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像流行感冒 作者:笨人


 

 精神疾病像流行感冒

中国疾病防控中心,其下有个精神卫生中心,去年公布,国人患精神疾病者一亿人,重症一千六百万。病的确定标准和统计的准确度,未确知。我想了想,觉得即或有水份,也可信。精神疾病并非仅指精神病,例如忧郁症。似乎可以说,凡过于超出人正常思维所能理解的行为,其行为人大约精神都有问题。这样一棍子搂过去,谁也脱不了干系,只是这些行为一,大多可以为社会承受,二,多数为间歇性,雨过天晴,无人探究。我年轻时,一位同事,右派平反,从呆了二十多年的农村回来复职,少与人交往,独自念念有词,说莫名其妙的话,但工作可以做,而且质量不低。忽一日,警笛大作,有人开玩笑,说警察抓你啦,此公大怒,搬把椅子,坐机关大堂,詈骂两小时。骂,可以理解,捅人伤疤取乐,怒而斥之不算过;骂两小时,且在机关,说是病,我想可以。名人也未必没有不正常的时候。周作人几乎是温文尔雅的代表,按张中行先生回忆,是永远的笑眯眯,永远的轻声慢语;即或与鲁迅反目,阴晴圆缺难免,也属常情,但持香炉砸向家兄那一刻,显然不能说正常。坚强者呢?也不都是刘胡兰笑对屠刀。张志新、胡风,皆硬骨头,但都在狱中患了精神病。画向日葵的凡高,越发疯,作品越棒;诗书文画俱佳的徐渭,往自己脑袋里钉钉,以锥扎入自己耳朵,面不改色心不跳,谁能说没病?谈古论今,不敢不躬自厚。我自己也并不能无病,或者说不能永葆长青,因为也曾在某时,因某事,与朋友、同事、家人龃龉过;龃龉,正常,谁也难保恒以笑面,但失去理智,疯狗咬人,使人目瞪口呆的,也颇有几次,此其时,我一定有病,不过未到住院的程度,当然得不到花蓝的慰问了。

精神疾病像流行感冒,人人都有患的可能,只是有的一付小药甚至不理它而自愈,有的则转成肺炎死掉。既然喻以流感,就索性一喻到底,我觉得一,人人是精神疾病的温床,就像人体内都有无数癌细胞,只不过多数未遇合适条件,未衍成癌罢了。二,它的传染很厉害。想起中学时,参加领袖追悼会,站在排里,一片哭声中忽然身边倒下一位,抽搐,吐沫;我正看,忽又倒下一位,二位,三位,四位,五位。好在大会备有医生,令抬入室,大家围观一阵,不见醒转,医生令围观者连医生本人都撤出。我正觉得医生无人道,少顷,却见这些人鱼贯走出,若无其事。若干年后遇到那位医生,旧事重提,他说那叫癔病,一人抽,诱发多人,可当时惮于贾祸,不敢说。

人这副臭皮囊布满了致病的“点”,不留神碰到某一个,就像捅醒熟睡的魔鬼,它就起来吃人。可见,消除致病“点”,是最理想的。但目前医学还办不到,将来呢?我看也不行,哲学说,事无纯净,况且水至清则无鱼,察见渊鱼而不祥,“点”没了,人也就不存在了。唯一可行的是别触动“点”,让它安静呆着。老人心脏风烛残年,你当胸击一猛掌,他必死无疑;某人血压二百,你让他整天吃猪肘喝白酒,你啥意思呀?拿精神疾病说,前面说的那位“右派”,当年被五花大梆塞入警车呼啸而去二十年,平反归平反,夜梦还是恶的,你偏揭其创疤,他能不犯病?所以,对病,上策是防,不战而屈人之兵;开刀吃药,乃无奈之下策。国人多重刀和药而轻防,医药费的多半用于割和吃,不可取。而防的价格远低于割,一付板蓝根几角钱,开个刀再甩个红包,还不得三千五千?身体被他割得七零八碎,还给他红包,亏不亏呀?

结论:积德之事是别触动别人的“点”,缺德之举是处心积虑去触动。以小事为例,我刚工作时,一次处长令我退回发错的文件,管文件的是位阿姨。我若放下文件就走,也就没故事了,万不该我溜出一句“送错了”。姨大嚎一声,“通”地站起哇啦啦一通,又“忽”地坐下呜呜呜半小时。第二天姨向我道歉说更年期,别怪她。有的日本企业,掌握每个职工的生物钟,接“钟”对待。例如女士的经期,调离精细和危险岗位,胸前挂个黄牌牌,同事就会与之小心相与。男士亦然,人家认为男人每月也有几天坏情绪,也给黄牌。这样就降低了事故率。当年管文件的姨要是挂上黄牌,我就会闭口如哑人,天下就太平了。

既然人人时时都有病的可能,麻烦就不小。最大的麻烦是,小到单位,大到国家,再无为而治,总要有领导人,以免乱七八糟。可领导万一犯病咋办?甚而至于,摊上个精神病领导咋办?插一则逸闻:尼克松来访,周总理陪同几天,发现总统有位寸步不离的随从,手提皮箱。总理想弄明白,就半开玩笑地问总统,您随从手提什么秘密武器呀?总统一愣,半真半假回答,是按钮,只要我发令,美国的导弹就指哪儿打哪儿。总理吃了一惊,但聪明地诈曰,我们也有秘器,能把发过来的导弹挡回去。讲这个的意思是:领导人若不幸犯病,所谓脑子一热,乱发命令,岂不恐怖?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既是人人都有病的可能,就不能不包括领导,否则逻辑不通。且考察历史,越是天才,离精神疾病就越近;而不幸的是领导又都是天才或准天才。徜在精神病院排队,则前列的必都是天才,其他人挂上号也得一月以后了。

古的如秦始皇那厮,就病得不轻,不然怎么会四处求仙又焚书坑儒。今人远的如希特勒,近的如萨达姆,还有吃人肉的中非皇帝;咱那位认定足球能闯入世界杯决赛的邻居;咱精心培养的杀掉十分之一柬埔寨人口的波尔布特,这些人要算精神正常,那别人就只好算不正常了。说起我们自己,也羞煞人也:十五年超英国,二十年超美国,亩产十万斤、砸古迹烧图书、举国跳忠字舞、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凡此种种是不是病?并且领导有病,绝不甘心卧床隔离,势必走街串户,给国人吃迷魂药,以示有福同享。迷魂药的作用是触动人的“点”,于是八亿人齐疯狂,世界叹为观止矣。不信吗?知识分子按说算得理智,但查《吴宓日记》,西南师范学院,大炼钢,大批判,每系办一座高炉,一星期每人写三百张大字报!四百人的历史系,打出八十多名右派!呜呼哀哉,夫复何言!

这种病最好别得,一旦得上,难去根。我有个总角之交,好好的,突然狂躁,住院三十年,倒是不舞刀弄捧了,可成了木偶,思维却还停在三十年前。很有些人,至今还对“左”感恩戴德,大唱颂歌,我总怀疑他们精神是否正常。就像电影《芙蓉镇》里的王秋赦,打着破锣,整天狂喊“运动喽──”,令人毛骨悚然。

或问:既然人人都保不齐不犯病,为什么有许多国家没像咱那样发癔症呢?外国领导也是人,亦会患病,例如希特勒。但多数国家保持理智,说明“防”有良方,其方如下:人人都有病的可能,但并非时时犯,更并非同时犯,则用一种不由一个人说了算的体制,你犯病,想杀人如麻,可你自己说了不算,对不起,请你养病去,换个没病的人干。所以人家就安居乐业,国富民强。反观我们那三十年,领导几乎年年犯病,天马行空发癔症,焉能不天下大乱。

为什么我们彼时不但不琢磨换个没病的领导,反而觉得八亿人发癔症挺自豪呢?原因在于,国人自古坚信:总有超凡的神,带来永远的福。西方相反,他们永远怀疑领导者,时刻盯住你,一旦你胡来,就废了你。

一人发疯,还要传染百姓,太恐怖啦。对此,“防”的药方并不贵,诸位,还是早些煎服了罢。

(附言:此文原题目为“精神疾病原理及预防初探”。当学术论文投稿于中华医学研究杂志,经杂志社编审、某精神疾病专家审阅后,退回原稿,建议笨人先到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无奈,废物利用发到博客上,呵呵。)

                                                               201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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