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毛妻（外一篇）
作者：田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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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毛妻（外一篇）
作者：田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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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毛妻 小熊按语： 读史读到一本好书——问史求信集。在近年读的史书中，现代史，当代即文革史，浩如烟海，有价值的不多。《问史》的作者是阎长贵和王广宇，闫长贵一度担任过江青的秘书，1968年1月被江青关到秦城监狱，王广宇担任过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1968年3月被关，二人于粉粹四人帮后的1979年彻底平反。文革前，阎是《红旗》杂志的编辑，王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中国素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说法，因为亲历者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可是说出事件真相的，又非当事人莫属。司马迁的史记有130篇，写西汉初年的就占了66篇，一半篇幅以上。当然，现在的人要做到司马迁那样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确实很难很难。
江青和毛结婚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此有没有约法三章？没有，也不可能有约法三章。这事迄今为止聚讼纷纭，说有者多，说无者少。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两个人，一是叶子龙，另一个是刘英。叶子龙从1936年到1962年，做毛的秘书27年，刘英的丈夫张闻天，是毛与江青结婚时中共中央的总书记。 据活了97岁的刘英老人回忆，毛江的结合，在延安引起议论，北方局的王世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从小报上看到过关于蓝苹（江青）的绯闻，一些马列学院的老干部给中央写信，说毛主席同贺子珍离婚我们不反对，可以找个党内的好同志，只是不要找这个风流女子。张闻天是总负责人，意见自然都集中到他这里，张考虑再三给毛写了封信让警卫员送去，信上说：你离婚大家没意见，再婚也应该，但是否选择江青，望考虑。选她，对党对你个人都不大好。毛阅信勃然大怒，一把撕碎，说：“老子是孙中山，吃喝嫖赌！明天就结婚，看谁能管得了我！”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了两桌酒席，没请张闻天。 叶子龙说：“他们（毛江）1938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结婚仪式。战争环境结婚，双方写个申请，领导签字批准就行了。”按照毛的吩咐，叶子龙在1938年11月20日和21日分两次办理了两桌酒席，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酒席不丰盛，而这个办酒席的日子就是毛和江青正式结婚的日子。至于江青担任什么职务？很自然的说法是由江青照顾毛的日常生活，并没有确凿可信的材料证明中央有具体约法三章的限制，说江青不能做什么。从历史事实看江青除“毛妻”外也还是有职务的，1947年中共中央撤出延安，陪同毛留在陕北的江青被任命为中央直属大队政治协理员，做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党内机关的正式职务；1951年江青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没有局的设置，处长相当于现在的局长；1956年由周恩来提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江青为毛的五大秘书之一，级别为副部级。 历史是不能用逆推法的，从蓝苹到江青，是一段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1938年，江青是向往革命的浪漫青年，毛是革命领袖，白求恩1938年8月2日在加拿大的报纸上发表过一篇介绍延安抗大的长文，文中最突出的抗大女生就是“来自上海的电影演员”江青，白求恩说：“几个月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的宠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它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胭脂，没有香水，她像其它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牙膏。”她快乐吗？白求恩认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和淘气”。
1968年，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江青除外）给毛和林彪写了一封信，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在上海某杂志发表的公开信，从这封公开信看，江青同志早在三十年代就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了。与会者签名表示要向江青同志学习。蓝苹的这封1937年5月的公开信原载《大公报》，《电声》杂志第6期全文转载，标题《我的自白》，提要：唐纳蓝苹婚变，蓝苹自述离合经过，与唐纳早无关系，结婚时并无婚书，他对我不忠实，我也已有新爱人。在这封公开信中，蓝苹对脚踩两只船、动不动就自杀的唐纳深感厌恶并表示不会屈服于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压力而自寻短见，这封公开信在延安时期被作为党内反对毛与江青结婚的绯闻材料。 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集体签名的这封信，毛不仅画了圈，还亲笔批道：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
大约在文革前的六十年代，江青住在杭州，毛也在杭州。江青为一件小事责骂服务员张素兰，张素兰心里很委屈难过，一个人跑到西湖边去哭。按照当时的阶级路线，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苦出身，她的贴身护士干脆就是个孤儿，她们对党对毛主席怀有深厚感情，工作绝不敢有一点懈怠，因此一个人受到批评，大家心里都不好过，“一人向隅，举座不欢”。生怕张素兰一时想不开，有个三长两短，便有几个人去西湖边把她找回来劝慰她，毛的大女儿李敏知道后报告了毛。毛带着警卫员过来了，他很和气地对张素兰说：“小张啊，江青有病，脾气不好，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跟她计较，我给你道歉。服务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你们给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毛的一番话让这些20多岁的女孩子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从此，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毛主席服务，成为她们工作的强大动力。
毛是文章大家，他不仅自己写文章，在工作需要的情况下也常帮人改文章。文革中毛为江青改的文章最重要的有三篇，一是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二是1966年11月江青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上的讲话（简称《文艺讲话》），三是1967年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 在江青写到“毛主席领导”的地方，毛都加上“党中央”，写到毛主席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毛都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凡是江青对毛宣扬过分的地方，毛都改得低调些，或者删去。另外对内容不准确或分寸不当的地方，毛都做了细致的修改。比如在《文艺讲话》中，“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文学艺术”这句话，毛改为“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又如在《为人民立新功》的原稿有这样一段：“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像圣经一样。”在这里毛把“我的话也不听”中的“也”字改成“更”字，一下子就把江青的地位拉正了。按照原来“也”字的说法，毛妻似乎将自己与毛并列甚至更高，毛在这里改动了一字，就变成和毛相比，我算老几？连毛的话都不听，我的话就“更”不听了。这样的改动体现了毛文字的缜密和对妻子的真心爱护。 还是这篇《为人民立新功》，江青给毛写信说“缺引证，不够典”，请毛改改，毛在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后加了一段理论性文字： 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时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江青的文章经过毛的修改，提升了内容，规范了文字，同时也增强了江青的声誉。
1975年，毛的侄子毛远新在北京做毛的联络员，江青要毛远新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按目录一一登记下来，毛远新为她做了，接着江青又要毛远新把每个文件都做出内容提要，这就要求毛远新要将全部通看一遍，很费时间，毛远新没有答应。江青为此给毛写信坚持要毛远新为她做内容提要，毛在这封信上画了圈没批语，毛远新拿了画圈的信去问毛，毛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从宏观角度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有其深远的背景和深刻的原因的。但是具体来说，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他究竟要干什么，当时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不知道，第三号人物周恩来不清楚，第四号人物邓小平也是蒙在鼓里。至于林彪，更是“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所以当毛提出“文革”的时候，他们都是积极赞成和支持的。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刘少奇主持会议，所有人举了手的。这些人特别是刘邓，绝没想到会搞到自己头上，他们不仅没有沉默或是反对，反而是以自己理解的方式领导了初期的文革。 那么有没有知情人呢？有，毛妻。文革的启动期，是1965年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就是江青在毛的授意下，秘密组织上来的。拿吴晗开刀的要害并不是什么罢官问题，彭德怀是死老虎了，要害是吴晗的北京市副市长的地位，牵一发而动全身，矛头直指刘少奇控制下的北京市委，这是毛想要触动的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果然姚文受到了彭真的抵制。这样在1966年2月又搞出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标题中“林彪同志委托”这6个字是毛亲自加上的。 正因为毛妻是丈夫最大的知情人，1966年5月8日，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毛妻，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排名在中央候补委员王任重前面。这其中的旨意是不言自明的。 正因为丈夫为妻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平台，丈夫赐予了妻子尚方宝剑，江青和她的中央文革小组才能在全国兴风作浪。
著名的两封信，1966年7月8日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猜他们（指以林彪为首的吹捧毛的人）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这封信对妻子说了一些与其他人都不便说的心里话。 1970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毛认为军队支持保守派，8月4日以润之署名致信江青，提出要武装左派，发枪100万支。
1980年在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法庭上，当毛妻的眼镜成为众多相机的聚焦点的时候，她说：“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她提到毛，就有一位法官插话阻止她，神明不容亵渎。毛妻接着说：“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 2012-08-12
瓜娘本来有自己不俗的事业，也有远大前程的。但是瓜爹当了地方诸侯省长后，她关闭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1999年陪11岁的瓜儿子到英国去读书，2006年的时候17岁的瓜儿子对国内的媒体说，爸爸常常和我议论妈妈，觉得她很伟大，有思想，有创意，做什么事都做得非常好。当年办律师事务所很成功，为了避嫌，她在事业的巅峰期毅然选择了放弃。爸爸说，其实这不是一个人的损失，而是一个事业的损失。他甚至说，如果当时他自己退下来，支持妈妈去做，她会做得更好！知妻莫若夫，“很伟大，有思想，有创意，做什么事都做得非常好”，瓜爹真的一点都没看错瓜娘。2011年11月瓜娘不但亲手毒杀了一个英国商人，还逼得瓜爹手下的副省级公安局长逃进了米国领事馆，这事引起全世界的媒体穷追不舍。 瓜娘认识了一个出身于英国勋爵的名门贵族的英国商人，英商毕业于哈德公学。英商不但做了瓜儿子的监护人，还全力以赴帮他进了英国的精英学校哈德公学上学，英商也从此与瓜家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他加入了瓜娘为圈主的内部家族的圈子里，这个圈子包括国内的红二三代家族还有几个外国人。不久瓜娘介绍英商结识了实德集团的董事长和红三代张某，瓜儿子将英商引入与他们的一项合作中，合作项目涉及到法国的一处地产及重庆江北区的大建设，如果此项房地产项目完成，英商预计可获利1.4亿英镑，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干预，项目最终未能开工。英商非常恼火，要求瓜儿子赔偿许诺的交易收益的10%，也就是1400万英镑，瓜儿子认可的具体赔偿数额与英商差距很大，几经交涉未果，英商将瓜儿子软禁于其在英国的住处。瓜儿子遂向瓜娘通报了自己的处境并转发了英商威胁性的邮件，在邮件往来中，瓜娘称儿子为“小兔”，自称“大兔”，瓜娘自述当时的情景，“在我看来这已经不仅仅是威胁了，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我必须拼死制止他的疯狂。” 瓜娘首先是向瓜爹管辖区的警方报案，公安局长受理此案。由于案发地在异国，又无确切证据，无法采取有效强制措施，鞭长莫及。接着瓜娘与公安局长进一步商议，谋划诬陷英商从事贩毒，诱至重庆，假借抓捕时拒捕为由，将英商当场击毙。公安局长参与预谋后又害怕风险，不愿实施行动。瓜娘无奈最后决心孤注一掷，亲自动手。 内勤人员张某受瓜娘指派，邀约英商到来，将其安顿在山南酒店。此时张内勤并不知晓瓜娘的杀人计划。2011年11月13日晚，瓜娘使其司机（不知情者）购买皇家礼炮威士忌一瓶，自己配置玻璃小酱油壶装“三步倒”毒药水溶液一瓶，交与张内勤，告知其为氰化物毒药，晚11时左右，瓜娘与司机及另一名瓜家内勤人员（不知情者）乘坐一辆车，张内勤自己开一辆车，四人共同前往酒店。 瓜娘独自进入英商房间，其余三人在外等候。瓜娘与英商对饮约350ml左右40%的威士忌后，英商酒醉呕吐，意识模糊，瓜娘唤张内勤进入作案现场，张内勤将毒药交与瓜娘，并把英商从卫生间拖至床上。瓜娘趁英商呕吐后口干要喝水，用小酱油壶将“三步倒”毒药水倒入英商口中，这是一个可怕的场面，英商吐出了口中的氰化物，他们不得不给他灌下更多，随后他们还制造了英商贩毒吸毒的假象在现场洒放下带去的毒品。二人发现英商血压消失后离开房间。瓜娘在门外打出“请勿打扰”挂牌，嘱酒店服务人员不要打扰英商，欲延长英商死亡被发现的时间。晚23：38分，四人驾车离开酒店。 第二天的11月14日，瓜娘将自己的杀人经过，告诉了公安局长，公安局长做了录音。第三天的11月15日上午，英商被酒店发现死亡，报案。公安局长指派与瓜家关系密切的副局长等五人负责案件的办理。在走访和现场勘查过程中，副局长等五人发现瓜娘有作案的重大嫌疑，遂通过制作虚假走访笔录、隐匿物证等手段掩盖真相，并将英商的死因确定为酒后猝死，不作刑事案件立案，警方和瓜娘做通了英商的中国太太的工作，使其认可了酒后猝死的结论，同意不做尸体解剖，就地火化。审理期间还发生了血液样品脱离司法程序，被公安局长及几名高级警官违法随身携带的情况。 从始至终瓜娘的杀人做得一点也不秘密，反而是半公开的，然而，如果不是2012年2月与此事有牵连的公安局长前往米国领事馆寻求避难，毒杀或将成为永久的秘密。公安局长对米国人告发了这件事。家丑外扬，瓜娘和张内勤被提起公诉，受部下投敌和瓜娘投毒的双重牵连，瓜爹也黯然退位，有着辉煌前景的仕途毁于一旦。雄踞一方的诸侯王瓜爹，打黑是他的主要的政绩，人称黑打，因为是毛式的打土豪分田地。他以文革唱红的民粹掩盖他个人强权的一手遮天，为所欲为。 如果是一个民间刑事案件，一个女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独子，铤而走险，投毒杀人，应该是很普通的，但是瓜娘的不普通在于，从预谋到具体方案的设计，从将受害人骗到杀人现场到实施杀人行为，从假办案到真掩盖，她全部都是在运用国家公权进行的，国家的权力在她这里演变为瓜家的家丁，所谓国家公权家丁化。也就是说，瓜娘的杀人犯罪事实，是由国家的公共权力展开、完成、掩盖的，这一切像是发生在中国古代封建割据的诸侯国里。在现代社会里，瓜娘的显然不是单纯个人行为的杀人，其运作符合黑社会组织的特征，在这个组织里瓜娘只不过是个没有正式职务的女人，那么谁是黑社会的老大？瓜爹。 故意杀人罪是在死刑的框架结构里的，米国有线新闻网cnn报道，瓜儿子已经向瓜娘的律师团递交证词，瓜儿子说：“因为对我母亲的犯罪指控中我被认为是犯罪动机，现在我已经递交了证人陈述书，希望母亲能有机会看到我的证词。”瓜儿子没有透露证词的内容，他只是在电邮中强调说：“我相信事实会说话。”如果瓜儿子的证词可以证明英商的确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的话，那么瓜娘所犯的故意杀人罪就有了保护自己儿子的动机，就有可能是死缓。对了，据说瓜娘还患有狂躁型抑郁症和轻度精神分裂，经法庭鉴定为有判断能力，控制力较弱，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最后法庭将如何宣判，我们拭目以待。 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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