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湖造田和歌舞升平

 

当年的湖区和现在一样，修水利是每年冬季必不可少的节目。我下放的黄茅洲区与南大区、草尾区以及茶盘洲农场、千山红农场连成一片，是洞庭湖区中央最大的“垸子”,而一到冬天，却还要组织全体劳动力修筑新的堤坝，继续向外扩展。那时候的口号是“向湖水要粮”，和现在所说的“退田还湖”，正好相映成趣。据我所知，现在的冬修水利一般只限于加固堤防，不再围垦新的湖洲，特别是在98年特大洪水袭击长江、洞庭湖流域之后。 

1971年冬，我随垸内数万男劳力步行五十余里，沿塞阳运河直抵五门闸外的贺兴洲，我们要在这里筑堤围垦，将上万亩湖洲纳入“垸子”变成新的良田。我们住的是芦苇搭起来的工棚，上面可以透过苇杆间的缝隙观看星光的闪烁，若下雨必用脸盆水桶四处接漏。睡的“通铺”也是芦苇搭成，下面开沟将挖出的土块堆起，上面架上捆成把子的芦苇。床铺很结实，略为凹凸，尚能忍受。铺下面开的沟内却积满渗出的水，使我们的被褥潮得滞手。吃的远比在知青点要好，大锅饭虽不是尽量，但抢饭得法，吃饱不成问题。诀窍是第一碗不盛满，迅速吃完后将第二碗按紧堆起，若再吃完还侥幸能抢到块锅巴，肚子里就基本上会感到些饱胀的快感了。还不时有些肉吃，肥瘦相间，四、五分厚，只搁盐绝无酱油。那肉有时吃起来很费劲，须反复咀嚼，最后还是经常得囫囵咽下。听农民们说，那就是著名的猪婆肉，而且是下崽下到了育龄极限的老猪婆。工作却是超级强度的，取土处离筑堤处约二百米远近，泥土极松软，基本上不用锄头，使用得最多的，是木锹前面包上铁皮尖头，号称“指甲锹”的，因前端两边伸出两个长长的铁尖，状似指甲而得名。指甲锹在使用者手中旋转飞舞，两三下就切下一块四五十斤重的长方形泥块来，反手拍在箢箕里。一担箢箕放上四块，就将近二百斤了，稍为瘦弱者便奈不何。行走的路线同样通过松软地带，脚踩下去又象走浪桥又象陷在棉花堆里，无比吃力。向堤上登攀时更须见功力，扁担压弯了，箢箕会在堤坡上拖擦，而增加极大阻力，必须双手努力向上提，使箢箕底部与堤坡脱离接触。那是需要全身每一块筋肉都处于绝对紧张状态的劳作。好在那时我不过二十出头，又在中小学期间经省中心青少年业余体校长期的半专业游泳、田径训练，打下的体质基础较好，故尚能勉强应付。

没想到问题出在那潮湿的工棚上。大约一周后，早上起床时穿裤子，膝盖疼得不能打弯，用手摸可以感觉到发烫。一起来挑堤的同学中有父母当医生的，略懂医学术语，告知这必是急性关节炎无疑。我听了不禁大喜，当即跟带队来的生产队长请假，向他挽起裤脚展示已见发红的膝盖。队长模了摸，点头说确实烫手，这么远你走又走不回去，就在这里休息吧，工分照记。我于是开始堂而皇之地瘸着腿游荡，将附近其它公社和大队的同学们都走访了一遍。

膝盖刚刚有所好转，有另一公社的同学兴冲冲地来通知我，说黄茅洲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重新召集集中。这个宣传队并无常设机构，但每年都会在冬季农闲时集中排练节目，目的总是为了参加县里组织的文艺汇演。队员大部分是知青，也有“文革”中下放回乡的原县剧团的人。成员按特长分为乐队和演员队，节目不外乎歌舞、曲艺、样板戏片段、器乐独奏合奏之类。我自下乡第一年就是该队队员，直到离乡回到城里的五、六年间，无一年间断。听到这个好消息，真是心里乐开了花。赶紧打背包，约齐其他宣传队成员，当天就出发了。腿疼走不动，就沿路搭拖拉机，也花钱搭了一截机帆船，天黑前回到我下放的队上，第二天中午到达区政府所在地黄茅洲报到。

节目排练了不到一周，离县里汇演时期尚远，区里却催着我们再到贺兴洲去为挑堤的民工演出。这回出行就比较神气了，包了一艘机帆船，大家一路边欣赏运河沿岸风景，边连说带唱，整个一付文艺工作者下乡的派头。到了目的地也不再住工棚了，而是被安排在老堤内一个大队部里住宿。特别记得那天的晚餐，米饭多得吃不完，根本不用使用抢饭的技巧。还有好几大蒸钵猪肉，和辣椒煮在一起，香气扑鼻。这餐晚饭还有几个留在贺兴洲挑堤的知青和我们一起吃的，是经宣传队长特许，说饭菜多吃不完，招待招待同学也是好事。

刚吃完晚饭，我们生产队的几个青年农民就找我来了。见了面就哈哈大笑，说：“戏子师傅来了？今朝夜里风蛮大，攒劲唱啊！不然鬼听得到喔？”我便也笑：“听不到就看人影子，总比栽在棚子里讲信河强吧？”又问他们堤挑得离标高还有好多，几时可以打转回队上？他们都唉声叹气起来，告诉我这几天堤竟越挑越矮了，原来是地面太软，承受不住堤身的重压，挑着挑着两边就鼓了出来，根本不象是堤坝，倒象是白案师傅揉好了准备切馒头的“面龙”。我问，那怎么搞？他们说，原来每挑一层土就用拖拉机压紧一层，现在已经不敢压了，管他娘，就这样一路挑上去，差不多够高就散工！我心想，那样的堤挡得汛期的水住？这时宣传队的队长喊化妆了，我赶紧打发他们走，说，等下看戏吧，这队长是区里的干部，好恶的。他们还有些不甘心，边磨磨蹭蹭往外走边说，不就是搽点红吗？又不得把你们那些女知青的脸块看成了绿的。

演出的台子就搭在新筑的堤附近，半人高，仅十来平方米，是木板的，下面的柱脚不太结实，站上去摇摇晃晃。台前挂了两盏煤气灯，发出“嘶嘶”带响的光芒，照得台上一片惨白。原来的几个保留节目如三句半、对口词、小话剧一一演了下去，台下的喧闹一直没有停止。宣传队长是区卫生防疫站抽调来的李大姐，是个北方人，站在台后面嗓门挺大地说：“观众太没文化，不愿听说的，快快快，上唱的！”这是该我上了。我将从长沙带下乡的那件破羊皮袄翻转过来穿上，刚要上台，李大姐又拉住我说：“别唱打虎上山了，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我傻了，说：“调门太高，我唱不了！”她不由分说地：“叫拉胡琴的降调！这段子是指挥部点的，专为鼓舞士气，不然民工心都散了，这堤要挑到哪天才是头啊？”话说到这个份上，只差没明说是政治任务了，我只好连忙脱了皮袄，纵身上了台子。

脚下的木板一阵乱晃，拉胡琴的老杨赶紧蹲下，冲我叫着：“秀气点！莫踩塌了！”过门之后，我一开口就知道糟了，准唱不上去。果然，到第三句“一青松啊……”逼得我只能一下子落下来一个八度。心里正在懊恼，台下却有一迭连声的叫好声传来。我定睛看去，明明是我们生产队那几个青年农民，不由得精神一振。有了自己的基本观众，自然得要更加卖力才是。我一口气唱了下来，没再出差错。之后又加了一段打虎上山，还返场唱了一首挑担茶叶上北京，才高高兴兴下了台。后面一个节目是女知青们的舞蹈，好象是采茶舞吧？反正跳的时候因为台子太小人挤人，所有的动作都缩小到正常动作的三分之一，而且为了怕台子塌掉，基本上只有上肢在动，脚只是在台上蹭来蹭去，看上去令人忍俊不禁。

节目演完了，观众们还舍不得走，围在台前嚷“再唱一个”。指挥部来了个副指挥长，爬上台吼了一通什么“要感谢上级领导的关怀”啦，什么“演员同志们很辛苦”啦，什么“希望大家看了戏，明天革命干劲冲云天”啦等等，才哄得民工们恋恋不舍地逐渐散去。我们生产队那几个青年又把我围住了，硬说我唱得象广播里的一模一样，哪里有什么唱砸了？我解释了半天高八度低八度，他们还是不得要领，说能唱到这个样子要得了，考县剧团都够水平了。

晚上睡觉前，李大姐还召集开了个总结会，说大家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演出还是高质量严要求的，可见与贫下中农的感情已经很深，主席教导的接受再教育已经初见成效。我和拉胡琴的老杨抢着承担责任，解释唱段唱不上去降八度的原因。李大姐却说，只要观众没听出来，我们就算完成任务，我还怕你迎着风唱哑了嗓子，影响到县里的汇演呢，那才是不惜一切代价拼老命的时候嘛！她接着又表扬了女知青们有应变能力，台子小不结实，马上晓得只做样子不真跳，下次再遇到类似情况还要汲取这次的经验。

这两年老在电视上看到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不时到某某革命老区或偏远山乡为群众演出，就不禁要想，不知他们是如何在演出条件受限制的情况下，变通表演形式、缩减表演质量的？或许他们不象我一样，因为是真正的艺术家送真正的艺术下乡，而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高感吧？我当时可是觉得台上台下都是一起挑堤的伙伴，你们只要不嫌弃肯跟着笑，就是学狗叫我也愿意。是我当时的想法与贫下中农更“心连心”，还是现在的“大腕儿”们比我更“心连心”？真是很难说清楚。

贺兴洲我再也没去过，听说也再去不成了，因为地基太软，堤坝终于没有筑成，那里至今还是湖面。那么多人的劳动白费了，我的膝盖白白发了一回炎。说到底这还是幸事，特别在98年大洪水之后，我进一步明白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