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潘怡 （附：潘怡遗文：《昨夜西风》）
作者：吴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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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潘怡 （附：潘怡遗文：《昨夜西风》）
作者：吴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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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潘怡 又一位草原知青走了。 国庆节长假后上班的第一天，我打开电脑，登录我的博客，发现网友杰林“关注”了我。我随即点击杰林的博客，首篇9月29日发表的博文突然把我惊吓，三行字：“我们的好朋友，好姐妹，当年赴内蒙插队共患难的知青战友潘怡于今天5点20分因病不幸在北京去世，享年60岁。”真让人想不到！去年11月的一天早晨，我还听我们办公室的白鹤群说有个女的问候我来着，我问是谁，他答市工商联的，我才想起是潘怡。她是看了我博客中提到曾与白鹤群在成都春熙路街头散步，正好在朝阳区政协看到白，就想到问候我的。说起来，她也是新浪博友，网名是Happy。她早就关注了我的博客，并转载过我的博文《追思邢奇》、《锡林郭勒盟北京知青的草原情怀》。从她的博客我猜到她也是草原知青，是个女的，还认识我。她到底是谁呢？后来还是她自己揭开了这个谜。 潘怡也是草原知青，曾在西乌珠穆沁旗杰林牧场插队。与我是锡林郭勒盟师范学校同学，她是1977届的，我是1976届的。回到北京后，又都从事地方志编修工作，她在市工商联，我在朝阳区政府。 她对工作勤奋、认真，成绩斐然。据在她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发放的材料介绍（见上图），她在市工商联工作28年。工作初期，她参与编写了《当代中国的北京》、《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卷》、《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北京工商史话》第2、3、4辑。此后，她为全国工商联《工商史苑》撰写人物传记十余篇，为全国政协、全国工商联、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文史馆提供许多文史稿件，为国家级、省级刊物撰写十余篇高质量文章。1990年至2006年，她负责编写《北京年鉴》工商联条目，同时完成市工商联大事记及12万字的市工商联史稿。在编纂《北京志工商联志》时，她到多家图书馆查阅资料，走访知情者百余位。她力主在修订稿中增加旧商会内容，时间从清末横跨至1949年。并将“对资改造”由百余字扩展为9800余字，突出了有别于民主党派志的独特性。 潘怡是个少有的才女，她对草原知青文学的贡献此文中还没有提到。除了在《草原启示录》、《青春方程式 50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收入这本书的她的文章是署名山泉的《昨夜西风》）等知青文集中看到过她的回忆文章，我还在一些知青征文中看到过她的作品，写的都很细腻、生动、感人。记得一篇好像是她写的吧，写到草原的鼠害之猖獗：粮库里码放着整麻袋整麻袋的面粉，用木棒重重地敲，从麻袋里竟相继窜出十几只大老鼠。看过她的博客后，我很想看她自己写的精彩的博文，可是很遗憾，她博客里的文章几乎全是转载的，尽管篇篇精彩。我想，她是对工作太投入了，全力以赴。她是把写博客的时间都用于工作了。 10月9日，我参加了她的遗体告别仪式，见到了曾在东乌珠穆沁旗满都宝力格公社白音高比生产队插队的她的姐姐和姐夫，见到了包括博友杰林、星河虎在内的十位杰林牧场的老知青。从他们口中了解到她的病情。她是在春节期间查出是肺癌的。当她觉察到她病情的严重性时，很看得开，要求不要做过分的治疗。没想到她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追随着邢奇、李三友他们去了。 我不想再说什么。想着还有很多熟悉她的人不知道她的消息，写下这一篇博文。 2012-10-11 相关图片欣赏请移步作者博客：
潘怡遗文： 昨夜西风 山泉（潘怡笔名） 1967年初夏的傍晚，我放学回家，楼前停着两辆三排座的轿车，谁家来客了？我猜想着。当我刚拧开家门，手臂即被反拧住，只见六七个穿旧军衣、带红袖章的大学红卫兵站在我家走廊里，看我胸前还戴着红领巾，他们迅速松了手，并对我展开宣传攻势，让我与父母划清界限。几个房间被翻得乱七八糟，一片狼藉。抄家后父母便被隔离审查。1968年，家中再次被抄。此时，学校里正动员66届下乡，同楼小伙伴相约去内蒙草原插队，她俩的家长还没受到冲击，为使学校能批我，我们将三个人的名字写在每一份决心书上，并将我的名字放在她俩中间。我们是68届的，由于态度特别坚决，学校终于批准了。在几百名报名者中才批准了11人。 汽笛长鸣，车轮转动，手臂挥舞，列车中响起“军垦战歌”的旋律，别了母校，别了老师，别了同学们，别了亲人们，别了北京城…… 不久，我们学会了用牛粪、羊粪砖烧火做饭，摇辘轳，挑水，挤牛奶、熬奶茶，做奶豆腐，炼黄油等生活本领。饱尝“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经受“脱坯、打墙、活见阎王”，打石头、打井、烧砖、耪地、薅苗、打草、割麦、赶牛车等牧区的劳作一一经历。 当民办教师是我最愉快的时光。那时，我是一师数科，兼教数学、语文、体育、美术、音乐、常识等。没有教科书，就教自己上学时所学过的内容，跟着半导体学新歌，托人从北京购教科书；此时，对孔夫子所讲“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礼记》）深有体会。我教给孩子们文化知识，孩子们又使我学到许多社会知识，而最深的感受是自己知识的贫乏，难以满足孩子们旺盛的求知欲。天天与聪明纯朴的草原孩子相处，可忘却许多痛苦。老乡们在生活上对我关心倍至，常送各种稀罕食物给我们，如鸡蛋、炸饣果子、崩豆、瓜子、奶酪等，还送给我们十几只毛绒绒的小鸡。两年后，当我被调至场部小学时，这些孩子们都哭了，他们步行送了我几里地。 在场部小学我有幸结识蒙文教师A。A的丈夫曾是图书馆管理员，文革初起，他冒死将馆内一批中外名著收藏起来。以后，他们夫妇由盟至旗、由旗至牧场，多次搬迁，能扔的全扔了，唯有这一柜书籍与他们相伴。A老师看我好学，将秘密悄悄告诉我，约我晚上去她家看书。那外表酷似旧碗橱的木柜中，整齐地码放着一排排的书籍，看到那熟悉的书名，我真欣喜若狂，以商定每次借一本，并用报纸包好，她再将小柜锁好。 在那漫长的，多雪的冬夜，守着熊熊炉火，在昏暗的油灯下阅读世界名著，别有情趣；犹如走进圣殿，与善良智慧的朋友倾心交谈，我感受到精神世界的欢乐、博大、精深。不由回想起童年，我家搬家，家俱仅装了半卡车，书籍书箱等却装了三卡车。我家书籍之多，在邻居中，同学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文革时，贴在家门上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批判这些书；抄家时，每次开来几辆车，拉走的也是这些书；线装书、善本书、精美的外文画册，名人字画及父亲自己编著的书……全都被拉走。“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有感于自家书籍鹤飞仙去，这个秘密当时我不曾对任何人透露，每当知青们串门或外出活动时，我便独自躲在屋里在书海中邀游，任凭知青们戏称我为不合群的别子瓜。我曾抄录书中精采片断，为读书笔记，这些笔记曾在附近牧场、公社知青中流传，其中一黑色硬皮大横格笔记本竟传至200余里之远的知青群中，两年后又物归原主，还被细心地包上封皮。 1972年冬，大学恢复招生，牧场也来了两名招生干部。知青们报名踊跃，而我却对他们敬而远之。我深知：上大学对于我实在是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1975年夏，牧场的北京知青没成家或没对象的已寥寥无几。牧场领导、场部小学校长及老乡们都对我十分关心，他们建议我将上大学改为直接上中专，这样成行的可能性大些，又将我的鉴定、评语写得如同劳模般棒，纯朴善良的牧人们认为：上了学，出来就是国家干部，捧上了铁饭碗，对孤苦伶仃的女知青是一条最好的出路。这已是我第三年被推荐，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心中甚不是滋味，我的理想可不是上中专！可我要不走，既辜负了牧人们的一片好意，又浪费一个上学指标，还要影响牧场后来的几批盟、旗下乡知青的“推荐”机会，因此，我决定走。 当我乘坐一天一趟的长途汽车由东大梁下山时，突然我发现，十几里外的公路边上站着许多孩子，车开近时我才看清这竟是我当年教过的第一批分场小学学生。他们听说我今天乘班车去上学，早早便步行来到几里外的公路边上等候着为我送行，并已等了两个多小时。望着他们熟悉的面庞、长高的身影，雀跃欢呼，我噙着泪，说不出一句话。 中专临毕业时，一些同学为能留在盟所在地而开动脑筋，女生的捷径是在当地找对象，有的居然成功。 我毕业时恰是恢复高考的1977年，我多么想参加高考，实现幼时的梦，却下了一纸公文，云“凡中专毕业生，须工作两年以上，方能参加高考”。因此，我被分到离牧场240里远的一所中学任教。我最喜欢傍晚坐在山坡上游目骋怀，看那“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袅袅炊烟，牛马羊悠闲自在，使人回想起牧场的岁月。 1979年初冬，天空飘着雪花，我在教室讲课，忽见学校办公室台阶上坐着两牧人，任雪花飘落，不进屋避雪。我随下课铃声走出教室，惊奇地认出：这是我牧场的北京知青。我忙请他们进屋，他们简短地告诉我，牧场的北京知青已走得差不多了，他们是最后一批，因不忍心将我一人扔在草原上，特意赶来告知；如愿意同归，他们可帮助办理迁京的全部手续。我即委托他们帮忙，之后，他们匆忙开拖拉机顶风冒雪离去，连口热水都没顾上喝。望着渐渐被雪覆盖的车辙，我陷入沉思…… 自上中专后，我便与牧场知青失去联系，已近四五年，他们却没有忘记我，特意冒着冰雪严寒来报信，这是多么诚挚的友情。其中一男知青是我中学高年级同学，已与牧民姑娘成亲；另一男知青曾与我在同一分场，较内向。牧场知青深知：凭我当时的家庭情况与我本人的活动能力，我是绝对办不回北京的。先期办回北京的同学轻车熟路，他们的家长也热心相助；牧场的同学与旗里干部已亲如家人，北京、牧场配合默契，很快，我们这最后一批知青就全顺利地迁回北京。 那年，我26岁，在街道与比我小整整十岁的中学毕业生一起等待分配工作。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是“旧教育制度的牺牲品，新教育制度的试验品，分配工作的处理品。”当时条件稍好些的单位都不愿要知青，认为知青高龄、低能、浑身毛病。记得某年春节，公共汽车售票员对乘客讲“请留心钱包，上山下乡知青回城了。”社会对知青存有很深的偏见，更有一些人视知青为下九流。虽然知青中不乏大队、公社书记；医生、医师、教师、机械师、兽医等。但回北京后，在新的工作单位，知青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我所在单位是文革后重新恢复的事业单位，三教九流通过各种关系，纷至沓来。除我一人，均享受“以工代干”，每年转干一批，单位头儿说：“知青是工人，不能转干”，也不许参加“转干考试”，工龄由到新单位之日算起，工资拿全单位最低的一档。（注：工龄后根据文件，改为从插队时算起。） 1981年9月9日，父亲不幸故去。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时，广场上停满各式轿车，与会者多数职务高于先父。先父生前曾两次乘坐老友的红旗轿车去医院看病，受到乘普通汽车就医时截然不同的待遇，使我初次领略世态炎凉。回京后结识的他，也赶来参加追悼会。遗体告别后，他伴我漫步于八宝山林荫小路，款款细语。金色阳光、和熙清风，鸟语花香使人感到生之美好，我那悲伤之心似感轻松。他又随车来到我家，与我全家人同在先父遗像前合影。在送他回家的路上，他突然吞吞吐吐地讲：“咱们是一场误会。我母亲不同意我和你交朋友……因你不漂亮……我交女友曾伤透了心，这辈子再不愿交女友了。我是个懦弱的人，我不能不听我母亲的，她这一辈子不容易……”他这一闷棍打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特殊氛围里，令我震惊。不由回想起两年前，回京不久我即入夜校学习，因家远我下班即先去夜校。教室设在一哥德式小楼内，环境幽雅。上课前一小时，大厅内仅我一人，十分安静，后他也到的很早，我们便相识了。他比我大五岁，是党员、先进工作者，也曾插过队，因父亲右派问题而仕途坎坷。本人是建筑工，被社会歧视，又遭女友抛弃，自卑感很重。这些我均感是可以理解的，是令人同情的。我与他谈文学、谈音乐、谈建筑、谈插队……似有共同语言；北京的一些园林名胜、大街小巷开始洒下我们的足迹；我领他拜见我父母，又介绍给我的好友；我们曾荡舟昆明湖，夕阳将天水染为一色，人生似也融于桔红色……遗体告别的当天，发生这一幕，看他痛哭流涕地述说他的“痛苦”，我能说什么呢？爱，应给双方以幸福和欢乐；既然不能，只有分手。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是作人的准则。我虽理智地与他分手了，但感情上却难以平息。 我上中专时，母亲单位的一阿姨主动为我介绍了一男知青。他与我在同一个盟，是独子，大我五岁。当时他父母已将他的户口办回北京，又为他在北京的一家工厂找到工作，但他却迟迟不肯回北京，仍在大队放牧。他父母很惦念他，他的大队距我所在的中专并不远。她之为我们介绍，是为今后彼此能有个照应。她讲他热爱摄影，拍过不少草原风光照片，也有牧民的人物肖像照。她从母亲那要走一张我的像片。此时我22岁，多少懂点事了，有感于她的热诚，在她和母亲的劝说下，动笔给他写了信，表示愿意与之相识。后来，她告诉母亲，他已去学校看过我，可我却毫无所知，也不曾收到他的信。我当时认为：交朋友应男女平等，坦诚相待，而不该是捉迷藏式的。他长什么样？是怎样的人？我一无所知。而他却知道我，手中还有我的照片；这太不公平、太委屈、太伤自尊心了。为此，我执意让母亲要回我的照片，而他却迟迟不肯归还，又不肯露面。母亲说，给他留个纪念也没什么。那阿姨却责怪我不该要回像片，劝我总该给人留有思考、选择的余地。我却非要不可。也记不清过了多长时间，像片终于要了回来，那阿姨也被我彻底得罪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的任何消息。 1991年5月，《草原启示录》编委会召开出版发行会议，会上发给每人一份宣传材料，一个熟悉的名字意外地跃入眼帘，正是1976年那阿姨为我介绍的知青。手中白纸黑字分明写着：他已血洒草原。我反复阅读，不敢相信。可又没有勇气向任何人打听有关他的消息。又过了几个月，我终于得到这本书；我彻夜通读，终于看到介绍他事迹的文章，并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了解他的为人，他走过的坎坷之路，他最终将热血洒在草原的情景……泪水一次次涌出，辗转反侧，思绪万千……为自己当年的固执而内疚于心。 虽然，我曾读过不少描写爱情的中外名著，然而，书中得来终觉浅；22岁的我还不懂“爱”之内涵，也不了解经历特殊年代洗礼与草原暴风雪磨炼的一代知青男子汉的情感世界，……深沉、含蓄、理智；相形见绌，我当时多么肤浅、无知…… 月下老对我是仁慈的。当我还在边远草原深处的牧场插队时，父亲的一位老友就几次三番地提出要与我家结“亲家”，为其子作媒。我父亲当时认为彼此条件不甚相宜，没有同意。我听说后，则以为这不过是老人们彼此说说笑话，如果当真就天方夜谭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先父已不在人世，自发生“一场误会”后，我的感情深受伤害，将精力投于工作与学习之中。想不到这位老友的儿子竟然对我初衷不改；在“误会”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托他家里人登门拜访我母亲。提出想与我家结为秦晋。他的诚挚使我百感交集，感慨系之。亲友们得知后，纷纷表示赞同；母亲说“毕竟是知根知底。”插友云“亏人家等你那么多年”。他的父母更是舐犊情深，给予我俩格外的关照，且每每见面，总要询问“何时才能喝上你们的喜酒？”经过一年多的相处，有感于他对我的情深意笃，我俩终结良缘。 为庆贺之，我们攀上黄山天都峰，饱览雪浪翻腾、万马驰骋之云海；在北海宾馆附近，观赏到“日追月”奇观；清晨，一轮金色玉盘冉冉升起；廿分钟后，红日喷薄而出，金光四射，众人欢呼。那整整下了一星期雨后的瀑布分外壮观，堪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州。”望奇峰、苍松、云海，浩瀚缥渺，似天公在祝福。 1981年北京电视大学中文专业恢复招考，离考试只剩一周时，单位头儿发话“你们能考上，就让你们上，但不给复习时间。”我单位此时有四名女知青相互鼓励，共同考入。在考卷"为何上电大”题下我引用鲁迅先生“中国的脊梁”的有关论述。“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又引“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以自己的来历加以论证。 那年我已31岁，怀了孕。我丈夫极爱孩子，他父母已年届古稀，未曾得孙；我也十分珍爱这个小生命；可临产期偏偏在期末考试的那个月。回想自己求学、求职之艰难；我思虑再三，决定：孩子、学历我全要。在不脱产的情况下，我坚持听课、记笔记，按时完成各科作业；妊娠反应引起的呕吐持续到躺在手术床上，我始终未动摇。我决心拿下一门是一门，绝不前功尽弃。1984年7月1日，我上午参加电大期末考试，下午便被急诊收入医院，子夜时分孩子降生，那响亮的啼哭带给我莫大的欣喜，医生称之为男高音，我感到十分幸福。住院期间，我仍用耳塞机收听电大课程，被护士发现，但她宽容地应允了。“坐月子”期间，我又参加了那学期的其他几门考试，全部通过。 回顾我们这一代人所走过的道路，我们所经历的遭遇，得耶？失耶？福兮？祸兮？ （山泉，1968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到内蒙牧区插队，1979年回北京，现在北京市某机关工作。） （本文选自《青春方程式 50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一书。）
我还是多年前看过这篇文章，内容早已没有印象。现在重读，真是百感交集。文中提到的那年去煤矿中学找她的那两个知青，就是于迪良和我。于迪良是潘怡北京同学校的高一年级的同学，也是牧场知青的领军人物。我在分场小学教书。我们当时都已经结了婚并且拉家带口了。牧场里除了和当地人结婚的以外，各地来的知青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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