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云庄】之九：（1970日记选议）第一次回城探亲·离校一年·难堪的重逢与困惑·当年的影迷·感受战备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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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九：（1970日记选议）第一次回城探亲·离校一年·难堪的重逢与困惑·当年的影迷·感受战备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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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九：1970日记选议 （1）第一次回城探亲的农民 我的第一次回城探亲，是离家之后的一年一个月又一十一天——1969-12-30。曾经是“上海人”初中生，此刻重返上海，已是没有了上海户口的“曾是上海人”，美其名曰知识青年或“一代新农民”。
时代的列车告别了光辉灿烂的60年代，昂首阔步跨入了伟大的七十年代，中央两报一刊发表了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鼓舞我们继续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和指路明灯。 【忆与议】 那时候每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即“两报一刊”都要联合发表一篇社论，总结去年，展望来年，传达最新最高指示或中央新的精神，号召为什么而奋斗而奋勇前进之类。作为当时舆论或曰话语权的制高点，两报一刊社论相当于中央文件的细化论述。对于看不到中央文件的平民百姓，就依靠两报一刊社论猜度又要让全国人民干什么了，因此举国上下都非常重视。我在日记里说传达了“最新指示”，但没有连夜庆祝的印象。 我在网上查到那篇元旦社论全文，确实没有出现“最新指示”，而是重复强调了一些“最高指示”和振奋人心的豪言壮语，例如，开篇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去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以豪迈的战斗步伐，跨进了伟大的七十年代。放眼全球，展望未来，我国各族人民心潮澎湃，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六十年代的历史，雄辩地证实了毛主席这一伟大的预言。”“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成为当代反帝反修的强大的政治力量，成为各国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最可靠的朋友，成为世界革命的希望。”“不管美帝、苏修怎样互相勾结、互相争夺势力范围，不管它们施展多少阴谋诡计，发动什么样的侵略战争，都逃脱不了注定灭亡的命运。它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革命在发展，人民在前进。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曙光就在前头。”如此等等，通篇的豪迈气概一如文革以来重要社论的风格与气派，特别能够让青年人血脉贲张、热血沸腾。 然而，在“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一年之后，对于这类社论是注重它的实际内容了，在如此重要的社论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只字未提。仅有一处用到“知识”二字——“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只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就能够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所谓“革命知识分子”究竟是指什么，语焉不详，不能不大失所望。虽然日记里不乏习惯性的“节日应景语”，但对这样的社论只能是草草带过。当初的政治热情已经明显降低，实际实在实用占据了上风。
上午由祖父陪同去曙光医院检查身体，肺部透视正常，小便化验也尚正常，但医生嘱咐要吃得淡些。 1970. 1.14 星期三 阴 早上起床后觉得不适，一测体温达39℃。早饭后就和祖父同去曙光医院看医生。配了些药片药水，后去淮海路旧货店等处转了一圈才回家。回到家后觉得支持不住，就上床睡觉，直到下午近5时才起来。体温仍在38℃以上。晚饭稍吃了一点。但终于在8点多钟大吐三口，此刻才如释重负，万分轻松惬意。 【忆与议】 记得后来又去医院一两次，对在乡下出现的经久不愈的病态也无法诊断。医务人员看到知识青年就医，有同情的、可怜的，也有冷漠的。给我留下的总的印象是，我们已经不是上海人了。 1970. 1.15 星期四 晴 小潘已定明天回江西。火车票已购好。在她家中看到李1.7写的信。信中说到，老胡什么的要我们赶快回去过春节。信中还谈到，县革会组织了一个赴上海家庭访问学习慰问队，7日动身赴沪，25日离沪返赣。鸡峰公社有两个代表，由梅峰和乐门各派一人参加。该队的任务是，1、向上海青年家长汇报，2、动员返沪同学回江西度春节。他们说，要搞春节战备，防止苏修在春节搞突袭。在我和刘看来，此队的组织及任务完全没有必要，浪费人力物力。 【忆与议】 插队地的各级领导部门居然派人到上海动员知青回去搞“春节战备”！当年在“政治经济的要地”上海都没有那么紧张兮兮呢，难道我们插队的穷乡僻壤还会有更准确的消息？难怪刘和我对此类作为大有异议。在随后的日记中，也不曾出现那个“慰问队”的活动。再则，假如真的是7日离赣，而看到有关消息时已是15日，也没有任何人听说“那边来人了”。或许我们没有被列入“慰问”范围？此类细节似乎难以查考。当年那些管理知青的部门，至今没有什么人回忆自己在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经历与感受，与知青写就的回忆录汗牛充栋的景象成为巨大的反差。这对于知青史研究是一大缺憾。真希望那些“过来人”不要失忆、失语。
在号称“文革发源地”上海，经历过两年多“革命”教育的中学生，在1968年“毕业”离校走上了社会。不再是学生了，在实际社会中生活，短短一年多，的确使人发生了不少变化。 1970. 1.11 星期日 晴 上午去建国电影院看电影《创伤》。一个小鬼退了一张票给我，学生票，比成人票便宜0.15元，仅0.10元。按理应补付0.15元，但检票员没有发觉。 【忆与议】 这样的“混票丑事”在我脑海里有较深的印象，不过记忆中的事发地是在淮海路龙门路路口的“嵩山”电影院（从小就记得它是一个带有偌大圆顶的公共建筑物。文革中更名为“红光”，文革后恢复原名。九十年代被拆除，原址一带成为硕大的“时代广场”）。无论“建国”也罢，“红光”也罢，可以肯定的是，当年留下“混票劣迹”的地方还不止这两处！很可能日记中的“建国”是“混票”的始发地，而且是“诱发地”，第一次尝到了甜头，以后多次“犯事”就是“主动行为”了——尽可能去找“学生场”电影。而“红光”，也许是第一次“故意”、并且获得成功，或者正好相反，拿不出学生证而不得不补票，从而在记忆中印象深刻。回忆自从小学开始接受的教育都是要争取“做一个革命接班人”，也以优秀的学习成绩屡屡获得“三好学生”的荣誉，绝无混票之类的邪念。从三好到混票，恍若两人。 在我的印象中，诸如这天日记里的混票，成功率不低。固然是因为自己天生一个娃娃脸，屡屡骗过检票员，但心灵深处是出于对自己处境的无可奈何。同一届的毕业生，留在城里当工人与下放农村当农民，天壤之别啊！回家探亲才几天，满耳朵都是“真辛苦”“太可怜”之类同情之声，为什么我要被同情？我确确实实尽了力，却无法实现养活自己的愿望，难道是自己的无能？ 一年的社会生活实践“再教育”，不能不在心理上产生巨大的不平衡。这种心理问题来源于社会（上山下乡制造的新差别），积聚而成为新的社会问题之后，就陆续出现了年终岁末面向回沪知青的一些“优惠活动”。这种安抚民心的“季节性措施”在1970年的春节期间似乎还没有出现。 其实，以后逐步出现的“照顾知青”的诸多做法，实际上已经间接承认了上山下乡的不合理，所以采用一些优惠来怜悯知青、安慰民心。对于好胜心强烈的青年人来说，这类安抚做法往往会产生逆反心理：我为什么要接受安慰怜悯？我为什么不能自我选择实现自力更生的道路？…… 那么同一届“毕业生”中有幸留在城市甚至进入“军工企业”的同学在离开学校一年之后又如何呢？在某厂工作的同学Z告诉我们一件令人咋舌的真人真事。
据Z说，前不久，H建议各自找些自己喜欢乐器的朋友，在星期日或其他日子大家聚在一起吹吹拉拉玩玩，消遣消遣。Z表示赞成。以后几次两人碰头时，H又对此事只字不提。前天晚上，H又去Z家，再次提起此事，并问Z串连得如何。这一天H“畅所欲言”。请听他在说些什么！“光是男的吹吹拉拉不过瘾，最好还要搞几个女的来唱唱，这样才有劲。”并问Z，“你们厂里有吗？风流些的最好。”Z表示惊讶。然而H还是不以为耻，对原来班里的几个女生评头品足，不堪入耳（也不堪上纸），充分暴露了这个人丑恶的肮脏的灵魂。在他心目中，钱是万能的。从他谈吐中，估计他为了金钱，企图（或已经在）追求资产阶级出身的M。这就是堕落啊！多么活生生的事实呀！ 【忆与议】 或许应验了一句老话“饱暖思淫欲”。如果在当年必定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剖析，结果必定归咎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即使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子女到了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军工厂，也还是在“腐朽思想”面前“打败仗”。因此，对于六六年文革以来亲身经历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不能不产生巨大的怀疑。时隔数日，又发生一件使我目瞪口呆的事情。
今天是七十年代第一个春节。 上午在家里说说笑笑，很快就过去了。午饭后不久，刘和X来我家，……。刘还向我讲了一件挺气人的事。日前一天上午，刘等人在校门口，忽然看见了甲，叫住了甲。一问原来他和乙刚刚从江西回来。刘等马上去乙家。……乙向刘有声有色地讲述：乙与甲在樟树火车站，看见一个小偷去扒一个身背小孩的妇女的钱包。他们俩互相碰了碰，各自暗示不要声张。等那扒手走到厕所里，他们也跟踪而出。甲问扒手“你刚才拿了人家什么东西？”扒手不得不承认自己扒窃到一个皮夹子。甲又盘问了扒手的身份。扒手又反问甲：“你是什么人？”甲答“我是插队落户的。”“你不回上海吗？”“我是来送同学的，我不回上海。”扒手马上从袋里掏出一张岳阳到上海的车票给甲，“我这里有一张到上海的车票，你拿去，回上海吧！”于是双方就成了一笔买卖！后来，甲胆小了，害怕在车上会被查出。此时，乙说“来，我与你换一下车票，出事由我负责！”乙回沪后还恬不知耻地广之于众。 【忆与议】 前面那个留城的同学，在“阶级理论”之下无须接受再教育就进了工厂，却在短短一年中就心生邪念，图谋色情活动！后面那两位去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插友，也不过一年时间，就在公共场合干起了黑吃黑的勾当。当然，我自己也不是“一尘不染”，玩起了混票之类的小玩意儿。如今回想起自己的混票，感到脸颊发热。当初将之记入日记，再结合后两件事情上的态度，说明自己的良心并未泯灭。 我相信，当年诸如此类的风气决非偶然与个别。结束学校教育只有一年，无论务工务农，社会教育的结果竟是如此背道而驰，那么，这样的学校教育是成功的吗？虽然上述实例与当今动辄亿万的贪官不可比拟，但从社会风气社会心态等角度而言，至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如今还有人在鼓吹那个时代的纯洁无暇，犹如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至少是对历史的无知。
元旦春节期间是“广阔天地炼红心”的知青们回城与家人亲友团聚的日子，也是互相交流情况的时候。那时候天南地北的交流手段，只能依靠通信，一封信常常要个把星期甚至半个多月。然而，难得的重逢聚会充满了难堪与无奈。
下午去看电影。午饭后，刘、周来约我，到嵩山电影院（红光）看《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是三点钟的，时间尚有一个半小时，怎么办？串同学家去！可是很不走运：秦家没人应，蒋没在家，杨刚外出。嗨！上哪儿去呢？风雪太大了。只得在淮海路马当路口一爿鞋帽店坐了半个小时！票价是0.15元，周很客气，算是请客。
下午，吃完中饭就补衣服，直弄到吃晚饭才歇手。 按昨晚约定，今天晚上去校。我在6点半到校。据解说，江已被抽调到凤阳（？）毛纺织厂当工人去了。上午据徐说，最近江西亦在南昌学生中调了一批去洪都机械厂做工。 西门路、顺昌路口分手后，周对我说，按刘的说法，我在江西在生活、劳动等各方面都不适应，刘还抱怨当初我不该这么决定。周说我性格变了，变得沉默了。据他说是因为我在江西不能适应环境所致。唉！叫我怎么说呢？
晚上，周顺路到我家来，向我借有关报头等宣传材料。我送给他一张“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油画。他为我、费、刘各定了一张《地雷战》的电影票。 【忆与议】 那段日记里时常出现向亲友送油画的记录，使我隐隐回忆起，1969年在江西刮起一阵“油画风”，自从那张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于1968年红遍全国以后，油画“毛主席在井冈山”就在江西“应运而生”了，成为我们首次回沪馈赠亲友的上佳礼品，更符合革命化的要求。四十多年过去了，那张火热了一阵的油画已经没有人想得起来，只是收藏、拍卖类网站上还能见到。据http://book.kongfz.com/9546/71826487/介绍，该画作者：刘春华、王晖。江西省新华书店1969-10出版。 日记里的周同学是同班好友，当年有幸留城，所以对下乡插队的好朋友特别关心，业余时间几乎都在陪伴我们游玩散心。而我等作为同龄的同班同学却因不可选择的毕业分配带来的“工农差距”，不能不深深感到无可奈何的难堪——为什么做不到双方“平等相待”而是单边“接受援助”？我在接受了几次请客以后，就借故不再参加这类活动了，因为周同学自己家里也很困难啊。 当谈到我在江西的生活与处境时，我又能说什么呢？在那时候我能选择吗？记得我曾经和同学好友“探讨”过其他的“可能性”——如果68-11-19不去江西，随后就必定“迎来一片红”，那么，去安徽淮北吗？更加养不活自己；南下去云南贵州，或北上去内蒙吉林黑龙江，无一不比江西更加遥远，且不说其他方面。唯一可以“后悔”的是，安徽那里率先传来“知青上调”的大好消息，那次回沪探亲之前已经从通信中获悉了，回沪后又得到证实了（见70-1-21日记），去安徽插队的同学确确实实在下乡不到一年的时候就“跳农门”了。事实上，那里的“喜讯”也只是昙花一现，并不乐观。
在红旗影院碰到东风67届3班的钱等二人。钱是去年1月去淮北插队的，据他说，有传说被调至阜阳毛纺织厂的知青被退回，说要劳动二年以上方可入厂。 【忆与议】 此事确实是传闻，退回农村的事情并未发生。但“两年以上”这一门槛是确定无疑的了。走后门的风气从此愈演愈烈，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翘首企盼的“上调”依然是水中月镜中花。还是得面对无奈的实际，正视困惑的现实。
晚饭后刘又来了，到校，遇到阙等，最后大家决定去徐家。在徐家中，看到徐13日写的信。徐信上说，她现在在代小潘的课。队里分红约在17、8号，今年我队一工仅8角钱。现在口粮减少，许多人都吃不饱。 1970. 1.26 星期一 晴 五点多钟，刘来我家。带来了沙、费、徐、陆20号前后给他的信。沙信中说，……班里“偿还内债”，沙已结算完毕，最高者要付出27元（可能有误）。回沪同学回沪期间按每日2角5分计算。 1970. 1.31 星期六 晴 费告诉我，决分时我分红收入14.25元，而班里还“内债”“外债”，我要支出17元。 【忆与议】 在偏僻山乡拼搏了整整一年，终于迎来了“年终分红”，亦称“决分”。《那年这样度中秋》中有“年中预分”的“工分值”——每一工（十个工分）折合人民币八角。按照当时的习惯，决分时的工分值高于预分。所以大家都是伸长脖子对待决分好消息的。不料，这一年决分是罕见的维持预分水平！1969-9-22日记里记录了我在预分时领到15.32元。1970-1-31日记里说，决分时我分红收入14.25元，但需要还班里的“内债”“外债”17元。所谓“内债”“外债”的具体含义已经记不清了，大体上是指当时大家“享受”安置费，由集体户共同使用，用于购买小农具和日常生活支出油盐酱醋以及煤油等等，由于集体户里不时有人因家人生病而回家、或本人罹患肾炎等病症而回沪治疗、以及被生产队安排外出当修路修水库的民工等等，他们不在集体户的日子里用于日常生活的安置费理所当然地要退还给本人，因此就有了“内债”“外债”一说。年终结算安置费以后，集体户决定按每天0.25元偿还曾经暂离集体户的人员。这样一来，我全年劳动的净收入就是15.32+14.25-17=12.57元。买一张“回家看看”的火车票（15.20元）还不够！ 假如没有1969年12月中旬下达的“压减口粮”的规定，这一年我的净收入就更低了。当然，不管是多少，1970这一年的口粮、口油是已经买好了（可以称之为“预购”），到生产队称谷称油是不大会遭到拒绝了。那么，想到自己只能勉强对付自己的嘴巴，心里就绝对不是滋味。
早在1990年，我写过一篇回忆录《有这样一个“影迷”》，主要是回忆在插队期间经历的“文化荒漠”，也提到了回沪探亲时的“文化享受”——那么一个年代，把我“塑造”成了一个“影迷”。每年回沪探亲期间，总要到电影院一饱眼福，解一解压抑了一年的“馋”。“阿片”、“朝片”、“越片”无一遗漏，就连“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地区”这类纪录片也不放过。几乎是每天要看一场电影，有时还要“赶两个场子”。坐在电影院里，能使人忘却“文化沙漠”中那可怖的寂寞感，但一走出电影院，回到现实中，又一片茫然：这也叫“影迷”么？ 在整理日记的时候，找到了当年“影迷行踪”的具体记载。“每天看一场电影”是记忆中的夸张，当年也没有那么多电影可看。 1970. 1. 4 星期日 雪 昨晚开始下雪，气温骤降。……下午……到嵩山电影院（红光）看《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这电影实在精彩，激动人心，动人心弦，具有强烈的鼓舞作用。 【忆与议】 这是下乡一年以后回沪探亲的第五天，首次走进电影院。记得当时打算把所有在映电影都看一个遍，无论故事片还是纪录片，为此还有过一份“日志清单”（利用文革开始前留下的俄语练习簿的空白页作为记录纸），以免重复观看，浪费了原本囊中羞涩的“板板”。这张清单估计是在1975年病退回沪时因事过境迁而销毁了。 1970. 1. 6 星期二 阴 午饭后，到长征（长城）电影院看了电影《宁死不屈》。 1970. 1. 9星期五阴转雨雪午饭后，到淮海路，到人民（国泰）电影院一看有2点15分的《南征北战》。买了一张，因时间尚有一个多钟头，就到旧书店去看了一下，返回电影院恰好开映。散场是4点多钟，小雨小雪把路上打得很湿。我很天真，想冒雨坚持走回家，便打消了原先在瑞金路口乘26路电车的念头。走了不久，才感到这样不行，后悔莫及，到重庆路口终于下决心乘了车。到西藏路口下车，再步行至家。 【忆与议】 那个时候实在囊中羞涩，乘电车也是不舍得的，发扬风里来雨里去、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再则也没有什么时间观念，反正是闲着，省钱才是第一位的。
上午去建国电影院看电影《创伤》。……下午三点多钟，爸爸和我及小妹同去老西门，买了一只单管半导体，11元（旧货）。说旧并不旧，去年12月20日被人购进，20天之内又出卖了。回来后发觉天线被剪得近二寸来长。 【忆与议】 下乡一年有余，且不说无法养活自己，消息闭塞是又一大痛苦，这次回家探亲时，父母决定资助我买一台收音机，详见《一只单管半导体收音机》。一个曾经的城里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真理。 亲身体会这样的城乡差别是必要的，然而相应的措施政策彻底葬送了这种“美好的愿望”，违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无视民众百姓的基本要求，自以为是地推行“再教育”，直至实行强迫以求加快实现“革命化”，这种做法充其量是空想，结果必定是失败。
下午1时出门，到红旗新闻科教电影院看了彩色纪录片《南京长江大桥》，心中真有说不出的自豪感。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的革命导师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只能用口号来表达我激动的心情。晚上又与缝纫机打交道至9点多钟。 1970. 1.19 星期一 晴 下午与祖父去淮海电影院观影片《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 1970. 1.25 星期日 晴 上午合家搞吃的，包馄饨。午饭后，去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参观票是上星期天×××送的。此次参观大开眼界，大为有益。上海工人阶级不愧是忠于毛主席的战士，在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争光的战斗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工人阶级万岁！永远向工人阶级学习！ 【忆与议】 记得在乡下的第一年，除了几次“露天电影”之外，也在村里办过展览会，到山外看过展览会——阶级斗争教育展览会。而回沪看到的电影多了一些，展览会也五彩缤纷、琳琅满目。那些革命化的电影、展览等等，政治挂帅宣传教化，加之“舆论一律”的严格控制、闭关锁国的环境氛围，只作纵向比较而回避横向比较，很容易人云亦云、盲目服从，夜郎自大，陷入歧途。
晚饭后与祖父去电三大礼堂看苏联故事片《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十点半才回到家。票子是××设法搞到的。 1970. 1.31 星期六 晴 晚上，周顺路到我家来，向我借有关报头等宣传材料。我送给他一张“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油画。他为我、费、刘各定了一张《地雷战》的电影票。 【忆与议】 当年把“反修”（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又提高到“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所以对苏联的电影愈加如临大敌，即使是以列宁为题材的电影也控制得很严。《列宁在一九一八》这部电影恢复上映以后，一票难求，是亲戚××为我找门路想办法搞来了电影票。原因在于，该影片中有无法删剪的镜头：特务在剧场密谋刺杀列宁时，四个小天鹅穿超短裙赤裸大腿跳芭蕾舞的情景（据说另外还有列宁在瓦西里家席地而睡时瓦西里夫妇相拥相吻的画面）。传说曾经有的地方在放映该电影时，一度采取了“临时用手挡镜头”的原始操作方式，以防止中国人受到毒害。但我看的时候没有这类“处理”。无论有没有“处理”，社会上的这种逆反心理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虽然“引进”了一些“阿片、朝片、越片”（意为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的电影），但乏善可陈，只能把《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被戏谑地谐音为“南战北战”→“乱转八转”）等老片子拿出来炒冷饭，竟然也一时间出现票子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所以就有在沪同学为插队同学订票的事情。
1970. 2. 1 星期日 晴 上午兜了老大一个圈子，从老西门出发，走云南、北海、西藏、凤阳、黄河、南京、黄陂、武胜、延安、龙门、西藏、寿宁，又回到老西门再返家。一路经过了中华剧场、革命剧场、战斗、红旗、遵义、长江剧场、东方红、七一、上海音乐厅、红光等十个影院、剧场。我在战斗买了一张明天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下午三点钟，又去老西门一次，补袜、配钥匙、钥匙圈。另在中华剧场买了一张后天的《海岸风雷》。 【忆与议】 日前我在网络地图上按1970-2-1日记走了这么一圈，写下了《七十年代沪市中心文娱场所分布一瞥》。也算得上是一个意外的历史收获吧。
下午，先把衣服洗了，再赶到“战斗”，观看了电影《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欢呼我国三次核试验成功》，同映《1969年新闻简报第8号》《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战士》（1969.5.19）。散场后，一路看看望望，到5点钟才回家。 1970. 2. 3 星期二 阴 下午1时去中华剧场看电影《海岸风雷》。 1970. 2. 4 星期三 晴 上午先把水磨粉搞细，后包馄饨。午饭后，先去“七一”影院买了一张明天下午第一场《中国人民有志气》，再从重庆路到淮海路，一路看看专栏。到达红光影院，观看《地道战》。 1970. 2. 5 星期四 晴 上午补了一条裤子。然后帮着搞馄饨、团子的馅。 下午去七一影院看电影《中国人民有志气》《千吨屋面双手擎》。回家后包馄饨，做团子。今天晚上一直搞到十一点半才上床睡觉。明天是春节。 【忆与议】 这里出现了每日看一场电影的记录，从2-2到2-5，连续四天一天也不少，故事片、纪录片各2场。在“战斗”电影院看三次核爆成功的纪录片《伟大胜利》，在这样的地点看这样的内容，倒是搭配得不错——战斗也要靠核武器来取得伟大胜利。《海岸风雷》是阿尔巴尼亚故事片，《地道战》则是老掉牙的国产故事片。《有志气》这样的名称太一般化了，想不起它到底纪录了什么新闻。 在1970-2-4的日记里，提到“从重庆路到淮海路，一路看看专栏。到达红光影院”，说明自从1966年夏天大字报铺天盖地上了大街以后，直到1970-2仍然到处可见大字报，但其“专栏”形式比较吸引眼球。
上午去上海展览馆参观驻沪三军举办的“打倒新沙皇展览会”。十时参观完毕。因时间尚早，就步行回家。 1970. 2.10 星期二 晴 饭后，即去七一影院购了明日午场《地雷战》三张及第一场《万岁伟大的中阿友谊》一张。回家时又到长征买了一张下午3点50分的《珍宝岛不容侵犯》。回到家才一点半。阅《苦菜花》至3点20分，去看电影，5点回家。晚饭后续阅《苦菜花》。 1970. 2.11 星期三 晴 午饭后到七一影院连看了两场电影，4点半回到家。 【忆与议】 这里出现了“赶场子”看电影的记载。1970-2-11那天是大年初六，又看《地雷战》，又看《中阿友谊》，有老的故事片，也有新的纪录片，貌似丰富，实则空虚。 大年初三看“反修”的展览会，初五看“反修”的纪录片。与当时的备战氛围不无关系。一月底到三月初的日记里有几次记录，另详。 在1970-2-10日记里提到“长征”电影院，在《七十年代沪市中心文娱场所分布一瞥》一文中没有提到。该文言及的文娱场所都在当年我家的北面，而“长征”位于当年我家的西南面，文革“破四旧”以前叫“长城电影院”。距离我家大约500米，接近复兴中路黄陂南路的西南角，其东侧是人民银行，西侧不远有新疆建设兵团的上海办事处。近日查看E都市网站，该处变化甚大，银行的大楼尚在，向西成了硕大的大同商务大厦，电影院不复存在。
下午1时许，徐、刘又来我家，去“东方红”看电影。可惜票子早已售完。于是同行到外滩兜了一圈。四时半左右到家。弟弟今天碰巧买到一本《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从外回来后及晚饭后把该书大致翻了一下。 【忆与议】 当年电影太少，当场票还一票难求。至于那本《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是当时极为难得的“外国书”，一时间洛阳纸贵。
午饭后乘车到红旗买了两张明天下午第一场《广阔的地平线》，然后再乘车到建国影院看了《1969年新闻简报第8～12号》。 1970. 2.14 星期六 晴 午饭后一点四十分乘车看电影《广阔的地平线》。散场后到市百一店转了一圈。到五点多钟才回到家。 【忆与议】 这里又是连续两天看电影。《广阔的地平线》是阿尔巴尼亚故事片。至于把5辑“新闻简报”连续放映作为一场纪录片，恐怕也是那个时候独有的“风景线”。 日记中说到的“建国电影院”，在我家南面大约700米，位于建国东路的东端，坐南朝北，是文革“破四旧”以后极少数未改名的电影院之一。现在从E都市网站上看，那一带已经夷为平地成为工地了。
晚上去长江剧场观看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革命话剧《金训华》，整两小时，受益很大。十点钟回到家。 【忆与议】 这是上海知青到黑龙江不久遇到洪水时为抢救电线杆而献身的烈士金训华牺牲后没多久就完成编剧并演出的一出即兴话剧，其内容情节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受益很大”实是空话。
午后去长征影院看电影《新沙皇的反华暴行》。散场后在顺昌路、复兴路口撘17路电车至福州路、西藏路下，到红旗影院购了明天第一场《九大》影票两张。然后走西藏路步行回家。 1970. 2.20 星期五 阴雨 下午4时，乘18路电车去红旗影院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观完为5点3刻，因天下雨，撘18路车回家。 【忆与议】 又是一次连续两天看电影，都是纪录片。对“九大”的纪录片，在江西乡村的晒谷场上看过“露天电影”，回沪后再“正视”一遍。至于反华暴行之类早已到了九霄云外。倒是记得日记中屡屡出现购票两张，都是为了让祖父也有机会上街走走逛逛、看看电影，他在里弄里深受“革命群众专政”压抑到了极点。
午后与小妹妹去“长征”看了《草原英雄小姐妹》。 【忆与议】 这是一部文革前拍摄的动画片。在文化沙漠时期也拿出来充数了。那时候我的小妹妹才七岁，更谈不上什么儿童电影，于是就从小接受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了。 这年二月份看了11次电影，其中故事片仅4次！如果加上3-12在“长征”看的《列宁在十月》，则在70多天里，看了19次电影，其中，故事片为10次（含动画片），“囊括”了当时公开上映的4部国产片（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草原英雄小姐妹）、4部“阿片”（宁死不屈、创伤、海岸风雷、广阔的地平线）、2部苏联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 近日在网上看到一位朋友回忆当年的国产片“三战”的“片头语”，非常真实传神—— 什么是片头语？就是那时的影片在放映前，为了跟上形势，都重新做了包装。怎么包装？非常简单，也非常革命化的，就在正片前面，在片名之前，加上一段毛主席语录。于是《地道战》一放映，一个男声就朗读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于是，推出片名，紧接着，硝烟滚滚，炮声隆隆，杀声阵阵。把我们带进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去了！我们激动万分，我们热血沸腾，我们热泪盈眶，我们沉醉其中，不能自拔......（摘自网易博客《在农村看电影之很好很强大的片头语》）
四十年多前，轰动全球的1969-3中苏两大国发生边境武装冲突即著名的珍宝岛事件时，我在江西山区“偏安一隅”，没有什么震动，直到1969-9的日记选《八二八命令与一清五打》和1969-10的日记选《基层民兵建设及演习》中才略有提及，总的感觉是没发生什么大事。在记忆中家里曾经写信告诉我，有可能会“人口疏散”，但在日记里未有找到这方面的记载。我在1970年初回沪两个多月，对当时的“备战”气氛有所感受，日记中也有一些记录。
下午先与弟弟观赏收集的一些邮票，后去复兴中路178号买了半斤白纸，回家后就和弟弟一起“搞战备”，给玻璃窗上贴上“米”字形防震条。晚饭后还干了会儿，才全部完成。 【忆与议】 当年城市防空的一大措施是家家户户把窗户玻璃贴上“米”字形防震纸条。所以这也是春节前“家庭战备”中的“规定动作”。当时走在马路上，无论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防空洞工地，有的地方还有这样的标语“奋战三个月，建成地下城”，回家说给大家听，结果是对此等高速度都一声不吭，因为实在没有可能、但又不敢说出来。 现在一时想不起是哪一年，我在家听邻居纷纷传说“大世界游乐场的外墙昨晚出现裂缝啦”。回沪探亲但闲得无聊的我就很快跑到现场（当时我家距离“大世界”大约800米）。果然，在“大世界”塔楼的西侧即西藏南路上，很多市民驻足张望、轻声议论。只见墙上已经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小纸条贴在裂缝上，据说不同颜色代表了裂缝出现时间的先后。塔楼底层的饮食店、布店等早已停业数月，可以看到沿街的店堂里正在挖掘防空洞，穿越墙壁的地方有木棍支撑着。这是当年防空洞施工中常见的形式。由于施工都是在既有的房屋底下进行，所以承重墙会不可避免地不均匀沉降而产生裂缝。“大世界”是公众注目的“地标”，因而墙上裂缝引起小小的骚动。关于那个时候的“人防工程”，参见本文附录一。 至于“复兴中路178号”，是一家无名小铺，专门称分量出售一些纸张边角料，一直勤俭持家的祖父是那里的常客。记得我每年回家探亲时，都会去那里看看有没有适合当信笺纸的边角料。直到1978年春天我有幸进入大学以后，还特地到那里看看有无大小合适的边角料，称重买些回来订成本子，代替正式的课堂笔记本。
下午，里委里搞防空演习，我不乐于在居委会白呆几个小时，故饭后就出去了。乘18路到北京路，然后走北京路、福建路到南京路，到中百十店及新华书店去看了看，再走福建路到福州路几家书店看了看。3点3刻左右乘17路电车回家。 1970. 3. 4 星期三 晴 午饭后，里弄里两点钟开始搞防空演习，我于1点半到老西门去了。那里也有一处在搞人民防空演习。三点半回家。 1970. 3. 7 星期六 阴 下午地区街道演习，我和弟弟均在家。弟是上午由爸爸陪同去宝山看病，感觉疲劳才呆在家里睡大觉的。 【忆与议】 面对接二连三的防空演习，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不是上海人了，真要打仗的话，乡下、山里不会这样防空的。
晚饭后居委会开会，是有关人口疏散问题。 【忆与议】 很可惜没有留下一点有关人口疏散的具体情况。忽然想到，不妨查阅一下祖父留下的日记。想不到真的会有结果。那天晚上是对13个“群众专政对象”逐个谈话，内容是打算如何疏散人口，如果自行挂钩疏散，则立即向进驻里弄的“工宣队”汇报！这样的记载又让我把当年留在记忆中的一件事联系起来了：那年春节过后不久，我准备回江西了，祖父向我详细打听一路上换乘车船的情况，还说是他打算到我插队的云庄村去！当年我只是觉得奇怪，并不知道那么多内情细节，如今把祖孙的日记联系起来方才恍然大悟，爷爷曾经准备“自行挂钩疏散”啊！不过这件事似乎很快就“风吹云散”了，再也没有提起过。查阅上海地方志，竟然持续六年，涉及全市86万人！参见本文附录二。
上海地方志中，专业志>>上海军事志>>第六编防空>>第三章人民防空>>第四节 人防工程建设，有这样的描述：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间，上海建造的人防工程分布较合理，设计与施工质量尚好。1969年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鉴于当时国际政治形势。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全市人民依靠各单位人力、财力、物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构筑人防工程的活动，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精心设计，加上材料设备简陋、施工技术力量薄弱等原因，所建人防工事大都属于简易工程，质量较差，三防设施不完善，不但战时难以发挥战备效益，平时使用效益也较差。 上海地方志中，专业志>>上海民防志>>第四编工程建设有较为详细的资料： 1969年全市掀起修建人防工程的高潮，1969～1978年，共修建人防工程建筑面积200余万平方米。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又在无设计、无监理的情况下施工，所建人防工程除少部分等级工程外，大部分属于简易人防工程，质量差、渗漏水严重，内部三防设施又不完善，除部分加固改造后可供使用外，大部分在城市建设中被拆除或报废。 专业志>>上海民防志>>第四编工程建设>>第三章勘察、设计、施工>>第三节 施工1969年，全市掀起了一个找料、献料、建设人防工程的群众运动。工程施工所需劳动力由各单位分片包干，工程使用的材料也由各单位自行筹措，如自己烧砖，自制土水泥等。据1970年5月统计，全市有13个街道、10多家工厂、学校、医院建砖窑159座，烧砖1371万块。使用工业废料146736吨，水泥渣5269吨，电石渣28470吨，石灰下脚料5923吨，电炉粉5983吨。群众献砖1583万块。截至1975年，全市建砖窑1533座，烧砖49558万块。1971年2月，修建的肇家浜路人防工程，是这段时间规模最大的工程。其中徐汇区段工程全长2500米，面积6000平方米地下通道投资36万元，发动53个工厂、学校、街道、里弄等20万人参加了义务劳动。 在战备形势紧迫的情况下，动用群众性施工队伍，突击抢修临战应急工程任务是必要的。但长期抽调厂矿企业的职工参加施工，影响厂矿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加上施工人员变化大，调动频繁，队伍技术提不高，影响工程质量。当时还组织“五七”施工队，是“准专业化”的施工力量，由街道妇女、居民以及没有工作单位的社会闲散劳动力，按施工需要进行编组，这一部分施工力量，以后逐年转入正规的人防工程队伍中。 据1978年普查统计，列入人防工程统计数10771个，使用面积160万平方米；不列入人防工程统计数7019个，使用面积51.6万平方米。
上海地方志中，专业志>>上海民防志>>第二编防空指挥>>第四章人口疏散、目标防护>>第一节 城市人口疏散，有这样的资料： 上海解放后，1969年全面战备期间，全市进行人口疏散，市人防办会同上海市公检法、市革会下乡上山办公室、市劳动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粮食局、市公用事业局等8个单位联合制定《关于疏散城市人口几个问题解决办法》，提出了解决疏散经费、口粮、户口、转学的具体意见，报请市人防领导小组和市革委会。为摸索经验，市人防办布置各区人防办，抓一个街道的人口疏散的试点工作，全市10个区试点街道总人数为612302人，占市区总人口的10%左右，动员回乡及投亲靠友长期疏散（指迁出户口）的共3733人、动员临时疏散的共6728人。 1969～1974年上海市人口疏散统计表年份疏散人数（人） 1969年上海市10个区试点街道疏散人口统计表：
说明：长期疏散人口数系指迁出户的人数。 自1969年第四季度至1974年，全市各级组织先后疏散人口合计为857526人。
1969～1974年上海市人口疏散统计表
1975年以后，全市停止疏散人口工作。人防部门转入和平时期拟定战时防空袭疏散人口的计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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