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1974.8.28地震大逃亡始末——36年后重访亲历者】连载四：8、8.28事件终结·后记
作者：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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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1974.8.28地震大逃亡始末——36年后重访亲历者】连载四：8、8.28事件终结·后记
作者：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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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1974.8.28地震大逃亡始末——36年后重访亲历者】连载四： 8、8.28事件终结 写到这里，按照“以史料为主”这本书里的这篇文章，我知道本文该结束了，但还有几位必须得说。 王兵：这位有幸出现在瑞丽党史大事记里的唯一的知青值得一提。但遗憾的是，作为8.28事件中的“总指挥”这样的角色，却难有证据详尽阐说。 我反复与几位当事知青谈起过这个话题，却总是不了了之，实际上谁也难以言说而似乎是个未解之谜。而在采访时，王兵本人也感到莫名其妙。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王兵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参与者，几乎少有“出头”，可为什么偏偏要将他作为了“被”总指挥呢？1991年我去采访岑吉安，他在谈到他们最后那22人在祥云县被围住被殴打时的遭遇时有过这样的叙述：好几百个手持棍棒刀枪的民兵一边追一边喊打那个大胡子打那个大胡子他可能是领头的！这大胡子就是指的王兵。那回，王兵被打成重伤（头部被砍伤，左手被步枪打中）。或许这就是王兵成为关注对象？而除此之外，王兵始终仅仅是个从众者。梅伯青在谈到王兵时，掩饰不住心中的愤怒说：“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王兵指认成总指挥？实际上，在那一路上，我们大家都是相互之间商商量量，根本就没有什么领头的什么总指挥。若要说出头的知青，那也不该说成是王兵。也许，按照他们的逻辑，凡此类事件必定有领头的组织者，而他们也必须抓个人出来。但为什么单单就确定了是王兵？王兵太冤枉，莫名其妙的成了总指挥然后进了监狱。” 梅伯青还告诉我说，一路上因为沿途当地政府都派出了干部进行劝说，尤其是在三师师部，叫我们去开会谈判，但在会上跟师部首长们主谈的也是我啊！到底是凭了哪条哪件事把王兵说成是事件的总指挥呢？而也因为这个原因，王兵在县大狱里被关押了整整十个月。 在梅伯青当年撰写的“大事记”里，我读到了几十页为瑞丽县公安局写的关于王兵的情况说明。那里面老老实实的记载的没有任何一条能够成为王兵的罪过。若有，那就是和许许多多知青一同参与了跑地震事件。 为什么会有“总指挥”一说？又为什么会是王兵？ 还有一位知青，原四营五连知青绰号叫耙红苕的肖忠兴。因在8.28事件中被控行凶杀人致人重伤而最终被判处6年徒刑，至今仍滞留在云南瑞丽农场的知青。成为后知青时代中为数不多的职业知青中的一员。 但问题是，他果真杀人致人重伤了吗？采访了许多知青后我对于他的情况他的遭遇始终处于疑惑的思索中。实际上，许多知青在谈到他的时候，都表明了一种态度，那就是傻。说他傻，是因为原本的他并不是那种敢于出头闹事的知青，但在1974年9月1日那天，他却表现得有些反常。这个反常来自一个意识：角色。或许在他看来，只要自己敢于凶狠的面对那些劝阻者并且敢于举起手里的长刀，自己就有可能从往日里的窝囊而成为一个狠角色。 但不管怎样，那天的情形在以后的许多年的日子里，肖忠兴一定记忆犹新，如果如今他还能正常思维。 九月的雨季，雨水开始稀少了，而在过了下关之后的雨水就更少，但路面上还是湿漉漉的，强烈的阳光此时正明晃晃的照射下来，让人觉得炫目。从下关那座大礼堂冲出来之后，这一群70多男女知青在手持步枪与棍棒的数百人的围追堵截中终于又冲到了公路上，重新回到滇缅公路的正途。在他们眼里，这是回家唯一的路。 肖忠兴手里提着把长刀，紧张而又兴奋的跟随在知青七零八落的队伍中。这把刀原本就不是他的，但在如此的冲突中他觉得自己并没有退缩或是流露出害怕，这又让他感到兴奋甚至激动。或许他突然有了一种角色的感觉，这种感觉甚至还很强烈。 女知青们早就跑不动了，一个个面色煞白气喘吁吁，几近虚脱。而男知青们在异常的紧张中也感到了体力不支，但他们知道，再这么下去是不行的，必须再抢一辆汽车，否则不可能冲出去。有人突然喊：“那边停着辆车。”这个发现无疑是个救命的信号，于是全部冲了过去死死围住。有男知青凶狠的跳上驾驶室踏板，把长刀直接指向司机，也有人“砰”的一声，把长刀恶狠狠的砍在卡车的车帮上，并且大声吼叫：“赶紧开，往昆明方向开，快快快！”被闪着寒光的长刀逼迫着，受到惊吓的司机赶紧发动。很快，汽车开了出去……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情节，尽管他们这群知青在卡车开出去不久就被前方山坡上埋伏着的武装民兵和架设着机枪的部队给拦截下来，知青手中的长刀与刚抢来的一支手枪与一只冲锋枪在被缴械之后又被关押进祥云县文化馆里，但这中间发生的另一件事却使得肖忠兴及许多知青始料不及，也成为了肖忠兴命运重大转折的关键。 此时，被在文化馆的那间屋子里的70多名男女知青正不知所措，谁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咋办。抬眼透过窗口看看，屋子四周都围满了持枪的民兵。他们知道，再想冲出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从刚才见到的那阵势，大家都禁不住的倒吸一口冷气，谁也想不到竟会被全副武装的民兵再加上架着机枪埋伏着等待他们的部队解放军士兵。“你们说，如果我们真的敢冲，他们是不是真的敢开枪？”有人这么疑问。“妈哟！真要对我们下手啊？”也有人禁不住的骂出了声。但没过多久，毕竟也都才20岁的这帮子知青似又恢复过来，于是就又开始议论着聊天。在说到不久前抢夺那辆卡车时，肖忠兴突然冒了句：“随便他们咋样了老子也不得怕了。刚才枪卡车的时候，看那个司机还不想开车老子一下就毛了，一刀砍过去，刀尖尖都砍断了的……”就着这个话题，大家又都七嘴八舌起来。实际上，在从下关那座大礼堂往外冲以及跑到公路上之后的被围追堵截，在拉扯打斗中谁都没闲着，不少男知青也都受了不同程度的受了伤。可想而知，围追他们的民兵等也会同样。 在我采访陈树林时，他叹了口气说：“真的，像耙红苕肖忠兴那样的人，平时咋会打架咋敢拿刀砍人啊？也怪他自己，胡乱提劲打靶硬说自己砍了人，其实哪个看到他砍人了？谁也没看到，真的，就是借他一个胆子他也不敢。他手上的那把刀原来就不是他的，在往外冲的时候，场面那么混乱，相互之间都在拉扯打斗，棒棒刀刀的飞来舞去的，好多刀啊棍棒的都丢弃在地下了。围我们的人有好几百，谁也说不清是咋回事，结果到最后，他自己把自己送进来监狱。后来在调查的时候，都说被砍伤的人是他砍的，因为是他自己说的是他砍的……”我瞠目结舌。 接下来的事更加不可思议：两天后，他们被押解回三师师部。在师部进行调查时，肖忠兴最终被指控为砍人的凶手，而最要命的是那位被砍伤了的是一位武装部的副部长。他也并没有过多的争辩，因为他百口莫辩。后来，有关领导在他所在的原连队宣读他的行凶砍人并致人重伤被判处徒刑时，全连队的人都高举双手高喊“该枪毙。”在谈到几十年前的那个场景时，我注意到小四眼姚仲勇的神情一滞。 这不更悲哀么？ 1974年跑地震事件结束之时，肖忠兴被判处了6年徒刑。 6年之后，刑满释放的肖忠兴回来了。只是兵团已经变为了农场。他神情渺茫萎靡的在瑞丽农场四分场报到，之后重又回到他原属的连队——四分场四队。 而此时，连队的各地知青们早已于1979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陆陆续续返回了原籍。原本时时都热闹非凡的连队此时早已是静悄悄的了。肖忠兴登时就傻了，这是在他被释放出狱时根本就没有想到的。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知青这个群体抛弃。但那时，他可能还未意识到他将被永远抛弃。而这个抛弃意味着的是终极遗弃。 于是，他成为了这个连队唯一的知青。 1984年，原同连队的北京知青姚仲勇因公干去了一趟瑞丽农场四分场，他专程去看望了一次肖忠兴，这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面了。在回忆起那次见面时姚仲勇难过的说，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仅仅十年的岁月，竟使肖忠兴变得木讷变得前言不搭后语。 2010年7月22日深夜，刚从山东出差回到北京的姚仲勇在网上的云南瑞丽知青QQ群给我留言：“肖忠兴是一个受伤很深的人，可以说其命运被8.28彻底的改变了。成都对他来说是一个已经消散的梦。当你看见他那已然涣散的眼神，那搭不上后语的对话，你心底会流出酸楚的泪。对于每一个8.28的亲历者你都要敬畏他们的回忆，谨防撕裂那结痂的伤痕。” 这段留言使我感到了沉重，我当即给他的回复：哥们儿，你的这段话使我眼里噙满了泪。谢谢你的提示与提醒。也许，有时我们不得不残忍一回——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 1996年夏天，受瑞丽市委市政府热情相邀，大批当年的知青从天南海北几乎在同一时间段重又踏上了滇缅公路，这条闻名遐迩的公路又热闹起来。原瑞丽农场宣传科宣传干事、北京知青、现今在四川省建委担任要职的高家林对我说：“也怪了，那回车刚过芒市，想到就快到瑞丽了，眼泪一下就淌了下来，根本就控制不住。”当年曾是瑞丽农场二分场知青的伍勇也说过：“真的，真的不晓得是咋的，也说不清楚，那回在原来我们工作过的橡胶林里，我们一群男女知青突然就嚎啕大哭起来。”的确也如他们所说，许许多多的知青在若干年之后重回瑞丽都有这样的感受。但这也仅仅是“重回”知青的感受。至今滞留在那里的知青呢？ 那次，梅伯青也回去了，但他不仅仅是借此机会再回瑞丽看看，他还带着报社的采访任务。那天，他回到了当年当知青时的四营所在地弄岛，他对前来接待的干部说一定要见见滞留至今的知青肖忠兴，农场干部立即同意并立即派出一部拖拉机去基层生产队寻找并安排他在一间办公室等待。一个小时后，有人小心翼翼的推门进来。那一刻，梅伯青本能的知道一定是肖忠兴，他仔细的打量着自1974年被判刑进了监狱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的肖忠兴，这是22年后的第一次见面。他变了，还穿着当年当知青时的旧衣服，他早就变了，除了依然的瘦弱却已经变得老态变得木讷，1996年时的肖忠兴也才42岁。但在那一刻，梅伯青怎么也想象不出肖忠兴当年的模样。他上前一步，紧紧抓住肖忠兴的手，只说了句老肖你好就再也说不出什么来。而当肖忠兴抬眼仔仔细细打量了好半天眼前这位当年绰号梅头的知青老友后，哆嗦着嘴角怎么也说不出话来，就这样静默了一会儿，梅伯青把肖忠兴扶到椅子上坐下，刚坐下去，肖忠兴颤抖着口齿并不很清晰的声音叫了声“梅头儿啊……”就猛然失声痛哭起来。 “我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见面，他就一直哭，持续了至少半个小时，怎么劝也劝不住。本想采访他的，但那一刻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就这么陪着他哭，直到现在，他的哭声还会在我耳边……”梅伯青眼睛红红的，再也说不下去。 我特别想能亲自采访到肖忠兴，为此也动了去一趟瑞丽的念头，但后来听说他已经几乎不能正常思维了。 原本打算去一趟瑞丽还想采访一个人的，他姓林，1974年时任瑞丽县公安局局长。在谈到知青的轮奸案时，梅伯青告诉我说，那段时间，他没少往县公安局跑，一是配合公安局的调查，二是反应实际情况，所以没少与林局长打交道。记得当年在谈到11团“七人轮奸案”时，林局长曾忍不住破口大骂：“这个案子漏洞百出，没有说服力，更没有有力的证据，咋个可能啊！小狗日的11团是要叫我犯错误啊！瑞丽县公安局成立十七年，老子就没有办过一件错案。” 在我开始动手写作本文后，梅伯青通过原瑞丽农场干部、早已退休了的祁文根辗转找到了林局长的女儿，最后终于和林局长通上了电话。如今已年近八十的林局长其时正在病榻，实在不忍再打扰他了。 梅伯青对我说：“在那个年代，林局长是个难得的有良知的好人。” 8.28事件之后，部分知青因此受到“发配”的惩罚。（名单略去） 还有一位人物必须要提及，这个人叫王泽贵。 采访的当天夜里，我记录下了“四营十连副连长王泽贵片段：迟到的忏悔”。 2007年四月间，王泽贵打过一个电话到成都，找到了当年连队的一名女知青李小蓉。他忐忑不安小心翼翼又有些试探着问道：“我一直想……想来成都看看你们，但就是晓不得你们……你们愿不愿意见我。”王泽贵的妻子是一位从昆明支边的老垦荒队员，李小蓉当年与她关系不错，于是说你想来就来吧。但这个电话打过之后，李小蓉想了想还是打了电话给梅柏青告知此事。对知青来说，当年的王泽贵毕竟是个曾经迫害过知青的“恶人”。在得知王泽贵想来成都时，梅柏青想也没想，在电话里对李小蓉说：“你告诉他，想来就来吧，只要是云南农场来的人，就是我们的客人，我们就会接待。如果有什么我会去做工作。” 我不知道王泽贵在接到当年的知青发出明确无误的将“接待”的邀请之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但这心情一定是极其复杂而忐忑激动。由此，我也突然想，梅柏青到底是个怎样的知青人物呢？若再一次把采访中的人或事汇总来看，加上李小蓉因了王泽贵想要来成都也必定会打电话告知他的等等情况，绰号梅头的梅柏青似乎真的是跑地震中十连知青敢于出头露面的“头儿”。为什么跑地震总指挥的罪名会被强加到王兵而不是梅柏青梅头？ 几天后，王泽贵到达成都，李小蓉与梅柏青一起去火车站接到了他。令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原四营十连的男女知青们用聚会的方式热情无比的接待了他——这位曾经的副连长。 他在成都足足待了十五天，每天都有人陪着，就连住处也被分别安排在几位知青家中。有心细的女知青表示，不管当年怎样，毕竟曾经在一个连队，他也难得来，如今的农场经济状况也不大好，能给他节省些就节省些吧。对此，怎么也没想到竟会受到如此礼遇的王泽贵感动得一塌糊涂。 临走，十连的知青又聚在一起，设宴为他送行。待酒过三巡，唐艳春实在是忍耐不住，带着酒劲端着酒杯对王泽贵大声问：“你还记得你当年是咋对待我们的吗？”说这话时，唐艳春这条莽撞的汉子眼里充盈着泪水。憋在心里几十年的质问，也许只有这一个机会了。 这声质问，无论是对于他还是对于在座的原十连的知青兄弟姐妹们都很重要。 在他们之间，在当年的知青与知青的副连长之间，在当年的弱势群体与强势权力的对立之间，其实始终横陈着一条极为敏感也极为脆弱的经纬分明的神经细线，这条细线原本是难以跨越难以打破的，因为这条细线承载着太多的复杂与简单，也积压了多年的压抑情绪。这情绪里饱含着的是躁动的青春里不解的委屈、对冤屈的抗争……从十连的知青在接到昔日的副连长王泽贵要来成都的那一刻起就一直被重新紧紧的绷着，几乎每个知青的心中都有这么一块极其柔弱的几十年都不愿再去触碰的地方。而此时，在王泽贵将要离开成都返回云南时，唐艳春再也忍不住了，他率先拨动了那条紧绷着的神经细线。 或许，这是他们之间最后的一次见面与对话。 唐艳春的问话刚一落音，刚才还热热闹闹的场面陡然静默下来。端着酒杯的手里举着筷子的男女知青们所有的动作都停止了而只把眼投过去，定定的看住了王泽贵。 此时，我其实特别想知道的是，面对这样的问话或者是对话是否是这些老知青在这几十年里始终就想要面对或者是必须进行质问的。但我至少可以感觉到的是，他们一刻也没有忘记过那段历史，尤其是那段令他们蒙羞令他们感到耻辱的历史。所以，如唐艳春般的问话其实始终成立，但现实是始终没有机会让他们在某一个时刻破口而出。实际上，王泽贵的这次成都之行并不在他们的意料之中，但当他们得知王泽贵要来成都时，是否这就意味着有了期待或机会？而我还是不知道他们是否曾经设想过这个场景。 王泽贵怔怔的坐着，如同一尊毫无生命的木俑。不一会儿，他的胸部开始剧烈起伏，此时在他内心里已经倒海翻江。毕竟……几十年前的那一幕幕那一件件事那一个个知青与眼前的知青们重叠交织在一起。实际上，从得到梅柏青“只要是农场来的客人我们就会接待”的再明确不过的信息之后，他的心里就始终是紧紧绷着的。而从那一刻起，他的心里就没有平静过。在如今已年近六十的知青们热情无比真诚的接待中，横陈在他心里那块时时戳着心窝子的石头也在这氛围中稍稍的松弛下来。唐艳春的这声质问犹如在他耳边陡然间响起的一声炸雷。他猛然间懵了。 此时，在场所有人的眼神都定在了他身上。 时间，突然停止，谁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半晌，王泽贵猛然放声大哭。他几近疯狂的捶打着面前的饭桌也捶打着自己的头、脸……他哭喊着：“我那时真的不是人不是人啊！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啊！那时我就是条狗啊……他们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么多年了，我就是想来看看你们看看你们啊……”他那张黝黑苍老的脸上，一双泪眼在那一刻纠结着所有的迷茫困顿，悔恨负疚。王泽贵泣不成声老泪纵横…… 可怜的连长，勇敢的连长，人近晚年，鼓足勇气走到他曾经伤害过的孩子们中间，希望找回了良心。本性纯善的知青们终于原谅了他，给了他一个忏悔的机会。 这餐送行饭持续了很长时间，像这一代知青成长的路，也很长。 在采访时，我又一次感到强烈的震撼。我能想象得出当时是怎样一个情景。在场所有的人眼里都有泪光在闪动。在这泪光里，当年所有的一切在这一刻又都在猛然间带着呼啸带着股股颤栗的风掠过。 但最终，知青们终于在心底里原谅了他。若要准确的说这原谅，我情愿说这不单单就是原谅，而是本性纯善的知青们给了他一个忏悔的机会。 第二天，这位当年曾经迫害过知青的人走了。在见过当年作为部下的知青之后，他猛然变得更加苍老。他手里紧紧攥着着知青们送给他的装满着腊肉香肠糖果点心烟酒的大包小包，那里面，也装满着当年知青们的坦荡、宽容和善良的心……他佝偻着身子，步履蹒跚，一步一回头。 也许，这是他一生中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领悟。 也许，这之后，他心底里那块始终戳着心窝子的尖利的石头去掉了。 于是，在完成了灵魂的自我救赎之后，他可以平静的安度晚年了。 毕竟知青给了他洗刷灵魂的机会——用知青们含着泪的最本原最人性的宽容与善良。 对于曾经的知青，有些人的灵魂应该是跪着的。 而知青对自己的灵魂，我想，也会是跪着的。因为，他们为此付出了太多太多的代价。
终于完稿，但思维并没有因此而停歇，始终被一个问题终萦绕着。为什么8.28事件会单单是成都知青？当时同在瑞丽的知青尚有北京、昆明和上海的呀。为什么那些知青没有参与8.28事件？在这个问题上，北京知青姚仲勇对我有一定的启发，而在与梅柏青、张同昆等人的交流时我们之间也有过讨论，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无法完成这个剖析。有一点是可以可定的，那就是那时知青们的绝望。这点在建设兵团由军人主政时期显得尤为突出。 在共和国知青史中，或者说是在建设兵团历史的进程中，发生在1974年被称为云南三大严重政治事件之一的8.28事件堪称是知青历史中的“运动先驱”。 在这里，我冒昧的使用了“运动”和“先驱”这两个颇为敏感却又觉得是十分贴切的词。如前文所述，当一个弱势群体在感到被抛弃而倍感绝望之后，他们本能的突然发现，能拯救自己的唯有自己。当“地震”带着异于寻常的讯息突然来临之时，他们知道，或许，这是唯一的一个不是选择的选择。所谓地震，不过是命运在那一刻很突兀的给了他们一个可以运动的机会。这个机会还可以被叫做机缘。于是，他们亦然抛弃了在那个历史背景下最为重要的诸如户口、档案等等关乎着生存的全部基础条件，毅然决然的踏上那条从来就非为坦途的回归之路。而尽管他们仅仅区区数百人，但是，这却明确无误的传达出一个再强烈不过的信号：若能活得有尊严、若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我们甘愿抛却。而他们全部的诉求就只两个字：回家。而“回家”这两个字不也正是发生在1979年年初的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全部诉求吗？ 许多年之后，哪怕在今天——结束知青生活了结那段命运四十周年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依然会把“那里”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认知。这个认知把原来那些艰难困苦和包含着太多的复杂情绪的一切在定义为“第二故乡”后都变得单纯与依恋般的简单。 我以为，在结束知青生活这段难以忘却的命运之后，我们其实都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而我们的生活内容与状态绝不仅仅是知青那段日子。但又为什么总是频频回望依依不舍？ 对于那些至今仍身为农场职工的知青，无论他目前从事什么工作是什么职位，他的身上总有一个摆脱不了的如影子般始终依附着的身份：知青。原十一团团部球队队员毛弟就是这样的知青。当他于2009年以提前半年时间从瑞丽农场退休时，他长长的出了口气，而后义无反顾的只身返蓉。但是，不管毛弟今后在何处栖身生活，他的身份依然是瑞丽农场的知青。肖忠兴呢？更是如此。我想，如果他还能清晰的思维，那么，当有人询问故乡在何处时，他依然会清晰的告诉你：我的故乡是成都。但他会在瑞丽农场终老。1990年暑假，我独自前往瑞丽，在农场场部，原招待所管理员海蓝（一位嫁到农场的善良的傣族妇女）指着一个瘦弱的妇女对我说：“你看，那是个北京知青，嫁给了农场的人，怕是永远留在这里了。”看着那位吃力的提着两只暖水瓶的瘦弱的妇女，我很吃惊。因为从她的容貌衣着等等方面我根本不可能判断出她竟然是一位北京知青，她已于当地人并没有任何不同。但她的确是北京知青。所以，无论何时，这些人总会有个“知青”的身份注释。这似乎可以说明一个问题：有着知青身份的人永远也融不进当地。他们最终成为了职业知青。 这是一种很难描述清楚的情结，更难以用一个词汇来概括。 我以为，令知青们魂牵梦绕的那一隅，既复杂而又简单的全部涵义只有一个缘由，那就是他们以16、17的年龄最初踏上人生留下的第一个脚印。 如果说一开始他们就是从一个悲剧进入，那么，之后必定会经历一个悲剧的过程，而接下来的结果就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了，结局也一定是悲剧的。在这个悲剧里，过程在不断填充着他们所遭受到的委屈、压抑、不解、愤懑、困惑、无奈与抗争……或许正是因了此，所以他们才会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间里不断频频回望。 当我改定合上笔记本时，我并没有因了写作的完成而如释重负。我对自己说，对于曾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尤其是那些8.28事件的亲历者那些至今尚未被正式沉冤昭雪的老知青，今天是——历史。 我，是我的见证。你，是你的见证。 我们，是我们的见证。 2010年9月5日凌晨第一稿
后记一：采访“真相”当事人留影 去年6月23日下午2时许，梅柏青与几位老知青如约来到我家。这几位老知青都是地震大逃亡那次事件的亲历者，其中三人是当年被打入莫须有的冤案进了县大狱的老知青。 从这天起，我开始了此后月余的采访。 “真相”（删节版）辑入《八年》之后我便将几乎未加修改的“全本”在敝博上陆续刊出。今年2月27日，在《八年》首发式上，梅柏青对我说：“你能否把在这篇文章之后的读者评论整理整理归纳出来？”我想了想，觉得亦无不可。但该文被转载多次后，一时也难以整理出来。于是索性先将第一次采访时拍的照片发出。至于是否有无什么意义或者价值也不用深究，权作自己的资料罢了。 2011-03-09 相关图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3061090100pawm.html
后记二：三十六年后再见恩人何记者 从去年年底，说了好久，想对恩人当面说声感谢鞠个躬也因了还在忙于生机而无法在同一时间把人叫拢，日子就哗啦哗啦地将时间大把大把的带走。但始终把何记者老师放在心底最深的地方。 2011年是这些老知青支边四十周年的纪念年，许多当年的知青都在不同的日子祭奠同样的日子和岁月。四月十日，我受邀参加了一个连队的聚会。四十年前的这天他们出发去云南，而后开始了自己流浪的不堪青春。这个连队的全称是云南建设兵团3师11团4营10连。也正是这个连队的知青，在1974.8.28跑地震事件中遭受到了深重的冤屈和屈辱。这之后，他们就始终怀念着将他们挽救出来的那个人——川报记者何光珽。 五月十七日，是提前两周就预先定下的日子。这天，当年的几位知青（代表）要去看望他们的恩人。 2011-05-19 相关图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3061090100r28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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