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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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一组故事，是我用“虫二”这个网名，在华夏知青论坛上陆续发的帖子。是在网友“老笨”和其他知青网友们的鼓励下，为大家讲的我们家的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没想到网友们都挺喜欢。我事后自己重读，也觉得还有些价值，所以辑录于此。诚如老笨兄所说，这些往事是宝贵的财富，里面负载着几代普通中国人的命运轨迹，咱们再不说，后人就真弄不清了。我这也算是抛砖引玉，希望知青网友们都来讲讲自己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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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姥爷姓孙，孙氏曾经是河北省河间县太平庄的望族，孙家的庄园是一片黑压压的青砖建筑，当年占据了村子的整个北半部。据说孙家的土地最早曾有上百顷，好象是什么年间“跑马占荒”来的，那想必应该是满清建立以前的事情了吧？或许是明朝初年，因元末的战乱造成河北山东一带十室九空，朱元璋从山西大肆迁徙人口充填冀鲁时的事？如果是那样，孙氏更早的祖籍可能是山西。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妈也说不清。 

到我母亲的祖父当家时，财产传到他手上，大概已经过了多次的分割，只有六顷地和四十多间房子了。但他仍然是民国初年太平庄最大的地主。他大约死于１９２３年，他是中风死的，从台阶上一个跟头栽下来，就再也没有动一动。

 这老爷子有四个儿子，我的姥爷是老三，是四兄弟中读书最多的，清朝末年乡试秀才及第。但他没有去努力争取获得更高的功名，却暗中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发生后，不久又有袁世凯称帝的事件，我姥爷很仇视这个窃国大盗，曾潜伏在北京，寻机刺杀袁世凯。他怀揣炸弹，接近了坐轿出行的袁世凯，可惜他不知道一行三顶轿子中哪顶里坐着袁世凯，就凭估计把炸弹投向了正中那顶。袁世凯当然没炸着，我姥爷也得以及时逃走。后来我姥爷投奔了皖系军阀孙传芳，作过他的高级幕僚。还当过河北省徐水县的县长。所以他在老家太平庄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人，当年当地人说起“孙三爷”，是颇有些敬畏的。但他后来逐渐消沉，竟染上了抽鸦片的恶癖。鸦片使他的身体大受损伤，接着他得了一场大病，郎中给他看病，说他活不过一年了。没想到他竟下决心戒掉了抽鸦片的嗜好，渐渐康复了。但他仍然留下了一些隐患，一个是抽纸烟，一个是经常复发的哮喘病。据说他抽纸烟每天只需要一根火柴，早上人还在床上，就划火柴点燃了第一棵香烟，然后整整一天就靠香烟头上的火相互接续，手不离烟，烟不离口，直到晚上上床睡觉。

我姥爷晚年基本上都是依附我妈度过的，所以他身边的孙辈只有我一人。在我的直接印象中，姥爷的形象一点也与早年间搞革命什么的联系不起来，他只是一个喜欢把头发剃得光光的“糟老头子”（这是我妈的话），穿着黑色的棉衣裤，裤脚还为了保暖用布带扎了起来。他整天“吼吼”地喘着，不时咳出很浓的痰来，不过他这时早已戒掉了抽纸烟的习惯。姥爷一旦身上痒起来，就会脱掉衣服，光着膀子在火炉子上烤，呲牙咧嘴地发出“嘶、哈”的声音，显得既痛苦又过瘾。其实我一点也不嫌他，我们祖孙间的感情是相当好的。

那时我妈在剧团工作，经常到外地巡回演出，家里就仅仅留下我们祖孙两人。姥爷怕我夜里蹬掉被子着凉，就让我跟他睡在一个床上。姥爷的床上特别脏，被子从来不折起来，而是将脚下那头用绳子捆扎住，我睡下去之后，发现床上有许多沙子，用脚搓起来特别好玩。但我妈一旦回来，就会马上命令我离开姥爷的床，回到她床上去睡了。她嫌姥爷不讲卫生，怕他传染什么病给我。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算术学不好，姥爷就亲自缝了一个小布袋，里面装上许多一分、两分钱的硬币，摆来摆去教我做加减法。我就靠姥爷的硬币解决了算术方面最初的疑难，后面在小学阶段，我的数学一直是很优秀的。姥爷的毛笔字写得极好，这当然本是早年科举应试的真功夫，现在家里还有他留下的一本手抄的治病偏方，蝇头小楷写得一笔不苟。他还爱看地图，对世界各国的事都能说出个一二来，他是真正的不出门即知天下事的秀才。我刚学会说话，就能把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十几个国家的首都和领导人全背下来，连铁托和哥穆尔卡是谁都知道，那就是姥爷教我的。他还教我唱“义勇军进行曲”，我能一字不错地完整地唱下来，不过是四、五岁时的事情。

姥爷的死却很是凄惨，那是１９５９年的事。

我妈是１９５７年从北京调到湖南来的，我们离开北京时，将姥爷留在了小舅家。小舅是姥爷最小的儿子，本来自幼是最受疼爱的。可小舅妈却不是个孝敬公婆的媳妇，她出身于极富的商人家庭，据说出嫁时的陪嫁队伍比半条街还长。据说当年是她看上了小舅，用了些小手段，才将小舅追求到手了。可一旦结婚，她那种从小养尊处优养成的大小姐脾气很快暴露无遗，小舅性格较软弱，所以在他家里一直是阴盛阳衰的态势。解放后小舅的政治处境不好，舅妈更是没有好脸色给他看。姥爷与这样一个媳妇朝夕相处，自然是十分艰难的事。

我妈离开北京时，给姥爷做了全套崭新的棉、单内外衣裤，每月的生活费还要按时寄到北京小舅家。可不到一年，姥爷就写信来，说小舅家实在不能再待下去，要求到长沙来。我妈去信劝阻，说湖南净吃辣椒，你又吃不了，来干什么？姥爷说了实话，说吃辣椒总比什么菜也没有强吧。我妈感觉到了事情比较严重，马上寄钱去，让姥爷买火车票到长沙来了。姥爷到家后，我妈发现他里外全新的衣裤全穿成了酱黑色，责怪他太不爱干净。姥爷诉委屈说，人家根本不给我拆洗，我只好自己弄点碱水泡泡，晾干了再穿。姥爷患老年性瘙痒症，一吃鱼虾、鸡鸭等就会发作，可舅妈就专捡这些他不能吃的菜买，他只好自己买点豆腐，略放些盐打汤吃，有时甚至只以盐汤就饭。

姥爷离开了不孝的舅妈，却并不见得心情舒畅，原因是我妈性格太强了，他们父女之间时常争执不休。其实他们争的并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大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什么时候该脱棉衣换季等等。有一回我妈下班回来，见姥爷换了棉袄，只穿着一件夹衣，马上急了，冲姥爷嚷嚷：“这才什么天啊？春捂秋冻你都不懂？”姥爷不高兴了，说：“咱老家说：三月三，打地单，还不脱棉袄啊？”于是俩人就能吵上一晚上。到第二天，姥爷果然着凉了，又咳又喘，话都说不出来。我妈就会唠唠叨叨，很久不给他好脸色看。

我想，姥爷若是还有别的儿女可以依靠，他一定不会跟着我妈过的。他年轻时在老家一带声名赫赫，后来家里人也大都敬着他，听我大舅妈说过，她见了爹象老鼠见了猫，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姥爷一定在很长时间内都是颇自负的，起码那种当家长的架子是端得很足的。唯独我妈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并不把他这个“糟老头子”的尊严当回事。姥爷知道这个女儿桀骜不驯，是个“刺儿头”，想必是但凡有可能定会敬而远之的。可是他的儿女们解放后不是处境不好，就是有别的问题不能相处，于是他只好跟着这个性子最倔，从小对他最无敬畏之心的女儿过活，这必是他极感痛苦的事情。依我看，我妈以一个寡妇的身份，独自承担起赡养姥爷的责任，不能说不孝，但从她的性格来说，却实在是对姥爷不“顺”，正是她的“孝而不顺”逐渐将姥爷导向了最后的悲剧。

听我妈说，姥爷很早就有一种自杀情结。他在重庆跟我爸我妈住在一起时，就通过不知什么途径，悄悄存了一些剧毒的氰化物，后来被我妈发现，吵了他一顿，给扔了。解放后我们住在北京太平桥时，他吃过一次什么毒物，就是被我发现的。那时我不过四、五岁，有次跑到姥爷单独住的屋子里去，我叫姥爷，他却木呆呆地坐在床上不出声。我觉得奇怪，跑到我和我妈住的屋子，告诉我妈说，姥爷不知为什么不理我。我妈过去一看，立刻发现情形不对，马上将他送去医院抢救，使他得以脱险。没想到几年后，远在南方的长沙，姥爷终于还是寻了这条短路。

姥爷吃的是夹竹桃的叶子，据他临死前跟我妈说，共有七十多片叶子，是熬水喝下去的。姥爷似乎从来对药物有些病态的兴趣，谁知他是怎么知道夹竹桃叶子可以致死的？１９５９年我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不会再不离左右地跟着他。只记得那天回到家，听我妈说姥爷病了，已经被送去了医院。我说等星期天让我去看看他，我妈神情淡然地应了一声，便不再提这事。可到了星期天，我再说要去看姥爷时，我妈却说，医院里传染病多，去那儿干吗？就这样拖了十来天，我觉得有些疑惑了，问我妈，姥爷究竟出了什么事。我妈问我：“姥爷要是死了，你害怕不害怕？”我说：“他是我亲姥爷，怕什么呢？”她这才告诉我，姥爷确实死了。姥爷喝了夹竹桃叶子熬的水，造成了心力衰竭，被我妈送到医院里后，抢救已经难以奏效。他临死时求生的欲望又升起，流着泪拉住医生的手求救，可已经晚了。几小时后，他死于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我妈觉得姥爷自杀，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加上当时那种政治氛围，更不宜声张，就请太平间的工人为他换上了干净衣服，草草装殓了，雇了一辆板车，将他拉到了城南火葬场。姥爷死后竟然没有任何追悼、祭奠的仪式，恐怕连只花圈都没有，而将他送到人生终点的，仅有我妈一人而已。姥爷的死何其寂寞！

得知了姥爷确切的死讯，我一个人躲起来偷偷地哭过一场。他是我亲眼所见的唯一祖辈长者，又朝夕相处过较长时间，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难磨灭的。那时我仅仅九岁。姥爷的骨灰最早存放在火葬场的骨灰塔。到了六几年时，我妈去看望，发现骨灰塔的窗玻璃打破了，还有从外面扔进去的砖块和石头，有些骨灰坛子都被砸破了，骨灰流了出来。

我妈将他的骨灰坛子迁出来，葬在旁边山上的公墓区。那里地处偏远，我竟没去过几次。只记得一排小小的瓷制的墓碑，姥爷的名字烧制在上面，号码是“４９４”，我之所以记住了这个号码，是因为它与“死就死”谐音，倒似乎与姥爷毅然赴死时的心态吻合。

姥爷享年７７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