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没那么多义人和智者

作者：侯虹斌（媒体人，广州）

来源:南都网。原载《南方都市报》2012-09-16

   

《知青》(上、下)，梁晓声著，青岛出版社2 0 12年6月版，77 .00元。

电视剧《知青》在央视一播出，立即引起了民间嗡嗡嗡的议论，大家都对电视中是否客观地展现这段复杂的历史深表怀疑；主题歌歌词中的“无怨无悔”更是刺耳，许多议论者在问，这是否在美化极左年代的一场浩劫？

其实，梁晓声编剧的电视剧《知青》，与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知青》并不完全是同一作品，两者的情节设置有了一些变化。如果不预设立场，小说《知青》并不像坊间争议的那么夸张，既没有美化“极左”，也没有“歌颂”知青运动———须知，赞美知青，与颂扬知青运动，是两回事。《知青》说不上是一部明显政治不正确的作品。

只是，这部上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对知青和这场运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到底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新鲜视角，又展示出了多少新的思考和认识？恐怕，除了晓畅好读这一点之外，它难免令人失望。

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

这部小说的人物众多，展现的是知青的群像。在黑龙江建设兵团七连和坡底村两个知青点里，核心人物分别是以赵天亮和赵曙光两兄弟为首的两群知青；有意思的是，这两组人物之间的个性与关系，仿佛是对称的倒影，可以互相对照。

比如说，赵天亮与赵曙光，同样是在知青点中深孚人望的领袖型人物，正直、勇敢、有魄力；他们的好友齐勇和武红兵，同样都是善良、勇敢的年轻人，与赵氏兄弟之间既有误会、有竞争，又互相赏识；他们的女友周萍和冯晓兰，都是出身不好(高干或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却又独立、勇敢、有担当的完美女孩，都是众多知青的暗恋对象；他们分别都有一个暗中使坏、满脑极左思想的暗恋者吴敏和李君婷，这两个女孩的龌龊行为多次对知青队伍造成伤害；排长、连长对赵天亮和知青队伍的照顾和庇佑，与王大伯和村支书对赵曙光和他的同志们的掩护也颇为相似……

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同样是思想极左，李君婷年龄小，幼稚，爱美，对赵曙光一厢情愿的单恋，赌气告密害得武红兵被捕，她难过得四处找人要救他出来，最后还与武红兵相爱，牺牲在坡底村。而吴敏不一样。吴敏的父亲是一个造反派头子，他清楚地告诉吴敏真相，“所谓的上山下乡，不过是为了解决你们这样在城市里造过反的几届毕业学生的安置问题。你们既升不了学也就不了业，对城市是很大的压力，也可以说是很大的威胁。所以，你们必须离开城市到农村去，这是权宜之计。这就叫政治。但今后工厂还是要招工的，大学也还是要招生的。所以你必须表现为一个思想特别革命的人。这样的一个人有时确实会使别人反感，但这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吴敏就是这么做的。思想特别“革命”，不仅表现在她不断地指责别人不够革命，不断地告密，还表现在她不小心点火烧掉了女生宿舍之后，嫁祸给周萍；她不能被推荐上大学，她就竭力破坏别人的推荐，还大闹美术考场，把沈力逼疯，让全连的推荐名额作废。而她自己，则通过写信给“四人帮”表忠心的革命方式获得上大学的资格。然而，她的知青生活，十分完满；虽然人人都识破了她，知道她干了什么，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反对过她。

是因为大家都怕吴敏吗？不是。是那些善良的人们不愿意对付她、批评她。他们总是想，“不要成为你反对的人”，不要跟小人一般见识，所以，凡事都百般纵容这些小人，甚至没有人好意思对吴敏说一句重话，顶多也就是耍耍嘴皮子，讽刺她之后还往往自责自己不够团结同志；可是，这些人却忘了，“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躲在书背后没有现身的各地的“当权派”，基本上都是极“左”分子，他们主导着兵团、当地百姓及知青们的命运；好人们出于仁义不愿去占领的领地，臭流氓就得意洋洋地去占领了；然后，他们指挥着历史的轮榖，转过身来把这些善良的人们碾得扁扁的。

赵天亮等人还曾讨论过吴敏是否会忏悔的问题。从情节的演进来看，吴敏这样的人，除非是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她是永远不会忏悔的。她们占尽了历史的便宜，为什么要去忏悔呢？一如当年的许多人，他们还在唱着青春无悔一样。

超越了时代的义人和智者

梁晓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反复表明，他首先不认为那段历史是无怨无悔的。他的写作也不是娱乐性的，而是想把人性中的温暖传递出来。所以，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那二十多位有名有姓的知青，除了吴敏和幼稚时代的李君婷，全都是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的英雄好汉；连长、排长、站长或者村支书、当地百姓，全都是善解人意、顾全大局且宅心仁厚的善长仁翁；连那些路途中遇到的打酱油的无名氏，多数也是富有同情心的好人。

正如方婉之父亲所说的那样，“看我们这个国家的希望，就看民间还有没有‘善’的种子。若有，不好的时代就终究会过去。若少，就应该加以珍惜，使它多起来。若无，那是最令人悲哀的，就连神仙也拿这个国家没办法了。”他的结论，当然是善良的人还在。所以那个时代总算过去了。

这不由让我想起了《圣经·创世纪》中的故事：

耶和华说，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他下去查看，果然如此，他便升起剿灭罪恶之城的念头。但亚伯拉罕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讨价还价，最后说，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义人呢？耶和华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就因为这十个义人，这座城终于得救了。

我疑惑的是，如果所有人都是义人，那所多玛还算是罪恶之城吗？单凭吴敏这样的小角色，岂能掀起滔天巨浪，上通于天？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当然，作家会辩解，在残酷的现实中，也仍然会有人性的温暖，熨帖着人的心灵。没错，再严酷的冬天，也总会有些角落残留着暖意，冒着几缕生气；但如果处处芳草，步步繁花，青山常在，绿水常流，那就不叫严冬了。如果人人都充满了爱，世界早就变成温暖的人间了，还会有“文革”吗，还会有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吗？

我们不难看到，《知青》当中，不仅每个人都是好人，而且，从十六七岁的知青，到他们的五六十岁的父辈，对这场运动都有相当清醒的认识，都很明白这场革命的性质，都在作出预言。具有这种判断能力的人在书中比比皆是，这样的观念似乎是人尽皆知，比如，“凡是那种让人亢奋的，使人丧失理智的疯狂的事，都是不可持续的，也是要受到后来的批判的。”连思想一直很“左”的赵父也说，“我不信中国一直会这样下去，最多再过十年，谁想再折腾下去，人民绝不答应了。”须知此时，尚处于“文革”的初期和中期。

像赵曙光这样的思想者，像赵天亮这样的行动者，他们的光芒洒满了一地。可是为什么夜还是那样的黑？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作家大概是只顾着传递人性的温暖了，让一大群智者降生在那片土地上，其言行却超越了时代。于是，这本书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点头作揖、什么都是“好好好”的乡愿。

我们不否定知青个人，但却必须承认，现在对知青运动的反思还远远不够。作者是想在知青上山下乡这场人类的浩劫当中，着力展现人性的美好的一面；这固然是思路之一种，无可厚非；但作为一名享有盛誉的知名作家，作为一部上百万字的严肃小说，面对这段千万年青人的人生道路就此扭曲、千万家庭的命运就此改变的革命暴力和悲惨历史，理应贡献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