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小*平*头刘迪/徐晓:大相隐于世/张爽:悼刘迪 作者:黎京搜集


 

 小平头刘迪

作者:老鬼

今年(2011年)春天,写母亲的书要再版。我补充了几章。其中需要了解母亲与吕果的友情细节。但吕果已去世,跟她住在一起的徐阿姨应当会知道些。忽想起刘迪也认识吕果,跟她关系极好。我就给刘迪打电话,想请他陪我一起去找徐阿姨。

刘迪痛快答应,约好3月27日星期日上午9时半在北师大校园内的小红楼门前见面。那天早上,我赶7点的班车进城,于9点20分到了家门口。也正在这时,刘迪骑车来了。他从朝阳区的东五环外三间房,骑了一个多钟头,才到我家,满头大汗。

我请他到我家坐坐。刘迪微笑着随我进了家门。说到我家感觉很好,挺舒服。住二楼,有视野。客厅虽不大,向南的两个窗户却非常大,特别明亮,他叹道:“你的屋里空气充足,不缺氧。”出发前,我对他说,把自行车放到汽车的后备箱吧,省得你再回来取车。他同意了。见我换了新车说:“嘿,你的车挺大的。”我说:“我常去内蒙古,还要带上狗,所以就买了辆SUV。”但没告他,自己这车是卖了母亲一张齐白石的画换来的。

这样,我们就沿二环直奔永定门东街东里吕果的家。进了她们那个大院,左拐右拐,开到4号楼前。按了3门201房间的铃,半天也没反响。最后向个邻居一打听,才知道徐阿姨早已去世,他们的房子也早已卖掉,附近小卖部的女老板也证实了此消息。

花半天时间,白跑一趟,只好回返。问清楚刘迪家的位置,就又向东北方向走了一段,希图让刘迪少骑一段路。这时已到中午该吃饭了,就对刘迪说找地方吃饭。刘迪起初不干,非要骑车走。我说,你大老远跑来陪我,怎能让你饿肚子骑回家呢?他只好同意说:那就随便找个小饭馆吃点吧。我想,多日不见,怎能在农工吃的小饭馆打发人家呢?就继续往东北方向走了一段,找了家门面还算可以的饭馆,进去吃了一顿。

我们多年不见,边吃边聊,刘迪跟我说了很多圈内的事,可惜都没记住。鱼一斤80元,三人花了二百多,也没觉得吃好。之后,刘迪骑车返回。比起北大的诸多同学,我算穷人,被开除了公职,每月靠2千多元社保为生。但比起刘迪,我却是个富人。刘迪无任何固定收入。自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这些年来,他因为“小平头”恶名远扬,一直找不到工作,生活在最底层。期间,只能零星地给人干些文字工作,获取些微报酬。因为他没什么贪欲,甘于寂寞,甘于清贫,无欲则刚,警察也奈何不了他。

回家后,我考虑,既然找不到吕果室友,就根据过去吕果和母亲写的文章和书信,梗概地把她和母亲的友情写出来。细节只好省略。不料,过了几天,刘迪又打来电话说他能找到吕果的弟弟,问我想不想去找。我说算了吧,母亲与吕果的那段文字已经写好,就别再折腾了。但心里很感谢他的热情相助。这是2011年3月底,4月初发生的事。

8月底,也就是5个月后,李南打电话说:刘迪病了,总咳嗽,气喘。他自己家住一楼,很阴暗,也憋闷,要经常吸氧,想到我家住几天。因为他还有一只猫,很难找到合适住处。问我行不行?我说行,就给了她钥匙。我平时都在延庆山中照顾大狗,北师大房子空着也是空着。我这才理解了他3月底来我家时,感觉我家空气充足的含义。原来他的肺部那时就出了问题,在只有一个窗户的房间里总觉得憋。而我家客厅有两个大窗户,所以才觉得我家氧气充足,不憋。

刘迪到我家住下后,李南在旁照顾他。我劝刘迪彻底检查一下,做个CT,若需要的话,我可找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杜湘柯,她是我内蒙古草原上的插友,业务很棒。刘迪说:这次犯病起因是前些天感冒,一直没当回事,没及时看,结果咳嗽越来越重,还总气喘,胸中已有积水。医生也一直没有确诊。

丽娜笑着对他说:刘迪,你可不许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呀!刘迪微笑道,不会的,我会直着进来,直着出去!丽娜说:我的意思是你要到医院检查,不要硬扛。他说家人正在帮他联系医院。果然,他在我家住了不到一星期就住进了玉泉路医院。他捡来的小猫又在我家多住了些日子,最后送给一肯收留它的人。听李南说,刘迪很感谢我给他提供这个住处,曾对张丽娜说过“大恩不言谢”。

9月2日上午,刘迪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帮他打听一下市局一处的电话。我问了一处的朋友,回答说一处只有个人电话,办公室电话不对外。我告诉了刘迪。刘迪又让我给子明打电话,问一下管他的警察电话号码。我本最不愿意给别人打电话,但不好拂逆刘迪,只好硬着头皮给子明拨通电话,问到号码,告知了刘迪。

晚上,刘迪又给我打来电话,向我表示感谢。并说3个警察当天下午就去医院看了他。我说这是举手之劳的事,不用感谢。刘迪笑着告我,他对看望他的公安说:是老鬼帮他打听到他们的电话,老鬼是他哥儿们。还说那几个公安知道我,看过我的书。

我平常极少给人主动打电话,总觉得这是一种耐不住寂寞的软弱,一种忍不孤独的软弱。

又过了些天,接到李南电话,说刘迪的病情越发严重,想请我找海外的朋友帮刘迪出国治病,他在国内只有等死。10月10日我只好又与在美国的朋友军涛和京生联系。很快接到京生回复,答应帮忙,但要刘迪的具体情况。这时,又接到李南电话,说刘迪现在虚弱之极,大夫说他根本无法乘飞机10多个小时去美国。只能在国内治疗。我又赶紧把这消息告诉京生的助手黄慈萍。

很快,黄慈萍说:老魏亲自决定,将今年的“人权斗士奖”授予刘迪。我赶紧告诉李南,请她转告。但她没有。她说16日去看刘迪时,他已处于弥留状态,昏迷不醒,根本没有力气跟人对话。结果,10月18日夜,刘迪本人在不知道他被授奖的情况下走了。

心里非常非常沉重。我早在民主墙时期就认识刘迪了。他是曾被全国通缉的天安门事件的要犯,在狱中始终没有低头认罪,被视为态度恶劣。预审员曾威胁他:你这个邓小平的殉葬品,粉身碎骨也死有余辜!他毫不在意回答:“你枪毙我好了。”他还和预审员开玩笑,说阮籍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预审员以为得到什么重大线索,把早已死去的古人名字记到了审讯记录上。由于他有丰厚的历史知识,睿智的谈吐,坚硬的骨头,又没什么后台,被警察认为“穷狂”而恨之入骨。出狱后,受到格外的“关照”,街道总刁难他,多年来始终待业在家。

1979年夏在北京万寿路附近的河边。左起:吕普、马波、王军涛、刘迪、吕嘉民、周为民

实话说,我最初见到刘迪时,对他的印象并不好。感觉他不阴不阳,聪明过分,鬼点子太多,有些狡黠。眼珠转得那么快,贼溜溜的,很滑头。听他说话,常跟不上他的思路,无法理解。认为他总云山雾罩,故弄高深,让人琢磨不透。所以从没情绪与他来往。只是在他看了《八年》即《血色黄昏》后,特别赞赏,这才改变了对他的印象。

那大约是1980年左右,他看完我的《八年》手抄本后,对我说:你的稿子好!很经看。读完几章后,以为没什么可写的了,可再读,还能读得下去。等看完这几章后,又觉得没什么可写的了,可往下读,仍然能读下去……他还微笑着说:看完你的手稿后,特别饿,总想吃饭。你的书稿有男子气,好看,能抓住人。30多年过去了,刘迪的神情和他说的这些话,仍响在耳边,记忆犹新。

以后大型刊物《黄河》杂志副主编郑义看中了我的《八年》,却又让我大改。我不同意大改,却又说服不了他。就请刘辉宣和刘迪帮我说服郑义。文坛新星刘辉宣用嘴巴,四五小平头刘迪用一封长信,双管齐下,最终说服了郑义,放弃了让我大改的意见。

刘迪应我请求,逐条反驳了郑义关于《八年》要大修改的意见,写了6大篇

1987年工人出版社决定出这本书时,感觉《八年》的名字太平淡,让我换个名字。我又请刘迪帮我想个好名字。他回信说:

马波,你好!

来信收到。关于小说的名字,我觉得《八年》还是不错的。因为它比较朴素,而且比较含蓄,切合内容又不专指什么事,没有限定作用。这样就不强调“主题”,也不指引读者的眼光,可以让每个读者更自由地在小说中遨游,因而看出更多的东西来。

我觉得名字有时像装潢或商标,夺目固然有一定的好处,然而要是让小说名字和林鹄的风格一致,破旧衣衫下那丰满棱突的筋肉,迟钝表情后面那火一般的热忱,不更好吗?以上是一面。

另一面。我看到你写来的那些名字,有些感触。

蒙古族曾崛起于漠北,雄视欧亚,铁骑所至,城庐为墟。如今苏联的中亚一带,是古称富庶的花拉子模。那一片沙漠,就是成吉思汗对我们这个星球的贡献。野蛮人的狂热,历史上几度征服过文明人的和平,留给后人叹惋和遐想。因而产生了诸多的史诗。千秋功罪,在民间歌诵。

我们这代人,用它全部青春的热血在思想领域也在实践中完成过类似西哥特人或蒙古人的伟业。却不假后人评论和凭吊。登临这沉寂荒凉的古战场,我们或为曾经在此肉搏白刃而自豪,或为这热血的浪费(岂止是浪费)而自愧。其中当不乏有感而发者。

一位朋友作为同代人,转了这大圈后,说超越了时空的距离,一切看得格外清楚,痛定思痛,每有长歌当哭之慨。这种心情,只有我们最懂,然而我们希望我们的前辈,尤其是我们的后代也多少能懂。

乱发议论了。我循这条思路,试图给你的书找个名字,但不成功,胡思乱想了几天,还是赶紧先把这点想法写给你吧。不然也忘了。真是抱歉,不过好像不急吧,日后再好好谈谈。

我想很多民族都有个民间传诵的叙事诗,来歌颂它的历史。蒙古族好像也有。却想不起叫什么,请李南在资料室查了查,也没结果。你知道否,大概总能给点灵感。

                                                 刘迪

                                                (1987年)1月11日

为《八年》的书名,刘迪给我写的回信

总之,为我书稿的名字,刘迪“胡思乱想了几天”,并还托李南去资料室查。足见他对朋友的委托多么认真,多么负责。由于最初对刘迪的印象不佳,有些误解。故被他这么热情相助后,内心很有愧意。二十多年了,依然还有记忆。岁月的灰尘能淹埋大量的,数不清的琐事,却无法淹埋小平头刘迪对《血色黄昏》书稿的仗义支持。

真正的朋友不是整天你吹我,我吹你,吃吃喝喝,形影不离。真正的朋友就像刘迪。平时来往不多,各干各的,但关键时刻却召之即来,能狠狠地助你一臂之力。我从1979年认识刘迪后,与他接触很少,更没深谈过什么。但每逢有困难需要他时,一个电话立马就来。比如李南离婚时,“北京之春”的朋友们觉得应该有专人帮助李南。刘迪接受了王军涛等的委托,多年帮助李南走出人生低谷。比如小毕流亡,其爱人要来北京探听消息,刘迪就让她在自己家落脚。比如这次他骑车跑四十多里地来陪我找吕阿姨。他的肺肯定已出了毛病,所以才觉得我的客厅“氧气充足”……正如子明所说:“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刘迪就出现了,当你向刘迪表示感谢的时候,他就消失了……这就是刘迪身上所继承和发扬了的中国自古以来的那种侠义精神。”刘迪是个不图名,不图利,脚踏实地干事的人。他自从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几十年来一直受到打压,却从不张扬,从不用“小平头”的名气来谋取个人私利,始终低调处世。可以说当了这个全国知名的“小平头”后,他一点没沾光,却为此一辈子受压。上世纪八十年代,刘迪父亲很希望他出国发展。刘迪自己也想去美国看看,但有关当局却拒绝给他护照。以后由于拆迁,户口也没了,身份证也没了。所以多年来,生活上有很多困难,但他从不张口求人帮助。他这一辈子真是无儿无女,无房无车,既不上网,也不用手机,清贫一生。

面对着刘迪的遗体,我轻轻对他说:老魏把今年的“魏京生民主斗士奖”奖给了你,是对你多年来默默无闻,隐姓埋名地为推动中国民主进步的一个承认和表彰。

刘迪走好!谢谢你拖着病躯,骑车四十多里来陪我找人。愿我们来日在天堂里相见。


说明:

前不久,四川省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对我说:“你一定把刘迪好好写写,收集些刘迪的东西给我。我们要给他放进知青博物馆里。”遵嘱,特完成此文,并从李南那里接管了他的一些衣物,待樊建川到北京时,捐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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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相隐于世

作者:徐晓

第一次见到刘迪是1978年年底,在位于虎坊桥的东方饭店,那是北京市委招待所,是《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写作组的所在地,刘迪是写作组的成员之一。向我介绍他的人说,他就是“四五”天安门广场上的“小平头”。

这场事件我本人没有身临期境的感受,事件发生时我正因一桩子虚乌有的反革命集团案被关押在城南的半步桥看守所。“四五”事件发生时,看守所里一片骚动,白天黑夜都有人进进出出,开门锁门的声音不断。为了防止犯人趴在窗口向外看,监狱当局很快就把窗户涂上了墨汁,仅有的一小片蓝天从此成了黑色。直到几天后恢复了每晚的新闻联播,才知道外面已经是天翻地覆,“小平头”这个称呼让人格外容易记住。刘迪虽然与我既非同案也不相识,但因为我们曾经是半步桥的邻居而备感亲切。

刘迪生于1950年,求学经历极为简单,先是北京实验小学,后是北京第二中学,在应试教育的今天,这两所学校仍是家长们择校的选项。1968年,刘迪赴山西定襄县插队。8年的知青生活,不仅让他体验了底层百姓生活的疾苦,也开始从书本接受了启蒙思想。

1976年2月,刘迪回京办理了病退回城的手续,本打算办完后回定襄取行李彻底告别农村的,却因为延迟在京时间而赶上了4月的天安门事件。

1976年清明人们悼念一位死者大多是因为热爱,因为惋惜,比如乔布斯。而中国人悼念死者,常常是借题发挥,背后有着更复杂、更深层的原因。

1976年清明,是北京人民最富于诗意的一个春天,纪念碑周围花圈如海,连松墙上都扎着白花,到处贴满了手抄的诗歌,最著名的一首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当年天安门东南角有一座三层灰砖小楼,后因为建设毛泽东纪念堂而被拆除,纪念堂的位置原本是一片小松林,穿过这片松林正好到达小楼。小楼是警卫部队的营房,被临时用作“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的指挥部。4月5日清晨,群众看到纪念碑前的花圈不知去向,纪念碑四周被军人和工人民兵围起来,还设了警戒线。于是,被激怒的群众更踊跃地走进广场,集中在纪念碑前,聚集在小楼前面,人们质问:为什么不准悼念周总理?是谁的指示?群众要求归还那些被转移的花圈。有人宣读告士兵书:“你们的衣服是人民做的,你们的粮食是农民生产的,你们的枪是工人制造的,你们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

这时,有一个青年拿着半导体话筒重复地大声喊:“大家不要挤,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是要花圈、要战友来的。第一,不许打人;第二,不许破坏公物。”这个喊话的人正是刘迪。在这场运动被镇压之后的许多天,人们都会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著名的播音员用圆润浑厚的嗓音,向全中国人民播报:“一个留着小平头的家伙……”自此,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符号般的命名。

据后来在广场上的目击者回忆,当时广场上共有两个半导体话筒,一位是宣读告士兵书的青年工人侯玉良,后来他与另外四人作为群众谈判代表进了小楼。另外一个拿话筒的是戴黑边眼镜穿蓝色衣服的青年。刘迪本来并非是现场的组织者,也不是有备而来。他看到警察正向拿话筒的青年靠近,一把夺过话筒让他快跑。谈判代表被群众从头顶上传进了小楼之后,隔几分钟便有人从楼里出来向现场的群众通报谈判情况,刘迪成了现场的指挥。

这里体现了刘迪的两个特质。

第一,刘迪是个丝毫没有野心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充当群众运动的领袖。以后几十年交往,朋友们都知道他在私下里做了许多事情,在危险时刻挺身而出,代人“受过”,但却从来不出头露面。为了解脱那个无名青年,他才冲上去做了现场指挥。在四五事件发生三十年时,刘迪在采访中说:“当时许多人都把自行车牌摘掉,这种行为本身表明了他们意识到这种抗议是要失败的,如果认为要胜利那还摘车牌干什么?”说明刘迪对于自己将面临的危险处境非常情楚。

第二,面对如此偶然发生的群众运动,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能在现场发出这么理性的声音,说明刘迪有着极高的公民素质和超前的思想修养。如果知道红卫兵在文革中都做了什么;如果知道在文革的政治生态中,中国的百姓是怎样盲从地被利用,就知道刘迪在现场的表现是多么难能可贵。

当时,北京警方因为没抓到这个留着小平头的符号式人物,转而控制了刘迪的父亲,试图让他交待出儿子的行踪。据刘迪的姐姐回忆,父亲当时对公安说:有刘迪这样一个儿子我很骄傲。而全不知情的刘迪,离开广场之后,便去了外地云游。

公安局公布了通缉令,各地都非常警觉。刘迪在泰安赶火车时,因为没有手表几乎误了火车班次,行色匆匆中被执勤者拦下询问。虽然通缉令上刘迪的名字是假的,但通缉令上的照片暴露了他的身份。于是,在事发后三个多月,刘迪落网,也住进了半步桥。

刘迪出狱后,父亲得知他是因为没有手表而暴露了身份,专门为儿子买了一块手表。这是一对怀有赤子之心的父子深情,又何曾不是正义之士的惺惺相惜呢?

1976年是中国历史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唐山地震;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被抓。

从11月初开始,在“四五”事件中被捕的人陆续出狱。因为抓人太多,半步桥看守所也从此闻名于世,并且失去了神秘感。我的案子虽然与此案无关,但也被归入了反四人帮的案件,按照中内的指示,于年底前被释放出狱。且不说这一事件对于彻底结束文革、对于中国现代化历史意味着什么,仅就对我个人来说,它起码改变了我的遭遇。

从后来官方披露的材料上得知,当时被抓的共有388人,但这些人被放出来后并没有马上得到公正的结论。从1976年底到1977年初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社会上要求平反五四的呼声不断,北京大学等地贴出了许多大小字报,“天安门事件不平反,八亿人民心不安”的大标语和“人民万岁”的传单出现在王府井等繁华的街道上,人们将酒瓶挂在树枝上表示对邓小平的支持。因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案件共86起,抓捕16人,其中包括孙维世的侄女、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孙央的女儿和原国民党将军程潜的女儿。

在广大群众生生不息的反抗声中,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邓小平恢复工作。1978年8月9日共青团北京市委在北京工人俱乐部召开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9月至11月,各报陆续刊登了天安门诗抄和英雄事迹。而这一切都是在这一事件没有平反前新闻媒体的自发行动。

1978年12月24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该次会议的公报宣布:“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至此,参与天安门事件的和呼吁平反天安门事件的所有涉案人员都得到了平反。

此前,北京出版社受命,以“童怀周”(北京外国语学院部分教师的笔名)为主,组成11人写作组,编写《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该书意在把颠倒的历史再反正回来,于1979年4月完稿,10月出版。刘迪作为该写作组成员,经常在写作组驻地出现,我也得以在那里与他相识。

我试图尽可能描述这一事件的全貌,希望从这一历史过程中看到刘迪和他的朋友们都做了什么。那是一场有百万人参与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场运动把中国带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但和任何一场重大政治事件一样,承担后果的往往是极少数人,在历史的机遇面前,他们以非凡的勇气和优秀的素质创造着历史。我们常常称这种人为英雄。而刘迪有自己的解释:“我也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分内的事,这是我的本分。”什么叫做本分?他接着说:“好好学习是学生的本分,种田是农民的本分,做工是工人的本分,而面对法西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奋起造反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本分。”时代的奇迹刘迪出生在一个本分的家庭,他的父亲生前是生物制品专家、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血液制剂室主任刘隽湘。他在专业领域里的贡献数不胜数,其中一项与公众离得最近的,是推动了我国的单采血浆术。这项技术是指将献浆员的血液抽出后,分离成血浆与血球两部分,红血球回输到献血员体内,血浆用于制作生物制品。刘迪的父亲在60年代研究这一技术时,艾滋病病毒尚未被国际医学界正式命名;1979年,单采血浆术由天津中心血站试行,很快就在全国范围被迅速推广。三十多年来,这一特殊行业,曾因采血之乱引发令人闻之色变的中原艾滋之祸。2008年,《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问世。而在公众视野里,早于1999年离世的刘隽湘身份亦就此尘封,唯一的讣告刊登在一份发行千份的专业学术刊物上。

刘隽湘早年就读于北平燕京、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和哈佛大学医学院,解放战争后期,被先于他回国的导师汤飞凡一个电报召唤回国,代他主持南京政府的中央防疫处。解放军进军北平后,刘隽湘将该处所有资产完整地移交给了军管委。汤飞凡被国际上公认为“衣原体之父”,是他将沙眼从人类高达90%的发病率降到10%以下。1981年汤飞凡被国际沙眼防治组织授予金质奖章,并提名诺贝尔奖,此时,西方人还不知道,他已经在反右运动中自杀身亡,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汤飞凡。

之所以谈及刘迪的父辈,是因为在了解这一切之后,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命运的相似性,刘父与刘父的导师,以及刘迪与刘父,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而他们的名字只在圈子里如雷贯耳,在公众中却鲜为人知。其次,我想让读者知道,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了刘迪这样的人格。

据刘迪的发小回忆,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打过人,连一句骂人的脏话都没说过。刘迪的招牌衣着是永远洗得干干净净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人的劳动布工作服,黑色布鞋,雪白的棉线手套。他是我见的最讲卫生的男性,也是我见过的衣着最不讲究却最干净的一位男性。据说文革之前他的职业理想是当一名医生。刘迪的招牌表情是笑。由于他天性幽默,加上特别聪明,看人看事总能一步到位,所以他的笑容很丰富,友善的,开朗的,讽刺的,有时是矜持或者腼腆的。被人们称为英雄、汉子的刘迪,其实骨子里始终留有一份童真,接触过他的人无不为他从内到外的纯净而吃惊。一位曾经受到过他帮助的朋友这样表达:“一个人一生怎么可能像他这样一点私心都没有?”的确,刘迪是这个时代的奇迹。1978年,当他正备考研究生时,他与朋友们的事业遇到了困难,他把自己的家和时间都搭了进去,与改变个人处境的机遇失之交臂。他一生没在一个正式单位工作过。当八十年代喧嚣尘埃落定,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渐入中年的同辈人纷纷把精力转向功利之事,刘迪把更多时间花在公益事业。他与朋友李南一起,作为自然之友的志愿者,负责调查中国的环境意识现状,经常钻到图书馆里去做数据统计。近十年来,他开始饲养流浪猫,为了这些动物,他放弃了许多旅行与聚会。

有朋友不禁追问,刘迪为什么要选择隐身?他为什么不仅对流俗的社会、而且对志同道合的好友也要隐身?为什么我们对他如此熟悉,却又觉得如此陌生?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大家突然发现,他的经历简单得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编写讣告都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也许,除了不愿意接受感恩和报恩之外,除了要与那些夸张矫情、博取虚名者划清界限外,以他的清高个性和高贵尊严,他无法容忍世人的误读与误解,更不想让犬儒般活着的人们难堪。

                                                                           2011-10-23 

 

 悼刘迪

作者:张爽

第一次见到刘迪是在胡子家,是在1994年的那次《今天》十五周年聚会上。那天去了很多人。刘迪说话不多,只是偶尔笑着用极精确、简练的话轻松回答了几个朋友抛过来的问题。他的大而圆圆的“小平头”就是他的符号。这个发型从来没改变过。他穿的是一件比较新的劳动布工作服。这件工作服刘迪一直穿着,大概总是仔细地洗得特别干净,后来都洗褪了色,刘迪还一直穿它。

说到刘迪的衣服,我印象最深的,除了这件蓝色劳动布工作服外,还有一件棕绿色的皮夹克,很多年以后,皮夹克都快被刘迪穿碎了。在我的印象里,刘迪夏天一定会穿那件洗褪色的工作服(从没见过刘迪穿体恤或者短袖衬衫),冬天只穿这件皮夹克。刘迪从不拿背包什么的,他走到哪都是一身轻松。

第二次见到刘迪还是在胡子家,章立凡也去了,凭着身高马大章立凡喝得很猛,最后在胡子的北屋里大吐不止。章立凡本来忍着尽量不吐,可刘迪不知从什么地方给章立凡找到了一个大盆,章立凡立即把整个脸埋在大盆里,开始伴随着大声的吼叫狂吐不止。我在胡子的南屋里被章立凡发出的吼声吓坏了,心想,这下完了,这大个子肯定要喝酒喝死了。刘迪笑意盈盈地在北屋帮助章立凡完成大吐之后,神情自若地清理了垃圾,直到章立凡消停了,他才来到我们呆着的南屋,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第三次见到刘迪是在什么时候,我忘记了。

慢慢地,刘迪就像其他哥哥姐姐一样,成了我参与他们那理想未来主义生活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转眼到了2003年,有一件事很快被大家传为美谈,那就是有关刘迪养猫的故事。那一年闹非典,很多人家抛弃了小猫,刘迪成了救猫的人,他好像最多的时候在家里收留了13只猫。我很好奇,刘迪怎么变成了养猫人了?这有点不靠谱。

2005年,我带着脱离婚姻的空虚、自我拯救的热情和对油画技法的痴迷在燕京神学院完成了那幅历时近两年的壁画。那天是4月里的一天,阳光很好,我请刘迪、铁生、南生和许多朋友去看那幅画。刘迪穿着他的皮夹克,他那双干净、明亮的大眼睛照见我的那幅有点像乌托邦的画,真是相互辉映。我不是说我的画好,我是想说我从刘迪的眼中看到了我的画好在哪。从神学院出来,我想让大家找个地方一起坐一坐,吃点东西聊聊天。刘迪说:“看了这样的画,还吃什么东西啊。”他说得轻描淡写,但是他的那句话是我到现在听到的对那幅壁画最美妙的评价。我非常感动,我不太会对这样的鼓舞做出什么回应,一直是这样,很多朋友都用心评价过我的画,我都回应得很机械,没有流露出我本心的感动来。

那次观看壁画之后,刘迪说要看看我的其他画。我有些紧张,第一,我的作品数量少;第二,我从不肯开放我的所有作品,除非是我特别信赖的朋友;第三,刘迪是个鉴赏家,他知道什么是美的,什么是真的。刘迪后来一直在促成一次能让我轻松地给他看看画的机会。

2005年那次去看燕京神学院壁画的兄长中已经走了三人:白南生、史铁生、刘迪。此刻,我默默地敲出他们的名字,泪水已喷涌而出。

忘了后来是哪年了,在程玉家再次遇见了刘迪。那天老鄂和徐晓给大家烙春饼,大家带去了很多搭配春饼的副食,我带去了我酱的牛肉。在洋溢着很久没有的安全感和暖意的巨大饭桌上,大家突然想念起刘迪来,小玉给刘迪打电话让他来,他答应了。在刘迪到达之前的谈话中,大家谈起刘迪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不知他是怎么生活的。还谈到文革中的批斗会,我当时问了一个很幼稚的问题,我说不明白什么是“喷气式”。这时,正好刘迪敲门,他进来之后就被大家压住“喷气式”了一下,刘迪还是那个笑容,他顺从地接受了“喷气式”。大家问我看明白没有,这就是“喷气式”。刘迪被大家压了好一会儿,等他抬起头的时候,脸都憋红了,可他却还是像孩子那么笑。我给刘迪卷春饼,炫耀我酱肉的手艺,刘迪平心静气地说:“这还不简单,哪能算什么手艺。”一个朋友关切地问刘迪没有收入靠什么生活的,刘迪还是平心静气地回答说:“你管得着吗?我又没管你要生活费。”他的这句话没有让大家觉得有什么过火的,反而一块石头落了地,大伙直接把话题扯到别处,再没人关心刘迪是靠什么活着的了。

一边吃着春饼,刘迪一边轻描淡写地给我讲他和他的猫的故事。他说他已经把猫训练到猫以他为上帝。他想尽办法每次进到猫舍的时候都让猫感到他是从天而降,走的时候也不让猫发现他是怎么走的。这样猫就自然把他当做了从天而降去无踪影的神。他每天都带着猫散步,他的猫一步都不会离开他,对他崇拜到五体投地。到了发情期,他就让猫们去尽情谈恋爱,如果发生尿道炎等等小病,他都能给他们及时治疗。

我听得出神,央求刘迪把这些故事都写下来给我看,刘迪微笑着用他那老北京腔轻轻地说:“其实可以写一本书,不过我没时间写。”那天夜里,小玉开车把刘迪和我分别送回家。刘迪说先送我。路上,刘迪突然提出顺便到我那儿去看看画,我说没问题,但是小玉当时博士伦眼镜没戴好,她的眼睛很疼,她还要坚持把刘迪送回通县去才能回家摘眼镜。于是大家商定改天再来看我的画。

给燕京神学院画了壁画之后,在齐铁英牧师做院长主持神学院工作期间,齐牧师对我一直有特殊的关照,每次外国管风琴师来演奏,或者外国合唱团来演唱,他都会正式邀请我去神学院看演出,而且齐牧师每次都给我带朋友的权利,人数也不限制。一次,神学院演出一台外国一个神学院很著名的合唱团的精彩演出,我邀请我的姑姑、刘迪和一些其他的朋友去听。刘迪在电话中和我商定上午先去看我在画室的画,下午我们一起去神学院听合唱。我同意了,并约他上午10点到画室。去的前一天,刘迪说时间有点紧,他还是想直接去神学院。

那天之前我画了两把扇子,一把上面画的是素梅,准备送给齐牧师;一把上面画的是一只“虎虎有生气”的大猫,准备送给刘迪,并提书:“养猫者纳凉”。

我坐姑姑的车一起到了神学院,画壁画的全程我都是坐公共汽车或打车去神学院的,所以不太认识路,姑姑一路一直数叨我笨得连路都说不清,我非常怕她,就像小时候怕她一样。我奇怪我都长这么大了,怎么对姑姑的怕有增无减呢。其实那天姑姑对我比小时候客气多了,她没有大肆地数叨我,就算给我面子了。

到了神学院,刘迪已经到了,因为天很暖和,他穿着他的褪色发白的工作服,消瘦白净的脸上仍旧是那副不变的微笑表情。我送给他那幅扇子,他很高兴。他打开扇子欣赏一番,发现了问题。他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其实我不是养猫者。”我立刻反应过来,他是爱猫者,是救猫者,是猫主教。刘迪是他的猫们信仰的神。演出非常精彩,那些神童的和声如同天籁。大家都很满意。刘迪的眼中闪烁着明亮的光芒。但我发现他虚弱多了,身体似乎大不如前。

刘迪和我坐姑姑的车回程,姑姑有洁癖,她嫌弃刘迪的工作服,这让我非常后悔和她一块来,再加上来时的路上她说我笨,我对她很生气。姑姑把刘迪送到了八达岭高速路的马甸那个口。她开车送我回花园村。姑姑不知道我的朋友和她的朋友的本质区别就是我的朋友基本都不生活。她奇怪我怎么能交一个穿着一件快洗破了劳动布工作服的老头朋友。我简直是强忍着发火告诉她:刘迪是我的朋友中最有学问的一个。

这一次,虽然请刘迪听了天籁一般的合唱,却仍旧愧对他,我应该和他一起下车,把他送回通县,我真的应该这么做,但我没做到。

齐牧师又一次来电话让我去听管风琴,我又给刘迪打电话。刘迪说他去。第二天齐牧师打电话说改日期了,可是我把改日子的事只上网群发给了大多数朋友们,而刘迪不上网,我竟然忘了给他打电话了。他从通县赶到地处昌平的神学院后才发现改日期了,他给李南打电话,李南给我打电话,我又给他带去的朋友的手机打电话,这样才算确认白跑了一趟,演出改日期了。刘迪很宽容,他没有责怪我没通知到他,但我很歉疚,真的很歉疚。

2011年秋天,从李南那听到刘迪生病住院的消息。李南说要把刘迪的一只猫给我,我没要。这只猫后来几经周折终于通过黑大春找到库雪明代养。李南告诉我刘迪的身体住院之后反倒每况愈下。我很想去看望刘迪,李南说不方便,等方便了再去。

上星期一(2011年10月10日),李南一大早来单位找我,我请了假,我们又一起到通县找王力雄,希望能找到什么办法把刘迪送出国好好治病。李南一路上一直很沉默,想心事。王力雄建议先在国内把病医治好,这样才能具备通过出关时移民局要求的基本身体条件。。李南说其实刘迪除了治病之外根本就不愿出国。吃饭的时候,王力雄带我们去了宋庄小堡,正好芒克的画室在小堡,就把芒克也一起约出来想办法。事实上李南知道,一切都晚了,没有办法了,她只是尽全力跑跑、问问,她尽了全力了。我要到医院去看刘迪,李南不让,坚决不让!她说刘迪不想见任何人!

昨日清晨六点,收到桂桂短信:“刘迪走了。”上班后我给李南打电话,请她节哀。李南让我给王力雄打电话告诉他。我给王力雄打电话:“刘迪走了。”王力雄说:“啊,这么快?!”然后他笑了,说“走了就好”。我说:“你自己多保重!”我以为王力雄是因为刘迪肺癌的痛苦解脱而慰藉。今天收到王力雄的EMAIL:“你告诉我刘迪走了,我以为他去美国了,我说这么快,心里想的是肯定走了相当不同寻常的路径,否则从未见过这样顺利的。这种路径应该不能对外说,所以我在明知有人听的电话里,自觉地没有多问。哪里想到,他是走到了另外一个世界。”10月19日,我填八声甘州词悼念刘迪兄长,并以此文、词敬谢英灵生前鼓舞我画好画!

和八声甘州——悼刘迪

看秋风瑟瑟悲煞天,似是故园秋。乱国殇繁紧,英雄零落,独上高楼。但恐志存岁减,事事怎堪休。看盛事烟水,君非同流。

忖量山高路远,日暮穷途邈,华国渐收。慕好汉形迹,总乱世勾留。盼英魂天楼低望,念一回,两世架方舟。岂知我,稍歇停处,悼记悲愁。

                                                                  2011/10/20

 


 终于知道了你的名字——终于完成了一个心愿

作者:凤凰花又开2009

来源: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2396462&PostID=36365338

刘迪,这个在文革白色恐怖中示范公民意识的人,这个为中国政治健康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今天——2011年10月25日——在距离你的四五35周年之后的今天,我终于知道了你的名字。

“有的人死了,却依然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有名,提起来人们要不一脸茫然,要不一脸鄙夷;有的人无名,提起来却会立刻激起人波涛般汹涌的情绪和油然而生的感念。刘迪,谢谢你为我们做过的一切,谢谢!!今天在友人的博客中看到“悼念‘小平头’刘迪”的文章。“劉迪1950年生於北京,1968年他以知青身分到山西插隊。1976年3月返京不久後即發生「四五運動」,他在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講。因當時留平頭,「四五運動」被鎮壓後,人民日報社論中稱他是「那個留小平頭的傢伙」。「四五事件」後,劉迪被列為全國頭號通緝犯,不久被捕。「四人幫」倒台後,劉迪1977年初獲釋。鄧小平復出後,四五運動獲得平反,劉迪被官方授予「反對四人幫的天安門廣場群眾運動英雄」稱號”。

四五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插队的农村当乡村教师,那天早上到学校的路上,听着田头大喇叭的广播,因为听不清楚,只知道天安门广场出事了,但是具体的就不清楚了,到学校后,学生叽叽喳喳的也在议论,我问他们,你们听清楚了吗,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吗?一个学生说,听清楚了,叫“萧平头”。

因为学生有口音,我当时想,怎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呢?后来才知道是“小平头”。小平头是那个时代男孩子最爱的发型,它让人显得异常的挺拔和朝气蓬勃。回北京上大学后还曾向当时在北京的同学打听这位“小平头”的名字,没有打听到,再后来,远离政治,就没有再去打听了,但是,心里一直还是记着这位民主斗士的。

自己为了逃避政治而从国际政治专业改行学心理学,学着学着,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可能绕开政治,发现政治清明的国家,不仅个人而且集体都会有健康的心态,发现我们要有清明的政治,是离不开这些伟大的先知先觉的。

刘迪,这个在文革白色恐怖中示范公民意识的人,这个为中国政治健康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今天——2011年10月25日——在距离你的四五35周年之后的今天,我终于知道了你的名字。其实,不知道你的名字也没有什么,你始终存在于我的记忆深处,想起你,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剃着小平头的永远的年轻人,那样昂扬、挺拔、忧心忡忡而又充满必胜信念地在天安门广场上振臂高呼的意像。

“有的人死了,却依然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有名,提起来人们要不一脸茫然,要不一脸鄙夷;有的人无名,提起来却会立刻激起人波涛般汹涌的情绪和油然而生的感念。

刘迪,谢谢你为我们做过的一切,谢谢!!

 

刘迪资料:

劉迪1950年生於北京,1968年他以知青身分到山西插隊。1976年3月返京不久後即發生「四五運動」,他在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講。因當時留平頭,「四五運動」被鎮壓後,人民日報社論中稱他是「那個留小平頭的傢伙」。

「四五事件」後,劉迪被列為全國頭號通緝犯,不久被捕。「四人幫」倒台後,劉迪1977年初獲釋。鄧小平復出後,四五運動獲得平反,劉迪被官方授予「反對四人幫的天安門廣場群眾運動英雄」稱號。

幾十年來,劉迪一直沒有固定工作,但靠紮實的英文功底,幫人編纂、翻譯、校對一些書籍資料謀生。他喜歡鑽研歷史資料,經常與朋友談古論今,被譽為「民間學者」。今年4月他感覺身體不適,至2011年10月18日因病情惡化在北京逝世,終年61歲。


    
    1976年春天的广场(注:网上流传照片中的人是刘迪,应该不是。不符合刘迪的小平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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