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八号】连载五：更好看的是小报·姐姐去延安插队·后记
作者：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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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十八号】连载五：更好看的是小报·姐姐去延安插队·后记
作者：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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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十八号】连载五： 三十七、 文革的一大景观，是大字报。 不知大字报的发明者是谁，但推动普及者肯定是老人家无疑。自打他写了他在文革中唯一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声势就一浪高过一浪。从批三家村批海瑞罢官开始，步步升级，终于在66年底一夜之间北京城到处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落款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好像简称“三司”。开头我们看了大字报都吓了一跳，刘少奇“十一”还上天安门呢？怎么一下子就被打倒了？ 学校停了课，我们的功课就是每天上街去看大字报。不知谁想出的点子，把“刘少奇”三个字写的东倒西歪，“少奇”变成了“犬狗”。国家主席的名字居然可以随意污辱，真是国将不国。还有那些百丑图，估计是美院学生画的，很有艺术水准。看大字报也长知识，过去不了解林副统帅，一看大字报才知道，他黄埔出身，井岗悍将，二十出头当军团长，辽沈战役横扫千军如卷席；二战中在苏联疗伤，帮斯大林出谋划策打胜斯大林格勒战役，伤好回国斯大林不放人，愣要拿两个机械化师跟咱们换。“呸！想得到美！千金易得一帅难求，两个师就想换咱的副统帅？没门！”我心里这样想。 看大字报也有地点，开头去西单和王府井多些，后来不用往远地儿跑，附近的甘家口商场一带、二里沟的外贸部和展览馆一带，都是看大字报的好地方。阶级斗争越来越复杂，大字报也就越写越长，有些简直成了长篇小说。墙不够贴了，就搭棚，木头和席，上头还有雨披。许多大字报注明：某月某日前不许覆盖，可没用，你总不能老派人蹲守吧？有的刚贴上几个钟头就给别人垫了底。大字报一层一层刷上去，越贴越厚，太阳一晒，咔嚓咔嚓发出呻吟，一揭一大张，乐得捡破烂的不用再掏垃圾筒。 更好看的是小报。文革小报多如牛毛，最爱看武斗消息，因为常有照片。看着那些鲜血淋淋的“武斗烈士”，脑海里便会演绎出一幕幕冲锋陷阵的“英雄场景”。还有那些揭露走资派糜烂腐朽生活的内容，让我大开眼界。像刘少奇，娶过好几个老婆，总是喜新厌旧，最终娶了老妖婆王光美，王看得紧，刘没机会再换老婆了。刘在白区用党费给自己打了金皮带环和金鞋拔子，在延安隔几天就吃一只鸡，还对老婆说别穿好衣服，要吃好东西，好衣服穿在身上别人看得见，会说你不艰苦朴素；好东西吃到肚子里，别人看不见。 除了刘少奇，还有他下边大大小小的省长部长，也都一个一个揭老底。奇怪的是这些省部级走资派似乎生活都很检点，很少看到描述他们如何腐化堕落的文章，倒是军队干部利害，不胆娇奢而且淫逸，自己一栋将军院，把文工团漂亮的女演员弄到家里颠莺倒凤，有些简直像看黄色小说，让解放军在我们心目中的威信下跌几千点。 十八号院里的大字报也如社会上一样层出不穷。不过大多数我们都不感兴趣，因为都是造反总部与工勤大辩论的文章，我们看不懂。我们感兴趣的是揭发某某人是某国特务的大字报，十八号管党的对外联系，和苏联老大哥闹翻前，联系最多的自然是苏共，于是最容易“产生”苏修特务，其次还有美国特务和台湾特务。至今还记得一位女干部被揭发为苏联特务，在礼堂开完批斗大会，公安机关当场逮捕，扣上铐子押上警车送入监狱。在我们大院里，在我们身边，竟隐藏着如此多的特务，这让我们又兴奋又恐惧。每当夜幕降临，我们会贴着各家窗户底下倾听，听听是否有发报机的滴达声，或是收听敌台的声音，但总是一无所获。我们对十八号院里的大字报多数不感兴趣，不过我们发现那糊大字报的浆糊很好喝，是用白面熬成糊糊，食堂负责，熬好放在水缸里搁在食堂门口。我们常常偷着喝，味道像代藕粉。 文革十年，国民写大字报也十年，准确说还不止十年，因为粉碎四人帮后还有西单民主墙和月坛公园里的大字报定点场所。直到80年第五届全国人大才从宪法中将“四大”取消。其实“四大”中，“大鸣大放”是虚的东西，取消不取消无所谓；而“大辩论”在社会生活中其实是无法取消的，像人大通过法律法规，事先都要讨论，有些甚至激烈争论，这难道不是一种“大辩论”吗？中国是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曾经举国争论不休，这难道不是一种“大辩论”吗？所以，真正被宪法取消掉的，是大字报。大字报曾经作为群众表达意愿的工具，或是宣泄怒气的渠道，成为官方声音之外的民间声音。80年后这种表达工具和宣泄渠道被取消，中国重回舆论一律的老路。但走着走着，发现这条路越来越难走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正当我们全国山河一片红，人人投身“文化大革命”时，地球那端，与中国人同样有激情有毅力有韧劲的美国佬，也在悄悄进行着一场“技术大革命”。他们悄悄研制计算机，又悄悄用一根导线将一台台的计算机联接起来，形成一个小小的网络。随后这个网络不断蔓延，布满全美国，又越出国境织向世界。三十年后，一个名叫“互联网”的东西遍布了全球，自然也遍布了中国。执政者忽然发现，一个可怕的大字报栏，在互联网上形成了，它超越国界，四通八达；它传递信息的速度极其迅捷，地球那边发生的事情，用不了一分钟，地球这边就可以知道；它的信息发布无法预审也无法完全掌控，每分每秒都有无数渺小的草民登堂入室，在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浏览网上的“大字报”也无需东跑西颠，坐在家里，吹着空调，喝着冷饮，就可以“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老人家有句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可事实证明，“真正的英雄”常常被“幼稚可笑的”政治家所愚弄，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英雄”们能够了解的信息极其匮乏且完全一边倒。当群众真挚地相信某个大人物是神灵、官方媒体是真理的喉舌时，很容易由“群众”变成“群氓”，文革就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改革开放后，我们在政治经济诸方面打破了闭关锁国，如今，我们又在舆论宣传和民意表达方面逐渐开放，变革的原因，除了执政者的观念逐渐转变外，互联网这个“大字报栏”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实，曾经被视为或现在仍旧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异端邪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改革开放初期，《大众电影》登了一幅灰姑娘与白马王子亲吻的照片，引发轩然大波，许多家长担心会教坏了孩子。二十多年过去，如今我想没有一个家长会对一张亲吻照片再发杞人之忧了吧？同样，那些这“独”那“独”、这“功”那“功”，并不能左右人民的思想，对这一点，我倒是拥护老人家的观点：“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相信党和群众会以成熟的心态对待不同声音。只要我们把经济搞好，把民生搞好，把环保搞好，把廉政搞好，把精神文明建设搞好，让老百姓的日子能像“芝麻开花节节高”，难道我们还怕小小寰球的几只碰壁苍蝇吗？
68年的秋天一如继往，十八号大门外的银杏一片金灿灿的秋色。北京的秋季是四季中最美最好的季节，天蓝得像海，云白得像帆，在天空中盘旋飞翔的鸽子像自由的海鸥，用悠扬的鸽哨代替海鸟的歌鸣。然而68年的秋天却在美丽的自然景色中掺进了肃萧杀气，那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扣在刘脑袋上的帽子有三顶：叛徒、内奸、工贼，哪一顶都足以至人死命。 听了晚八点的全国新闻联播，播音员用一贯高亢的音调宣读了全会公报，刘少奇的形象在我们孩子心中终于完成了由天使到魔鬼的嬗变。虽说打文革开始刘的名字就在大街小巷的墙上被打上叉叉，但毕竟没有在广播中公开点名，报纸和广播中批刘时，一律使用“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称。如今遮羞布终于揭开，国家主席以“叛徒、内奸、工贼”的形象面对国民，而他本人大概并不知道，因为他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力。全会召开之前，并没有先开人大罢免刘少奇国家主席的职务，从法律上说，他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一个党的会议给一个国家主席扣上足以杀头的帽子，这样的事情大概前所未有。 于是在十八号的孩子当中展开了一场争论：刘究竟是什么时候成为叛徒、内奸和工贼的呢？争论当然是在中学生中，我们小学生只能洗耳恭听。从大哥哥们的争论中我才知道，原来刘少奇竟然是在二十年代就被捕叛变了，为了掩人耳目，他竟然还将知情者杀人灭口。我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下，他竟然在我党内部潜伏了四十年！我的天，一个叛徒不但成功躲过无数次政审没有暴露，而且居然一步一步升迁到了国家主席的高位，他从事内奸工贼所干的那样多的坏事，居然一直不被发现。要知道，和他一起共事的可不是一群傻瓜，那可都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身经百战，火眼金睛，眼里不揉沙子。尤其老人家，那可是英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呀，他怎么会让这位赫鲁晓夫睡在自己身边这么多年，尽然一点没看出破绽呢？ 事情想起来真是可怕，于是不敢再往下多想，只能认为不是我们不聪明，而是敌人太狡猾。不过另一个更实际并与自己切实关联的问题不能不想，就是：爸爸是刘少奇这条线上的吗？从67年“一月风暴”开始，十八号的领导，从部长到局长到处长，全都被夺了权，爸爸也不例外。所有领导，除了个别如王力那样正走红的人，都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虱子多了不咬人，我对有个“走资派”的爸爸并不特别苦恼。令人忧虑的是，报纸上给走资派又发明了一顶新帽子，叫做“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一个走资派若不慎掉到“死不悔改”的陷阱里，就从人民的队伍中被除名，转入敌我矛盾，而他的子女，也将因此得到一顶桂冠，叫做“可教子女”（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背上这个名头，比得了麻风病还要可怕。 那时才体会到什么叫如坐针毡，什么叫风声鹤唳。总之是终日惶恐不安，生怕哪天一睁眼，大字报栏里出现爸爸的名字被打上叉叉，名字被打叉意味着“死不悔改”；这实在是件很恐怖的事情。还好，爸爸历史清白，在十八号工作中也没有四面树敌，没人想把他往死里整。爸爸还有两条绝好的防身术，一是耳聋，二是乡音。爸爸在延安时一次发高烧落下耳背的毛病，听人说话要戴着助听器，说话声小一点他就听不清，我们在家和他说话都要扯着嗓子喊。造反派斗他时，问他话他常听不见，弄得人家很烦。爸爸二十多岁离家，几十年乡音不改，一口浓重的云南龙陵口音，别人常听不懂。别人的话他听不清，他的话别人听不懂，批斗会还怎么开？耳背是生病闹的，口音是家乡给的，进十八号时就如此，没法说是装聋卖傻。 而且大形势也由“破”转向了“立”。老人家发动文革目的在于倒刘，现在刘已经倒了，天下大乱要转为天下大治。这真是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老人家发表最新指示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最高指示一下，满街敲锣打鼓欢庆大联合，十八号院干部们同样绕着大院游行，呼吁造反总部和工勤实现联合。这时军管会也进了院，打派仗不行了，部里有了新的权威机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除了军管就是选反总部的头头，工勤一派遂销声匿迹。 我们从66年在院里疯玩了一年多，到67年冬天开始复课。那时复课也有个光荣的说法，叫“复课闹革命”，似乎回到学校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闹革命。所以文化课虽说还上，但完全没有纪律约束，想上就上，想走就走。例如丁峰，原本就不爱念书，停课一年多更把心玩野了，每天把头一节课“天天读”上完，就惦记着回家。“你走不走？我可走了，”说完站起身就走，连书包都不用背----他根本不带书包。“你这么早走回家干嘛呀？”我奇怪地问他。他神秘地咬我耳朵说：“淘换像章去”；“淘换像章？”我没听明白。“就是毛主席像章呀，我淘换了一大箱子了，去看看不？”到丁峰家我的眼都看花了！我的天，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像章，别在脏兮兮的红绒布上，一层一层的装了到丁峰家我的眼都看花了！我的天，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像章，别在脏兮兮的红绒布上，一层一层的装了满满一大箱子。最小的是像一分硬币大小的，红法琅金色头像；再大点的像手表大小，双边有光芒图案，再大点的有茶杯大小，直到菜盘子那么大的；纪念章的图案也五花八门，有的只有主席头像，有的加上光芒，又加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还有的在背景中加入韶山、井岗山、延安、天安门等图案；光主席像就有头像、半身、全身、站着、坐着、正面、侧面、穿军装、穿大衣、招手、背手、严肃、微笑……，不但有铝的，还有有机玻璃的、陶磁的、铅的等等，简直像个毛主席像章博物馆。“你哪弄这么多？”我十分羡慕地问。“淘换来的呀，前门、动物园、新街口、甘家口商场，都有换像章的，各式各样，你转上一天都看不完。”丁峰得意地对我说。 “真得？我家也有些像章，哪天我也去转转！”我有些兴奋。“唉，你去可要叫上我，我给你掌着眼儿，要不你非挨蒙不可！”丁峰一付专家口吻：“像这个‘小崽’”，他指着最早发行的那种一分硬币大小的纪念章对我说：“用它换‘小天安门’，最多要12个，换‘大头’最多30个，换‘军星’用‘大头’至少3个，但‘军星’有假货，你要先看看背面，有‘人民海军代表大会’字样的是真的，没有就是仿的，不值钱……。”丁峰滔滔不绝却是对牛弹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小天安门’，什么是‘大头’和‘军星’，只能对丁峰在毛主席像章上的渊博知识佩服不已，心说这才叫360行，行行出状元呢！ 满满一大箱子。最小的是像一分硬币大小的，红法琅金色头像；再大点的像手表大小，双边有光芒图案，再大点的有茶杯大小，直到菜盘子那么大的；纪念章的图案也五花八门，有的只有主席头像，有的加上光芒，又加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还有的在背景中加入韶山、井岗山、延安、天安门等图案；光主席像就有头像、半身、全身、站着、坐着、正面、侧面、穿军装、穿大衣、招手、背手、严肃、微笑……，不但有铝的，还有有机玻璃的、陶磁的、铅的等等，简直像个毛主席像章博物馆。“你哪弄这么多？”我十分羡慕地问。“淘换来的呀，前门、动物园、新街口、甘家口商场，都有换像章的，各式各样，你转上一天都看不完。”丁峰得意地对我说。 “真得？我家也有些像章，哪天我也去转转！”我有些兴奋。“唉，你去可要叫上我，我给你掌着眼儿，要不你非挨蒙不可！”丁峰一付专家口吻：“像这个‘小崽’”，他指着最早发行的那种一分硬币大小的纪念章对我说：“用它换‘小天安门’，最多要12个，换‘大头’最多30个，换‘军星’用‘大头’至少3个，但‘军星’有假货，你要先看看背面，有‘人民海军代表大会’字样的是真的，没有就是仿的，不值钱……。”丁峰滔滔不绝却是对牛弹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小天安门’，什么是‘大头’和‘军星’，只能对丁峰在毛主席像章上的渊博知识佩服不已，心说这才叫360行，行行出状元呢！
好像是69年春天吧，姐姐要去延安插队了。 家里男孩儿多，只有姐姐一个女孩儿，但爸妈对姐姐并不娇惯，姐姐自己也不娇惯自己。在十八号院里，娇生惯养的女孩很少见，当然有些会高傲，有些会多愁善感，有些会大手大脚，有些会脾气拧，但姐姐没有。姐姐的性格有些像爸爸，讲简朴，不计较，也有些像妈妈，做事认真，心细。姐姐在学校一直是三好生，在院里人缘也好，有几个铁姐们儿，整天形影不离。原想小学毕业升初中时能分在一个中学，没想到四分五裂，有的分到玉渊潭中学，有的分到五十七中，姐姐最远，分到了十一学校。“十一”那时主要收军队子女，和“八一中学”差不多，名声要比五十七和玉渊潭好得多，但姐姐一点不高兴，因为好伙伴被拆散了，孤零零一个人去遥远的玉泉路上学，挺没劲。 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文中披露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在其后几天里，《人民日报》等连续不断大量报道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于是，从一望无际的北大荒原野到孔雀开屏的西双版纳，从天山南北的戈壁绿洲到南疆海岛的橡胶林场，从呼伦贝尔盟大草原到西藏的世界屋脊，从西北的黄土高原到南国的红土地带，从黄河之滨到扬子江两岸……到处都是知青的足迹和身影。 不久，姐姐的好朋友所在玉渊潭中学组织毕业生插队，地点是延安。听说好友要去延安，几个铁姐们儿兴奋不已，聚头一合计，何不一起去？于是和各自的学校打了招呼，将关系转到了玉渊潭，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奔赴延安。 延安是孩子们心中的革命圣地，宝塔山和延河水举世闻名，杨家岭、枣园的名字我们耳熟能详。爸爸参加革命就是从延安起步，那里还有他在抗大学习时住过的窑洞。一听说姐姐要去延安，我又羡慕又嫉妒，好像她中了百万大奖。等到当地来人介绍情况，才知道插队地点是在延安专区下面的宜川县，离宝塔山还远着呢。妈妈对姐姐的远行不免有些担忧，“延安很艰苦呀，几个女孩子跑到那样贫困落后的地方，能适应吗？”爸爸却一点不担心，“再苦也比我们那会儿强吧？”黄土高原有多贫困多落后，我们脑子里没有一点概念。我们心目中的农村就是玉渊潭公社那个样子，农家小院，有猪圈，丝瓜架葡萄棚，有吱哑吱哑的压水井；白面馒头少些，窝窝头多些，早上赶着老黄牛吽吽地去下地，晚上收工回来，站在小院里一桶凉水冲个澡，这样的生活对我们来说不但不可怕，而且还颇有些诗情画意。两年后，当我独身前往宜川去看姐姐，一人走在黄龙大山之中时，才知道了陕北的贫困落后是城里孩子根本无法想象的。 事情发生在69年1月，第一批北京知青抵达宜川，11日奔赴14个公社。因山路坎坷，寿峰公社用80多头牲口，将51名知青的行礼驮上，翻越70华里的高山峻岭，当晚抵达薛家坪宿营。知青彭维克、江浩、徐西侠等人睡在一孔窑内。因为窑冷，晚上冻得睡不着，起来找柴拢火，发现墙角有个小木箱，内装的黑色颗粒，以为是煤渣，便抓一把扔到火中，顿时蓝光四射，原来那是修公路用剩的火药。彭说：“还挺好玩的”，说着便将烧红了的木材放入木箱内，“轰”的一声，顿时火光四起，彭维克被烧成了火人，徐西侠、江浩二人赶紧跑过去把彭维克拉起来，此时三人身上都着了火。不一会儿，村上干部和其他知青赶来将三人身上火扑灭。彭维克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身上的衣服烧光了，头发眉毛也烧光了，脸色成了焦黑，生命垂危。 此时，知青焦急不安，乱作一团。与县城远隔近百里，夜黑山陡，如何迅速将火灾情况向地、县汇报呢？凑巧薛家坪大队原是一个红卫兵串联接待站，有一台电话机。知青马上在院子里架起了电话机，接通县革委会报告了情况。县革委会立即派邮电局通讯摩托带了一名医生前往现场抢救，同时两次用加急电话报告了延安专区革委会和省革委会，要求派直升飞机和救护车援救，又打电话直接向中央报告，这件事惊动了北京，惊动了周总理。 当时，县革委会没有车，只能借用生产队的拖拉机，载着县革委会领导、军管组负责人和医生、护士等有关人员赶往现场。众人到达薛家坪后，一边组织紧急抢救，一边准备将伤员转往县医院。但几十名天真幼稚又血气方刚的知青不同意将伤员运往县城，提出要等飞机来接。他们不知道薛家坪山高沟深，森林茂密，地势狭窄，根本没有降落飞机的条件。经多方做工作，终于说服了知青们，将伤员转往县医院。 三位知青送到县医院后，县委立即成立了抢救小组，制订了抢救方案，并从乡下接回了正在支农的总后医疗队的医生参加抢救。烧伤较轻的徐西侠在清醒后向县革委会提出的唯一要求是：“不要将这件事告诉北京，告诉我的爸爸妈妈，别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影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绝非做秀，那时的知青们真是把上山下乡看作一场神圣的事业，甘愿为其献身。这件事引起了中央的重视，经周恩来总理批示，1月16日中午，中央派来直升飞机，降落到宜川县体育场，三名知青被接到了西安省人民医院治疗。 1969年1月16日，县革委会向全县发了通报，寿峰乡革委会主任赵风勤被停职检查，并要求各公社以此为戒，安排好已下去的知识青年，同时，做好第二、三批的安置工作。2月5日，县革委会向省、地作出了薛家坪事故的检讨。2月9日，宜川县革委会向全县发出“关于向彭维克等同学学习的号召”。彭维克、江浩、徐西侠三名知青出院后，回到了寿峰公社下涧头村插队。由于伤残劳动有困难，不久，分别返京。
69年有多少个家庭“解体”了？统计一下，相信数字巨大。而我的家，我的高二三班同学们的家，都应列入被统计之列。头些年波尔布特垮台后，柬共的内幕被爆光，我们才知道柬共夺取政权后，曾经把城市居民集体迁往农村，好像如今警察抓到小偷，拉到昌平去筛沙子一样。更像当年把城里人忽悠到农村----大人去干校，孩子去插队一样。只不过，柬共是靠冲锋枪和木棒皮鞭，把市民像轰猪一样赶去乡下，那过程太残忍太血腥；而我们高明得多，我们是让市民们心甘情愿奔赴广阔天地，敲锣打鼓，热泪盈眶，写血书，发毒誓，非去不行，谁拦跟谁急！柬埔寨毕竟是个寨子，和我泱泱大国不能比，以柔克刚以德治国的本事没学会，不倒台才怪！ 姐姐走后二哥也走了，他去内蒙插队；接着爹妈也走了，他们去东北肇原，十八号在那里建立了五七干校，而我和三哥年龄小，没资格插队也没资格下干校，只能留守北京。于是一个家庭分在五处：父母在东北，大哥在云南，二哥在内蒙，姐姐在延安，三哥和我在北京。那时最爱背白居易的《望月有感》，那伤别悲离的心情特别贴近我的心境，尤其最后一句简直说的就是我的家呀：“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就在那时，我忽然发现自己不再喜欢十八号了。满脑子一会儿是东北的皑皑雪原，一会儿是云南的莽莽森林，一会儿是内蒙的草地牛羊，一会儿是延安的黄土高坡……，哪一处都对我无限诱惑，令我心驰神往。我开始憎恨十八号那高高的围墙，似乎它禁锢了我的心灵；大院里那些花花草草、虫虫鸟鸟也不再能吸引我的目光，我对十八号的一切都失去兴趣，只想着如何尽快与他分道扬镳。 家长下干校后，一大批从小学到初中的孩子与家长分离，为了管理这些孩子，十八号成立了一个辅导学校。学校设在原来的部长楼，是一栋二层的小洋楼，红木地板，弹簧床，大玻璃窗贼亮贼亮的。小楼在东院最南侧，周边树木茂盛，各种鸟儿在树上唱得动人。男孩儿们住一楼，女孩子住二楼，开始集体生活。我那时已上初一，在大院里已升入大孩子的圈圈，因为老三届都去广阔天地了，属马属羊的孩子替补为孩子头。我们那拨孩子不像大哥哥们那样爱看书、爱讨论政治、爱探究哲理，我们更多的是疯玩。正处在青春萌动期，对异性开始有了好奇和追求，对权威开始有了叛逆和抗拒。一帮这样大的孩子住在一起，“堕落”的速度必然加快。 我们对着楼上大声唱“黄色”歌曲，其实都是《外国歌曲二百首》里的，现在看没有一首够得上“黄”，但那会儿绝对是黄色的，比如那首《哎哟妈妈》：河里青蛙从哪里来？ 是从那水田小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当唱到“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时，在第三句我们故意停顿一下，让满屋寂静无声，然后突然一齐大吼：“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接着便把姆指和食指放到嘴里使劲吹口哨，然后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唱得多的还有《一条大河》，前两段都唱得很柔情，到了第三段第一句“姑娘好像花儿一样”时，我们全都变调，用几乎高了八度的声音把它嚷嚷出来，大家躺在床上脸冲天花板，相信那声音会穿透房顶飞入二楼女生的耳朵里。 楼板的确不能阻隔歌声。没两天女生就向负责辅导学校的干部、一个矮矮的南方男子、姓解我们都叫他解老转儿的人提出抗议。解老转儿是个儒雅的文人，管不了我们这群狼崽子，只得将情况报告给军代表。于是军代表将我们一一传唤，警告再敢唱黄色歌曲就要扭送派出所！ 家庭解体带来的苦头，是吃不到肉了。辅校孩子在机关大食堂吃集体伙，每月伙食费12元，平均一天4毛钱。4毛钱管一日三餐，根本甭想吃肉，日日是白菜豆腐，西葫芦炒虾皮，吃得肚中清汤寡水，见着肉两眼放蓝光。过去我在家是从不吃肥肉的，猪蹄就更不吃了；可自打吃上集体伙，口味大变；春节改善生活，食堂给孩子们做了一大盆红烧猪蹄，那时猪蹄收拾得不像现在超市卖的那么干净，还带着不少猪毛，所以很多女孩子不吃；这下便宜了我们这些饿狼，一人捞仨，抱着啃得满嘴粘糊糊的。 没有了家长约束，我一下放了羊。不但厌烦了十八号，也厌烦了学校。我开始逃学，几天几天不上课，还学会撒谎，说自己病了，手上绑个绷带说摔交骨折了；我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老老实实、本本分分，不再是三好生，不再是从小队长当到大队长、又变成红小兵团长的那个好孩子，因为我对当好孩子、好学生、好干部那一切都厌烦了，班主任李老师对我寄予厚望，希望我继续做好班干部，我心里说没门，我当腻了！那年正逢建国二十周年大庆，学校有天安门组字的任务。对多数孩子来说这是个很光荣的任务，我可一点没兴趣。提前几个月就在太阳底下苦练，练耐晒、耐站、耐渴、耐憋尿、耐不说话，还要记住信号旗，天天背啥旗举啥花，举错了就是政治问题，于是我开小差溜号了。 唯一能给我一点乐趣的是我的新同桌，孟佳。孟佳是铁道部的孩子，也是在大院文化背景中生长起来的，和丁峰完全两样。他也爱看书，爱写点儿诗，但更爱的是说俏皮话。他的俏皮话不但在口语中，甚至能写入书面语中，所以他写的大批判稿特生动，有时听得同学们哈哈大笑。他不但擅长说俏皮话，还擅长挖苦人，谁要是得罪了他，他能损得你恨不能抽自己两嘴巴。当时写过一首打油诗送给孟佳，好像是仿《孽海花》里面的诗，记得头几句是：“孟佳孟佳，骂人如儿戏，空际纵横一杆笔，专削人间不平气！”孟佳常带我去铁道部大院转悠。铁道部大院严格说应该叫铁道部宿舍区，因为它没有院墙，不像十八号那样独立。孟佳带我在那些与我家楼房全一个模样的红楼中穿行，一会儿在这个楼下喊喊张三，一会儿在那个楼下喊喊李四，随着他的喊声楼上某个窗户打开了，一个小脑袋探出来，看见我俩，便会问：“嘿，孟佳，你旁边那个瘦猴儿是谁呀？”孟佳便会笑着骂到：“你丫才瘦猴儿呢！这是我哥们儿！十八号的！”十八号和铁道部宿舍只隔一条街，但十八号的孩子们从不和铁道部的孩子们交往，不知为什么？大概一个是中直口，一个是国务院口，像是武林的不同门派吧。 我俩经常会溜达到一栋特殊的楼房前，那楼是58年盖的，单元门上边钉着块牌牌，记载着这栋楼施工的起止日期，算来只有五天！我俩叫它跃进楼，每每看着那块牌牌感慨万千，又总是担忧它哪天会突然瘫塌。“这楼你敢住吗？”我问孟佳。“那有啥？摊上你了跑也跑不了，不该你死你就是赶上八级地震也没事！”他若无其事地说。果然，这栋楼历经邢台和唐山大地震仍巍然屹立，谁敢说它是豆腐渣工程？ 除了和孟佳在一起能有些好心情，剩下的能慰藉自己孤独的心的，只有书。在辅校屋里是没法看书的，一群孩子的喧闹声让你无法沉静下来进入书的境界。幸好父母下干校后家里还保留了一间小北屋，南边两间大屋给了后来官拜政治局常委的乔大人家。自从军代表提出警告后我不愿再住辅校，就搬回家里那间小屋，成天闭门看书。儒勒.凡尔纳、史蒂文森、柯南道尔、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一切能借到的世界名著都爱不释手，只要一拿起书，就忘却了窗外的寒风，和肚中的饥饿，甚至日以继夜又夜以继日。最后所有伙伴家中的小说几乎都让我看遍了，找不到小说，就抱着《资本论》瞎啃。 终于，因为和苏修要干仗，干校奉命迁往河南沈丘，初二以下的孩子，允许随父母去干校了。于是在70年的早春，母亲风尘仆仆赶回北京，安置好仍留在北京的三哥后，带着我去了河南。 离开十八号时正是春天，那一天清风和煦，阳光明媚。我坐上机关的卡车，和妈妈以及其他下干校的伙伴们家长们一起，奔向北京火车站。车驶出十八号时，我回首看了他一眼，感觉自己很绝情，与相伴十四载的十八号分手，竟不悲伤不哀痛不流一滴眼泪。我想十八号一定会怨我怪我恨我的，但我一点不在乎，脑子里已经让豫东平原如诗如画的幻想中的景色所占领，完全看不见十八号院子里的迎春正开玉兰正绽，我在心里悄悄说：“别怪我呀十八号，是雄鹰总要远走高飞的，你就把我当作一只小鹰吧！” 不知道十八号听见了没有？只看见大门外一江春水向东流。
阳关千遍也难留——给我的十八号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录清照词《凤凰台上忆吹箫》下阙 一、 豫东三年让我知道，你是港湾，我是船。当我弱冠之年重回你的怀抱，你的拥抱是那样慷慨，不论三年前我走得如何绝情。沧海很大，暗礁很多，只有回到你的怀抱才让我坦然，像一只倦游的小船，在你怀中搁浅。 又有了家，还是那栋红砖砌就的四层小楼，还是那套三居室的老屋。父母兄弟们又团聚了，只有姐姐留在兵马俑镇守的古皇城，印证团圆的艰难。朝花夕草，白云苍狗，我像读小说重新读你。读那楼前老松、墙边残碑、东院海棠、西园弱柳；读青苔上的足迹像一首唐诗，读枯木上的蜗涎像一阙宋词，在朝霞灿烂中读你犹如青春处子，在暮色苍茫中读你宛若倩女幽魂；细雨之中读你，给我最恬适的安谧，即便风来雪来，对你的阅读也不会中断。在我眼中，你永远是最美的一部小说；在你眼中，我应该永远是你最忠实的读者吧？ 不管是在一五0，还是在孔化营，不管是做个小小的混凝土工，还是做个小小的职员，你都是我旅程的驿站。每走一段，便去你怀中洗净征尘；黑夜中，你像颗北斗星，烈日下，你像顶遮阳帽；精疲力竭时有你扶助；洋洋自得时有你警醒；垂头丧气时有你安慰；冥思苦想时有你启迪。你的爱不止奉献给我，你将她赠与依偎你怀中的所有人，譬如我的老父。当他离休时，不是你将西院那片肥沃的土地送予他，让他结篱耕耘吗？他种春兰秋菊，植月桂丁香；多少人路过花圃时，都忍不住惊叹那花的艳丽婀娜，而老父亲对赞美声似乎一点不耳背，总会发出孩子一样灿烂的微笑。 或许你有返老还童的魔力？七十多岁的老父竟能骑着自行车，独自跑到黄土岗去弄花肥，午饭时不见人影将母亲吓得够呛。即使到了八十岁上，老父仍腰不弯背不驼，话音洪亮得像打雷。我想这大概是接了你的地气吧？你的树林是天然氧吧，花香鸟语是最好的补品，你的晨露胜过一切滋阴理肺的药丸，你的昆虫歌吟是灵验无比的催眠曲。只要躺在你怀中，所有的梦都是甜蜜的，只要与你相伴，难道我还要苛求什么吗？
当爱情降临时，你是我最好的媒人。 你看着我出生，看着我从婴儿到幼童到少年再到青年，到我步入那个酿造爱情的季节时，你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切。当高大的白杨用金黄的落叶掩埋了楼前小径，当石榴兴奋地开怀大笑，当喇叭花并排昂首将那粉红色的号角吹响时，想必我的她该来了。三十年前的一个傍晚，她袅袅走进了你的怀抱，你用晚霞覆她一袭长裙，用缤纷落英为她斜簪一支金钗，你用夕阳在小径铺上地毯，用松汁的芳香熏透她的红唇，“啊，我喜欢！”她欣喜地叫起来，在月圆时刻，赠予我沁人心脾的一吻。 从此眸中那扇窗只为她开了，从此也知道爱情是一场生死的考验。从玫瑰色的温柔乡里，踏进了烟火人间，从抑扬顿挫的诗句，回归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爱情难免会变成那棵养在瓷碟中的水仙，馥郁一时，终又凋零。幸好有你，有你的树影斜过窗纱，春天那树上有一簇簇小小的黄花，接着便结出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它先绿后白再变黄，然后在秋风中飘然落地；那时她会轻轻哼起“啊朋友再见”，让薄雾朦胧得有了诗意；还幸好有你园中的野苋菜，夏天的傍晚，正是她拉我去采野苋菜的时候，那茂盛的苋菜轻抚她的手，冷不丁蹿出的蚂蚱让她发出惊叫；当一盘红得发紫的凉拌野菜端上饭桌时，平淡的日子也被染上些许色彩；最幸运的是你有那美妙的夜色。忙碌一天后，摆脱尘世的烦恼，并肩徜徉在树林中的小径，仰望海一样幽深的天空中，云似风帆，月似航灯，清淡的月光中似有《献给艾丽丝》在回荡，于是一切淡褪的记忆忽又浓重起来，月夜唤醒了海誓山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人生的终点共同撞线，那将是我唯一的期待。 从此每次远行，总将她托付你照料，此刻你像她的慈母。即便有风有雨，我知道她在你怀中一定安稳。你会小心呵护她如掌上明珠，把臂弯做她的周末，放纵她无羁无束地慵懒，让朱红木窗凭她远眺，路在眸中，道阻且长，人在心底，影若花香。从此又不再愿远行，还没出门，已将返程票装在口袋里，因为有她在远方相守，她的孤寂成为我唯一要去的方向。 更忘不了那个月白风清的夜，她接纳了一颗生命的种子，他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来了，悄悄闯进了她的生命。畏冷、饥饿、疲劳、晕眩，当生命大厦破土动工时，她经历了怎样一个凤凰涅槃，怎样一个生命周期秩序混乱的时刻。多亏有你，你替她挡住马路上的烟尘和汽车废气，替她消除大都市的嘈杂和喧嚣；你给她一粒野葡萄，让她含着，抵御口腔的麻木。炎炎夏季，你把高大的老榆树变作芭蕉扇，为她扇来凉风；她喜欢躺在草地上，听窸窸窣窣的虫鸣，感受着腹中的胎动，“他爱听蛐蛐叫呢，蛐蛐一叫他就踢我呢！”她常常这样欣喜地叫着。
儿子问世时，哭声定比我来时响亮得多，因为有你的殷勤照料，他要比我健壮，比我聪颖。他是你怀中第三代人，他来时你也为他准备好了一切。正是金秋，河岸的银杏重又燃得似火。蜂儿在秋菊上盘旋，天牛和蜗牛聊着天，蚂蚁忙忙碌碌奔走着，偶尔思忖片刻，又转身疾行；太平鸟慢条斯理地打理着羽毛，间或得意地银铃般唱上一嗓子。喜鹊和麻雀在争食，小野猫虎视眈眈地匍匐而行，准备给鸟儿们突然一击。树上的蝉蜕还挂着露珠，秋蝉的歌剧已经唱到尾声。这一切与我来时差别不大，万物仿佛循着亘古不变的道路行进，在你园中上演着精彩大戏；在那一天，当启明星照亮夜空时，他来了。 和我一样，他喜欢你的怀抱，喜欢和你交朋友。那时你还拥有大自然中应有的万物，有一天他居然在草丛中捉到了一只刺猬，他把它放在一个鱼缸里，和小伙伴抓来许多小虫喂它。那时蛐蛐蚂蚱还很多，在大煤堆上踩一脚，随着煤块哗啦溜下，一只只活物就辟辟啪啪地跳出来。那时你还拥有够他玩耍的空间，他最爱踢足球，每日放学后，抱着球飞奔出去，找小伙伴们到大广场踢球。听着孩子们的欢笑声，我似乎又回到了童年，又看着Y哥他们在篮球场上驰骋，又想起为了打球的权力与大人们抗争。 一天晚上很晚他还没回家，我下楼找他，发现他站在门外向隅而泣。“怎么了？”我问他；“我踢球，把办公楼的窗玻璃踢碎了”，他告我；我笑了，因为这事我小时候也干过。“没关系，赔块玻璃就是了”，我安慰他。可从此他不再到大广场去踢球，只能对着自行车棚的围墙练脚。那时我忽然感觉你有些悲凉，有些无奈；这不能怪你，你已经为我、为她、为他付出了太多太多，而许多事情不是你能左右的。
当祖国的春天来时，老父却和你一起渐入冬季。 三十年来，中国人比谁都骄傲，经济像卧龙升天，生活日新月异。我们忽然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获取比老屋更大的住宅、比自行车更快的轿车、比风扇更凉爽的空调、比收音机更迷人的彩电……，享乐是人类的本性，欲望从不会止步，中国人善于创造神奇，唯一难题是人口的庞大。空间有限，资源有限，可对摩登时代的求索永无止境。于是楼盖到云霄里，路修成立体形，汽车像蚂蚁爬满街道，空调挂在每家窗外，像贴了块狗皮膏药。人类的膨胀伴随自然的萎缩，我们进入了与大自然背道而行的时代。 你的怀中也已人满为患。我们----第一代人的子女，也都早已生儿育女；我们的子女，如今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当年那五栋楼一百六十多套房子，早就人满为患。从八十年代开始，你变成了大工地。楼的密度可谓见缝插针，一片片树木被砍倒，草地花坛被铲平，混凝土搅拌机日夜轰鸣，太平鸟和红靛颏没了踪影，蝴蝶和蜜蜂也迁居离去，蟋唱蝉吟难觅清音，甚至连蜗牛和蚯蚓都成了稀客，连洋喇子和吊死鬼都成了化石，更不要说雨前低空盘旋的蜻蜓、和那笃笃作响的啄木鸟就餐之声了。当老父的花圃一点点被蚕食以至最终消失后，他的精气神儿也随之去了。他忽然老了胳膊老了腿，颤巍巍的手上青筋暴露，牙齿也老得嚼不动肉了。每天他拄着拐杖下楼，坐在石椅上默默看着工地，看着头顶上那一块蓝天。他无力再走出你的怀抱，他接收外界信息的渠道只剩下一份《人民日报》、一份《北京晚报》和那台天天贴在耳边播放的收音机。一天他把儿子们召集起来，郑重宣布他要给老家捐五千块钱，让县委在公园里种棵树，我们都笑了；现在五千块钱能干点什么事呢？还不够县太爷们一顿饭钱呢！再说那棵树种了做什么？难道还要树碑立传，还要派人养护值守吗？但老父执意要做，这是他一生的脾气，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结果，过些日子老房要出售给职工了，算下来要拿两三万块钱了，他又紧张起来，喃喃自语上哪去弄这笔款子呢？他一辈子也没攒下那么多钱呀！我们又笑了，都说甭发愁有儿子们呢。 老房子买下来，拿到房产证，老父拿着放大镜左看右看。他一辈子没有啥“私产”，这房子可是跟了他一辈子，或者说，是你陪伴了他一辈子，更确切说，是你们相伴了一辈子。当年四十出头的精壮汉子，而今已风烛残年；他由中年至老年，虽已两鬓飞霜皱纹满面，但他还是他；可你不是，你在一次一次的“整容”中变得面目全非，让人难觅你当年的英姿。七年前你又动了一次大手术：大门内的那栋办公大楼被推倒重盖，我们小时常去玩耍的“大广场”也禁止入内了。那工地紧挨着我家的楼，振捣棒的轰鸣声终日响在窗外。两年后一栋豪华大厦屹立在木樨地桥南河西侧，成了附近地标性建筑。从此东院的自然景色彻底扫除了，没有了老榕树和海棠花，没有了马兰草和蒲公英，在庞然大物的阴影下，只有新铺上去的地板砖一样的草皮，和三三两两人工栽培的小菊。 新办公大楼紧靠我家的老楼，与它相比，老楼显得很寒酸。可我觉得只有这老楼才是你的标志，你的特征，那新大厦已经不是你、不属于你、不适宜你了。然而这最后的一点“古迹”也即将不保：新办公大楼竣工不久，小道消息传来：大院里所有老住宅楼都将拆掉，在你的尸骸之上，将彻底新建一个你。这项宏伟计划使居住在老楼里的老头老太太们一片哗然，他们实在对这老楼难以割舍，而且他们知道：当新宅落成时，不知有多少老人已经去了天堂。 母亲将消息告诉了老父，老父默然。他对世间的事都已无能为力，连走路、连吃饭、连大小便都很困难了；他心里明白拆掉老楼意味着什么，但他无力阻止也不会阻止，他一生的信条就是“相信组织”。而你呢？你一生的守则就是“服从组织”吧？因为有了组织，才有了你。
当你的命运最终敲定后，老父的病情迅速恶化。春天在家跌了一跤摔断几根肋骨，全身器官就都乱了套。心脏乱跳，喘不过气，听不清话，便秘，排尿困难，吞咽困难，还有种种老年痴呆症状。送到北京医院，滞留在急诊室半个多月，没有哪个科愿意收留：他哪都有毛病，哪的毛病都治不好了。稍稳定些只好拉回家来，只有回到你怀中他才会不那么烦躁。然而拆迁的期限一天天逼近，当初满腹牢骚的老人们最终乖乖服从了组织，毕竟听了一辈子党的话，毕竟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毕竟要比买商品房省很多钱，即便自己享受不到，总还可以惠及子孙。 匆忙在附近租了房子，三年前的国庆节，儿子开车拉着爷爷驶出你的怀抱，驶向临时的新家。车内，老父目光茫然地望着你，望着楼前那片活了百年的老松，望着西院那工作了几十年的办公室，望着他曾经种花植卉的那片土地。我不知他内心里想些什么，但我明白，他这一去就难以回来了。 住进租住的小屋没几天，他开始念叨你，要我们带他回你那。“回去干什么呀？”我们问他，“拿东西，有东西落在家里了”他回答；“拿什么呀？什么落在家里了？”我们继续问，他茫然了，拼命想，却想不起来，最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躺下了。我知道他落下了什么，你也知道，落在你那的，是他的魂。 三个月后，父亲在与你一岸之隔的复兴医院去世了；寒冷的北风带走他，相信他的灵魂飘过河西时，一定看到那片老楼已被夷为平地。他走了，你也随他去了。或者说曾经的你，那个充满大自然勃勃生机的你、那个没有人工雕凿却天姿秀丽的你、那个永远柔情爱抚我们的你，也随着老父去了。 而没有了你的十八号，又该是谁呢？
一晃三年，今年春天，单位通知妈妈，可以看房选房了。 当我陪着母亲重回你的怀抱时，我真的认不出你了！一群十几层二十几层的高楼压在头上，让天空显得异常狭窄，让院落显得过分拥挤，让我感觉是在香港甚至纽约。这是你吗？没有了东院西院，没有了能让孩子们纵情奔跑的草坪，没有了曲径通幽和柳暗花明的感觉，举目四望皆是方方的窗扉，像一个个鸽子窝；院子还是那么大，房子从二百多套增加到一千多套，这还是你吗？ 托父亲在天之灵，母亲挑到一套满意的新房，一百六十平米，十层。透过客厅那落地窗，可东瞰昆玉河的涟漪，南眺西客站的灯火，西望玉泉山的云霞，视线很开阔，只是不可俯视，因为楼下的院落像口井，院内的人像坐井观天的蝼蚁。我不知道你在哪给那些情侣提供窃窃私语的场所，又让那些要做妈妈的姑娘们去哪能摘到酸酸的野葡萄？我不知道你让那些孩子们去哪踢足球打篮球？还有我的老母亲，在哪能躲避那没完没了的汽车喇叭的噪音呢？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苛求，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时代也不是原来的时代；可我总觉得我仍是原来的我，我不知道应该赞美过去的你，还是赞美现在的你呢？当我走到东大门时才恍然大悟，你已经不在了：“复兴大路十八号”已经不在了，挂在东门上的牌子早已是“复兴路四号”了。你曾是我们的舞台：政治的、社会的和自然的；在政治和社会的舞台上，戏演砸了可以重来，可在自然的舞台上，一切演出都不可重复。 世间万物都不曾尝试改变世界，它们只是适应天地，按照自然赋予它的规律周而复始，按照自然给予它的资源繁衍生息。只有人类雄心勃勃，希望世界按照人的法则运转。于是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自认为伟大的文明奇迹，譬如用钢筋水泥堆砌起来的大都市。没想到森林不见了，河流枯竭了，草原沙化了，动物灭绝了，冰川消融了，气候反常了，疾病暴发了……；贪婪攫取天地万物为我所用，终将毁灭天地万物，包括人类自己。我们自谓万物的灵长，孰不知我们或许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愚蠢的动物呢？ 而今我仰望你满身灯火，夜幕中听你对我说：“逝者如斯，我这本书你已读完，你该去读新的一页了。”我仰望天上繁星，期盼上天赐予我足够的时间，让我能够读完那刚刚打开的新卷。我知你终将离去，纵然“四叠阳关，唱到千千遍，人道山长山又断，萧萧微雨闻孤馆”，我也只能举觞遥祝一杯酒了，明天的生活将是“西出阳关无故人”，我将与你从此永别；我也期盼这卷新书能够返璞归真，让我们重新找到与自然、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法则。那时或许你能回归；当你回归我们，我们也回归你时，一个鸟语花香的家园，是最好的见面礼。 那时，我们的后人或许也会给他们的子孙讲你的故事，或许他们也会这样开头： “多少年前，在西郊一片荒芜之地，一个神秘的大院，像个初生的婴儿，降临世上。墙外路人不知他的大名儿，周边百姓只知他叫“复兴大路十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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