了那场战争。

起初我以为，前面说的中国版图和历史一直在不规则地流动，是中印之间出现边界纠纷的原因。但在喜马拉雅山的那边，是气候恶劣、崎岖荒芜的不毛之地，曾经很多年都是无人居住区和军事缓冲区，就当作国界好了，谁还会对那样的地方产生领土野心，谁还会掏钱为了争夺那样的地方打仗？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中国西南西北的另外一些国境线上。中印边界之战后，我们在人迹罕至、寒风刺骨的地方都建了军事哨所，维护着国界线的象征意义。几十年来那漫长、荒僻的国界线上，几乎从没有过战斗减员，只有越来越多的非战斗减员——一旦遇到暴风雪，那些哨所完全与外界隔绝，年轻的哨兵冻饿而死。他们的死（其中也有我的同乡）让我产生敬佩，也让我感到难过。

随着我的视野不断扩大，又看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中的一点，是西方国家很早就坚持领土至上的原则，英国统辖印度以后，曾有人奉命勘察边界，并且在地图上画出界线来。他们得到的指示是“要记住我们所要的不是多一块或者少一块贫瘠的或甚至是富饶的领土，而是一条清楚的、明确规定的界线”。但他们接下来与中国的协商就不断搁浅，最终也没有完成。因为东方国家一直缺少清晰明确的国界理念，他们的意识甚至有些奇怪：领土是重要的，国界不那么重要。比如中国和印度，在1959年发生边界冲突以前，从来没有联合勘察和正式划定边界，只有一条传统的习惯边界线，分为东西两部分，长度大约1700公里，也许更长一些，也许更短一些。

不管什么原因，流血冲突还是发生了，就从1959年开始，断断续续地打了三年，结束于1962年中国的一次规模较大的“闪电战”。在那次“闪电战”里，整个世界睁大眼睛，看到了中国陆军的快速进攻能力。

在我视野中的中印局部战争，是一场影响到整个世界局势的战争。在战争之前，原本与中国“同志加兄弟”的苏联，突然翻了面孔支持印度，不仅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和专家训练和提高印军，还给了他们13个陆军师、2个空军师的全套武器制式援助。在苏联给予援助的第3天，由英、美以及北约成员国组成的“亚洲军事发展态势委员会”，决定对印度援助18个步兵旅的全部美式装备。我觉得那时候的美国和苏联，由利益决定立场，不像是人们所说的冷战状态。

在我视野中的中国年轻士兵，是一批特别不怕死特别能战斗的优秀军人。比如工兵战士罗光燮。在排雷中，他的左腿和右臂相继被地雷炸断，排雷器材已用完，就用身体向雷区滚进，为部队开辟冲锋道路，最后壮烈牺牲。比如班长张映鑫。他率领全班连续攻克印军4个地堡，在攻击第5个地堡时身负重伤，牺牲前还向地堡投入最后1枚手榴弹，并用双腿堵住印军地堡射孔，为后续部队歼灭印军创造了条件。比如战士陈代富。当他将爆破筒塞入地堡时，被印军推了出来，又将爆破筒从地堡顶部顶插入，并用胸口顶住爆破筒，不让印军推出，当爆破筒即将爆炸的一瞬间，他迅速滚下了地堡，被人们称赞为“活着的黄继光”。比如副班长庞国兴。他在追击途中与连队失去联系，深入印军纵深地区15公里，作战5次，攻占2个炮兵阵地，击毙7个印军士兵，缴获7门火炮和2辆汽车。他们都被中国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他们是真正的战斗英雄，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有像朝鲜战争里的志愿军英雄那样，在全国广泛宣传英雄事迹，也没有像此后不久非战斗减员的雷锋，成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

他们的英雄事迹，让我再一次想起美国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他曾经在二战时让德国人和日本人闻风丧胆，却在朝战时与中国人打成平手。我还想起中国和印度在喜玛拉雅山交火时，麦克阿瑟说过一句感慨颇深的话：“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

赫鲁晓夫错了，尼克松对了

刚刚从那辆红色出租车跨下来。出租车司机的上衣也是红色，脸色也有些发红。路口那边的夕阳也有些发红。

司机在路上讲了一个笑话，说他的一个朋友喝了酒，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没有人回答，然后他说：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我就想到这可以是一篇文章的开头。俄国的契诃夫早就说过，写作不是一件痛苦的事，随便写一行字开个头，比如桌子上的茶杯，就可以写出一篇小说。我相信契诃夫是对的，就做过一个实验，让另一位写小说的好友，随便指着一个物件，我就以此为题写一部小说。在我写出的那部中篇里，以年代不明的中国为背景，有冯梦龙式的框架、契诃夫式的人物、茨威格式的情节和诺曼·梅勒式的语感。其中也有我的融合与发挥，但我不想把写小说当作我的方向，也没有必要确定我的小说风格。

现在我们来想一下，一些调侃，一些幽默，往往很有道理。一个类比的推理是：如果世界上的人可以分为我和别人，世界上的国家也可以分为中国和别的国家。问题是，我能把这种诡异的逻辑游戏，当作一种简约和有效的思维方式吗？呵呵，中国几千年来的惯性思维，一直是以中央帝国自居，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把中国外面的所有国家当作一个国家。从历代皇帝到历代臣民，这样思维的人还少吗？别的不说，就说我现在写到的1959年，一边描述中国的事情，一边描述外国的事情，“这两个国家”的重要程度相差不远。

1959年，中国关起国门与世界对峙，外国打开国门与世界往来，这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苏联一号人物赫鲁晓夫与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之间著名的厨房辩论，就发生在这一年的夏天，发生在莫斯科举办的美国国家博览会上。那次博览会吸引了许多西方记者，他们知道赫鲁晓夫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但是对他的印象很差。

“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他在外交宴会上对西方记者说：“有一次，一所监狱里关了几个人，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一个是卑贱的小个子犹太人--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名叫皮尼亚的小矮个儿。他们决定选出一个头头来分发食品、茶叶和烟草。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是反对任何人掌权的，于是便轻蔑地提议选卑贱的皮尼亚当头头，大家照办了。不久，他们决定挖一条通到监狱院墙外面的地道，可以越狱。但是，他们知道狱警必定会向第一个逃跑的人开枪。所以，看来没有人愿带这个头。突然，那个卑贱的小个子犹太人皮尼亚挺直身子，说道：同志们，你们用民主程序选了我当你们的领导，因此我应该第一个去。”看那些西方记者有些发愣，赫鲁晓夫接着说：“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不管一个人出身多么低微，只要选到某个岗位上，他就会成为无愧于他的职位的人物。----那个小个子皮尼亚就是我。”从他讲的这个故事来看，他还是比较聪明的，但他的聪明让以聪明自负的西方记者感觉不好，就在一些报刊上贬低他，甚至说他文法混乱，穿着过时，风度不雅，而且酗酒，态度生硬，连给斯大林擦靴子都不配。

这个故事传到正要访问苏联的尼克松那里，就引起了特别的注意。仔细研究了这个故事之后，尼克松觉得赫鲁晓夫并不完全像那个卑贱的小个子犹太人皮尼亚。首先，他不是一个卑贱与平庸的人，能在斯大林的血腥清洗中幸存下来并爬上政治高位，必然具有过人的才智、韧性和钢铁般的意志。其次，他也不是通过完全的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即使他的骨子里确有民主倾向，但苏联当时的极权体制不会允许和鼓励民主，真正的民主。

那么，赫鲁晓夫在哪些地方像皮尼亚呢，只要有一点就够了：他是一位无愧于他的职位的人物，具有实践家和改革家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上台以后就提议结束朝鲜战争，就纠正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暴政；他小时候放过猪，打过工，执政后以民生为重，树立了“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方向；他的手中有世界最先进的导弹，却倡导与不同社会制度的西方国家和平共处。这些都符合人类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尼克松早些时候在伦敦市政厅的演说中才能提倡：“我们应当少谈共产主义的威胁，多谈给人们以自由；我们的首要目标不是击败共产主义而是让富足战胜匮乏，让健康战胜疾病以及让自由战胜暴政。”----尼克松是位相当清醒的政治家，他在1959年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成功会晤，在1972年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成功会晤，促使西方世界与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打破壁垒，不再用武力尖锐对抗，促使社会主义国家不再坚持打一场针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不可避免的”“解放全人类的”战争，让这个世界有了几十年的和平。

作为美苏两国在战后的第一次文化交流和高层次人员互访，1959年7月，美国在苏联举行国家博览会，尼克松前往莫斯科主持博览会开幕式。接下来的9月，苏联要在美国举办国家博览会，赫鲁晓夫和他的夫人都要参加。让尼克松担心的，是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的会面，能不能出现比较难堪的场面。他准备了一百多个问题的讨论方式，比如赫鲁晓夫用手中的导弹威胁他说，导弹这玩意儿，意外事故随时都可能发生。尼克松就应对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爆发战争，我们两国谁也当不了赢家。政治家们说话，从来就是这样。

于是就有了1959年的厨房辩论。

搜索一下网络，可以找到对厨房辩论这一词语的解释：

厨房辩论指的是1959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American National Exhibition）开幕式上，时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之间的一场关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和核战争的论战（两人之间的辩论均通过了他们的口译员传达）。为了这次展览，整个展馆都布置了美国人心目中每个国民能拥有的一切。展馆内到处都是现代的、自动化的休闲娱乐设备，用以显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规模巨大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成果。争论正是发生在一座模板美式别墅的厨房展台。参观中两人开始争论起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劣。最后，两人都同意美国和苏联之间应该加强交流和开放。

知道这些简略的解释就差不多了，甚至这些皮毛的东西都可以不知道，知道了也可以忘记。还是赫鲁晓夫的外孙女妮娜·赫鲁晓娃说得比较好。她已经在美国居住了很多年，在接受《凤凰周刊》的采访时说：

事实上，当我住在美国的时候，人们常常能提起1959年著名的“厨房辩论”，他和尼克松争论他们的孙子将生活在何种体制之下，赫鲁晓夫说尼克松的孙子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而尼克松说将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在自由之中。现在我们生活在美国，赫鲁晓夫错了，尼克松对了。

怎么一转眼天就黑了

就像一部电影可以有许多种结尾，一篇文章可以有许多种开头。如果真像一些教书先生所说，文章一定要有个好的开篇，那么，我相信也一定有许多好的开篇方式。

一九五九年我才四五岁，离写文章的时候还早着呢，每天都在公鸡的喔喔啼叫里醒来。那时候为了吃到鸡蛋，虽然住城里，但几乎家家都养鸡，三四只，五六只，养几只的都有。其中必定有一只公鸡，不然的话，明年的春天就孵不出鸡仔。

乡下亲戚来了，看见那些公鸡和母鸡特别羡慕，说农村办了大食堂以后，鸡鸭鹅猪全都赶到人民公社去了，一点也没有给他们剩下。那一年春天，家里又孵化了一群毛茸茸的小东西，放在一个纸板围成的框架里，最上面还搭了一条毛巾，又要透气又不能让小东西跳出来。记得有一天，我自己在家，看着它们唧唧叫着，觉得它们住的地方太黑暗了。怎么办呢，我找来一块玻璃，把其中一块纸板换下来，果然里面亮堂多了。过了一会儿我再去看，坏了，那一群小鸡仔不知道前面是玻璃，都朝着光明的地方挤呀，挤呀，靠近玻璃的几只已经被挤死了。我很伤心，好心办了坏事，我用光明杀死它们。这件惨痛的事，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后来，我之所以选择了当作家，就与我对生命的特别感受有关，那种感受有过许多次，还很强烈。

换了另外一种感受，可能会当科学家。比如珍·古道尔（她比我大了将近二十岁呢），回忆她在四五岁的时候， “那年我父母带我到乡下度假，他们给了我一个工作，捡鸡蛋。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遍布于院子里的鸡舍中游荡，把鸡蛋放到小篮子里面。我在捡鸡蛋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鸡蛋这么大，究竟是怎么从鸡的身体里面出来的呢？我就看啊、看啊，但始终也没有找到鸡蛋出来的地方，我问了很多人，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答案，所以我决定还是自己找出答案。”
　
“在一个下午，我看到一只母鸡摇摇摆摆爬进了鸡舍，我想它要下蛋了，就悄悄跟着母鸡爬进了鸡舍，但是随后的事情证明我的想法是错误的，母鸡明显被吓到了。通过这次失败的行动，我明白了我应该在母鸡进鸡舍之前就藏在鸡舍中，等待母鸡过来下蛋。我爬进了一个空的鸡窝，静静等待，大约过了4个小时，我终于弄明白了母鸡下蛋的过程。”

外国人和中国人的教育方式不一样。她问了很多人，那些人也不弱智，谁都知道鸡有个下蛋的屁股，可是都不告诉她。不像中国人一直读完大学，都在死记硬背别人的答案，甚至是那种有意歪曲和蒙蔽事实真相的答案。

让珍·古道尔自己找到母鸡下蛋的真相，就激发了她研究动物的兴趣。幸运的是，她还去了非洲，遇到她的导师路易斯·利基,于是成为一位轰动世界的动物学家。

1959年，杰出的古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英国人路易斯?利基，已经在东非大裂谷挖掘了将近三十年，并且在那里娶了一个同样喜爱考古的妻子，生了一个同样喜爱考古的儿子。和他们一样，无数人类学家都在为寻找人类祖先的化石努力着，但能够找到的概率就像是彩票中奖一样，微乎其微。那一年7月，他们忽然挖出一具距今一百七十万年的“东非人”头骨，把人类的起源整整提前了一百多万年（现在的观点又进了一步，估计是三百万年至四百万年，但没有考古依据），还证明了人类的发祥地是在非洲。

哇塞，一百七十万年以前！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意义。一百七十万年之前，纵使有了接近人类的生物，那世界不过是无限的荒凉与寂寞，那时的理想与非理性、情感与非情感又有什么区别？那时也不会有社会公德和人类正义。从这一点来说，一百七十万年和一万七千年，又有什么区别？再比如说，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就有了民主社会的曙光，但是到现在呢，公元后两千多年了，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民主社会，仍然是、依旧是、仅仅是曙光而已。

或者我要问，这一百七十万年里，我们人类的文明程度有了多大的进展？或者我要问，这五千年里，我们人类的社会制度有了多大的进展？

我这样问过，但现在不这样问了。因为对人类学的生疏，我甚至有些羞赧有些愧疚。在个人的生命流失和流散了很多年之后，渐渐把流失和流散了的记忆收拢起来，我才发现，我最应该了解的东西，就包括人类学在内。很多很多年来，有着哲学思维的人们都在追寻三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很多很多年来，在我这个层次附近的作家，都在追寻五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到哪里去？现在我相信，三个问题也好，五个问题也好，至少有接近一半，需要人类学家帮助我们解答。1972年10月，伟大的路易斯·利基，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69岁。纵观他的一生，全部都奉献给了探索人类起源的事业，并给后人留下20部专著、150多篇论文，以及大量的人类化石和石器。现在我想深深鞠躬，表示对他的感谢。还要感谢珍·古道尔，没有她的精彩发现，我们对于人的定义，还会停留在“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人是会直立行走的动物”等等比较浮浅的层面。

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可以深入了解关于人类学与考古学的，但那机会我没有利用好。我到一家电视台工作以后，我有位同事刚刚毕业于一所著名大学的人类学专业，还有一位部下刚刚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考古学专业，然而我都没有向他们请教他们所学的专业知识。后来，他们觉得那家电视台就像一个很小的容器，容不下有能力的人物，先后去了南京和北京。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路易斯·利基，上个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们没有说起过他。

随便再说几句，1959年北京大学的校长是马寅初，虽然比不上在北京大学当过校长的蔡元培、胡适那些大学问家，毕竟还算一个次一等的学问家，但他被打成右派，很快丢了这个职位。这件事让我觉得无限的荒凉与寂寞，仿佛回到了一百七十万年之前。

昨天和一位朋友闲聊时，面对大大小小的几个湖泊上微茫的波光，面对傍晚低沉的云霞，忽然就聊到了蔡元培他们。我说，大学问家当大学校长，可以培养出次一等的学问家；次一等的学问家当校长，还可以培养出有一些学问的人。现在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许多中国大学，校长有没有学问都无关紧要，这个职位不过是政党、政府和个人利益的管理工具，并且，大学的关键，不是容得下有学问的教授，大学的方向，也不是培育出有学问的学生。

我记得昨天刚说完这些话，眼前的夕阳，沉得更快，一转眼就不见了，天空变得黯淡无光。

月亮的背面还是月亮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我是在二十多年前读的俄罗斯诗人叶赛宁。他的那部诗歌译本里有十多个地方描写了月亮，生动活泼，富有质感。在那之前，我还读到台湾诗人彭邦祯的一首《月之故乡》：

天上一个月亮，
    水里一个月亮。
    天上的月亮在水里，
    水里的月亮在天上。
    低头看水里，
    抬头看天上。
    看月亮，
    思故乡。
    一个在水里，
    一个在天上。

写这首诗的时候，彭邦祯正是像我现在这样的年纪，心知天命，淡定从容，从一位标准的军人转化为一位标准的诗人。他还是位漂泊的思乡者，月亮在离他很近的水里，故乡在离他很远的天上。他甚至影响了我一段时期的诗歌写作，不用生硬、偏僻、僵化的词语（后来写作其它文体，我还以为，有了小学四年级以前认识的字和词，就够用了）。

两个月亮的事，我很早就知道，但与彭邦祯的不是一个版本。

1959年的时候，有一个邻家的小孩哭着去找我妈，说我跟他吵架了。我说天上有两个月亮，他说天上有一个月亮。我说有一个圆的月亮，一个弯的月亮。他说不是，圆的月亮是弯的月亮变的。我说，圆的月亮像一个咸鸭蛋的黄儿，弯的月亮不像别的，就像一个弯的月亮。他说我是瞎说，我说他是瞎说。他说我是坏蛋，我说他是坏蛋。他就气哭了，去找我妈告状。

要是在一个好的国家里面，一个正常的国家里面，我和我的邻家伙伴儿，就可能因为这一场对月亮的争论，激发了对天体科学的兴趣，用买来的望远镜或者自制的望远镜观察天空，以后成为了不起的科学家。但1959年前后的那段时期，科学家属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需要在监狱和劳教大队，接受没有知识的人改造。以后又发展到知识越多越反动，为什么反动呢，因为管理国家的那伙人，没有知识又不爱学习，把有知识的人看成了负担。后来的波尔布特搞了一个更不正常的红色高棉，把戴眼镜的人统统杀掉，当然是想免除以后的所有麻烦。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时候也有几个好听的歌儿，《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是其中一个，慢声慢气，悠悠扬扬。当时的乡村，还保留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田园情调，从这首歌曲就可以看出来，因为歌子唱了不到三分之一，内容已经拐到阶级斗争那边去了。

那时候的电影插曲也有好听的，大多是一个很美的开头，美丽景色的描写加上舒缓动听的旋律，接下来的歌词就硝烟四起，接下来的曲调就顿挫激昂。比如，“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然后那里就成了“我们杀敌的好战场”。再比如，“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然后呢，“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咳，那些有始无终的歌曲，后面都变得难唱和难听。咳，那个年代的歌曲，有的我只会哼唱前半首，有的连前半首也不会。咳咳，再往后的一段黑暗年代，所有的歌曲都完全政治化，我就更加不会唱了。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没有定数，只有变量。那时的我不是现在的我，那时的政治不是现在的政治。最近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第一首歌曲，《歌唱祖国》，演唱的时候已经改了很多遍歌词，就像极权制国家向后极权制国家变化时，什么东西都是一点一点慢慢地改，改得太快了容易休克。

歌曲不说了，还说月亮。

在那遥远的地方，印第安的神话里面，那种描写也是非常接近实际的描写。假如我们说：“月亮升起来了，银色月光洒满大地。”印第安神话一定会说：“月亮从云层探出头来，把银灰色的光华像雪片一样洒满大地的每个角落。”我不知道为什么，和中华民族比起来，每一个民族都更实际一些。他们的童话，比如安徒生的童话也很实际。假如我们说：“月亮升起来了，银色月光洒满大地。”安徒生童话一定会说：“月亮照得多么美啊！看吧，它是多么安静，多么明朗！”我们要知道，神话是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的历史回忆，而童话，不过让神话更加精彩和丰富一些。

比起它们，诗歌更加优越。诗歌和音乐一样，努力到达人们精神的最高处。我在一首诗里写到：

你曾想当个勇士
    你和敌人流同样多的血
    在大地上画花朵
    在天空里画夕阳
    还想画一条河

淌回故乡这短短几行字，已经写出人类许多成员生命里命定的欢歌或者悲歌，写出他们精神中不灭的的英雄主义与回乡情结。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温和的人，不能长久地写作诗歌。诗歌这种东西，有时太严厉了。比如中国几千年里，最好的诗歌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下子就达到人类与万物自然相互交融的关键之处。

看到这里，你会问我，写到1959年，为何加入一段关于月亮的话题？

因为1959年的时候，月亮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这话题，我和我的小伙伴儿已经争论过了，但还有几十亿的人以更大的热情加以关注：这一年里，从年初到年底，苏联先后发射了三颗月球探测器，先后创造了三个世界之最，完成了人类三四百万年以来的三个梦想：月球１号从月球表面飞过，月球２号落在月球之上，月球３号发回的照片，使人类第一次看到月球背面的景象。

那时候我五岁，在饥饿的边缘渐渐长大，对月亮背面的景象毫不关心。如果我看到月球３号探测器发回的照片，看到月球背面的那些景象，不知道我会说些什么？

现在我很担心，那时我会说出一句合乎我的年龄却没有水平的话：

月亮的背面，还是月亮啊。

这里不是奥运会金牌榜

夸西莫多出生在意大利的莫迪卡，那座小镇离海很近，听得见来往的潮水。他出生的1901年，回响着新世纪开始的欢呼之声，告别了世纪末的消沉和烦躁。往往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候，都是这样。

还有，那一年世界上有了诺贝尔文学奖，喜爱文学的人有福了，眼前铺展开一条新的道路，让他们的写作通向人类的高尚理想。出生在二十世纪之初和诺贝尔奖之年，夸西莫多是幸运的。后来在1959年，他戴上了诺贝尔奖的桂冠。

时间又过去了很长很长。1980年底，刘兴雨兴冲冲地找到我，说他买到了一套好书，上海文艺出版社刚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那时我正在一所师范大学读中文，刘兴雨和我是大学文学社的正副社长，文学的观念经常沟通。我就在那套书的第一册，读到了夸西莫多的诗歌《大地》和《重归》。虽然编者把他的创作归到后期象征主义之中，但我不觉得有多少象征，也不觉得有多么现代，我读过的鲁迅的《野草》写得更早一些，更有象征和现代的意味，但鲁迅仿佛并不明白他《野草》的伟大意义，迅速转了向，把以后的才华淹没在同文人政客的口水战里，很像今天人们在网络上无谓又无尽地争吵。

我读《大地》和《重归》的时候，中国正流行夸西莫多那种风格的诗歌，说是现代诗也行，说是朦胧诗、隐逸诗也行，之所以是那种风格，一是我们和他一样有着高贵的热情，二是我们和他一样经历着悲剧。但那个时候，他的诗集还没有出中译本，我们之中没有多少人读过和喜欢夸西莫多。

“由于他的抒情诗，以高贵典雅的热忱表达了我们时代生活中的悲剧性经历”，瑞典文学院颁布1959年的获奖理由时，对于夸西莫多的评语让我深深感慨：还有谁能比他有过更多更长久的悲剧性经历，还有谁能像他那样在悲剧中保持高尚的热情？

他的前半生，跨越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且在一战和二战之间，他那可爱的美丽的国家堕落了。当他结束了贫苦的少年时代，那个叫墨索里尼的人开始长达二十多年的极权政治，也开始毁坏他在西西里岛的生活——墨索里尼用政府全盘计划促使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墨索里尼修建宏大辉煌的建筑用来彰显政治，墨索里尼要求所有意大利人必须表明政治立场，墨索里尼废除议会推行一党专政，墨索里尼善于利用舆论宣传、思想控制和恐怖镇压，墨索里尼推行以自我神化为特点的非宗教的信仰，墨索里尼从社会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就像我小时候看到一部电影说的：“墨索里尼，有理有理，总是有理。”那时候我以为法西斯主义就是野蛮好战，攻打别的国家，后来才知道《大英百科》对法西斯主义一词的定义：“个人的地位被压制于集体——例如某个国家、民族、种族、或社会阶级之下的社会组织。”这个定义看起来简略，却抽出了许多类型的法西斯主义的本质特征。再后来的一段时间，我经常在个人地位被集体压制的状态中生活，更加理解了夸西莫多，他是诗人，他和他的诗歌都容易受到伤害。

在这方面，夸西莫多是世界上优秀诗人的榜样。他在他的悲剧性经历里，不仅保持了高贵典雅的热忱，还张扬了英雄主义的精神。他的诗歌给了他足够的动力，“使他成为同胞日常的不可名状的悲剧和不断遭遇死亡的精神生活的解释者”。这里加了引号的，是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那份颁奖词还说：

当然，他也决不是唯一的受其祖国和同胞苦难影响的意大利诗人，但这位西西里岛诗人以其忧郁而多情的热忱，发出了特殊的深具个性的诗调。他曾在一首抒情诗的末尾如此咏叹：

然而还有更多的事被扭曲
    死亡从未被出卖，
    意大利是我的祖国，异邦人呀，
    我歌颂它的人民、它的声音，
    和那来自海上的秘密哀愁。
    我歌颂它母亲般的贞洁和悲伤，
    和它所有的生命。

还有一段话说的也好：

对他而言，自由之路和征服孤立是同道的而他自己的路就是迈向自由和孤独。这样，他的作品已成为活生生的声音，他的诗是意大利人民良心的艺术表现，这便是诗之所以能简单而具个性的特点。在他的诗中，可以发现圣经似的暗喻与古典神话联在一起，这神话便是西西里岛人永不止息的灵感源泉。基督徒的恻隐之心，是他诗中的基本品质；在伟大的灵感一闪中，达成了宇宙性。

按我的理解，每次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都在假借对获奖者及其作品的描述，说出人类对文学的高端或者终端的期望。不论获奖者来自什么样的国家，不论获奖者用哪个民族的文字写作，颁奖词肯定的东西只有一点，是作家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精神指向，不仅是长久坚持的，而且是最为优秀的。

后面两个条件还可以颠倒一下，不仅是最为优秀的，而且是长久坚持的。

在我视线里的中国作家，很少有人对诺贝尔奖的精神指向特别关注，我不知道，他们对个人写作的精神指向，是不是同样地缺少热情？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清楚，正是精神指向的高低、贵贱、良莠、优劣之分，造成了作家的高低、贵贱、良莠、优劣之分。比如现代的中国，经常写些东西挣稿费的，有一流作家，二流作家，三四流直到十流作家，而我曾经开玩笑地说过，我所在的省份和城市，总共有十八流作家，有的人比外省市最低流的作家还低了八流。我还说过，以前中国境内的一流作家拿到世界上去，恐怕要排列到三四流作家里面。我相信他们写作技巧很高，是他们的精神指向瞄得不高。于是，他们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的存在。

在1959年夸西莫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中国的作家选择了什么？他们选择了表现人民的良心，还是选择了个人的自由与孤独？或者选择了唯唯诺诺苟苟且且、寄人篱下弯腰屈膝地写作？我看过1959年中国大事记，注意到在夸西莫多获奖前后的一两个月，“１２月８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会议认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仍是文学艺术上的主要危险，其主要表现是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反对革命斗争；并强调所谓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在当前的消极作用。会议还错误地提出必须开展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19世纪欧洲文学。”我想比喻那场会议带来的批判运动，好似一个很强的外来作用力，让中国文学原本就受伤的一条腿再一次骨折，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又让两条伤腿一起骨折。那个年代结束了，那个年代的恶劣影响不在了，中国文学才会进入短暂或漫长的恢复期，想快走想奔跑想跳跃，都是恢复期以后一定会完成的事情。

现在，中国文学的腿伤好了吗？中国文学的恢复期结束没有？这要问最有名气的中国作家，他们的精神指向，瞄准在什么地方。如果是世界上最为优秀的，已经坚持了多久，还能坚持多久。

这种对精神指向的重视，也是诺贝尔文学奖最容易让中国人误解的地方，为什么评了一百多年，中国大陆的一位也没有？随便在网上搜索一下这方面，就会看到喜欢文学与不喜欢文学的网民，怨气冲天或者怒气冲天。“主要是政治原因成分大，不认可啊。”“难道我们中国的作家比不上他们？”“人家西方对我们有偏见.不发给我们.有什么办法啊。”“那是西方人自己给自己颁奖玩。”“中国人何必拿外国的个什么奖当回事？”“这种东西中国人得不到很正常。”“这个又不是奥运会金牌榜，我们才不吊它。”

说出来然后忘记（五十年代的尾声）

我写上一篇文字的时候，心里想着，这可是1959年的最后一篇，我的记忆应该从1959年退出来了。那一年像阴云弥漫的雨季，时常有树枝状的闪电在天空移动，你应该提防那雷电闯进屋子，关了门窗再拔下墙上的电源。有时候雨憋在天上下不来，空气就燥热，呼吸也不畅，闷出了许多汗。

昨天中午，我靠在一把椅子上，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想。忽然，比我年轻的同事问我，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叹气？我说，我叹气了么？我也知道有时候不知不觉就叹一口气，其实一点儿原因也没有。许多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人都不这样。我认识他们，他们都不叹气。有的抓住手中的权势，无休无止地聚拢钱财，尽管那钱财连孙子辈儿也花不完了。有的已经心灰意懒，从这一家酒店走到那一家酒店，各自喝干面前的酒瓶。他们谈论电视播放的新闻，谈论卖不出去的股票，谈论正在追逐的女人。他们虽然不愿意谈论历史，还是比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人谈得更多。

昨天夜里，我睡得不好，醒来两次。一次是梦到了已经死去的人和关在监狱的人，然后我因为不想买一家商店里的东西被店主追杀，还有一次是因为口渴。起来喝水之后，东面的山上开始亮了，晨练的人正走出家门。我笑了一下，两次醒来的真正原因都是一个，我正在写的《自传与公传》，1959年怎么能随随便便就结束了呢，那是五十年代的最后一年，至少还要说声再见，还要挥一挥手，告别满天的云彩。

在睡眼惺忪的时候，我不想对五十年代做一个尽可能的盘点。我出生在这个年代的中间，对出生以前的事情无力关心。在早晨这个时候，做了几次类似叹息的深呼吸，然后我的目光渐渐从五十年代拉远，就像电视镜头，从特写拉到近景再拉到中景。我看到并听到了那个年代的背景空间上，级别很高的风带着沙尘，掠过天空，掠过大地，掠过惶恐的万物生灵。

我想说，二十世纪是个不祥的世纪。进入那个世纪的时候，帝国的恃强凌弱仍然在继续，世界最后的格局还没有形成。一些威胁人类的思想在战乱中形成，让前所未有的的两次世界大战，不仅剥夺了人类的物质幸福，也摧毁了人类的精神家园。一种新型的极权制度在战乱中出现，他们用颠覆一切的雄伟力量，把半个世界的人口当做试验场，他们获得成功的副产品，是人类更深刻的痛苦体验。美国记者兼作家大卫·哈尔伯斯坦，写过一本书叫《五十年代》，坚定地认为五十年代比别的年代更有纪念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十年代开始了。我们对五十年代还能有怎样的期望？我们都见过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很多勇敢的车辆冲进来，又野蛮地纠缠在一起，缺失了道德和秩序的帮助，他们需要怎样的智慧才能分开？

哈维尔说起那个时候：五十年代是一个混乱的时期。斯大林的统治已经结束。没有人知道世界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什么还适用，什么已不再适用，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看待这一切。

诺曼·梅勒对五十年代的评价：当今时代是随大流和消沉的时代，一股恐怖的臭气从美国生活的每个毛孔中冒出来。我们患了集体崩溃症……人们没有勇气，不敢保持自己的个性，不敢用自己的声音说话。

尼克·雅普也写过《五十年代》：历史第一次，青年人把握了这个世界的呼吸和轮廓。他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呼喊摇摆，咖啡馆、酒吧，饭店都愿意为他们经营，为这些既不是孩子、也不是成人的青年人。

塞林格用《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的话说：我的四周围全都是伪君子。就是那么回事。到处都是他妈的伪君子。要是再发生一次战争，我打算他妈的干脆坐在原子弹顶上。我愿意第一个报名，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愿意这样做。

凯鲁亚克《在路上》的主人公说：别人怎么说我都无所谓，只要咱们知道该怎么去生活。我与之交往的人只是那些疯狂的人，他们为疯狂而生活，为疯狂而交谈，也疯狂地寻求得到拯救；他们渴望同时拥有一切东西。

上面是一些作家对五十年代的描述。他们是我喜欢的一些作家，通过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达到对个人命运的关怀。他们对社会的良知，他们对文学的领悟，曾经在我需要的时候影响了我。

还有一些作家，用他们的作品，告诉我许多写作的意义。有的是对于公众的，有的是归于个人的，我在以后的写作里，会更好地表现出来。

我向窗外望去，天又亮了许多。几只小鸟飞走了，它们抬着头，张开翅膀，朝着就要升起太阳的方向。

过去的很多年里，我对生活的原始感情、对世界的最初经验以及我熟悉的文学观念，与官方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协调，我觉得那时继续写作便是背叛自己。但作家也是人，一旦积聚了太多想说的话，也会在记忆里变成沉重的压迫。

现在，我决定把这些话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就把它们忘记。

 董学仁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