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与怀：招魂：为戴厚英，为人道主义
作者：大仙鹤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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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与怀：招魂：为戴厚英，为人道主义
作者：大仙鹤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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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魂：为戴厚英，为人道主义 作者：何与怀 来源：手机共识网 （前言：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戴厚英，这位倡导人道主义而且身体力行到处贡献爱心的人，竟然最后死于非命。特发本文，以为纪念。） 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那几年，“文革”的惨痛尚还历历在目，中国却又折腾“清除精神污染”之类的政治运动，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社会主义异化论”，一批作家连带他们的文学作品也遭殃。批判者有权却没有真理，他们动辄冠人以“反动”帽子，其实自己正是反时代潮流而动之。我当时决定报读博士学位写论文，也有为被批判者鸣不平之意。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几乎和一个个文学政治事件同步进行，越写越长，结果是规定的最低字数的三倍之多。在我的刻上周扬、巴金、王若水、刘再复、刘宾雁、白桦、沙叶新……等名字的“光荣榜”上，也有一位叫作“戴厚英”的女作家。她像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命途多舛。她甚至还死于非命，真是一位十足的悲剧性人物。
一九六零年，戴厚英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提前毕业，踏上了多风多浪、多灾多难的文坛。那时的她，盲从，无知，却自以为已经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站在讲台上，大声宣读根据领导意图写成的讲稿，批判她的老师。她的头脑里绷着一根弦：阶级斗争；“文革”中又多了一根弦：路线斗争。她做过“大批判”的“小钢炮”，当过“红司令”的“造反兵”，一度自鸣得意，忘乎所以。但“文革”中不少人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承受者，戴厚英也是其中之一个。她和著名诗人闻捷的那段恋爱悲剧尤其闻捷的自杀死亡让她刻骨铭心，悲痛欲绝。她最后终于大彻大悟。“文革”结束之后，她竟然在小说中宣扬她以前所声嘶力竭地批判过的人道主义；她在小说中倾吐的，正是她以前要努力克制和改造的“人情味”。的确，她经历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对于我来说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戴厚英这个转变，具有非常深刻的典型意义。经过“文革”的惨烈，一般尚能反思的中国人，谁不幡然醒悟呢？ 戴厚英后来在其代表作品《人啊，人！》的后记中，代替许多人说出他们思想的巨变： 猛然间，我感到心中的神圣在摇晃，精神上的支柱在倒塌。我什么也看不清了。我常常一个人发呆发愣，痛哭，叫喊。我多么想抓住我曾经信奉的神祗和那些努力在我心里塑起神像的人们来问一问：以往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为什么在当时你们是另一种说法？是有意隐瞒，还是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于是，我开始思索。一面包扎身上滴血的伤口，一面剖析自己的灵魂。一页一页地翻阅自己写下的历史，一个一个地检点自己踩下的脚印。 终于，我认识到，我一直在以喜剧的形式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一个已经被剥夺了思想自由却又自以为是最自由的人；一个把精神的枷锁当作美丽的项圈去炫耀的人；一个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人。 也像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戴厚英终于发现了自己，觉得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她眼前一亮：迅速奔驰到面前的是一个越来越大的“人”字；她的喉咙冲出了一支久已被唾弃、被遗忘的歌曲：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她大梦初醒，便要向人们宣告自己的清醒，写出了长篇小说《人啊，人！》她这部代表作品。她以“人”为主题，写人的血迹和泪痕，写被扭曲了的灵魂的痛苦的呻吟，写在黑暗中爆出的心灵的火花。她大声疾呼“魂兮归来”，无限欣喜地记录人性的复苏。 今天的文学史家一般都把《人啊，人！》看作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大多论者都同意，戴厚英在刚刚结束“文革”噩梦的初期，以自身的血泪经历，对人道主义的高声呼唤，不啻为当时整个中国大陆文坛的晴空霹雳，可谓振聋发聩！按与时俱进的说法，她的作品可称为“以人为本”在“新时期文学”中最早的先声。而且，当时的主流“伤痕文学”作者多以受害人的角度控诉声讨，而戴厚英在作品中却是以自己作为“文革”参与者的角度，做了沉痛的反思和忏悔，因而历史苦难有了具体的个体担当者的形象。这在“新时期文学”中并不多见，极其难能可贵。这显然比一场浩劫之后只把一切罪恶都归咎到什么“四人帮”而加以控诉的作品更具精神高度。 但《人啊，人！》于一九八零年在广州出版后，旋即遭到全国性的大批判，被攻击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学标本”，因为在这部文学作品中，戴厚英像周扬、王若水等人一样，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通的，或一致的。今天在许多人看来，也许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的赞许了，但当时那些僵化蛮横的理论家包括胡乔木这个最高的理论权威，却像被挖了祖坟一样暴跳如雷，视之为异端邪说，大逆不道。这样，戴厚英就被反复“大批判”了好几年。她其实预料到这个后果，但她不愿意压抑自己心灵的呼声了。她说：该批判就批判吧，它总是自己的思想感情，又是自觉自愿的自我表现。咎由自取，罚而无怨。 当然，结果正好使戴厚英和她的《人啊，人！》享誉海内外。正如戴的生前好友、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所说，“大批判”先生们原本想把她一棍子打死，但是，事与愿违，戴厚英反而在“大批判”的烈火中成名。她，一个弱女子，不倒，不垮，不降，不死！《人啊，人！》被译成各种文字。她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
说来真使人哑然失笑难以置信，今天互联网上充塞着讨论如何更好地自我表现以博取好评以求自我实现的条目，然而当时戴厚英的其中一个罪名却是：“自我表现”。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二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有言在先：“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因此，“自我表现”就是表现作家个人的、阴暗的、卑污的、反动的思想情绪，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妄图毒害无产阶级心灵妄图对抗党的领导的极其恶毒极其卑劣的手法，所以要严加批判，严加压制。 真是为了革作家的命而无视最起码的文学常识！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怎能不自我表现呢？作家只应该尽可能地去发现自己，表现自己独特的感受和见解；要用自己的喉咙去呼喊，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文艺创作要与“自我表现”绝缘或划清界限，只能是一种幻想。而好一个戴厚英！她在创作《人啊，人！》时，公然宣称她现在对“自我表现”这顶帽子一点也不害怕了。她说她不怕人们从她的作品中揪出一个“我”来，更不怕对这个“我”负责！几年之后，在一九八六年，戴厚英在刘再复主编的北京《文学评论》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结庐在人境，我手写我心》的随笔，继续谈论她对“自我表现”的观点。这次，她嘲笑管辖者对作家“自我表现”的多余的担心。戴厚英不无悲愤地说，在中国现时现实状况下，作家敢于完全坦诚地表现自我吗？要达到这种境界，还需要作家作出激烈的自我挣扎！ 当时党的“正统”理论家把“自我表现”连同“反理性”看作是“戴厚英之流”妄图在中国倡导的“西方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而他们要坚决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以要对其“叵测居心”加以彻底揭发，加以猛烈讨伐。 戴厚英的确反“正统”之道而行之。她不承认只有现实主义的艺术才是最真实的艺术的“正统”的长期不容置疑的观点。她说：吴承恩为什么要创造孙悟空等一系列神和妖的荒诞形象？曹雪芹又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写了一个太虚幻境？都是为了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主观吧！在西方，在现实主义思潮之后兴起了现代派艺术，严肃的现代派艺术家也在追求艺术的真实。他们正是感到现实主义方法束缚了他们对真实的追求，正是为了充分地表现自己对世界的真实的主观感觉和认识，才在艺术上进行革新的。戴厚英创作《人啊，人！》时，就有意识地也进行一些突破。她不再追求情节的连贯和缜密和描绘的具体和细腻，也不再煞费苦心地去为每一个人物编造一部历史。她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对人物的灵魂的刻画上。她让一个个人物自己站出来打开自己心灵的大门，暴露出小小方寸里所包含的无比复杂的世界。她吸收了“意识流”的某些表现方法，如写人物的感觉、幻想、联想和梦境。她认为这样更接近人的真实的心理状态。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大陆文坛有了更多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其中，在政治理论上对这个“原则”揭露得最为彻底的可能是年青批评家夏中义了。一九八九年七月，他在《文学评论》第四期发表〈历史无可避讳〉一文。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的所谓“现实的革命发展中”这个短语，其意思无非是说，整个世界的总趋势，包括人生﹑历史﹑和社会，已为领袖所指出，作家和艺术家的使命只不过是以现实主义的技巧去“图解”这些教义，目的是为了诱使读者愚忠于现存秩序，不管这种秩序是否符合良知。的确，现实主义是一种美学原则，而社会主义是政治经济学原则和意识形态原则，在“现实主义”前面硬性冠以“社会主义”，目的何在，不言而喻──就是要文艺从属政治，为政治服务，要文艺遵从“三突出”原则，创作高大全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来领导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样一来，文学便失去自由精神，这是过去中国大陆文学公式化概念化缺乏真实人性的一个根本原因。 现在，中国大陆早已不是三十年前那种样子了。目前文坛各种流派繁多，可以说各种文学形式实验和推行都可以“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大行其道”了。当年戴厚英热诚地呼唤文学新流派快点形成。她愿意作一个小小的水滴，汇集到这一支当时还很细小的溪流中。在这方面，戴厚英可谓“以身试法”，其贡献也是很大的。
但是人道主义问题就庞大复杂得多了。当一九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期间戴厚英再遭批判的时候，她只不过是众多“陪斩”中的一个；在当时党的意识形态大管家胡乔木及其副手邓力群的统领下，这场政治运动的主要斗争对象是身居高位且具广泛影响的周扬和王若水，是他们的人道主义观点和社会主义异化论（运动背后还有一个阴谋，这里不论）。 周扬、王若水他们认为是“人”而不是“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提倡“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并且把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提出的“异化”概念扩展为：各种异化现象，都是束缚人、奴役人、贬低人的价值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异化”现象，存在着“经济领域的异化”、“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权力的异化”，以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王若水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党的异化！ 他们在改革开放方始之时，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并提出来，目的就是要从理论上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为改革开放提供价值论指导——把人道主义的价值目标补充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中去，把价值、功能和结构三重规定一体化，从而希望使传统的社会主义事业起死回生，值得人们向往。其拳拳之心，天日可鉴！只可惜，他们迎来的，却是一场政治迫害，两人均遭到灭顶之灾。 许多年过去了，谁对谁错，中国学术界大多心知肚明。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发表在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读书》杂志上的一篇回忆文章：〈老泪纵横话乔木〉。署名“常念斯”这位显然很有资历很有地位的作者在盛赞去世不久的胡乔木之余，特地表示： 近十五年里，乔木与周扬、王若水的对立，我看恐怕乔木是错的。乔木反对提“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反对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恐也未必对。 但是，话虽如此说，在政治层面上，这涉及到这个党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重大问题，也许那些原教旨主义者也心知肚明：如果认同人道主义，认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便会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问题，便会进而讨论“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整个党的指导思想特别是体制建设思想岂不就会面临改弦更张的危险？在他们看来，这条底线无论如何一定要死守。例如，借着近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学术界有人又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但马上便被批斥为一种错误倾向，是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错误理解和误导”。 其实，正如许多论者指出，从广义从最广泛的视野来看，今天大可不必拘泥“人道主义”这个术语的来源，不必把它仅仅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二零零七年二月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说： 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人道主义也可以看作是人类包括曾经占人类四分之一现在占人类近五分之一的中国民众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它不仅是哲学课本里一个冠冕堂皇的名词，更不是被历史的意识形态纷争所扭曲而变成互不理解互不服膺的概念。让我们回归到这个词语的质朴性吧！所谓“人道主义”，其核心或基本原则无非就是“人的价值”，无非也包含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这些普世要义；或者简单而论，不就是“把人当人看待”这个做人的最基本道理吗？不就是应该被贯彻于人们日常具体行动之中、如“好好做人才能好好做事”这个格言所表达的文明人类的行为准则吗？而中国人不也是自古以来就倡导仁爱的道德传统温良的人道主义天性吗？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二日，温家宝总理在虎年团拜会上说了一句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二月二十七日，他和网民在线交流时又对此话加以阐明。三月五号，温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重复了这句话。这很让人感动，其中包括国际知名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前院长、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沙叶新这位戴厚英的校友。他应中国新闻社属下的《中国新闻周刊》之约，写了一篇有感而发的响应文章，标题直奔主题：〈提升人的尊严〉，并于三月十日获得该刊发表。沙叶新的原文结尾有这么几段： 若要让人有尊严，根本要把人当人！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对人的生命并不尊重，难道是物以稀为贵、人以多为贱？当代始皇曾主张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还说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换来一个大同世界还是值得的。这段伟论未见之官方文件，有人在内部书刊上见到过。但就其暴戾恣睢、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言，这番言论非发动过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者莫属，仅就语言风格而言也非他莫属。当代始皇坐天下之时，他是不把人当人的，只当内外战争和政治运动的炮灰。 尊严来自对人尊重，根本的、最起码的是要把人当人，要切实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权利。 所以：不能把人当螺钉，不能把人当齿轮。不能把人当傀儡，不能把人当牺牲。不能把人当砧板上的肉，不能把人当磨盘中的油。不能让人只准举手，不能让人不准摇头。不能把人打成“右派”，不能把人打成“胡风”。不能把人划作“黑五类”，不能把人定为“七种人”。不能强行拆毁人的房屋，不能禁止人的嘴巴发声。不能把人打死说成是“躲猫猫”，不能把人判刑是因为他的言论。不能把代表人民的代表当作投票机器一台，不能把委以重任委员当作御用花瓶一尊。不能禁止得奖的作家出国领奖，不能把返国的公民堵在国门。不能让人随便地请喝咖啡、请喝茶，不能让人任意地被代表、被替身。什么时候真正的以人为本，什么时候真的把人当成人，中国人的尊严就成真！
周扬和王若水已经在冤屈中作古。最不幸的是戴厚英。这位倡导人道主义而且身体力行到处贡献爱心的人竟然最后死于非命——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在上海住处被她中学老师的孙子谋财杀害。现场极为残忍恐怖。戴厚英头朝南，脚向北，仰卧在客厅中央的血泊中，头颈、背及手臂等处有三十余处刀伤。其中颈部刀伤尤甚，有砍创及刀割二十余处，脖子几乎断裂。同时被杀害的还有其侄女戴慧。她头朝西侧卧在客厅里北间小屋的血泊里，致命的刀创深达颈椎，气管、食道、颈动脉全被斩断…… 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个案。这种案件世界各地都会发生。但中国人也可以问一问自己这个社会是否出了什么问题。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些年，整个中国大陆掀起了“人道主义热”和“社会主义异化热”，出现戴厚英的《人啊，人！》为代表的一大批控诉摧残人性的罪恶、呼唤人道主义的文学作品，是毫不奇怪的。“文革”这个空前的大灾难结束之后，人们痛定思痛，痛感到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所搞的那一套实在太不人道了，痛感到他们长期大搞阶级斗争煽动仇恨煽动暴力，后果太可怕了。 今天，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后，人们也发觉在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后面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是一个异化现象严重的社会。其中，如众多论者所指出，监督极端薄弱下的权力异化是最大的弊端：腐败仅仅是一个侧面，深层掩盖的是权贵者对普通公民意志的奸淫，是人道主义的灾难。目睹这一切，人们不能不惊叹：当年仁人志士的真知灼见真是具有悲壮的预见性！人们也实在不能不感愤万分：三十多年来，有关方面对于当年人道主义讨论异化讨论的深意，不仅没有记取和延续，反而轻视和敌视！戴厚英撰写《人啊，人！》的时候，感叹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她的亲人和她自己的命运。充满血泪的、叫人心碎的命运啊！还有，一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的历程。漫长的、苦难的历程啊！今天笔者仍然听到她长长的叹息…… 值此中国清明节和西方复活节之际，笔者特写本文，以表哀悼之情。这是招魂，为戴厚英，为人道主义，为周扬、王若水等所有为人道主义呼喊的仁人志士。他们当年所表达的人道理想、价值维度，在今天既是市场化的也是权贵资本化的中国，尤其珍贵，尤其迫切需要。 但愿人道主义的和熙春风吹遍祖国神州大地！ 魂兮归来！
怀念戴厚英 作者：高云 来源：南方报业网 南方都市报 2010-08-27 戴厚英去世已经有十四年了(编者按:1996年8月25日,戴厚英在寓所遇害)。这些年来,她总是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每当夜深人静,常常思绪万千,百思不得其解:命运之神如此捉弄人,偏要她撞在亡命之徒的刀下,如果早几分钟或晚几分钟,她便可以躲过劫难,怎么偏偏就那么巧?…… 2007年,我和中杰到美国去玩,曾在戴厚英的女儿戴醒家里小住了两天,看到戴醒一家其乐融融,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很可爱。学校给戴醒安排了房子,当然是要出钱购买的,但价格较优惠,楼上楼下宽敞明亮,周围的环境宁静优美。这又使我不禁想起,厚英真是苦命。否则,她在这里住住,看书、写作,也可以帮醒醒料理一点家务,享受天伦之乐,几多惬意,几多温馨啊。 前不久,我在上海和作家协会的几个朋友一起吃饭,说起戴厚英,大家异口同声地称赞她,说她的性格,最难能可贵的是真诚。是的,当今世界,像她这样的人确实不多了。她对朋友,以诚相待,你有困难,她尽其所能帮你；你有不对处,毫不留情,直言不讳。她喜怒形于色,高兴时大笑,悲伤时大哭。平时总是乐呵呵的,遇事少有心眼,朋友们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傻丫头”,也算是爱称。她心地坦荡,但屡屡碰壁,这种痛苦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一同在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那时大家都住集体宿舍,下班以后,我们几个年轻人,照样在办公室读书。我看到戴厚英一个人趴在办公桌上,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一问才知,是写入党报告,她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再以后,就是看到她不断地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每次研究所要派人下乡劳动,总是派她去,派她去的理由是戴厚英身体好。听说党组织告诉她,你离中共党员还有距离,要继续锻炼,她每次都毫无怨言。有次甚至让她放弃探亲机会去参加劳动,她也照样去了。在她看来,这是党对她的考验。 1960年前后,正是三年饥饿岁月,有一次,戴厚英从家乡回来之后说,安徽饿死了人。作家协会党支部书记马上找她谈话,批评她作为一个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党性太差,不该乱说话,应该注意社会影响。事后,她哭着对我们说:这是真的呀。为什么说真话就是犯错误,她实在想不通。所以,她始终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后来,她绝口不提入党的事,我想,也许是她的心已经死了。 那年,中国许多地方都在发大水,她的家乡首当其冲,她坐不住了,便发动朋友们捐款,四处游说,但不久,便带着身心的痛苦和疲惫回来了。她对我们夫妇说,她一直被跟踪和监视,很是伤心和失望。是的,当时什么事都要讲究党的领导。如果能够让你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党的领导威望何在呢?不过,戴厚英可是没有想得那么复杂,她只是心疼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她是坦诚的。我更从心底里佩服厚英的坚强。她有非常坎坷的人生经历,却一直非常坚强。早年,她老实巴交的父亲被打成“右派”,从此全家都生活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之下。善良的叔叔被诬陷监守自盗而含冤自杀,后来真盗被抓住,但人死已不能复生了。“大跃进”以后,全家又被从城镇下放到农村,父母年老,弟妹众多,没有劳动力,生活非常困难,全靠她的工资接济。结婚以后,夫妻又长期分居两地,她要求调到丈夫工作的地方安徽芜湖去,好几次都被上面拒绝,理由是工作需要。最后丈夫有了外遇,婚姻破裂。 “文革”中,厚英和诗人闻捷相爱,却遭到无情的批判,闻捷为此自杀。我那时被下放到黑龙江爱辉县,正回上海休假,她打电话告诉我这不幸的消息。我便去陪了她七天七夜,她经历了撕心裂肺的痛苦以后,终于挺过来了。再后来,她将她与闻捷的恋爱经过写了一封四五万字的长信给我,这就是她遇害之后,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中的坟》。 戴厚英开始是一个文艺理论作者,以批判她的老师钱谷融的人道主义观点而崭露头角。“文革”结束之后,她经过沉痛的思索,转变了观点,成为人道主义的颂扬者,而且放下理论的笔,而写起小说来。但是她的第一部作品《诗人之死》长期不能出版,第二部作品《人啊,人》在广东先出版,却又遭到了大规模的批判。对此,戴厚英当然是愤慨的,这时她又需去对付从各方面射来的明枪暗箭。 她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不平静,挫折和不幸总是伴随着她,这需要多大的毅力来面对啊。 她还是心地坦荡和快活地生活着,在我看来,她的真诚,使那些头顶光环却挂羊头卖狗肉的人,在她面前无地自容。 我们的社会,多一点这样的人该多好。 厚英,我想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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