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笔下的四川会馆
作者：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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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笔下的四川会馆
作者：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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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笔下的四川会馆 在山西插过队的陈君远先生一连十几篇《北京知青抗争记》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只知道云南知青罢工、绝食、卧轨，为知青大回城立下了汗马功劳，殊不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搭乘的返城末班车，是借了山西知青的光。知青的历史不光是一部苦难史，还是一部与极权制度抗争，争人权、争生存、争自由的历史。八十年代山西省的北京知青为争取回城，锲而不舍坚持数年，聚会、游行、上书、上访，陈先生把这段鲜为人知的事件写的清清楚楚栩栩如生可歌可泣。 我常常想对发动、倡导、支持上山下乡的高官们问一句：你们的子女与知青大多同龄，你们的后代可还有一人留在了农村、农场、兵团、异地它乡？自称对新疆有感情的王大将军，坚决反对在新疆的上海知青返城，死后假模假式把骨灰撒在了天山，真是感天动地人鬼共泣，您对新疆那么好，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子孙留在新疆？您让别人家的知青一辈子屯垦戍边，献了青春献子孙，您的后代富可敌国，那些上海老知青还要为报销一点可怜的医药费哀求不止。 陈君远先生真乃神人！他从山西回京后一度位居某大公司的副总，因与北京某市长吵架，一怒之下撂挑子不干，回家著书立传，十年写了一千多万字的书，这些天好像每天都要发一两篇博文，每篇都要引经据典，成千上万，特别是对北京城，好似是他手中的玩物，点哪说哪，面面俱到，如数家珍。提起四川会馆，陈先生参考了我的一些文章，写出了《四川营棉花地与四川会馆》《储库营胡同》，但其中难免有些小的误会，因北京不止一家四川会馆。我根据这两篇文章整理如下，特别想让四川会馆的老街坊们看看，陈先生笔下的四川会馆是个什么样子。 储库营胡同，呈东西走向，东起金井胡同，西到下斜街。因皮库营转音得名。明时称皮裤营，清时称皮库营，清末为储库营，延至民国，西段称悦生堂。1965年合并改称今名。 四川会馆，门牌十七号，东临太原会馆，北侧为番禺会馆，其范围东西53米，南北89米。该会馆是北京城众多四川会馆中的一处，为防止名称重复，故又称四川新馆，当地人习惯称为"四川西馆"。此会馆一直保存较好，直到1951年才改为民居。 会馆坐北朝南，分为东路和西路二组建筑群。入口位于会馆前方正中部位。大门三间，门两边原有八字影墙壁，门前保留有上马石二块，大门之内建有巨大的砖影壁一座。这种气派的大门，表明川籍人物在京的重要地位。 现存的建筑格局，前半部由于建筑大部分残毁或改造显得零乱，后半部分相对完整。东路的建筑布局较为散漫，大门东侧建有倒座房五间，影壁东侧建有南房六间，中间用墙壁开辟为二座三间房；中部拆除严重，只留下沿东围墙的东房五间，且已残破。以上建筑均为五檩硬山合瓦小式做法。东部的后部保存相对完整，沿北围墙建北房九间，其中正房三间，九檩勾连搭顶，前为悬山抱厦，东西耳房各三间，进深五檩；前面建东西配房各五间，配房之南又建有南房三间，均进深五檩；中间原来为穿堂，已毁。这种正房带抱厦，耳房三间，厢房五间，倒座带穿堂的高规格布局，在京师会馆中尚属罕见。 西路的后半部是该会馆中保存最完好的部分，为一组较为讲究的四合院建筑。正房五间，七檩前出廊，下有高大的台基，体量相当的雄伟；南房五间，五檩加前廊，东西两侧配房各三间，均五檩前出廊。整组建筑尺度较大，工艺材料考究，在京城会馆中颇为突出。 原来院子里有魁星楼、大戏楼、影壁、鱼塘，院子里还有长廊和月亮门……魁星楼里供着魁星，清朝的时候，从四川来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们都要来拜，让魁星保佑自己高中。魁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话人物，主宰文运，在儒士学子心目中，魁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我国很多地方都建有祭祀魁星的魁星楼，香火鼎盛。这四川会馆里的魁星楼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在会馆的东南角，如今早已不见了踪影。 四川会馆是由四川乡党捐资建立的具有公益性质的住宅，过去专门收留进京赶考的川籍考生，白吃白住，后来改为专为贫穷的四川老乡排忧解难。从理论上讲，这座会馆属于私有或社会团体，解放后不明不白的收归国有，且面目全非。前几年曾有“宅主”的后代说要讨回四川会馆的产权，四川同乡们谁也没有作声，大家知道与那个东西有什么道理可讲。 四川会馆，顾名思义，以前全住着四川老乡，随着历史的进程，这座古色古香的大院早变幻成了贫民窟。最早的四川老街坊只剩下三两家，在这座大院里居住时间最长，最富有戏剧性的非四川人氏冷德骖一家莫属。 据说，现在四川酉阳县的乡亲们常常念叨，民国期间酉阳有两位名人，一位是革命先烈赵世炎，另一位就是民国时期官拜少将军衔的冷聘渔。解放后还有两位人物，一位是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北京市副市长刘仁，另一位是大名鼎鼎显赫一时的前总理李鹏。众所周知，李鹏是革命烈士后代，周恩来的养子。李鹏出生在酉阳，从小抱养给酉阳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家。 冷聘渔，早年东渡日本，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加入段祺瑞北洋部队。段祺瑞任北洋政府总理时，冷聘渔一直在段祺瑞陆军部供职，官拜少将军衔。北洋政府之后，家道中落。 冷聘渔的孙子冷明回忆道，九一八事变前，我家住在三眼井，离赵登禹家隔着几个门，我父亲跟赵登禹的小舅子年龄差不多，经常一块玩弹球。 我爷爷死后，家里的财产让他的几个兄弟都给坑光了，抽大烟的，作买卖的，反正没多少日子都折腾净了。多亏了我爷爷有个好朋友，叫尹小岗，天津人，在张作霖手下当过大官。人家家里阔，天津北京有几条街的房子，北京的王大人胡同好多房子都是他的。他看你我奶寡妇失业领着几个孩子没着没落的，月月给我们家钱。我父亲月月都上他们家取钱，每月二十块大洋，直到九一八事变，打起来了，才断了线。 我父亲1922年出生在北京，家道破落后，就住在四川会馆戏楼底下。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没法子活呀，我奶奶就上有钱人家缝缝补补的当下人。那也不够吃，日本人说只要学日文，每人每月白给一袋白面。为了救命，我父亲就去上日语课，日本人还真说话算数。他没上过大学，也有点小聪明，日语学的不错，十七八岁的时候有个表亲给我父亲介绍工作，到山西灵石火车站挣钱养家，后来还混上一个部长职务，也就是个日本人的翻译。不久因与上司不和，辞职回到北平家中。 当年，北京四川会馆后院住着一位叫闵步瀛的四川同乡。他们是大资本家，大户人家，兄妹两个住后院西边三大间房，实际上他是共产党地下党，我父亲会日语，跟日本人熟，就时不时的让我帮忙。闵步瀛的妹妹也在北大上大学，有个要好的女同学，两个朝夕相处，发誓终身不嫁，厮守一生。闵大哥也在上大学，一来二去就和这个女同学好上了，他妹妹可不干了，有一次俩人闹翻了，在家里又打又吵，大声骂他是共产党，给他吓的不知如何是好，会馆里都住的是日本人，宪兵队要听到了他跑的了吗？我父亲就给他藏在自己家好几天。 闵步瀛在解放后公安战线是个传奇人物，只要上网搜搜，什么破大案要案，保卫了毛主席保卫了中央首长啊多的是。他出身在大资本家家庭，当年同许多年轻的热血青年一样，早早地加入了共产党，闵步瀛年轻时潇洒英俊是北大学生运动的领袖，煽动年轻人组织学运。北京没解放时他们一大家人住在四川会馆，是我父亲加入革命队伍的引路人，当然我父亲对他也有救命之恩。 后来日本投降了，闵步瀛就让我父亲跑交通搜集国民党军队的情报。 一天，闵步瀛对我父亲说，你有上层关系，北平的驻军里你认不认识人？我父亲说第三军军长罗立荣跟我挺熟，他跟我姐夫是同学。 我父亲的大姐是北大的高材生，他的丈夫抗战时期是四川的一位模范县长（解放初被共产党枪毙了）。在《冯玉祥自传之我的抗战生活》一书中这样写道：从这里到荣县，县长叫黄希廉，是我办的西北干部学校的学生，冒尖的很。在这一县里头，他把本地父老得罪不轻。这位县长，真是一位找事干的人，在这一县各乡镇里头都修了汽车路…… 查资料，四川内江钟鼓楼194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而修建，由当时的内江县长黄希廉募捐募工新建，并作为县府治所。该楼砖石结构，楼顶为四角攒尖顶，楼基为正方形，分6层至顶，层层内收30公分，各层四面均开窗，楼高29.7米。古人云：内江有座钟鼓楼，半截还在云里头。楼内还保存了孙中山、蒋介石、张群等名人石碑楹联题刻十余幅。2003年5月，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政府筹资对钟鼓楼进行维修。现为内江二十景之一。 1946年，我父亲与同学李锡仁凭借军长罗历戎的私人关系进了第3军军部供职，如鱼得水。清华大学毕业李锡仁的笔杆子让参谋部所有的军官相形见绌，他杰出的口才，谦逊的品德，再加一表人才，深得军部高官们的青睐，军长更是离不开他，直到有一天…… 北平解放前夕，华北地区城防秘密都成了共产党的囊中之物，在石家庄召开的最机密的城防会议上，国民党集中了所有华北地区的高官，研讨制定了最绝密的城防计划，可是会议结束不久，这个绝密计划就放在了共产党军队的办公桌上……我父亲与李锡仁从此在第3军中消失了，这都是闵步瀛领导下的北平地下党秘密情报人员的杰作。 罗历戎(1901—1991年)。国民党陆军中将。原名罗立荣，四川渠县人。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作为热血青年积极参加北伐，改名罗历戎。1928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2旅参谋主任，1930年11月任第1师2旅5团团长，1931年一度调任第1师参谋处长，1935年初任第1师2旅副旅长，1936年10月任第1军78师少将副师长，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5月任第8军40师师长，参加兰封战役，1939年4月任第1军副军长兼中央军校第7分校第15期学生第2总队总队长，1940年任中央军校第7分校办公厅主任，1941年任陇南师管区司令，1942年10月任第36军军长，1945年1月任第3军中将军长，抗战胜利后参加内战，1947年10月21日在河北清风店战役中被俘。1960年11月28日获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91年7月6日在北京病逝。 战争年代我父亲和闵局长在地下党里是上下级关系，因为互相都是生命之托，又是街坊，经过多次严峻的考验，父亲深得他的信任。 解放后父亲顺理成章地进了北京市公安局政保一处（北京市安全局的前身），成了反间谍战线的一员。 当年地下党的负责人，四川酉阳同乡，后来的北京市副市长刘仁，召集同乡们聚会，和蔼可亲地让我父亲继续参与原旧政权上层人物的说服工作。 在北京市公安局里父亲是闵局长的嫡系，什么大案重案都会派给他，父亲无私忘我不负众望，每次都能完成任务，一个个美蒋特务落网，让垂青闵的职位的人大失所望。父亲作梦也没想到他会成为公安同事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就在他自我感觉良好，在公安系统屡立大功，以为就要飞黄腾达的时候，被戴上一付手铐啷当入狱。 父亲说，当时人们可能认为我算是闵局长的人，比较能干，别人想扳倒闵局长取而代之，于是先得扳倒他的左膀右臂。父亲不知不觉中成了争权夺利的替罪羊。 父亲对闵局长感恩戴德，说他戴着手铐脚镣几个月后，闵局长（当时是处长）亲自来拘留所问他，让他看着他的眼睛回答，别人控告你的贪污、通敌等罪行到底有没有？父亲坚决地回答，没有。 审来审去，调查来调查去，所有的罪行都是子虚乌有，闵局长相信了他，无罪释放，但公安局的其他领导提出，无论如何他不适合在公安工作了，于是父亲回家自谋职业。 我父亲单纯的像个孩子，他万万没想到，有人在他的档案里写上了“历史反革命”这样一个结论，从此让他及我们一家步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 回到家，就在四川会馆里，父亲成立的曙光生产合作社也让街坊邻居们有了就业的岗位。好景不长，1956年公司合营，合作社一律充公。赖以吃饭的小作坊取消了，父亲被分配到一个有几个残疾人的小厂子，厂子连年亏损，眼见就要倒闭。父亲去了后也没有任职，他是个健全人，稀里糊涂地领着大伙干了起来。很快小厂子扭亏为盈，有了起色，再后来突然挣了大钱。这可不得了，领导们赶快派来一位厂长，免得让历史反革命篡了权。 我父亲的公安情结根深蒂固，看来此生中必有这一劫。女厂长是宣武公安分局局长的夫人，如果说她什么都不懂那是冤枉她，整人绝对是把好手。很快，厂里的钱没了，生产不行了，亏损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把历史反革命送进了大牢。 福利厂被女厂长搞垮了，父亲与她吵了一架，结果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帽子，进了劳改大队。反革命被劳改罪有应得，可苦了我母亲。那是1960年，史称三年自然灾害，饿孚遍野。母亲没有工作，当小工，和泥抬土，给人当保姆看小孩，在家搓卫生纸。我们一家八口，粮食不够吃，五个孩子上学，没学费，母亲就去卖血。饿，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几乎都让给饿怕了。 什么清河劳改大队，天堂河劳改农场，茶店劳改农场，什么新都暖气机械厂，父亲在北京市公安局几个劳改大队的游走之间迎来了文化大革命。 我父亲去劳改，与公安二字早脱清了干系。文革初，北京市委的黑干将，公安口的头头把什么冯基平闵步瀛之流一一被打倒，关进了劳改农场，造反派们想起了我父亲，于是将他捉了去，夜以继日逼他坦白交待闵步瀛是个叛徒。 忠厚老实的家父实话实说，把与老闵的关系，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说的一清二楚，一句话，拒不承认他是叛徒。 父亲那时是在怎样的绝望之中啊！蹲劳改他没怕过，无论酷热难挡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挖河，割草，种地，饥饿，死亡，什么没干过，什么没见过；家里八口人没钱花没吃没喝，上有老下有小，随时有饿死的可能，他没怕过；日本人的枪他没怕过，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救出过不少八路军；戒备森严的国民党军队他也没怕过。他骗过国民党，骗过日本人，让他骗共产党办不到！ 父亲在绝望中可能想，回四川老家去吧，只要有田种就饿不死人，带上妻儿老小，没有后顾之忧，再穷再难也比监狱强，外面有自由。后来父亲甘愿带着一家四口回到四川老家，弟弟妹妹不过十来岁，没学上不说，一家人险些葬身大山之中。家里人埋怨，外人批评，不应该呀，那是1969年，如果挺挺，说不定就过去了呢。 据说，在文革被拘押的几年里，绝望中闵局长的几个孩子都去插了队，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当地的农民。闵步瀛是被解放三结合进了新的领导班子，第一件事就是让他的女儿与老农离婚，调回北京。 1969年10月，父亲领着一家四口人，在公安干部的押送下，回到了四川老家酉阳县渤海公社渤海大队。在老家，母亲一度病危，妹妹更是疾病缠身，唯一的壮劳力我弟弟，滚下万丈深的山崖，幸亏被一棵大树挡住了，只有胳膊骨折，险些丧命。父亲一人在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之中生活了整整十个年头。 1968年，17岁的我从北京到内蒙古自治区西乌珠穆旗插队落户当了一名牧民，22年后我才调回北京工作。 我弟弟15岁同父亲一起回的四川老家。中途为了活命，我把弟弟妹妹和母亲都接到了内蒙草原上谋生。妹妹于1978年按知青渠道走后门回了北京，79年父母平反也回了京。 我弟弟留在内蒙草原，我们哥俩先后娶了农村的媳妇，79年我分配到当地医院工作，我弟弟既不是知识青年也不是兵团战士，不伦不类地没了着落。 父母回京后，把我弟弟一家也接回了北京，弟弟弟媳两口子做临时工，需要用钱有父母兜着，要命的是一家子没法上户口，没有户口大家不踏实，不算北京人，也确实有许多不方便之处。最后还是我父亲走了市公安局一位老战友的后门，落实了我弟弟的北京市户口，但老婆孩子还依旧是农村户。 1979年我父亲平反回京，先是退休工人，后改为离休干部。 我父亲住在四川会馆两间小破屋里，煞费苦心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儿子从农村办回了北京，当年只有十五岁的儿子至今没有工作，唯一的好处就是享受着四零五零人员每年少交些社保费，指望着熬到六十岁领取不多的一点点退休金。 老母亲因为当年父亲挨整被迫辞去了工作，四十多年后，才有了所谓北京“一老”人员的退休费，一个月二百块钱。富有戏剧性的是，改革开放后，我父亲被平反，他的二哥，1949年随国民党撤到了台湾的二大爷，辗转找到北京，从此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 我在这个大院里度过了童年，我们曾在魁星楼下、影壁墙后躲猫猫，在老槐树下看电影，在卧倒的大石碑上打乒乓，我们无数次抚弄着那对硕大的香炉不解其意，作为最老的住户，父母亲见证了这个大院所有的兴衰荣辱。88岁的父亲去年病逝，母亲至今住在那里，四川会馆破也好烂也好，那里是我的家。 2012-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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