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知青回忆老知青·矛盾的“预备知青”
作者：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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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青回忆老知青·矛盾的“预备知青”
作者：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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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青回忆老知青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家下到乡下，是个深山沟。那时小学每日或半天或少半天或停课，总之上不多少课，又无作业，跟现在美国的孩子差不多轻松，这样看文革时的教育倒跟现在美国接轨了，这大概是毛主席没想到的。 因为整天没事，我就下河摸鱼，上山采果，再就是到队里的队部或青年点去玩。队里的青年点两间屋，四男四女，相处很好，热情也高，属于知青运动初期的劲头。一天下午，队长和政治队长组织几个队领导在知青点开会，我就在里面玩他们也不管。我听政治队长说，大后天咱青年点要新来六个知青，公社和大队书记讲了，学生们来了要组织社员欢迎，然后让孩子们先认识一下谁是“四类份子”；来的头三天除劳动外，还要搞一次忆苦思甜教育、一次向贫下中农汇报演出、一次阶级斗争批判会。政治队长讲完，生产队长 队里本来只有队长，后来毛主席发话让队里设政治队长，于是队长就成了生产队长，管生产；政治队长管教育。大概这是从部队移过来的办法。但一般还是生产队长说了算，政治队长副之。这个生产队的队长是个五十五岁的老头，满脸皱纹，从来不笑，一支烟袋总在嘴上，脾气大，谁劳动不出力或活儿干得不好他劈头盖脸就说，社员都怕他。怕他倒不是就因为他敢说，还因为他办事公平；农村都是亲套亲，儿子老子亲家儿媳都在一起劳动，公平是不容易的；另外，他不顾腰有病年纪大，劳动总是冲在前头。政治队长是个四十岁的汉子，古铜色皮肤，四方大脸，憨声憨气，劳动如头牛，办事一根筋。这个队一共就三十几户人家，找不出政治队长，后来发现他年轻时当过几天民兵，就让他当了政治队长。好在他没太具体的工作，就兼了队里的电工，所以腰里总是煞有介事地挂着一大堆电工工具，眼睛夸张地盯着仅有的几条电线。 新知青来了，政治队长领他们认识了队里那个“四类份子”家门，告诉不要误闯了进去，平时要划清了界线。生产队长带知青认识了队里最值钱的家当——五头大黄牛，告诉要爱护，不能打它们，指望它们干活呢。前两天文艺演出、忆苦思甜教育都搞了，只是忆苦时出点差头。是这样：队里最老的贫农大爷讲旧社会受苦受穷，说说就乱了，说他一辈子受穷的命，说旧社会他没有地，给地主干活，只能吃个半饱，新社会也没有地，地是队里的，也吃半饱。好在队长及时打断不让讲了。第二天下午，我在队部玩，听见政治队长跟生产队长说：丛叔——生产队长姓丛——大队问阶级斗争批判会咋举行呢，这两天那“四类份子”没犯啥事呀。生产队长说人家没犯事也不能硬整呀。两人不再吱声，丛队长吱吱吱地抽烟袋，政治队长摆弄着他那电工工具。没什么结果，两人带社员劳动去了。 不必诸葛亮借东风，东风就来了。第三天发生一件事，完成了大队和公社给的任务。原来队里的“四类份子”是个旧社会的地主，快七十岁的一个老头儿，跟所有“四类份子”一样只劳动不敢说话。地主有个老伴，年轻时是老地家雇工，雇农，后来地主原先的老伴死了，她就嫁了地主。嫁给地主第三年，解放了，地主被打倒，她算地主婆，但又不能算敌人。为什么呢？原因是这样：国家定的家庭成份划分规定，贫下中农的妇女嫁给地主富农，不满三年的还算贫下中农，三年以上则算地主。这地主的老伴嫁给他即将满三年时全国解放了，具体结婚的日子又记不准了，所以她的成份一直稀里糊涂。我那时总替《白毛女》里的喜儿后怕：这要是真嫁给黄世仁了，满三年，革命的喜儿岂不成了地主婆？又想：当贫下中农的女儿嫁给地主到三年临界时的半夜零点，突然间贫下中农变成地主是啥样子呢？这都是胡思乱想，还是说正事吧。第三天下午的劳动，有三名新来的女知青跟三个年老的女社员收拾苞米地，这其中就有地主的老伴。中间休息时，三位女知青围着地主的老伴问些生产技术上的事，她一一解答了。然后她拿起一棒嫩玉米，说这玉米是补种的，现在还嫩呢，可以生吃的，你们城里人没吃过，尝尝吧。三位知青尝了尝，果然鲜嫩非常，说，大娘，谢谢你。不料此事为一个社员发现，报告给了政治队长，政治队长马上批评了那三位女知青，说她们阶级觉悟不高，上了地主老婆的当。说完政治队长就要走，不料这几名女知青却哭起来，觉得刚到广阔天地不但没做贡献反而跟地主婆搞到一块，误吃了社会主义的苞米，就要求在全队大会上检讨。这下政治队长忽然想起大队和公社交待的任务，马上去找丛队长研究。怎么研究的我不知道，但下午四点，家家接到通知，全体社员收工后到队部前空地上参加批判大会，各家中小学生也得参加。后来听大人讲，丛队长很为难，他觉得给女青年吃一棒苞米不对，但算不了大事，不过大队和公社给的任务要完成，只好同意开这个批判会。这地主有个儿子，一出生就解放了，所以不以地主论，跟一般社员一个待遇。丛队长特地在收工前找了地主的儿子，吞吞吐吐告诉他要开批判会的事，让他晚上就不要来了，免得心里难受。 晚上，政治队长在队部门前扯起一只灯泡，全队几十人围成一个圈，中间站着地主和他老伴，低着头，我挤进圈子里层看热闹。社员们一声不出，面无表情。先是政治队长讲了事情经过，又说阶级斗争没结束，地主老想变天，今天下午他就想拉拢知青要变天，地主老婆在前面，背后一定是地主出的坏主意，所以我们要批倒批臭他。生产队长站在前面抽着烟袋不出声。场面不热闹，政治队长只好自已多说些，然后让团支部书记说，最后是知青代表发言，内容都差不多。开始地主老伴还分辩说没想变天，地主并不知道这事，是她自己所为。政治队长厉声呵斥不让她说，最后地主只好承认是他背后出的主意，想一点点把社会主义的苞米都吃光，最后达到变天的目的，以后再也不敢了。看看批判会将近尾声，忽然那三位女知青呜咽着哭起来，十分痛悔自己的觉悟低，大家正看着她们梨花带雨的样子，却见她们三个窃窃私语了一会儿，每人手持一枝柳条，鱼贯走到人群中间的地主和地主老伴跟前，每人打了他们两下，地主老伴的头发立即散乱不成样子。待到两位队长制止时已打完了。我那时正在小学学算数，对计数颇有些兴趣，所以立即算一下，三个知青共打十二下，地主和老伴每人挨了六下。这样批判会就结束了。 批判会结束大家都回家，深山沟住得分散，我自己往山沟里面的家走，得十五分钟。天黑不见五指，有些害怕，忽然我想起，那地主家住得离我家不远，我就跟在他们后面走。他们一路一声不出，我想：这地主会不会趁没人把我杀了呢？看书上讲经常有地主对贫下中农孩子下毒手的；地主若杀我他老婆是帮他杀还是帮我呢？因为地主的老婆还算贫下中农呀。一边害怕地想着一边距他们十几米远地走着，竟然安全到了家。 2006-12-29
我一九七七中学毕业，毕业前一年就陷入忧心忡忡。忧心忡忡并非为国事，是为自已，可见我是个自私无大志之人。不过自私无大志并非我一人，是我们全体同学和家长们。为何事呢？就为即将到农村当知青这事。当时思想较复杂，现如实说来，立此存照。我哥哥六八年下乡，属初期，我七七年，属晚期；我们兄弟俩的思想大概有代表性吧。 哥哥那时全体红卫兵正热血沸腾，立志为保卫领袖到农村去；父母也同样遥望北京胸怀全球，立志让儿子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过同时又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当时不敢想为什么，想就是对领袖的犯罪；只觉得下乡几年可以，永远扎根就不愿意，而且最好是不下乡，何况那时宣传的是扎根呢。就是这样的矛盾心理。记得哥哥在下乡前一个月，全家跟判了刑一样数着天过，虽说知道听领袖的话是对的，却感觉无形的压力与痛苦。走的那一天终于到来，当十二岁的哥哥背起包走出家门后，爷爷失声痛哭。父亲对爷爷说不要哭，下乡是好事，是听主席的话；爷爷却大骂父亲放屁，说十二岁孩子不上学是好事吗！父亲吓得忙拉着我去火车站送哥哥去了。六八届知青还记得吗？当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中，装满知青的火车一声气嘀开动时，车上车下“哇”地一声，惊天动地，跟农村死人起灵时的场景分毫不差。刚上小学的我就奇怪：这天大的好事还要这样哭？领袖知道了该不会生气吧？ 到了我们这时，不管是知青、学生还是家长，已公开表示不愿意下乡了，当然这公开并不敢在会议上讲，而是同事、亲友、家里议论时的公开，对接受再教育一说暗自怀疑。但对领袖却还未怀疑，觉得领袖既然让下，必须听话，而且事关国家反修防修大事，应当下。只是总想让别人去下，自己最好能躲开。当时也是这样的矛盾心理。 再来看形势。哥哥那时开始是住在贫下中农家，名曰“同吃同住同劳动”，否则不足以消灭学生的资产阶级思想。可后来发现粮食交到贫下中农家，吃的却是稀饭，待他上工后人家又吃起干饭，家里给他的药也都被贫下中农偷了。这时他对接受再教育一说有了怀疑，怀疑的程度如何我不清楚，反正他是属于反对“无悔”一派的。国家觉得这样不是办法，就拿钱让每个生产队盖一个房专给知青住和吃，名曰“青年点”，尽管吃不饱，但毕竟自己的粮自己作主。几年后国家开始从知青中抽人回城当工人，后又有上大学的，“走后门”风就狂卷了。走后门的人也忠于领袖，也知道当知青是反修防修之必须，但他们还是愿意回城舒服，所以还是走后门。这又是人的矛盾。文革时领袖让“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说当你头脑中刚有“私”字作怪时，就斗掉它，这样头脑中就全是“公”了，真是浪漫极了的幻想。 可是天天斗私，私却还在闪，还越闪越大。当私字闪得不成样子时，有个知青家长叫李庆霖的，穷秀才光屁股不怕穿官服的，提笔给领袖写信反映知青生活如地狱、走后门成风。其实李庆霖告的是奸臣而非反皇上，因为他自称是“告御状“，所以领袖接到后并未生气，还掉了眼泪。领袖掉泪我想一是心疼这些为文革卖过命的红卫兵们，二是觉得自己的乌托邦看来并不美好。于是发令，改善知青生活，打击迫害知青的坏份子。不过走后门他却并不太当回事，所以走后门并未因之而不走，反而越走越大。 约在一九七五年吧，国家把知青下乡这事交给家长所在单位负责管理。具体说，在有条件的地方盖大的青年点，将几百知青装进去，划出专门的土地给知青，与贫下中农井水不犯河水。没条件的地方还是小青年点，但跟大青年点一样，有家长单位派来的人专门负责管理，明着是管理，实际是防止贫下中农欺负知青。我当时想：大青年点与贫下中农分开了，还接受什么再教育呢？但没往深处想，觉得只要是领袖让做的事就不会有错。我家长单位盖的大青年点是三层楼，火炕，象营房，有卫生所、食堂、办公室、活动室，几百人在里面有带队的干部管理，我随同学们去参观过。 我毕业前一年学校就开始动员，动员还是讲要扎根农村，到最艰苦地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具体去向有三：一是内蒙古，二是本地区大青年点，三是本地区个别小青年点。后两个是必去的，去哪个由组织定；前一个先是由本人申请，组织决定谁去谁不去，但去的人又不一定是写申请的。内蒙古，当时没感觉“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感觉跟荒凉得不寒而栗。 提前一年就天天广播让去内蒙，学生干部们纷纷写决心书帖满学校。有同学问我写不？我虽不是学生干部也愿意写；他说要写血书，我问怎么写？他说把手指头咬破写，我说我嫌疼，你用血吧，我用笔。写完，妈妈不让了。她说，咱不写，组织上让咱去咱就去就是了，你因为学习好一点，学校说你“白专”，连入团都不让，让那些团员和党员们带头去吧。结果是：学生干部们都写了决心书，但一个也没去内蒙。去内蒙的都是家里一贫如洗的工人孩子，一是他们没后门可走，二是他们家里困难，去了可以得到单位发的几百元钱和一只木箱，箱里装了全部行李，这在当时需要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这些学生去内蒙后，不到半年就抽回城当工人了，因为他们与贫下中牧打架下死手，国家一看事关民族团结，就把他们接回城，以后也不再派学生去内蒙。去内蒙的知青连骑马还没学会就回城当了工人，让大家十分后悔不如咬牙也去了。 我呢？父亲的一个朋友说，他家在大兴安岭牙克石林场，可以去，一是国营林场有工资，二是他们家当林场头头，可以快些抽回城。当时国家允许自己找地方下乡。我自己决定不去，嫌离家远。附近的大青年点我也不想去，人多杂乱，有两位流氓式的知青晚上竟然在女知青炕上睡，没人敢管。我就找了个小青年点，是我一个同学的家所在地；另外，父亲的另一个当调度长的朋友说，就去附近小青年点，万一在农村扎根离家也近，我从厂子给你出车出料盖间大瓦房，保证比农民的好！想想真不好意思，临下乡的半年里，我成天就想着怎么能为自己找个好地方，就未想怎么为革命受教育，唉。 这样，在等了二个月后，父亲单位把我们六个学生找去开个欢送会，吃了一顿有鱼有肉的饭，戴上大红花，每人发了一百八十元安家费，发了一只画着红太阳的洗脸盆，盆里放着四本主席选集，然后用车把我们送到农村去了。 2007-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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