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金川与古都北京的历史渊源
作者：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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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金川与古都北京的历史渊源
作者：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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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金川与古都北京的历史渊源 摄影人薄雾大师策马西征，行经川藏北线的大小金川。 听我说起大小金川与古都北京之间的历史人文渊源，于是她责成我把这个问题讲讲清楚。我觉得这个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清，说得太多了留言板上也放不下，于是便申请以博客的形式贴将出来。 承蒙薄雾大师批准，将手头现有史料略加整理，简述如下。 大小金川本是我国西部的两条河流，大金川主源发于青海、小金川则发源于四川边境的果洛山，流至川西北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两川交汇为大渡河，自此而下，于乐山汇入长江的上游岷江。 大小金川流域西连康藏、南接云贵、东通成都、北界青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古代金川人多夹岸而居，至清乾隆年间，两金川人户约三万户。虽然早在中华版图之内，但由于远在边陲，像前文所述的苗疆凤凰一样，中央政府鞭长莫及，所以历代朝廷都是靠土司制度来维系统治。但土司之间常因边界、袭职等问题挑起战端，恃强凌弱，蚕食邻邦，干戈不断，危及内地。为此，于自乾隆十二年至乾隆四十年（1747-1775），清廷两次出兵平定大小金川之乱。 乾隆爷是个有福气的皇帝。赖其父祖康熙、雍正二帝奠定的基础，至其在位期间，政治稳定、国库充盈，这才使其有能力为了统一国家、抵御外寇而在边疆地区前后发动了十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乾隆帝称其为”十全武功”，并自诩为”十全老人”。在这”十全武功”中，就包括前后两次金川之役。 乾隆十二年（1747）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公开叛乱，乾隆帝三次派兵进攻大金川，用了两年时间，却是损兵折将，仍未成功。乾隆十三年十二月，乾隆帝改用大学士傅恒为统帅，并起用了业已废黜还籍的名将岳钟琪，率军自党坝大破金川军。此时的莎罗奔也已力竭，闻岳钟琪军攻入，遂于乾隆十四年正月主动请降。 至乾隆中期，金川土司再度叛乱。乾隆帝又是三次派兵，历时五年，耗银七千万两，官兵死伤数以万计，最终平定了大小金川。事平后，为杜绝后患，乾隆帝屡谕不必复存大小金川之名，而在大小金川设置州县，小金川设美诺厅，大金川设阿尔古厅，后又将阿尔古厅并入美诺厅，统称懋功厅，驻同知掌理屯务，在这一地区最终废除了土司制，巩固和发展了西南地区自雍正以来”改土归流”的成果，加强了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自此以后，大小金川地名不存，而仅存河流之名。 在大小金川之役中，金川番人利用崎岖的山地，以及本民族特有的石砌碉楼与清军对峙，有效地阻挡了清军的攻势。为练兵计，乾隆帝于北京香山静宜园脚下也建起了一座碉楼，选拔身手矫健的士兵练习登攀。不到一个月，“得精其技者二千人”，随大学士傅恒前往金川征战。然而没等这些云梯兵到达战场，莎罗奔就投降了。乾隆帝认为“已习之技不可废”，于是“合成功之旅，立为键锐云梯营”。 健锐营共有兵员3800名，除在战场上发挥其特长外，其职责中还有“常日备静宜园（皇家行宫，今北京香山公园）之守卫”。在构筑键锐营驻地和营房的同时，乾隆帝下令，在静宜园周围仿照金川地貌依山建碉。正黄、镶黄、正白上三旗各建九座，其余下五旗各建七座，加上八旗印房四角各一座，总共六十七座。同时又在香山南麓建起了一座集城池、殿宇、亭台、碉楼、教场为一体的团城演武厅，专供乾隆皇帝检阅健锐云梯营演武之用。 建造这些碉楼，不仅是为了纪念金川之役的胜利，更主要的是为了继续训练部队。此后，在平定准噶尔回部叛乱和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战役中，这支特种部队果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建造这些碉楼的人，主要是金川战场上被俘虏的番民。早在第一次金川战争中，傅恒就将部分以砌碉石工为主的金川降俘于乾隆十四年前后带到了北京。乾隆帝在他的《番筑碉》一诗中说：“俘来丑虏习故业，邛笼令筑拔地高。昔也御我护其命，今也归我效其劳”。俘虏中还有不少的妇女，乾隆诗曰：“其妇工作胜丈夫”，可见是跟着丈夫一起被俘虏来的。 第二次金川战争结束后，统帅阿桂上表呈示：“索诺木兄弟及其助恶大头人丹巴沃杂尔等，计穷力竭，乃率二千余人，面缚乞降，即解京献俘。”于是又有数百名金川战俘分三批陆续押解至京。其中有土司人质和一些能工巧匠，以及能歌善舞的金川艺人。为昭示天威，俘虏中的大小金川土司莎罗奔、泽照、索诺木等几个大头目，于午门献俘后被斩首。 同时为了标榜皇恩浩荡，其余战俘则被免死编入旗籍。据《钦定回疆则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大学士等议定：现在驻京之两金川番子，共计男妇一百八十九，照依乾隆二十五年将驻京之回子编为佐领之例，编为一佐领，入于内务府正白旗，为内务府及理藩院所属”，在健锐营的中心地带（今天香山南路红旗村西北的山坡上）修筑营房居住，称为“番子营”。 乾隆在《四月二十八日紫光阁凯宴成功诸将士》一诗的夹注中曾提到：“阿桂等所俘番童，有习锅庄、乃斯甲鲁者，即番中傩戏也，亦命陈之宴次。”每逢节日庆典、番子营内的艺人都要被招入宫中表演本民族独特的歌舞。据《清宫史续编》载：“恭遇万寿圣节正庆及元旦、国庆……内务府官引朝鲜俳、回部，金川番童等陈百戏。……每岁除日，赐外藩蒙古王公等宴于保和殿……届日，陈中和韶乐、丹陛大乐，队舞、笳吹、番部合奏、朝鲜俳、回部、金川番童等各杂技。”其中的金川番童，正是这些金川的战俘。 此后，番子营内的壮丁大多从军，并曾因作战勇敢而受到乾隆皇帝的表彰。乾隆五十一年镇压台湾林爽文之役中，“领催阿噶尔甲在台湾军营实属奋勉，若即补放（骁骑校），以示鼓励。” 时光荏苒，近200年后，这一段故事便已被历史尘封起来。民国初年，《啼笑因缘》一书的作者张恨水来香山游玩，他发现“番子营”内的居民服饰、习惯风俗都与当地居民迥异，于是写了一篇游记发表在报纸上，从而引起了新闻和学术界的关注。然而当时的结论认为番子营的居民是苗族人的后代，番子营居民也说自己是苗族。直到“文革”前，民族学院的苗族学生每年还要来这里联谊。 “文革”后，有人来小营采风，了解到番子营的“苗人”中保留着一种古老的民歌，歌词却无人能懂。遂用录音机录下了一首名叫《阿冻国》（音）的民歌，请苗语专家来听，却说不是苗语。又请藏语专家来听，才知道是一首藏语歌，歌词大意为：“金川啊我美丽的家乡，我时刻怀念你……”。原来这些“苗人”正是乾隆年间金川战俘的后裔。后来，中国社科院的民族学家也作过研究，结论也是藏族。 “番子营”的居民最初只有四十余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发展到三百户。民国以后因生计艰难，村民纷纷出外谋生。1963年，留在”番子营”的33户居民，全部迁居到山下的门头村。现在还能找到二百余人，姓氏有萨、郎、杨、龙、伊、阿、白、张等。他们仍然自称是“苗族”。 北京还有一种与大小金川之役有关的文化现象，那就是北京地方曲艺单弦的前身岔曲。 关于岔曲的起源，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来自乾隆朝的征西凯歌。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文小槎者，外火器营人。曾从征西域及大小金川。奏凯归途，自制马上曲，即今八角鼓中所唱之单弦杂排（牌）子及岔曲之祖也。”民国时期齐如山的《故都百戏图考·八角鼓》篇亦从其说，不过文小槎易为宝小岔，所据是清末单弦艺人德寿山的口碑材料。德寿山曾说，“岔曲之起源为阿桂攻金川时军中所用之歌，由宝小岔（名恒）所编，因名岔曲，又称得胜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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