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新中国三十年（摘选一）
作者：庄生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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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新中国三十年（摘选一）
作者：庄生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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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三十年（摘选） 作者：唐德刚 来源：共识网 作者简介：唐德刚（1920年8月23日－2009年10月26日），安徽合肥人，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史上，所建立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国以后，至今年一九九九年十月是整整的五十年了。为纪念这个不平凡的半百大寿，大陆上和海外若干地区，均将有极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传记文学”社社长刘绍唐先生有鉴及此，乃电嘱笔者撰文随喜。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过来人。五十年来，祸福身受，真是感慨万千，一言难尽。尤其是我们学历史的老兵，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抢；再眼看他改革开放，起死回生。我辈虽偷生海外，谁管中原兴废事，但是身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对母族的兴衰祸福，也是永远摆脱不了的心事。“安危他日终须战，甘苦来时要共尝”。纵无刘社长的吩咐，我们能无骨鲠在喉？ 记得远在一九二三年，当时炙手可热的霸主吴佩孚将军，在洛阳大做其五十大寿。那位对帝制复辟，情有独锺的康有为，赶去溜须，并送了一副寿联，曰：“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一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我们如果未能免俗的，把中共享枪杆打下的这个政权，也当作一个传统的“朝代”来看，从传统朝代的兴亡规律，和现代革命政党盛衰的前例来推论，今后如不发生严重的纰漏，则中共的红朝，应该也有个“百岁勋名”才算正常。但是今日我们要为“人民政府”这个阶段，在民国通史中，记一笔流水账，我们就只能记其过去的史迹与功过。至于它下一个一百五时年要变成个什么样子，将来的史家自别有着录，后事还须问后人，毋须吾人预为操心。所以今日史家为人民政权结账，只能算是半途而论之，斯即拙篇标题“半论”的意义之所在也。 回忆邓公小平在一九七八年三起之时，那个被老毛搞的要死不得活的“人民中国”，顿时气象一新，国内国外，众口交赞，许为“小平中兴”。当时邓也曾说过，由于年老的关系，他只预备掌政十年，即行“交班”。海外闻文之，颇为之扼腕。我们真希望，邓公当国，万岁万万岁也。因此在邓公执政五年之后，笔者不揣浅薄，曾着文评之，说他老人家，“十载功勋才一半”，希望他能全始全终，一竿到底，把“小平中兴”晋级为“光武中兴”，不要搞成个“同治中兴”，半途而废就就好了。但是笔者读史数十载，对历代圣主昏君，也可说是“阅人多矣”。“若是当年身便死，此身真伪有谁知”的个案太多了。从周公摄政流言，王莽谦恭下士，到老蒋及身而败，老毛死有余辜。都是突出而并不稀罕的例子。蒋、毛二公，“若是当年身先死”：蒋若死于抗战胜利；毛若死于建国初期。朋友，他二公在中华民族的地位，谁能相比？不幸二公都健康长寿，结果弄成蒋公死后，几无葬身之地，毛公也落得个万民鞭尸的下场。他这个“纪念堂”，将来如何关闭？读史者批览往例，偶念及此，能不废书三叹？因此当年笔者对邓公的观察，也觉得他老人家正在历史上走钢索。成败之间，在邓氏盖棺之前，史家固不敢预作论定也。果不其然，时未期年，邓公就搞出，中华国史上前所未有底血洗天安门的败笔来。终于弄得真伪难分，前功半弃……时代的悲剧和历史的残酷，一至于此，真警人肺腑。
现在话说回头。吾人根据何种星象，而敢说当今的中共政权有其百年长寿也。记得他们贵党的毛主席不也曾说过，一个革命政党的生命，正和一个人的生命一样。它也有其青年、壮年、中年、晚年诸阶段；最后也逃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定律。毛主席生前，被全国人民不知叫了几万万万次的“万岁”。最后还不是只活了八十四岁就龙驭宾天了？他底政党和政权，能活到一百岁，也就够长的了。君不见，那个功在国族的老大哥国民党，不是活了一百岁就完了？一个革命政党原有它底革命任务要完成。任务完成了，没有再生存的必要了，它会自然的寿终正寝。反之，它如果违反历史规律，胡作非为，它也会被时代和人民所遗弃，不能享其天年，自招横死。君不见二战前，西欧的纳粹党、褐杉党，和二战后东欧的布党、劳动党、工人党等等不都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也是个有机体。他如果完成了它底历史任务，百年后，它自会寿终正寝。它如胡作非为，重蹈其故主席毛某的覆辙，那历史家就无法逆料了，这在历史学上便叫做“偶然”，“偶然”是上帝也掌握不了的。因此今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循常规的“必然”道路前进；或是中途转折，发生了“偶然”的顿挫，将来历史家自然会有更详细的交代，我们今日就不能越俎代庖了。在重复一句，我们今日只能半途而论之也。 可是今日的历史，却是将来历史的背景。吾人如能看清了今日历史的特性，那么对历史转型的下一阶段，也未始不能略探端倪。这种预测，古史家和宗教家名之曰“因果”。现代社会科学史家，则视为历史形成的造因（Historical Causation）。知其因，原可测其果，只是在因和果之间，要没有变量才好，而变量也是历史发展之常规，任何向前发展的历史，皆无法完全避免之也。 余尝面告张学良将军曰：“您一时冲动，搞起了个‘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不但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呜呼，西安事变就是个历史学中的“偶然”；星象学中的“变数”。举一可以反三也。因此吾人之所以能预祝人民政府百年长寿者，期其一帆风顺，富贵寿考也。下世纪中，如半路杀出程咬金，搞出另样的“西安事变”来，则一切自当别论矣。
然则今日大陆上的人民政权，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史中，又有些什么特性呢？回答这个问题，吾人要知道，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但是“帝王专制”，所牵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个政治社会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体运作。也是一部统治机器的有效操纵。“民主政治”亦然也。它是一种制度；也是杜威、胡适师徒，口口声声的所谓“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也。所以从帝王专制，要转变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几。二者要从政治经济转型开始，而一转百转，要全部转完，实非数百年不为功也。所以笔者在不同的拙作里，曾一再批驳，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为胡说幻想也。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一转变的程序，大致始自“鸦片战争”（1839-1842）。要经历两百年以上的艰苦岁月，始可粗告完成。换言之，时至二十世纪之末的今日，我们已转了一百六十余年了。今后如不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再过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纪中叶，我们这一历史转型就可结束了。 明乎此一宏观历史的大潮流，我们就不难看出，大陆上今日当权的人民政府的特性之所在了。谨条列四项如下： （一）它是“转型期”（“历史三峡”）中，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二）它具有中间性：前有帝王专制的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三）极权政府和独裁领袖的权力递减，从绝对权威，递减至依法治国；（四）它具有其千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 以上所述，当然只是今后中国历史发展之常规（natural course）；四十年时光，白驹过隙，一瞬即逝，或不致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则阿弥陀佛矣。反之，则今后国运、族运如何，就不知伊于胡底了。 今且根据上述这个转型末期政权的特性，对这段中共政权五十年的史迹，妄师庖丁之解牛，略作爬梳，以就正于高明。
毛前毛后两大阶段 近五十年的中共政权，很清楚的可以分成毛前毛后两大阶段。毛泽东生前当国，前后凡二十八年（1949-1976），从完全正确，到完全错误，最后把八亿人民，都整到家破人亡的绝境；古老民族也被他弄到了人相食，和亡国灭种的边缘，自成五千年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特殊阶段。毛死后迄今又已二十三年（1976-1999）。从华国锋的“凡是派”，邓小平的“开放派”、“两制派”，再到江、朱、李三雄接下去的“两制派”、“走资派”，让苦难的人民大喘一口气，虽不免也有过坦克上街，杀人不眨眼的恶劣嘴脸（这原是个极权遗传下，绝无必要的败笔），但是大体说来，还是相对的国泰民安，颇具升平气象，也自成一个完整的，起死回生的，值得读史者歌颂的第二个阶段。 吾人如果把这悬隔霄壤的一国两段的历史连接起来，做个鸟瞰分析，我们就可以约略地看出近代中国，从“帝制”转向“民主”底清楚的阶梯，和明显的脉络。它前一段显然是两千年帝制的尾声，和回光返照；后一段则分明是社会经济变质（从农业经济转向工商业经济），独裁制随之滑坡，独裁者权力也随之递减，极权政府更是亦步亦趋地，走向法治民主之必然的方向也。 老江今日似乎颇有点不甘心，还想试试来个自我核心化，回头向纪念堂学习一番。老江，这一着是屎棋，碰不得也。这种“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心理，原是阿Q公时代之时势也。如今中国政治转型，已进入一个法制民主的新阶段，您如果还要回头向和尚学习，也去试摸一下，可能就要挨“性骚扰”的官司，而吃不了兜着走也。今后中国的政治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接班制”的问题；诸公如误为只是共产党培训（第四梯队）“接班人”的问题，那就为毛、邓二公的人治思想所误导了。转型期中，各个阶段自有其不同的主题，不可照抄也。愿当政者慎，毋河汉斯言。
请先谈谈，由毛氏当国，为帝王专制，作回光返照的，这个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点便是毛泽东一人当国。在毛氏一人当国二十八年中，全国疆土远大于欧洲和美国。中国的人口也从六亿增至八亿。他一人统治了这样的一个大国至二十八年之久，竟荒唐到全国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另一部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宪法在毛氏时代，只是一张废纸。其中一条也没有真正实行过。连那位依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竟然被红卫兵抓走，失踪了事。一部宪法连个国家主席的性命，也保护不了，其为废纸可知矣。 至于“婚姻法”，在百法皆废的情况之下，何以能依法独行？写历史的人怀疑这是毛氏羁縻开国功臣和老干部的手法之一。大家既然打下了天下，进了城，食色性也，在这花花世界里，大小功臣自然都应该享受点“歌儿美女”（赵匡胤的话），乡下的黄面婆也得让让位才好。中国历史上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便是这样做的。蒋氏父子败退台湾，早年在台湾也搞了一段性开放，其作用也在此。所以中共“进城”之后，迫不及待地便推出一部新婚姻法来，这显然是经过毛泽东特别许可的，甚或是他特意设计的，也是含意深远的，虽然后来证明，并无此必要也。 一国无片纸之法，如何加以治理呢？笔者初次回国，还是四人帮当权时期，我曾很诚恳地向接待我们的干部们请教，他们也很得意的说：“我们虽然没有法律，我们的党，自有政策。我们用政策代替法律。”可是政策又是如何制定的呢？现在我们研究国史的和党史的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长征以前的政策，原是“共产国际”制定的。长征结束，直至解放前后（大致是从一九三五─一九五六），则是党的中央政治局，集思广益，集体制定的。到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渐渐的，则是由毛泽东一手炮制了。到毛氏生命最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则毛的词组只字，都是法律。由于毛氏年高，言语不清，还要透过一位一脚踢的娘姨张玉凤女士的独家传译，才能传达于中央政治局，再布达于全国。 再者，在毛氏独裁初期，他所强加于全国的个人意志，还可叫做政策。渐渐地就变成荒淫暴君的意气用事了，到他最后的十年，那简直是语无伦次的胡作非为了。对这种胡作非为，毛未始不自知。所以他在文革后期，告诉他底美国朋友斯诺（Edgar Snow）时，也苦笑地承认他自己是“和尚打伞”。不意斯诺这个“中国通”，居然不懂这句中国歇后语，回美国之后竟大作其独家报导，说毛氏自述是个带着伞旅行的“孤独的和尚”；一时欧美“中国通”和媒体，都为之大惊失色，大家对这个“孤独的和尚”，所做不同的评估，也一时俱来，把我辈流落海外的老华裔，弄得啼笑皆非。 因此毛泽东这个“孤独的和尚”，一人治国的政治模式，不特是中华五千年史所未有，近代世界史上（除非拉两洲中少数原始部落国家之外），也是闻所未闻的。
中国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古文明大国也。五千年来，它出了多少圣贤豪杰，和才智之士。就是共产运动在中国初起之时，也是志士如云，杀身成仁的青年烈士，随处皆有的，怎么到头来，竟让这么个“打伞的和尚”，乱搞一泡呢？其实这也只是个社会文化转型的短期现象。在这转型期中，传统的典章制度是被玉石不分的全搞砸掉了。新的典章制度还要经过两百年，才能慢慢的磨练出来。在这个真空时代，你叫我们这个大权在握的“打伞的和尚”喳办呢？毛氏曾公开的说过，他压根儿不相信什么“法治”。他说只要在“人民日报”上写篇社论，然后推行起来，一竿到底，要啥鸟法律呢？他更不相信民主选举。他知道在他自己的经验里，所有的选举都是假的，只有枪杆出政权才是真理。共产党的“天下”，是解放军打下来的；他的“主席”，是“中央派的”，啥鸟选举？【作者附注：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之内，所有毛泽东的选集和未选集，都会计算机化的。上引毛语录，在秒速亿次的检索程序上，一揿便是，有心的读者将来自可查阅。纵在目前，检索亦触手可得，笔者自己，亦每有前论。本篇因篇幅有限，就不细注了。读者谅之。】 总之，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这位小学国文教员出身的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民们起义的领袖，本质上他是和陈胜、吴广、刘邦、刘秀、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汉们是同一种动物，只是时代不同，在思想行为上，略加点时代色彩罢了。他们底心理状态，都永远脱离不了中国式的“做皇帝”，那套老底子，和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那个老社会。如今皇帝是不能再做了，但是从传统的“帝王专制”，转向现代化的“民主法治”这项必然演变的程序，他老人家就无此视野了。至于现代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有关民主法治的一般常识和基本概念，例如“人权”、“法理”这些观念，在他脑海里也是连影子也没有的。毛对现代人权的认识，实在是连“权利”、“权利”都搞不清楚。遑论其它呢？毛氏对法律的认识，也停滞在两千年前传统法家的层次。他所知道的法律，只是惩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而已。他对现代法理学（Science of Jurisprudence）中底保民之法（保护人民不让恶政欺压，孟子所谓“保民而王”）的基本概念，可说是一张白纸。但他强辩足以饰非，硬说这套西方的正统文明，只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不值一顾。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法理学，又是什么东西，则他连写标语的知识也没有了。自己不知，却强不知以为知，以天纵英明自许，绝无任何虚心来向他人请益。【笔者附注：列宁就不同了，列宁原是西方传统法学训练出来的律师，他对这两造不同的法理学，自有他的另一套“列宁主义”的诠释。虽然也流于偏激，却远非毛氏所能及也。在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学习态度上，毛甚至不如蒋介石；当然与孙中山就更不能相比了。】 不过毛对现代社会科学之无知，在早期中共的领导阶层中，也并不是个太大的例外。那时在共党组织中最骄傲、最抓权的“国际派”，像王明、博古、李三立、瞿秋白、张闻天等人也不无如此。而且他们反而没有毛的笃实、苦干，和对中国社会本质，所具有的调查研究的精神。跟他们相比，毛反而有鹤立鸡群的领袖形象。 毛泽东还有另一套本领，非若辈所能及：毛公善读中国线装古书，精通中国传统的“帝王学”，尤精于玩弄古法家的“权术”，以及打原始农民战争的那套土“兵法”。毛对这套传统帝王学的艺术之掌握，那才是英明天纵，雄才大略，文武双全，全国无两。他就是靠这一套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经验，终能在党内压倒群雄，异军突起，最后竟能赶走蒋氏，而统一大陆的。起阮籍于地下，可能他又要说，天下无俊杰，使竖子成名了。但是，朋友，我们第三世界，搞工业化，曾有个名词叫“恰当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你引进科技，要恰合你当时社会国家的条件。时间未到，你就躐等的大搞其“高科技”（high technology），过犹不及，那您就反而是制造瓶颈，而开其倒车了……毛泽东那一套，在落后的中国，反而比胡适等“人权派”那一套更恰当，更appropriate，所以他能打天下，而人权派不能也。但是，时变而思想不变者臭。等到人权派那一套，逐渐变成适时的恰当技术了，毛还未死，却顽固不变，那他就变成封建落伍，成为结束帝王专政时的最后一个荒淫无道的暴君。（事实上，中共在八全大会中发生的反毛暗潮，就是因为毛在这一新阶段，已变成了一个阻挠进步底反动独夫的结果，见下节。）这原是转型时代政治的特征啊。毛也是一个时代的牺牲者。夫复何言。
根据党史上一般的说法，毛之窜升至全党一人，实始自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让他当上了军委主席，取得了军权，从此抓住了枪杆，至死方休。其实它真正地变成全党一人，却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七全大会期间，由刘少奇搞“个人崇拜”，一手推上去的。盖中共经八年抗战的迅速发展，至此已拥有半壁河山。那时以刘少奇副主席为首的毛派若干高干，为着与党内国际派争党权，和党外国民党争政权，乃突出毛氏，为独揽大权、超出全党之上的最高党魁，来领导对外斗争，和对内清党，刘少奇的第一着棋，便是树立“毛泽东主义”为全党最高指导思想，其地位仅次于马列主义。但毛氏那时正谦恭下士之时，不愿亦不敢与马列平坐，乃自请改“毛泽东主义”为“毛泽东思想”。这一个由七全大会一致通过，并载入新党章的“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之树立，毛泽东就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了。他在一夕之间就变成苏联布党的列宁、中国国民党的孙中山了。 且抄两条，七全大会后的中共新党章，以见毛在党中的超越地位： （总纲）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第一章，党员）第二条：凡党员均有列义务： （一）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摘自党章原文，载刘少奇等箸“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党员”，一九四八年香港红棉出版社再版，新民主出版社经销，页一─三。）毛泽东经过七大在新党章中树立了特殊地位以后，很自然的便发生两项后果。第一便是中国共产党自此以后，就变成毛派的极权政党，和毛氏个人的政治机器了，其它党内反毛非毛的派系和个别党员，不是被关被杀，被清出党，就是在党内靠边站（像朱德元帅那样）。这项发展正和与它斗争最尖锐的敌党──国民党的发展，殊途同归。自此以后，发生在战后中国的两党斗争，就逐渐变成蒋、毛之间的（和刘邦、项羽一样的）两人之争了。第二个后果便是，这种极权式的革命政党中的独裁领袖，他底独裁权力是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的；同时他底政治特权，也未有不被滥用的。这就是麦克斯？韦伯所说的，绝对权力，绝对腐化的必然后果也。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之时，把毛某“踢到琼楼最上层”，虽不无党同伐异之私，但他的动机也是为他底党，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着想。刘在七大上歌颂毛的领导为“完全正确”。我们以笔则笔、削则削的史家标准旁评之，笔者就曾说过，刘的颂毛之言不算太过分。可是到十一年之后（一九五六年八大期间）“解铃还是系铃人”，同一个刘少奇，又想恭请毛主席下楼休息，可就请不下来了。相反的，他却激怒了这位大独裁者。为着保权卫冕，毛所施展出的不择手段的反击，和其后所发生的骨牌效应，不但把刘某自己弄得家破人亡，他几乎也把一个辉煌的人民政权，和十亿善良的人民，都一起陪斩，而弄到万劫不复之绝境。有的大陆史家，就误认为刘有野心，志在提前接班，偷鸡不着蚀把米，而自诒伊戚。海外史家有的讥笑他，木匠顶枷，自作自受。其实他也是出诸善意。刘曾说：“现在不再搞毛泽东个人崇拜了，搞邓小平个人崇拜。”虽是戏言，亦是衬语。笔者不学，在邓氏三起之前，即曾撰长文评之。此是后话，下节在另作交代。
可以做皇帝，不能做主席 刘少奇搞起的毛泽东这个独裁班子，虽有其必然的不良后果，可是在它对付蒋介石那个同样的独裁班子，却有其催枯拉朽的效率。在抗战后，蒋、毛二公逐鹿中原，那一盘楚河汉界的象棋上，不出三年，它就吃掉蒋公的“老将”，而统一了大陆。其效率之高，也确是惊人的。共产党人，像邓小平就常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信不诬也。吾人写历史，固不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在中共取得政权以后，长话短说，它开国初期的气势，也确是不凡的。且看那天安门头，群雄揖让，四海之内，万众欢腾。中国人民是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是一去不复返了。何等气势？谁又知道，时未兼旬，九州岛之内，又人相食，打砸枪，哭声震野呢？ 毛氏这记虎头蛇尾的政权，大陆上的中共党史家，曾说他：“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我们隔洋观火的海外史家，包括小可和李敖“总统”在内，也层笑过他，“只会打天下，而不会治天下。”但是我们海内外两造，都未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毛泽东何以不能治天下？这点倒要稍加解释。 “自古帝王多无赖”，老实说，毛公雄才大略，他真要做起皇帝来，必是一位顶瓜瓜的“开国之君”，不下于刘邦、刘秀、赵匡胤、朱元璋也。不特毛如此，纵是袁世凯、蒋中正，乃至我的朋友李宗仁（我就曾当面恭维过他），都可做一阵好皇帝，而做不好总统、主席，何也？因为做皇帝，我们已有三千年老样板、老经验、老社会、老底子，你有本领打了天下，南面称孤，依照老样板、老经验来，虽阿斗、溥仪，也可照本宣科也。 在袁、蒋、毛、李那个去古未远的时代，“打天下”也远比“治天下”容易。因为打天下只是无赖打无赖，封建残余打封建残余，都有老套路可循。治天下就难了。老样板没有了。“依样画葫芦”，也没个葫芦做样子了。你要做总统、做主席，你得向洋人取经；美国式、英国式、法国式、俄国式、苏联式、日本式，你学得再像模象样，你没他那个洋社会、洋底子，也是要画虎不成，画出狗来的。人家有人家的传统，我们有我们的包袱，政治制度，哪可以乱搬？ 须知，制度者，机运与智慧之产儿也。而智慧与机运之交配，亦非数百年不为功也。剖腹取子，也得怀胎十月，是急不来的。此笔者之所以擅作三峡之论也。袁世凯的悲剧，是背着个总统的包袱，去做皇帝。蒋、毛二公的悲剧，则是背着个皇帝的包袱去做总统。他们三人，都死不瞑目，也就像我的老学长王作荣院长一样，自叹“壮志未酬”也，悲夫。
现在谈谈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和制宪。 解放军在一九四九年，基本上打平了天下之后，中共要组织个新政权了。他们认为在抗战后，该党本愿意跟国民党及诸小党，乃至海内外民主人士，通过“政治协商会议”，来组织个“联合政府”嘛。毛公为此，还着了一本小书呢。可是这一政协决议被国民党单方面破坏了，如今蒋介石被打垮了，他们要开除国民党和附国的民社党和青年党的会籍，由“共产党领导”，包括原有的民革、民盟等诸小党派，和海内外民主人士，再来组织个“新政协”，一切从头来过。 经过一番筹备之后，这个“新政协”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首次集会于北京，到会代表一百三十四人，代表各小党和各社会团体二十三个单位，并正式分组拟定“共同纲领”（等于临时宪法），选定国旗、国歌，以及各级政府组织法和人选的草案。再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工作，至九月底再次开会时，代表人数已增至六百六十二人，代表团体也增至四十五个。这就算是新政权的临时国会和立法机构了。 据当事人回忆，在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之中，有关国号的讨论时，毛曾主张维持“中华民国”这个老国名，而为华侨老财东陈嘉庚所激烈反对。陈主张毛的新政权，应当与蒋的旧政权彻底划清界线，绝不能再用“中华民国”这个老国名了。几经辩论，终于接纳了张奚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年前余访陈嘉庚墓，见其被红卫兵砸毁的墓墙上所刻的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浮雕，不免感慨系之。当年如没这位热爱水浒底老华侨的乱干国政，中华民国的国号，如果没有被废除，则今日海峡两岸的“两国论”，就说不出口，事情就好办多了。有地位权力，可以一言兴邦丧邦者，动用鸟嘴，可不慎哉。 国号之外，与会者也接受了“五星红旗”为国旗（五星中之大星，代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四小星则代表全国各民族各阶层的“大团结”）；老“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并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及以下官员数十位。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二时，北京天安门前，礼炮二十八响之后（象征中共革命二十八年），毛主席揿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空，全场一片欢呼，中国历史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正式诞生了。
可是这时人民政府虽已在北京成立，中国大陆并没有全部“解放”。新中国尚未弥月，解放军精锐第二十八军有三师之众，登陆金门时（十月二十五日），过分轻敌，诸将也争功冒进，古宁头一战，竟被打的片甲不还，使该军总指挥叶飞，望海痛哭。毛泽东也承认在华南打了败仗。 这时舟山、海南、和台、澎、金、马等东南沿海岛屿，尚在国军掌握之中，不用说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十月十二日），在西南中国，川康云贵的半壁江山里，也还驻有大军百万。代总统李宗仁虽已逃之夭夭（十一月一日离渝，十二月五日飞美），国民党总裁蒋中正还在台北、重庆之间飞来飞去。中国共产党如何结束这场内战，完成中国的统一，也还有好一场结尾的扫荡工作要做呢。 据毛泽东后来的回忆，他在这项扫荡作战中，犯了一记战略上的错误：他不该先解决西南；以后再图台湾。他说他应该集中二、三、四野的全部精锐，先把台湾拿下再说，台湾彻底解放了，然后再挥军西，去解决川康一带胡宗南和宋希濂的残部。他不此之图，先挥军西上，川康之间正打得势如破竹之时，东北海疆，忽然晴空霹雳，一场韩战在朝鲜半岛上突然爆发了。原把台湾和朝鲜，都已划在美国防守线之外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这时未加思索，便把美国第七舰队调入台湾海峡，把大陆和台湾之间凭空建起了一条好鸟难飞的钢铁长城。那原是危如累卵的台湾，这一来，一夕之间，就安如盘石，固若金汤，以迄于今了。 毛泽东事后叹息他战略错了。但是先打西南，后打东南，朋友，伟大的毛主席错在何处呢？他并没有错嘛。尤其是在古宁头一战之后，毛氏可能意识到，海上战争，他未可轻发，所以才决定，先打那叫有把握的山地战，而舍东就西。但可能影响他决策的古宁头之战，也是个天大的偶然嘛。兵骄者败，兵哀者胜，国军守将汤恩伯、胡琏最初也无必胜的把握呢。
至于“高丽战争”的爆发，那就更和当年的“西安事变”一样，纯粹是一个历史上的“偶然”了。当年的“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但在垂死的边缘，却救活了一个奄奄一息的中国共产党。 天道好还。这次的“高丽战争”，也改写了中国历史，改写了世界历史，但在垂死的边缘，它救活了奄奄一息的中国国民党。若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死里逃生，高丽战争和西安事变，对国共两党所发生的作用，真是异曲同工。两党都是在枪毙之前，突然获救，五十五十，彼此彼此，十分公平。 朋友，这一连两三个改写了人类历史的“偶然”之发生，虽云人事，岂非天意哉？您能说我迷信？历史本是“必然”和“偶然”交互为用，慢慢地制造出来的呢。可是由于这些偶然的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也随之同时改辙。最明显莫过于中共在外交上搞其“一边倒”，在内政上走“极左路线”，和美国对蒋家政权的心回意转，让这个垂死的国民党政权，死灰复燃。因此中共那一场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也就和国民党当年的“剿匪战争”一样的，功亏一篑了。 一场“韩战”，打了三年，中国单方死伤超过百万人（官方只说三十六万，笔者近周在纽约曾与一位来美探亲的韩战老兵，细说当年。他说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是整营整营的死亡。虽毛泽东的儿，亦不能免。战况之惨烈，非常人所可想象也）。其后遗症至今未灭。长话短说，那就是它打出美国共和党的极右政权，产生了疯狂的“麦卡锡主义”，竟至把美国国务院中的亲华、知华，和会华语的专家，一网打尽，并以中国代替苏联，成为美国天字第一号的敌人，而加以围堵围剿。苏联反退居第二，有时且向美国讨好，谬作中美两仇之间的调人。北京反要向莫斯科赔偿战债。搞国际外交，天下还有比这更笨的笨蛋？言之可叹。 更可怕的是，一场高丽战争，也打出个中国“极左路线”的内政，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来。最可叹的是，美国向极右发展，只是短期的和政策性的，其主要运作也只限于外交界。等到他们发现错误时，还是那个共和党极右派政客的尼克松。 中国向极左发展就不然了。中国的极左路线则牵涉到，有永久性的意识形态。它不但影响了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在内政上更是极左政策的一竿到底。终至血流成河，尸骨堆山，死人数千万，受害者数万万，历时二十余年，至毛死后而已。其遗患至今未了也。 归根结柢，其关键在那个偶然发生的“韩战”。但韩战真是偶然发生的吗？它是不是经过斯大林的精心设计，想利用金日成那位莽夫的鲁莽行动，来拴住北京的老毛，以防他在美苏之间浑水摸鱼，而取其渔翁之利呢？远在淮海战役期间，斯大林曾特派米高扬去西柏坡警告过毛泽东，认为解放军不可“渡江”，借口是怕美国介入，会引起第三次大战，为毛氏所婉拒。一九四九年末，毛泽东在莫斯科谒史时，曾为此违命而道歉。斯大林莞尔说：“胜利者是没有错误的。”中共解放军渡江未几（一九四九年四月），金日成就挥军南下（一九五○年六月），金某竟敢瞒住斯大林而单独行动？常识令人不能相信也。斯大林如先知金军南下，为何不派米高扬前往阻止？也难令史家释疑。各种迹象显示，韩战分明就是经过斯大林精心设计，至少是默许才发生的。史氏之目的盖在拴住毛泽东，免其变成亚洲之狄托也。而毛泽东也就甘愿陷入斯大林之圈套，而不能自拔，也真是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也是俗语所谓“棋高一着，逼手逼脚”吧。
但是“抗美援朝”也有其歪打正着的一面。第一是它大大的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记得国共之战打到尾声时，有一新闻记者访问我们哥大的老校长艾森豪威尔威尔将军曰，假如美国要出兵援蒋，需出兵几许，始能逆转战局？艾氏伸出两个指头。记者曰：“两军？”艾氏微笑说：“两师。”可见其对中国之轻蔑也。但是韩战却给这位趾高气扬的美国元帅一记大耳光。也足使整个世界媒体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做了一百多年的世界帝国主义的共同殖民地，今日稍微抬一抬头，谁说不宜？ “高丽战争”对中国内政，所发生底建设性影响，那就和一九七九年邓小平所发动的“越南战争”，有其异曲同工之处了。自秦始皇而后，中国军队一向都讲求“系统”，近代尤然。国民党军终究有所谓“中央系”、“桂系”、“西北系”、“东北系”，和数不尽的所谓杂牌军。共军中始则有所谓“方面军”，国共内战时，又分为四个“野战军”。表面上是属于中央军委统一指挥的，骨子里各野战军也各有其系统，中央军委对他们的指挥，也只能因势利导。尤其是像邓小平这样“二野出身”的军委主席，他指挥二野或可如臂使指，指挥其它“系统”，就难免有些不顺手了。但是为着打一严重的对外战争，这就给中央军委提供了法理根据，来抽调各系统的精锐，作集中训练，并加以混编（“混编”是国民党裁军时，设法消灭杂牌军的老办法），这一混编出的新系统，就是人民政府精锐的中央军了，虽然在解放军体制中无中央军其名，然有其实也。 五十年代的解放军系统当然更为复杂，纵以毛泽东的声威来指挥，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可是为着打这场生死存亡的“抗美援朝”，他们就要认真的打散各野战军，抽调各系统的精锐，加以混编，来统一指挥。三年韩战，打得四野全销，解放军就真正的统训统编，军委毛主席指挥起来，也真就如臂使指了。所以一场韩战，对毛泽东的整军裁军的计划来说，也真是若有天助也。邓小平后来打越战，也是如此的。 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里，开国之后，裁军整军都是第一难题。而人民中国在建国之后，未费太多气力，贺龙（一野副）就乖乖的去打桌球，当体委；刘伯承（二野）也缴出兵符去办学；陈毅（三野）遵命去搞外交；林彪（四野）安心去俄国养病。只有一个毛主席最信任、最亲密，过去合作关系也最好的“彭大将军”，彭德怀（一野正）保存了军职做国防部长，抗美援朝时奉旨出任中国志愿军司令员。这计杯酒释兵权，固然是老毛通天的本事，但也是诸将识大体，和对美帝作战的生死交关，有以致之。毛当时对彭老总宠信最专，谁知伴君如伴虎，这也是彭德怀这位有圣贤资质的爱国军人，一生最大的不幸呢。朋友，彭德怀凭什么要死于非命，而死得那么惨？但是中共的解放军就是经过韩战这场血的洗礼、血的训练，而成为一支真正的世界级的武力。一九六二年那位不知轻重的文人学者尼赫鲁，居然地想抹抹老虎屁股，解放军才稍微动一动，印军就全军覆没，全国震惊。解放军如真的倾巢南下，全印也就要被“解放”了。那时笔者曾被哥大派往新德里公干，目睹印度朝野之举国惶惶也。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四九年十月正式建国之后，在“文治”上，也颇有开国气象。首先，那原是代替国会的“新政协”就改为“中央人民政协”，作为安抚小党派、民主人士，与少数民族的顾问机构。各省也各有其省级政协，以安抚只有地方性的“民主人士”和被改造释放的国民党战俘。这一安排也颇为成功，以迄于今。早期“新政协”所制定的“共同纲领”，原是作为“临时宪法”之用。建国五年之后，几经制宪委员会的努力，至一九五四年，就正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取代了。北京的所谓“联合政府”，也就变成正式的中央人民政府了。人民政府中最高领导的班子依旧，只是原先的“政务院”则改名为“国务院”了。 人民中国这第一本宪法，也是包罗万象的。举凡现代政治学理上，所有的新鲜事物，无不应有尽有。尤其是它明文规定了，五年一任的国家元首（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制度。这一制度如果认真地执行起来（像美国开国时的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一样），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开国领袖，一个接一个的接下去，未始不能替人民中国慢慢地建立出一个稳定的接班制度来。在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国度里，先把中央政府稳定下来，其下各种制度，随之渐渐的纳入正轨，如此，则转型期的中国，就可迅速的驶出这个可怕的“历史三峡”了。不幸的是，在这段帝制转民治底转型运动的中期，接班（帝制时代叫做“立储”）问题，便是个最难解的问题。原先的真皇帝都解决不了，如今半皇帝、假皇帝，所谓主席、总统者，就更难解决了。下章再专论之。
人民中国在建国初期，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一般说来，它和汉唐宋明等传统朝代，也是大同小异的。大同者，还是毛泽东所说的“千载犹行秦制度”：一个皇帝高高在上，中央集权的北京政府，由三公九卿组成一个庞大的“职业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体系。地方政府则郡县乡镇三级制一竿到底。“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一制度，两千年未变，而人民中国继承之也。只是在遴选候补官吏的制度上，它所采取的却是一种带有时代性的“入党做官”的办法。推行起来，比帝制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和“科举考试制”，还要落伍一点罢了。 另外迭床架屋，他还有一套，和政府机构平行，而更具决策权力的党的机器。在通常的情况之下，一省的行政首长应是省长；一校的首长应是校长；一个公司的首长，应是总经理。可是在共产中国，则一省首长却是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一校则是校委书记；公司工厂，也是厂委书记。甚至学生自组的学生会，也是书记当家。“六四”在天安门领导闹学潮的王丹，原来便是党中派出管治学生的党小组的书记。他年轻气盛，却承继了北大自由主义的传统，舍鱼而取熊掌，才在党内造起窝里反，而享名世界的。 这种以党为大，党指挥枪；党指挥政，指挥一切，在“进城”前，都是必需和有效的。进城以后，富有天下，把一时权宜之计，当成永久性的制度，就要出纰漏了。毛公所以在历史上，以独夫终篇，便是打不开这个死结的结果。国民党还有个“还政于民”的口号。共产党则是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全世界资产阶级还未消灭之时，则是一党专政到底，决无还政于民之心。这也可能就是共产主义极权政治的死结罢。 不过话说回头，当年国民党搞“以党治国”，还搞不到共产党这个水平呢。蒋介石以前曾批评过王安石，说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便是他少了个中央政治学校，没有训练出足够的干部，来执行他变法的政策。但是在训练干部上，毛公可能就要暗笑蒋公是小儿科了。在搞“土法炼钢”时，毛就吹牛说，他一次能送“九千万人上阵”。蒋介石搞土法炼钢，中央政治学校能训练出多少干部呢？ 蒋、毛二公俱往矣。青岛康有为墓里，老康遗骸的头骨，也被红卫兵弄丢了。他们三位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者啊。现在我们不叫变法，叫转型。从帝制遗规，转出个民主法治，要智慧加机运，再加实验时间；横的好的要移植，纵的好的也要承继。如此，至少要两百年，才能慢慢地“变”出个新“法”来。哪能一蹴而几？读者公婆，请稍安毋躁，中国还要再实验四十年，我们就可能有个象样的民主制度出现了。否则就再等一百年，它迟早是要出现的，急有何用？
至于土地政策，人民政府所采取的也只是王莽的新朝（公元九年─后二十四年）所实行底“复井田”的土地公有政策。它先搞“土改”，从事分田。分久必合，然后进一步组织“合作社”，和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这本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理想；甚至也是传统儒家所谓“大同之治”的教条。国共两党都列为最高理想的。中共建国以后，按照宪法和党章，也是要亦步亦趋，加以推行的。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迷信和曲解了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偏信了列宁主义阶级仇恨之说，建国以后，以政府统治机器，泰山压顶的力量，关门杀狗，一举把“地主”屠杀了八十余万人（实际数目显然远大于公开的数字）。这种阶级净化的革命手段，和近时科索伏的种族净化，实是异曲同工。如此以滥杀方式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近百年来的人类历史已充分证明，不但不构成一项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底并发症和后遗症，尤其可怕。因为杀人是有瘾的。“我好杀人人杀我，头颅一样滚瓜红”，杀仇人杀红了眼，下一步就要杀自己的人了。据说张献忠每天都要杀人。等到杀得无人可杀时，他每天就要在自己的队伍里拨出人来，以供屠杀。共产党当年把阶级仇人杀光了，就开始杀自己的同志了，可能也是同样心理变态的结果。尤其是毛公迫不及待，为私为公，他都要立刻冒进，来大搞其公社化，终于演出一场饿死三千万贫下中农的大悲剧，更是不堪设想。此是后话，到时再说。 至于都市工商业的改造，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和一些经贸专家都主张，先从公私合营做起，实事求是，慢慢化私为公，反对冒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中，谨慎执行，全国经济随之复苏，实颇具开国气象。不幸“二五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墨渖未干，便被毛氏一手推翻了。结果弄出三面红旗，土法炼钢等，势将传之千古的历史笑话。记得笔者于一九七二年返国探亲时，所见一家“国营照像馆”，那架最主要的黑白照像机，比我身边所挂的廉价的彩色照像机，还要老二三十年，我和外甥到一“国营餐厅”去排队买油条，等了半个小时，只买到数根冷油条的情形，如在目前也。 关于建设重工业的政策，中国向苏联学习，先搞军事工业，倒颇有可观。它集中全国力量，正如陈毅外长所说的，没裤子穿，也得发展原子弹。在一九六四年中国果然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不到，又爆炸了氢气弹，速度之快，足使美苏侧目；按着北京又搞起“航天”，发展“二炮”，送卫星上天。更是震动全球。这种成就，确是打破世界纪录的。也使海外华侨，挺起腰杆，扬眉吐气，从此不再做落后的“支那曼”（Chinaman）矣。但是这也是变相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于“大跃进”之后。朋友，以三千万颗头颅换一颗原子弹，历史家执简书之，心头也是万般沉重的。 凡此，论者已多，经贸科技专着，亦所在多有，笔者今后有暇，当再略为分类综括之，以留信史。本篇就一笔带过，不再多叙了。
现在再谈谈建国初年的那些有名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和“反右”诸种运动。毛泽东当国二十八年，最大的特点就是搞“运动”。二十八年中可怜的中国老百姓简直可以说没有一时一刻不在胆战心惊的运动中讨生活。孔子的大门徒宰我先生就曾形容过，周朝建国初年的政策是“使民战栗”。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也正是如此。到毛的晚年，不特人民战栗，连党的老干部和超级老干部像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贺龙、林彪、陶铸、彭真、郭沫若、潘汉年、陈伯达和他们底夫人们、子女们，甚至周恩来和邓颖超，也都无时不在战栗之中。周恩来就感叹地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邓小平说他能活下来，实在是“命大”。小心翼翼，靠“命”过日子，能不战栗？ 但是毛主席究竟有什么神通，一个人能把全国全党，都弄得生活于战栗之中呢？社会科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就十分简单了。那是极权政治，尤其是现代化极权政党的基本性质嘛。极权政党是一部无坚不摧的统治大机器。任何强人，抢得了这部大机器的操纵权，谁就可以和尚打伞，为所欲为。始则是为国、为民、为党、为革命、为主义，运用此一大机器来清除异党和异端。但是绝对权力，绝对腐化，掌握绝对权力者，未有不滥用其权的。尤其是掌权过久，孤独多疑，老年昏聩，发生偏执狂（Paranoia）的大独裁者，更会胡作非为。为着清除“异己”，那就白刀进，红刀出，无恶不作了。 当然，权力滥用，也是个绝大的政治艺术。我国古代的“法家”，和西方现代的“马基维利主义”（Machiavellism）都曾把这一项艺术发展到最高峰，而大独裁者们，都是这一行道的好学徒和最高手，否则他们也吃不了这行饭。在近现代中国里，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三雄，都是这一行的九段高手和掌门人。他们手段之高明，耍起来，往往令历史家，甚或他底政敌，都拍案叫绝。我记得李宗仁往往斗不过蒋介石。在斗败了之后，他反而佩服蒋制胜的本领。说到精彩之处，李德公常时把大腿一拍，然后翘起拇指，向我说：“蒋先生这着高明。”其实李宗仁先生在此行道并不低能也，但他自叹不如蒋。其实蒋的本领到毛，还差得远呢。朋友，相信吗？
镇反、肃反、三反、五反 毛泽东就凭这部大机器取得了政权。他也就靠这部大机器来建国治国。在建国之初，他是利用这部大机器，来清除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即所谓“镇反”、“肃反”是也。中共在夺取政权，尤其是志愿军入韩之后，从一九五○年十月开始，一搞两年，其镇压反革命和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之彻底和残酷，真是古所寡有，今亦无双。虽德苏两国亦相差远甚。数十年来北京的官史家为此一政策辩护，说是国民党和美帝不甘失败，在大陆留下大批特务，从事破坏和暗杀，猖獗到阴谋“炮打天安门”的荒谬程度。据说中国人民抱怨政府“宽大无边，有天无法”，政府不得已而为之，才开始镇反肃反的。 其实，战败了的国民党，当时之不服输，信或有之。但是国民党尸居余气，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衰迈的老K，当时无此潜力与气焰也。美国想派遣间谍向大陆渗透，也是事实，然碧眼黄须者，究系异族，搞搞调查研究，窃听收买，行有余力也。搞炮打天安门，若非编导侦探演义，就是撰写科幻小说了。此阴谋如为事实，则愚蠢不堪矣。 当时中共搞残酷的镇反、肃反底真正原因，则是报仇雪恨。国民党当政时杀的“赤匪”也够多了，毛、周也虎口余生，几遭不测。如今变天了，以牙还牙，辱其大，杀其小。非尽屠万恶的“项氏之臣”，不足以雪心头之恨。再加以向苏联联共学习，“把革命进行到底”成一时风气，中共对异党异派之残酷镇压，一杀数十百万人，就青出于蓝了。凡此，将来公正的历史家，都会作专题处理的，本篇就三言两语的带过了。 国民党和美帝的特务，赶尽杀绝之后，共产党整肃矛头就指向党内的异派和贪污干部，以及党外的奸商。这就是所谓“三反”、“五反”了。 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一九五一年年底由毛泽东下令推行的。在运动进行中，处决了贪污有据的高干刘青山和张子善。前者是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后者是天津地区行署专员。二人都是三十年代就出生入死的地下党，解放后位据要津。二人的处决，使全党全国耳目一新。政肃风清，新朝究非前朝可比。 五反则是三反之扩大。反的是所谓“五毒”：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反目的是整肃市场上之不法商人的。大都市中的各级商场和各样商人，本来是最复杂的一个社会阶层。商人有钱，官僚有权，再加个黑社会从中勾结，这就是台湾今日之所谓“黑金”了。黑金猖獗，那任何革命政权都要腐化了。中共初进城时，就立刻体验到这腐蚀之可怕。五反运动虽然也是血迹斑斑，却颇收一时之效，为所谓“过渡时期总路线”之提出与施行，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扩大，铺平了道路。 总之，开国初年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毛泽东领导之下，确有其一番朝气。当时朝野两方对社会主义制度之优越性与可行性，也从不怀疑。毛氏利用其无坚不摧的共产党那部大机器，来雷厉风行地施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国上下地无不俯首帖耳、心悦诚服地跟着共产党走。到五十年后的今日再反之，吾人固知，社会主义，尤其毛派社会主义，实为一大空中楼阁的乌托邦也。但是，朋友，不是五十年前呢。那时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包括国共两党的全部党员，很少不是所谓“社会主义者”。二战之后，我辈中国人的最高理想便是：政治自由、经济平等。在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共虽杀人如麻，但是治乱国用重典，一时居然也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境界。加以物价稳定，社会平安，虽粗茶淡饭的清教徒生活，人民也甘之如饴矣。 因此这三五年的太平盛世，时至今日，仍有历尽沧桑的若干父老缅怀不置也。当年海内外绝大多数人民，对北京人民政府，也都抱有最高的幻想。认为自此海晏河清，中华民族百年苦难，总算是出头了。 笔者这一辈的过来人，亲身体验者，那时都还是最爱国的理想青年也。我们所最为入迷的口号便是：“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经济社会化。”呜呼，一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谁知这三大理想，都是一场空哉？言之可叹。
今日痛定思痛，从巫山之巅，俯瞰三峡，才豁然有悟。原来毛泽东时代究竟还是帝制尾声，去古未远。中国古帝王专制（尤其是开国时期），政治上最大死结，便是帝位继承问题，今日叫接班问题。让我们翻翻中国通史。且看从秦二世矫诏杀扶苏开始，到汉初的诸吕纂刘，初唐的“玄午门之变”，北宋太宗赵匡义逼死太子，明初朱元璋尽杀功臣为建文太孙接班铺路，最后还是免不了一个“靖难之变”。清康熙为中国历朝最可敬的圣主明君也。临死病危时，诸子争位，他自己是否是自然死亡，史有疑团也。纵在民国时代，袁世凯的金匮石室，贻笑至今。孙中山身后汪氏纂胡，蒋氏纂汪，都是影响深远的政治波涛。蒋中正传子，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迨毛公打平天下，粗安未及半旬，接班问题之日趋严重，已远迈前朝。其后骨牌效应，毛死未已。毛公生前为贤妻接班铺路杀人，是何等骄狂？他怎知一朝瞑目，尸骨未寒，“武则天”就被活捉去者？时至今日，对接班问题，吾人仍未见江公有何善策也。一句空言：“培养第四梯队接班人”，说得何等轻松。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今日史学博士生，执简以待之可也。朋友，您认为台湾今日民主了。李总统的接班人，将依法产生，太平无事了。且看李公今日已方寸大乱矣。其情况之复杂，恐亦非吾辈书生所能空论也。虽然它的局格，只限于一个小岛，接班之争与大陆相比，只是个茶壶风波而已。总之，在我们这个转型未成的人治国家里，接班制是众乱之源，接班搞不好，则一切免谈。毛治中国二十八年的众乱之源的，契机即在此。 现在再让我们回头看看，人民中国建国初年，便隐然发生的接班问题：上节已言之，开国五年，毛已作了一任华盛顿。一九五四年宪法颁布，毛又依法连选连任，当选了第二任国家元首，任期直至一九五九年为止。本来嘛，作国家元首两任十年，原不算短。殊不知在人治中国的国家元首，尤其是开国之君，都是从马上得来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踩着一条血路爬上层楼，数十年白刀进，红刀出，尔虞我诈，仇雠盈野。为本身和家庭安全计，他纵想引退，也是退不得的。何况生就独裁胚子，都是终身职的职业革命家，岂可半途而废。如部下的从龙之士，硬要逼宫造反，则犹要不惜一切，卫冕护权到底，绝不罢休。老实说，这一特质是世界上所有独裁政权皆然，中国并不是个例外也。但是无巧不成书，毛公的第二任元首之职，未及中途，国内和国际情势都发生了剧变，迫使毛氏不得不使出全身解数，以图自保，人民中国也就随之大乱了。
莫斯科鞭史，北京城抑毛 原来，毛公的第二任还未开始，苏联政局就已经发生了翻天的变化──大独裁者，全世界第一号共产党领袖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突然病死。论国际共产运动的资历，毛泽东水涨船高，此时理应递升接替斯大林为第一号领袖了。谁知事有不然，苏联在史氏死后，几经权力斗争，终由赫鲁晓夫，取得了政权。赫氏为一有手腕的修正主义者，在史氏专政之下，久遭折磨。如今一旦当政，不特一反斯大林之所为，并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对史氏公开“鞭尸”。他认为斯大林三十余年的个人独裁，实在是当今苏联内政外交、政治经济落后的百病之源。他坚持把斯大林所有的政策，都加以逆转；说做就做，斯大林留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里的遗尸，很快的也就失踪了。苏联人民受史魔之苦久矣。经赫氏登高一呼，全国人心大快，洋溢着一片“鞭史”（当时西方所谓De-Stalinization）之声。“党内民主”的口号，被叫得震天价响。十余年来美苏之间的冷战，也随之迅速解冻。 苏联这一突变不打紧，一向以“老大哥”的行为马首是瞻的北京政坛，就随之震动了。再者，也真是无巧不成书吧，中共的八全大会，也竟预定与苏共二十大同年举行。上节已言之，中共自七大以后，毛泽东已亦步亦趋的走向斯大林的独裁之路。这一下斯大林在苏共二十大中，忽然从圣人导师变成坏事做尽的恶魔了；中共在他的八全大会中，将如何处置毛泽东呢？毛又何以自处呢？ 首先，中共党内一般毛派高干，本来就是和以陈绍禹（王明）为首、以斯大林为靠山的国际派，针锋相对的。斯大林一死，国际派已全部靠边站（王明于中共八大当选为最后一名中委之后，即潜往苏联定居，终于老死俄京），毛派干部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对史早就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可是此次赫鲁晓夫鞭史，情况就复杂了。北京多数中央领导，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和邓小平等人，显然都有意与苏共步调一致，来搞党内民主，反对个人独裁。可是毛泽东这个传统的反史派土共首领，这时却摇身一变，变成斯大林幽灵唯一的魔鬼辩护士了。在中共高级干部一致附和鞭史声中，毛则力排众议，坚持评论斯大林的历史功过，应该是三七开：斯大林“功大于过”。 朋友相信吗，中共在八全大会中对斯大林被鞭尸的反应，其后竟变成人民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本身，接着发生的二十年不停的动乱，尤其是文革的十年浩劫底众乱之源啊。
中共的八全大会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开幕的。长话短说，大会中最重要一件议案，便是“修改党章”，这个“新党章”和七大通过的旧党章，最大的区别，便是把原有的“毛泽东思想”（见上节）给划掉了。这一划不打紧，便把毛主席从琼楼最上层，降级，降到基层，和其它工农兵党员没有两样了。 上节已言之，朋友，搞咱们中国的官僚政治，尤其是最高领袖，只能升，不能降也。更上一层楼，您可以去见上帝，像袁世凯；或晋升为太上皇，像邓小平，您不能真的“退居二线”，像五六十年代之间的毛泽东，或二三四十年代，三度“下野”的蒋介石。纵使是二级领袖，像五十年代被政敌赶出台湾的、“蒋家天下，陈家党”中的陈立夫。立夫先生在美国新泽西州开鸡场时，或问陈夫人何以选此行道，夫人喟然叹曰：“鸡脸比人脸好看啊。”毛主席在“退居二线”期中，王光美以第一夫人身分出访印度尼西亚，大跳其探戈，不是也把随老头退居二线，舞艺比王夫人更强的江青，脸都气扁了？文革中，刘主席失踪了，第一夫人王光美被判死刑，岂非探戈夺命哉？真是官高位险，“二线”岂可久居？ 关于这点怨叹，朋友，我们不能专怪我们的失势英雄，和他们底娘子们呢？我们也要看看我们那些见风转舵的，无耻政客和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也要看看我们那久染于官僚“酱缸”中的社会大众。文革中在全国最高学府的清华大学上演那幕“活捉王光美”的闹剧，还不是清华大学中那批高知师生，观风转舵导演的？可耻吧。 读史者阅人多矣。在中国传统里搞政治，一到琼楼最上层，就得干到死为止，绝不能退休。曹操不也说过，他如自动退休，“欲为长城公，岂可得乎”？纵在毛后的人民中国，若不见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三位灰溜溜的下场。这不是他底接班人有意要羞辱他们呢。而是没有“鸡脸”好看的那些“人脸”（包括他们原来的朋友，同志，下属和一般社会大众），才使他们吃勿消呢。这种鸡脸和人脸的变化，在共产中国，尤其显明。这话不是不才老朽，瞎扯淡吧？数年之前，大陆不是也有什么“江落石出”的顺口溜吗？这种政治传统才叫做“封建残余”，和“酱缸文化”呢。这种传统不洗刷干净，中国哪配做个现代化国家呢？但是要洗刷这个臭不可当的传统，那就要彻底完成政治转型；转型一天不完成，则此臭就永远存在。所以今日北京的当务之急，不是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而是要搞出个接班制度来。试看在近百年民国史上，袁蒋毛邓四大独裁者，不都曾精心培养过接班人？结果呢？一个培养了老婆，两个培养了儿子。老邓没儿子老婆可以培养，终于培养了三个后辈。结果呢？一个被他气死；一个被他废幽，几乎也弄得天下大乱。这种糟糕的先例，现任当权者还要如法炮制吗？江公现在显然也在培养接班人。望云翘首，我们敬为胡东宫锦涛祝福，希望他将来和平接班也。
毛对抑毛运动的反击 明乎此，我们再回看毛公对八大抑毛的反击，和其后的骨牌效应，就不难一目了然了。 第一，主观的，毛天生具有以“斗争为快乐之本”的个性，非低声下气之人。遭此屈辱，就非斗争不可了。第二，客观的，上述那个官场的人际关系，和深染于酱缸文化的传统社会，也使他非反击不可。 第三，这次抑毛运动是当权的毛派自家人的窝里反。毛是个独人班，高高在上，以一人而敌全党。因此他反击底对象，几乎是从龙功臣的全体。他不能不分而制之。 第四，毛是个老谋深算，不择手段，不打没有胜利把握之仗的，战略家和政略家；搞阴谋阳谋，俱是九段高手。因此这场保权卫冕之争，就变成长期的，狠毒的，和分段分期进行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血淋淋底，不顾任何道德原则的政治内战了。 至于他所运用的手段，四十年后的观察家，也就可以看的很清楚了。大致说来，毛公最基本的原则，便是抓住枪杆。“枪杆出政权”。大枪杆是抓住全部人民解放军的军权；小枪杆，则是掌握北京城区的卫戍军力（尤其是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八三四一部队）。毛主席如对任何党政官员不满意，他老人家只要歪歪嘴，该员立刻可“失踪”。再加上一个如臂使指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毛的政权控制之细密和彻底，实非俄国的布党和德国纳粹所可望其项背。德俄两国，一般政治学家，都把他们归入所谓“警察国家”（Police State）。毛公统治的中国，则是已入化境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a police state without police）。其统治之严密，世界史上尚无前例也。但是纵使如此，他要向刘邦、刘秀和朱元璋那样杀尽功臣，也非运用有耻和无耻的借口，以及有形和无形底策略不可了。 至于毛功的政治策略，则大策略不外是不顾国家民族，和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放火自救。不顾原则的打破现状，制造混乱，然后（且引用他自己说的话）“从大乱中求大治”。毛知道在全党全国大乱之后，也只有他能快刀斩乱麻地，造势整风清党，然后来拨乱反正。毛从江西时代开始，就以搞“拉一派，打一派”，为全党所畏（这在马基维利的政治哲学理则叫做Divide & Rule，也就是分而制之）。事实上，八大之后的二十年中（一九五六─一九七六），毛公就是运用这套手法，把他的本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整得死去活来。幸好人老必死，毛如不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也不会有痛定思痛，而图谋改革开放的“毛后”时代也。 至于毛公所运用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小策略”（且用毛氏自己的话来说），那就可以小到“掺沙子，丢石头，挖墙角”，贴大字报，暗中搞阴谋，公开搞阳谋。搞得人头滚滚，也搞他老人家不亦乐乎。但是受害者就不止于毛派和共产党自己了，全民族之受害，也是三代不能恢复也。悲夫。 近二十年来，笔者就和当过各派红卫兵的小朋友们（包括我母省安徽曾一度闻名世界的“好派”和“屁派”）长期笑谈往事。他们也未有不自觉荒谬的。有的甚至咬牙切齿的痛恨老毛，和独裁政权。因为他们自己也无可补偿受害者啊。
从双百运动到右派造反 按顺序来。毛泽东主席所亲自发动的第一轮反击战，便是八大之后，一九六五年底的所谓“双百运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运动初起时，我曾问过胡适老师：“百家争鸣，人人知道；百花齐，出自何典？”胡顺口答道：“镜花缘。”真是渊博。 在八大抑毛运动中，他们的借口是反“独裁”和“个人崇拜”。可是从毛功的立场来看，老子固然独裁，“他妈的”（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用过这句三字经“国骂”，今且借用），你们就不独裁呀？独裁制原是帝王传统遗传下的权力金字塔。根据共产党“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的原则，毛所拥有的权力固然是个大金塔，他下面各阶层的“职业官僚体制”（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中的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沿梯而下，何人又没个金字塔呢？连一些乡镇级的小干部，也是一些小金字塔呢。在毛看来，他那时声望已达颠峰，刘少奇还差的远呢。你们批评老子独裁，你们就不独裁吗？大家是同样的独裁，只是权力大小、等级不同而已。要批评独裁，应该从你们这些官僚党棍，整风整党呢。小子鸣鼓而攻之，这显然就是毛所策动底，自卫反击斗争心理状态。 兵来将挡，水至火迎，毛就准备利用当时分散在各个小“民主党派”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帮助他整党整风，自清君侧了。这显然就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底所发动的“双百运动”底最原始的构想。在此运动中，尤毛公亲自主持，党和政府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在北京召集了一连串的“整风座谈”。在这些会中，毛号召各小党派中的“民主人士”，大胆地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批评。并给以“言者无罪，闻者足诫”的最安全保证。他所制定的指标则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作此公开的保证时，他显然认为他自己声望正隆，高居顶峰，这对三个“主义”，都沾不上边。因此批评者也只会批到刘少奇为止。不曾伤及“皇上”。这原是中国传统的帝王政治的特色。连造反者，分明是造皇帝的反，但是传统的办法，都是只号召“清君侧”，对皇帝是不直接攻击的。纵在战时，国共两党“摩擦”到围攻新四军的程度，毛氏亲自策划的反国民党的宣传战，也只到何应钦为止。蒋，他是暂时不碰的。 此次搞双百运动，毛公显然视为当然，他自己是不会变成攻击对象的。谁知他老人家估计错误了。所以在“言者无罪”的铁卷保证一经提出，这批旧社会出身的老士大夫和高知，对共产党的党天下，早就骨鲠在喉，既然言者无罪，他们就舍共干，而把矛头直指共党了。一时热火朝天，原来声威比天还高的“党”，一夕之间就变成众矢之的了。
在这一系列的整风座谈会中，首先对共产党提出严厉批评的，则是早先拥共最力的民主同盟正副主席的章伯钧和罗隆基了。罗其时是官至国务院森林工业部部长，官高一品。接着便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黄绍竑和龙云等人以及有影响力的媒体像“新观察”的主编储安平等人。经这些名人在北京登高一呼，全国高知如响斯应。一时举国滔滔，把一个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批评得一无是处。他们批评的内容，可以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语概括之。那就是共产党把持了一切。小党派人士，表面上官高位显，事实上只是一些“有职无权”的花瓶。所以他们要求共产党开放政权，搞政治民主化，不能再搞“外行领导内行”。章伯钧甚至要组织一所“政治研究院”来研究体制改革，要求共产党开放政，好让各党派“轮流坐庄”。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批共呼声中，湖北一位高知葛佩琦甚至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共产党如不好好为人民服务，人民会“杀尽”老共的。 在大小知识分子，越批越起劲，全国人民也为之大鼓其掌；时未经月，自毛主席以下的大小干部，和金字塔主持人，个个傻眼了。乖乖，这批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真要造反了。共产党怎能如此“宽大无边，有天无法”？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竟如此不识抬举，毛主席震怒了。他很快的就体会到自己的错误，反扑势在必行。但他能表面容忍，并把所有右派“言者无罪”的控诉，一字不易的在“人民日报”，全部刊登；作了充分的准备之后，乃把邓小平叫出来，发动一个强烈的“反右运动”，把他们镇压下去。小平遵命后，乃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一声令下，千百个大嘴巴，就纷纷被捉将官里去了。这就掀开了人民共和国史上，第一幕血淋淋的“反右运动”，以后的骨牌效应，就没个底了。 罗、章、储、葛诸大嘴巴傻眼了，主席老人家，您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嘛。怎么言犹在，时未迭月，又搞起文字狱，抓起人来了？这不是“阴谋”吗？主席传语邓小平，这不是“阴谋”，是阳谋”。党发动双百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引蛇出洞”；把你们这些毒蛇毒草骗出来，加以铲除，加以捕捉的。一个灿烂光华的“双百运动”正式推动，尚未迭月，在老毛一声“阳谋”之下，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成为“反右运动”了。根据毛主席的估计，全国各机关、各学校、各单位里的“右派”人数，应该是百分之五。如此，各单位就根据这一比率，划出“右派分子”，来加以清除。国防单位之外，国内任何机关，皆不可减免。一个单位如只有二人那就打一人为右派，那就是百分之五十了。余类推。在主席直接指挥之下；小平举手之劳，全国共有五十万“右派分子”（说超过百万），就锒铛入狱了。这个血淋淋的“反右运动”，初起颇似儿戏，终则家破人亡，下放劳改，幸存，亦每至二十、三十年后，始获“改正”，或“平反”。“右派分子”遭遇之惨烈，史家不忍卒书也。三十年后，邓小平还说，反右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错在不应扩大。说得何等轻松？朱镕基总理便是个老右派。不知对当年反右，他是如何看法也？ 我辈偷生海外，无切身经验，但是国内右派朋友，数不尽也。笔者在纽约曾一度与葛佩琦先生的哲嗣张君，详谈乃父受难经过，如其惊心动魄也。不知所终，尸骨无存的储安平先生的前妻（改嫁宋希濂将军）今亦定居纽约，对过去伤痕，则不愿多提矣，然精神伤痕，显然也是终生未灭也。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毛公作为国家元首，在一计反右之后，可说国家信用、个人信用全盘扫地，把“阴谋”硬说成“阳谋”，更可说是标准的嘴尖皮厚，但这也为着他自己的政治生存和错误，不得已而为之也。但凡心黑度厚的政客，怕的是初犯，一犯以后，就视重犯为当然了。“汉书”上有个故事说，某家有位“节妇”，守寡多年，玉洁冰清，不幸一次被强盗强暴了，其后她就开始乱搞男女关系，变成个“荡妇”了。毛氏失信的下场，盖近之也。 毛公本来的构想，原是发动高知来“帮助整风”，谁知弄成个高知反党，他自己又被迫反右的结果。自此以后，他再也不敢轻用高知。在“文革”期间，为着把刘少奇斗臭斗垮，他就舍“高知”，而去利用“低知”和“无知”的红卫兵了。成长后的红卫兵，自觉上当，同思往事，地无不咬牙切齿也。此是后话。 毛氏在“双百运动”失败之后，他第二着棋，显然便是搞“从大乱求大治”。首先砸掉那前途看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出个“冒进，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混乱局面来。然后由他自己来拨乱反正，乘势主动的实行“清君侧”，把周恩来“罢相”，换以柯庆施，这一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之内，就可没有顾忌，而为所欲为了。这又是一着险棋。 原来，人民中国在建国之后，所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十分成功；然只限于内战后的打扫战场，收拾残局。人民政府所精心策划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才算是真正的经济建设（Economic Reconstruction）的开始。因此，该计划放八大通过实行之后，党内以周恩来为首的稳健派领袖，真是经之营之，珍之重之，实事求是的，预备好好的建设一番。那时在莫斯科冷眼旁观的赫鲁晓夫，曾为之暗暗咋舌。赫氏于一九五九年访美之时，就曾警告美国说，“很快的美国就要沦为世界第三位经济大国。”记者反问他，谁是第二位呢？赫氏忽然以英语回答说：“No Comment.（无评论）”足见赫氏对中国之惊羡也（此为当年笔者在美国电视上所亲见亲闻者）。 不幸此一为全国财经专家所精心策划的“二五计划”，却为老毛一人一手给砸掉了。毛之砸掉这二五计划，是有绝好之借口的。事缘这个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科学家在人类历史上放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朝野被他放得心慌意乱，苏联这时也认为社会主义的科学已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就。赫鲁晓夫曾大放厥辞，说在十五年内要超过美国。并且扬言要埋葬资本主义。这时举世皆信以为真。这当然也使当时正在访苏取经的毛泽东，大为信服（毛是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因而也信口吹出他底“十五年超过英国”的伟大号召。要十五年超过英国，那么“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和速度，都得翻上好几翻，才能做到。因而毛就要撤销“二五计划”，不顾一切的“冒进”，才能超过英国。笔者记得抗战期中，在重庆听过马寅初批评他底“学生”蒋介石的演说。马说，“蒋介石是个军人，就欢喜叫‘稍息、立正’。这次他也要向物价叫‘立正’，物价可就不干了。”说得我们哄堂大笑。毛主席是迷信体育的。欢喜叫人跑步、跳远。但是搞经济建设，要实事求是、按部就班，既不能跑步，也不能跳远。所以当毛主席一再向周总理抱怨，二五计划目标太小，速度太慢时，周就有点不耐烦了。他可能认为毛是外行领导内行。那时毛的绝对权威还有待建立。据胡乔木的回忆，一九五六年四月下旬某日，周又为“反冒进”和“反反冒进”问题，单独去见毛。二人争执了起来，周竟然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胡乔木回忆说，“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以柯庆施换掉周恩来 其后他们之间，周的“反冒进”，与毛的“反反冒进”，仍不时有所纠缠，周虽一再退让，毛始终是尾追不舍的。到一九五八年一月，毛在南宁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和西南各省市的工作会议时，周因公迟到，毛就打算乘机逼周辞职，而以上海市长柯庆施代周为国务总理。 早在八大期间，党内高干曾戏谈如何淡化毛主席的独裁形象。因为按照开国以后的惯例，在公共集会场合，但凡毛主席出现时，大家照例起立，鼓掌欢迎，此时大家一致同意，废除此一形势主义。大家都同意了，周总理曾加一句戏言，说，“以后有谁见到主席要起立鼓掌，我就不分发他戏票。”因为当时北京每有杰出的戏曲表演，高级干部和民主人士的戏票，照例由国务院统筹分发。所以周恩来有此戏言。想不到事隔两年，此次南宁会议时，在一月十六日上午，毛竟在大会上，取出柯庆施所写的论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给周看。并当众戏问周道： 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 随后在大会会场上，毛也声色俱厉的叫出，所谓“反冒进”，就是反革命，和反马克思主义，周虽深知内情和毛的用意所在，然尽力容忍，不要表态，自动辞职。事后且亲撰万言书，作自我批评，深责自己“反冒进”之错误。直至同年六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席上，周始委婉地在会中自陈：“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总理是否适当？”经众议一致挽留，这次“罢相”危机，始暂时淡化。“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见李东朗、任贵祥主编，“细说周恩来”，一九九九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实事求是与反冒进”，页四九三─五○三。） 在这段小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主政中国二十八年中，毛、周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二人一个坐第一把交椅，一个坐第二把交椅。都是从开国之初；坐到死为止。他二人显然都知道，二人都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彼此都是过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中途是退不得的。毛之不能中途退休，上节已言之弥详。周之不能中途“罢相”，其理亦至明。为着个人安全计，他的影响力和潜势力，都太大了。他一旦罢相，则生死交关。他原是“高饶事件”之后，毛主席所想清除的次一个对象也。 再者，周之生命非属其一人也。他也是一个王朝的无冕之王，也是一把大伞，和一棵大树，树上的猢狲，伞下的“老同志”，像叶剑英、聂荣臻，邓小平、陈毅，乃至彭德怀、贺龙、陈广，和数不尽的民主人士，包括张治中、傅作义，和笔者的老朋友，李代总统，和程思远，以及千千万万的大小知识分子，和臭老九，都要靠他这把伞来照拂，始稍有安全感。他这棵大树倒不得，大伞也收不得也。 周和毛不同。毛是个独夫，人亡政息。周则是个“体制”（Institution）世世代代，承传有人。他只要不倒，就是胜利。他和老毛作健康比赛，毛如先他而死，则党和政府就是周的了；毛如死在周后，党和政府也就是“周派”的了。所以周氏生前，虽受尽胯下之辱，也要做个不倒翁。不倒就是胜利；周的政治本领，就是能维持他自己不倒，则荫及三代，血食千年。为着他的“党”，也是为着他的政治理想，他是绝对不能被老毛捅下去的。老毛常吹牛，某人某人（如彭真），他用一个指头，就可以捅下去，但他对周恩来就始终捅不下去的。 这次南宁会议，周如受不了屈辱，稍示辞意，或以退为进，那他这个宰相，也就让给柯庆施了。等到他在政治局中表示倦勤，那就必然被一致挽留了。这也是最高的政治艺术的表现吧。 总之，毛的拳路是空手道、少林拳等等“外练筋骨皮”的外家功。周则是“内练一口气”的内功拳、太极拳、沾绵拳。你一旦被他“沾”上身，你有天大的摔角功夫，也摔不掉他。周死之日，毛还要说他是“狡猾的中国知识分子”。毛公生前不知斗垮了多少政敌。唯独对周毫无办法，眼见他死后是周派的天下，寡妻不能自保，他也莫如之何也。所以老毛也是死不瞑目的。下章再说说他老人家如何导演“土法大炼钢”和“文化大革命”的闹剧。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于美国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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