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湖造田和歌舞升平 作者:虫二


 

   围湖造田歌舞升平

 

当年的湖区和现在一样,修水利是每年冬季必不可少的节目。我下放的黄茅洲区与南大区、草尾区以及茶盘洲农场、千山红农场连成一片,是洞庭湖区中央最大的“垸子”,而一到冬天,却还要组织全体劳动力修筑新的堤坝,继续向外扩展。那时候的口号是“向湖水要粮”,和现在所说的“退田还湖”,正好相映成趣。据我所知,现在的冬修水利一般只限于加固堤防,不再围垦新的湖洲,特别是在98年特大洪水袭击长江、洞庭湖流域之后。 

1971年冬,我随垸内数万男劳力步行五十余里,沿塞阳运河直抵五门闸外的贺兴洲,我们要在这里筑堤围垦,将上万亩湖洲纳入“垸子”变成新的良田。我们住的是芦苇搭起来的工棚,上面可以透过苇杆间的缝隙观看星光的闪烁,若下雨必用脸盆水桶四处接漏。睡的“通铺”也是芦苇搭成,下面开沟将挖出的土块堆起,上面架上捆成把子的芦苇。床铺很结实,略为凹凸,尚能忍受。铺下面开的沟内却积满渗出的水,使我们的被褥潮得滞手。吃的远比在知青点要好,大锅饭虽不是尽量,但抢饭得法,吃饱不成问题。诀窍是第一碗不盛满,迅速吃完后将第二碗按紧堆起,若再吃完还侥幸能抢到块锅巴,肚子里就基本上会感到些饱胀的快感了。还不时有些肉吃,肥瘦相间,四、五分厚,只搁盐绝无酱油。那肉有时吃起来很费劲,须反复咀嚼,最后还是经常得囫囵咽下。听农民们说,那就是著名的猪婆肉,而且是下崽下到了育龄极限的老猪婆。工作却是超级强度的,取土处离筑堤处约二百米远近,泥土极松软,基本上不用锄头,使用得最多的,是木锹前面包上铁皮尖头,号称“指甲锹”的,因前端两边伸出两个长长的铁尖,状似指甲而得名。指甲锹在使用者手中旋转飞舞,两三下就切下一块四五十斤重的长方形泥块来,反手拍在箢箕里。一担箢箕放上四块,就将近二百斤了,稍为瘦弱者便奈不何。行走的路线同样通过松软地带,脚踩下去又象走浪桥又象陷在棉花堆里,无比吃力。向堤上登攀时更须见功力,扁担压弯了,箢箕会在堤坡上拖擦,而增加极大阻力,必须双手努力向上提,使箢箕底部与堤坡脱离接触。那是需要全身每一块筋肉都处于绝对紧张状态的劳作。好在那时我不过二十出头,又在中小学期间经省中心青少年业余体校长期的半专业游泳、田径训练,打下的体质基础较好,故尚能勉强应付。

没想到问题出在那潮湿的工棚上。大约一周后,早上起床时穿裤子,膝盖疼得不能打弯,用手摸可以感觉到发烫。一起来挑堤的同学中有父母当医生的,略懂医学术语,告知这必是急性关节炎无疑。我听了不禁大喜,当即跟带队来的生产队长请假,向他挽起裤脚展示已见发红的膝盖。队长模了摸,点头说确实烫手,这么远你走又走不回去,就在这里休息吧,工分照记。我于是开始堂而皇之地瘸着腿游荡,将附近其它公社和大队的同学们都走访了一遍。

膝盖刚刚有所好转,有另一公社的同学兴冲冲地来通知我,说黄茅洲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重新召集集中。这个宣传队并无常设机构,但每年都会在冬季农闲时集中排练节目,目的总是为了参加县里组织的文艺汇演。队员大部分是知青,也有“文革”中下放回乡的原县剧团的人。成员按特长分为乐队和演员队,节目不外乎歌舞、曲艺、样板戏片段、器乐独奏合奏之类。我自下乡第一年就是该队队员,直到离乡回到城里的五、六年间,无一年间断。听到这个好消息,真是心里乐开了花。赶紧打背包,约齐其他宣传队成员,当天就出发了。腿疼走不动,就沿路搭拖拉机,也花钱搭了一截机帆船,天黑前回到我下放的队上,第二天中午到达区政府所在地黄茅洲报到。

节目排练了不到一周,离县里汇演时期尚远,区里却催着我们再到贺兴洲去为挑堤的民工演出。这回出行就比较神气了,包了一艘机帆船,大家一路边欣赏运河沿岸风景,边连说带唱,整个一付文艺工作者下乡的派头。到了目的地也不再住工棚了,而是被安排在老堤内一个大队部里住宿。特别记得那天的晚餐,米饭多得吃不完,根本不用使用抢饭的技巧。还有好几大蒸钵猪肉,和辣椒煮在一起,香气扑鼻。这餐晚饭还有几个留在贺兴洲挑堤的知青和我们一起吃的,是经宣传队长特许,说饭菜多吃不完,招待招待同学也是好事。

刚吃完晚饭,我们生产队的几个青年农民就找我来了。见了面就哈哈大笑,说:“戏子师傅来了?今朝夜里风蛮大,攒劲唱啊!不然鬼听得到喔?”我便也笑:“听不到就看人影子,总比栽在棚子里讲信河强吧?”又问他们堤挑得离标高还有好多,几时可以打转回队上?他们都唉声叹气起来,告诉我这几天堤竟越挑越矮了,原来是地面太软,承受不住堤身的重压,挑着挑着两边就鼓了出来,根本不象是堤坝,倒象是白案师傅揉好了准备切馒头的“面龙”。我问,那怎么搞?他们说,原来每挑一层土就用拖拉机压紧一层,现在已经不敢压了,管他娘,就这样一路挑上去,差不多够高就散工!我心想,那样的堤挡得汛期的水住?这时宣传队的队长喊化妆了,我赶紧打发他们走,说,等下看戏吧,这队长是区里的干部,好恶的。他们还有些不甘心,边磨磨蹭蹭往外走边说,不就是搽点红吗?又不得把你们那些女知青的脸块看成了绿的。

演出的台子就搭在新筑的堤附近,半人高,仅十来平方米,是木板的,下面的柱脚不太结实,站上去摇摇晃晃。台前挂了两盏煤气灯,发出“嘶嘶”带响的光芒,照得台上一片惨白。原来的几个保留节目如三句半、对口词、小话剧一一演了下去,台下的喧闹一直没有停止。宣传队长是区卫生防疫站抽调来的李大姐,是个北方人,站在台后面嗓门挺大地说:“观众太没文化,不愿听说的,快快快,上唱的!”这是该我上了。我将从长沙带下乡的那件破羊皮袄翻转过来穿上,刚要上台,李大姐又拉住我说:“别唱打虎上山了,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我傻了,说:“调门太高,我唱不了!”她不由分说地:“叫拉胡琴的降调!这段子是指挥部点的,专为鼓舞士气,不然民工心都散了,这堤要挑到哪天才是头啊?”话说到这个份上,只差没明说是政治任务了,我只好连忙脱了皮袄,纵身上了台子。

脚下的木板一阵乱晃,拉胡琴的老杨赶紧蹲下,冲我叫着:“秀气点!莫踩塌了!”过门之后,我一开口就知道糟了,准唱不上去。果然,到第三句“一青松啊……”逼得我只能一下子落下来一个八度。心里正在懊恼,台下却有一迭连声的叫好声传来。我定睛看去,明明是我们生产队那几个青年农民,不由得精神一振。有了自己的基本观众,自然得要更加卖力才是。我一口气唱了下来,没再出差错。之后又加了一段打虎上山,还返场唱了一首挑担茶叶上北京,才高高兴兴下了台。后面一个节目是女知青们的舞蹈,好象是采茶舞吧?反正跳的时候因为台子太小人挤人,所有的动作都缩小到正常动作的三分之一,而且为了怕台子塌掉,基本上只有上肢在动,脚只是在台上蹭来蹭去,看上去令人忍俊不禁。

节目演完了,观众们还舍不得走,围在台前嚷“再唱一个”。指挥部来了个副指挥长,爬上台吼了一通什么“要感谢上级领导的关怀”啦,什么“演员同志们很辛苦”啦,什么“希望大家看了戏,明天革命干劲冲云天”啦等等,才哄得民工们恋恋不舍地逐渐散去。我们生产队那几个青年又把我围住了,硬说我唱得象广播里的一模一样,哪里有什么唱砸了?我解释了半天高八度低八度,他们还是不得要领,说能唱到这个样子要得了,考县剧团都够水平了。

晚上睡觉前,李大姐还召集开了个总结会,说大家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演出还是高质量严要求的,可见与贫下中农的感情已经很深,主席教导的接受再教育已经初见成效。我和拉胡琴的老杨抢着承担责任,解释唱段唱不上去降八度的原因。李大姐却说,只要观众没听出来,我们就算完成任务,我还怕你迎着风唱哑了嗓子,影响到县里的汇演呢,那才是不惜一切代价拼老命的时候嘛!她接着又表扬了女知青们有应变能力,台子小不结实,马上晓得只做样子不真跳,下次再遇到类似情况还要汲取这次的经验。

这两年老在电视上看到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不时到某某革命老区或偏远山乡为群众演出,就不禁要想,不知他们是如何在演出条件受限制的情况下,变通表演形式、缩减表演质量的?或许他们不象我一样,因为是真正的艺术家送真正的艺术下乡,而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高感吧?我当时可是觉得台上台下都是一起挑堤的伙伴,你们只要不嫌弃肯跟着笑,就是学狗叫我也愿意。是我当时的想法与贫下中农更“心连心”,还是现在的“大腕儿”们比我更“心连心”?真是很难说清楚。

贺兴洲我再也没去过,听说也再去不成了,因为地基太软,堤坝终于没有筑成,那里至今还是湖面。那么多人的劳动白费了,我的膝盖白白发了一回炎。说到底这还是幸事,特别在98年大洪水之后,我进一步明白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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