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讨到的帐
作者：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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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讨到的帐
作者：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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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讨到的帐 这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发生在1986年秋天。很早以前就写好，现在修改再次公布。为了纪念刘迪去世周年，也是我与刘迪当年的往事。由于当时在准备出国，不愿多惹是非，此事后来不了了之。至于那笔欠债如何，至今不明。与赵一凡有关的故事可以在网上搜索到，这里就不详述。 那年，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三教九流各显神通，争相创造出了惊天动地的故事和传奇，搞得那些没有路子先富起来的我们感到眼前一片茫然，多少也有些不知所措的感觉。 捧着铁饭碗，虽说挣钱少了点，倒也少担了很多干系，何况到了吃饭的时候，也能唏唏溜溜没少往嘴里填，日子过得稳妥，心安理得，茫然了一阵后就不再茫然了。 报纸、电视上相继絮叨着那些先富起来的事迹，却再也激励不出我的斗志了。咱就是有这点好处，看见别人发财咱不会嫉妒，别人怎样是他们的事，“人贵有自知之明”这条掌握得非常好。 老婆出国深造，我每天下班后就隔三差五的去岳母家看女儿，和她玩到睡觉再骑车回家。那一段倒和女儿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一天下班后没去看女儿，先到小铺买了几包方便面火腿肉之类的充当晚饭，一心想回家安安静静看些书。 现在的社会，真是搞不懂，今天说这个对，明天又改了口说那个好，好坏的标准在一日千里地发生着变化。当年，刘少奇说“三自一包”，把田分给了农民，文革给打死了。现在又说包产到户好，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把田又给分了。上学那会儿，老师讲苏联集体农庄和农业机械化，新闻纪录片上看大片的农田上，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在收割庄稼，那气势，那阵势，就像几头排列成横队口吐黄尘的巨兽在喷云吐雾。现在农田都小了，康拜因还没转起来就到头了，农业机械化看来是实现不了了，可能又要回旧社会去了。咱本来就不是明白人，那阵就更糊涂了，还是“躲进小说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先活个自在。何况再混些日子就要出国和老婆团聚去了，更不想搅和进这潭烂泥里去了。 推门，进屋，客厅里面坐了俩人，正聊得火热，连我进屋都没理会。听声音是姐姐和刘迪。 只听刘迪说：“上午去，没找到人，我怕那小子犯混，还带了个朋友。”他们聊得正欢，我进屋才发现，问：“吃饭了没有？”我从挎包里掏出刚买的方便面和火腿肉，说：“没吃，买了，这不是，全在这里呢。”姐姐一撇嘴：“来你家，就让我们吃这个啊。”刘迪一扒拉姐姐，说：“你也忒不象话了，人家上一天班了，你不给他做饭，还挑理，这姐姐当的，真够戗！”姐姐反唇相讥道：“你不是也在这里等着吃白食吗？”刘迪的上下嘴唇蠕动了几下，支吾出了声，但谁也没听懂那“声”代表什么意思。 姐姐却跟得了便宜似的，大笑起来。 这俩人，全都没有正当职业，不是没有本事，而是因为本事太大了，大得没有单位敢接受。 那年，从农村返城的青年囤积在家，里面着实埋没了不少人才，国家发出指令，各用人单位公开考试招聘，刘迪去了《中国画报》社，他想当记者。 考试结果出来后，刘迪居然是第一。可却没录取，政审通不过。蹲过大牢的人，谁敢用。 直接肇事时间、地点：１９７６年，天安门广场。 你瞧他找这地方，那不跟在皇上脑袋上动土一个性质吗。 其实刘迪是个不关心政治的，那年还在陕西插队，回来探亲。几个哥们儿姐们儿全都和他一样，见面后除了吃喝玩乐，就是侃大山吹牛皮，至于天安门那海洋似的白花，涌动的激情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幕悲壮的画面，而悲壮后面潜伏的危机，他们却都是心照不宣，自然也就没人提起。 在陕西饿的前胸贴了后背的平哥只想回京大补，话题无意间就扯到了京味小吃。谈得兴起，刘迪自告奋勇出门采购，几个人凑了钱粮票若干，刘迪就出发了。 也是鬼使神差，出门往西，东四的隆福寺小街上也应有尽有，他却舍近求远，偏偏奔了东。骑辆破车，吱吱呀呀扭过东单，穿东交民巷，到正阳门下，往西看去，万头攒动，低矮的松墙已然被白色的纸花铺满，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层层花圈，环绕广场四周电灯竿上飘动着挽联。刘迪一时心血来潮，顺手把破车扔树林里，一头扎进人堆看热闹。 后来练了气功才明白，刘迪自打文化大革命开始就一逍遥派，为什么那天居然成了小头领，感情是让那“场”把定力给冲了。 到了后来，大会堂也冲了，汽车也烧了，事发后看来京城是不能久住了，几天里朋友们凑了些盘缠，刘迪便祖国各地看大好河山去了。 他刚离开北京，天安门就出事了，他也被当作当年头号通缉犯全国抓捕。 水开了，泡了一锅方便面，再把火腿肉切碎放里头，倒点酱油、香油、葱花、虾皮、辣椒油，也吃得满头大汗。 吃面时我问：“听你们讲，好像是要到一家什么商店要帐，那家是卖什么的？”姐姐告诉我说：“工艺品，主要是礼品。”我正准备出国，需要买一些礼品送人，心想，还不如一起去，到那里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东西买点回来，也省得再专门跑一趟了，然后顺道去灯市口附近的同事家取照相机。 三人说笑着，顺王府大街一路向南，过了灯市西口，刘迪说到了。 小店位于八面槽，进店要上三层青石高台阶，记得那里原来是理发店，不知道什么时候分割出一半，变成了礼品店。走进店门，三面全是货柜，里面摆放着各种工艺美术品。 进去后问：“你们老板来了吗？”答：“还没到。”刘迪看了看腕子上的表：“说好了七点，现在都过时了，他怎么还不来？”两个店员中高个子那个白了平哥一眼说：“他是老板，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咱管不了。”这时我才感觉到气氛不对，双方明显不太友好。 门外进来一个年轻人，见了平哥点了点头。平哥问：“小许，你怎么现在才来。”“刚吃完饭。马祖乔来了吗？”马祖乔，这名听着不陌生，可一时却想不起是在哪里听到的。 柜台里摆放着的货物吸引了我，玉石手镯、景泰蓝花瓶、手绣丝帕、漆器礼盒，价钱还说得过去。猛然间觉得背后似乎有眼睛，转过身看，一矮个子店员死盯着我看。职业语言叫“犯照”，小流氓们的绝招。稍微竦点儿的，在那凶狠如狼的目光逼视下，往往会产生出不自然的怯懦。这阵势咱见多了，用眼角扫了他一下，嘴角略微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转身走向另一柜台。对付这种人不能跟他对着“照”，否则他反而会更嚣张，最灵的就是臊着他，让他有气还找不到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更难受。我也够损的。 刘迪跟姐姐和那小许在门外不知嘀咕啥，我转圈把三个柜台的货物看了个遍。那小个子店员没了对头，愤愤地走出店外，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后来才明白，他是去通风报信的，顺带着把我当成了第一号敌手。 天色渐渐黑下来时，一人摇晃着身子进门来，身后还跟着两个类似打手的青年。随后，那矮个子店员也回来了。只见那人阴暗的脸色黑里透灰，下巴鼻子都是尖尖的，眯缝着双眼，透着一股邪气，他头上戴了顶呢子礼帽，身穿古铜色丝绸长袖衫，下面黑色丝裤扎着裤脚，大有遇见汉奸夜袭队的感觉。身后的两人一个穿了件兰色羽绒服，显得粗壮有力，站在我身边。另一个身在暗处看不太清，他随后靠近了刘迪。 刘迪看到来人，走上前客气地说：“我是受赵一凡的委托来要服装款的，这里有他的委托书。”说完，从兜里掏出一张写满字的纸。 马祖乔看也不看，说：“我不认识你，让他们公司的人来要好了！”刘迪说：“这个人你也不认识吗？”说完指着身边的小许问，“他可是你们合营的经理。”马祖乔看了眼小许，对他说：“没钱！”根本没把他当成人物。 姐姐大声质问：“你拿着人家残废人的钱不还对吗？”刚进柜台的矮个子店员突然张口大骂：“Ｘ你妈的，不给你能怎么样。”说完从柜台后面冲了出来。 我正好在柜台出口站着，见他出口伤人，用身子堵住出口，迎了上去说：“你为什么骂人！”那小个子仗着人多，大喊：“骂你怎么了，你要干什么？”就在这时，那两个打手突然冲上来，一个冲平哥扑过去，一个抡着胳膊向我扑来。我一看他们要动手，伸手就把来人的双臂攥住，那人虽然使出全力，挣蹦了几下却抽不出手。柜台后面矮个子店员乘机窜出来，一手撑住柜台，跳起老高，另一手挥起手里的一个唐三彩瓷马照我脑袋就是一下，那瓷马身受重伤，四条腿断了三条。我抽出左手，一下就把那小子揪住，右手攥着另一个人胸膛的衣服，胳臂平伸，那个人虽然挥舞双臂可是一下也打不到我要害。这时姐姐跑到街上大喊：“你们欠钱不还，还打人，讲理不讲。”刹那间，当街吃完饭出来遛弯的人围过来，有人高喊：“不许打人！”听见有人说：“快打１１０，叫警察。”这时对方看见占不到便宜，而且我和刘迪并不和他们真动手，就都住了手。那身穿兰色羽绒服的打手发现，衣服袖子让我给拽下来，说：“你陪我衣服。”我直想笑，说：“你是自找的，你要是不先动手，衣服也坏不了。”双方僵持在那里，马祖乔抬头看着天花板。 这时进来两个值勤的兵，进门问：“谁打１１０了？”马祖乔指着我们说：“他们到我店里打架，还把东西弄坏了。”还没等我们分辨，门口看热闹的人七嘴八舌议论开了。 “他们欠人家钱不还，还打人。”“是啊，人家可没还手。”“……”我指着那小个子店员说：“他用那个瓷马打我，把瓷马打坏了，我们根本就没还手。”当兵的冲马祖乔说：“到派出所去，到那里解决。”于是我们一群人被兵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门口。进门后却看不见马祖乔和那两个兵了。 从头至尾，我一直不明白，那个小许是什么人，这马祖乔又是什么来历。 直到从派出所出来，姐姐和刘迪才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我。 马祖乔，其人是北京通县农民，据说也是当地一霸。老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他不知从那里搞到的钱，居然成了全国农民进城经商的首例，尤其是闯进了首都的闹市区。没有去过北京的人也都听说过王府井，八面槽紧靠王府井，在它的西面。 这件事不知怎么被《北京晚报》一记者听说，追踪、采访，倒也整出了当时轰动京城的一大新闻，在商店开业那天，北京电视台还播放了实况。怪不得听到这个名字那么耳熟。 《北京晚报》上的那篇报道可不得了，记叙了一个农民进城经商的全部辛酸苦辣，牵扯到市里民政局、工商管理、卫生检疫、地区街道委员会、清洁队、派出所等，凡是能打上交道的都在报道控诉之列，各类“衙门” 利用职权盘剥、欺榨，层层克扣，乱收费，使得一个为了响应老邓号召的农民兄弟几乎绝望。但他还是突破了各种困难，与那些官僚机构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了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他开始上告，求助社会舆论的支持，并取得了最终胜利，有关人员得到了惩罚。 当时的北京市民对各类民政官僚政机构早就很反感了，当看到这篇报道后，大家都很高兴，觉得是该有人出头反反那些利用职权谋私的人了。马祖乔的这一举动着实为北京市民出了口恶气。 小许，其人是北京东城残废人协会下一公司的经理，他本人没毛病，是受残废人赵一凡委托当上了合营经理，因为残废人毕竟行动不方便，所以需要正常人来主持一些对外的工作。当初马祖乔提出与他们联营，是因为如果与残废人合伙经商可以减税。可没想到，分配给马祖乔的服装，他们直到买完了货款也不还。小许年轻，去过几次马祖乔都死赖着不理，有时甚至连人也找不到。最后赵一凡没办法了，才找了刘迪来，委托他去要货款，并亲手写了委托书授权。 闲话说得太多了，还是回到派出所门口吧。 听他们讲完，我觉得里面有问题，这件事明明是我们有理，可是派出所的所长却似乎在偏袒那个姓马的，好像他们之间有什么猫腻，听我们介绍完了情况后，他没有表示出任何意见，而是对我们说：“你们先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身体有什么问题，明天你们再来。”就这样把我们打发了。是不是由于那姓马的现在成了社会名人，又登报纸，又上电视的，所长官小惹不起。问小许，他支支吾吾说了半天才弄明白。 原来当地派出所的警察也为了索要贿赂，现在正在接受上级审查，难怪那所长在处理时不敢轻易表态。光是这么点事也不至于吧，说不定那姓马的还攀上什么高枝，问小许，他说，真听说有个高干子弟和他搞联营呢，具体是谁小许也不清楚。 算了，还是先去医院吧，我这时才感到被瓷马打过的地方隐隐做痛。 我们几人来到位于东四附近的瑞金路医院，刘迪让我们等着，他认识这家医院里一大夫的老公，有熟人好办事，小小的毛病兴许会给整出个脑震荡，轻微骨折之类的。 刘迪骑了小许的自行车，消失在昏暗的路灯下。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刘迪回来了，同行的那朋友一下车，我和姐姐全笑了，是赵寅，认识，不仅认识，还很熟，小学同学，比姐姐小一届，比我高一届，同在学校合唱队里唱过歌，毕业后各奔东西，文革、插队，返城，转了老大一个圆圈，在医院门口相遇。 我的诊断结果是：轻微脑震荡，胸部挫伤。 已经到后本夜了，我们三人仍无睡意，想起傍晚那莫名其妙的一场混战，说不出心里什么滋味。一个被报纸上，电视里宣传得轰轰烈烈的农民企业家，怎么就像个地痞流氓呢。我问刘迪，他说：“这里面一定有问题，现在的社会越发的不可理解了。皮包公司到处都有，会蒙的，敢骗的，来钱快着呢。你看我现在没工作，可我钱也不少挣。帮朋友倒腾点儿录音机、彩电什么的，一个星期出去一件，基本吃饭问题就有着落了，何况这几大件都是紧俏货，出手可容易了。”那更奇怪了，“这些商品商店几乎见不到，你们是从那里搞到的？”“我们搞不到，可是有人能搞到啊。”刘迪神秘地说道，“搞这些东西要靠关系，所谓关系当然是那些官们了，他们手里有权，批个条子就进货。只要认识与他们有关系的人，进货容易。不过转几道手，那价钱可就被抬上去了不知道几倍。现在手里有钱的人还是有，特别是落实政策后，很多人家里都退赔了不少钱，一台几千块钱的录音机，只要能搞到手，不发愁卖不出去。”姐姐在一旁忍不住了：“你们胡扯那些干吗，正事还没说呢。”我问刘迪：“那马祖乔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看他像个流氓地痞，居然还混成了名人。”刘迪说：“听小许讲，这人本来就是通县一混混，现在开了家店，手里有了点钱，在城里租了间单元房，带着情妇住，根本不回家了，他老婆每月来要一回钱，只要有钱，别的也就不管了。”这事听着可真新鲜。原来被宣传成英雄的公众传奇性人物，居然是这样一位苦大仇深的农民兄弟啊。 刘迪看着我的傻样，笑了，接着说：“报纸上宣传的那些事情，其实都是听了一面之词。当初马祖乔为了租下那半间理发店，抱着一台大彩电去找那里的经理，死气白赖非要送给人家，理发店经理不敢要，他撂下就走，是硬塞给人家的。也许什么工商管理部门和民政局之类的地方也是一样。等一切手续都办好了，他就倒打一耙，反过来说是别人利用职权索取贿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也可能是报社记者不了解事情真相，让那姓马的给骗了。也不能怪那些记者，平民百姓到那些官僚机构办事确实很难，如果没有关系，后台不硬，不靠贿赂也许真的办不成事。可话又说回来了，即便是有这种情况，也不能不做调查就随便在报纸上乱宣传。反正也睡不着了，干脆给报社写信，说出事实真相。于是我们三人找来纸笔，核计着给《北京晚报》写了封信，把我们知道的关于马祖乔的情况全都写上了。准备早上去工厂交假条时，路上顺便塞信筒里。 清早下楼时碰上一警察，他冲着我笑，一看原来是住在三楼周师傅家的大小子，我只知道他是警察，但不知道在那里上班。他笑着说：“我昨天夜里看见你们了，不敢打招呼，我们有纪律，马祖乔的事情不敢说。”我说：“感情你就在那派出所啊，你们那里是有人去索要东西了吗？”他说：“哪里啊，是俩哥们儿从那里路过，硬让他拽店里去的，人家本来没打算买东西，他全都减了一半价，硬要人家买，跟白给的似的。你想，咱们警察很多都是农村来的，要那玩意干嘛。后来他把这事告到了局里，现在所长还在写检查呢。他怎么敢再惹那姓马的。买东西的两个人也让姓马的给毁了，轻的也得是个记大过处分，重的也许消籍回老家。”这下全明白了，也很同情那所长，警察也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 从工厂回来，我们三人到派出所，那所长看见我们问：“身体检查了吗？”我把医院的诊断证明给他看，那所长看了一眼，说：“我们的指定医院是协和医院，瑞金路医院的不行。”真ｔｍｄ，昨晚你不说，人家看完了你才说，这不是成心刁难人吗。看来这警察也真该由那姓马的来处理一下了。 所长叫来一个人，介绍说“他是我们派出所的民事调解员，负责调解双方的民事纠纷，我看你们还是别去打官司了。”话里有话，他是被那姓马的整怕了，虽然同情我们，可又不好明着说，一桩还未了，闹不好再加上个打击报复就更加吃罪不起了。 民事调解员的态度还算中肯，问了事情的经过后说：“你们有什么要求，我可以转达给马祖乔。”刘迪说：“货款必须马上还，还有我们的医药费要由他承担。”刘迪指着我说，“他因为打架受伤，病假厂里不批准，现在是请事假来的，工资也要由马祖乔出。”调解员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说：“我可以把这些话带到，你们先回去吧。”直到我离开中国，这件事也没有下文。原来准备和那姓马的打官司，一打听，如果牵扯上民事纠纷会影响出国，所以也就作罢了。至于写给报社的信，也如同石沉大海。 这事就发生在改革开放的１９８６年，一个伟人在南方挥了一下手的那个年代。 多年后，出了一本书——《沉沦的圣殿》，我回国时朋友送了一本。当时没太在意，放书架上装了几年门面。几天前，无意中发现，打开后才知道，里面发生的很多事情我都知道，还有很多人物也是我所熟悉的。由此想到了８６年无缘无故挨的那一瓷马。 赵一凡的故事，在《沉沦的圣殿》里有专门一章介绍，他开办公司是为了用赚来的钱资助民间喜欢诗歌、文学的青年。他也参与了《今天》的工作，并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当年遇罗克平反，《光明日报》写文章报道，到处找不到《出身论》，还是赵一凡提供的原文。可惜他于１９８８年病逝。 赵一凡，一九三九年出生，他的父亲是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的老革命，。他一直跟著父亲转战南北。经常随部队急行军，由于不负重任，致使腰椎受损瘫痪了。他一共睡了十年石膏床。基本上没上过学，全是靠自学。凭著毅力，柱着拐走。文革前后，赵一凡曾在儿童出版社做儿童读物的编辑工作。后来别人都转正了，他因为身体不好，还是临时工。离开了出版社后，成了“待业青年”。他的周围经常聚集着很多学生，虽然他自己不是任何一个中学的学生，但是很多中学生都喜欢和他来往。他住的地方就像是一个文学沙龙，很多当时被禁止阅读的书籍都在他那里传递，大家在他那里互相交流思想。 赵一凡的一大功劳是收集了很多文革中地下文学的资料，例如：北岛、芒克、郭路生等人流传在民间的作品。他们自己写的诗都丢了，赵一凡都给他们保存得非常完整。他在民间默默地做了很多事情，却牵连进了所谓“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事件，被关了两年监狱，放出来以后身体更加不好。但他一直梦想着能够有一些喜爱文学的年轻人，可以有一个自由活动的空间，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民间文学。他开公司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够用赚来的钱做经费，供那些文学青年搞创作。 赵一凡我见过，姐姐带我去他的办公室，那里也是他家。一间宽大的房屋，里面只有一些很简单的家具。靠墙的书架上堆积了很多大纸箱，后来才知道那些都是赵一凡收集的文革资料。赵一凡去世后，很多都被家里的保姆卖给了废品站，还是徐晓赶去抢救回了一部分，那都是后话了。 201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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