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桂勋:反右派斗争五十五年祭·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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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桂勋:反右派斗争五十五年祭·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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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派斗争五十五年祭 来源：博客中国 摘要: 今年是“反右运动”发生五十五周年。这场运动是从响应中共号召、帮助中共整风开始的。各界人士、特别是各界知识分子，在帮助中共整风的过程中各抒己见、踊跃建言，结果纷纷因言获罪，划为“右派”，受尽迫害。据统计，运动中正式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317万多人，加上被冠以“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等恶称，按“右派”身份对待的人，共有500多万。被迫害人的家属、亲友，遭受株连、遭受批斗、终身被列为政治贱民的又有好几千万。 但是，五十五年过去了，这场运动的各种档案至今仍然被尘封着，这场运动的是非曲直至今依然被颠倒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对运动的真相知之甚少，更谈不上从中了解和吸取历史的教训。 今年是“反右运动”发生五十五周年。这场运动是从响应中共号召、帮助中共整风开始的。各界人士、特别是各界知识分子，在帮助中共整风的过程中各抒己见、踊跃建言，结果纷纷因言获罪，划为“右派”，受尽迫害。 据统计，运动中正式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317万多人，加上被冠以“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等恶称的人、被划为“中右分子”的人、未划“右派”却按“右派”身份对待的人，这样被直接迫害的人共有500多万。被迫害人的家属、亲友、同事、同学，遭受株连、遭受批斗、终身被列为政治贱民的又有好几千万。 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被“反右派斗争”所镇压的，是一场以进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改革运动，他们要求接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训，发扬民主、尊重人权、实行宪政、建立法治，改革社会政治体制，去除封建专制主义在各领域的影响，真正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而凭借手中的权力大肆镇压、大兴文字狱、大事迫害的人，则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窃取了国家权力的专制独裁者，是反对宪政民主、反对政治改革的顽固守旧势力，是对抗社会进步和时代潮流的反动力量。 但是，五十五年过去了，这场运动的各种档案至今仍然被尘封着，这场运动的是非曲直至今依然被颠倒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动的亲历者陆续退出历史舞台，留存的越来越少了；而一代又一代在文过饰非的宣传和无处不在的谎言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这场运动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为此，我们这些运动的亲历者、历史的见证人，应该留下更多的记忆，让真相得以传承，让历史不致中断，让沉痛的过去，真正成为未来的指引。这样，我们这个民族才会有真正的希望。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二十大”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作了一个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即《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指责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专制独裁、肃反扩大化，杀了自己的同志、战友几百万人，流放劳改上千万人，真是触目惊心，骇人听闻。中共领导人接受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教训，认为不能搞个人崇拜。1956年9月召开中共“八大”，大会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在党纲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表示不再搞个人崇拜，要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1956年11月召开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明年开展整风运动”。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现在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各族人民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在提到肃反时说“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错了就要平反。”“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还说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在提到各党派的关系时说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还讲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当时我是北大的学生，马寅初校长参加了会议，他听了很兴奋，并向大家做了传达。（可是，在整风转为反右派斗争之后，在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这个讲话时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次发表作了重要补充和修改，与原来讲话精神有根本性的改动。大家读了都十分诧异，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现在只能看到这种修改稿，原讲话稿就看不到了。甚至可以说不让看了。） 3月12日毛泽东又发表《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共产党要整风，希望党外人士、“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并继续强调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欢迎党外人士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并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以打消各界人士的思想顾虑，让大家畅所欲言，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这个整风指示在5月1日发表，“言者无罪”是对全国人们的承诺。（年轻的读者可能不知道这一承诺，请记住“言者无罪”这一承诺，看看毛泽东是怎样违背这一承诺的。他说话不算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正直的人都难以想象。） 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请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还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请邓小平同志召集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单位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在这样诚恳的邀请下，5月出现了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的高潮，大家提出许多改善党的领导、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的中肯的建议。 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告诉省、部一级的党组织，“……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还说“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就是说要大家对共产党缺点错误进行批评，而不是评功摆好，只说好的，不说坏的，或者总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难免的”这样的套话。 5月初，为了贯彻整风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由李维汉部长主持，与会者都畅所欲言，提出批评意见。每天报纸、电台都报导各界民主人士的发言。5月16日发言完毕，李维汉宣布：从明天起座谈会休息几天。 为何休会呢？当然是出了大事，多年之后李维汉在他写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中透露出来这个秘密。他说每次座谈会后他都向中央常委汇报，毛泽东听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和带有刺激的话，如“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罗隆基说的“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等等之后，毛泽东受到很大刺激，很不满意，就决定要整这批人，并让《人民日报》继续发表座谈会上的发言，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并于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让党内高级干部看，把这批提意见的人称为右派，表明要反击右派的决心。这就是毛泽东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毛泽东还得意地说这不是阴谋是“阳谋”。（请读者想一想，一个国家领导人对人民搞“阳谋”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什么行为？他说话不算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言而无信，说假话骗人，最后再整人。这比搞阴谋还要阴谋、还要毒辣。这是不道德的行为，这是流氓政客的流氓行为。） 当时北大学生还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决定要反击右派。北大在5月19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之后几天就出现大字报的高潮，到处是演讲会、辩论会。来了很多外校的大学生、机关干部、报社记者参观大字报。人声鼎佛，熙熙攘攘。燕园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李维汉还在书中提到“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这也是“引蛇出洞”吧。当时大字报介绍海德公园的情况时说，每个人都可以参加辩论，自由发表意见，没有打击压制别人发言的现象。还提到这样一句名言，“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用生命保护你发言的权利”。民主意识很强，也很文明，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 上面提到的情况还不算太严重的，引起毛泽东决定反右派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来自社会上的：鸣放以来揭发出来的矛盾使学生、工人闹起事来。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论职工闹事》的社论。再不管，引起“匈牙利事件”那还了得！这是共产党绝对不允许的，因此必须赶快采取果断措施。所以在5月15日毛泽东写了那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决定要反击右派，李维汉回忆时忽略了这一点。 5月21日，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又继续举行座谈会，章伯钧发言提出“政治设计院”的问题。 5月22日，罗隆基发言，反右派时给标上了“平反委员会”的标题。 5月23日至5月29日又休会七天。休息几天是因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布置反右派的问题。 在5月25日毛泽东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在接见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说“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什么是“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当时他并没有说。 5月30日座谈会又继续举行，发言的人很多，在6月1日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储安平在左动员右动员之下才发言，“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提出“党天下”的问题，从而铸成大祸，带来灭顶之灾。 毛泽东决定反击右派后，也已经开始组织反击的文章，但还没想马上开始。如上所述，社会上出现罢工、罢课现象又有发展：北京各高校的学生涌入北大，促使北大停课；大学生出去串联，北航二千学生要上街游行；西安交大罢课，上海大学生也要罢课。罢工罢课这是共产党绝对不允许的。6月6日章伯钧召集“六教授会议”（这就是有名的六六六会议）分析当前形势。认为形势很严重，怕闹起事来，章伯钧说民盟有责任帮助共产党稳定局势，要马上通知周总理。章伯钧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打电话，但电话没有接通。6日当晚，史良向周总理反映了章伯钧和六教授会议的意见。这都是好心好意，怕出乱子，可以看出他们的真心实意，他们都是从爱护共产党的角度出发的。其实毛泽东已经决定要整他们了，他们还不知道，自献殷勤。但是起到了提前反右派的作用。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这时报纸电台转了方向，每天报导反右派斗争的消息。反右派斗争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历时一年多，全国共划右派317万多人，有500多万人受迫害。实际上是制造了500多万人的冤假错案。
提到反右派斗争，就不能不提两个最大的右派分子章伯钧和罗隆基及其“章罗同盟”的问题，在以后批判时“章罗同盟”变成“章罗联盟”。 毛泽东在1957年7月1日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其中的章就是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其中的罗就是罗隆基，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毛泽东认定章伯钧、罗隆基是右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右派的老祖宗”，认定他们结成联盟，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因此就钦定了这两个最大的右派。章伯钧定为头号大右派，罗隆基定为第二号大右派。同时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也就成了反右派斗争的重灾区。 究竟他们俩说了些什么呢？请看： 章伯钧的代表言论是“政治设计院”。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 “章伯钧（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五月二十一日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他认为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他还提出，国务院开会常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形式主义的会可以少开。”以上就是报纸刊载章伯钧关于“政治设计院”的原话。这是当时“三大右派言论”之首的“政治设计院”。因此章伯钧定为头号大右派。 从章伯钧的发言看，他没有提出单独成立政治设计院，他没有反对共产党，没有反对社会主义。发言符合整风精神，因为整风就是要让人提意见，“鼓励批评”。整风指示中承诺“言者无罪”，怎么提意见又“言者有罪”呢？这就违背了“言者无罪”的承诺。言而无信，诚信何在？道德何在？再说，他的发言也不违反宪法，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的自由。所以他没有什么错误，苍天可鉴。 罗隆基的代表言论是“平反委员会”，1957年5月22日罗隆基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言，5月23日《光明日报》刊出，报导原文如下： “他谈到顾虑与保证问题。他说：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过，由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肃反偏差。他拥护这主张，他说，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有三大好处： 一、可以鼓励有意见的人向委员会申诉。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希望有说话的地方，并且希望“条条道路通北京”，认为有意见能够传到北京，就是“下情上达”。因此，有了这个委员会，就可以使有委屈的人不至于没地方申诉。 二、可以更好地做好平反工作。王昆仑先生说，现在有人以为今天的‘鸣’‘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实这不外是经验主义者错误的主观主义设想出来的公式。过去许多大运动有了极大的成绩，但的确也有些偏差，伤害了一些人，因此造成一些隔阂。过去的运动都有平反工作。不过，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将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的组织去处理。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了。如果成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那就可以将平反的机构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来。过去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今天平反有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那就更有利于做平反工作。 三、在‘鸣’‘放’中，就没有没顾虑的人。谁也不敢保证，对‘放’与‘鸣’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也有路可走。 “这样的委员会，中央有，地方也应该有，而且中央可以领导地方的这样的委员会；全国有了这么样的有系统的机构，一定能够保证‘鸣’‘放’得好。我这仅是个建议，很不成熟，不知道是否妥当。”以上就是报纸刊载罗隆基建议的原话，批判时给加上“平反委员会”。这是当时“三大右派言论”之二的“平反委员会”。因此罗隆基定为第二号大右派。 罗隆基的这个建议（注意，这是他的建议）符合整风指示精神。他建议成立的委员会是“我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可以看出他不是背着共产党搞阴谋诡计，不能说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再说，他这个建议是根据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有关肃反问题的指示精神提出的，精神是一致的。说罗隆基的建议是反共反社会主义，那么毛泽东那个讲话又怎么办？毛泽东算不算反共反社会主义呢？这样一比较可以看出罗隆基的建议没有什么错误，更谈不上反共反社会主义，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要对个人负责，也要对历史负责，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关于“章罗联盟”的问题。毛泽东说有个“章罗同盟”，还认定“章罗同盟”是右派的组织者、领导者，“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于是全国上下，舆论一律，都批判“章罗同盟”。以后又批判成“章罗联盟”联合夺权。开始章伯钧不承认有“章罗联盟”，后来在强大的压力下，违心地承认思想上相近，“思想上的联盟”。真是离奇，世界上哪有“思想上的联盟”这样的说法呢。罗隆基性格耿直，还有当教授时的书生气，坚决不承认有个“章罗联盟”，他还找到章伯钧的家和章伯钧吵了一架，他说“我什么时候和你有过联盟”，最后他生气地说“我过去没有和你联盟，现在也没有和你联盟，将来也不会和你联盟。”气得他把手杖都折断了。他多次申辩，写材料说明根本不存在“章罗联盟”，还给当时民盟主席沈钧儒写信，详细说明他和章伯钧没有任何联盟，坚决不承认所谓的“章罗联盟”。然而，毛泽东说有“章罗同盟”就是有，金口玉言，一言九鼎，最后就以“章罗联盟”定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事隔二十多年，1981年12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史良在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中批判的‘章罗联盟’，在组织上是不存在的，各级组织的所谓‘章罗联盟分店’更是没有根据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民盟中央是有责任的，我们将从这里以及从其他的‘左’的错误中，吸取必要的教训。”（引自《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手册》第44页，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一九八二年五月） 可以看出，1957年当时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章罗同盟”。毛泽东故意捏造一个“章罗同盟”硬说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打倒章伯钧和罗隆基，打垮民盟，改组民盟，让民盟听他的话，让民盟也当驯服工具，服从他的领导。用捏造材料来整人，这是卑鄙可耻的流氓行为。毛泽东为何要打垮民盟呢？在1946年旧政协期间，民盟发展很快，人员多，势力大，已经发展成第三大党，和共产党并肩战斗，与蒋介石国民党作斗争。解放后民盟威信高，发展快。毛泽东害怕民盟发展成“反对党”，威胁他的独裁统治，所以要打垮民盟。 1957年，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是沈钧儒，四个副主席是章伯钧、罗隆基、史良、高崇民。主席沈钧儒年迈力衰，不管什么事。民盟工作由四个副主席集体领导，一切事先由四个副主席同秘书长胡愈之五人小组协商，重要事必经过中央常委会的座谈和批准。当时史良是副主席负责组织工作，当时她就知道所谓“章罗联盟”是不存在的。可是毛泽东说有个“章罗同盟”，并且，当时已经是舆论一律，不允许有不同声音了，她不敢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就昧着良心，说了一些昧心的话，做了一些昧心的事。然而，经过二十多年，特别是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后，她的思想有所转变，有所反省，又敢于讲真心话了。也可能是她良心发现了，受到良心的谴责，她才做了上述带有声明性的讲话，说“‘章罗联盟’在组织上是不存在的”。作为民盟主席的史良上述讲话足以证明反右派时的“章罗联盟”是不存在的，“章罗联盟”是凭空捏造的，成心整人。史良有所反省，有所自责，她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民盟中央是有责任的”。 现在已经证明“章罗联盟”是不存在的。根据“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精神，原先的不实之词应该推倒，应该郑重宣布“章罗联盟”是不存在的，给“章罗联盟”平反。 “章罗联盟”已经证明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也就不存在了。并且他俩的发言也构不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因此，章伯钧、罗隆基划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给予改正，不能再保留右派分子的结论了。要对个人负责，也要对历史负责，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还有一件事可以作为佐证。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隆重纪念罗隆基先生九十周年诞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会上说：“今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缅怀他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的贡献。我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今天座谈会的主办者——中国民主同盟中央致意，并向罗隆基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问候。……”他最后说：“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从这个讲话中可以证明罗隆基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既然如此，把这样的爱国者划为右派分子，纯属错划，应该改正，彻底平反。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当时“三大右派言论”之三的“党天下”，这是第三号大右派储安平提出来的。 1957年6月1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座谈会上发言，题目是“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他的发言如下：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眼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成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几位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以上就是储安平发言的原话。就因为他提出“党天下”成为全国闻名的第三号大右派。章伯钧说“储安平成历史人物了”。因“党天下”遭到批判斗争，劳动改造。到文化大革命被迫害出走，就失踪了，没有音信，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他发言说什么小和尚、大和尚，不够严肃（按：小和尚、大和尚，这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民主党派人士时用的词）。但还是提意见吧。他认为1949年开国时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六个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国务院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有点像联合政府的样子。以后政府改组时副主席就没有党外人士了。国务院改组后十二个副总理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他认为，这就不像联合政府的样子了。他对此有意见，在座谈会上提出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没有反共反社会主义。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所以他没有罪；按“言者无罪”的承诺来讲，他也没有罪。把他定为大右派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呢？广大读者是心明眼亮的。我认为还是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应该给他改正。这是对个人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
从1957年6月8日开始，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到处是批判会、斗争会，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历时一年多。全国共划了多少右派呢？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当时并不知道。 关于这些数字已经有文章披露出来了。郭道晖老先生写的文章《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刊登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上）说的就很清楚，文章中说，“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人。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首先看出前后两个数字不一样。我们要问，为什么前后两个数字不一样？这是为什么？看起来说假话的年代还没有过去，说假话者还在说。从上面数字可以计算出错划右派有317万多人（除去不予改正的96人还有错划右派3178374人），错划率高达99.9969％，正确率仅为0.003％，即十万分之三。“扩大化”扩大了33109倍。换句话说，为了揪出“96个右派”，竟然冤枉317万多个无辜者。也可以说，为了揪出一个右派，竟然冤枉3万多个无辜者。扩大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事请。另外，从上面披露的数字可知右派再加上“中右”分子共计有461万多人。就是说有461万多人因反右派运动受到打击和迫害，他们都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 其实，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打击和迫害的受害者还不止上面所说的461万多人。李锐老先生（毛泽东秘书、毛泽东研究专家，）写了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发表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上）。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此外，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计人数也达50万；后来决定不在这类人中划‘右派’，于是他们被戴上‘坏分子’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样悲惨。”可知除上面所说461万多个受害者之外，还有50万人受到打击和迫害，他们也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显然这50万人不包括在那461万多人之内。461万多再加上50万就是511万多人了。还有，有的地方在工人中也划了右派。例如有文章说人民日报社把报社工厂中工人团员郭卷生划为“右派”，后来发现有规定说在工人中不划右派，报社反右领导小组遂将郭转划为“坏分子”，当了二十多年的“坏分子”，境遇同样悲惨。文章中还有一段震撼人心的数字：“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数字。经历了‘反右’的难言摧残，到‘文革’中，32名‘右派’中有4人自杀：副总编辑黄操良、农村部副主任刘晓晞、团员林安乾和国际部编辑胡平。如加上反右运动开始时自杀的副总编辑杨刚，则达5人之多。”自杀的占右派总数百分之十五。然而，“到1979年春天，报社确认在1957年运动中所划的32名‘右派’和1名‘坏分子’全部是错案，充分说明《人民日报》1957年‘反右’并非‘扩大化’，而是全部搞错了，依照政策全部予以改正。”（请看《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人民日报是怎样改正错划右派的》）。这一类“工人右派”转划为“坏分子”的人，二十多年境遇同样悲惨，他们也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这样的“坏分子”全国有多少，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这一批人也不包括在那461万多人之内。还有在“中专”学生中也划了不少“右派”，也都送去劳动改造（我们劳动改造时就有“中专”的学生右派）。后来有规定不在“中专”学生中划右派，于是他们又被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其他的帽子，命运同样悲惨，他们也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这一批人有多少，一般人也不知道。这一批人也不包括在那461万多人之内。另外还有一批“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就“按右派分子对待”的人（当时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只有党委知道），当时也称为右派。现在看来，应该叫作“编外右派”。（当时正式右派与“编外右派”的区别在于：正式右派是指经过党委审查批准，有党委批件，在党委划右派的名单上是有记载的，就算正式划为右派的人。而“编外右派”是指没有经过党委审查批准、没有党委批件、在党委划右派的名单上是没有记载的、是找不到的。）这些人和右派一样都送去劳动改造，与正式右派毫无区别，大家也不知道这些详细情况，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而是“错按右派分子对待”的“编外右派”。这一批人也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这一批人有多少，一般人也不知道。显然这一批人也不包括在那461万多人之内。例如北京大学就有这样一批“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就“错按右派分子对待”的人。笔者本人就是北京大学“错按右派分子对待”这一类之中的一个。领导说我是右派，让我和右派一起劳动改造。当时我只知道原来说我不划右派，怎么现在又说是右派呢？我想不通，感到很冤枉。但不知道我这个“右派”是“没有经过党委审查批准、没有党委批件”的“编外右派”。由于我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不出卖良心、不做违心的检查、不承认是右派，维护我人格的尊严。我还到处上访告状，给中央写信直呼“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党委认为我态度不好、不认罪承认错误，因此，就让我长期劳动改造。我经过42年的抗争和磨难，到1999年北大才给我平反。平反决定的标题是《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从这标题中就可以看出，我“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而是“错按右派分子对待”我42年，造成我42年冤案，毁掉我一生。期间让我劳动改造二十多年，只发生活费，造成经济上、精神上很大损失和伤害。尤其“文革”十年浩劫期间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耳朵打聋，精神失常，落得浑身是病。我的大好青春年华就这样给断送了，一个北大学子的美好前程也都成为泡影。给我平反时我已经是一个年逾花甲的退休老人。平反之后，北大党委副书记郝某接待我，当时还有我同班的几个同学作陪。我问他“北大划了多少右派”，他说“北大划了七八百个右派”。我又问他“我算不算在这七八百个右派之内呢？”他说“你不算在这七八百个右派之内，因为北大划右派的名单上没有你。”他还说：“错按右派对待你四十多年，影响了你的一生，改变了人生轨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都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悲剧。……”当他知道我还当过北京大学第一届学代会的代表时，他惋惜地说“我们耽误了一个好人。”可以看出，我虽然当了四十多年的右派，享受右派“待遇”几十年，但我还不是右派、不包括在那“317万多个右派”之内，真是千古奇冤，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匪夷所思，这也是中国特色吧！这样算来，右派加“中右”461万多人再加上面所说的这四批人就有500万多人因反右派运动“扩大化”而受到打击和迫害，这都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若按500万多受害者来计算，就是说为了揪出“96个右派”，竟然冤枉500万多个无辜者，也可以说为了揪出一个右派，竟然冤枉5万多个无辜者。“扩大化”扩大到五万多倍。这与“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掉一个”的策略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要残暴千万倍。真是骇人听闻，令人不寒而栗。中国历史上有过不少文字狱，但伤害的人数都没有反右派运动伤害的多。可以说，反右派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再看一看反右派运动所造成的恶果。 上面已经说过，当时划右派317万多人，全被送去劳动改造，有的还被关进监狱。其中有的死在农场、有的死在监狱。有的枪毙、有的自杀、有的病死、有的饿死。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就是一些劳教农场，如黑龙江北大荒的劳教农场，甘肃酒泉夹边沟的劳教农场等等。例如戴煌他们那个农场，就饿死好多右派。1960年10月13号，这一天，有一个小队100多名“老右”就饿死七个人。另一个小队百十来名“右派”中，饿死、病死、自戕身亡的前后就有30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请看戴煌先生所著《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更有甚者是死在“人民的”枪口之下。“文革”中各地经常枪毙人，枪毙人的布告上经常有一两个右派的名字。究竟全国枪杀和迫害致死多少右派，一般人难以计算，估计约有十万人之多。再以北京大学为例，1957年，当时有师生八千多人，在师生之中正式划右派716人，再加上“中右分子”和“错按右派分子对待”的人，就有1500人因反右派“扩大化”而蒙受不白之冤。他们全被送去劳动改造：有的送到劳教农场，有的送到工厂或农村劳动改造，还有的关进监狱。其中有的人死在农场，有的人死在监狱，有的人自杀，有的人病死、有的人饿死。还有几个人死在“人民的”枪口之下。王书瑶校友收集整理的“已知北大部分右派名单”中说北大右派非正常死亡有26人，占右派人数的3.63%，其中8人处决，被打死1人，教养期间病死饿死6人，自杀10人，死因不明1人。被处决的8人是：林昭、任大熊、黄宗羲、顾文选、张锡琨、吴思慧、黄立众，沈元等。文革时被打死的1人是施于立，劳改时病死饿死6人是：刘奇弟，陈洪生，朱祖勋，黄思孝，肖其中，袁植芬。自杀者10人是：敖瑞伯、贺永增、林国策、郑光弟、章鹏、孙贤义、黄茂兰、周云霞、林生方、胡家胎。死因不明者1人姓名不知。这仅仅是在书刊上看到的，在书刊上看不到的死难者肯定还有。估计北大右派中被迫害致死者约有三十人左右。然而，经过二十多年磨难之后，这1500个受害者除1人“因去国外不予复查”之外全都给予改正或平反，有的叫纠正。可以说全部是冤假错案，这充分说明北京大学1957年反右派运动并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全部搞错了。要知道这1500个北大学子都是北大精英，都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具有开创精神，都是未来的国家栋梁之材。然而，竟惨遭如此厄运，对国家来说也是很大的损失，令人感慨万千、痛心不已。这是北大的耻辱，民族的悲哀。为何以北大为例，这是因为北大反右派运动是在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反右的第一号干将”邓大人亲临北大直接指挥下进行的。1957年年底北大已经划了五百多个右派了，邓大人还嫌少，他在北大说，北大的右派“不是一打的问题，而是一批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一打”是十二个，而“一批”就是几十个、几百个、甚至上千个。“一批”要比“一打”多的多，意思是说还要多划。当时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心领神会又在北大搞“反右再补课”，这一“再补课”又多划了一二百个右派，还制造了一批“编外右派”和“中右”分子。北大是全国划右派最多的一个单位。北大是反右派运动的一个“样板”，是在全国树立的典型。现在看来北大也是反右派运动的重灾区，有一千五百人受到打击和迫害。可以说北大的反右派运动是全国反右派运动的一个缩影，了解北大反右派运动的情况，就大致了解全国反右派运动的情况了。 反右派斗争之恶果还在于：从此，就不再允许不同意见存在了，全国都“鹦鹉学舌”地一个声音说一样的话。人们不敢说真话了，开始了说假话的年代。从此，走上了专制独裁，家长制专权，一个人说了算。这样就导致了“大跃进”的疯狂年代。结果是，三年全国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更进一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的）。造成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几十年，国家经济几乎崩溃。这是多么让人痛心的事呀。
共和国家的标志是制定宪法，按宪法办事，民主共和，政治民主化，实行民主选举，尊重公民的权利，尊重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七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毛泽东在2月27日讲话中也提到“宪法中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而反右派斗争就是因为“提批评意见”而定罪就是“以言定罪”。“以言定罪”是违背“公民有言论自由”这一条的，就是违反宪法的。因此，反右派斗争是违反宪法的行为。 其二，当初《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承诺“言者无罪”，而后的反右派斗争是因为“提批评意见”而定罪的，是“以言定罪”。这是违背“言者无罪”承诺的，言而无信，说话不算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流氓行为。 其三，反右派斗争定了317万多个右派，有500多万人受迫害。然而经过二十多年之后，除“保留96个右派分子”之外（这96个右派分子有的还应该重新研究），其余的500多万人全是冤假错案，错案率高达99.9969%以上，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反右派斗争”这样的劣等“成绩”，证明“反右派斗争”是不必要的、是错误的。 根据以上三点理由，“反右派斗争”不只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错误”的问题。应该完全否定“反右派斗争”。不能再违心地空喊“反右派斗争是正确和必要的，但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还历史真相，顺应民意，得到人民的认可。现在是时候了，应该郑重地宣布：“反右派斗争是违反宪法的行为、是错误的，是二十二年浩劫。”并向受害人道歉、赔偿。
能反省历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能正确对待冤案的政府才是负责任的政府。应该认真反省“反右派斗争”的错误，尤其是那些整人的“左派”更应该反省：当时为什么要整人？当时是怎么想的？要知道，你们升官发财了。可是，你们整的那批人都送去劳教、劳改，有的还被关进监狱。有的关死了，有的自杀了，有的饿死了，还有的被枪毙了。然而，二十多年之后又平反、改正，有的都死了连平反、改正书也没有看到。你们想过没想过这些悲惨的事情？你们一点儿良心也没有吗？你们没受到良心的谴责吗？想当初你们是帮凶、助纣为虐，你们的双手也沾满了死难者的鲜血！中国人是很讲良心的，你们应该扪心自问，自我反省。应该反省历史，以史为鉴，吸取教训。我认为制造这么多冤假错案，主要是毛泽东专制独裁造成的。其次是下级的绝对服从，助纣为虐，起到帮凶的作用。还有是个人因素，这是很复杂的。要解决专制独裁的问题，就要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防止专制独裁、政治民主化、实行民主宪政，尊重宪法，按宪法办事。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尊重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是世界潮流，不可阻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现在是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应该认清这一点，顺应历史潮流，顺从民意。政治体制改革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经济体制改革收效很大，举世瞩目。但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收效甚微。我认为要实行民主宪政。首先要做的是：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宪法上明文规定的，做起来并不难，只要认真做是可以做到的，但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都做不到，还谈什么民主、自由。空谈民主自由都是骗人的把戏。现在经常听到“要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请问，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出版自由，怎么谈得上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就成了一句空话，这不是很浅显的道理吗？应该深思。其次是制定法律，修改宪法，对最高领导人要有监督、制约机制，防止个人专制独裁，防止搞家长制一个人说了算。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也是最迫切的、最重要的。我几十年不幸的遭遇，我的感想就是：只有民主科学才能救中国。民主即民主宪政，科学即科学技术。要用这两条作为指导思想来建设中国，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 但愿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不要再让人民受苦受难，不要再让国家走弯路。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作者：闫桂勋 来源：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7d04adaf010147sl.html 我想说的是知识分子最关心的反右派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知识分子二十多年的灾难：有的被关进监狱成为囚犯，大多数人被送到劳改农场劳动教养，或送到工厂、农村劳动改造，受尽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有的饿死，有的病死，有的自杀，还有的被枪毙，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约有十多万人在反右派运动中和以后的“大饥荒”中、“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可以看出反右派运动绝对是“一件大事”。然而，反右派运动造成的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难和受害者的有关数字在《大事记》里就没有“全面客观准确”地记载。我的感觉是有意淡化这一段历史，不敢说出历史真相，有意让人们忘却这一段历史，以掩盖制造“这一大冤案”的罪魁祸首的罪行。 关于反右派运动，我在《大事记》里找到的有关内容有如下两条： 1957年4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随后展开。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6月，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夏季基本结束。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78年4月5日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指出对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到11月，全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于1980年基本结束。 第一条中说反右派斗争“是正确和必要的”，这里暂且不说，我另有文章讨论。 第一条中还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但是，“扩大化”严重到什么程度，扩大了多少人？都没有说。其实，这是最本质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还说“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究竟造成了什么样“不幸的后果”，有没有整死的，有没有枪毙的，有没有自杀的，有没有饿死的，有没有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全国迫害致死了多少人，这也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也都没有说。 第二条中说，“对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但是，“错划”了多少人，“改正”了多少人，还有多少人没有改正，为什么没有改正，这些也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也都没有说。 关于这些数字已经有文章披露出来了。郭道晖老先生（1948年加入共产党，入党六十多年了）写的文章《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刊登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上）说的就很清楚，文章中说，“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人。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可以看出前后两个数字不一样。我们要问，为什么前后两个数字不一样？这是为什么？这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看起来说假话的年代还没有过去，说假话者还在说假话。从上面数字可以计算出错划右派有317万多人（除去不予改正的96人还有错划右派3178374人），错划率高达99.9969％，正确率仅为0.003％，即十万分之三。“扩大化”扩大了33109倍。换句话说，为了揪出“96个右派”，竟然冤枉317万多个无辜者。也可以说，为了揪出一个右派，竟然冤枉3万多个无辜者。扩大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事请。另外，从上面披露的数字可知右派再加“中右”分子共计有461万多人。就是说有461万多人因反右派运动受到打击和迫害，这都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 其实，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打击和迫害的受害者还不止上面所说的461万多人。李锐老先生（毛泽东秘书、毛泽东研究专家，1937年5月参加共产党，入党七十多年了）写了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发表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上）。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此外，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计人数也达50万；后来决定不在这类人中划‘右派’，于是他们被戴上‘坏分子’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样悲惨。”可知除上面所说461万多个受害者之外，还有50万人受到打击和迫害，他们也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显然这50万人不包括在那461万多人之内。461万多再加上50万就是511万多人了。还有，有的地方在工人中也划了右派。例如有文章说人民日报社把报社工厂中工人团员郭卷生划为“右派”，后来发现有规定说在工人中不划右派，报社反右领导小组遂将郭转划为“坏分子”，当了二十多年的“坏分子”，境遇同样悲惨。文章中还有一段震撼人心的数字：“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数字。经历了‘反右’的难言摧残，到‘文革’中，32名‘右派’中有4人自杀：副总编辑黄操良、农村部副主任刘晓晞、团员林安乾和国际部编辑胡平。如加上反右运动开始时自杀的副总编辑杨刚，则达5人之多。”自杀的占右派总数百分之十五。然而，“到1979年春天，报社确认在1957年运动中所划的32名‘右派’和1名‘坏分子’全部是错案，充分说明《人民日报》1957年‘反右’并非‘扩大化’，而是全部搞错了，依照政策全部予以改正。”（请看《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人民日报是怎样改正错划右派的》）。 这一类“工人右派”转划为“坏分子”的人，二十多年境遇同样悲惨，他们也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这样的“坏分子”全国有多少，只有天知道，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这一批人也不包括在那461万多人之内。还有在“中专”学生中也划了不少“右派”，也都送去劳动改造（我们劳动改造时就有“中专”的学生右派）。后来有规定不在“中专”学生中划右派，于是他们又被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其他的帽子，命运同样悲惨，他们也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这一批人有多少，也是只有天知道，一般人也不知道。这一批人也不包括在那461万多人之内。另外还有一批“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就“按右派分子对待”的人（当时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只有党委知道），当时也称为右派。现在看来，应该叫作“编外右派”。（当时正式右派与“编外右派”的区分在于：正式右派是指经过党委审查批准，有党委批件，在党委划右派的名单上是有记载的，就算正式划为右派的人。而“编外右派”是指没有经过党委审查批准、没有党委批件、在党委划右派的名单上是没有记载的、是找不到的。）这些人和右派一样都送去劳动改造，与正式右派毫无区别，大家也不知道这些详细情况，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而是“错按右派分子对待”的“编外右派”，当时他们自己也认为正式被划为右派了，跟着正式右派一起劳动改造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区别。这一批人也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这一批人有多少，也是只有天知道，一般人也不知道。显然这一批人也不包括在那461万多人之内。 例如北京大学就有这样一批“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就“错按右派分子对待”的人。笔者本人就是北京大学“错按右派分子对待”这一类之中的一个。领导说我是右派，让我和右派一起劳动改造。当时我只知道原来说我不划右派，怎么现在又说是右派呢？我想不通，感到很冤枉。但不知道我这个“右派”是“没有经过党委审查批准、没有党委批件”的“编外右派”。由于我坚持真理、不出卖良心、不做违心的检查、不承认是右派，维护我人格的尊严。我还到处上访告状，给中央写信直呼“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党委认为我态度不好、不认罪承认错误，因此，就让我长期劳动改造。我经过42年的抗争和磨难，到1999年北大才给我平反。平反决定的标题是《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从这标题中就可以看出，我“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而是“错按右派分子对待”我42年，造成我42年冤案，毁掉我一生。期间让我劳动改造二十多年，只发生活费，造成经济上、精神上很大损失和伤害。尤其“文革”十年浩劫期间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耳朵打聋，精神失常，落得浑身是病。我的大好青春年华就这样给断送了，一个北大学子的美好前程也都成为泡影。给我平反时我已经是一个年逾花甲的退休老人。平反之后，北大党委副书记郝某接待我，当时还有我同班的几个同学作陪。我问他“北大划了多少右派”，他说“北大划了七八百个右派”。我又问他“我算不算在这七八百个右派之内呢？”他说“你不算在这七八百个右派之内，因为北大划右派的名单上没有你。”他还说：“错按右派对待你四十多年，影响了你的一生，改变了人生轨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都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悲剧。……”当他知道我还当过北京大学第一届学代会的代表时，他惋惜地说“我们耽误了一个好人。” 可以看出，我虽然当了四十多年的右派，享受右派“待遇”几十年，但我还不是右派、不包括在那“317万多个右派”之内，真是千古奇冤，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匪夷所思，这也是中国特色吧！这样算来，右派加“中右”461万多人再加上面所说的这四批人就有511万多人因反右派运动“扩大化”而受到打击和迫害，都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若按511万多受害者来计算，就是说为了揪出“96个右派”，竟然冤枉511万多个无辜者，也可以说为了揪出一个右派，竟然冤枉5万多个无辜者。“扩大化”扩大到五万多倍。真是骇人听闻，令人不寒而栗。中国历史上有过不少文字狱，但伤害的人数都没有反右派运动伤害的多。可以说，反右派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再看一看反右派运动所造成的“不幸的后果”： 上面已经说过，当时划右派317万多人，全被送去劳动改造，有的还被关进监狱。其中有的死在农场、有的死在监狱。有的枪毙、有的自杀、有的病死、有的饿死。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就是一些劳教农场，如黑龙江北大荒的劳教农场，甘肃酒泉夹边沟的劳教农场等等。例如戴煌他们那个农场，就饿死好多右派。1960年10月13号，这一天，有一个小队100多名“老右”就饿死七个人。另一个小队百十来名“右派”中，饿死、病死、自戕身亡的前后就有30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请看戴煌先生所著《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更有甚者是死在“人民的”枪口之下。 “文革”中各地经常枪毙人，枪毙人的布告上经常有一两个右派的名字。究竟全国枪杀和迫害致死多少右派，一般人难以计算，估计约有十万人之多。再以北京大学为例，1957年，当时有师生八千多人，在师生之中正式划右派716人，再加上“中右分子”和“错按右派分子对待”的人，就有1500人因反右派“扩大化”而蒙受不白之冤。他们全被送去劳动改造：有的送到劳教农场，有的送到工厂或农村劳动改造，还有的关进监狱。其中有的人死在农场，有的人死在监狱，有的人自杀，有的人病死、有的人饿死。还有几个人死在“人民的”枪口之下。王书瑶校友收集整理的“已知北大部分右派名单”中说北大右派非正常死亡有26人，其中8人处决，被打死1人，教养期间病死饿死6人，自杀10人，死因不明1人。被处决的8人是：林昭、任大熊、黄宗羲、顾文选、张锡琨、吴思慧、黄立众，沈元等。文革时被打死的1人是施于立，劳改时病死饿死6人是：刘奇弟，陈洪生，朱祖勋，黄思孝，肖其中，袁植芬。自杀者10人是：敖瑞伯、贺永增、林国策、郑光弟、章鹏、孙贤义、黄茂兰、周云霞、林生方、胡家胎。死因不明者1人姓名不知。这仅仅是在书刊上看到的，在书刊上看不到的死难者肯定还有。估计北大右派中被迫害致死者约有三十人左右。 然而，经过二十多年磨难之后，（有的已经命赴黄泉，）这1500个受害者除1人“因去国外不予复查”之外全都给予改正或平反，有的叫纠正。（林昭这样的也都得到改正、平反）可以说全部是冤假错案，这充分说明北京大学1957年反右派运动并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全部搞错了。（请参看陈奉孝文章《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张元勋文章《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要知道这1500个北大学子都是北大精英，都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具有开创精神，都是未来的国家栋梁之材。然而，竟惨遭如此厄运，对国家来说也是很大的损失，令人感慨万千、痛心不已。这是北大的耻辱，民族的悲哀。 为何以北大为例，这是因为北大反右派运动是在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反右的第一号干将”亲临北大直接指挥下进行的。1957年年底北大已经划了五百多个右派了，他还嫌少，他在北大说，北大的右派“不是一打的问题，而是一批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一打”是十二个，而“一批”就是几十个、几百个、甚至上千个。“一批”要比“一打”多的多，意思是说还要多划。当时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心领神会又在北大搞“反右再补课”，这一“再补课”又多划了一二百个右派，还制造了一批“编外右派”。北大是全国划右派最多的一个单位。北大是反右派运动的一个“样板”，是在全国树立的典型。现在看来北大也是反右派运动的重灾区，有一千五百人受到打击和迫害。可以说北大的反右派运动是全国反右派运动的一个缩影，了解北大反右派运动的情况，就大致了解全国反右派运动的情况了。 以上所说的这些大家最关注的数字才能真实地、全面地、客观地反映反右派运动的历史真相，才能反映出反右派运动给中国知识分子造成多么深重的灾难、给国家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如果真是以人为本，真实地、全面地、客观地记述历史，就应该在《大事记》中记载这511万多个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难和有关受害者的各种数字。记载这些数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和子孙后代牢记反右派运动这一段惨痛的历史，从中吸取教训，以史为鉴，不要再让历史悲剧重演，不要再让国家走弯路，不要再让人民受苦受难。 能认真反省历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能正确对待冤案的政府才是负责任的政府。 2012-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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