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59（上）】：

这世界像一副多米诺骨牌

世界像一副多米诺骨牌，真的很像。许多事情就这样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当你不小心碰倒了其中的一块，就会听到噼噼啪啪的响声，很多骨牌紧跟着倒了下来。我在这样说的同时，已经在心里感觉到整个20世纪的世界，是一副结构复杂的、可以通向任意方向的多米诺，只是考虑着要不要说出来。这副骨牌中就包括1959年，和任意的一块一样，看着十分平常，最好不要碰它。

那一年我5岁，不像现在的孩子知道事情多，甚至连多米诺骨牌这个名词都知道。我那时候又瘦又小，但我最喜欢的游戏之一，是跑到橡胶厂的建筑工地，一块又一块，把红砖在地上立起来，立得多了再把排头的一块推倒。在橡胶厂南面，过了火车道就是郊区的四方台，有的地方种稻田，有的地方是红砖厂。红砖厂生产的红砖不太结实，在我的游戏里面经常有几块最不结实的红砖被碰坏。

最不结实的红砖，也是工厂的财产。现在我尽力回想当时的情况，和我年龄仿佛的男孩子都爱玩红砖，他们摆了长长的一排，准备推倒的时候，工地上的人来了，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制止。而在我一个人玩红砖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驱赶我，他们知道橡胶厂的厂长就是我爹。那时，玩红砖的特权是我从当爹的厂长那里得到的唯一特权，但没有让我在小伙伴儿里感到骄傲，他们可以玩的东西太多，他们不在意玩些什么，他们悄悄搬走两块红砖，在空地上摆个球门，就痛痛快快踢球去了。反倒是那些红砖，让我距离他们一伙人越来越远，让我的性格越来越孤独。

四方台红砖厂的红砖，就不能结实一些吗？那时候的鞍山，还有许多从旧墙、旧房子上拆下的旧砖，是日本人占领东北的伪满时候烧制的，长和宽的尺寸都小了一点，但是特别结实，边边角角都没有碰坏，落在地上响声很清脆。在我后来上小学时，老师让我们记住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我就想，那些日本人真可恨，他们侵略我们国家，还把我们国家生产结实红砖的技术都偷走了。

1959年生产的红砖，不包括运费，是七厘钱一块，十块红砖七分钱，一百块红砖七角钱，一千块红砖七元钱，一万块红砖也不值多少钱。

我之所以这样复杂地计算一万块红砖的价钱，是因为在我们鞍山，有一位工人因为盗窃一万块红砖的罪行，受到了工厂的处罚。

他和雷锋一样，都是1958年底从农村招进鞍钢的工人。当时的工资也不算太少，雷锋一个人挣钱一个人用，可以买得起料子衣服皮鞋手表。但这位同时进厂的工人就不一样了，家里有一大群人等着这笔钱呢，还有，家里的土坯房子又破又旧，应该盖一座新房子了，他的工资就显得特别的少。

盗窃红砖的事情是从1959年开始的。他没有住进鞍钢的职工宿舍，还是住在农村的家里，每天走着上下班。从1959年开始，他上班的时候拎着一只黑色的兜子，里面是饭盒和菜盒，下班的时候饭盒和菜盒都空了，就往黑兜子里放两块红砖，走将近两个小时的路带回家去。

不管路途遥远，每天两块红砖。不管腰酸腿痛，不管刮风下雨，每天两块红砖。每天两块。

到了1970年代末，他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终于积攒够了盖房子的红砖，终于盖起了三间砖瓦房，一家人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时隔不久，他盖房子的事情就被工厂知道了。本来没有人知道他的砖是从工厂里带走的，但那时候的中国，一个本分老实的工人，无论如何是盖不起房子的，别说一个人上了二十年的班，再加几个人上二十年的班也不够用，因为给他们的工资是生存工资，只能维持生存，不能盖房子。这道理谁都明白。经过详细调查，他用二十年时间盗窃工厂一万块红砖的事情暴露出来。工厂的保卫部门考虑到他是建厂时期的老工人，有技术，能吃苦，工作一直比较努力，就没有把他当做盗窃犯送交公安局，只是做了一些内部处罚。还有，工厂丢失的东西是一定要追回来的，又派了大铲车和大货车过去，把他家里房子上的红砖全都拉了回来。

我有很多认识的朋友在鞍钢上班，这件事是其中的一位告诉我的。我没有问这位老工人的姓名，也没有问其中更多的细节，虽然我当时已经开始写作，并且知道以后一定会写到我的文字之中。

那位老工人的姓名以及那些细节，真的很重要吗？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面那个孩子的姓名和生活细节，影响那个故事的意义吗？

实际上，这位老工人的故事，本来没有想写在我的《自传与公传》1959年的开篇，昨天晚上开始写作的时候，是想写影响世界的重大事情，比如法国，1959年就有许多可写之处，那一年创立了世界第二大国际化零售连锁集团家乐福集团，那一年英雄主义的戴高乐先生当了总统，那一年还拍摄了让全世界感动的电影《广岛之恋》，等等。但这世界像一副多米诺骨牌，真的很像，我才写下“那一年我5岁”这几个字，就转到另外的方向，把关于红砖和那位老工人的一串故事，全都不小心碰倒了。

比村长的兄弟媳妇强多了

刚写完前面红砖的故事，电话响了，朋友打来的，准备去铁路西边一家专门炖鱼的餐馆，问我去还是不去。那家餐馆用铁锅炖出的胖头鱼，加了豆瓣和薄荷，有乡村炖鱼的美味儿。

喝到第二杯啤酒，我给朋友讲述了前面那位老工人的生活。朋友笑了，说如果他离城里更近一些，就不用把工厂的红砖带回家里，那时鞍山到处都能拣到红砖。朋友还说，要想盖房子，最缺的是屋顶上的瓦。他认识的一位鞍钢工人，是他父亲的同事，能耐大着呢，每天下班前用饭盒装上水泥，带回去掺些沙子，可以做成一两块瓦。连续不断地带了几年水泥做了几年瓦，家里的房子盖起来了。

如果那座房子还在，我真想去看一看。中国东北的民居很早以前使用烧制的青瓦，接着是烧制的红瓦和白瓦，没有用沙子水泥模制的灰瓦，这个屋顶很特殊也很有创意——只有在公有制时代里，工人被剥削得很重，才会把机器故障造成的停工当作快乐，才会问心无愧地拿走工厂的水泥，制作那些本应该用泥土制作的瓦。我想，那座房子还有视觉上特殊的美感——它们在几年里一块一块做成，颜色自然有深有浅，再经过几十年的雨雪风霜，别有一番沧桑的韵味。

朋友的话，还让我想起1959年的春天，二哥和三哥的学校要建围墙，号召学生拣砖献给学校，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去拣。我们用不着走很远的路，附近就有几处停建的工地没人看管，有的红砖砌在墙上，有的红砖扔在地上，说是去拣，都是去搬。二哥和三哥高兴了，他们各自拿着一块红砖相撞，谁手里的红砖结实谁是胜利者。第一次是二哥手里的那块断了，第二次是一小块碎末飞进我的眼睛，让我的眼睛痛了一天。

我看到的那些停建的工地，直到一九六〇年代末期还在，只是一点一点变矮，最后剩下地基里的红砖，被人挖出，变成自家的小房，也就是建在正房前面或后面的偏厦。后来我才知道，国家会像一个人那样脑袋发热，偶尔发热或经常发热，轻度发热或重度发热。比如，在1956年刚搞了一次规模小的跃进，1958年又搞了一次规模大的跃进，许多项目都急匆匆上马，又急匆匆下马，留下许多停建的工程。

在那两年的《人民日报》上，介绍过苏联为中国生产订货的企业数以千计，援建的项目也不断增加。但我看到的官方资料也提到，当我们在1956年建设冒进时，头脑一热什么都想上马，追着他们抓紧生产、提前供货。当我们冷静一些项目下马时，又追着他们撤销推迟、减小规模。“到了1957年12月14日才签订了新的议定书，其中规定：苏联援助我国的全部项目211个，撤消45个，推迟98个，即占全部项目的2/3强，苏联同志在签字时说：希望墨水干了以后再变动吧！不出所料，签字后第三天国内就发电报要求变动。”1956年的小跃进是这样，1958年的大跃进也会是这样。至于不用国外援助的建设项目，拍拍脑门就上马，再拍拍脑门又下马了，那些巨大的数字，根本不会有人统计。但有一个好处，鞍山市区和近郊随处可见的停建工程，真的乐坏了那些需要红砖的人。

我也是那些红砖的受益者。1949年以后鞍山开办的第一批幼儿园，几乎都是用拣来的红砖修建的。我是那批幼儿园招进去的小朋友之一。当时的幼儿园不安排学习课程，除了一顿免费的午饭是在屋子里面，剩下的就是在外面拉圈子跳舞，丢手绢唱歌。老师也知道那些游戏很单调，不愿意参加的也不强迫。想起来，我那时的性格就有些孤僻了，不喜欢园里的老师和小朋友，只喜欢头顶上的蓝天。我坐在墙角的小板凳上看蓝天，先是两个眼睛一起看，接着闭上左眼休息用右眼看，然后闭上右眼休息用左眼看，不会漏过天上飞过的每一只蜻蜓、蝴蝶和小鸟。

我长大以后的许多年里，都把我的幼儿园很深刻地忘掉了，几乎是对它的失忆。最近一次想起它来是十多年前。那一次我在辽河大坝下的小村庄里住了三天，为写一篇电视散文做些采访。村部旁边就是幼儿园，只有一个班级一个老师。那老师还有口齿病，说话乌鲁乌鲁的听不清楚，用中国东北话讲叫“半语子”。那些乡下小朋友跟着她上课，说话都是乌鲁乌鲁的听不清楚。为什么不换个老师呢？不能换，那老师是村长的兄弟媳妇。我就忽然想起我的幼儿园了，也是不收费的幼儿园，也是解除劳动妇女后顾之忧的公益事业，也有一个说话不太清楚的老师，但是比村长的兄弟媳妇强多了。

从辽河大坝回来以后，我对许多事情的看法都有了改变。比如评价一个人、一个城市，甚至评价国家的一些政府行为，我偶尔会说一句“比村长的兄弟媳妇强多了”，让听到的人莫名其妙，不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

作家有没有自身意义

我五岁的时候，认识了很多汉字，逮着一本书就翻个没完没了。家里的书不多，除了一部缺页的《西游记》，经常看的是我爹从厂子里带回来的《右派分子言论集》。其中有一句引用右派的话，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又过了十多年才恍然大悟，明白其中的道理。那句话的大意是：不要以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够掌握政权，工人阶级夺取革命胜利之后，会从他们里面迅速分化出一个新的阶级，骑在工人阶级的头上，享受胜利果实。

这句话原本是布哈林说的，他在苏联革命胜利不久就说了这话，再不久就被枪毙了。在每个鼓动工人农民造反夺权的国家，说这话的人都要被枪毙。这和《西游记》的情节相似，布哈林那样高级的革命领导人已经是天上的神，和孙悟空一样，必须和天上的神拉帮结伙儿，如果向人间泄露了天机，就会受到天上的惩罚。革命的残酷性在于，不给他活下来的机会，不让他经历磨难取得真经。

有一些神在天上，有一些仙在人间。我爹是其中一位很小很小的仙。

1959年的时候，我爹创办的橡胶厂有了一百多人，生产的各种传送带都很卖钱，但他们是集体企业，工人和厂长的工资不增加，奖金也没有，挣来的钱都送到天上去了。我爹这样的小厂长，也会得到神的夸奖，给一个小仙的待遇。但我爹的性格又倔又直，看不懂新社会的道理，对上面的领导不会低三下四，对下面的工人不会吆五喝六。附近的厂子，厂长贪污腐化，还把提意见的一个工人当作反革命送进监狱，把那个工人的媳妇当作自己的小老婆，但这个厂长很受上面赞赏，后来当了管理更多工厂的局长。还有一个书记，逼着漂亮女工和他睡觉，给那女工丈夫安排最苦的活儿，在那女工丈夫自杀以后，调到别处当厂长去了。

我爹就不同了，一天到晚和工人拍肩膀称兄道弟，不像个厂长的样子。我爹和天上的神地上的仙都不是一伙儿，不是在意识形态上，是在人格人品上。

有一天，我妈和我爹吵架。我妈的脸色紫红，我爹的脸色铁青，一会儿压着嗓子，一会儿吼着嗓子，吵了差不多整整一天,把我和二哥三哥都吓坏了。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听明白了，原来是我爹把家里的20斤粮票偷偷拿出去，分给了两个工人。那时是1959年夏天，粮食已经非常紧缺了，城里也吃不饱饭。我爹说那两个工人家里的媳妇孩子没有户口没有粮吃。我妈说你还有好几个儿子呢，别把你自己的儿子饿死。我爹说不用你管，有我就饿不死他们。我妈说看看你挣那俩钱儿，别人为国家节省一级工资都找回来了，你为什么不去找？

这就说到我爹的痛处了，他在上面眼里只是个能领工人干活的工具。前两年很多人减了一级工资，叫做为国家节省，大跃进开始时都给恢复原工资了，不给我爹恢复。那时我爹工资68元6角，还比工人多20多元呢。

很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去鞍钢，遇到一位姓丁的老工人，是我小学同学的爸爸。他告诉我，当时鞍钢号召大家给国家节约，已经取消了计件工资，工人的收入下降了，生活就跟着下降。厂子里有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大约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开始的时候以为是职业病呢，后来一统计，鞍钢所有的食堂炊事员都不浮肿，才知道是挨饿引起的。

我问老丁，挣钱少了，工人谁还愿意干活啊？老丁说，想干也干不动了，没有体力了。听老师傅说以前是日本人开的厂子，有的人不愿意给东洋人干活叫磨洋工。五八年五九年你愿不愿意也得磨洋工，一天没完没了加班不给钱，饭也吃不饱，没有体力干不动，机器坏了大伙儿才高兴呢，找个地方睡大觉去。

再问老丁，他们会不会把机器故意弄坏？老丁乐了，谁敢哪，下面有不少是上面的积极分子，说些牢骚话都要汇报上去开会批判。我们班组就有一个，食堂喇叭里放国际歌，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他就说，有个屁用，做了主人还是一无所有。后来他就当了反革命。

老丁说的事情让我很惊讶。这些事情在官方的历史上看不到，在官方的报纸上看不到，在非官方的小说上也看不到。

1959年，一部描写鞍钢大炼钢铁的小说《乘风破浪》出版了。小说的作者从1954年开始任鞍山第一炼钢厂的党委副书记，在鞍钢体验生活整整十年，应该对鞍钢的工人生活十分熟悉，但是小说里看到的东西不过是只说假话的报纸翻版，不过是配合激进政治的扭曲宣传。

这样的小说也让我惊讶，半个世纪的中国，绝大多数的作家，不管是有才气的还是没有才气的，只要和官场挂上钩，就完全失掉了作家自身的意义。

保住一条命多么不容易

至今我也没弄明白，为什么挨饿的人会身体浮肿。那本来应该被大肠吸收由膀胱排泄的水分，为什么就跑到皮肤后面去了？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和我一样，在关于二战集中营的电影里，看到了摇摇晃晃的犹太人，脸孔像蒙了一层皮的骷髅，腿像两条细细的木棍子，衣服穿在他们身上，就和挂在衣架上一样。这个挂在衣架上的说法，是我从俄国作家契珂夫的小说里学来的，他形容一个人很瘦就用过这个比喻。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很多人和我一样，看过饥饿中的中国人。1959年开始的三年和平时期，死于饥饿的中国人是二战时饿死的犹太人的许多倍，但没有一部表现他们悲惨命运的电影。如果非要说出什么原因，那可就太多了，比如其中一点，世界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饿死犹太人的邪恶政治必须受到清算，清算之后世界才能逃离苦海；饿死中国人的邪恶政治必须受到遮掩，遮掩起来才能保住那些人的利益。

我在那几年里看到的人，越是营养不良越是肿起脸来像个胖子，难道在需要说谎的国度，人的身体也学会了适应政治需要，学会了弄虚作假？

那一年夏天就要结束的时候，我的三哥放学回来，告诉我们他吃到豆子了。原来学校里面煮了半锅黄豆，每个班级分一小碗，由老师在每个学生的腿上按一下，如果有个凹进去的小坑不能反弹就是浮肿，就给几颗黄豆吃。有的同学眼馋那几颗豆子，用一根细麻绳系在膝盖上面让腿充血，每天都能骗过老师，吃到几颗黄豆。那个年月投机取巧的人很少，我三哥不会投机取巧的办法，我们看了，他的两条腿有些浮肿，还不是太严重。

我大哥比较心细，就想找出其中的原因。几天之后他发现是我三哥的中午饭出了问题。原来每天中午我的二哥和三哥都回家吃饭，二哥每次在锅里蒸四个窝头，两个大的，两个小的，每次都让三哥先拿，每次三哥都主动拿小的。我大哥那天中午碰巧在家，把我三哥拦住了：你别拿小的，小的吃不饱，拿那两个大的吃。

三哥没有拿，用眼睛看着二哥。二哥马上递给他一个大的，一个小的，结果两个人都差不多吃饱了。从那一天起，我二哥做的四个窝头，再也分不出明显的大小了。三哥腿上的浮肿也渐渐好起来。

后来我大哥告诉我，他们到农村参加劳动，看到的浮肿病人特别多，肿的厉害了腿上一碰就破，止不住地冒黄水，人就快死了。他们有一天收工时候，看见一个男的扛着锄头往回走，后来是拖着锄头往回走，快走到村边了，身子一晃倒在地上死了。自从那次看见饿死人的事情以后，学校不让他们去农村劳动了，怕影响不好。大哥还告诉我，当初我三哥腿上浮肿，不是因为吃的窝头太小，是每天吃的饭菜营养不够。农贸市场被叫做资本主义黑市，早就取缔了，再说农村饿的更厉害，没有可以拿出来卖的东西了。国营商店里买不到肉类鱼类蛋类等等有营养的东西，买一块豆腐都要凭票。粮店里面买油是限量的，像我们辽宁，在几十年里，每人每月只供应三两油，平均到每顿饭菜，只有一滴眼泪那么多。那时候人的肠子里没有油水，就特别费粮食，粮食供应证上给的那些粮食又少，不够吃。

我大哥又说，那时你最小，想让你吃点好的，可是没有啊，什么也买不到。挨饿那年有一次，你感冒了非要吃鱼不可。我爹跑了好多地方，总算买到了泥鳅鱼，十元钱买了五条，每条有一根烟卷那么粗，有一根烟卷那么长。那时的一般工人，每月才挣三十元钱，连那几条泥鳅鱼也买不起呀。

这事儿我大哥不说我也知道。我妈说过无数次了，说我那次发高烧，脑袋像火炭儿似的烫手。我妈还说，那几条小泥鳅鱼用油煎了，放在一个小碟的碟心里，我吃了以后很快就退烧了，保住了一条小命儿。

还有一句话，也许是我妈，也许是我大哥说的，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我们小老百姓命贱，保住一条命，多不容易呀！

粮食都到哪里去了

以前就知道中国有篇小说《狗日的粮食》，刘恒写的，他自己也很喜欢。我没有读过，找来浏览一遍，写的是一个乡下人用二百斤谷子买了别人的老婆，后来生了六个孩子，在饥饿年代老婆带了购买返销粮的小本子去买粮，把小本子丢了，找到时她已经自杀死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在1959年算不上新鲜事儿，实际生活里面的事情生动得多，冷酷得多，悲惨得多。

我忽然想到，这篇小说如果翻译到外国，题目就不好翻译。日，是中国地方话里对性动作的粗俗叫法。狗日的，是一句骂人的中国方言。狗日的粮食，即使译得文雅一些也是《与狗交配的粮食》或者《狗交配出来的粮食》，让外国读者怎样理解呢？我点上一支烟，再想这件事儿，又想到在1959年那会儿，中国鼓动人们用对立和仇视的目光看世界，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还说谁谁谁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后面一句翻译到国外，外国人觉得那狗是很亲切的小宠物，理会不出一丁点儿中国报刊骂人的意思。

狗日的粮食，是小说中那女子死前最后的一句话。她按照中国人特有的粗俗，表达了对粮食又爱又恨的心情。她是真的又爱又恨，如果把你投放在那个年代，如果你又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对粮食也只能是爱恨交加。如果你是党政干部就又当别论，辽宁省就以办干部培训班的名义，让干部到上面来一个月，大鱼大肉，补充够了营养，再回到下面。

我还想起另一位作家张贤亮，21岁当右派，遭受劳教、管制、监禁长达22年。即使那些岁月没有改变他生活中的坚定和达观，也会留给他十分痛苦的记忆。他回想起“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每月每人的口粮标准从二十斤降到十五斤，再降到九斤！”接下来，“劳改队开始大批死人……接二连三地死人。”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是张贤亮的另外一句话：“劳改队的领导经常‘报告’社会上人民群众的生活比劳改犯人还困难，吃的比犯人还糟糕。”在劳改队领导那里，这虽然是劝导犯人不要逃跑的理由，但无意中透露了一种真实：你们不要因为是右派就觉得难受，全国的百姓都和你们一样呢！一样没有自由，一样受苦受难。

作家关注的是现实和想象中的现实，学者关注的是理论和新建设的理论。作家和学者不一样。

我知道的经济学家不多，只能以阿马蒂亚·森为例。他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还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穷人的经济学家”。以前的学者认为，饥荒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解释就是食物短缺。但是在研究了中国和其它一些地方的饥荒之后，他说：“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因为“农作物的歉收的发生并非独立于公共政策，即使农作物歉收了，饥荒也可以通过认真的再分配政策来抵御”。遗憾的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像他说的那种地方，即使在饥荒年月，也不会暂时放弃统治集团的利益，认真为民众做点事情。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出版，分析了政治自由与防止饥荒的关系和规律。他新建设的理论是：“大饥荒不会饿死人，只有人祸才会饿死人。”阿马蒂亚·森在10岁之前经历了孟加拉国大饥荒，那次饥荒饿死了大约三百万人。我在10岁之前经历了中国大饥荒，饿死的人是孟加拉国人的十倍以上。与阿马蒂亚·森相似的经历，让我觉得也应该承担起对饥荒年代进一步思索的责任，尽管我不会比他做得更好。

饥荒是从1959年开始的，但我们先要回到1958年，那是个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景，不幸的是那一年夏季开始，中国的所有领导者都近乎疯狂，抽调了将近一亿的强壮劳力大炼钢铁。成熟的庄稼来不及收获，很多很多都糟蹋在田里，“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的日子怎么过呢？还有，为了钢铁元帅升帐的荒诞游戏，砍光了树林和竹林，严重破坏了庄稼生长的生态环境，以后的庄稼怎么种呢？

虽然丰收但实际减产，已经是够可惜的了，但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各省市都大幅度虚报粮食产量，让中国领导人天真地担心“粮食多得吃不完怎么办”，接连做了几件糊涂透顶的事情：一是根据虚报的数量按比例征收公粮，留给几亿农民的口粮所剩无几；二是把原本不多的粮食集中在人民公社大食堂里，放开肚皮吃了几个月就吃个精光；三是真的以为粮食太多，1959年竟然减少了粮食生产的耕作面积；四是将收来的公粮，出口换汇和支援国外，仅用来收购黄金（购买特殊军备的硬通货）和交换水泥（修三门峡水库水泥需要进口）的粮食，就分别能让几千万人保住性命；五是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把他们自己种植口粮的活命路子堵死了。

更要命的还在后面。为了上交公粮，大多数的省市县都把农民当作瞒产藏粮的落后力量。先前成立人民公社，已经将农民的鸡鸭猪鹅萝卜白菜全部充公，现在又派民兵挨家挨户搜粮，全部带走。那是怎样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呀，据1993年出版的《静宁县志》，1959年甘肃静宁县在反瞒产斗争中，斗争一万多人，逼死一千多人。当年该县人口25万人，如果扣除未成年人后，大约7-10%的成年人被批斗。另据1981年出版的《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河南省信阳地区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间，为了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局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监狱，短期拘留10720人，其中667人死在拘留所。有一个公社团委书记亲自打死农民4人，打伤后死去的8人。还有，1988年《十月》杂志发表的纪实文学《依稀大地湾》，写到了甘肃省定西地区的官员们，忙于搞阶级斗争，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万人斗争大会”，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类似这样的灭绝人性的恶行，据事后省委派去放粮、调查的工作组统计，竟有128种。可怜那些当年用推车担架帮助政党完成革命，“用小推车车轮滚滚地推出新中国”的农民，一不小心就变成了革命的敌人。

即使这样，农民还不至于老老实实地饿死，他们还有两条路可走，逃荒和反抗。

他们能往哪里逃呢？如果遇到的是自然灾害，还可以逃出去投亲靠友或乞讨活命，但不幸的是遇到了人为的全国性的灾害，逃到别的地方又能怎样？能逃到香港、缅甸和苏联的，在那几年不过几十万幸运者而已。况且在那几年，逃荒是违法的。在1956年，中国发布《关于农村户口登记、统计工作和户籍工作移归公安部门接办的通知》，依据这份通知，农村户口的登记、统计工作由内务部和各级民政部门移交公安部和各级公安部门接管办理，涂上了专政机器的强制色彩。紧接着于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共和国主席令”的形式颁布施行，私自出逃的人就成了无处容身的“黑人黑户”。195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抓到“盲流”（那时起中国有了盲流这个词语）一律收容，一律遣返原籍。在为数不少的地方官员那里，只怕外出逃荒的人暴露了当地饥荒的真相，影响自己的官运前程，就把逃荒定性为污蔑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行为。那时，从乡村通向外面的许多重要路口，都有民兵把守，让逃荒的人无路可逃。

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他们的力量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敢于反抗，更是自寻死路。至此他们已完全陷入了悲惨世界，如果给他们留下一条活路，也不会在没有战争和很少天灾的年代，硬生生地饿死了几千万人。

1959年开始的饥荒，让我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感到痛楚，眼眶里时时被泪水充满。真是应验了那一句话，做一个有良知的人很受折磨。我在想，我如果在1959年饿死了，也不至于承担这样大的心理压力，顶多在饿死之前，有气无力地问一句；“粮食都到哪里去了？”

你抽到的，是个死签

我在公开出版的《顾准日记》里，看到了1959年底的景象。这位外貌和内心都很像堂吉诃德的学者，划为右派后下放到河南省，无意中成了饥荒年代的见证人。他在日记里写到的饥荒，竟然在几个月里的发展十分凶猛：

“饥饿限于慢性，死亡起于肿病，医生若说是饿死的，医生就是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者。”“上次进城离今日不过三天，城内食品供应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卖酱的卖咸菜的也没有了，卖饼子的停止发卖了。蔡璋说，住在那里的食品加工厂的厂长说（的），乡里一窝窝的饿死，还能做饼子卖？”“现在农村流窜犯比城市流窜犯多。人们都往南山跑。青年妇女，分不清是姑娘还是媳妇，只要有吃的，自愿留在那里给人当媳妇。这算是流窜，但南山不易找媳妇，人们同情找到了媳妇的人，有时也马马虎虎算了。男的流窜犯又如何处理呢？那就不得而知了。饥饿是可怕的！饥饿推动人们做出看来做不到的事情。”“除民间大批肿死掉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十九日城内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在《顾准日记》中看不到那两个吃人的人的结局，他的大部分日记在文革之中烧了，剩余下来的已经不多。

我觉得那两人的结局，比悲惨还要悲惨：他们为了活命吃掉自己的亲人，即使一时躲过严厉的刑罚，也要永久承受噩梦的惊悚。类似的例子在河南还有，小弟弟饿死了，姐姐吃了他的肉，然后被公安以“破坏尸体罪”捉到监狱，太虚弱了死在里面。

中国学者和作家研究“人吃人”的不多，鲁迅算是半个，他在小说里面写到的是制度吃人，有下面的话为例：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但鲁迅的话提醒了一些人，要把“古来时常吃人”的事情搞清楚。有人编纂了《中国食人史料钞》，有人撰写了《中国食人史》，还有人搜集当代被遮掩的吃人事件，虽然只能是极不完整的统计，就已经够多的了：

“从夏朝到毛泽东时代一共16个大朝代，发生人相食事件纪录次数依朝代先后为：（1）夏朝471年1次，（2）商朝496年1次，（3）周朝727年3次，（4）汉朝410年15次，（5）、三国46年4次，（6）西晋52年5次，（7）南北朝316年4次，（8）隋朝38年3次，（9）唐朝290年20次，（10）五代53年5次，（11）宋朝321年8次，（12）元朝98年1次，（13）明朝277年25次，（14）清朝296年14次，（15）民国（大陆）38年3次，（16）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从中共七大1945年算起）31年12次。最多者为明朝25次，平均9年出现一次人相食，但毛时代平均2.6年就有一次人相食，且1958至1962年连续四年出现17省至28个省的大面积饿死人和人相食，实为中国和世界有史以来之最------”从那些事件来看，饥饿的人，吃光了草根、树皮、秸秆、鸟粪、棉絮。在春天播种的时候，他们甚至把刚埋进地里的种子扒出来吃掉。那种子怕他们吃还特意拌了毒药，但是毒死和饿死又有什么区别？到这个时候，他们抛弃了一切人的尊严和道德，往往就到了吃人的时候。有一篇发表在1988年《人民文学》的纪实文学《依稀大地湾》，荣获“中国潮”报告文学一等奖，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这一户农家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娃。父亲一动不动地偎在炕上，苟延残喘。娃娃们的忍耐力并不一定比大人强，但最后一点可以吃的东西是尽娃娃们吃。现在，只有他们还能动弹。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点气力。

终于，整天整天死闭双眼再不说话的父亲这一天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他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女娃被赶了出去。临走她看见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来，弟弟不见了。锅里是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她吓坏了，整日呆在院子里不敢进屋。她看见了，灶边扔着一具白白的骨头。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怕极了。

隔了几日，父亲又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这一回他几乎是爬着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然后，他招招手，用女娃从没听见过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唤：“来，来。”

女娃吓得浑身发抖，躲在门外大声哭。父亲还在唤她。女娃哭着说：“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这只是我听到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真实片断中的一个。而这，则是1958年到1962年在通渭这块中国大地上的一种真实存在。

我读到这一段文字欲哭无泪，接着想到了清顺治九年（1652年）的事情。南明将领李定国率兵攻新会县城，城中粮尽，守军杀居民为食，被围困八个月，吃掉民众近万人。有一位姓梁的穷书生被守将抓去将被烹食，他的十岁的女儿请求代替，守将被感动了，把他们父女一同释放。这位清军守将，对十岁的女孩动了怜悯之心，只能说还有别的百姓可吃，不能说比新中国那个吃掉自己儿女的农民多了一点人性。

我还觉得人类辛辛苦苦发展为灵长类动物，可能是个错误。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低等动物阶段，没有严密的社会组织，就可能没有那么大型的人杀死人的战争，那么残酷的人害死人的政治。大约一年前，我才读到美国布什总统的精彩演说。布什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我知道布什的意思是统治者很容易变成比狮虎更凶残的猛兽，只有把他们关进笼子，他们才可能按照人民的意愿领导国家，没有机会施行那些反人民、反人类的罪行。

我还觉得两千多年前中国孔子的演讲的也很精彩：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是在中国，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一直在历届统治者那里，都将孔子的话做了有利于统治者的歪曲：人民哪，只能让他们听从支配，不能让他们知道更多的事情。我知道，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人民要让统治者听从大家的支配，而不是只让统治者知道大家的意见。二百多年前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伟大创举“把统治者关进笼子”，其实是完成了中国孔子的梦想。

我还想起我读过的外国文学作品，里面也写到人吃人的事情，比如拜伦的长篇叙事诗《唐璜》中，遇到海难的一船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他们没有像动物一样互相撕咬，他们还是人，没有失去理智。经过简短的讨论之后，他们决定抽签——抽到被吃签的人只能自认倒霉!有一部外国小说，不是恐怖小说却显得特别恐怖。同样是遇到海难，没有水和食物的船上，四个人决定用抽签的方式选择一个人作为食物。他们把三支完整的木签和一支折短的木签握在手里，谁抽到短的就被杀死吃掉。小说用了好长篇幅写他们抽签时的心理过程，让我看得非常焦虑、非常恐惧，让我的内心和他们一起在绝望中挣扎。这部小说是我二十年以前读到的，后来把书名记错了，以为是雨果的《海上劳工》，实际上是爱伦·坡的《阿瑟·戈登·皮姆的故事》。

从那时起，我对自己的幸运与倒霉都不那么在意了，在必将到来和偶然发生的苦难里，我们是吃掉别人还是被别人吃掉，又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区别仅仅是你抽到的是一只活签还是死签。

有了错误一定要纠正

在我们生活的蓝色星球，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期望同一个世界，都编织同一个梦想。有些国家从混沌走向秩序，从病态走向健康，但还有一些国家，从混沌走向更深广的混沌，从病态走向更严重的病态。在我看来，那情形好像某种不能控制的疾病一样,飞快地蔓延，连锁地反应，已被邪恶的病毒入侵，破坏了整个的免疫系统。

在1959年的时候，我即使有现在这样的认知能力，也说不出这样的比喻，因为那时候地球上的人们还不知道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这个名词，还没有这种把整个人体免疫系统都破坏了的疾病。艾滋病毒是在1981年发现的。而在1959年，只有一位刚果男子，得了一种病，原因不明，不久死了。那时刚果是法属殖民地，医疗条件还算不错，在为他做身体检查时留下了一份血液样本，冷藏起来。直到那个世纪的尾声，科学家们被艾滋病席卷世界的汹涌浪涛动员起来，努力寻找它们的源头，才发现那位刚果男子，1959年留下的血清中，感染的正是艾滋病毒。

我的医学知识不够丰富。但如果我对艾滋病毒和跨物种传播传染病的了解再多一些，就会描绘出这样一个场景：在荒僻的非洲大陆，一群又一群土人拿着长矛到森林里捕猎猩猩，其中有人被绝望挣扎的猩猩咬了一口，有的人被猩猩的血喷溅到自己的伤处。这样一来，寄居在大猩猩体液中的SIV（猿免疫缺陷病毒）找到了新的宿主，变异成了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当然，沉溺于写作之中的我，更加关心的，是人类的生存环境怎样影响到我们的命运。那种在猿类身上的免疫缺陷病毒，并不会对猿类动物造成伤害，为什么会对人类有那么大的影响？那种在猿类身上的免疫缺陷病毒，不过是百万千万病毒中很普通的一种，它们原来并不是恶魔，也不是人类的敌人，它们在它们的环境里快乐又安静地生存。不幸的是人类的足迹要写满大地、森林、海洋和天空，那些被人类叫做病毒的生物痛失家园，又要延续种的生存，不得不变异成能够寄宿在人体的新物种。它们的不幸，变成了人类的不幸。黑死病是那样，埃博拉是那样，艾滋和非典也是那样。

许多关心人类环境与命运的作家，后来都转为对人类自身缺陷的关心。他们看到，在人的能力还很低的时候，没有那么虚荣和奢侈，没有那么残暴和贪婪，不会为一段象牙杀死一头大象，不会为一点熊胆杀死一只黑熊。在许多民族的图腾时代，人们敬畏天地，敬畏自然，与世间万物和谐相处，这种观念及其发展出的巫术和早期宗教，十分朴素又十分正确。后来呢，人变得虚荣和奢侈，变得残暴和贪婪。

就拿我自己来说，虚荣和奢侈、残暴和贪婪的东西也渐渐多了起来。几年前的夏季，朋友请我到河边的一处饭店吃饭，点了一只野生大雁，是从他们的冰柜里拿出来的，据老板说他们饭店因为经营大雁每年都要被罚3万元，用大雁做的一道菜价格800元，得卖出许多只大雁才能盈利。至于那大雁，我吃起来并不比鸡肉更好吃，想一想应该明白，人类的本事大极了，假如大雁真的比鸡肉好吃，早就被人类驯化成家雁了。还有一个冬天我吃到了熊掌，听说那熊掌来自大兴安岭林区。在那里，捕猎一只熊的价格是5万元，捕猎者只带走熊胆、熊皮和熊掌，别的都不要了。熊掌和大雁的味道，都没有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但我还是忍不住说起过几次，向别人夸耀它们的味道竟是如何鲜美。现在想来，其中的残暴和贪婪让我兴奋，其中的虚荣和奢侈让我满足，我和杀害熊和大雁的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在猩猩个体中发现的猿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毒的前身）并不会对猩猩有任何伤害，为什么人类是唯一可能被此类病毒感染的动物，因为猩猩没有我们人类性格上的弱点，没有我们人类行为上的恶习。

我个人的看法是，艾滋病毒从侵入人类到肆虐猖狂，其实给了我们不算太短的时间，几乎是一代人从生出娘胎到长大成人的过程。根据现有的素材来看，从1959年采集到第一份艾滋病毒血样，到1983年确立艾滋病毒的存在，其间给了我们24年的时间。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实例，是著名的NBA球星，人们称之为“魔术师"的约翰逊。他在1959年出生，那一年世界上有了艾滋病毒，他慢慢长大，到32岁才感染了艾滋病毒。

而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人类的缺点和错误没有改善，没有纠正，是我们的免疫系统首先出了问题，艾滋病毒才乘虚而入。当然，我们人类获得的，不仅是生物界的报复。

世界上最昂贵的一场球赛

有一次，我在一种非常舒畅的心情里读了《彼得语录》。彼得是一位世界名人，他用平视的目光看着世界上和他一样的名人，编选他们精粹的语言。在月色星辉清亮如水的夜晚，读着《彼得语录》，我的思维和他们一起散发着银河的光华。

在彼得的目光里，中国的毛泽东是世界名人，但他的话只收录了一句：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战争。

毛的这个短句让我忽然想到，古巴的卡斯特罗也是世界名人。他是世界上仅存的第一代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也是世界上持续任职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之一。他有很多话说得更加精彩，和毛的话可以互相参照来读。比如毛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卡斯特罗说：革命不是玫瑰花床，革命是未来与过去之间的斗争。

相比之下谁说得好呢？

这两位革命领袖说得一样的好，都是针对自己国民的口味说的，所以都具有实际意义。

毛所在的国家是数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吃饱肚子从来是个大问题，要面子请客吃饭是个更大的问题。卡斯特罗所在的国家是个一千二百万人口（现在的数字）的岛国，吃饭的压力很小，冲动和浪漫才是个大问题——古巴曾经是西班牙经营了几百年的殖民地，古巴人的冲动和西班牙人的浪漫，早就粘合在他们的面孔之上。如果卡斯特罗不说革命不是玫瑰花床，古巴人肯定会把革命当作玫瑰花床。

至于卡斯特罗说革命是过去和未来的斗争，而不是说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是因为说这话的时候是1959年，他对古巴半个世纪的牢固统治才刚刚开始。那时候的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仅仅是一位战争英雄，一位运动健将，一位民族主义者，一位天主教徒，一位演说家，一位情人。

我在拍摄于1959年的一张老照片上，看到卡斯特罗乘坐公共汽车前往广场演讲的情形。我看到路边的古巴人，脸上的兴奋中有一份面对历史的迷茫。他们怎么能不迷茫呢？古巴与美国仅仅隔着一道佛罗里达海峡，却无法得到安稳富庶的美国生活。美国在1998年已经强大起来，打胜了一场把西班牙殖民者赶出菲律宾、古巴等国家的美西战争。于是古巴有了1902年的独立，有了自己的民主宪法，有第一位总统。让古巴人很迷茫的是，那总统谁都想当，谁都能当，所以就一次次发生政变，一次次更换总统。

卡斯特罗的前任是巴蒂斯塔，一个看来比较儒雅的人。虽然他的政权被当作独裁政权，但那种独裁已经是相当温和。我们读到的文字说他杀害了约两万人，不过并没有举证。他赶走前一位总统并没有费一枪一弹，在哪里杀的两万人呢？他连卡斯特罗都不肯杀，还会杀谁呢？卡斯特罗原本同他一个阵线，没有当上总统就反目成仇，办了公开反政府的报刊和广播电台，政府也不去查封；卡斯特罗组织武装暴动失败后被捕，可以聘请律师，可以在法庭上发表长篇演讲，可以接见记者发表反政府讲话，可以阅读数百种图书，可以写文章拿出去发表，还可以在监狱继续指挥反政府运动。即使这样，巴蒂斯塔总统还亲自去监狱探访卡斯特罗，并在他仍然坚持反政府立场的情况下，判刑两年就给予特赦释放。推翻巴蒂斯塔这样的“独裁暴君”的革命，对于民众的幸福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在1959年的老照片上读出了古巴人脸上的迷茫：他们不是拥护革命，仅仅是喜欢革命的冲动和浪漫、喧闹和快感。

从地图上看，面积有三个台湾岛大的古巴，象一条游动的鱼，正在墨西哥湾里挣扎。位于古巴西北的首都哈瓦那，差不多就在鱼眼的位置。那座城市曾是布满西班牙精美建筑的历史名城。1959年的广场上，一个古巴人爬到高高的电灯杆顶上坐著，为的是听卡斯特罗那充满神经质的自我亢奋的演说。在凉爽的海风里，他的演说可以持续七八个小时，从上午一直到夕阳西下。受他的情绪煽动，被他的言辞激励，广场上的古巴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位目光如电、魅力四射的大胡子领袖，竟然是古巴革命的终结者，也是幸福生活的终结者。

我翻开一本1976年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集》，看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古巴人口是八百五十五万。我不知道1959年卡斯特罗开始掌权的时候多少万人，但他掌权以后无限量地驱赶对他的政权不满意的人（古巴人在民主体制下生活过几十年，养成了对不是民选的总统不买账的性格），流亡到美国的人就有三百多万。我看到的一篇文章说到了这件事，接着又说：“美国不得不以每年批准两万古巴逃亡者进入美国为条件，换取卡斯特罗取消无限量驱赶的政策。”现在想来，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卡斯特罗在上台一个多月以后，就前往美国访问，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艾森豪威尔竟然以和别人约好了打高尔夫球的借口避而不见。在林肯纪念堂里，33岁的卡斯特罗摘下军帽，仰望着他崇敬的林肯塑像，心里有了对艾森豪威尔和现行美国政治的轻视。回国以后，一首歌颂卡斯特罗的古巴歌曲《美丽的哈瓦那》就轻声细语地唱着“我决心当一个小民兵，保卫新古巴，假如他美国强盗他再敢来，一定要消灭他。”接下来，他自称马列分子，宣布古巴走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国有化了美国在古巴约8.6亿美元的财产，征用了美国在古巴的所有银行和企业。而在此之前，美国资本控制了古巴公用事业的80％、采矿业的90％、牧场的90％、石油工业的几乎100％、公用铁路的50％、制糖业的40％及银行存款的25％。

美国就吃了大亏，丢了那么多的财产，还要接受和安置人家驱逐的人口，并且在一些年后，还要允许那几百万古巴裔美国人把他们在美国的收入寄回故乡。

艾森豪威尔的那场高尔夫球，真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一场球赛。

没有文学作者，哪有文学大师

有作家型的学者，也有学者型的作家，当然也有单纯的作家和学者。最近我才想到，他们都不会回避历史，好的学者，作用在于正确的说出和分析历史，而好的作家，作用在于正确的描述和感悟历史。在我的一厢情愿里，不想做好学者，只想做好作家。

我常常犯一厢情愿的毛病。我知道，在并不适合的时间和空间，把自己升华为好的作家，比从恐龙蛋化石里孵出生命还要困难。我还知道，在1959年的时候，想做一个好的作家，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比如南美洲，也比在中国容易多了。为什么就想到南美洲呢，就因为我在前面刚刚描述了古巴的卡斯特罗，有了积极投入的心理惯性，情绪上一时转不过弯来。

在注意到古巴革命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对于那个面积只有三个台湾大的古巴岛国，很多人甚至说不准它属于北美还是南美；对于那个靠反政府武装斗争上台的卡斯特罗，甚至连自己都不确定是资本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可是，西方和东方都投入了出乎意料的关注，让这世界沸沸扬扬，仿佛一个隆重的节日。

回到1959年4月，卡斯特罗访问北美的时候，美国的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他热情追捧，以至于在他所到之处，都有人高声呼喊“卡斯特罗万岁”。这种强大的声浪，很快就抵达欧美的知识界和文学界。我尊重的一位大牌作家，法国的萨特访问古巴以后，看到那些西班牙人留下的精美建筑和美国人留下的先进机器，也看到古巴人改朝换代激发的热情，赞扬古巴革命是“直接民主”，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我特别尊重的另一位大牌作家，美国的诺曼·梅勒，竟然激动地欢呼起来：“菲德尔·卡斯特罗，我向整个纽约城宣布，你让所有那些在这个国家孤独无助的人感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英雄。”他们是从哪里看到的“民主”和“英雄”呢，是从自己的内心看到的。他们从内心里渴望人类的进步，渴望民主，渴望英雄，有时候也会看走了眼，把人类社会的倒退看成了前进。他们看到革命后的古巴对文化极其重视，专门设立“美洲之家”机构及同名杂志，屡屡举办会议和文学奖，把哈瓦那变成文化革命风云聚会的天空。那时候，南美洲的优秀小说家们，阿根廷的科塔萨尔、墨西哥的富恩特斯、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和秘鲁的略萨（日后美洲“文学爆炸”的四大人物），全都热情支持古巴的文学建设。还有聂鲁达，还有阿斯图里亚斯、帕斯、何塞·多诺索等更多的南美作家，纷纷聚拢在“美洲之家”的旗帜下。卡斯特罗“革命就是艺术”的概念，融入了他们年轻的热情，鼓舞他们写出了有着革命锋芒的艺术作品。

我说的是有着革命锋芒的艺术作品，不仅有着革命锋芒，而且必须是艺术作品。我买过他们作品的中译本，放在我的书架上，有的认真读了，有的只读了一半，确实都还不错。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南美人的神秘感知方式和魔幻文化特征，写了一个小镇一个家族的情境和生态。书中有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看完了也就被我忘记了，那个细节是马贡多小镇的许多年轻人上街游行，一阵刺耳的枪炮声音之后他们都失踪了，几天后有人摆了很多的七八成新的鞋子出卖。后来我所在的北方城市，新翻修的火车站前，也有人摆了很多的七八成新的鞋子出卖，一下子触动了我对《百年孤独》的记忆，也触动了我对许多年轻人命运的悲叹，在此前不久中国首都的一场变革里，他们下落不明。

在极为特殊的时候，小说家有没有起码的良知，有没有最低的勇气，是他们应不应该写小说的关键。这可能与对他们的道德要求无关，但与对他们的人格要求有关。这叫我想起几十年前，我和那一代中国少年读过的小说，曾怎样深深影响到我们的心灵。我们都读过《红岩》《红日》《红旗谱》《苦菜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它们大都是1959年出版的——那一年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出了一大批长篇小说。

在1959年那批小说和前后几十年的小说里，集中体现了中国政治对文学的战胜，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消亡。那时候具有最低勇气和起码良知的小说家，都成了极权时代的牺牲品，有的停笔不写，有的关进监牢，有的含冤死去。新出现的一批写小说的人，按照执政者的观点写作，蒙蔽了历史，伪造了现实，割断了一个民族精神与文学的血脉。不幸的是，在没有电脑电视、又很少看到电影的年月，那些小说在我和那一代中国少年中互相传看，看到最后缺皮少页，仍然被我们当作宝贝。那些为极权统治服务的小说，比统治者们的报纸和广播更有伪造和蒙蔽的作用，并且与统治者们的报纸和广播一起，让我们学会仇恨，学会斗争，学会冲动和激情（那种邪恶的冲动和激情，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爆发，把整个民族拖入浩劫）。那些小说以及同时代的其它文学样式，说穿了不过是一种伪文学，一种裹着文学外衣的政治毒品。而那些文学家们，说穿了不过是一种伪作家，一类借助文学攀爬到各种政治高位的风云人物。比起南美洲的作家们，他们虽然同样为革命斗争所鼓动，但是在道德和人格上，有他们自己不会理解的巨大差距。

就在几天前，因为有人说中国的巴金等前辈作家文笔不好，又引起网络上的一片争吵，好像说他们文笔不好的人，对文学大师是怎样的失礼和亵渎。其实真不是亵渎，那只是许多事实中的一部分而已。在那几十年（1949年到1979年）的中国，找不出几位真正的文学作者，又怎能出现文学大师？巴金值得我们尊敬，是因为那些捞取政治资本的伪文学，他写得不多。在那些年代，他已经有了很高的位置，是中国政治客厅里最显赫的一只花瓶，明亮温润，光可鉴人。

 董学仁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