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如九泉有知，还笑得出来吗？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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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如九泉有知，还笑得出来吗？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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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如九泉有知，还笑得出来吗？ 古人云：“学而优则仕”。这一论断确实有它的道理。一个人读的书多了，眼界开阔，修养丰厚，对于保持良知，做个好人，大有帮助。做好了人，加上知识丰富，脑筋灵活，再来管理国家大事，这对于国与民来说，真是莫大好事——后来各国继承发展中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大约都是遵循着这个道理吧。不过，正如一切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一样，读书多了，人聪明起来，在一定的环境中，暗发机心，玩一些不正当的把戏，也是难以避免的。文化发达、彬彬之盛的北宋社会，已经透露了这一信息。请看宋人魏泰《东轩笔录·卷四》中的记载： 欧阳文忠公修自言，初移滑州（见注1），到任，会宋子京曰：“有某大官，颇爱子文，俾我求之。”文忠遂授以近著十篇。又月余，子京告曰：“某大官得子文读而不甚爱，曰：‘何为文格之退也？’”文忠笑而不答。既而文忠为知制诰（2），人或传有某大官极称一丘良孙之文章，文忠使人访之，乃前日所投十篇，良孙盗为己文以贽，而称美之者，即昔日子京所示之某大官也。文忠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未几，文忠出为河北都转运使（3），见邸报，丘良孙以献文字，召试拜官，心颇疑之，及得所献，乃令狐挺平日所著之《兵论》也，文忠益叹骇。异时为侍从，因为仁宗道其事，仁宗骇怒，欲夺良孙官。文忠曰：“此乃朝廷已行之命，但当日失于审详，若追夺之，则所失又多也。”仁宗以为然，但发笑者久之。 文章的大意是：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是欧阳修逝世后朝廷所赠的谥号）讲了一个故事，他到滑州任职时，见到了宋祁（字子京，北宋文学家）。宋祁对他说：“有一位大官，非常喜欢你的文章，让我来向你求索拜读。”欧阳修于是就拿出近作十篇交给了宋祁。过了一个多月，宋祁告诉欧阳修说：“这位大官得到了您的文章，阅读后，不甚喜欢，他说：‘欧公的文章格调怎么就如此退步了呢？’”欧阳修笑了笑，没有回答。不久欧阳修做了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令之官），听有人传，有某位大官极口称赞一位名叫丘良孙的文章，欧阳修叫人打听，丘良孙之文，正是自己前些日子送与某位大官的那十篇文章。原来丘良孙盗窃欧文为他自己之作，作为拜见名人的见面礼；而称赞丘良孙文章的人，就是昔日宋祁所说的那位大官。欧阳修不想拆穿他的名字，只是大笑而已。没有过了多少时候，欧阳修出任河北都转运使，见到了邸报（官方报纸）说，丘良孙因为献了文字，皇帝召他来考试，拜了官职，心中起疑。原来这次丘良孙又盗窃了本朝大臣令狐挺所作的《兵论》，才得到了官职，欧阳修叹息惊骇起来。以后欧阳修侍从仁宗左右，把丘良孙盗文得官之事告诉了仁宗。仁宗惊骇震怒，要罢免丘良孙的官职。欧阳修劝谏说：“这是朝廷早已实行的诏令，只是当时没有详细审查，如果夺他的官，我们丢掉的会更多。”宋仁宗以为然，但是他一想起这事，便发笑，久久不能停止。 宋代以前，通过剽窃他人之文来窃取官职，这在史籍上未见多少记载；而在宋代，文人若想走政治仕途之路，只能靠科举成功，其出路是很窄的。除了科举外，少数人靠有名望的人的推荐（主要是推荐其道德文章），或个人向皇帝献文赋，因而得官，也是有的。于是，有些想做官的人，就打起了鬼主意。 请看，这位某大官，为了达到使他所亲近的丘良孙得到官职的目的，煞费苦心。第一步做的，是请文坛名人宋祁向当时的“海内文宗”欧阳修索要近作。在滑州任上的欧阳修就送予了近作十篇。 而这位大官的真正目的并非在于阅读欧阳修的文章。他狡猾地通过宋祁传递他的看法：欧阳修的写作退步了。这一下便露出了马脚，使欧阳修警觉起来。为什么？因为欧阳修在写作上十分谨慎、心细。他每作一篇文章，总是要反复推敲、修改的。现在既然有人要阅读他的作品，他决不会把未经过修润之作轻易示人；以他这样的文章大家，更不会对自己的作品有任何的不自信。因此，当宋祁传达那位大官的“文格之退”的意见时，欧阳修“笑而不答”，心中已经明白了大官的用意——他欲用欧阳修之文，做点“助人为乐”的事了。 果然不出欧阳修所料，三年后，在他任知制诰时，听到某位大官极口称赞丘良孙的文章，而经过访察，欧阳修发现，被极口称赞之文，恰是自己曾经送给某大官那十篇文章。而称赞者，也恰是过去宋祁告诉他的某大官。秉性刚直的欧阳修这时不想把此事弄大，于是他放了丘良孙和大官一马。在欧阳修看来，事到此也就算是结束了。 人的贪欲既无止境，手段也就往往出人意料。一年以后，欧阳修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见到了官方报纸，听说丘良孙因献文字，被皇帝召试拜了官，很是怀疑——这丘良孙用自己的那十篇文章，还不足以得到官职啊。而当他看到丘良孙所献的文字时，大吃一惊，原来丘所献者，竟是“专著”。而这专著，乃是本朝大臣令狐挺所作的《兵论》——看来这不知羞耻的丘良孙通过多种渠道盗用他人文章、著作，终于达到了他的仕进目的。欧阳修开始惊骇了：丘竟然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勾结达官显宦，大胆包天地盗窃他人著作！这让人生阅历丰富的欧阳修始料不及，叹为观止。 事过了很久，当欧阳修与仁宗谈及此事，仁宗大怒，要罢掉丘之官职时，欧阳修却将仁宗劝阻住了。他的意见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这件事情已过了很久了。何况当时朝廷对此也没有详细地调查过，如果追夺丘的官职，失去的会更多。言外之意，以后注意就是了。朝廷会失去什么呢？是对那位大官的失察？还是朝廷的威信？或是唯恐有人效尤，因而引起剽窃之风呢？欧阳修没有说，读者可以想像，他是有更多的考虑与担忧的。 一般来说，一个社会读书之风愈旺，人们的心灵就会得到更多的净化与升华；但事实告诉人们，问题未必那么简单。总会有一些用心不良的人（或好人一时动了邪念），利用某种机会，做鬼鬼祟祟的事情。他们可以把很圣洁的读书写作之事，通过行贿等肮脏交易，作假等蒙骗手段，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从欧阳修的“叹骇”与宋仁宗的“骇怒”，可以窥见当时的文坛风气大致是健康的。大概丘良孙这种舞弊在当时文人中并不多，才引起了欧阳修与宋仁宗的“叹”、“骇”、“怒”。叹息者，文人者竟有如此无羞耻者；“怒”，是因为这种舞弊行为，不是一般的小的盗窃，而是接二连三的盗窃；“骇”，乃是唯恐这种风气传播开来，毁了社会的风气也。设想，如果像丘氏与某大官合谋盗窃他人文章，成为一种司空见惯之举，泛滥成灾，欧阳修与宋仁宗所怀有的，当是一种司空见惯、无可奈何的心态了。所以，欧阳修的“笑而不答”、“大笑而已”与宋仁宗的“发笑久之”，多少带着一种轻松的心情。 文人与普通人一样，都有作为“天使”与“魔鬼”的两面性。社会提供了使“天使”一面充分发展的环境，人们（包括文人）的“天使”部分也必然会充分展现出来；如果社会环境很差，即使文人，也会在利益的驱使下，也会做出很丑恶的事情。一般人们触及到学者、教授乃至院士等身份，一定以为何等的高深与了不起，其实，这些人们中的某些人，在特殊的不良环境中，利益的驱动下，不但会动心，而且其手段，有时是高于一般人的想象的。由于他们的恶劣表现，给民族不但不能带来正面的指导作用，而且会伤害民族的精神命脉，那种无形的精神损害，更加巨大。 欧阳修是文坛领袖，又具丰富的人生阅历，智商很高，他颇能识破某些文人的卑下作为，但是，他没能识破更深、更狡猾、更无耻的伎俩。像丘良孙的两次盗窃，就让他大长了一次见识。但他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华改革开放的今天，文人作假现象如此泛滥！ 试想，如果以中华文化为己任的欧阳修在九泉下得知：看到我们现今社会的成千成万的文人抄袭、剽窃，暗箱操纵评职称，滥用经费，他还笑得出来吗？ 我们知道，欧阳修在其名篇《与高司谏书》一文中，创造出过一句著名的流传不衰的成语——他曾怒斥高司谏（名若讷）“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现在，如在九泉有知，他说不定会返回人间，大喝道：“此成语，赠与当下众多造假无耻文人可也”！ （1） 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34岁的欧阳修至滑州（今河南境内）接任武成军节度判官。 （2）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欧阳修以右正言知制诰供谏职。 （3）欧阳修于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38岁），以龙图阁直学士为河北都转运使。转运使，主管运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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