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忆文革】：

 1966-6-18如何废除高考制度

【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前言：

〖2009-9我整理了一份《1966-6我经历的停课闹革命》，那是在网络上搜寻了当年的人民日报等社论、把来自脑海深处的回忆连贯起来而形成的。限于搜寻所见，仍然觉得有不少碎片散落在外，近来在一些网络论坛上陆续看到一些高手收集的史料，遂整理成“续篇”。〗

从1966-6-1开始，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后来才慢慢成为两报一刊）交替上阵，密集轰炸，几乎天天都有社论或评论，为文革的全面展开大造舆论，并且成为普通老百姓了解高层精神的最重要渠道。

1966-6-4，报纸、广播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

1966-6-16，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发布了“南京大学革命学生、职工和教师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这件大快人心的事”。

接连不断的大学文革风暴，使得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初中学生不知所措。就在此时，一件与我们也不无关系的“大事”发生了。

1966-6-18，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消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其内容是：

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有不少大专学校和中学，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根深蒂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在大专学校和高中，把文化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将对今后学校教育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这样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和制定新的招生办法。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上述情况，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一方面，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另方面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作好一切准备。

为了不影响高级中学接收新生和新学年开学，高中的应届毕业生，凡本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尚未结束的，可以由学校妥善安排时间和住地，继续把文化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在本校文化革命运动已结束，而高等学校尚未招生时，可以由学校组织他们下乡下厂参加生产劳动。

全国百姓从报纸广播里知道的是，中央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当天，人民日报还配发了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其中还特别提到——

今天，本报发表的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学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两封信，以及没有发表的大量群众来信，提出了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的强烈要求。这两封信，充满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洋溢着高度的革命豪情，表现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的精神。这两封信，反映了广大革命师生的心愿，代表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呼声。

这是当年的习惯做法，凡重大决定大多来自革命群众，因为都有“反映××心愿、代表××呼声”的来信稿件之类作为言之凿凿的有力证据。

如今在网络上查找当年的人民日报等两报一刊社论已经不难，要寻找当年革命群众来信乃至寻觅当年新华社后继报道的原文内容也有可能。如果仅仅拜读那两份高中生来信这样的“历史文献”，的确会觉得这两个学校的高中学生真是先知先觉、冲锋在前啊！

然而，在我重新见到那两封“来信”全文之前，在网上搜索有关信息时就发现，这样的感觉真是太幼稚太天真了。一如近些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内幕被曝光一样，这两封“革命学生来信”也不例外！

首先，曾经在那个时代叱咤一时的北京女一中和北京四中，其实都不是等闲之辈。

有一种说法——北京四中因为是男校，就又名“男四中”，是当时北京十所重点中学中男校的第一。女一中也是十所重点中学之一，但不是第一。——是否确实如此，一时无法考证。留作备考罢。

但是北京四中就非同小可。在网上有关该校的搜索结果汗牛充栋，与1966-6废除高考的“学生来信”的内幕可谓俯拾皆是。选择其中最近上网的一例罢。

http://book.ifeng.com/special/49nianhoudaxue/201002/0202_9420_1534723.shtml——

1966年文革当时为什么取消高考？【全文】

2010年02月02日21:42人民网革命也要讲水平，四中作为北京市的顶级名校自然在革命上也有其“高人之处”。在从内部得知中央高层的意向后，四中的青年人们颇具创造性地完成了一项壮举——废除高考，谁也不曾料想在中国延续了千年的考试制度竟会在一群年轻人的躁动下土崩瓦解。

一群高考中的佼佼者站起来砸烂了他们曾经为之寒窗苦读的高考制度，这怎能不令人深思？

1966年6月，当时在四中高三（五）班就读的几个高干子弟从他们的父辈那里打探来了中央有意废除高考的消息，与生俱来的政治敏感使他们决定抢先立下这一革命新功。于是一篇洋洋洒洒的“革命宏文”炮制出炉，这就是《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此时，同在西城的女一中（现161中学）有如与男四中相呼应一般也推出了《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于是，男女两所高干子弟云集的中学联手将高考制度推向了终点。被公认革命形象好的四中高二学生王倩倩与另一名女一中的同学被选派来到北京电视台宣读了信与倡议书的全文，在一个电视有如熊猫般珍惜的年代里，四中的学生想尽办法观都看了这次直播，与之说去真切地感受一下高考制度废除的喜悦，倒不如说是去享受那“革命成功”的精神快感。

“就在这个月的一天，北京四中初二学生刘源，把一封轻飘飘的信件，悄悄搁在了时任国家主席的父亲刘少奇的案头。把信交给刘源的时候，高三（五）班的两位同学很郑重地告诉刘源，说是要造反，要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说当时的教育考试制度让白专的留下来了，把闹革命的、工农兵都挡在学校外面了。刘家有规矩，不允许捎信。刘源不敢把信直接交给父亲，只搁在桌上。而这封信就刊载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信的结尾，是‘现在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向全市革命的同志倡议：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和这封信同时刊载的，还有来自北京女一中的另一封抨击高考制度的信件，和《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信中，热血沸腾的红小将们这样写到：‘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现行的升学制度是和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其具体罪状如下：（一）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不少同学有严重的‘唯有读书高’、‘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等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现行的高考制度助长了这种思想。（二）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这种学校为一些只钻书本，不问政治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三）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我们具体建议如下：从今年起就废除旧的升学制度。”（1）

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发出，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制度由此而废。

而11年后，同样还是刘源，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要求恢复高考。

历史像是跟刘源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他用两封信两次影响了中国的考试史。

是的，历史就是这么让人摸不清头脑，因为这次“伟大”的考试改革其实只是四中1966年红色乐章由缓转急的一首变奏曲，而真正的高潮还在编排着它的音符。

（1）刘源《邓小平批准我参加高考》

其实，这篇文章及其引用的刘源文章写得还不完全准确，当年的“两封信”并不是“平起平坐”的，而是有先、有后，有“首倡”、有“附议”的区别。

最近看到2009年网络上就披露——

http://zhongkao.eduu.com/e/20090519/4b8bca4882c90.shtml北京四中：皇城根里“第—牛中学”【摘录】

2009-05-19 09:12:03来源：e度教育社区时光荏苒，文革爆发前夕的1966年4、5月间，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在团支部书记、中共(预备)党员孔丹带领下，却做了一件“错事”：联名给毛主席写了信，情绪激昂地要求废除“封建高考制度的桎梏”。

四中的许多校友都知道，孔丹之父孔原，文革前任中央调查部(国家安全部前身)部长，其母许明，文革前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

有消息说，孔丹带动全班写信，就是因为北京女一中的同学，已经先一步写了主张废除高考的《致毛主席的信》，于是，组织上要求四中的同学“把认识写得更深刻些”，“也应该写给毛主席”。

后来，《人民日报》把北京女一中和北京四中的两封《致毛主席的信》全部发表，两信发布之后，1966年夏天的高考，即被“废止”，且一“废”就是十一年。作为四中高三优秀学生的孔丹，也因此丧失了接受高等教育之机会。

1977年恢复高考后，在陕北插队多年的孔丹，并未参加全国高考，而是在1978年，直接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考试，凭借在四中打下的扎实基本功和不断自修，跨越本科，一举考入中国社科院，师从吴敬琏。今日孔丹，已成为继荣毅仁、王军之后，中信集团的第三位董事长。

而2007年的网络上则披露“学生来信”不是无缘无故的——

http://www.cycnet.com/cms/2006/2006news/07jypd/gkssn/200712/t20071228_629185.htm在高考风云中沉浮的学子细述当年【摘录】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发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全体同学写给毛主席的信，强烈要求废除高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就这样在教育战线打响。1976年，“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复出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正是恢复高考。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历史的巧合。

41年弹指一挥间，当年搅动历史风云的红卫兵怎样了？本报记者寻访到他们中的一员———当年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学生周孝正。即将进入花甲之年的周孝正，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央视特约评论员。回首往事，他无限感慨———

全班写信倡议废除高考记者（以下简称“记”）：如果不介意的话，谈谈你们班在1966年写的废除高考那封信吧。

周孝正（以下简称“周”）：可以。我们班47个同学，当时以全班同学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信，倡议废除高考。当时社会上很少电视呢，我们四中有一台黑白的，我记得我们班的王倩倩和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一个女同学，他们两人在中央电视台宣讲废除高考倡议书，后来就登在《人民日报》上了。

记：你们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废除高考，难道你们不想上大学？北京四中可是有名的高中，我查了一下，陈景润、薄熙来、李敖、王蒙、丛维熙、北岛、陈凯歌……包括中信董事长孔丹，很多名人都是你们的校友。

周：孔丹就是我们班的，当时他是团支部书记，就是他领头写了废除高考的信。包括他，凡是上北京四中的，毫无疑问都想上北大、清华。我们高三（五）班是理科班，大家自然想考工程物理、工程化学这些专业，想去造原子弹。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打倒走资派”的氛围之下，我们提出废除高考倡议后，当年大学暂停招生，而且一停就是6年。那时，反正没有书读了，我们就跑去串联了。

记：听说你们这两间学校有很多高干子弟，来自上面的信息很灵通？

周：是的，林彪的孩子林立果，刘少奇的孩子都是我们学校的。孔丹是孔原的孩子，孔原当时是中央调查部部长，1925年入党的老革命，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实际上我们班有的高干子弟知道“上面”有这个意思，他们就来一个倡议，况且“上面”也要利用我们学生。

记：是有人授意？

周：不是，学生就是知道一点信息，就自己去做了。那是一种“左”的氛围，你四中不提，别的中学也会提，是这么回事。

再进一步搜寻，还可以看到，早在2002年就有更详尽的披露——

http://www.edubridge.com/stories/feichugaokao.htm域外怀旧录废除高考制度的旧事重提·维一·【摘录】

一九六六年的初夏，文化革命行将掀起高潮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四中读书，初中还没有毕业。……

六月十八号，《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学生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文章。紧接着就是四中高三五班的附议。在这些紧锣密鼓的群情高昂之下，政府终于作出响应民心的决定：废除高考制度，这倒是一贯上下呼应的手段。因此举而获得政治资本的造反之辈，早已熟知政治运作，风光十足自不必说，……

其后，亦如当年所有的政治活动一样，人如海，歌如潮，将个天安门广场挤得水泄不通。我当年所在中学的高三五班造反派虽然不是废除考试制度的“首倡”者，但总也属“附议”者，所以面子十足，全校上下似乎也都与有荣焉。

不过，就在这种“皆大欢喜”的气氛之中，当初有件小事让我又多少见识了此类政治运作的手法，值得一提。

就在政府正式宣布废除高考制度的前几日，尽管风声日紧，大势已是渐趋明朗，但毕竟尚无结论。这天我正好糊里糊涂逃了课，扯谎说去写批判三家村的大字报，便随了几个同学到外面去踢球。在门口传达室等人时，正好有个高三五班的政治活跃份子在打电话，我在一边不免伫足好奇凝听。他正与对方说到，如今高考制度是愿意也要废除，不愿意其实也要废除，他们已经得到内部消息，现在上面已经有了正式决定，其实三两天之间就要发表，只是现在需要自下而上的首倡一下，上面的文章政府自然去作。大势既已如此，我们何不抢先，正可捞些资本。听来对方觉得兹事体大，有所顾虑，他便把底牌和盘托出，鼓励说，四中干部子弟太多，容易给人以口实，所以由你们“首倡”，我们再来“附议”，头功你们尽管拿去。听到这里，尽管我也正在翘盼废除考试制度，但没有想到的是，关系千万人一代前途命运的举措竟然可以是如此决定的儿戏。但我又想到，这样的政治手段竟让一个毛头小子在中学传达室里的电话上运作，又不能不说是百密一疏，千虑一失。

果然不出所料，其后《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学生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文章，紧接着就是四中高三五班的附议，印证了我的消息。

时过多少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从旁得知，女一中的这个高三四还真是个工农子弟占多数的班级。于是教我不得不佩服当初我们学校的革命小将政治意识与手段竟如此老道与娴熟。

再回过头去看看1966-6新华社的后续报道，可以看到以上有关“首倡”与“附议”的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胡诌。

http://www.xici.net/main.asp?url=/u7558447/d31679970.htm北京市女一中和四中革命师生热烈欢呼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改革高考办法的决定【摘录】

1966年06月20日新华社新华社北京十八日电　倡议废除旧的升学考试制度的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和最早响应这个倡议的北京市第四中学的革命学生们，怀着特别激动的心情，欢呼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决定。他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做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闯将，彻底闹革命。……

那年我们这些才十四五岁的初中生，不能不关心高考招生的改革。因为自己面前也有中考关，以后也会遇到高考关。看到报纸、听到广播后，只知道“要有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和制定新的招生办法”。

实际上，公开宣布与“内部掌握”的，从来就是“内外有别”的！如今从一些公开了的内部文件中知道，早在1966-6-13，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中，就明白无误地说，“废除现行现行高级中学招生考试办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生”，“推荐与选拔必须突出政治，贯彻党的阶级路线”。

时隔数十年，陆陆续续暴露的内幕居然是这样的不可思议，那场“废除”居然还有如此曾经秘而不宣的的内幕。梳理这些逐步曝光的历史，只能让我们这些过来人中的平民百姓感到，当年能够从报纸广播得到的唯一的“来自中央的声音”是极其不对称的信息。

当然，直到现在，在某些人心目中以上皆非“官方材料”而不足以信。其实，恰恰相反，历史从来不是由“官方材料”就可以一锤定音的。

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1966-10无奈无知的“驱虎豹”

1966-8-8，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发表；8-18，“红司令”第一次检阅“红卫兵”；8-23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为北京“红卫兵”的“扫四旧”大声叫好，随即出现了文革中的一大恶浪——抄家、批斗的新高潮。

我作为一个刚刚进入14周岁的少年，从6月初天真热情的“投身革命”，很快坠入了9月初的巨大矛盾之中。一方面，要“忠于伟大领袖”、“拥护十六条”、“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十六条”发布以后，学校里各班级纷纷选举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我这个中队宣传委员因为能够写一手不错的毛笔字而被选入班级的文革小组之中；另一方面，又很快面对自己的家庭成为“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之后的“黑帮分子”这个残酷的现实。自从1966-9-6那个晚上被抄家以后，我家的“黑色”被公诸于众，一些同学“知而广告”，甚至结伴而行到我家居住地“一睹为快”。虽然那次抄家的“红卫兵”没有留下大字报，但抄家对我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我在同学中的颜面荡然无存。我在班级里、教室里再也抬不起头来。

学校里已经停课，天天组织学习毛著和社论。按“十六条”建立起来的班级文革小组及其上级——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仅仅手持一份“十六条”也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开展工作，不知道如何领导运动，成为徒有虚名的空架子。自从“扫四旧”以后，斗争矛头逐渐从公开批判的“三家村”等“黑帮”转向各单位内部，学校里的领导乃至老师，无论班主任与否，逐渐失去了对学生的号召力。而幼稚狂热的学生则很快“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纷纷成立“战斗小组”、“战斗队”。1966年的国庆节刚过，10-3，我所在班级里也出现了第一个“战斗小组”——“千钧棒战斗小组”。他们除了在校园里跟帖大字报以外，在本班教室里用黑板报形式批评班级文革小组无所作为。

我和要好的同学郑、刘聚在一起，议论“千钧棒”异军突起后的班级形势。思路活跃、能言善辩的刘提出，我们也可以成立一个战斗小组。郑表示赞成。于是，我们仨决定，成立“驱虎豹”战斗小组。这一天是10-6。我们也在教室里出了黑板报，表明积极投入文革运动的态度与决心。在黑板报的落款处，公布了“驱虎豹”三个成员的姓名。我特地把自己的姓名放在最后。因为我们这三个人，刘是班级文革小组的组长，少先队小队长，家庭出身外轮海员。郑是少先队中队劳动委员，家庭出身工人。我是班级文革小组组员、少先队中队宣传委员，家庭出身已经从以往的职员变成了“黑帮”。

战斗小组是成立了，态度与决心也表白了，具体做些什么事情呢？有同学问我们“驱虎豹”，是不是要和“千钧棒”一比高下？甚至揣测我们使用“驱虎豹”这一名称就是冲着“千钧棒”而来的，因为他们核心成员的名字中有“虎”字，而且平日的绰号是“老虎”。我至今不知道刘当年选用“驱虎豹”的想法（刘与我在两年后一起去江西“修地球”，虽然先后回到上海，但他未满五十就随绝症去了天堂），但我们仨并没有想到与“千钧棒”分庭抗礼、打“内战”。因为我们的理解是，文革矛头所指并非学生。

我在马路上捡到一张传单，内容是“少先队是全民队”。它把当年少先队的组织路线与“苏修”“赫秃头”鼓吹的“全民党”相提并论，号召在少年儿童的组织中也要“全面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我把这张传单向刘、郑两个伙伴推荐，都觉得内容挺新鲜，就抄成大字报，用“驱虎豹战斗小组”的名义张贴到校园里。一时间，也吸引了不少眼球，形成小小的围观人群。

接下来的日子很快又无事可干了，很无聊。“千钧棒”舞了两三下就无声无息了，几乎不再到校。而我们仨依旧天天在校园里晃悠。一天，我们看到有不少人贴出一批集中批判“右派”罗某某的大字报，想起不久前班主任薛老师在闲谈时说，他和“罗右派”都是苏州人，每到暑假寒假都一起回苏州老家。我们仨议论至此，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张署名“驱虎豹战斗小组”、题为《薛某某与罗右派是政治上的同路人吗？》的大字报就出笼了。

这就是在那个神经过敏的年代里的典型表现——盲目无知，狂热冲动，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不过，这样的任意拔高，实在空洞，虽然一度吸引观众，但是无人响应，无人跟帖。那天，在贴出《同路人》之后，我们仨还写了一张大字报的题目《评薛罗余沈的“神圣同盟”》。这四位年轻教师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又很要好，引人注目，招来了一些大字报。我们仨也跟着起哄，哗众取宠地把四位教师称为“神圣同盟”。可是，真要成文，就无从下手了，一点内容都没有。这张徒有其名的大字报在教室里足足躺了几个月，因为当时还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随便把大字报撕毁，哪怕是未写成的大字报。不久，“大串联”席卷校园，学校秩序愈加混乱，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所有教室的门锁被撬砸殆尽，那张徒有其名的大字报也就不知所终了。

至于“驱虎豹”战斗小组，在1966-10下旬开始的“三秋劳动”中停止了活动，前后存在不到20天。然而，那张大字报《同路人》却在“当事人”薛老师心头留下了阴影。我在1968-11到江西插队落户以后，第一次回上海探亲时，与一些插友及在沪工作的同学一起去学校看望薛老师。闲谈之中，只听见薛老师说，“前几年，不知道是谁写我的大字报，对我在寒暑假放假时与罗右派一起回苏州一事，指名道姓地发问是不是政治上的同路人？这样的问题真是哭笑不得啊，写这大字报的人是怎么想出来的哟！”我十分惭愧，但没有勇气当场认错、赔礼道歉。

又过去了近十年，薛老师在一场冤案中平反昭雪。我与一位同学兼插友李谈起往事，我很担心那张大字报《同路人》对薛老师的冤案会有什么影响。李在探望薛老师的时候专门打探了冤案情况，得知与《同路人》毫无瓜葛。李告诉薛老师，有一个学生为《同路人》感到羞愧，委托代为忏悔。薛老师哈哈大笑，说历经冤案的他早已把《同路人》忘记得一干二净了……。直到这时，我才卸去心头的积郁。

有一位网友说得真好：“只有亲身经历过了，才知道那是一段无法无天的日子。反思这段晦暗的历史，我们自己也曾几何时或多或少在实际或精神上狂热的参与其中。进入了逐渐完善的法制社会，我们才得以揭示当年的盲目和无知，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为苦痛的。”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2009-09-07立题。09-20～21写成。10-03修改。）

 

 1966-10三秋劳动“不怕远征难”

回想四十五年前的那个1966年秋天，已然没有了秋高气爽的感觉，自从六月份开始的文革，借助于强大的宣传力量，从发轫之初就自诩为“史无前例”，的确把神州大地搅得“史无前例”的“革命”氛围——和平年代全国“停课闹革命”是“史无前例”，闹市街头铺天盖地的“革命大字报”是“史无前例”，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学生革命群众”聚集心脏广场接受检阅是“史无前例”，无需任何法律手续就可以闯进民宅采取“革命行动”是“史无前例”……。我当时只不过是个初二的中学生，似懂非懂，在连篇累牍的报纸社论的鼓动下，被裹挟着前行，时不时真的以为有幸赶上了伟大的“革命新时代”，可以弥补生不逢时未能赶上的亲历那二三十年的“革命战争年代”的遗憾。宣传之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按文革以前的学制，从初三开始到市郊参加“三秋”“三夏”农业劳动。尽管文革伊始学校已经停课，理论上我们这些完成初二学业的学生也就停止在初二学历上，但是，到了那年九月份以后还是认为我们进入了初中三年级，所以就有了下乡劳动的安排。我们已经几个月不读书、只“革命”了，得知第一次到郊区参加“三秋”劳动，也就格外新奇，兴致勃勃。

我记得那次“三秋”劳动的地点是川沙县施湾公社施湾大队。如今的电子地图上可以查到川沙施湾镇，紧邻浦东机场。四十多年前那里还是广袤的乡野、肥沃的农田。当时的下乡劳动一般是两个星期，行李也很简单，草席薄被枕头，饭碗筷子茶杯，牙刷牙膏肥皂，脸盆毛巾等等，再加一些换洗衣服，不像后来学生下乡“学农”时还要带铺板床架蚊帐之类的“大家伙”。当然，还要交付钞票、粮票、油票。由班主任老师全面负责，另外还配备一两个老师参与管理；每个班级挑选若干同学专司炊事买菜烧饭，其他同学则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有小组长。

就在万事俱备即将出发的时候，1966-10-22，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详见附录）。起因是大连海运学院的十五个学生历时一个月，行程两千里，从大连步行到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连”。此举受到高层领导的重视，称之为创举，号召大力推广。于是乎，“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口号立即传遍大地、响彻校园，我们这些十五岁上下的花季少年，在“革命潮流”的鼓舞下，兴奋不已，学习红军老前辈，不怕远征难，徒步去下乡！

记得那是10-24早上，吃过早饭就到学校集合，每个班级除了负责炊事的同学作为“先遣部队”提前一天下乡打点“大部队”的伙食、另有一两个同学押运众人的行李以外，其他的就“雄纠纠气昂昂”地踏上了征程。比我们大10岁的班主任老师带领同学们模仿部队行军，“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步伐整齐，阔步向前，口号震天，歌声嘹亮。我们学校在淮海中路，大概是7点钟启程，在金陵路外滩摆渡过江，所以我们一路上真的是迎着朝阳，斗志昂扬。以一个个班级为单位，歌声口号声彼伏此起，你呼我应，震耳欲聋，直冲云霄，引得一路上的市民投来惊异的目光。

很快就到了外滩，过了黄浦江，来到浦东地界。当年是川沙县，一派乡村风光，倒也吸引了我们的眼球。在班主任老师指挥下，依旧口号声声，歌声阵阵。班主任老师知道看路边的里程碑，又带有手表，兴奋地告诉大家，行军的速度达到每小时十里以上。

渐渐地，速度变慢了，歌声口号声低落了。班主任老师继续鼓劲加油，发动一些同学轮番高呼“语录”、高唱“语录歌”……。

渐渐地，步伐变得凌乱了，队伍变得静默了，歌声趋于停顿，口号趋于无力，班主任老师在本班队伍里来回奔跑叫喊鼓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渐渐地，出现落伍者了，“收容”预案实施了，除了班主任继续带领本班的“第一集团”外，别的老师负责照管掉队的同学，在队伍后部形成本班的“第二集团”，一个班级一个班级的序列打乱了……。

终于，队伍不成形了，每个班级的几个老师各管一部分同学，基本的要求是保证“一个都不能少”。

终于，到达川沙县城川沙镇了，各个老师更加谨慎，防止同学走散走失，并催促大家不要留恋县城，尽快行军赶路。

终于，施湾镇进入视野了，我们“第一集团”的同学们欢呼雀跃，恢复了精神，提起了劲头，向着目的地冲刺冲锋。

虽然我在班级里年龄最小，但是我始终保持在“第一集团”中，还被班主任作为鼓舞其他同学的榜样。我是平生第一次在郊外长途跋涉，第一次看到田野乡间，强烈的好胜心和好奇心推动着我克服了六个多小时、六七十里路的“远征难”，首批到达终点。个把小时以后，“后续部队”陆续抵达，“全军胜利会师”，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当然也有“不堪忍受”的，一如残兵败将愁眉泪眼……。

两个星期后，1966-11-8，“三秋”劳动结束了，“远征”没有人再提了，学校安排大家乘坐“小火车”回家。当年上海人所说的“小火车”是指上川铁路，（据上海地方志介绍，它位于上海市浦东地区中部，西北起浦东黄浦江边庆宁寺，东南至南汇县祝桥镇，长33.35公里，是轨距为1000毫米的窄轨铁路。民国11年(1922年)，由上川股份有限公司租用上川县道辅设铁轨。民国14年，庆宁寺至龚路段通车。次年，延伸至川沙镇。民国25年，延伸至南汇县祝桥。抗日战争期间，江镇至祝桥段被拆除。1965年9月，因小火车设备陈旧，不再投资改造，并将川沙至江镇的路轨拆除，线路缩短至川沙。由于铁路沿线平交道口不断增加，以及铁路器材配置困难等原因，1975年把上川铁路全线拆除，路基改建为沪川公路。）这次回家是第一次领略“小火车”，第一次到了杨浦区的浦江边，第一次坐？路有轨电车从头到尾由市区东北角“匡汤匡汤”地回市中心南京路。一路上洒下了同学们的欢歌笑语……。

当年模仿红军长征和红卫兵步行串联，徒步下乡参加“三秋”劳动，已经过去四十五年了。如今再看那篇社论，貌似有理，实为空话，徒有“革命理想”“革命精神”，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步骤，都是必然失败的乌托邦。而今不时可见新时期的模仿，除了徒步行军外，还清一色地穿上三十年代的灰布军帽军装。然而，此等作为已经很难引人注目了。曾经辉煌的历史并不能简单地“复制”，战争年代与建设时期并不能同日而语，东施效颦不能不劳民伤财，数十年来这样的教训不能不算少。何时会终结？

附录：

人民日报1966-10-22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大连海运学院，有十五个革命学生，组成了“长征红卫队”，以红军为榜样，跋山涉水，历时一个月，行程两千里，从大连步行到了北京。

大串连，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一直是极力支持大串连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行动大大推广。

全国大专学校的学生，中学的一部分学生，到首都来串连，各地的学生互相串连，这是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式之一。学生们在串连的革命大学校中，可以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经受大风大浪，得到种种锻炼。

大连海运学院的革命学生，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我们衷心祝贺这些革命学生长征演习的胜利，并且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

毛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从大连步行到北京的学生，根据毛主席的教导，边行军，边学习，边宣传，边做群众工作。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传党中央的十六条，把毛泽东思想的种子传播到沿途的城市和乡村。群众称赞他们是“毛主席的忠实红小兵”，“老红军、老八路的红后代”，“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

这些步行来京的学生，像解放军那样，坚决遵守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向群众学习，为群众做好事。他们每到一地，就访问老工人和贫下中农，听革命前辈讲述斗争史，翻身史。他们不顾旅途的疲劳，为群众担水，扫地，干零活，参加秋收，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定要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炼。他们决不能做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而要做高山上的劲松，勇于迎接暴风雨的挑战。大连步行来京的学生深有体会地说：我们虽然离开了明亮的教室，舒适的床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抛开了方便的交通工具，但是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大锻炼，大提高。

事实正是这样，不打算艰苦奋斗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谁想要“舒舒服服地干革命”，谁就可能“舒舒服服地和平演变”，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中去。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也是最艰巨的事业。任重而道远。我们青年一代，一定要永远忠实于毛主席，忠实于毛泽东思想，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传统，继承下来，千秋万代地传下去。

 

 1966年这样游南京

〖写在前面〗

这是15年前的旧作，当时的题目是《28年前怎样游南京》。现在拿到“不老阁”“晒旧货”，把过气太久的名字改动了一下，内容不变。

文中提到的南京大学“万人斗争大会”上挨斗的彭冲，正是我在博客上写的《不起眼、被遗忘的一次“扩大招生”》中提到的“上海市革委领导彭冲同志”。近日在网上查阅有关资料，彭冲生于1915年，当年挨斗时是51岁，如今已是94高龄了。他是1976粉碎“四人帮”以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上海市政协主席。

准确地说，28年前是不能去南京“游玩”的，因为在那“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横扫神州大地的年代里，旅游被认为是游手好闲、贪图享受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理所当然地被列入了“四旧”之列，还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呢？

然而，伟大领袖在这时肯定了“红卫兵小将”的“第五大革命行动”——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之后的新创造——“大串联”，于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出现了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大串联”狂潮，一时间，火车的正常运行全部被打乱，一列列“红卫兵专列”从四面八方涌向“革命圣地”北京，“我们要见毛主席”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一趟趟“红卫兵专列”又满载着幸福地接受了“红司令”检阅的“小将”分赴各地宣传最新最高指示，让广大未能有幸进京的“革命群众”分享见到伟大领袖的喜悦。

没多久，人们发现，“大串联”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每到一地，吃住不愁，虽然条件是差了点，一般只能睡统铺乃至睡地铺，但吃饭几乎是免费的，象征性地收一点粮票钞票而已，对外出日久、粮草用尽的“革命小将”甚至只需记个账，“以后再还”；更吸引人的是，乘火车不用花你一分钱，只要到“革命大串联接待站”去登个记，稍等几天就能领到火车票，走遍天涯海角。

于是，“大串联”的热潮越来越狂热，也越来越失去原来的意义，除了少数由“中央文革小组”有目的有计划地安排到各地“煽风点火”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闯将”外，其余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几乎是无组织、无目的地在祖国各地（主要是大城市之间）纵横驰骋，游山玩水，然而无一不是打着“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神圣旗号。

那一年，我才14岁，也很想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因为从小就听老师讲，只有在工作中做出了突出成绩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才能受到领袖的接见，这是人生中最大的幸福、最高的荣誉，如今他老人家一次就接见100万、150万，要不乘现在赶紧去见见他，以后要等到有了突出的工作成绩才能见到他，该有多难呀。

想是这么想，心情也很迫切，可是不敢贸然行动。因为那时正流行“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偏偏我的父亲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黑帽子”，是第一批“牛鬼蛇神”，还被抄了家……。于是，我也背上了黑锅，而上北京见毛主席是“红五类子女”的“特权”，我怎敢存此奢望呢？更不用说付诸行动了。

到10月中，毛主席已经一连5次接见“革命小将”了，那个时代的“宠儿”“红五类子女”违抗下乡参加三秋劳动的安排，竞相北上；“非红非黑”的“其他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学在两星期的三秋劳动结束后也纷纷踏上了“革命征途”；个别“黑五类子女”大胆地试着闯了一回，似乎也没招来什么麻烦。在毛主席第7次接见红卫兵之后，我终于动心了，终于行动了。

11月中，一个初冬的早晨，我和两位同班同学来到了北站。与谁同行，还费了一番心思哩：我在要好的同学中找到小Ｚ和小Ｌ，一个是地地道道的“红五类子女”，一个出身于“其他劳动人民家庭”，与他俩同行，保险！

当时，全国各地赴京的人难以计数，所以，别说直接进京，就是向北方去的车票也很难领到，我们仨领到的是只到南京的火车票。别无它法，就先到南京去吧，到那里后再设法去北京，“二次革命”。那时的北站，里里外外、日日夜夜都是人声鼎沸，人潮如涌。一进车站，谁也不知道该在哪个站台上车，该上哪列火车，所谓的车票只是进火车站的一次性通行证而已。狂热的青年人见空车就上，我们仨也挤上了一节硬座车厢，坐了下来，心里一阵高兴。还没等我们乐完，就传来了广播声：“本列车暂不运行，请革命小将们下车。”成千人又一窝蜂地涌向另一列火车，争先恐后挤了上去。

那是一列棚车，没有座位，只能席地而坐。数百人肩挨肩地挤在一起，摇摇晃晃的车厢里黑古咙咚的，只有一人多高的地方开着几个小小的换气孔，投入几线光明。车厢里的空气极度混浊，回荡着一股难以形容的异味，离我们不远的一个角落里还有一只尿桶！坐久了实在熬不住，就往开着狭狭一条缝的车厢门口挪过去一些，贪婪地吸上几口初冬季节微带寒意的新鲜空气。大伙儿难免有点磕磕碰碰，却从未发生争执；条件如此恶劣，竟毫无怨言。我至今不明白，当年那么多的同车人，是否和我一样虔诚地认为此等环境正是“自觉革命的极好机会”？我记得，当年流传着这样的“豪言壮语”：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所以，能坐上棚车“参加革命”，已经是好到天了。

这列车早已没有运行图可以遵循了，一路上，毫无规律地开开停停，几乎用去一个白天的时间，到天黑才到达我们“出征”的第一站——南京。我们被安排到南京农学院住宿。那时，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整整两年之后，我们仨中的有两个，我和小Ｌ，真的进了“农学院”——江西的一个山村，在“社会大学”里接受“再教育”。也许这是冥冥之中的上苍的安排吧。

在南京，我们认认真真地按“革命大串联”的要求行事，在朔风凛冽的街头和校园里，不畏风寒坚持看“革命大字报”，还不厌其烦地摘抄作笔记（至今我还留有一份当年在南京抄来的“毛主席一家为中国革命牺牲的亲人”）。在一家文化用品店里，看到刚面世的“语录书签”，欣喜若狂，唯恐错过机会，立即毫不犹豫地从仅有的几元“盘缠”中拿出可观的一部分“请”回了“无价之宝”。

在南京，我们最感震惊和新鲜的是当时在全国“领先一步”的“红海洋”：绿树成荫的南京街头，整街整街、成片成片的墙壁都刷成了清一色的大红颜色，再用黄色或白色写上革命口号和“最高指示”。自然界的大绿与人为的大红，是那么地不协调，但是，作为那个特定年代的独特景观，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人敢提出异议。我们还未涉世，更是一片天真，一片纯情，满怀对革命的憧憬和向往，还以为这就是“全球一片红”的美好未来的开始。

在南京，我们还看到了在上海一所普通中学中看不到的“万人斗争大会”的场面。那是在南京大学，正巧碰上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把“文革”初期江苏省委派到南大的工作队队长彭冲“揪出来”进行批斗。尽管下着蒙蒙细雨，刮着刺骨寒风，但在南大的广场上，还是人山人海，号称有万人之众。我们个子小，站得远远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只听见高音喇叭中激昂的口号声、粗鲁的辱骂声……。我心头一阵震颤：“此刻，爸爸是否也在挨斗呢？”好没趣啊，我以“天下雨了，又什么也看不到”为由，动员两个伙伴匆匆离开了那里。

不知为什么，在我脑海中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那位连面孔都没有看到的挨斗者的大名，“彭冲，这名字挺希罕的。”（十二年后，正是这位彭冲在粉碎“四人帮”后出任上海市的主要领导人时，作出了一条改变了我的命运的决定：尽量扩大恢复高考后的录取名额，让尽可能多的合格考生进入大学深造。于是，我才有机会同一批“年龄过线、考分过线”的“老三届”大龄考生跨进高等学府的门槛。当学院领导在欢迎新生的讲话中透露这一“内幕”时，我立即回想起当年在南大身临“批彭大会”的情景。也许这又是冥冥上苍的安排？）

南京农学院地处南京东郊，紧邻中山陵、灵谷寺、明孝陵等著名风景游览区。当年我们在“革命大串联”之余，自然也无法“免俗”，三人商量着该上哪儿去玩玩。“听说灵谷寺有座灵谷塔，是国民党为纪念北伐战争中战死的将士而修建的”，我们互相看了看，没有一个吭声，心里都在嘀咕：“国民党搞的玩意儿，能去吗？”显然，没这胆量。“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墓”，我们仨又不作声了，这回的潜台词是“批判封、资、修，怎么还能为封建皇帝上坟呢？”不过，我还是有点纳闷：“朱元璋不也是推翻元朝统治的农民起义军的英雄吗？”当然，我是不敢充当“少数派”的，随了大流，来到中山陵，去谒见受到毛主席肯定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先行者。似乎唯有此地，才可放心大胆，无后顾之忧。

谁知当我们仨一边数着台阶，一边蹦蹦跳跳，踏上392级台阶时，看到那圆拱形大厅中竟然有“三民主义”一类字眼和青天白日的标志，吓得大气也不敢出，甚至连多看一眼的胆量也没有，仿佛它们会一下子变成可怕的高帽子戴到自己头上来。胆子略大些的小Ｌ压低了嗓音说：“这儿还有许多‘四旧’没破呢！”正当我们想继续北上时，传来了中央关于明年春天以前毛主席不再接见红卫兵并暂停大串联的通知。尽管我们已登记过赴京的车票，但到此时，接待站一概不认账，统统改为只发返回原地的车票。老实巴交的我们仨居然就此打住，收点行装，连南京也没多呆，就匆匆返回了上海，结束了总共才五天的“串联”。

不料，没过几天，从北京传来了伟大领袖“第八次、也是明年春天以前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特大喜讯”，我们仨好懊恼好懊恼啊，“听中央的话，竟然上了当”，当然这只能是“腹诽”。后悔之余，还等待着来年春天，恢复“串联”后再去见毛主席……。

最终我还是见到了他老人家，不过，那已经是在我首次“游”南京后的十五年。此时，他已经在纪念堂里静静地休息了近五个年头。

                                                                       （写于1994-05）

 1966-11大串连的介绍信

我在一堆乱糟糟的字纸里，看见一张1966-11由学校出具的大串联“介绍信”，距今四十五年了！

这是1966年10月底、11月初第一次参加“三秋劳动”以后，我在学校里开具的“介绍信”，目的是“进行革命串联”，目的地是“全国各地”。后面这四个字是我自己写的，当时是按照经办“介绍信”的老师的指点写下了这些字，然后盖上红色大印以示确认。

这份“介绍信”上的印章属于1966-8“十六条”发表以后成立的学校“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对右下角的印章仔细观察，还发现这份“介绍信”上有“1966年11月8日”的日期章！表明了该“介绍信”的“诞生日”。

但是我又一直记得，1966年秋天参加“三秋劳动”是10-24去、11-8回，历时十五天（见《平民忆文革——1966-10三秋劳动“不怕远征难”》），怎么会有11-8出具的“介绍信”呢？想来有三种可能。一是我的“三秋劳动”起讫日的记忆有误；二是校方是事先盖好日期章的，11-8那天的空白没有用完；三是劳动结束时急不可耐，回校之后就去开“介绍信”了。不管是哪一种可能，都说明当年去参加大串联的热情真可谓达到了火热乃至狂热的极点。

在《1966年这样游南京》一文中，我有这样的回忆——

到1966年10月中，毛主席已经一连5次接见“革命小将”了，那个时代的“宠儿”“红五类子女”违抗下乡参加三秋劳动的安排，竞相北上；“非红非黑”的“其他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学在两星期的三秋劳动结束后也纷纷踏上了“革命征途”；个别“黑五类子女”大胆地试着闯了一回，似乎也没招来什么麻烦。在毛主席第7次接见红卫兵之后，我终于动心了，终于行动了。

11月中，一个初冬的早晨，我和两位同班同学来到了北站。……当时，全国各地赴京的人难以计数，所以，别说直接进京，就是向北方去的车票也很难领到，我们仨领到的是只到南京的火车票。别无它法，就先到南京去吧，到那里后再设法去北京，“二次革命”。

这样的回忆里已经说不清当年是如何迈出大串联第一步的细节了。特别是，11-8的“介绍信”到手以后，我和小伙伴并没有立即踏上“征途”。因为当年第七次“检阅”是11-11，我们并没有赶上。也许当年我们是年幼无知又老实巴交，一直在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等候火车票？回忆录中只记得11月中旬的某一天出发，应该是受了11-11第七次“检阅”的“刺激”。

从“介绍信”上来看，有“南京”这样的字样，有“浦口”这样的盖章，那么，到底是在哪个“关卡”留下那样的痕迹？已无记忆。而“浦口”二字倒是有一定的历史韵味。

当时，南京长江大桥尚在建设中，所以，从北京与上海之间的铁路还不叫“京沪铁路”，而是“沪宁铁路”（上海→南京）接“津浦铁路”（浦口→天津）接“京哈铁路”（哈尔滨→北京），这是我从小学地理课学到的“标准答案”。而在实际运行中，北京与上海之间的火车必须花费不少时间在南京以摆渡方式跨越“天堑”长江，摆渡口就是北岸的浦口与南岸的下关（因无亲身经历，只是道听途说，下关之称可能有误）。如今在往返上海、北京的铁路交通方面很少会提到“浦口”了，一般只知道浦口是南京市下辖的一个区，地处南京市西北部，长江北岸。一纸“介绍信”，一词“浦口”，留下了不少历史印记。

那张“介绍信”最上方的左侧有“12/3听回音”几个字，可以确定无疑地认为是当年在南京农学院大串联接待站留下的，其意思是要我在12月3日听取去北京的火车票的回音。所以，右侧的手写数字“1378”很可能就是接待站为方便工作而编排的号码。这里的“听回音”和我在《1966年这样游南京》的回忆是吻合的——

正当我们想继续北上时，传来了中央关于明年春天以前毛主席不再接见红卫兵并暂停大串联的通知。尽管我们已登记过赴京的车票，但到此时，接待站一概不认账，统统改为只发返回原地的车票。老实巴交的我们仨居然就此打住，收点行装，连南京也没多呆，就匆匆返回了上海，结束了总共才五天的“串联”。不料，没过几天，从北京传来了伟大领袖“第八次、也是明年春天以前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特大喜讯”，我们仨好懊恼好懊恼啊，“听中央的话，竟然上了当”，当然这只能是“腹诽”。后悔之余，还等待着来年春天，恢复“串联”后再去见毛主席……。

当年最后一次“检阅”亦即第八次，是11-25和11-26两天。距离前一次只有两个星期。而我和小伙伴们就是在这十余天里到南京晃悠了五天，也算是经历了大串联，那张“介绍信”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虽然不记得那五天的具体日期了，但是从网络搜寻到的历史资料中还是能够找到一个大体范围。我在《1966年这样游南京》中说，“正当我们想继续北上时，传来了中央关于明年春天以前毛主席不再接见红卫兵并暂停大串联的通知”，现在可以在网上查到，那个通知就是1966-11-16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中发［66］554号），明确宣告，“为了使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全国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的期限，需要持续到明年暑假。因此决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杠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章、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连的各地革命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从明年四月起，还有充足的时间，凡是应来而未来北京进行革命串连的大中学生，都会有机会免费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看望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并进行学习和交流革命经验。”该文件还明白无误地宣布：“这一通知可在各地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中宣读，并在机关、学校、车站，码头张贴。”由此可知，当年我的五天南京之行就在1966-11-16前后。

下图是“介绍信”的背面——

这样的“背书”是当时流行的做法，不仅有伟大导师的三条“最高指示”、一首“长征”律诗，还有“林彪同志”的语录。从这些语录直接涉及“长征”“步行串联”来看，这样的“介绍信”是1966-10-22以后印制的。因为1966-10-22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大力鼓动青年学生学习大连海运学院十五个学生历时一个月、行程两千里、从大连步行到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连”的壮举。而上图中“林同志”的语录，则来自1966-11-3第六次“检阅”时在天安门城楼发表的讲话！所以这张“介绍信”可以进一步确定为1966-11-3以后制作印刷的。

从时隔四十五年的“介绍信”，不禁又一次掩卷沉思，那段日子究竟留下了什么？

在那个全国上下被“造神”“敬神”搅得热昏的时候，伟人提出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外，又出现了第五个“大”——大串联。

最初并没有采用“大串联”这样的字眼。如1966-9-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中发［66］450号），使用的词语是到北京“参观”文革运动。而其中的具体安排是相当理想化的，详见本文附录。如此一来，北京的所有大中小学，都成了临时旅馆。以后，机关单位也都腾出房子让给“毛主席的客人”包吃包住。我不记得当时是怎样“外地中等学校按每十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一人”的，只记得当时选代表的条件还没有以“造反性”为原则，而是重在家庭出身。一如“介绍信”，需要提供的信息是学生证上没有的“家庭出身”“政治面貌”。而1966-8下旬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在上海大力散布的“血统论”及其具体化的“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此时此刻正是甚嚣尘上的时候（现有资料说，该对联最早出现于1966-8-1，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到北大、清华、人大等校张贴了那副对联）。

现在网上看到1966-9-7在“来京串联革命师生誓师大会”上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的王力等的讲话，表明在非公开发表于报刊的讲话中已经出现了“串联”的说法。而“串联”一词第一次正式见之于报纸广播等场合，是在1966-9-15第三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时周恩来在天安门上发表的讲话。

但是，三天后，1966-9-18，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串联问题的通知”（中发［66］493号），正文内容相当简短——“目前全国铁路客货运输十分紧张，为了不影响工农业生产，现在除了保证各地革命师生到北京和北京革命师生去各地参观学习进行革命串联、交流革命经验以外，不能再增开列车。因此，各地革命师生在国庆前暂不要到其他省市去进行革命串联，以免全国铁路运输无法安排。”将近一个月后，1966-10-15，国务院发出“关于各地革命师生暂缓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的通知”，也很简短——“外地来京革命师生现已超过百万，接待能力已达顶点，食宿、交通、卫生医疗等等都已发生极大困难。加之近来气温急剧下降，很多人不带被盖棉衣，极易生病。切盼各地革命师生暂缓来京，待现有的外地革命师生离京后，再按中共中央、国务院九月五日的通知有计划地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由此可见，短短一个月里，史无前例的免费大串联确实“星火燎原”，而实际局面已经失控。

又过了一个月，1966-11-16，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中发［66］554号），明确宣告全面暂停串联，详见上文。

又过了半个月，1966-12-1，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通知”（中发［66］590号），重申“中共中央、国务院十一月十六日通知中规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中学校、军事院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又就将一些具体问题作了补充规定，并且重复了一个做法：“这一通知可在各地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中宣读，并在机关、学校、车站、码头张贴。”此后，尽管在报刊社论里仍然有赞颂大串联的话语，但仍然可以认为，那场史无前例的天上掉馅饼式的免费大旅游是寿终正寝了，至少是到此画上了休止符。因为“今冬暂停、明年春暖”云云，被代之以1967-2-3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连的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全国停止长途步行串连。继而，3-19，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指出：目前正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接着，4-20，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告》，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至于责成停止地区性行业性或跨地区跨行业串联更有诸多中央文件，我从网上看到有关的目录也觉得目瞪口呆。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要想关闭又谈何容易。难怪乎直到1975年1月的“修宪”以宪法形式竭尽全力肯定文革的时候也只是写进了“四大”，终究没有让第五“大”——“大串联”登堂入室。

当年的“大检阅”，从1966-8-18到12-16，前后八次，历时100天；当年的“大串联”，从1966-9-15正式出台到1967-3-19宣布停止，正好半年。然而，那番“大检阅”、如此“大串联”，带来的是大灾难、大悲剧！

 

附录：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中发［66］450号）

目前，全国各地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组织各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革命学生全部、革命教职工代表和中等学校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工代表从九月六日起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经验，以利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将来京参观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每批来京参观的外地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在北京逗留的时间定为四天，主要活动是：（１）参观和学习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２）支持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３）受中央负责同志接见。

（二）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学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的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五十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按每十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一人；教职工按每一百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各省、市、自治区应该根据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以及城乡分布的不同情况，通盘筹划，妥善安排。

（三）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同当地铁路管理部门密切联系，协商安排。在本地集中所需交通工具，由各地自行解决。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四）注意事项：

（１）旅途中自带干粮，火车上只供应开水。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但每人应按照自己的粮食定量交出粮票，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２）自带简单行李、衣物和碗筷。

（３）为了预防火灾，保证旅途安全，不要在车厢内外贴大字报。

（４）为了保证来京参观的学生和教职工旅途健康，可根据旅途的长短，由各地自行配备必要的医护人员。

（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委应当建立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工作，落实计划，并切实做好来京参观的生活管理工作。同时，还应当推选负责人带队，负责旅途的安全和生活管理。

各省、市、自治区应当根据本省、市、自治区的学生和教职工来京时间的先后，选派几个干部先行到京，负责联络工作。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各地党委和政府，教育、铁道等有关接待部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做好思想工作，落实组织安排，使来京的革命师生参观好，学习好，把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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