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多学科研究的里程碑

                   ——《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研究文集》出版

在广大知青的期盼中《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研究文集》近期终于由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付梓。

这部80万字分上、中、下册的宏大著述填补了40多年来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理论多学科研究的空白，成为中国知青历史文化的一座新的里程碑。诚如沈国明先生为本书写的序言中所说；““文集”收入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至2009年这三个时期关于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代表性论述，以期还原当年的历史并予以剖析。我有幸在成书之前，遍读了所选文章，深切感受到衆多作者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犀利深遂的学术思想和深沉负重的历史使命感。我相信，作者们精彩纷呈的见解，将对关心这段历史，关心共和国命运的青年一代产生正面影响，具有启迪作用。同时，也有助于推进此领域的相关研究，充实已有的成果库。”

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理论研究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而且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当时，欧美与港台一批学者掀起“中国大陆知青研究热”，其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于1977年出版的《上山下乡》（这本书的中文译本1993年才在中国出版）本书的译者评价说；“以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客观态度，对上山下乡的起源，目的，政策，过程，结果以及这场运动所体现的政治色彩，社会冲突和价值观念作了精细的分析和精辟的议论，通览全书，我们不能不为一位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的准确把握而信服。”

在国内第一篇在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研究文章是中央党校张化在1985年写的《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她认为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劳动就业的措施之一，而这种措施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却演变成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这是应予否定的。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知青文学的创作非常繁荣，知青文学成为新时期“伤痕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群星灿烂的知青作家以饱蘸血泪的笔墨控诉了极左路线对知青一代的摧残，批判了作为文革伴生物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非理性。40年来，知青文学先后经历了“呼唤人性”，“反思历史”，“重塑知青精神”三个发展阶段。它已经构成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一代人心路历程的窗口，形成当代文学史上的丰碑。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以怀旧为特色的“知青文化热”，自1979年全国知青大返城后，知青一代人立刻融入改革开放的大潮，去熨平昨天的创伤，在新生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但是，他们一直是驮着历史的重负在前进，知青岁月注定要成为他们解不开的情结。当他们好不容易将命运之舟泊进平静的人生的港湾，蓦然回首往事，心境又砰然而动。经过30年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这一代人反思这段个人命运与共和国命运一同沉浮的历史，必然会从心底发出“青春无悔”的呼唤！这是一种走出苦难，迎接新生活的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表达了在纷至沓来的巨大社会变革面前，怀着强烈失落感和时间错位的知青们，在心理和行为上的调整，融入中国社会转型，体现了他们勇于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向时代和社会证明“我们是优秀的”。在长达10年的“知青文化热”中，徐了一大批知青文学作品外，主要是各个地区的以纪实为特点的知青回忆录，知青集体的记忆与知青个人的口述，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它们是留给后世研究知青历史文化的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美中不足的是，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多学科理论研究陷入冷寂。徐了官方体制的限制外，与知青学者们的参与不够有关。最早问世的知青运动理论研究专著是成都的木火（刘文杰）的《光荣与梦想》，天津杜鸿林的《风潮荡落》，成都费声的《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成都邓贤的《中国知青梦》，他们基于不能坐视局外人评价我们这一代人历史的初衷，以翔实的史料，从不同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及其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评价了知青运动的必然性及其功过得失。但是，我认为它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1998年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的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才是比较成熟的关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史学著作。他们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理论探索，资料丰富而翔实，特别是官方的关于全国各地知青上山下乡的各种统计资料，极具说服力。而被学界评价为至今为止在此专题研究上的集大成者“。上海金大陆的《世运与命运》{1998}，这是国内首次对知青中的老三届生存状况的系统而动态的调查报告，作者采用现代统计方法，问卷与访谈相结合就老三届人的基本状况，经济生活、政治态度、人生态度、业余生活以及与年轻一代的关系等问题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数据，作了深入的分析，这本书也是国内最早获得国家社科立项的课题。与此同时，原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于1997年出版，这两本书代表了官方的观点和立场，虽然披露了一些以前鲜为人知的资料，但是，许多知青读者认为，这两本书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一些重大事件与人物语焉不详。其真实性不被广大知青认可。

对知青文化中多学科理论研究的缺位与冷寂引起许多知青学者的关注。从1994年到1998年，在北京的知青学者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所先后召开了3次理论研讨会；即1994年底召开的“知青研究的现状与未来”，1996年10月初召开的“知青与社会转型研讨会”（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研讨会），1998年底召开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笔会”。其中以第二次研讨会的意义深远。在这次研讨会上60多位知青学者提出”知青问题研究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认真地从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出发进行综合研究。，与会者一方面强调“对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要作冷静的分析，给与一个正确的定位”，另一方面也指出“对知青运动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它的评价上，而要为社会进步与发展服务”。自1998年以来，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理论的多学科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许许多多具有分量的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视角研究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理论文章问世，主要发表在各地高校的学报和理论刊物上，形成一定的影响力。但是，这些知青学者们都是各自为战，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多学科研究的团队。由于研究力量没有整合，所以知青上山下乡的理论研究相比较知青文学和以个人口述的纪实作品，一直显得薄弱。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08年底。

2008年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纪念，在“上海知青网”的努力下，由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青年运动史研究会共同发起在2008年12月20----21日在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大学召开了“2008，上海知青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近80名知青学者和年轻一代学子与会。这是40多年来在中国召开的影响力最大的关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多学科的理论研讨会。在短短的两天会议上，与会者畅所欲言，分别从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的角度深入地研讨了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产生的复杂的深层次的原因，它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后知青时代的知青生活状况，知青文化的现状及发展走向。研讨会分五个专题来梳理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理论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知青与社会互动，30年来知青文学历程，知青与知青事件，知青研究学科发展，毛泽东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这次研讨会硕果累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这次研讨会整合了国内外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理论研究的各方面力量，形成一个多学科的研究团队，它巨大的凝聚力将指导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理论研究走向一个良性发展，从研究的战略目标，区域性的合作研究，研究资源的共享，研究领域的拓宽，研究方法的认同，形成一种整合，可以预计，在这次会议后的几年内将出现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包括不同地区的协作。

二、研究者队伍呈现多元化；既有老一辈的学者，更多的是有知青经历的政府官员，教授学者，企业家，还有来自社会底层的研究者，他们表达了来自底层知青的声音。更可喜的是一批来自高校，科研所的70后，80后的年轻学子，他们也在专注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理论研究，展示了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理论研究后继有人的可喜现象。

三、形成多种声音的融合，首先是国内学者与海外学者的和谐交流，由于研究的空间与土壤不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的不同，中外学者在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理论研究存在许多差异，通过这次会议进行深入交流。求同存异，体现了一种学术自由的精神。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与来自社会底层的学人在同一学术平台上有了交流的机会，共同的知青经历使他们有了共同的感觉与认知，形成对许多问题的共识。知青学者们与新一代学子，通过这次会议的互动，弥合了代沟，年轻一代活跃的思维，以及所处时代的完全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立场与视角，对知青学者们有了崭新的启发；知青学者们执着的社会责任感与严谨的治学态度给新一代学子很深触动。这次研讨会也是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的交流融合，这是第一次来自北京的学者和来自上海的学者在一起在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理论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各种不同观点的交锋，各抒己见，气氛和谐，学术自由的空气浓厚，作为东道主的上海学者们表现了“海纳百川”的风范。

这次研讨会促成《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研究论文集》的出版和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即将诞生。在这次研讨会上，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朱政惠教授提出建立“知青学”的主张，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他非常清晰地归纳了知青问题研究思路的8个方面；知青历史研究、知青社会研究、知青史料研究、知青文学研究知青研究史研究、后知青问题研究、知青研究数据化和物化问题研究、知青研究的学科建设和方法论。这8个研究方向展示了知青问题研究的广阔空间，因此，作为知青学者，我们肩负的责任重大，任重道远。

我是一个安徽老知青，1968----1975年我在皖南的南陵县插队七年，这段充满艰难与抗争的人生经历影响了我一辈子。1977年底，我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高考，成为大学末班车的乘客。从1993年开始，我对自己的人生和治学方向重新定位；将知青文学创作与知青文化活动与研究作为自己奋斗的事业。自1993年来我参与策划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1996，武汉出版社）出版，主编了《沧桑人生》（1998，湖北人民出版社），创作了一系列知青上山下乡理论文章；《青春无悔的深情呼唤》（1994，《通俗文学评论》），《知青文学三部曲》（1998，《长江日报》），《我读大树还小》（1998，《长江日报》），《不要为苦难加冕》（1999，《中国知青人生感悟录》），《从辉煌走向低谷的知青文学路在何方》（2004，厦门文学），2007年出版了我自传体文集《曾经同饮一江水》（国际华文出版社）。1998年我采访了福建浦田的李庆霖先生，写了反映这位可敬的老人向毛主席告御状哭诉广大知青无米之炊的报告文学《一个改变知青命运的小人物》（1998，《今古传奇》）被国内20多家报刊转载。2001----2002年我采访了近百位参加1978---1979年初云南西双版纳知青大返城运动的亲历者，广泛收集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资料，写成50万字的纪实文学《我们要回家》，经过5年的痛苦等待，终于在2008年由香港的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海内外评论它是“以宏大叙事，展示令人震撼的历史真实的史诗”，现在已经成为许多云南知青的珍藏。

参加“2008，上海知青学术研讨会”和2009年8月中旬“黑河知青博物馆开馆典礼”以及“2009，黑河中国知青论坛”是我宝贵的人生经历。参加上海知青文化活动，使我找到了学术的家园，感到格外的温馨与充实。先前，我有一种错觉；认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是即将整体退出中国社会舞台的知青一代人的最后谢幕，通过参加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知青文化活动，才知道我的估计错了。因为，知青这一代人虽然大多数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是，这一代人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在今天的中国，知青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的凝聚力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另一个社会群体是海归派）。由于这么多年来，关于知青的话题还不能畅所欲言，他们还有许多诉求需要表达，所以我们决不能自我放弃话语权，我们这一代人的声音还不能消失。同时，作为绝大多数已经进入老年化的知青们，应该以一种阳光心态来谱写我们今后岁月的履历，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所以，我们可以预计在今后5-----10年里多种形式的知青文化活动将极其活跃。其中，知青问题的理论研究将走向成熟，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刘晓航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