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为争夺返城机会互相揭发彼此陷害

作者：雷颐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25期（原题为：青春奠祭）

《血色黄昏》实际是作者“老鬼”“文革”时期在内蒙插队的一段自传，粗砺但却真实。由于真实，作者在为自己“作传”的同时，更为一代人的青春历程、为一个时代作证。

本书在八年前出版时，就引起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的强烈震撼，现在的修订版，作者把原版中“因情绪而给自己所恨的人加上的某些坏事还原给真正的责任者”；补充了在快离开草原时，与一位女知青有了“人生第一次”；更重要的是，他承认自己也曾写过告密信，揭发同伴家庭出身不好。

1968年，这些当年的红卫兵在“文革”已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来到大草原。当地“贫下中牧”过去从不搞阶级斗争，在“上面”的组织运动员下也开展“阶级斗争”，在“五类分子”背后缝上写有诸如“牧主分子”等表明“身份”的白布条；贫下中牧的蒙古包前都挂着红旗，没挂红旗的就是“有问题”的家。不过，他们很快发现，这完全是来自上面的一种形式，贫下中牧与“五类分子”照常往来，还一起喝茶聊天。在批斗“分子”大会上，牧民们个个都心不在焉。

为了提高贫下中牧的“阶级觉悟”，他们在1969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和当地革委会主任关于“当前主要危险是右倾”讲话激励下，决定发扬“红卫兵精神”，在新一年的第一天抄牧主家。不过，当地贫下中牧似乎没见过城里习以为常的抄家“壮举”，作者没料到的是当他拿大棒痛打一个“牧主”、可能将其打死时，居然激起了贫下中牧的“众怒”，他的头上竟冷不防挨一闷棍，几乎被打晕过去——为保护牧主而将他打伤的却是一个原本应对牧主“苦大仇深”的“老贫牧”！几年后，他面临生命危险时，救他一命的恰恰是那个差点儿被他打死的牧主。

一切似乎都如此不可思议。但生活本身终使他们真正认识、了解了社会，体悟到偏远的民间未被那年月无所不在的“阶级斗争话语”污染的淳厚。其实，这才是社会给他、或者说“这一代”上的“第一课”。事实说明，对社会毫不了解却又在封闭状态下被那套话语掌控的青年学生，不仅可笑，更加可怕。

他们没有料到，按照“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的理论，“知青”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要开展“阶级斗争”。而这种“阶级斗争”又与招工、招生等个人利益紧紧联在一起，于是大家互相揭发，彼此陷害。作者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兵团”关了不短时间，惨遭“逼、供、信”，后又长期单独“劳改”。幸亏他母亲、著名作家杨沫也算是“老革命”，认识一些高层领导，在她多方活动下，他才免受更严厉的惩罚。

随着岁月的流逝，在某种因素的作用下，那段经历被抹上了一层玫瑰色。本书却努力将那越来越厚的薄膜一点点揭开、撕去，坚持记忆，与遗忘抗争。为了早日离开农村，每个人各找门路，为了抢夺每一个进城指标、名额，每个人都无所不用其极，一些女生甚至……

保留记忆，也需要勇气，因为记忆有时是残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