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革”记忆

作者：毕星星（山西作家）

来源：南方网2012年04月08日  

到山西的昔阳县看大寨，主人都会带你去看红旗一条街和新建成的外环路语录墙。

这两处是昔阳县大力建设红色旅游的重点项目，复原上世纪60年代一直到“文革”期间的“革命历史建筑”。红旗一条街是在县城原址复原了一条旧街，当年街道两旁都是县城机关或者商店，沾点机关气的，门洞两边喜欢竖起两根或圆或方的柱子，高过房顶，上缀一盏玻璃圆球的灯罩。政府机关门前铺开一块八字形张开的进门路。门顶的山墙，或者做成一个三角形，或者做成一个半圆，配上两边竖立的柱子。“文革”时代的建筑，特色在墙面上都有标语。标语一般红底子金黄字，美术体居多。高出房檐的女墙，上刻：“继续革命，奋勇前进”。还有三面红旗的浮雕，上缀毛泽东头像图案，一面“自力更生”，一面“艰苦奋斗”；一面“多快好省”，一面“力争上游”。也有利用半圆的山墙，涂红了，做一个金太阳光芒四射的图，两边竖写对联：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红旗烟囱葵花麦穗图案，配上“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有整体一面墙，红旗簇拥毛泽东头像，红色专栏框住仿毛体诗词《卜算子·咏梅》，《沁园春·雪》。

外环大道的语录墙，更加声势浩大。环绕县城修起一道语录长城，竖立照壁写红色标语，复制许多领导人语录手迹。毛泽东的“农业学大寨”，华国锋的“全党动手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打头，赫然巍立。各种形状的红旗托举一个特大号的“忠”字，让人立刻想到了唱忠字歌，跳忠字舞。红旗如潮，工农兵顶天立地横眉立目，背后是巨幅毛泽东挥手指航向。墙体几十米长，高过两层楼，一米见方的语录大字，醒目怵人。两墙对称，一边画毛主席语录本，一边画老三篇叠分造型。红五星四周金黄色爆炸状的放射线象征金光闪闪，都是典型的“文革”式墙饰。

在昔阳，在大寨，你看到这些，就仿佛穿越到了“文革”时代。

“文革”究竟是一场“十年浩劫”，还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个原本无需争论。1978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记录得明明白白。虚构所谓阶级斗争，制造族群分裂，挑动内战，千百万人挨批挨斗，非正常死亡。工农业生产停滞，国民经济几近崩溃。高层一场又一场政治地震，政局动荡民不聊生。这样一个畸形发育野蛮治理的年代，应该郑重地嵌刻进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忘记它，才是天理难容。

依照这个历史事实，重建“文革”记忆有一个原则，确定它属于灾难记忆。人类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将自己的记忆自然而然地分为两类：有益的经验和有害的教训。创伤和成就，当然会有不同的记忆书写。像“文革”这种危害国家甚至给人类文明带来重大影响的灾难，理应成为历史的耻辱记载。如果还要为它披红戴花，装扮成黄金时代以供后人敬仰，那才是不可思议的。

问题在于，即使对于“文革”这样的全民大灾难，每个人的感受也是不尽相同。即使在最混乱的10年，也有弄权得逞的，也有安富尊荣的，也有侥幸得益的。昔阳大寨这样大力复制半个世纪前的旧景，也无非是留恋当年稳坐全国政治激流中心位置的怀旧情思。这里就有一个要求，一个人的人生叙述，某一个团体的集合记忆，必须和国家民族的集体记忆的价值取向相一致。我们要大力重建的，是整个国家民族，至少是这个国家民族大多数人拥有的集体记忆。我们必须警惕一些在“文革”中受益的人群，将自己的幸福记忆强加在全体国民头上，变成集体书写集体记忆。

清除“文革”影响，确立对“文革”的正确书写，建立正确的社会记忆，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国家曾经有一个反思历史的风气，我们并不忌讳揭开往日的伤口，历史创伤诉说一个时期成为话语主流。那个时候，记录灾难没有障碍。以后逐渐变了。公共传媒讨论创伤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些有志之士想望通过公共记忆场所固化这种记忆，阻力超出想象，比如樊建川的博物馆。20年来，公共话语空间越来越逼仄，媒体发出灾难记忆的声音越来越困难。你越是遮蔽“文革”记忆，一些为“文革”招魂的势力就越来越胆壮。昔阳大寨的“文革”建筑雕塑群落，就是这样一个角落里一声怪诞刺耳的音符。

文学大师巴金早就呼唤建立“文革”博物馆，多年以来踪影杳然。倒是像昔阳大寨这样的“文革”建筑，一旦规划就迅速覆盖了小城街巷。它说明，“文革”的影响远未清除。温家宝总理最近忧心忡忡地担心“文革”悲剧重演，绝不是危言耸听。身边就有扬幡招魂的，我们怎么能掉以轻心。

 

 年轻人千万别缅怀“文革” 

作者：张千帆

来源：环球时报2012年05月07日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人大会议闭幕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革可能会卷土重来。但令人奇怪的是，到今天，互联网上居然还有一些人对“文革”流露恋恋不舍的情结。他们主要认为，“文革”的时候没腐败、没贪官、没污染，社会和谐得很！这让我感到难以理解，甚至有点震惊。从1981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算起，“文革”已盖棺论定30多年，怎么今天出现怀念声？

当然，这种现象说怪也不怪。之所以有人认同“文革”、怀念“文革”，无非是因为这些人或许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革”。除个别“过来人”，支持“文革”的网民很多是对它没有任何经历的“80后”或“90后”，以为“文革”就是“唱红打黑”、吃吃喝喝，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十年“文革”期间，且不说多少冤假错案，在数不清的“武斗”和镇暴中惨死的红卫兵就有多少？如果真把今天在风调雨顺中长大的年轻人放回“文革”社会，那样的日子恐怕连一天都过不了。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青年居然缅怀起一度让这个国家几乎毁灭的“文革”呢？原因很简单，他们不知道“文革”究竟发生了什么。

虽然“文革”结束后一度时兴过“伤痕文学”，但是这些揭露是远远不够的。今天已很难在民间书店里看到控诉“文革”遭遇的纪实小说，至多只能看到一些经过严格筛选的平铺直叙的史料，其中大部分可能还是翻译的外文版中国历史，而大众读者一般不太关心这些内容枯涩的材料。相反，一些极左网站却利用社会对腐败、不公的不满，把“文革”打扮成莺歌燕舞、均富廉洁的清平世界。在这种不对称的话语体系下，对当今腐败现象感到不满的青年很容易对从未亲身经历过的“文革”产生幻想。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年轻一代无从了解真实的“文革”。这使称颂“文革”的言论在社会上产生扭曲的历史观，认为“文革”不可怕，甚至“好得很”。既然中国民主不完善、法治不健全，不足以整治大小贪官污吏，就只有幻想某个“救星”出来伸张正义。

中国一些年轻人沉湎于扭曲的历史观，对并不遥远的沉痛教训一无所知，进而在无力改变的腐败、不公和挫败面前，一厢情愿地幻想通过非民主、非法治等非常规手段治理社会。

要让中国远离“文革”的阴影，只有也只需要落实宪法第35条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规定。只要允许正反两种意见自由辩论，人民不难辨明真相，并对“文革”等所有重大历史或现实事件做出理性判断。

（作者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