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旧事】：我的童年与少年（上）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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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旧事】：我的童年与少年（上）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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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旧事】： 我的童年与少年（上） （一） 登上人生舞台三个多月时，我还没见过父亲。 听母亲说，她怀我不久，父亲就离开乐山回转南昌找工作去了。当时，她手里还有不少父亲打牌赢的钱，因此，在娘家长期逗留并无窘迫之感，外婆对她和咪咪还算不错，就是咪咪的特别爱哭也没招人讨嫌。 怀孕以后，母亲便雇了一位佣人。有了娘家人及佣人的照顾，她吃得相当好，每天保证有条鲫鱼，顿顿都有鸡汤或肉汤喝。生我的时候，她差不多胖了十斤。虽说是在乡下，没能请到产科医生，只来了位接生婆，但母女平安。坐月子时，她也被照料得很好，每顿都有母鸡炖汤外加几个鸡蛋，伴以补血的当归等中草药炖，把她都吃伤了。由于营养好，奶水自然充足，我吃不完，也让没吃过几天母奶的咪咪过足了瘾。 或许因为一连生过三个女儿，或许由于我的皮肤比咪咪黑，眼睛一大一小，母亲对我的出生并没感到多少欣喜，连我的诸多优点也被忽略。像我比咪咪仁义，不折磨大人，白天不哭，夜里不闹，总是一觉睡天光等等。母亲后来回忆说，我睁开眼睛的第一个表情就是笑看这个世界和所有望着我的人，这让她和其他大人甚为不解。其实，按科学的理解，由于我不缺钙，先天营养好，后天给我的奶水又充盈，吃饱喝足了，当然就不会闹。 到我三个月大，母亲手里的钱几乎告罄。她这人手里不能有钱，有了就造。刚来不久，她就将大半的钱交给大舅去放息钱（借给别人，收取较高的利息，即变相高利贷），按理说不致坐吃山空的。可娘家人穷，她带着孩子连同一个佣人，花消原本不小，身处大家庭中也往往身不由己，她的手又特别松，喜欢做人情，送礼请客，而那时的货币已开始贬值，只一年多工夫，她就将钱连本带息基本用光。 1947年三月，父亲终于在江西省田粮处做了专员。一有了固定工资，他就从第一个月的薪金中寄来三十元给我们做盘缠。就在母亲担心母女三人将遭白眼之际，他的钱正好汇到。母亲赶紧打点行装，准备乘江船东进，去南昌与父亲会合。 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本非易事，何况一个刚两岁，正蹒跚学步，另一个尚在襁褓中。她和咪咪都晕船，咪咪难受得几乎不吃不喝，一路啼哭不止，后来则像霜打的花朵蔫蔫地低下了头，眼看又要生病的样子。她抱着我，自己恶心、呕吐不说，还要照看咪咪。幸亏同船有几位好心人，又特别喜欢漂亮的咪咪，便主动来帮她的忙。否则，她简直难受得要往江里扎了。 只有我，不哭也不闹，更不懂得晕船为何物，一直安静地躺在她怀里，照旧逢人就笑。但是，咪咪的美丽把我衬托成了一只丑小鸭，大人们对我丝毫没有注意。 江船终于在九江靠岸，父亲来码头接我们母女。他没有理会咪咪。当一个陌生人指着我对他说，这是你女儿。他第一个动作就是接过我来。不知道为什么，从来不哭的我此时正在那人怀里哼唧。一瞬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父亲刚一抱过我来，我竟咧开嘴冲他笑了，脸上挂着的一滴泪珠在阳光下闪烁，像一颗珍珠般晶莹剔透。似有一股暖流冲击了一下那颗一贯冷漠的心，他脸上僵硬的肌肉立即化开，平日难得一见的笑容在他脸颊绽放，他望着我也笑了。 多年后，他对我女儿珠子说，我为什么最喜欢你妈妈，是因为她聪明，学习好吗？都不是。我第一次见到你妈，别人抱着她还在哭呢，可我把她抱过来，她就笑了。这说明她知人心意，知道我喜欢她。 我没有永久记忆，三个月大的事情更是早就交还给了上帝。但按常情讲，当时的我不可能知人心意，既然他要这么认为，我也就不忍心捅破这层窗户纸。 回到南昌差不多两年后，家里唯一的儿子黑皮出生了，母亲的爱心便主要转移至他身上，对爱哭的咪咪虽仍怜惜，却已有些顾不上，大家庭的其他成员自然更不待见她。而我因为会来事儿，却有如低价股不断攀升。原因是我不但嘴像抹了蜜糖还特别有眼力见儿。一学会说话，我就逢人便叫；刚会走路，就学着大人拿着笤帚在地上乱划拉一气；稍微懂事一点，看见婆婆颠着小脚走路蹒跚，我会跑过去说，婆婆，小心啊，我来扶你！ 因此，婆婆、大娘和姑姑们都比较喜欢我，甚至往往忽略了我的性别。尤其是婆婆，见到我便笑眯眯的，夸我是“辣婆子”。南昌话的意思不指泼辣与不讲理，而指能干、勤快的女子。这风格若能一路维持，恐怕我一生都会吃香的、喝辣的。可惜，我血管里流淌着父亲孤傲懒惰的血，年纪一大就变得不争气了。 父亲尽管中年得子，对黑皮却从未表现出任何偏爱，他最喜欢的仍旧是我。空闲时，他会抱着我，将食指和中指勾起，轻轻掐我的脸蛋儿，这几乎是我独享的一份殊荣。 但他内心的想法谁又摸得清？按中国人的传统，我只是个女儿，就算聪明伶俐也不能做任何指望。也许就由于这点，他在我跟前尽可以放松，对儿子就不同了，期望值高，就总要绷起做老子的面孔。
从1949年5月南昌解放始，父亲几乎一年找不到工作。自顾不暇，甚至为生存而心生恐惧，一张本不爱笑的脸上就更难得见到笑容了，我这个爱女当然也被冷落到了一旁。 1950年春，他终于有了到北京革大学习的机会。那时，我们与大娘同住，父亲一走，家里就没有了男人，只剩黑皮这个不顶事的男婴。母亲的工作简直忙极了，总在深夜才能返家，几乎难得见到她的踪影。大娘只管做饭，不愿帮忙照顾孩子，照看三个孩子的责任便统统落到佣人樊妈的身上。 我们到南昌不久，她即来我家做工。时年五十多岁，一双小脚，身体不好，又因爱抽水烟而患有气管炎，却一直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即便如此，由于事多孩子小，也有照应不过来的时候，曾发生过两次事故。 一天早晨，樊妈将一锅刚烧开的豆浆摆上桌子，就去忙别的事情。没有桌子高的我嘴特别馋，等不及大人倒，踮起脚就去扒那只热锅。结果，锅倒了，滚烫的豆浆流下来，将我从头淋到脚。烫伤面积没百分之八十也有百分之七十，好在深度烫伤的面积不算大。 有一点足以自豪，我的皮实与耐受性几乎罕见。母亲后来说，她晚上回来，看我被烫成了那种惨状，几乎都傻了，而樊妈只知道抱着我哭。我呢，根本没怎么哭，最多只偶尔哼哼两声。这要是咪咪，肯定会哭背过气。或许就是我的沉默使母亲的脑子清楚了，那一瞬间，她忽然想起外公治疗烫伤的秘方。当时，一来没钱住院，二来烫伤面积过大，若没有外公的救命偏方，我说不定就小命呜呼，也就不能在此乱扯这些记忆碎片了。 不久，我的烫伤竟然得以痊愈，连一个疤也没留下。若不是母亲告诉我曾被烫伤，我还真不知道发生过这件事情呢。 另一次，我与咪咪抱着刚会走路的黑皮在院子里玩耍。不记得是我还是咪咪在地上绊了一跤，将黑皮脱手，脸磕在了晾衣的竹竿上。一根横着的竹刺不偏不倚扎在他脸上，血立时涌出来。咪咪傻了眼，哆哆嗦嗦站在当地哭将起来，我则可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樊妈闻讯赶来，迅速解下她平日不离身的水烟袋，抠出里面的烟灰，一把按在黑皮冒血的伤口上，然后便开始训斥咪咪。她最讨厌整天哭哭啼啼的咪咪。咪咪哭得更可怜了，她嘴里一边抱怨，一边抱起黑皮，揪着咪咪进了房间。 母亲对下人向来宽厚，和我被烫伤那次一样，当晚下班回家，她心里肯定着急与不高兴，但一句责备樊妈照顾不周的话都没有，只说往黑皮脸上抹烟灰不卫生，会感染的，赶忙拿过消炎膏涂上。 一切很快风平浪静。不久，黑皮的伤口痊愈，脸上不过添了个小酒窝而已。 最辛苦的一次，是我们三个孩子一起得了麻疹。记不起谁先发病得，由于不知道是麻疹，更没有隔离知识，我们很快都发起了高烧。去医院检查才知道，麻疹将我们一窝儿端了。母亲照例不准请假，还添加了夜班。只有樊妈一人照顾三个病儿，晚上睡在我们中间。一边一个，另一边两个。这里头数我受的呵护最多，因为她最喜欢我。 麻疹转为线病毒肺炎最是可怕，基本不治。但在她的精心照料下，我们很快都退了烧，没一个转成肺炎的，甚至体质最弱的咪咪也安然无恙。 樊妈最狼狈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惹乱子，而是土改中大娘被抓走的那些天。没了大娘做帮手，她恨不得将脚抬起来做手并用。不但要照看一群孩子，还得给大家买菜做饭，更要为大娘送饭。为救出大娘，母亲将家中值些钱的东西统统拿出去卖，而她不可能有时间看摊子，必须按时上下班，甚至加班加点。因此，除了独自承担繁重的家务，樊妈还要去守着门前的东西，跟人讨价还价，并将其一件件卖出去。当时，最大的咪咪只有五岁，实在忙的时候，樊妈就连哄带训地让她照看我和黑皮。咪咪常是脸上挂着泪珠站在我身旁，真搞不清是我在照看她还是她在照看我。其时，我只三岁多一点，除了嘴厉害，基本帮不上任何忙，而黑皮刚一岁多，就更是个累赘。 到大娘平安出来，家中的境况更加困难，竟连樊妈的工钱也付不起。母亲只好对她说，我们家用不起你了，我把你介绍给别人吧！ 樊妈却坚决不肯走。她说，太太上班这么忙，我走了，谁看孩子？大太太又不能帮你照看。钱我不要了，跟你们一起苦！ 和我们处久了，感情日深。在她心中，尤其舍不下的是我。 她坚持留了下来，无偿为我家干活儿，天天和我们一起吃稀饭就咸菜。 我一点记不起天天喝稀饭的日子，可咪咪印象深刻。几年后，我们全家已迁到北京，当她因为不愿吃西红柿而啼哭不止时，在我家的八姨经常会吓唬她，你哭？再哭，再哭把你送回南昌喝稀饭去！她居然会抽噎着立即停止哭泣，含泪的眼睛里充满惊惧。一句喝稀饭，对咪咪竟比狼来了还顶用。 就在家里特别困难的时刻，父亲又往伤口上抹盐，寄来一封信，让给寄五元钱去。母亲知道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这钱是用来买生活必须品。可这钱她再也凑不出来了。这当口，家里来了一位父亲的堂兄，母亲便向他诉苦，堂伯当时就痛快地掏出两元钱，让给父亲寄去。正说着，不知愁滋味的我笑闹着在母亲和堂伯的面前跑来跑去，还不时插科打浑，搅扰大人说话，想要引起他们的注意。目的达到了，母亲极不耐烦地训斥我，走开，不许在这里烦人！ 堂伯已经年快五十岁，结婚二十余年仍没孩子，看着我跑来跳去觉得十分可爱，笑道，这孩子多机灵啊！看着她我就高兴！ 高什么兴？家里连干饭都没得吃了，我见到他们心里就冒火！ 不知好歹的我此时竟跑到堂伯的膝头，开始抚弄人家的大腿傻笑。他动情地说，这孩子和大人真亲，我要有这么个乖女儿可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要是愿意，就把她送你，也能有口饱饭吃！母亲毫不犹豫。 堂伯激动地站起来，你不是玩笑话？ 我现在还有心肠开玩笑？ 那就定了！今天收拾收拾，吃顿团圆饭，明天我来接她。堂伯摸摸我的脸，赶紧走人，想是怕夜长梦多，母亲变卦吧？ 堂伯走后，母亲将樊妈叫出来，让她把我不多的几件衣物找出来，明天就真要送我走了。她不喜欢孩子，我排行在中间，又是个女孩儿，然而，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不是万般无奈，谁愿意生离死别？心疼中，她仔细打量着我，突然发现我也是个挺漂亮的女娃嘛，更别说可爱、机灵在咪咪之上了！可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转念一想，跟本家走了，我这小馋嘴就不用天天喝稀饭，从此走向新生活了……于是，硬下心肠将涌到眼眶的泪水强忍回去。 樊妈却拒绝收拾我的东西。她放下手中的活计，抱紧我不撒手，一边哭一边喊，先生……先生最喜欢逍逍！现在先生……先生不在，你把她送……送人，先生回来你怎么说，怎么说？ 这一问母亲傻眼了。是啊，把孩子送人，这可是大事情啊！历来，家里的大事都由父亲做主。如今，要把他最疼爱的女儿送人，将来还真无法交代。可明天又怎么跟本家回话？ 也是天意，姑姑刚巧来串门，还带着她最小的女儿小蓝。那时姑父尚未出事，但经商失败，已难于解决生计问题。看到樊妈抱着我哭，母亲一脸为难，她发话了，逍逍是五哥最喜欢的，他的脾气我知道，你把她送人，他会跟你拼命的！ 那怎么好，我已经答应了良淼！母亲一时没了主张。 这样吧，我回去跟小蓝她爸爸商量，干脆让小蓝替逍逍去吧！良淼家条件好，也委屈不了她。 小蓝比咪咪只大一岁，正和她在同一所学校上一年级。咪咪为上学和天冷总是哭哭啼啼，死活不愿意去；而她却非常懂事，总是哄着咪咪一起走。 小蓝长得秀气，人聪明，也稳重，堂伯对她很是喜欢，唯一的遗憾是岁数稍大。可既然不能带我走，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表姐小蓝真的替我走了，从此改写了她的命运。走时，她和姑姑都没有放声大哭。或许大人骗小蓝，只说带她去玩？至于姑姑为何没有痛哭失声，也许是庆幸小蓝终于找到了好去处？可骨肉分离，对于做母亲的人来说，毕竟是人世间最惨的一桩事情。无人处，好强的姑姑必定会长久哭泣，眼泪甚至会经常浸湿枕头，直到淹没整个心田吧…… 几十年后，照顾母亲的阿姨听说了这件往事，对母亲叹息说，要是你把逍逍送了人，不要说老头子得和你干，那你们家的顶梁柱也就没啦！ 母亲沉吟不语，脸上有种后怕的表情。回想起来，也确实够悬的。不是樊妈抱住我大恸不放，我早已是别人家的孩子。而最疼最爱我的父亲，此时正在革大学习，身处千里迢迢之外，爱莫能助。我应当终身感谢樊妈，感谢她不让我和家人分离。 但从我们迁往北京之后，便和她永远失散。 母亲是极愿意让樊妈和大娘与我们一起来京的。可樊妈说自己已经快六十了，这把老骨头舍不得丢在异地他乡。她还出主意说，大太太从来不给你看孩子，带着她只有拖累，你还是一个人带孩子走，到了那里再想办法！ 母亲对这个忠心耿耿的老保姆感激涕零，唯一的报答只能把所剩无几的被子、床单、旧衣之类的给了她一大包。 樊妈最丢不下的就是我了。我这个没有永久记忆的人，她对我的好竟然一概记不起来。留在记忆中的，惟有上火车时，她将我抱得很紧，箍得我几乎喘不上气。当火车鸣叫着缓慢启动时，她一身黑衣，伫立在月台上，满脸是泪，不断呜咽着招手对我喊，逍逍，听——你娘的——话啊！声音嘶哑，大喘着气。她有严重气管炎，这也是她不肯到北方的重要原因。 从三岁到七岁，我也一直被气管炎所困扰。母亲总强调，我的病是被樊妈传染的。气管炎也能传染吗？我觉得很荒谬。但能和她得同一种病，我感觉冥冥中似乎有种东西将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分手的时候，她曾说过，要去乡下找女儿。她不识字，无法与我们通信，而母亲一直忙得焦头烂额，特别是被不断的运动困扰，就是与许多亲戚也断绝了来往，当然更顾不上打探她的消息。 樊妈不可能活到现在。如果有天堂的话，以她的善良，她此刻是在天堂注视着我，穿着那一身模糊的黑衣，像一个天使般始终呵护着我……
来北京那年，黑皮刚学会走路，我只四岁多一点，咪咪也才六岁出头。一来父亲没有假期，二来也为省钱，他没到南昌接我们，仅靠母亲一人，领着三个半大不小的孩子，要托运行李，沿途还需转车，路上的艰难可想而知。 逼到无奈，娇弱的咪咪也得当个人来使唤，她的任务是照看一只随身携带的小皮箱，里面是我们所有的细软。除了所剩无几的几件首饰，钱很少，重要的是文件，像证明身份的证明信等。解放以后，这些东西变得比性命还重要。因此，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嘱她，把小箱子看好，坐在屁股下头。咪咪倒是很听话，走路时将箱子抱在怀里，只要一停下来，就把小屁股压在上面。 我属于自由人，没任务，也没人照看，只嘱咐我紧跟咪咪。我总是半松散地跟在她身后，一会儿跟得挺紧，一会儿又东张西望落在后面。不放心的母亲会冲我吼，快跟上，别老抻着脖子东张西望！ 母亲的重点当然是照顾蹒跚学步的黑皮。记忆中，有一次黑皮大哭大闹，竟在地上打滚，搞得她异常狼狈。原因好象是把尿时黑皮不尿，刚过一会儿，偏偏就将裤子尿湿了。她一时焦躁，在黑皮的屁股上掐了一下。这小子平时不吭不语，这次不知怎么却犯起混来，一下子仿佛捅了马蜂窝，在人多的地方做了一番充分的表演。 火车上也有顺心的事。咪咪迅速成为全列车的宠儿，从列车长到乘客，几乎都为她的美丽倾倒，这个给她吃的，那个叫她到身边坐坐，简直应接不暇。她的胃口向来不好，那些吃的自然多数喂了我这只馋猫。 没人烦我，倒也快活逍遥。我一边嘴里嚼东西，一边兀自打量对面的世界，看着样样都觉新鲜可爱。无论车窗外的景色，还是车里的人来人往都能引起我无穷兴味。 从南昌到北京当时没有直达列车，要在上海做中转。上海站到了，母亲又一次嘱咐咪咪坐在小皮箱上，看好放在地上的几件简单行李和我，便匆忙抱着黑皮去售票窗口签票。咪咪只比我大着不到两岁，又是个老实到窝囊的女孩儿，以她的能力只能顾腚不顾头，守住皮箱就无法管住活泼好动的我。上海不比闭塞的南昌，到处是穿着时髦、熙来攘往的人流，我这小土包子乍被抛到花花世界，还真看花了眼睛，不知不觉就随着人流往更热闹的地方走去，全不管咪咪在后头无奈地呼唤。 走到站外，花红柳绿的大上海果真好看，特别是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犹如降临仙境，看得我如醉如痴，两条腿似被魔力驱动，一步步继续往前。好在没走多远，就被一个找我的“红帽子”发现，硬将我牵回站内。那时，站内专有穿着制服、带着红帽子替乘客搬运行李的工人，被旅客习惯地称做“红帽子”。 尽管还不是学雷锋的年代，但多亏了这位前生代的雷锋叔叔，我才没在大上海的人海中走失。我迷迷糊糊又回到母亲身边，还沉醉在纸醉金迷中没苏醒呢！母亲正训斥咪咪，咪咪抹着眼泪，可怜地嗫嚅，我管不住她…… 后来听母亲说，当她回来时，发现我已没了踪影，咪咪眼中噙着泪对她说，逍逍跑了……母亲急坏了，一面骂咪咪窝囊，一面求“红帽子”赶紧找。我毕竟人小步子不大，很快就被找到了。 往常，母亲爱打人。特别是我，因为嘴谗，看见有好吃的，我会毫无风度地死死盯住看，甚至脸皮厚到和人家说我也想吃。她觉得这太丢人现眼，为此可没少打我。这一次，她竟破天荒地没有动手，只叨唠几句。看来，打孩子也需要精力，可怜的她已筋疲力竭到连动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是我第二次差点与家庭失散。经过一场虚惊，我们继续赶路。千难万难，能干的母亲终于将我们安全带到北京。
那时，父亲的机关尚未兴建宿舍，据说已在规划之中，我们一家暂时被安置在母亲银行的招待所内。招待所位于前门打磨厂，母亲住了没几天，就急着要上班。但如何处置我们几个孩子，成为眼前最棘手的问题。当务之急当然是托人找保姆，可她人生地不熟，只好依靠为人极不活络的父亲。父亲勉为其难，去求机关的一位门房。不久，门房好歹给找到一位。 招待所毕竟不是正经居家之地，生活上存有诸多不便，连喝开水也要去锅炉房打。一天，保姆拉着咪咪去打热水，一不小心，将咪咪的手烫了个大燎泡。咪咪一路啼哭着走回屋内。母亲下班回来，看见她眼泪汪汪的样子十分心疼，虽没责备保姆，脸色一定不太好看。保姆当时就受不了，立即提出辞职。她只呆了不足一月，和我们相处时间过短，我对她基本无甚印象。 在招待所住了两月有余，母亲所在的银行终于分给了我们宿舍，位于六部口附近，在紧靠首都电影院与北京音乐厅的一条胡同内，叫安福胡同，名字很是吉祥。小院中住户不多，记得共四五家，我们分到的是一间半北房。半间房相当小，只摆得下一张单人床。里屋稍大，但被一张大炕占去三分之一的空间，人活动的余地也就有限。好在我们什么家具都没有。那时，我们没有经济条件购买家具，也没这种需求，只要不再喝清汤稀饭就相当满足。大炕刚好做床用，只是不懂得烧炕，天冷时有点儿凉。又从银行借来一张书桌暂充饭桌，还借到一副铺板摆在外屋。只有被褥真正属于我们，其余全是公家的，包括我们这些人。 家初步安定下来后，为照看我和黑皮，母亲只好托人又找来一位保姆。这是个任谁都难忘的女人。姓马，二十多岁，搞不清楚解放前曾经做过什么，可让人心生疑窦，总觉似乎与烟花酒巷有关。她很快便成为院里的一景。 马阿姨漂亮，主要漂亮在身段与会打扮上，脸长得肯定不难看，却也谈不上如花似玉。耳朵上戴一副金耳环，嘴唇抹得血红，终日穿一袭特别合体的旗袍，袍下露出两只绣花鞋，走路臀部一摆一扭。闲来无事，她尖尖的手指上常夹一根燃烧的烟卷，姿势很是优雅。与母亲站在一起，倒好象她是太太，母亲应是保姆才对。这样的女人自然招男人了。大人上班的白天，我经常看到不同的男人来找她，大声说笑，毫无遮掩。只因院里还有不上班的家庭妇女，光天化日下，也不敢有更加越轨的行为。 黑皮懵懂无知，我和咪咪都是女孩，自然对马阿姨的漂亮很是艳羡。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记不起咪咪为什么没有上学，她由于扁桃腺肥大经常发烧，不上学也是常事。反正咪咪那天的精神、身体状况都好。那时虽然吃不太好，却已经能吃饱了。我俩坐在炕上，竟然说起了将来的“理想”，咪咪甚至拿出笔来记录，要穿马阿姨那样的旗袍或街上流行的布拉吉（连衣裙），要买马阿姨喜欢用的口红和耳环，但绣花鞋太土了，我们将来要买高跟鞋……随着岁月流失，这些儿时的幻想变得十分可笑，对于有一份收入的城市女人极易实现。但是，对咪咪来说，这些纸上的幼稚幻想直到二十一世纪也没能实现一件，全伴着时代的蹄印踏为灰烬。然后，她便突然撒手，匆忙离开了这个使她痛苦、抑郁的世界。 漂亮的马阿姨终究没能在我们这个破家呆下去，她嫌工资太低，吃得不好，几个月之后甩手走人了。 我当时只四岁半，去托儿所年岁太大，到幼儿园一时还没找到合适的，为省些费用，我被暂时放在家中。除有经济上不得已的考虑，更主要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允许，特别是我已表现出相当的能干与独立，能叫大人放心。 北京那时治安甚好，基本夜不闭户。虽偶尔听说有拍花子的，但拍的多为男童，像我这种女孩儿多半不会遇到此种危险。 况且，我已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护家才能。有一例足以说明：记不起为了什么，一天，一邻居老太颠着一双小脚，想迈进我家门槛。当时家里没有大人，我像个门神似地把住门，拽紧老太太的衣襟，死活就是不让她进去。 我还特别皮实，没有咪咪的娇贵。她动不动发烧感冒，就连吃个生西红柿也会泪留满面，吓唬之后，才能一口一口如吞药丸般将西红柿慢慢吃进区。我却只要填饱肚皮就心满意足，凉热全不在乎，而且极少生病。母亲将前晚的剩饭放于桌上，我中午的吃饭问题就基本搞定。 因此，我享受到了咪咪和黑皮不曾有的殊荣，独自在家，不被锁在屋里，可以像个自由的天使飞来飞去，只不过活动的范围只限于院内。 当然，我也不是没人管的野孩子。院里有两位好心肠的家庭妇女，一个是小脚的李姥姥，另一位是解放脚的孙大妈，都待我不错，常主动为我热饭，或者叫我到她们家吃好吃的。 孙大妈待我尤其好，每逢包了饺子或包子都要拿给我吃。饺子、包子是我们南方人不会做的，我们只知道吃炒菜、米饭或稀粥，因此觉得格外稀罕。 她只有一个儿子，是我儿时的第一位玩伴。长得黑黑瘦瘦，眼睛大得像弹球儿，年岁与我差不多，我们常在一起玩过家家。李姥姥和孙大妈闲时会站在一棵树下看着我们戏耍。一次，李姥姥对孙大妈说，这两个孩子倒能玩儿到一起去，我看他们挺般配的，不如做娃娃亲…… 孙大妈望了她一眼，只是微笑，并不答话。事后也未见她们向母亲提起。我不懂什么叫娃娃亲。多年后我懂了，却也搞明白了，我们根本不可能般配。孙叔叔与孙大妈都是来自解放区的老党员，出身贫雇农。孙叔叔还是银行的机要警卫员，我曾经见过他腰里别的盒子枪。而父亲母亲就算尽力争取，也最多能争取到改造对象的身份。真乃门不当户不对也。
在家打晃约半年光景，大人为我联系到一所离家较近的幼儿园。幼儿园的名字我已然忘记，只记得它在中南海新华门附近，后来改为第二十八中学。 由于父亲上班路线必经此园，一般由他送我；接我回家的任务则不一定，有时父亲，有时母亲。以后外婆和八姨来了，她们也接送过我。 那时候的长安街还没有改造成如今的宽度，从六部口到新华门要经过西长安街牌楼。因不远设有警察岗亭，所以从牌楼过街比较安全，大人送我到幼儿园一般都从那里过街。牌楼是三门四座，石座上是雕刻精致的花纹，牌楼上绘有复杂的彩画。如今，这些代表古建筑艺术风格的牌楼已从北京的地面消失多年，只侥幸存于为数很少的老照片中。 当年，父亲接送我时，我往往淘气，常常像捉迷藏似地，从一个门楼跑到另一个门楼，叫他抓不住我。有时，我还撒娇，抱着他的腿叫他抱我过马路。五岁的我个子已相当高，而父亲是南方人，个子比较矮，抱起我来相当吃力，可他几乎不曾拒绝过我的要求。每逢过了马路，他把我放下来，会略微喘着气，满面带着笑容，亲昵地打量我说，小调皮鬼！然后便用手指轻掐我的脸蛋。那两个细长手指的触摸，像春天太阳初升的清晨或落日余辉的傍晚，叫人说不出的温暖，同时亦有一种安全感。 跟母亲在一起，我可不敢这么放肆，否则她会不耐烦，甚至赏我几个嘴巴也说不定。 父亲的机关在皇城根，早六点半要求必须到岗，六点之前就得出门赶公共汽车。母亲所在的机关比较近，在前门附近，可她上班一贯积极，也是早出晚归。因此，我也得和他们同一个钟点起床，很晚才能回家。而幼儿园早上八点开门，下午四五点就已基本人去园空了。 我记不清在幼儿园学过什么，更不记得玩过什么。记忆中的一年多，绝大多数都是如下情景：老师们走了，小朋友也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人。因为怕高，我坐在滑梯的最下面，看着就要落下屋顶的太阳，恨不得用脚把它踢下去，那天就会快点黑下来，离大人来接我的时间便近了。或者，我兀立在偌大的操场上，仿佛被囚禁在巨大牢笼中的小鸟，小小的影子勾勒成阳光下一个孤独的问号…… 没有别人搭理我，只有看传达室的关阿姨对我好。每天早上六点半我已来到园里，班里进不去，我就呆在传达室，直到老师来上班，才将我接进教室。老师们下班后，又会把我放在关阿姨那里。关阿姨又瘦又高，脸白白的，望着我总是笑眯眯的。有时候，天已经黑透，大人竟还没来，想是又在开会，我不断把头伸出传达室的门张望，盼着他们有一个人能够出现。 每逢这种时候，关阿姨会走过来抚摩我的头顶，声调特别温和地说，别急，一会儿他们就来了。过来，我给你好吃的！ 她的饭盒总放在炉子上，里面装着馅饼、包子……有时，她干脆就将这些面食放在炉子上烤。满屋溢开香气，竟使我将回家的焦急暂时抛到了九霄云外。 而大多数老师都有些势力眼儿，喜欢穿着漂亮的学生。可惜，我不是她们中的一员。 天凉时节，我总穿一件墨绿色呢子外套。那还是三岁左右买的一件大衣，幸亏肥大，人长得虽快，由于只是抽条，身体还能勉强塞进大衣，只是已经变成了短到腰间的外套。母亲为了物尽其用，又将袖子和下摆接了一圈黑呢子。又尽用了一年，袖口和下摆已磨得发灰。穿这样的外套，门面上自然相当不提气。老师们看我穿得破旧，又总是早来晚走，给幼儿园添了不少麻烦，自然不待见我。 1953年“六一”儿童节前夕，发生了一件让我特别伤心的事，一生难忘。园里要开联欢会，每个班都热热闹闹准备节目。我们大班是跳集体舞蹈，就因为我没有花裙子，全班都上，偏偏甩下了我，像扔一块破抹布。 我觉得委屈极了，破天荒第一次回家哭诉。母亲正怀着身孕，预产期是六一节前后，正在家中休息。 就要生产的母亲，看到轻易不哭的我竟然抹泪，她一面叨唠你们老师真不象话，一面挺着大肚子在那两只皮箱中翻找。说话中找出件蓝花白底的旗袍，花大而素雅，大概有七成新。自解放以来，她就不曾穿过花旗袍了，这是她最后一件象样的压箱底衣物，大约属于心爱之物吧，一直舍不得改造或送人。 她拿过一把剪子，费力地将旗袍在炕上抖开，豪不吝惜地开始破坏，嘴里说，我也不穿了，正好拿它改两条裙子，给你和咪咪…… 那天我没去幼儿园。我同她一起坐在炕上，看她一针一线地缝纫。除吃中饭的工夫，她差不多整整缝了一天。我坐不住，不时跳下炕来，在院子里东摇西晃一阵，才又来参观她的工作成绩。她的缝纫手艺属于自攥，快但是粗。由于肚子大，她坐在炕上想是十分难受，不得不停下手里的活计时而捶一下腰部。 母亲的妹妹八姨几次走过来劝阻，算了吧，都要生了，还不歇歇！八姨已来我家月余，因生病休学，来我家顺便照顾母亲坐月子。 可母亲不听，一直坚持把两条裙子做完，才站起来。 当我也成为母亲后，才体会到做母亲的其实疼爱她的每一个孩子。母亲是爱我的。否则，她不会把心爱的花旗袍为我剪掉。我那时太不懂事，竟不知道为极度劳累的她捶捶腰背。 裙子做好了，不细看还挺漂亮。但最终的表演还是让我靠边站。老师说，排练时你都没参加，不可能跳好。母亲的辛苦白费了。 或许这对我刺激颇大？我没有永久记忆。只是，我开始厌恶跳舞，并变得苯手苯脚，从此更拒绝与舞蹈有关的一切活动。
1953年底，我们已搬到民主党派的机关宿舍，分到了两间平房，比安福胡同的一间半房大个六七平米的样子。其实，不搬家银行也会给母亲分宿舍的，条件可能还会好些。可是，为照顾年龄比自己大十几岁的父亲，让他中午能睡个午觉，母亲决定上下班还是由她多跑些路。 从银行借的铺板和书桌随我们迁入新家，家具太少填不满两间屋子，一时竟显得有些空荡。那时的机关宿舍正在扩建，院子很大，除长满杂草，就是满地的砖头、瓦块、木材等建筑材料。八姨比较胆大，她从废弃的耐火砖中挑出一些整块儿的，运回家来，摞成一米见方的形状，上面搭一幅布，就成为我们的饭桌。 那张创痍满目、尽是油腻的书桌经擦洗之后，真正成为了父亲的书桌。除读书外，便是见他坐于桌前发愣。仰着头，微眯双睛，仿佛陷入了无边的遐想之中。那是我记忆中他几乎一成不变的姿势。 从1953年入冬，我又开始了在家打混的日子，不是我情愿的。不能上学的原因是我生不逢时，生日是11月底，到9月1号之前不满七周岁，所以便被剥夺入学资格。之前，我曾两次去考咪咪所在的子弟小学，两次都以第一名的成绩走出考场。出来的时候风光无限，结果却因年岁不达标，无情地被撵出小学生的行列。 第一次我才五岁过半，第二次也只六岁多，再玩儿一两年无所谓。第三次，八姨已经领着我拿到幼儿园的毕业文凭，学校也光荣地录取了我。当时，八姨的同学刚分配工作，正好路过北京。那位阿姨知道我特别爱吃，为嘉奖我，说这次一定让我吃个够。她和八姨把我领到东安市场，我是见奶油炸糕嚼奶油炸糕，见包子吞包子，只吃得回家后上吐下泻。那晚，母亲把我和八姨好骂一顿，怨她让我胡吃海塞，嫌我太没出息，又给她丢人了。可我还是高兴，因为终于可以成为梦寐以求的小学生。就在肠胃痊愈的第二天，幼儿园却紧急通知将文凭拿了回去。我不懂国家有关上学年龄的规定是否属于硬性，只感觉特别委屈，当时便大哭一场。 其实，规定并不死，而是做父母的太死性。他们既不懂得托人，更不敢壮壮胆子改户口本上我的出生日期。其实，这种情况太普遍了。上学之后，几乎有三份之一的人都生在9月1号之后，不也照样做学生了吗？ 轻易不哭的我这一哭或许是对未来的一种预感。一般来说，晚上一年学还可多玩儿一年，何乐不为？但我晚上一年却改变了整个一生。因为1966年高中毕业时，偏偏就赶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那以后，我这最爱上学、见考试就兴奋的人不得不与同时代的人一样，荒废学业，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条结合的路并没走好，我们几乎又统统杀了回来。有人戏说我辈遭遇，叫倒霉事儿全轮上了。正长身体时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正上学时赶上上山下乡，正上班时上有老下有小又赶上下岗，一贯的低工资偏赶上了取消福利分房和公费医疗……是不是还有什么更倒霉的事儿在等着我们？而早我一年入学的同辈尽管只上过一年大学，有不少已进入领导岗位，或已有教授、高工的高级职称……名正言顺进入知识分子的行列。我不稀罕当领导，也不在乎教授、高工的名分，却一直暗羡知识分子这几个字，没想到自己的一生竟与这四字无缘。 与我同班的小朋友几乎都毕业了，我若继续上幼儿园，就只有和中班的混在一处。即使和大班的比，我的个子已长得太高，没脸大鹤立于小鸡之群，再说，家里有八姨在，我大可不必冤枉地花一年的入园学杂费。 出生不久的小妹和我暂时由八姨照顾。八姨常去街道参加各种活动，她只好培训我照看小妹。家中的老相册中曾有一幅照片，我抱着小妹在机关大院中，是对当时那段生活的忠实记录。我穿一件旧棉袄，满脸堆笑，坐在一把不知是谁家的竹椅上。小妹在我怀中，几乎要掉下来了，却不知危险地张着小手，看着前方的什么东西。一定是相机把我吸引住了，使我只知道傻笑，忘了怀中还有小妹。 由于照看小妹不周，八姨曾批评过我。我不但不服，还回嘴严重地伤害她。我说，你吃我家的饭，就得给我家当保姆！ 多年后，八姨仍对这话耿耿，好多次当我的面揭发我当初的不懂事。回想往事，我常常为自己的没教养而脸红，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伤害长辈呢？ 教养一词的原义该是有人教导有人培育，然后才转化为文化与品德修养。但从我记事起，父母就在为生活疲于奔命，除往我肚里填些食物以维持生命，哪有时间和经历来教导和培育我？ 我在小妹出生的时刻突然长大，大到不再需要任何爱抚。从那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抱过我，也不再用两根细长的手指掐我的脸蛋儿了。 母亲产后虽未完全恢复，但当时的规定只有五十六天产假。她的脾气明显变得更加暴躁。咪咪和黑皮是她疼爱的两个孩子，平日不在家，住在学校或托儿所。况且，没等她动手，咪咪就会眼泪汪汪；黑皮则和他的属相老鼠一般特别胆小，他们一般轮不到挨打。而小妹又太小，不禁打。只有我皮实，挨打时既不讨饶也不掉泪，做她的撒气筒看来比较合适。 挨打最凶的一次在国庆节。那天早上我正穿衣服，邻家的几个孩子已在外头喊我，叫我去看游行队伍。慌忙中，我的一只袜子怎么也找不到了。不知是我东翻西找的动作激怒了母亲，还是由于丢了一只袜子的经济损失，她突然勃然大怒，冲过来用左手使劲揪我的肩膀。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的右手已挥到我脸上，左右开弓，狠狠抽了我足有十几个嘴巴，嘴里喊的什么我充耳不闻，根本没往心里进，我急着出去，连回嘴都不愿意，更别说哭了。她的气出够了，我像个被解放的囚徒，出溜一下就跑出门外。 到了大门口，小伙伴们打量着我的脸，其中一个说，你怎么抹胭脂了？ 我是好面子的，当然不能告诉她们我刚才挨打的事，赶紧用别的话头岔开。 至于最后脚上穿没穿那只袜子，我已然记不清楚，只觉得这顿打挨得着实冤枉，冤枉到委屈的泪都没顾得落下来。 女孩子几乎都爱洋娃娃，而我在七岁之前没有抱洋娃娃的福气，甚至有没有过玩具也记不太清。在家打混的前半年，我常和院里的孩子玩捉迷藏、跳房子或猴皮筋。那时侯，和年龄相当的孩子们还是很融洽的。我的胆子特别大，不怕走夜路，更不怕任何虫子。为了显示所谓的勇敢，我常常把吊死鬼和毛毛虫放在手中把玩，弄得女孩子在我面前怪叫，当然她们也都很佩服我，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满足。 大约因为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院子里施工的工人师傅都挺喜欢我。其中有一位老木工师傅，破格为我做了个小板凳。小板凳没上油漆，但木面刨得十分光滑，榫口严丝合缝，特别茁实。它应该是我的第一个正式玩具，有好一段时间，我走到哪里都抱着它。直到十几年后我去插队前，它一直摆在我家，不再做玩具了，而是作为物件使用。 打混的后半年，我的一位远方表哥到北京出差。表哥的年龄竟比母亲还大，是西安一所大学的名教授，工资很高，听说有三百元之多，又只有两个儿子，家中经济条件十分优裕。第一次来走亲戚，他当然要给我们小孩子买点礼物。他送我的是一只普通布娃娃，给黑皮买了一只上弦的玩具老鼠。布娃娃穿着花布拉吉，戴一顶同色系的遮阳帽，面部表情呆板。我最艳羡的洋娃娃是长睫毛、眼睛一翻就叫的那种，但那是可望不可及的贵重玩具。我已经很知足，对这只布娃娃爱不释手，它代替那只小板凳，成为我走哪儿带哪儿的玩物。 如果把人生最觉幸福的十件事排列出来，得到布娃娃该是十件幸福中的头一件。她使我幸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已经上学，她变成为脏兮兮的叫花子，才被抛于墙角，最后不知所终。 布娃娃的遭遇说明，尘世间的幸福有时间性，往往不能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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