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被遗忘的屈辱——纪实长篇小说《回城之路》序
作者：胡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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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被遗忘的屈辱——纪实长篇小说《回城之路》序
作者：胡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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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被遗忘的屈辱 ——纪实长篇小说《回城之路》（原名《病转》）序 那个荒谬又残酷的时代过去许多年了。许多在那个时代中风行一时的词语也已死去。“病转”，就是其中一个。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怕不太懂它，即便猜出了这两个字组合后的含义，也不会洞悉这曾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过程，更不可能体味处于这个过程中的人们经历着何等样的肉体与灵魂的熬炼。《病转》这本书，大约多少可以帮你理解这个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生造出来的、让千千万万的人们不堪回首的词儿。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始于三十年前的那一场上山下乡运动，无疑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成为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知青的一段不可去除的生命经历。 “和本世纪以来许多其他的重要事件相比——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红军长征，'胡风集团'案，反右派运动——这是一个既无英雄，又无受难者的事件。它不是一出气贯长虹辉煌磅礴的正剧，也不是一出惨烈沉痛凄切哀婉的悲剧，甚至这一出活剧的真正主人公们并未出场，他们将千百万孩子们送上广阔天地这个大舞台之后，自己依然留在宫廷与都市，继续着他们成年人的政治游戏。 “三十年很快就过去了。当年上山下乡的那些少男少女们，现在已人到中年。他们的儿女也早已到了他们当年插队的年岁。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段日子已恍然若隔世。但人们依然在说它。 “一桩事件，哪怕再重大，若已说透，便不会常挂在嘴边记在心头，整理一番束之经史高阁，也就是说，已完成了它的叙说。即便要纪念要庆祝，也只是一种仪式了。上山下乡（以及与其紧密嵌接粘连的“文革”）显然还未说透，它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上，究竟生成了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对二十世纪末页的中国及中国人产生了哪样一些影响？大约还有许多值得思考、值得评说的地方。”（《泥泞与随想》） “病转”，是一部知青史中最灰暗最屈辱也最残酷的一页，它没有上山下乡初期战天斗地的热情与豪迈，也没有“文革”结束后集体返城的悲壮与激越，“病转”的人们，只有一副伤残病痛的身体，一颗孤独绝望的心和一摞一摞病历、化验单、诊断证明书以及从下到上各级有关部门的证明材料——如本书中说的，大大小小十一个章子……以上那些，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有的是将假的终于做成了真的——许多知青后来不得不用自伤自残的方式，来换取一张回城的通行证。本书中，林菁菁在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中，为终于出现了病症而激动的时候，我们看到生命与尊严已坠落到了地狱的门槛前。所以，几乎所有艰难地进行“病转”的人，几乎都象鼹鼠一样，悄没声息又忍辱负重运作着它那漫长又繁难的程序，有幸终于成功以后，又象鼹鼠一样悄没声息在这本原就是属于自己的城市蜷伏下来,待业,打零工,或努力进入那些街道小厂……我见到为招工返城而庆贺的，也见到为上学返城而庆贺的，但我从未见到为“病转”返城而庆贺的——那些必须运用“病转”才得以回城的人，基本上都是那个时代的贱民，在乡下是，回城以后依然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很少读到写“病转”的文字。大约这是一个极深的伤痛，经历过它的人害怕再去戳它。有一位女性告诉我，回城许多年后她还会作恶梦，梦见有人拿一张表给她填，说又要下农村了。她哭着央求说，她已经结婚了，已经有孩子了，那人冷冷地说，有孩子也要下。她从梦中哭醒，满面泪痕，那恐惧却久久挥之不去。 老三届一代人，一直被亲昵称呼为“祖国的花朵”“共和国的儿女”。确实，这一代人，不论他们的家庭背景，生活环境，个人禀性是如何的不同，他们都是在新中国这所大学校的严密管教中和铺天盖地的革命新文化的熏陶中诞生与成长起来的。本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成为最坚定的“革命接班人”。忽然有一天，生活告诉他们，在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是不一样的，甚至是水火不相容的，他们有的是天生的高贵者，有的是天生的卑贱者，有的血是红的,心是红的,有的血是黑的心也是黑的……尽管有“文革”以前升学、入团中的“阶级路线”,尽管有“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但最彻底地向他们宣示了这一天条的，便是招工。 招工不仅是新中国以来最直观最大规模的一次阶级歧视，也是新中国以来最直观最大规模的一次性别歧视。在几次招工浪潮过后，广袤的乡下，那些破败的，孤独的，空荡荡的知青屋中，剩下的几乎全是“家庭有问题”女知青，她们以柔弱之身，负载着那颗伤痕累累之心及沉重得望不到头的劳作，苦熬着绝望的日子。如果说，在往日的痛苦中，她们多少还能得到家的护卫和基本的生活保障，在被抛弃于乡野的日子中，她们连最基本的生存都受到威胁，更不消说那巨大精神苦痛。不少的人因此自杀或发疯。在《病转》这本书中，我们可以随处读到她们。 这是一次全社会的卑劣的合谋。是我们民族永远不可抹去的耻辱的印记。 文革,下乡,回城这三部曲，让一代“共和国的儿女”经历了一次巨大的精神炼狱，完成了一次巨大的精神转变——不论他们曾经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高贵的，还是卑贱的。 我在上面说到的那篇文章中还这样写过“上山下乡，让整整一代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精神方式。……作为一九六八年的全国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显然不是一个准备充分思虑成熟的部署，而是'文革'失控后的一种临时应变措施。它所产生的一系列或隐或显的后果，也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一夜之间，它让一代眼望世界心怀天下时刻准备着为一个伟大的事业献身的革命小将变成接受再教育者，一夜之间，它让千百万从小生活于严密社会组织之中的青少年学生，突然放逐于山高水远之间，成为自食其力的自然人。尽管农村也有基层政权，也有民兵连、贫协会、知青办一类组织。但相对于城市的政府、学校、居民委员会、家庭等结合起来的准军事化的生活环境来说，它们的约束力要薄弱得多。 “'文革'后期的１９６８年，大量的学生在无政府状态中已日渐疏离主流社会与主流话语。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思考十七年中不能也不敢思考的问题，开始阅读十七年中不能也不敢阅读的书籍。他们的社会交往因失去制约而变得空前广泛与活跃，因而获得了许多原来封闭于教室中所不能得到的阅历与见识——尽管这一切依然是如此盲目如此散乱，他们的思想资源与语言资源依然十分局狭苍白，但毕竟打破了十七年的许多禁锢。他们中间还出现了一批近年来学界所说的'６８年人'——中国青少年中思想解放的先行者与探索者。 “千百万知青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这样的状态从一座又一座城市，浸润到中国广懋的原野山乡、边陲荒漠，去迎接一种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又那么艰难的生活。 “由此，他们开始走向民间，走向现实，走向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 “他们从一九六六年撤退后，一直在坎坎坷坷、曲曲折折地寻求自己前进的方向。到今天，我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说：我们知道了该干什么，再不该干什么。我们付出了代价。 “其后的岁月里，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那一批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上山下乡的人们，以自己对这个世界切身的理解与感受，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用不同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我曾想过，如果没有'文革'，没有上山下乡，如果我们的亿万青少年依然在十七年体制的教化与管束下循序渐进茁壮成长，终于成为了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代共和国新人，成为旧体制与极左路线坚定狂热的执行者，那么，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历史的演进与转折该从何处开始？” 在各种各样的知青类群中，《病转》写了长期以来被掩盖了的特殊的一群，它丰富补充一代知青的群像。她们是孤独的，卑微的，常年流落于城乡之间，隔离于社会之外。 《病转》没有曲折复杂惊心动魄故事，在非常平实朴素的人事中，却隐含着曲折复杂惊心动魄生活原生相。《病转》也没有华丽奇俏的辞藻和新潮前卫的技巧，却处处弥漫着那个已逝去时代的灰暗沉郁的气息，那时的语言，那时的衣饰，那时的吃食，那时的社会生活氛围——特别是那些灰色人群的社会生活氛围，还有那些两毛钱买一斤粮票、五斤粮票换一斤肉票、一斤肉票买一斤半排骨的故事，让人觉得恍若隔世又记忆犹新……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可以将这本书当作一部文革中期中国社会民俗读物来读。 一眨眼，又是沧海桑田了。当初费尽心机忍辱负重苦苦“病转”林菁菁、洪接锋、占斯琴、先梅、应笙、可可、王珏王小珏们生活大约已发生很大变化，大约早已为人妻为人母了，操劳一些的大约已生出星星华发。当初大权在握，执掌着她们命运的那些招工者，或许已退休，或许已下岗，其中某人可能就在咱们都市一角靠摆地摊聊以度日，那些同情过或冷漠过林菁菁们的医生们呢？大约也今非昔比了。过往的岁月已经远去，但它不会消失。 “成百上千辆卡车在震天的锣鼓声中驶出都市，一边行进，一边消失于一条又一条乡村公路上。 “我们的那辆卡车最后停在一个小镇。往前没有车路了。据说离我们插队的那个湾子还有十几里路，要步行。那是一个雨雪天，一下车，我们的双脚便无可选择地插入泥泞之中。粘滞，厚重，肮脏，寒冷……一瞬间，所有的豪迈与浪漫都在那深一脚浅一脚的艰涩与无奈中消失了。那苍凉的茫茫乡野中，没有歌声,没有红旗,没有雄健的步伐，没有整齐而朝气的队列，每个人都努力地挪动着双脚，在愈来愈暗的冬日暮色中跋涉……夜深，终于走进了那个陌生的村庄。依然是一片泥泞。只要是路，便没有干燥与平整。然后，许多的脚又将泥泞带进一间间土屋。它们将那些粘滞、厚重与肮脏留在门槛上，堂屋里，桌椅的腿上，还有灶房的柴草中…… “泥泞成为了一种象征。我们终于从高歌猛进的理想主义大道上，踏入一个艰难、尴尬、灰暗、沉重然而又是真实的境地。 “在那之前，我们大多数人对农村的了解，仅止于国徽上的麦穗，人民币上田野与拖拉机的图案，以及银幕上美丽的果园、梯田、水库和一望无际的滚滚麦浪…… “于是，我常常会突间然想到，１９６８年末那个灰暗的冬天，当我们一脚踏入中国乡土的泥泞时，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开始发生了？” 本书的作者高志远是我的校友，插队也在一个县——这些，都是三十年以后、也就是这部书稿写完之后我才知道的，因此，关于她我了解很少，但我能从这本书中读到她，相信读者也会这样。 （原刊《山西文学》2005年第4期）
附文： 《回城之路》已再版改名为《归来》 作者：高志远 来源：和讯博客 荆楚大地，苍苍茫茫，一碑尤突，那是由一群卑微者垒起。我记下这段碑文，是为留住知青一页历史。
作为老三届知青，我经历过病转，也结识了不少病转回城的知青，虽说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那段记忆仍是刻骨铭心，那种阴郁的创痛还总是伴随着我。 病转人生犹如蜗牛生涯，背负着重壳，躲躲缩缩、跌跌爬爬地回到城市。所行之处，留下的是弯曲肮脏、不忍瞩目的行迹。因此病转知青被喻为“爬回来的人”，在知青中被视为异类、属于灰色人群。狡黠、投机、堕落——似乎是病转知青终生抹不去的人格形象。于是我们负罪低头做人，生怕遭到周围人检举，又被遣送回乡。一俟风吹草动，就惶恐不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看到一篇小说，里面有对病转知青的谴责：病转是人性的堕落。 这话对我触动很深，当时我就萌发了强烈愿望，以后我会写一本知青病转回城的书。 岁月催人老，埋藏于心底的愿望日炽一日。 作为停产企业的留守人员，我本可以上班，拿一份轻松的干薪。但我执意下岗，获取“人身自由”后开始动笔。 回忆很艰难，伤痛处，泪湿稿纸几多回。最初的稿子却是失败的，“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勇气不足，内心几多冲突。 最终，洪水冲决堤坝，多年积郁的忧愤奔涌而出，我直抒胸臆，这才回复到当年的感觉里。 书终于写出来了。书中记录了种种色色、羞见阳光的病转轶事，我的目的决非展示堕落，炫耀鬼魅伎俩。我要说的是，办病转在当时完全是出于无奈，在这一异常现象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社会背景。 如果湖北省对文革各届毕业生有独生子女和两丁留一的政策，我不存在病转事。 如果湖北省没有大招工，没有充满歧视，只问出身的招工政策，我们也不会去亡命病转。 如果我们知道下乡十年后，中央会来政策，全国的知青都可以返城，我们还会不择手段地办病转吗？ 文革终于过去，1979年，新一代中央领导果断地结束了上山下乡的强制政令。由此，病转——知青上山下乡史中最灰暗的一页，永远翻过去了。 本书2000年曾在长江文艺出版社自费出版。其后，根据读者反馈意见，我对书中内容做了三次大的修改，精简了十三万字。这次获得再版机会后，客观上形成两个版本。一版内容繁多，反应的是生活原生相。二版人物线索更清晰，更贴近时代背景，明白晓畅。 最后想告诉关心我的读者，1982年，我与旅居美国的姑妈联系上，才得知我父亲已与1970年病逝于台湾。父亲名叫邹仲融，16岁即参加了北伐，并且是抗战有功之人。姑妈给我寄来父亲的照片，我终于见到了父亲。 本书初版时，得到武汉晚报，楚天都市报，长江日报，武汉晨报，《湖北作家》《山西文学》湖北经济报社《阳光周刊》的大力推荐。作家胡发云、於可训、涂怀章、岳建一，张志学、罗时汉，刘晓航、江岳、付晓静先后写了评论并作宣传支持。 海纳百川3z1966众多热心网友，特别是《武汉如梦轩文化沙龙》创办人杜良怀先生在网上作了推介。 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负责人张福臣，责编张璇付出了辛勤劳动。 借此再版机会，表达我深切的感谢！ 作者2011年9月10日定稿于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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