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忘的姥爷 作者:虫二


作者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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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一组故事,是我用“虫二”这个网名,在华夏知青论坛上陆续发的帖子。是在网友“老笨”和其他知青网友们的鼓励下,为大家讲的我们家的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没想到网友们都挺喜欢。我事后自己重读,也觉得还有些价值,所以辑录于此。诚如老笨兄所说,这些往事是宝贵的财富,里面负载着几代普通中国人的命运轨迹,咱们再不说,后人就真弄不清了。我这也算是抛砖引玉,希望知青网友们都来讲讲自己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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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姥爷姓孙,孙氏曾经是河北省河间县太平庄的望族,孙家的庄园是一片黑压压的青砖建筑,当年占据了村子的整个北半部。据说孙家的土地最早曾有上百顷,好象是什么年间“跑马占荒”来的,那想必应该是满清建立以前的事情了吧?或许是明朝初年,因元末的战乱造成河北山东一带十室九空,朱元璋从山西大肆迁徙人口充填冀鲁时的事?如果是那样,孙氏更早的祖籍可能是山西。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妈也说不清。 

到我母亲的祖父当家时,财产传到他手上,大概已经过了多次的分割,只有六顷地和四十多间房子了。但他仍然是民国初年太平庄最大的地主。他大约死于1923年,他是中风死的,从台阶上一个跟头栽下来,就再也没有动一动。

 这老爷子有四个儿子,我的姥爷是老三,是四兄弟中读书最多的,清朝末年乡试秀才及第。但他没有去努力争取获得更高的功名,却暗中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发生后,不久又有袁世凯称帝的事件,我姥爷很仇视这个窃国大盗,曾潜伏在北京,寻机刺杀袁世凯。他怀揣炸弹,接近了坐轿出行的袁世凯,可惜他不知道一行三顶轿子中哪顶里坐着袁世凯,就凭估计把炸弹投向了正中那顶。袁世凯当然没炸着,我姥爷也得以及时逃走。后来我姥爷投奔了皖系军阀孙传芳,作过他的高级幕僚。还当过河北省徐水县的县长。所以他在老家太平庄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人,当年当地人说起“孙三爷”,是颇有些敬畏的。但他后来逐渐消沉,竟染上了抽鸦片的恶癖。鸦片使他的身体大受损伤,接着他得了一场大病,郎中给他看病,说他活不过一年了。没想到他竟下决心戒掉了抽鸦片的嗜好,渐渐康复了。但他仍然留下了一些隐患,一个是抽纸烟,一个是经常复发的哮喘病。据说他抽纸烟每天只需要一根火柴,早上人还在床上,就划火柴点燃了第一棵香烟,然后整整一天就靠香烟头上的火相互接续,手不离烟,烟不离口,直到晚上上床睡觉。

我姥爷晚年基本上都是依附我妈度过的,所以他身边的孙辈只有我一人。在我的直接印象中,姥爷的形象一点也与早年间搞革命什么的联系不起来,他只是一个喜欢把头发剃得光光的“糟老头子”(这是我妈的话),穿着黑色的棉衣裤,裤脚还为了保暖用布带扎了起来。他整天“吼吼”地喘着,不时咳出很浓的痰来,不过他这时早已戒掉了抽纸烟的习惯。姥爷一旦身上痒起来,就会脱掉衣服,光着膀子在火炉子上烤,呲牙咧嘴地发出“嘶、哈”的声音,显得既痛苦又过瘾。其实我一点也不嫌他,我们祖孙间的感情是相当好的。

那时我妈在剧团工作,经常到外地巡回演出,家里就仅仅留下我们祖孙两人。姥爷怕我夜里蹬掉被子着凉,就让我跟他睡在一个床上。姥爷的床上特别脏,被子从来不折起来,而是将脚下那头用绳子捆扎住,我睡下去之后,发现床上有许多沙子,用脚搓起来特别好玩。但我妈一旦回来,就会马上命令我离开姥爷的床,回到她床上去睡了。她嫌姥爷不讲卫生,怕他传染什么病给我。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算术学不好,姥爷就亲自缝了一个小布袋,里面装上许多一分、两分钱的硬币,摆来摆去教我做加减法。我就靠姥爷的硬币解决了算术方面最初的疑难,后面在小学阶段,我的数学一直是很优秀的。姥爷的毛笔字写得极好,这当然本是早年科举应试的真功夫,现在家里还有他留下的一本手抄的治病偏方,蝇头小楷写得一笔不苟。他还爱看地图,对世界各国的事都能说出个一二来,他是真正的不出门即知天下事的秀才。我刚学会说话,就能把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十几个国家的首都和领导人全背下来,连铁托和哥穆尔卡是谁都知道,那就是姥爷教我的。他还教我唱“义勇军进行曲”,我能一字不错地完整地唱下来,不过是四、五岁时的事情。

姥爷的死却很是凄惨,那是1959年的事。

我妈是1957年从北京调到湖南来的,我们离开北京时,将姥爷留在了小舅家。小舅是姥爷最小的儿子,本来自幼是最受疼爱的。可小舅妈却不是个孝敬公婆的媳妇,她出身于极富的商人家庭,据说出嫁时的陪嫁队伍比半条街还长。据说当年是她看上了小舅,用了些小手段,才将小舅追求到手了。可一旦结婚,她那种从小养尊处优养成的大小姐脾气很快暴露无遗,小舅性格较软弱,所以在他家里一直是阴盛阳衰的态势。解放后小舅的政治处境不好,舅妈更是没有好脸色给他看。姥爷与这样一个媳妇朝夕相处,自然是十分艰难的事。

我妈离开北京时,给姥爷做了全套崭新的棉、单内外衣裤,每月的生活费还要按时寄到北京小舅家。可不到一年,姥爷就写信来,说小舅家实在不能再待下去,要求到长沙来。我妈去信劝阻,说湖南净吃辣椒,你又吃不了,来干什么?姥爷说了实话,说吃辣椒总比什么菜也没有强吧。我妈感觉到了事情比较严重,马上寄钱去,让姥爷买火车票到长沙来了。姥爷到家后,我妈发现他里外全新的衣裤全穿成了酱黑色,责怪他太不爱干净。姥爷诉委屈说,人家根本不给我拆洗,我只好自己弄点碱水泡泡,晾干了再穿。姥爷患老年性瘙痒症,一吃鱼虾、鸡鸭等就会发作,可舅妈就专捡这些他不能吃的菜买,他只好自己买点豆腐,略放些盐打汤吃,有时甚至只以盐汤就饭。

姥爷离开了不孝的舅妈,却并不见得心情舒畅,原因是我妈性格太强了,他们父女之间时常争执不休。其实他们争的并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大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什么时候该脱棉衣换季等等。有一回我妈下班回来,见姥爷换了棉袄,只穿着一件夹衣,马上急了,冲姥爷嚷嚷:“这才什么天啊?春捂秋冻你都不懂?”姥爷不高兴了,说:“咱老家说:三月三,打地单,还不脱棉袄啊?”于是俩人就能吵上一晚上。到第二天,姥爷果然着凉了,又咳又喘,话都说不出来。我妈就会唠唠叨叨,很久不给他好脸色看。

我想,姥爷若是还有别的儿女可以依靠,他一定不会跟着我妈过的。他年轻时在老家一带声名赫赫,后来家里人也大都敬着他,听我大舅妈说过,她见了爹象老鼠见了猫,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姥爷一定在很长时间内都是颇自负的,起码那种当家长的架子是端得很足的。唯独我妈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并不把他这个“糟老头子”的尊严当回事。姥爷知道这个女儿桀骜不驯,是个“刺儿头”,想必是但凡有可能定会敬而远之的。可是他的儿女们解放后不是处境不好,就是有别的问题不能相处,于是他只好跟着这个性子最倔,从小对他最无敬畏之心的女儿过活,这必是他极感痛苦的事情。依我看,我妈以一个寡妇的身份,独自承担起赡养姥爷的责任,不能说不孝,但从她的性格来说,却实在是对姥爷不“顺”,正是她的“孝而不顺”逐渐将姥爷导向了最后的悲剧。

听我妈说,姥爷很早就有一种自杀情结。他在重庆跟我爸我妈住在一起时,就通过不知什么途径,悄悄存了一些剧毒的氰化物,后来被我妈发现,吵了他一顿,给扔了。解放后我们住在北京太平桥时,他吃过一次什么毒物,就是被我发现的。那时我不过四、五岁,有次跑到姥爷单独住的屋子里去,我叫姥爷,他却木呆呆地坐在床上不出声。我觉得奇怪,跑到我和我妈住的屋子,告诉我妈说,姥爷不知为什么不理我。我妈过去一看,立刻发现情形不对,马上将他送去医院抢救,使他得以脱险。没想到几年后,远在南方的长沙,姥爷终于还是寻了这条短路。

姥爷吃的是夹竹桃的叶子,据他临死前跟我妈说,共有七十多片叶子,是熬水喝下去的。姥爷似乎从来对药物有些病态的兴趣,谁知他是怎么知道夹竹桃叶子可以致死的?1959年我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不会再不离左右地跟着他。只记得那天回到家,听我妈说姥爷病了,已经被送去了医院。我说等星期天让我去看看他,我妈神情淡然地应了一声,便不再提这事。可到了星期天,我再说要去看姥爷时,我妈却说,医院里传染病多,去那儿干吗?就这样拖了十来天,我觉得有些疑惑了,问我妈,姥爷究竟出了什么事。我妈问我:“姥爷要是死了,你害怕不害怕?”我说:“他是我亲姥爷,怕什么呢?”她这才告诉我,姥爷确实死了。姥爷喝了夹竹桃叶子熬的水,造成了心力衰竭,被我妈送到医院里后,抢救已经难以奏效。他临死时求生的欲望又升起,流着泪拉住医生的手求救,可已经晚了。几小时后,他死于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我妈觉得姥爷自杀,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加上当时那种政治氛围,更不宜声张,就请太平间的工人为他换上了干净衣服,草草装殓了,雇了一辆板车,将他拉到了城南火葬场。姥爷死后竟然没有任何追悼、祭奠的仪式,恐怕连只花圈都没有,而将他送到人生终点的,仅有我妈一人而已。姥爷的死何其寂寞!

得知了姥爷确切的死讯,我一个人躲起来偷偷地哭过一场。他是我亲眼所见的唯一祖辈长者,又朝夕相处过较长时间,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难磨灭的。那时我仅仅九岁。姥爷的骨灰最早存放在火葬场的骨灰塔。到了六几年时,我妈去看望,发现骨灰塔的窗玻璃打破了,还有从外面扔进去的砖块和石头,有些骨灰坛子都被砸破了,骨灰流了出来。

我妈将他的骨灰坛子迁出来,葬在旁边山上的公墓区。那里地处偏远,我竟没去过几次。只记得一排小小的瓷制的墓碑,姥爷的名字烧制在上面,号码是“494”,我之所以记住了这个号码,是因为它与“死就死”谐音,倒似乎与姥爷毅然赴死时的心态吻合。

姥爷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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