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阳生：孙立哲：一个知青偶像的沉浮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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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阳生：孙立哲：一个知青偶像的沉浮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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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哲：一个知青偶像的沉浮 口述：孙立哲 撰文：阎阳生 来源：北京知青网 （原刊《北京青年报》） 曾为全国闻名的知青扎根农村典型，轮番挨斗之时得到胡耀邦的相助并解脱 陷入人生困境，与作家史铁生相濡以沫，奇迹般地迎来命运全新转折 北京青年报2011年10月21日刊登阎阳生先生的《孙立哲：一个赤脚医生的传奇》一文，读者反响热烈又觉得言犹未尽。当孙立哲走上顶峰的时候，政治的光环正在变成锁链。后来的堕入深渊，似乎是那个膨胀年代的必然结果。但他的“死而复生”却又是一个超越想象的传奇。本文作为“孙立哲传奇”的下篇，真实道出了当年微妙复杂的人情世故，折射转型岁月难辛起步的时代特征。 ——编者 孙立哲简介： 孙立哲，原名孙立喆，1951年11月生。1964年考入清华附中；1969年初插队成为赤脚医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学位；1982年，赴澳洲留学；1983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后在多国攻读多学科的学位。1985年在美国创办万国图文电脑出版集团公司；1993年回国创业。创办多家万国系列公司任董事长，并兼任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教授。
谢静宜让我给清华和北大两校作报告，还建议我和张铁生一起去全国巡讲1974年，省委书记约谈我：中央出文件了，点了5个人的名，邢燕子、侯隽、朱克家、孙立哲、程有志，树为扎根农村典型。1974年知青会议，毛泽东圈阅文件。在几千万知识青年群体里，五人被树为全国的榜样。又通知填表，我和团省委书记韩志刚两个人一起为候选团中央委员。 开大会和作报告成了我的新“专业”。在报告团里我和其他几个报告人就熟了。侯隽和邢燕子就说：小孙啊，赶紧找一个农村的，赶紧结婚，才能表示你扎根农村。侯隽还专门到延安劝我：“丁爱笛找了农村的结婚啦，好。这才叫扎根，光口号不行。”我当时有个女朋友，但没敢暴露，是在美国喝洋奶长大的。她在舞台上主演李铁梅，没有卸妆，就来找我。你想，那个年代，光秃秃的黄土山、黑乎乎的土窑洞，突然出来个这么光彩照人的女孩儿，直接就是“我爱你”，那不是闹着玩儿的。跟她分手，纯属政治上的压力，她父亲是原国民党驻美国的总领事，起义回到中国来了，又打成右派。让我扎根农村，是省里的光荣，怎么能让你找这么个危险家庭的？ 我别提多后悔了。我那时虽然已做过上百例结扎，但没经过感情萌动。我也没有找农村的。我心里最想的还是上大学。下农村，我带的箱子里全是书，几乎都看烂了。那两年推荐和考大学，我到县里考得相当好。虽然没公布成绩，那绝对。 北京医学院和北京外语学院都录取我了。因为我的英文也挺好。那时我已经是延川副县长了，当赤脚医生后，又订阅了西安影印的英文医学杂志，加上和女朋友秘密写信，写的都是英文。北外招生，主要是面试：没想到这么好，要了，高兴坏了。 在北京巡回讲演时，迟群和谢静宜几次把我叫到工字厅谈到深夜，谈教育革命怎么搞。那时张铁生交白卷已出来了，我还是想上大学。她说：“你的案例对教育革命是一个很大支持。旧教育制度下，人越学越蠢，越学越死。你是实践出真知，不用上学，比他们上学的强得多。”指我没上过学，但医学院毕业的专科大夫们都跟着我手下干。 谢静宜还是挺女性的，狂也是女人那种狂，和江青挺像，说话特厉害，出口的话就是命令。在北京工体大会，几十个分会场几十万听众，她是报告会主持人，是代表北京市委、团中央的。说我的例子和张铁生的例子，就不用上大学。我心里凉了，想上学也没法说了。 她让我给清华和北大两校作报告，还建议我和张铁生一起去全国巡讲。我借口村里几百号病人等着我，先回村去了。幸亏没去，去了就娄子了，张铁生后来判刑十几年呀。 1975年延安知青代表会议。我执笔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陕北医疗太落后，有彭延、马向东等六个赤脚医生签名。怎么交？我说我有办法，由谢静宜转交江青。
从万人巡讲到轮番批斗，一夜之间跌入深渊，喝酒喝到肝坏死，命运似乎开了个玩笑后来一个大的转折使我完全灰色了。毛泽东去世，在大医院悼念。我和一个管广播女孩儿聊了一夜，被书记听了墙根。第二天紧急会议，让我说清楚。为什么关灯？怕影响别人。谈什么？谈人生理想，革命、人生、个人转折。有无恋爱？死不承认。 实际不是一般好感，她是大家闺秀，非常漂亮，照片上了大型照相馆橱窗。在毛主席逝世期间敢谈恋爱，你研究过吗？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涉及到她的人生名誉、我的政治前途。 接着“四人帮”倒台，人们欢呼，我受审查，中央领导人批示，说我是卫生战线上的“四人帮”爪牙。村里知青全去高考或招工，就剩我一个啦。我性质变了，政治上垮了。我想，这回踏实了，扎根吧，别聊别的啦。 太难受了，在村里房东家喝闷酒，两瓶半西凤酒、一瓶半葡萄酒，一口气干完，后来都没味儿了。不省人事几天醒来，皮肤和眼睛金黄，村里赤脚医生娃子说你咋变成了金丝猴。送到延安医院一查，黄疸指数二百多，诊断亚急性肝坏死，死亡率97％以上。大量打激素，把糖尿病也打出来了，眼睛肿成了一条缝，站也站不起来，人都毁了，成了猪一样。 出院以后，回清华家里，拄着个小棍儿，慢慢腾腾地迈着方步，脸肿着。听到的都是发小们上大学的消息，邻居小悦、小茁兄弟俩一起考上了清华，华苏（华罗庚之子）、籍传恕也上了清华，庞沄上了钢院，周围的人都上大学了。我连考试都不能考。 有一天正在清华家里，寄来了一个箱子，毛主席逝世时结交的那位女友把我给她的书和信都寄回来了，倒霉的事扎着堆来，心情跌到人生的低谷。想钓鱼散散心，很长时间才能走到荷花池。我挖蚯蚓连铁锨都拿不动，让爸爸帮我挖。我都二十好几了，看着一帮七八岁到十来岁的孩子，粘蜻蜓，粘知了，他们有身体，有未来，个个比我强。命运不知要把我带到哪里?有一天我的外甥来了。他第一次钓鱼，就钓出来一条半斤多的鲤鱼，平常我只能钓上很小很小的鲫瓜子。兴高采烈提了条大鱼回家，看到解放军站在门口。军代表宣布：孙立哲在“四人帮”问题犯有严重错误，立即回延安接受审查交待问题。那时已成立了省地县三级联合调查组，卫生部长上任，要抓“四人帮”在卫生部代理人，批示说我是“震派人物”。 只有几天期限要写出交待认罪材料，和“四人帮”有什么关系？见过什么人？一点儿一点儿挖。给毛主席的信，是通过谢静宜转江青，给江青的信是“效忠信”，抓捕江青时发现的。 “四人帮”没有接见过我，但迟群和谢静宜老跟我聊，让我作报告啊。我脑子一片混乱，有苦说不出。好在中学同学史铁生笔头子好，帮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文字游戏具体肯定抽象否定：犯了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但是心是忠于革命的。 吴北玲上北大中文系77级了，每天下课就来铁生家帮我写认罪书。临行前她叮嘱我：最大的罪是思想罪，任何时候都不能承认主观上是反革命的，一承认就不好翻案了。 押回延安，住进地委大院一个黑洞洞的窑洞里，每天上午扫院子劳改，下午接受专案组询问审查。记着史铁生教的：有病、少说话。那就多抽烟呗，我以前从来不抽烟，交代问题烟不停地抽，还是双枪，两根并在一起抽。 一盒劣质的烟几个钟头就完事儿，咳嗽、吐痰、手捂着脑门。按铁生教的招儿：就说有病脑子坏了，什么也想不起来啦！耗时间呗，让我好好想想。 大礼堂开批判会，横幅大标语，孙立哲几个字倒着写打上叉。两个民兵押送，一进门口号声响起：“肃清孙立哲在卫生战线上的流毒！”没有老乡，全是卫生局、防疫站的干部和医务工作者。 我低头拿小本记录，像个黑帮一样。卫生局一个姓温的干事：“孙立哲，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当了卫生局副局长上任第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就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是说，既在其位，必谋其政。我当时兼任卫生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管全地区十多个县以上综合医院，上百个地段医院和公社卫生院。坐着专区唯一的一辆老式救护车，跟真事似的，到医院视察发指示：大医院医生为贫下中农服务，全部轮流下农村！ 那些知识青年出身的医生护士们，都没发言，只低头跟着喊口号，躲着我的目光。
社员开会抵触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我们不晓得政治错误是个甚么球事，就知道孙立哲看病救人不要钱，不收礼，是个好心人调查组在农村那边开揭发会，谁都不主动发言。知道孙立哲吗？知道。孙立哲犯什么罪？不知道。他们就挨个挖材料，找动过手术的人，一个个查医疗事故。发现了我治过的一些老乡拄着拐，一条膝关节不能打弯，这下可找到医疗事故了。 这种大骨头地方病，刘拐子病。最严重的两条腿弯曲着挤在一起，根本站不起来，没有生活能力了，专业医书上说是晚期终生残疾，没法治。我发明了一个手术，就是把一条腿膝关节上下大骨头都截断再上下对齐，用一条条不锈钢板和钉子给锔起来，打上石膏让它长直了。一条腿是直的，是支撑的，另一条腿是弯的，这样架个拐居然能走路了！ 在当地推广，我在川里治了五六十个这样的病例。医疗事故调查组见到齐家坪一个病人经我手术后上炕一条腿不会弯，要定为我的医疗事故。老百姓不服这个理，难道医书上没有的就是医疗事故？以前只能在炕上滚地下爬，手术后能走路了，基本劳动能力恢复了。看孩子做饭都没问题了呀。 老百姓恼了，听说我到了延安挨批判，翻山越岭几百里来看我，走路的赶车的骑自行车的都有。到地委问小孩儿，找孙立哲，孩子答：“是不是扫毛子的那个老脑（大脑袋）？”那时我身体非常坏，在地委大院低着头扫厕所，脑袋肿得老大，像个怪物。 乡亲们偷偷进了我的黑窑洞，拿出鸡蛋拿出馍，还有棉线织的袜子、土布鞋。他们告诉我说，省地县来了大干部，多少人下来调查可凶哩，开社员大会，说是中央的政治任务必须完成。来传话的男女老少，老太太什么人都有，房东干妈康儿妈来了好几趟。我让他们赶快走，可不敢再来了，不能多拉话，我正在挨批判。老乡说咱受苦人怕个甚么，顶不济也坐班房，吃饭不要钱！回去传开了，被治过病救过命的老乡心里过不去，要想法子救孙立哲。 那时不是批判会就是写检查。压力一大，身体反而慢慢好些了。不绝望，爱咋地咋地。开批判会我就低头记录，下来赶紧整理，当天晚上找画家靳之林还有邵明路、臧若华等几个知青朋友，往北京给吴北玲、史铁生发信传话。 在村里有个知青杨志群，是1975年在北京听了我的报告自愿来延安的，他说干脆写个反映吧。内容是：孙立哲肯定有缺点有错误，需要批评帮助。但是这个人是个好人，做过很多好事，治病救人，从不收礼。希望领导也能了解。 社员开会抵触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我们不晓得政治错误是个甚么球事，就知道孙立哲看病救人不要钱，不收礼，是个好心人。因为以前医生下乡都端着架子，先吃饭，再看病，还收礼。 我那时虽然兼着省地县各种官位，实际上是个不脱产的农民，只拿工分，没有工资。 那边开社员大会批判，这边开小会签名。从那边大会出来，就有人引到这边签名。老百姓间秘密传成了一句话：啊呀，签名就能救孙立哲！这边各村传：咱们多一个签名，娃娃多一份生望。 我给谁治过病记不住，老乡没有忘。陕北穷人多但是有良心：明天起身出门要饭，今天门上来了叫花子，最后一口黑糠干粮也掰下一块。结果本村的外村的，近的远的来了不少。签名的、按手印的，什么样的纸都有，花里胡哨的连在一起往上贴，弄成了很长的一个“万民折”。 北京那边儿，铁生家是“捞”人联络站，他帮我起草申诉书，还找熟悉的朋友，出谋划策的人有电影学院青年导演班的柳青、张暖昕，抱不平的有陈建功、李陀、赵振开、刘心武等。王立德专门传递最新情况。 史铁生和北玲一块儿天天商量怎么给领导递材料。北玲在北大逃课跑外线，通过师大女附中同学关系，找王任重、顾秀莲。同村的知青刘亚岸帮忙找人。最后递给了胡耀邦。他们说胡耀邦还真是知道我。胡耀邦、胡启立都了解我，明确表示说：这个孙立哲抓错了，他怎么会是“四人帮”呢？胡耀邦在开会时就找到王震，说：小孙不是“四人帮”，另外，这个人现在有病，王震同志对陕西干部熟，请王震同志关注一下此事。 王震就不那么斟酌了，抄起机要电话当场找省委书记接电话，开口就是给我查查在延安有孙立哲没有，他身体有病赶紧给我送回来！ 突然那天，地委书记带着副书记、卫生局长一大帮人，黑压压涌进我那个黑窑洞里来。我已经习惯了，不又是批判嘛，我头低着。地委书记一把抓住我的双手使劲摇啊摇：啊呀，孙立哲同志，你受苦啦，俄、俄们不了解情况啊……卫生局长拿出好烟：吃烟吃烟。好几个人忙不迭同时擦火柴。 当天晚上，就住进地委最好的招待所，第二天，飞机直送北京。救护车在机场等着，直接拉到医院住进单间，就这么厉害。一夜之间，天上地下，你研究了吗？这就是政治。中央直接打电话，这就很严重，就是个政治态度问题。
史铁生后来写了《病隙碎笔》，送给我那本的扉页上他大大的字写着：立哲，第五章献给你当时救出来的理由是有病，那话就听出来了。第一次住在地坛第一传染病医院，黄疸加上治疗不当高钾型酸中毒，在床上干挺着，一动不动。响应能力不在了，以前所架构的那些东西，包括对未来的预期、对自己的看法、随着被打倒，全部破碎了。加上身体本钱的丢失，这你就变成了一个无能为力的弱者。 那时我趴在病床上，期望值低到什么程度？看到护士的脚在床前走来走去，羡慕人家走路这么有劲，会走路，真好。实习生夹着本书来查房，我觉得：能看书，真好。窗外一只小鸟叼着一根小草，那广博的天地，那自由，但不属于你。 出院不愿回清华家里，又回到了铁生家。1977年78年接着高考，发小们都上了学。我整天拄着个拐棍晃悠，我有脸见你们吗？太难受了！ 为什么住在铁生家里？一是在农村睡在一条炕上。二是，我两次送他到北京看病。三是我出事了他家就是救我的联络站。原来你在潮流的浪尖上或者在潮流的中央，极大的个人膨胀。现在整个被边缘化成了三无四有人员：没学历、没收入、没户口，有病、有前科…… 我无处可去，首先想到的是他，他已经完全截瘫了，比我强不了多少。我政治上完蛋了，没想还能爬起来。他自己走投无路生活困顿，却全力帮我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是我的救星。 雍和宫旁边一个小院子里，两小间房子很挤。我和铁生住大点儿的一间，他爸爸和他妹妹（史岚）睡小屋。他爸从此没脱过衣裳睡觉。晚上往那儿一靠，早晨5点多，准点起来买豆浆买油条。他长期高血压，手抖，请了长假照顾瘫儿子。 开始时我们晚上一宿一宿地聊，诅咒自己的命运和这个社会的怪现象。我们两个身体困境使未来希望变得很微弱甚至消失，感到命运的无可奈何。 我妈天天往铁生家跑，絮絮叨叨地劝我和铁生要想得开。我父亲也常来但不说话。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怀疑是派遣的美国特务，他用遍了数理化三栖逻辑推导不出自己的清白，几次自杀又阴差阳错被救了回来，多年在惊恐中生活不敢多说一句话。这期间铁生以我父母为原型写了《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78年陈建功帮他联系发表在杂志上。 铁生后来写了《病隙碎笔》，送给我那本的扉页上他大大的字写着：立哲，第五章献给你。我一看，这章专门探讨生命的意义，好多话针对我当年的困惑。 我的心情逐渐开朗。我说我吃激素脑子完了，可腿还能使；你是腿残了，脑子还能使，咱俩弄不好还能拼出个完整人儿干点事儿。铁生笑了说，这拼出来的人到底是你还是我呀？我说当然是你呀，脑袋指挥腿嘛。铁生一声断喝：别价别价你千万别往下说了，我这脑子要是还能指挥腿走路，我还不立马就得疯喽！ 夜里一对病残人对着天花板品着各自命运互相开导。白天他摇车去街道工厂画彩蛋，我一个人往北新桥菜市场那儿晃，回来做饭：今儿吃什么？史岚放学一回来，摘菜去！说什么干什么。史铁生大指挥，我二指挥。他全力在帮我，也帮成了。
我的总分和三门主课都是全国考生中的第一名，病理96分几乎满分，政治最差，刚刚及格转机来了。1978年底，医学院开始招研究生，而且年龄没有26岁的限制。我想，好了。但我上哪儿报名去啊？没单位、没户口，黑人啊。我就想起了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李光弼。 他当年带专家到我们村考察我时，在我的窑洞一个炕上住了不短的时间。李光弼爱下棋，我是围棋业余高手，一下棋，关系就不一样了。这次他带了一盒虾来看我，要跟我“手谈”，在庞沄家里，他和庞沄的母亲是北医的老同学。 我试着问想考考你们的研究生，可是没户口没法报名。他说，我给你证明。说办就办，第二天就亲自带我到科研处，说这个人我认识不用介绍信，给他报名，让他考。这都是救命之恩。 还有一个多月考试，考5门功课。外语、政治、外科、病理、解剖。我一看，这可和以前看病动手术不一样。尤其是病理，从来没学过。组织学没看过显微镜，病理解剖都没学过。 背水一战的时候到了。 我找了个小黑屋，往架子床里一窝，啃干粮喝开水，硬是没出门。病理解剖是死学问，硬看、生背，厚厚一本书整个背下来就行。其他如外科我有点基础。外语没有问题。政治没有时间，我自认为比较强。 可我从来没上过大学考过试，我的临床学科对手都是“文革”前大学毕业有行医资格的医生，心里没底。考回家我妈问：可回来了，考得怎么样？我说考得大概不行，想写的内容太多写不完。 我报的导师是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兼同仁医院院长戴士铭，还有外科主任龚家镇。过了三个礼拜，戴士铭院长的儿子找到我：你行啊，我爸说你考得好呀！过几天李光弼院长也打来电话，说我考试名列前茅。 后来才知道，我的总分和三门主课都是全国考生中的第一名，病理96分几乎满分，政治最差，刚刚及格。命运终于转折了，我的生活奇妙般地重新有了颜色，我和北玲在热烈的恋爱中又共同憧憬未来。这期间，兼任清华领导的胡启立曾约见我，转达了胡耀邦的关心。同样是在工字厅，这命运呀，真是难以捉摸。 上研究生是我再一个突然的转折。我由完全不懂政治，从赤脚医生开始接触政治，表现出对政治的无知，到忘乎所以极度膨胀，到最后被打倒。后来就为此远离政治。学医给你一个很鲜明的价值感，一直延续到现在。
口述：孙立哲 撰文：阎阳生 来源：北京知青网 （原刊《北京青年报》2011年10月21日） 孙立哲，原名孙立喆，１９５１年１１月生。１９６４年考入清华附中；1969年初插队成为赤脚医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学位；1982年，赴澳洲留学；1983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后在多国攻读多学科的学位。１９８５年在美国创办万国图文电脑出版集团公司；1993年回国创业。创办多家万国系列公司任董事长，并兼任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教授。 孙立哲的传奇持续时间之长为当代人少有。自1968年从清华附中到陕北插队，在土窑洞里为农民做了上千例手术，被毛泽东钦点为全国知青先进典型；文革后因坚持赤脚医生政策被隔离批判，被万民折惊动的胡耀邦亲自过问解救。 我对他的采访历时五年。最近一年，情同手足的“清华附中三友”中陈小悦、史铁生相继去世，给他震撼。我由此随他上长白，下版纳，边走边谈不觉日夜。他年近花甲风云阅尽，对过往传奇率意自嘲极尽调侃，反而更加朴实真切。先摘取一二，或可见传奇老三届之一斑。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震撼 按：孙立哲的初中岁月虽然短短两年，但他认为：清华附中自由竞争的理想主义和红卫兵发起的震撼，影响了他一生。 １９６６年我１４岁，在清华附中上初二。文革前我就生长在清华园，父亲孙绍先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教授。父母早先是在昆明西南联大结的婚，校长梅贻琦是他们的证婚人。上清华大学，当个工程师，走科学技术的道路，那时候大家都是那么想的。 那年５月，在清华附中爆发了红卫兵运动。我当时的印象，是感到眼前突然一亮，觉得他们是很神奇的一群新人。骆小海的文章《造反精神万岁》，让人看了热血沸腾。王任重带来的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的信，大家欢欣雀跃。 但他们非人道的行为，使我的印象产生了变化。比如一些年轻的女红卫兵，让人跪在雨地里拔草，解开武装带打人。我一个邻居叫徐经雄，是高三的高才生。他背后被打烂了都不吭一声，是条硬汉子。 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嘛，我们就处在一个被动、压抑的状态。我父亲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过书，他（被迫）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后来他有过两次自杀。这印象很深，使我至今悲剧的色彩非常浓。 红卫兵以后有分化。红卫兵血统论的基础，是对上一辈流血打下的江山的承袭。但是这个基础忽然变了，有的人一夜之间父亲出了问题，原来好的“红五类”忽然变成了“狗崽子”。 后来大串联的时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开油印机刻革命传单。人们知道我们是清华附中来的，把我们也当作起始的红卫兵。我们就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名义行事，充满了使命感。串联回来以后，我们就变成了逍遥派。清华园天地自由，子弟也没什么攀比。我们家成了公共场所，大家都来连吃带喝的。我们找大人教授的皮鞋，用铁皮油膏盒熬透明胶，去粘知了、马蜂。有一次我被偶像陈小悦哄去看一个捅破的马蜂窝，被马蜂蜇得头肿了一圈几乎休克，但自此以后五毒不侵。 我那时有两个绝活，一个是下围棋，一个是跳芭蕾。后来插队时我还能同时模仿杨白劳和喜儿跳白毛女全场。围棋在清华园已经没对手了，就找国家队。聂卫平书里写的，两拨各来几百辆自行车，围着地坛公园约棋，就是那会儿的事。 文革红卫兵是我人生第一个震撼，同时是对旧我的自尊心的一种挑战。清华附中竞争向上的理想主义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我一生就都没有停过学习。
史铁生的一句玩笑逼我上路行医 按：插队突然颠覆了一代人生存力和价值观。相对他自学成才走上赤脚医生道路的报道，孙立哲却归结于一连串偶然的故事。 第二个震撼是插队，是对你走入社会的基本生存能力和价值的重构。我当赤脚医生也不是我想当，我压根就没有想扎根。人生首先是一个偶然，是史铁生的一句玩笑逼我走上行医路。 １９６９年１月。就在下乡的那一天，老乡帮我们背行李，木箱子里的书估计有七八十斤重。在我们翻山快到村口的时候，史铁生指着我跟老乡说：这是个大夫。 巧到什么程度，到了村里头，正碰上一个发烧病号找大夫。一个老太太，发烧，脸上长了一个红色的大包。我们对着赤脚医生手册左翻右查，最后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丹毒。我们知青把阿司匹林，抗菌素，红糖水全都拿出来。两天就退烧下地了。但这红包没下去。问老太太你这东西长了多少天了？“唉呀，生下就有嘛。”生下就有的血管瘤，大红记！ 实际上史铁生是懂医的。早前他就在一个医院学习班学会了扎针灸，下乡时带了医书买了药。其他村的女生都不要我，说这个人赖呼呼的。我只好找到史铁生他们那个队，还写了一首诗巴结他，就是心怀揣红宝书、豪情啊壮志什么的。被他踩乎的：这也叫诗？说你这辈子不要写诗了！但从此我就和他睡到了一个炕上。 史铁生教我扎针灸、看病。当时老百姓闹得剧烈的传染病，大多是闹伤寒。很多人死在送往医院的担架上。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出诊，村里的大白狗一下蹿出来了，我撒丫子就跑啊，他没跑过我，让狗把裤子扯下一大块。 他的面子比较薄，不像我“是不要脸精神”，什么病都敢治。史铁生又加上一句：他是祖传的，就把我撂那儿啦。让我治我就治，拿着书开始比划，治着治着就什么病都治了。
救活死人被传为神医 按：他在窑洞中为数万名农民诊治病患，做了上千例的手术。医疗站外人山人海。 我们上山采药，自己种草药、置办器械、在窑洞里建手术室，成本非常低。成立了医疗站，很多手术器械都是在医院学习时偷的。那时无法无天，为了实习，偷出遗体解剖死尸。手术从简单到复杂：从阑尾到肠胃，到后来心肺、癌症、脑子都做。 有个孩子大面积脱水，奄奄一息。我翻山到那个村，只带了个大针管，就用注射器打点滴一点儿一点儿往里推。从晚上推到第二天白天，３０多个小时！手都僵了，把孩子给救活了，孩子叫我干爸，我才１８岁。 最邪乎的就是婆姨上吊的事。在打则坪，我已经睡了，忽然外面非常嘈杂，四五个人打着火把跑啊，边跑边叫我的名字。等我到那儿一看，门板上躺着一个女的，直了。婆婆跟媳妇打架上吊，放下（断气）已经半小时了。有几个老汉就拿烟袋锅蹲着抽，人家在那儿商量后事呐！ 我刚下乡，哪儿见过死人啊，那也得动手啊。扎人中，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这时我想起来书上看的，最好的穴是涌泉穴。我用这么长的针，反正豁出去了，使劲咔咔咔往脚底板扎。扎着扎着，突然她喉咙这儿“嗑”一声，这一声就能把人吓着，死人呐！赶紧做人工呼吸。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活了。 这可能是假死，但这件事使我走上了不归之路。“神医”就是这么来的，说死人一针扎活了，就是史铁生起哄起的。结果周围村的老乡都来了，医疗站外每天都挤满了人。忙时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外面排队让看病，隔着半人高的围子，一边儿蹲着拉屎一边开方子。还有妇女敞着胸，让给怀里吃奶的孩子看看病。 那一天，七八个小伙子，抬着个人就来了。年轻女的，１７岁。我一看神经都吓炸了，一个大铁锹把，从屁眼子进去，从肚子出来啦。她们修水利，把铁锹竖在下面，摸黑收工时一跳，咔就把人穿了，穿糖葫芦。 我没办法，就只有拔。前面三个人，后面三个人，“一二三”拔！硬给拔出来了，我双手一摁，止血消毒缝针。她家里人说“还能生娃不？不能生就别救了。”后来我回乡，一个妇女拦住我，让她的三个孩子叫“大”。她就是当年那个姑娘。
教授的女儿惶恐的村妇 按：一路行医也展开了一幅知青生活的真实画卷…… 兽医也得做，以后敲猪、杀猪全是我。第一年杀这猪，我们十几个小伙子按住，那杀猪刀咔就进去了，一拔，血呼地就喷出来了。结果一撒手，又跑了。你猜为什么，那刀从肩膀进去了，根本没扎中心脏。 好多知青都想学赤脚医生。脑袋疼，拿听诊器听脑袋；妇女小肚子疼，说可能是前列腺炎；打青霉素试验针，照着屁股咔嚓就一针，说：等着，别动！。逗事多极了，我们小嘛。 丁爱笛他们村张家河大队的一个知青，从北京农学院学会兽医以后，要想提高生产力，公的牛要骟。但他结扎水平不成，把蛋拽出来一铰，一下缩回去了，血就哗哗地冒。 我去了以后，做了手术，结扎好，输了两天血。然后把牛脖子这儿切一口，打一针，输液。牛醒了，但再也干不成活了。丁爱笛在一边急得大骂，全队就指望这头老健牛呐！老乡送来的白馍、鸡蛋，我说不要，赶紧送回去，就跑了。但我一走，史铁生说话了：撂哈。老乡一走，我们就嘁里喀嚓都吃了，“不吃？！饿得受不了啦。”那时哪儿吃得上白馍啊。搞批林批孔，老汉说：“这林彪没良心，天天吃白馍还反对毛主席”。 那个时期的青年相当苦闷，我也很可怜他们。男知青之间打群架，血拼，没什么原因，没有以前的派性。女学生的流产都是我做的，有二三十个吧。远近村的都有。 第一批招工的走后，留下的人少了，流产的多了。没什么盼头，失望了。那时也不会避孕。流产没证明不给做，没结婚证更不给做。那成了一个很大的道德问题，只有找我做，我保密。 那时看病的人太多了，人来人往。一个妇女裹着孩子：“娃不行嘞，烧得厉害。”整个一口陕北话。 “（娃）叫个什么？”“没名字。”“你叫个啥？”“……。”我赶快改成北京话问：“你是不是我们班某某某啊？”她蓬头土面的根本认不出来。 她说：“是了嘛，孙立哲。”那孩子病啊，那个瘦啊，捏起来皮都回不去。拉着大的抱着小的三个孩子的妈。我根本认不出来，她是我同班同学，清华教授的女儿啊。 冲击医疗体制，绝育从一把手开刀按：那时候做绝育手术，就是开一个小口进去，全凭感觉，不用缝针，小口上胶布一贴，就这么痛快。 那时根本没什么医疗条件。有一个寡妇推磨，晕倒在碾台上了：宫外孕大出血，一听心跳已经很弱，血压就没有了。直接割开肚子，把子宫两头一夹，切开静脉插一个输液瓶。用手扒着，用一个碗往外舀血，弄几层纱布一裹，２０００多毫升血，直接过滤。 我们那时候（做绝育手术）到什么程度？就是开一个小口进去，闭着眼睛，全凭感觉，脑子里解剖影像就出来了：腹壁，子宫、输卵管，左右碰一碰，小钩一钩。不用缝针，小口上胶布一贴，就这么痛快。 男的这个太容易了。先开三级干部会，大队长，公社的主任书记全得去，小队长也全得去。在动手术的窑洞边上，排队挨个往下捋，（没结过婚的、４８岁以上的除外），一个一个报有多少孩子。 从书记开始，仨女儿，没儿子，好，够格，跟我上那个窑洞吧。一会儿，趔着腿晃出来了，“完了，骟完了”。下一个，该公社主任了，６个孩子，有男有女的，上。“啊，孙立哲，我是老汉儿了。”“那不行，正好４８岁，沾边了。政策是硬的。”人家都是普查、宣传、执行分离的，一拨人管一拨事儿。哪有我们这样，既是宣传又是执行、既是领导又是医生，一气呵成；咔嚓！ 医疗队排成一排先唱歌。老乡都不知道深浅：这个好，还有唱：“计划生育好，一个也不少，两个刚刚好。”唱完开会，民兵把着现场。一家一家过，２０多个，一气都干完了。 根据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城市老爷卫生部不为人民服务。赤脚医生到大医院掺砂子，我兼西安二院党委副书记，特别左。那时我已担任了延川县副县长、延安地区卫生局长。我就拿出红卫兵的劲头，采取颠覆性政策，大医院大夫每年下农村半年。 这娄子捅大了，拆散家庭，惹了无数人。后来揭发批判我的主要是这些医院，说我上任时宣称：我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必谋其政！开着１３０改装的救护车下乡，车是吴德送的，全国就两辆，可以在汽车里做手术。 几十年后我回到农村一看，比我在的时候更坏。当年的赤脚医生全到城里大医院，当院长当主任了。农村还是缺医少药，你怎么衡量这个成功？ 破庙门板上开膛惊动京城太医按：中央派专家团实地考察，认定他达到了大学毕业、有了两三年临床经验的正式医生水平。黄家驷教授亲自打手电帮他做手术…… 在农村什么事都有，你什么病都得治。开颅手术不是我主动做的，（病人）他放炮的时候，把一个骨头整个炸进去了。如果不撬出来，一打鼾，离死就不远了。去城里来不及，在我这儿就直接打开大脑办了。 最火的时候，好几台手术同时开始，流水作业。五、六个农民一字排开，肚子都豁开，然后我戴上手套依次咔咔几下，“缝！”这时抱出一个孩子：“赶紧，没气了！”喉痉挛，人憋成紫蛋了。我捞出一个扎腰的手术针，咔嚓一下扎进气管里啦。气管太细，全是痰。赶紧把一个导尿管插进去，叫助手彭炎：赶紧吸！ 大概是１９７４年，中央科教组派专家团到乡下考察我。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李光壁（音），带着各科的十几个专家医生教授来了。 他们到我窑洞一看，全是外语书，西安影印的英语医学杂志。写的病历大部分是英文的。我的女朋友懂英文，我一天背１５０个单词，通信全用英文。 李光壁啪地抽出一本：你还学德文呐？念念。他是留德的，浓眉大眼，很凶的样子。我念了一段，他没听懂一个字。我是按英语发音念德文的，没有人教我。他问，上面说的什么？我翻译了一遍，全对。 但看手术是最严格的，他们都是国内顶尖的临床医生啊。他们不相信在这么简陋的窑洞里能做这么大的手术，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老院长就站在旁边。我大概是全国知青典型中唯一接受专业考察的。 他们这些主任们就很震惊，回来给科教组写了个报告，转发全国。黄老把我列为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的正式编委。成为周恩来主抓的中央针刺麻醉领导小组成员。 回来就出名了，一大帮中央北京医学院大夫来，一大帮本地赤脚医生来实习。我们自己种地，制药、盖房子。村里住满了来看病的老乡，一大片人，非要我摸一下不可。 报纸、小说、电影，还被编入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北京电视台拍片，新影专题片：赤脚医生孙立哲。电影不是《春苗》，叫《红雨》。 原来我的名字是“喆”。人民日报登曹古溪写的文章时，没有“喆”这个铅字。人家有文化，说古代“喆”“哲”是通用的 1976年唐山大地震，头一辆进入唐山的卫生列车，我是几百名医护人员的医疗总负责。半夜进到丰润，到处是伤员，臭极了。我们唱歌、抢救、手术，一列车伤员，拉到萧县。
一看讲演稿成了大结巴 按：他成了在几千万知识青年群体里，毛主席圈定的五位典型之一。孙立哲被召到北京做万人报告，但一看讲稿，他傻了。 最早是１９７１年，县里派人找到我：你是孙立哲吗？让你参加一个回北京的汇报团。就像是天上掉馅饼一样，居然第二天让我去延安。 内容先试讲一次，行医怎么学毛选？把我难住了，毛选没学，哪儿有工夫啊。北京写作组几个笔杆子熬了好几夜，听各种消息，给我编了一个稿。 我一看，没法讲。讲第一次做手术，把贫下中农肚子打开以后，耳边响起毛主席的教导：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顿时心中充满了力量，快速找到了破裂的胃，把穿孔迅速缝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响彻云霄。 这哪儿跟哪儿啊，纯说瞎话。这肚子打开了，我啊怎么想？满肚子血呼呼地直冒，找不着伤口啊，心里直冒凉气。 然后心里发生巨大障碍。我从小有一个大问题，我大结巴，能说话，但是让我演讲，没有实话就没法讲。 那天晚上在延安地区招待所，也就七八十人，听我试讲。我就讲了三句话，喝了三暖壶水。以后结巴到一个字也讲不出来。一个是紧张，一是纯假话。 主持会的也愣了：这要当先进不就出娄子了嘛，不会说人话？！这是送回去还是接着讲啊。北京说，学习毛选树立的典型我们最生动的就是他了。找我谈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对着大树，赶紧练，念稿。 这时出娄子了。一个老头追到延安来，哮喘发作。我大树底下，稿也得念，病也得看。拿长针扎，一紧张，把肺给扎漏了。我浑身发软，什么设备都没有，赶紧找我的大针管，一针扎到肺里，用负压吸。 我就一边念着这稿子，一边抽，这老先生真行，出不来气，坚持着。抽了一天多，稿子给生背下来了。为什么呢？没有活路了，我要被遣返农村，我心里扭曲啊。但意外的收获是，结巴治好了。 到北京讲座，开始是背稿。后来就脱稿。讲真事就生动了，我从一个字不会说的大结巴到口若悬河。到什么程度呢？一天三场，一个月１００多场报告。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最大的一次是１９７４年３月５日，全市纪念雷锋多少周年。工人体育场是主会场，全北京２８个分会场，几十万人听。吴德主持，谢静宜开幕讲话。两个发言的，我是代表农民的，工人代表是马小六。 谢静宜说讲得好，高校讲了一遍，各医学院医院敲锣打鼓抢。在清华附中也讲，常振明就在下面听着。这触发了第二次下乡高潮，很多学生坚决要求去延安，一部分就是叫我忽悠的。 这个（影响）还扩大到国外。我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欧洲和非洲，那时出国是很罕见的。１９７３年访问法国，穿着中山装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像个怪物。我对西方的发达感到震惊，隐约觉得中国要出大事。
阎阳生简介： 1947年生于山西阳城。1982年毕业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市政系。后到,联邦德国留学。闫阳生于1967年清华附中毕业后，历经工农兵学商，曾任北京科学院业务处长、全国工商联宣教部副部长、《中国工商》杂志总编。曾当选为全国工商联执委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教授。
作者：杨锐、柏晓利（《健康时报》记者） 来源：《健康时报》(2001年11月15日第四版) 人物背景 孙立哲，1969年初插队知青；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学位；1982年，赴澳洲留学；1983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由于对动物毛发敏感，于1987年放弃博士学位，在美国创办万国图文电脑出版集团公司；1993年回国创业。现为美国万国数据通讯公司总裁、美国万国国际出版公司董事长、中国美迪亚公司、华章公司、先知公司等多家公司董事长。
压力是什么？如果我们仔细地回想一下，在生活中很少有没尝到过压力滋味的人：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就业的压力，升学的压力……北京友谊医院心理门诊柏晓利大夫告诉记者，压力即应激，包括三种不同的含义：是使人感到紧张的事件或环境刺激，是精神的挣扎，是躯体对所施加的压力和需求所做出的非特异性反应。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教授张小乔认为压力具有双重性，让人消沉却也可以催人奋进！那么，当年是千千万万个上山下乡的知青中的一员，而今已成为国内经济管理及计算机类图书引进及出版领域举足轻重人物的孙立哲是如何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力中冲出一条自己的路，通向成功与辉煌？前不久，在北京友谊医院健心教室，孙立哲向大家讲述了他曾经对待各种压力的心路历程。
人生多蹉跎风浪几颠簸——孙立哲走过的道路
20世纪60年代末，孙立哲正在清华附中上初中，那时他的理想是当数学家然而，文革的到来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他和全国1700万中学生一样，中断了学业，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他来到陕西省延安地区，并且在那里一呆就是许多年。他通过自学掌握了许多医疗技术与知识，在延安的窑洞中为数万名农民诊治病患，做了上千例的手术。于是，他渐渐成了典型，上了报纸，甚至在有30多万人参加的北京市学习雷锋会议上，作为全国知青的代表向北京人民汇报。由普通知青成为全国名人。 当时，各种荣誉接连向他走来：他先后当过副县长、延安地区卫生局副局长，后来又成为某医学院党委副书记，还是唐山大地震时由数百名医护人员组成的第一辆进入唐山的卫生列车医疗队的总负责人。
如果说，先前他是被时代捧上了天的话，那么，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便立即“从天上掉到了地下”，由一个千万知青学习的榜样一变而成为“政治上有错误的人”。最风光时他曾是“卫生部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凡是全国性的会议，他必定坐在主席台上。而事隔几个月后，他就成为在地委大院扫院子的清道夫，天天在小黑窖里反思，天天交待问题；先前，他由于自己是全国5个知青榜样之一需扎根农村而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而几个月后，不仅大学没能上成，还成了被众人批判的对象。他原是个不吸烟、不喝酒的人，但命运的突变使他难以承受。一天，他一次喝下了一瓶烈性白酒和两瓶葡萄酒，身体发热，昏迷两天左右，身上出了黄疸，演变成急性肝坏死，在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多。他不仅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失去了显赫的地位，还失去了健康。这一切都使他落入了人生的最低谷。
在孙立哲的人生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候，当时首都医科大学的一位领导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在这位领导的支持下，孙立哲直接考上了该医学院的研究生，学习器官移植。后来，他到美国读博士。在美期间，他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妻子儿女，还先后帮助20多位国内的亲朋好友到了美国留学。这20多人聚集在最廉价的房子里，冬天没有暖气。他们买最廉价的菜，穿人家不要的衣服。为了生计，这些人夜以继日地工作：翻译、教书、到餐馆打工、给人搬家具……为了度过经济的艰难期，他们还开办了饺子加工厂，他和爱人白天念书，晚上便在一起包饺子。在生活的重压下，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由于搞器官移植经常与动物接触，他得了严重的哮喘，被送去医院抢救。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开办起来一家翻译排版公司。生活刚刚平稳一点，他突然被告知：妻子肝癌晚期……
孙立哲带着妻子回国治病，想尽了各种办法。为了支付治病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他租一间7平米的小平房开公司，开始了在国内的创业。然而，祸不单行，他的父亲也得了肺癌。这段时间，他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和精神的压力。不久，他的甲状腺开始出了问题，发烧、脸肿、肌肉松弛，处于极度的抑郁状态。他需要终生服药来代替甲状腺的功能。后来他又患了糖尿病，每次吃饭时都要注射胰岛素…… 两年中，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亲人相继离去，他经历了生离死别的折磨。然而，苦难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过度的疲劳而导致的消化道大出血使他面对着死亡。那次，在去医院的路上，他眼睛睁不开，手也抬不起来。他感到四周那样安静，世界似乎已离他越来越远。他说：“我当时真的觉得，自己离死亡就只有那么一点点距离。” 一年后他因腹痛做B超检查，又被确诊为膀胱癌！如今，他回忆曾经接受治疗的情景时说：“每次接受药物化疗，都像脱一层皮，从死亡线上爬回来。”现在，他终于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癌症，重新以高昂的信念往返于国内外，为事业奔波……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上午，孙立哲作为嘉宾走进了北京友谊医院健心教室。他看上去孔武健壮、精力充沛。当他给听众们讲述自己的经历以及他对人生的感悟时，声音洪亮，谁能相信他是一个曾患胃肠道大出血、战胜膀胱癌、几次与死神失之交臂的人？
那天，孙立哲讲了一则寓言。有4只小耗子，其中的2只长着人脑，具有人的智能。一天，4只小耗子外出寻找食物时得到一大堆奶酪。耗子们开始时想，有了这么大一堆奶酪，以后可以安安稳稳过好日子，再也不用发愁。但是有一天，奶酪突然不见了，两只没有人脑的耗子随即去找别的食物；而两只有人脑的耗子却陷入深思，它们始终都想搞清楚，究竟是谁动了它们的奶酪，并为此烦恼重重。 由此，孙立哲告诉大家，奶酪可以看作人生的一种象征，它或者是某种成功，或者是某种财富，或者是一份理想的工作等各种优势，许多人一生都在追求这些目标。当目标一旦实现之后，人们常常就会进入一种惯性，进入一种依赖状态，就像那两只有人的智能的耗子一样，渐渐失去了应付变化的能力。 他认为，人类在适应变化时是存在某种劣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类的智能、人的思维能力成了人们在应对变化时的弱点。在管理界有句名言：“现代管理学面临的挑战正是如何应对变化。”而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应对命运的挑战事实上就是应对每一次变化；而应对变化也就是应对由变化而给人们带来的压力。 压力是什么？孙立哲想借此寓言告诉人们，压力正是由变化而来的。每个人总希望事物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发展，但事情往往只在一段时间中存在稳定性，而变化是绝对的，永远要发生的。如果人们对此认识不清，那么在应对变化和变化所带来的压力时就会缺少对策和方向。
压力常使人陷入了某种困境，但这一困境又往往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缺乏适应变化的能力。“试想，在我陷入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天天抱怨老天的不公，天天痛哭流涕，那么我现在很可能还在农村。抱怨是无用的，关键是增强适应变化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利于我们的人生。”孙立哲这样说。 人常说：树挪死人挪活。变化带来压力，但更重要的是变化也给人带来机遇。孙立哲说：“我曾给自己设定过很多目标，总觉得有目标好。但每次目标达到后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得到终级的快乐，总是有新的问题出现。因为就客观而论，任何一个结果都不会很完美。由此，我们可以回首一下自己所走过的路：我们什么时候最快乐？这时就会发现往往是我们干一件事的过程才使我们最快乐，是人们在走向目标的过程中，人为了达到目标所克服的困难、障碍，付出各种努力，其中的酸甜苦辣给人们带来的快乐更大。所以，不要害怕变化，而要积极地去享受变化。” 现在有心理问题的人为什么这么多？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国内发生的巨大的变化，而且变化还将是这个时代的主流。但人们往往惊奇地发现，有很多人的结局和儿时读书时人们对他的设想和估计有很大出入：认为应该出类拔萃的人如今很平常，而另一些学习不好、又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人现在反而出人头地了。为什么？孙立哲说正是因为这些人没有任何优势，也就没有依赖心理，故只能通过奋斗去改变现状，他们由此具备了适应变化的能力，并取得了成功。
在演讲的最后，孙立哲讲了一个故事：在法国某次的雕塑展上，一尊设计独特的雕塑引起了参展人极大的兴趣：这尊雕像有着漂亮女郎的形体，而在人体中最能传达神态美丽的无疑是人的面部和眼睛，但她长长的秀发将她的面部全部遮住了。人们疑惑的目光只好一直向下移动，最后在雕像的赤脚上人们看到了四只翅膀，翅膀下写着点题的一句：“机会女神”。人们惊叹创意的奇妙。 这就是说，人生面对许多压力时，实际上也正是机会来临之时。但这种机会到来时，人们又往往是看不到的，往往这时人们的智力和思考成为一种障碍。而当你终于看到谜底，知道原来是机会女神时，同时也看到了机会女神的四个翅膀，机会女神这时已经飞走了。 有句话说，成功的大门和机会的大门是向准备好了的人敞开的。“我们在对待变化和压力时，应采取准备和主动的态度。首先，我们要去接受；第二，我们要学会适应；第三，我们不和自己过不去，而是通过改变自己去适应变化。”孙立哲告诫大家。就连曾经面临死亡的威胁，孙立哲都觉得是一种财富：“面临最大压力的时候也是最有意思的时候。回想人生，以前种种经历都很难得。我死过一回，而别人就没有这种经历，这就不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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