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沈阳”之热与文学之冷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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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沈阳”之热与文学之冷 据报道,春晚之后赵本山高徒小沈阳火得不得了,出场费剧增,邀约已应付不过来。很久以来基本没看国内那些影视节目了,用熟视无睹来描述似乎还恰当,有线电视实现了对于电视节目的垄断,只要你没下决心淘汰电视机,那些影像就往你的视网膜上贴。天气预报得看,体育比赛也吸引人,一些资讯没法不关心,有些访谈纪实科普之类还是不错的。于是遥控器的使用频率极高,有时简直不知道是在看电视还是在活络筋骨,遥控器代替了健身球。 今年的春晚跟这几年差不多,没兴趣去看它也没决心不看它,确实没瞧见过“小沈阳”长啥样。不料接着就看见网上评论多了,传统媒体上更多,那个《不差钱》,电视上重播了不知多少遍,至少俺就碰见几次,于是认真地看了一次。赵本山领着俩徒弟跟老毕在那儿演小品,第一眼瞧见那不阴不阳似男似女的人物,脑子里立马联想起泰国芭堤亚那些“人妖”表演,除了恶心没别的感觉。于是叫老伴出来帮助识别,知道这位正是走红的“小沈阳”,顿时没了脾气。 当初,当我听见父辈们兴高采烈地谈论梅兰芳,就有些怪怪的感觉:好好的男人为什么一定要扮女装呢?记得父亲给我的答复是:旧社会封建,女人受歧视与压迫不能抛头露面,所以梅兰芳要扮女装。及至长大些,知识多了,就知道老爸在骗我。梅兰芳那时早就没什么“女人不能抛头露面”之类说道了,女人当明星的多了去,甭说别人,老妈她们成天唱周璇的歌,那周璇就是红得发紫的女明星。又看了电影里的越剧,所有演员都是女的,俺知道老爸老妈都不可靠,也许他们自己也没弄明白。 跟“小沈阳”的热气相反,中国的文学很冷,据一份《中国文学期刊现状报告》介绍,目前生存状态比较好的文学期刊不到100家,发行量过万的只有10种左右,近十万份的仅有少数几家。更多的文学期刊面临着生存的困境,原本陈旧的经营模式和重复的缺乏新意的内容再难找到稳定而大量的读者群。文学期刊的销量空前萎缩,发行量超过四五千份就算不少。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文学期刊因经济上难以为继而改刊甚或倒闭。如何在新的时代新的市场状况下生存,改版成为许多文学期刊必须面临的问题。还有报道说2008年中国文学之境遇惨过“金融风暴”,书市上火爆的书籍尽带八卦味道,正儿八经的文学书籍几乎无人问津了。早几年还听说过一本《狼图腾》很火,也许是过了读小说的年龄段,拿过来却读不下去。瞧那些捧场的评论大抵也是一片“意义”之声,文学性不过如此而已。 一个热起来,一个冷下去,说明欣赏的品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曾经有说道谓如今生活节奏加快,文化也“快餐化”了,似《红楼梦》那样“细细地嚼饭”已经适应不了时代的节奏了。或有道理,但经不起推敲。文学连带它派生出来的艺术,玩的就是细节,在细节中品味其他;倘若没这些细节,不如去读文论。中国这二十年多来小品越来越风靡,连同“大小品”也即所谓“情景喜剧”,也只能靠细节赢得掌声与夸赞。 我很觉得蹊跷的是,披着“农民”外衣的赵本山偏偏就能避开“教育意义”而尽兴,至于其余那些“小品大腕”,他们不知是乐于还是被迫往自己的节目里塞进“教育意义”佐料,弄得不伦不类。有黄梅戏大牌、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的韩再芬抨击道:“直言不讳地说,我不喜欢赵本山和小沈阳的小品,不注重思想内涵,缺少价值观念。”她进一步诠释道:“我们不可能苛求娱乐承载更多的教育功能,也不要求在娱乐过程中能给人们带来多少情操陶冶和思想启迪,但也有最低标准。所以,不能把无聊当有趣,不能把欺诈的技巧用作娱乐元素,更不要把阴谋当智慧来炫耀,否则会对社会风气有影响,也给孩子们带来负面影响。”恕我孤陋寡闻并不知道韩代表演过什么,但瞧这段批评话语却不得不替本不欣赏的赵本山说两句同情话:老赵敢于不理会权力拿捏的“先进文化”,迎合俗文化需求无疑是勇敢的;他得以十几二十年亮相央视“春晚”舞台媚俗无疑又是事业有成的。已经跻身官场的韩女士所谓“思想内涵”、“价值观念”大致不会脱离权力场之范围,无非啥都添加些红色佐料而已。“把欺诈的技巧用作娱乐元素”、“把阴谋当智慧来炫耀”恰恰是1949年之后中国文艺的最大特色。譬如,《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沙家浜》等成为描述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旋律就是例子。当民众厌倦了没完没了的歌功颂德,而权力又掐死了任何稍有离经叛道嫌疑的作品,最不甘寂寞的文艺家们便只能打“擦边球”,您瞧那时的电影作品,几乎所有涉及爱情的影片都是钻进少数民族的地盘里去演绎,擦“民族政策”之边,一旦这个“阴谋”被揭露,仍难免被禁被批判的命运。汉人只会生孩子,不能谈爱情,比如那些“革命样板戏”,孤男寡女之外还有夫妻分居,“存天理灭人欲”又有了红色版本。 在这种一统文化的禁锢之下,文艺受众被调教成“色盲”,文学艺术都看不见了,只剩下非黑即白的宣传品鉴别习惯。改革开放一度开了点口子,于是八十年代略为吹了点自由创作之微风,中国文艺似乎有了点颜色。大限依旧:《苦恋》遭批判,《原野》等被禁,“伤痕文学”被灭掉,就连李谷一唱一支《乡恋》也难逃厄运。聪明点的文艺人又玩“擦边球”,王朔式调侃,辫子戏之热闹,小品之火红,这一系列“黑色幽默”不但拖垮了中国人的观赏能力,也把中华文化整得俗不可耐。没瞧现正热播的《我的团长我的团》,一个原本很不错的抗日战争题材,庄严神圣,也被搅合成“无厘头”了:一个40年代的丑角领着一群兵痞,故作深沉其实浅薄,玩起“80后”才兴起的调侃秀,唠唠叨叨不伦不类。我们的文艺被整治得如此苍白浅薄,历来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港台文艺”,却把功底雄厚的大陆文艺打入二流圈子里去了,就算赵本山,就算“小沈阳”,也只能屈居“港台巨星”之下,未免有点滑稽。 更滑稽的例如张艺谋,江郎才尽却大言不惭地将退出戛纳电影节归咎于“歧视”:“对于中国电影,西方长期以来似乎只有一种‘政治化’的读解方式:不列入‘反政府’一类,就列入‘替政府宣传’一类。”当初他全靠在这类电影节获奖而扬名天下是否因为进了这个圈?恰好所言正是当年他自己遭国内那些指责的词。反之,他的《活着》被禁不正是“‘政治化’解读方式”的结果么?何以没瞧他给下禁令的机构发一封抱怨信?几十年来我们一贯奉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戒律,从来没有反思更没有宣布废弃,只能这样理解:老谋子深算还是投靠权力比较稳当,既然胳膊拧不过大腿还不如配合大腿一起把中国文艺表现能力与鉴赏水平踩下去。 眼看六十年纪念就要到了,显然还会更长,后世会发现我们不光在思想方面创造着空白,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无足轻重。这块神奇的土地只留给人类一个口号:“党文化万岁!”百余年后我们的后代看我们,就像我们现在看百余年前的大清国,依旧用得着鲁迅那个论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2009-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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