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寒秋：乱评“文化大革命”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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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寒秋：乱评“文化大革命”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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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评“文化大革命” 作者：李寒秋 来源：学说连线 近几年来，为“文化大革命”翻案与摆功评好的文章不少。有人从改造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伟大领袖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有人从反官僚集团的集权统治的角度对“文革”进行肯定，有人从大民主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对“文革”进行揄扬，诸如此类，煞是热闹。有好事者，针对目前贫富极度分化，贪污腐败盛行的局面，宣扬要再来一次经济上的“文化大革命”。更有极端者，极力鼓吹实践伟大领袖的心愿，主张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七八年就要来一次。 余生也晚，无缘躬逢其盛，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印象绝大多数都是来源于道听途说罢了。按照伟大领袖所提倡的原则，不进行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人云亦云的确也为饱学之士所不取。不过愚者千虑，终有一得；不揣微末，特作献芹，以供名流方家一哂。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现象与本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己见，难以形成公论。在我看来，某些结论可存而不论，很多观点却令人茅塞顿开，所有的相关的文章，读后均大受裨益。长期以来，由于受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所形成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度嫌恶感大部分都已经消逝了，但是要我从此以后，幡然转变为“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拥护者与翻案派，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我看过张志新的文章，能够理解，她的大多数见解我都赞成；我也看过遇罗克的文章，更能够理解，他的见解我几乎全部赞成。这样一琢磨，发现大事不好。我这样的人要是处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果象现在这样，信口雌黄，大放厥词，岂不是要被专政机关枪毙两次？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要是被枪毙两次，连来世都不得翻身，岂不冤哉？ 看来还是中国古人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对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斗争都必须善于从人性出发去揣度发动者与参与者的行为动机与事实真相，冷静地分析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再借鉴历史经验进行对比研究，不要盲目地全盘接受与赞成。生命宝贵，安全第一呀！ 遇罗克的崭露头角与最终被害与老红卫兵势力以及“血统论”的猖獗一时紧密相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老红卫兵极力宣扬“血统论”，妄图以革命子弟的名义提前接班并且永久地巩固他们的政治特权，同时对其他出身不好的青年实行政治压制与迫害。遇罗克针对这一切邪恶行径进行了严肃的思考，由此写下了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出身论》。因此而惨遭老红卫兵势力与中央文革的双重打击与迫害，最终身陷囹圄并且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不过听传闻说，当年遇罗克所羁押的监狱第一次上报枪决名单的时候，遇罗克的名字被上面划掉了。这件事也许可以说明，上层并不认为遇罗克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至于为什么最后执行了死刑，应该另有其它的考虑，并非完全是因为遇罗克抨击“血统论”。 即便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最为激进的观点来看待“血统论”、政治特权世袭制以及为推行这些观点所采取的种种狂暴行动，也应该可以发现这一切荒唐言行都是与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政治传统与社会原则背道而驰的。遇罗克对它的抨击完全言之成理，丝毫也没有违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一项原则。事实上，当时“血统论”提出时，中央文革就表明了坚决不同意的态度。 表达“血统论”的一付最著名的对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这说明，中央文革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坚持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传统态度的，即个人对自己的出身无法选择，不必负责，但是个人的政治信仰与政治道路却由自己决定。而老红卫兵不过是在主张公开的、绝对的特权世袭制与政治身份种姓制罢了。 最终那些“血统论”的主张者也是按既定方针被中央文革打倒的。在对“血统论”的拥护者的清洗与镇压的过程中，遭到了老红卫兵的最为激烈的反抗。这出乎某些人的意料，不过却完全是在情理之中，这说明老红卫兵在维护自己的现实政治利益方面还是有足够的警觉性的。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否定得最厉害的，不就是这些人。 至于这对立的两派为什么没有立即摊牌与发生正面冲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中央文革的最终目标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绝大部分就是老红兵们的父母，因而不宜过早地暴露真实的战略意图，以免打草惊蛇。老红卫兵们一方面见不及此，被人利用；另一方面，也许又觉得，父母早晚都要让位给自己，早接班比晚接班好。至于父母一辈的胜败成亡，就听天由命吧。“善恶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为后一代人的锦绣前程做出牺牲吧，反正你们一直就在为别人牺牲，这就算是最后一次吧！ 中央文革之所以不公开支持遇罗克的观点，反而将其杀害，正是因为受到了这种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的制约。一方面，宣扬“血统论”的老红卫兵有极大的势力与活动能量，中央文革要继续利用其充当政治打手，彻底打倒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身论》不合时宜地在这个关键时刻公布，迫使两方面都必须对这个事件明确地表态。老红卫兵理所当然极力反对《出身论》，将遇罗克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对于中央文革那一派来说，保遇罗克可能会引起政治上的争论与麻烦；反之，不保也不会有什么的损失。反正不是我这一派的人，既然不能够或者不愿意为我所用，借刀杀人又何妨？ 另一方面，遇罗克这个人，毫无政治实力与政治斗争技巧，只会看书识字，独立思考，却不会观察与分析政治风向。《出身论》要是在老红卫兵丧失利用价值后公布，便可以成为对这些人政治死刑的最好的判决书。也许以遇罗克的正直与迂腐，不会在政治舞台上有多大的作为，但是至少应该可以免其一死了吧。 不过也应该看到，《出身论》不是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去批判血统论，而是遇罗克独立思考的一种产物，是对老红卫兵在“血统论”的大旗下种种残酷行为的一种抗议。它的本质是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批判，因此与伟大领袖一贯提倡的斗争哲学一比较便泾渭分明。虽然中央文革的负责人在与老红卫兵辩论时也表示不同意血统论，但是显然他们更不能容许任何人用自己的头脑就“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问题进行思考。由此看来，经历了内战、革命与全面改造的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相比在思想自由与思想解放方面并没有什么根本的进步。“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象遇罗克这样才华横溢、特立独行的人总是无法见容于天地间。这种情况在号称发扬了“大民主”与“言论自由”的“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变本加厉。 可以更进一步地指出，即使按照伟大领袖的既有观点与思维方式，结果却得出了与伟大领袖公开言论不一致的结论，这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就张志新来说，她的政治观点与思维方式与伟大领袖公开提倡的教条有多少差别？另外某些在理论方面卓有建树的红卫兵思想者不也是如此？就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最终遭遇来看，可谓与张志新和遇罗克同病相怜，殊途同归。 认真地反思这一切，就会发现，伟大领袖一生极力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就是不准反对自己的教条主义；鼓励青年一代怀疑一切，破坏一切，就是不允许怀疑自己的绝对权威，不允许破坏自己的统治体系。这恐怕就是伟大领袖一生中最大的“矛盾论”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其怀疑与批判的锋芒最终不可避免地要指向领袖崇拜的政治思想体系。接受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必然就会得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结论，因而普遍与平等的民主制就是呼之欲出了。 其实在任何一个独裁体制的国家内，思想者往往就是独裁者本人，其原型就是古今中外一切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最心仪的“立法者”。思想者只要有一个就足够了，往往也只能有一个。其他人的任务就是时刻表忠心消除独裁者的怀疑与维持统治体系的稳定，努力工作以维持社会的进步。这样就可把内耗减低到最低限度，集中打击力量，消灭一切反对势力，攻克任何艰难险阻。 太多的思想者，只会使人们思想混乱，群龙无首。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从思想家到政治家，学而优则仕，内圣而外王，这是唯一的出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最后的胜利者只有一个，必然就会进行激烈残酷的淘汰与清洗。 当年延安整风期间王实昧的教训，不也说明了这些道理？伟大领袖未必有心要杀他，延安整风也不是专门针对他。他的那篇惹来大祸的《野百合花》，在思想上其实根本无足称道。一点点伤感，一点点怀疑，无非就是书生意气，多愁善感罢了，值得为此枪毙他？但是这种任性直言的作风令人厌恶，放言无忌，小孩家口没遮拦，一向令统治者不喜，谁知道某一天其怀疑与批判的锋芒会不会对准伟大领袖以及其推崇的意识形态体系呢？ “权从下面夺，但要听上面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敬爱的总理的这句话这最为准确地概括了“文革”中造反派与伟大领袖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许多自发的、真诚的毛泽东主义者，就因为独立思考，坚持己见而被禁锢甚至被枪毙。这些民间的自发与忠诚的支持者被当作反革命而遭受镇压，伟大领袖也许并不知情。他日理万机，宵衣旰食，胸怀宇内，神游八极，无暇细顾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人物与小事情。将这些人交给那些握有生杀大权的地方大员任意处置，极为合情合理。即便知道了又如何？这几个散兵游勇，目无组织，目无领导，自由散漫成性；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一点都不听管教，有什么政治上的妙用？说来说去，只有死人才是最安分守己的人，他们就绝对不会心生异志了。 伟大领袖需要的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挥之即去，去而无怨的愚忠之士，并不是要寻找思想上的知音。伟大领袖向往的境界是“君师合一”，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则意味着在人格上与伟大领袖的平等，如此一来，建立在“神授魅力”上的独裁体制将因为这一点让步而逐渐崩溃。 实际上，忠于我们伟大领袖以及保住自己性命的最好办法当然就是——凡是伟大领袖说过的话坚决听从，凡是伟大领袖交待的事情坚决照办，凡是反对伟大领袖的人以及伟大领袖反对的人坚决打倒。 斯大林当年对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布哈林等等党内反对派所采取的政策不也有类于此吗？斯大林一贯轻视党内的知识分子菁华，最后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对一切异端者大开杀戒，其原因恐怕与上述情况无异。 作为一名在示威、暴动、暗杀、监禁与流放中度过了全部革命生涯的老地下工作者，从这种切身体验出发，斯大林恐怕对现实权力斗争的威胁更加敏感，理解得更加实际，因此对使用暴力手段毫不犹豫。同时由于缺乏良好的教育与修养，对思想斗争的理解未免过于狭隘，过分高估了其危险性，过分低估了其建设性。 列宁批评斯大林的话，同样可以用在伟大领袖的身上，即“太粗暴”。其实以事后之明看来，对这两位至少还应该加上两点评语即太急躁与疑心过重。当然，比起斯大林之质木无文、心理阴暗，伟大领袖视野开阔、胸怀博大，有一种对劳苦大众的广泛强烈的同情心，并且文采风流、智慧幽默、无人能及。不过这一切优秀品质还是不能阻止他朝三暮四，翻云覆雨，将天下苍生任意玩弄于股掌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我们这些被统治者，本来就不必偏听偏信，一厢情愿。人世间的一切，尤其是政治斗争中的一切，都由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决定，几分善意，几分温情，都敌不过这些冷冰冰、血淋淋的算计。 不过将伟大领袖说成是一个阴谋家，玩弄权势与手腕，一贯利用他人的鲜血与生命来实现一己之私利服务，也未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从其一生的志愿与长期政策部署来看，伟大领袖并没有违反自己的信念与初衷，他是尽了一切力量要实现他的平等主义的乌托邦的。因此当革命后新的官僚阶级强大到不可遏制时，他便率领群众奋起造反，彻底打碎了他亲手缔造又因为各种原因转而极力摆脱其控制的党组织。 我极为尊敬的两位著名学者徐友渔与朱学勤先生在各自的著作中一致认为，对他们这一代人的觉醒起到最大作用的一件事是“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当“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公布的时候，对这些原来无限信赖与崇拜伟大领袖的红卫兵来说，真可谓是当头棒喝，醍醐灌顶，这种效果与伟大领袖的初衷完全相反。文化大革命后期，伟大领袖批准了一些外国思想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朱学勤先生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算计失误，玩火自焚。我认为这种看法仅得其皮相，未领会其神髓。 重印西方哲学著作这件事并非不可思议。伟大领袖当年就大量读过这类书，较之马列经典著作，恐怕更熟悉甚至更喜爱些。对于伟大领袖来说，他如果真的要搞愚民政策的话，还用得着这些迂回手段吗？我个人认为，伟大领袖是希望青年一代重温他自己在青年时代的思想历程，从而得出当年自己相同的结论。不料时过境迁，青年一代阅读这类书籍后，这一回怀疑与批判的锋芒，却指向了伟大领袖所提倡与维护的一切了。 我部分同意朱学勤先生的见解：“伟大领袖当时大笔一挥，批示全党传达林立果恶毒攻击他为B52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证明其自信，认为人民不会听信这些‘恶毒攻击’，但传达以后的效果恰恰相反。”这件事情的反效果确凿无疑，但是我的理解却与朱先生的有极大的差异。 在我看来，伟大领袖的这一举动（包括公布“滴水洞来信”）是为了一再证明或者是进一步考验他与人民群众的天然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以及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的纯朴的信赖之情。独裁体制、官僚统治以及种种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权宜之计已经削弱了人民与革命者集团尤其是革命领袖之间的平等感与一致感，伟大领袖急于向人民表白与求助，急于要证明与恢复这一切。 “我是独自同群众站在一起的。”这句话表达了最大的真相。革命后的新社会中，利益对立与阶级分化已不可遏制，伟大领袖试图以自己的绝对权威与超人魅力唤起人民群众原始狂热的平等主义与平均主义的情感，以暴力手段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与巩固。其志可嘉，其情可悯，其行可憎亦可怖。 革命政府一贯标榜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民有、民治与民享的政府。随着集权制的完善与官僚阶级的形成，它至少丧失了一个可贵的属性——它不再成为民治的政府了。全党可能仍然希望这种同人民情绪的不和只是暂时性的；经过各方面的诚实努力，将会重新唤起人民的想象力，并使最近才过去的英雄业绩重新出现。然而这种分裂却在不断地扩大和加深。统治者已经习惯于专断的统治，而这种习惯又反过来统治了他们。当初多么富于希望的一场伟大的、热烈的群众运动，如今已经逐渐蜕变成为一种狭隘冷酷的专制制度。 以上一段话是原籍波兰的托派共产党人，《斯大林政治传记》的作者艾萨克·多依彻对十月革命后苏联政治社会制度中的新倾向的极为睿智与全面的概括。这也可以概括“文化大革命”发动前的中国政治社会体制，更可以解释伟大领袖执意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他是要急于避免这一切的发生，避免重蹈斯大林模式的覆辙。他毫不怀疑地认为，革命与人民的离异是暂时的。他坚信能够找到一种能使革命永葆青春的妙方，并且自信已经找到了这个妙方即七八年就来一次的“文化大革命”式的群众运动。历史的车轮已经启动，人类顺着惯性向下堕落，新社会出现了向旧社会全面回归的趋势，这一切令伟大领袖极度不能容忍。跋涉了千山万水，经历了九死一生，牺牲了无数战友与同志，难道还是无法改变旧中国的一切吗？“难道殉难者的鲜血和母亲的眼泪都白白洒落在大地的尘土里，毫无价值，换不来天堂吗？”“任一己之力，主万姓之浮沉，以实现自己体魄和精神之极致，以追求那大同邦，理想国。”伟大领袖见猎心喜，知难而上，奋其私智，希望永久地终结这一切丑恶现象。至于功业陵迟，大义不及，盖天命有所归，岂以智力争乎？ “假马列之皮，行孔孟之道，执秦始皇之法。”这是他的亲密战友与学生林彪对他的一生的志愿与政策的评价。不带偏见地分析，应该承认，这个评价基本是事实。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于伟大领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包装与一件武器罢了。他早年就认为救国救民的手段有两种，其一是“真理上是赞成的，但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的“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其二是，“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办法弃而不采，但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伟大领袖与中国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一样，首先是立志拯斯民出于水火，恢复国家的独立与强盛。至于那些无比美妙的理想社会的宣传鼓动，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中国历史上的针对农民的这类宣传也实在不少，太平道、明教、弥勒教与拜上帝教等等都是如此宣传，太阳底下并没有什么新鲜事。 有外国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是唯一一位敢于抛弃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只要他认为它们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其实可以说得更透彻一点，他敢于抛弃马列主义或者以自己的思想代替它们，只要他觉得马列主义这件思想武器使用起来不顺手。在伟大领袖看来，寻章摘句，唯圣人之言是从，笔下空有万言，胸中实无一策，乃世之腐儒也。马列之道的礼法名教岂是为伟大领袖而设哉？！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站在公正与客观的立场上，回顾那一段轰轰烈烈、悲喜交加的历史，我们应该可以承认：伟大领袖“的不少长远构想是很有见地的，是同后来事态的发展相吻合的。他的失误倒是中期部署不尽得当。他期望在有生之年能在实现他的长远构想方面有所建树，但有时不免操之过急，超越了当时的客观可能，因而劳而无功。不过，这类挫折未必意味着他的长远构想本身是不切实际的。”历史学大师汤因比说过，伟大领袖比我们整整领先了五十年。这样看来，他的悲剧就在于企图把这五十年的时间里才能完成的事业一鼓作气地实现，并且把在五十年的时间里思想的自然演变的结果强行灌输给我们。伟大领袖只要人们全盘接受他的结论，不折不扣地按照他的部署行事，却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展示其推理与思考的过程。其遭受怀疑与拒绝，以至最终失败，势在必然。不过，岂以成败论英雄，何况伟大领袖基本上是一个成功的英雄人物。其宏伟的终极理想没有实现，并不说明这些理想没有价值。至少在他走后，中国已经再也不是一个四分五裂、积贫积弱与任人欺辱的国家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伟大领袖在建国与统一事业上的过分成功，给他的接班人出了一个大难题。因为他所创立与留下的权力结构需要中国世世代代都必须出一个德才兼备与智力超群的人才能维持下去。他给后代留下了难以企及的丰功伟业，人们也许过分相信与欣赏他看似随意的指挥若定与举重若轻的工作方式，却忘记了要达到这种境界需要超人的天赋并且要经过长期艰苦的锻炼与准备以及对权力关系的深刻理解与精确算计。伟大领袖的事业成也在此，败也在此。归根结底，“无人得以不朽而勿须付出代价。”其实在旁观者看来，对于雄才大略的伟大领袖来说，最大的悲剧与遗憾就在于——皇朝的法统已经不可能再建立起来，帝制的合法性与感召力已经被永久地否决与破坏。 当然，伟大领袖本人并不会以此为遗憾。他鄙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一生立志铲除帝王将相与才子佳人生存的土壤，反对一切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强者与富人。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他的光辉形象与伟大事业唯有耶稣基督与使者穆罕默德可以相比。在他看来，帝位于我如浮云哉！ 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是在革命与战争年代中千锤百炼出来的，也许在和平的年代中，他觉得无法满足，无法适应。战争并没有摧毁伟大领袖的青春活力，相反，在和平的时光中他迅速地衰老与消沉了。伟大领袖的最高权威是在暴风雨中所诞生的，因此，只有在激烈的斗争中他才感到自己的巨大力量。“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在政治斗争的汪洋大海上披波斩浪，经历并且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伟大的船长不愿意在平静的港湾中度过他壮丽人生最后的岁月。眼见遥远的海面上乌云滚滚，电闪雷鸣，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他不理睬贪图安逸的人们如何恐惧哀求，喝令水手们各就各位，全力以赴，将航船驶向暴风雨的中心。伟大的船长渴望在与狂风暴雨的全力搏斗中结束自己充满英雄传奇的一生。
写于2001年春节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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