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奶奶和马大娘之死

左奶奶和马大娘，一九六六年时是北京东厂胡同六号居民。胡同里的人们一直叫他们“左奶奶”和“马大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红卫兵抄了左家并毒打左奶奶。当时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不在家中。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也拉来毒打。邻居们整个夜晚听着他们的惨叫。当天夜里左奶奶和马大娘都被打死。

北京东厂胡同位于东城区，在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和东四之间。明代皇帝的秘密警察机构“东厂”是这个胡同的名字来源。在这个胡同里，有中国科学院的“现代史研究所”，在胡同旁边，是“考古研究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报纸号称有一百万人。这一事件把红卫兵运动引向高潮，在全国各地的所有学校中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同时，也把八月初在北京校园开始的大规模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和杀戮，引向了整个北京。北京每日被打死的人数在八月十八日之后日日递增，迅速从两位数变成三位数。红卫兵在警察的帮助下，抄家，烧文物，没收居民的财物，驱逐了近十万市区居民离开北京，并且活活打死了数千人。这些人的死亡从未被报告，名字也未被记录，尸体被焚烧后也不准保留骨灰。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这些人中的两个。

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曾经开过一个卖劈柴的铺子，是个“小业主”。他们也有一些房子，一部份自己住，有一些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铺子已经归公了，出租给人的房子也是由房管局“代管”了。一九六六年他们夫妇都已经七十多岁。这一对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左先生曾经在政府办的佛教理事会任过职。

马大娘和她的丈夫当时就租了原属左家的两间小屋。所以她和左奶奶住在一个院子里。马大娘的丈夫是个工厂的工人。她没有正式工作，在胡同里帮人作家务挣钱。大家都叫她“马大娘”。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左老先生不在家。下午三点左右，中学生红卫兵来抄了左家，并且毒打左奶奶。北京传统的四合院中，多种有葡萄，夏天绿叶成荫，还有甜美果实。左家的院子里也有葡萄架子。红卫兵把左奶奶绑在葡萄架子上，用带有铜扣的军用皮带抽打。马大娘见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回来，会被打得更加厉害。她没有敢也不可能阻止红卫兵打左奶奶。但是她还是决定要帮助。她走到胡同口，在那里等着。左先生从街上回来的时候，她告诉他家中出事了，叫他逃走，不要回家。

由于马大娘报信，左先生离开了，没有回家，也没有在那天被打死。红卫兵发现马大娘报信后，立即把马大娘也绑起来打。另外，红卫兵还多次用桶提来沸水，从他们头上浇下去。

据一位邻居讲，听到他们的一声声惨叫，她无法忍受，就离开了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马路沿子上。后来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还在进行。那天天气非常热。她把门窗全部严严关起，用枕头捂住耳朵，可是还是听到他们的凄厉的惨叫声。到了半夜三点钟，声音静下来了。然后，五点钟的时候，有卡车开了。有人在黑暗中大声问：“六号，六号，六号在哪儿？”原来那是来收尸体的卡车。邻居们听到了把尸体“砰砰”扔上卡车的声音。据说直到很多年后，她一听到人问“六号在哪儿”，就会回想起那一景象，感到胆战心惊。

另一位耳闻者说，打他们的时候，声音“象杀猪一样。”实际上，左奶奶和马大娘被杀害，他们受到的对待比猪不如。猪被沸水烫而除毛是在被杀死以后，而不是以前。猪被用刀子一下子杀死，并不经受死前的长时间折磨。邻居用“杀猪一样”来形容，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描述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在那一天，八月二十日，东厂胡同二号的居民孙琢良和他的妻子也红卫兵被打死。孙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术精良的眼镜师。他能配置非常好的眼镜。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商店。他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些都成为红卫兵打死他们的“理由”。

那一天，东厂胡同西口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没有找到能记起他们名字的人。有人说，记得那位母亲好像穿着比较讲究，手上戴过一枚金戒指。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那一天，东厂胡同里至少有六个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一九六六年夏天在北京，那么多人被打死了，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经过了法庭审判。他们被打死，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反对毛泽东或者反对文革的行为。他们被打死的“原因”──如果说这些可以叫做“原因”的话，是他们在很久以前作过的一些事情，比如象左奶奶，曾经拥有私人产业。他们都是北京的守法市民。他们从来没有反对政府，他们甚至也没有反抗他们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们完全被动。

他们忍耐并且服从。如果他们是战俘，也不至于会被杀害。但是，他们被杀害了，而且是用残酷的方法杀害的。

左奶奶被打死的时候，已经是“奶奶”年龄的人。女性，高龄，通常是最少有侵犯性和危害性的一种人，也一般被当作不必攻击的对象。但是，她被打死了。

马大娘是个作家庭帮工的人，在社会中相对是一个比较穷的人。在理论上她不是文革的打击对象。但是文革其实从来没有给她这样的人带来什么好处，比如给她一个在“国有”单位中的职位或者帮助她提高收入等等。如果马大娘能有足够的阿Q精神的话，她可能在目睹那些比她有钱有地位的人被打的时候得到某种心理上的“胜利”而感觉高兴。但是她没有。在无数受难者中，她的故事是个例外。她是因为帮助人而被打死的。在那样恐怖的情况下，她作了仁义的选择。她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她的行为含有侠义气概，她的故事体现了道德和良心。她救了一个人，她自己被打死了。她像一个英雄。可惜，我们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东厂胡同里有“现代史研究所”，可是他们还没有记录文革，也没有记录他们的邻居左奶奶和马大娘的故事和死亡。难道他们要把这些留给东厂胡同口外的“考古所”在将来去作吗？而且，将来的人怎么能知道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被怎么打死的呢？考古学家从古代坟墓中的尸体的挣扎姿势来判断出有些人是被活埋的“殉葬者”。可是一九六六年夏天被打死的人，都被烧了，甚至连他们的骨灰，当局也不准保存，全都扔了。考古学家将无能为力。

 

 文革帮穷人了吗？

姚福贵，男，天津红桥区金钟桥小学工友。

１９６６年夏天，该校小学生打他。他冲出学校，从学校附近的河岸上跳进河中。河岸很高而河水较浅，他的头扎入河底泥沙中，两脚垂直露出水面。河岸上的很多人看到他的身体这样倒栽在水中死去。这一天大概是在8月下旬。

笔者从该校的一位老师以及一位目击了他的死亡的学生那里听到姚福贵的故事。姚福贵缺半截手指。据说他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兵，那手指是在军队中时因寒冷而冻掉的。不清楚这是事实，还是仅仅是红卫兵找来殴打他的“理由”。也不了解他死的时候有多少岁，家中有什么人。

像北京一样，在1966年8月，即红卫兵的所谓“红八月”里，天津发生了大量的残暴的事情。有的人被活活打死，有的在被打后自杀。天津近海，在海河的入口处，跳水就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自杀方式。姚富贵是这样的受难者之一。在文革时期，受难者的名字从来不被报告。在文革后，报纸发表对文革死难者的纪念文章有级别的规定，也就是说，只有够级别的人，才有资格被报纸发表平反的消息。作为一个工友，是学校里级别最低的一层人，也就没有这样的资格。

诚恳希望读者中有人能提供关于姚福贵这个人和关于他所受到的迫害的比较详细的故事。

 

李锦坡，男，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工友，年纪可能在60岁左右，１９６６年夏天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

北京景山学校是在北京市中心。（景山紧靠故宫，据说是由皇宫用剩的煤渣堆积而成。）景山学校是一所特别的从小学到高中的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受到教育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特别重视。由于这所学校的性质和地理位置，在这所学校里，也有特别多的高级干部子弟。

李景坡是传达室的工作人员，主要的工作是看学校大门，所以学生都认识他。文革前，学生都叫他“李大爷”。这也是文革前北京的中学和小学里对老年校工的普遍的称呼。北京人讲究礼貌，在胡同里，邻居之间，常常以“大爷”“大妈”称呼老人，这个称呼方法也延伸进学校。直到1990年代笔者调查学校的文革死亡，受访的一位当年景山学校的学生脱口就说，“传达室的李大爷被打死了。”事隔三十年后，他还是习惯性地叫他“李大爷”。但是这个受访者当时不是红卫兵。不知道当时打死李景坡的红卫兵，如今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如何称呼他。

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说李景坡是“历史反革命”，就把他打死。据说李景坡曾经在国民党时代的军队里服务，有过少校军衔。是否确实，不清楚。因为文革时代常常夸张了被迫害的对象在历史上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并以此为打死一个人的“正当理由”。更重要的是，不管这是否真实，这本身不能成为打死他的理由。另外，景山学校红卫兵没有权利打死任何人，即使是对依法被判处了死刑的人，景山学校红卫兵没有权利来执行死刑。

没有人有权力不经过法律程序杀害一个人，这和这个人是校工还是社会名流没有关系，和这个人历史上作过什么也没有关系。而杀害这个人，才真正是犯罪。开展和推行大规模的杀害普通人如李景坡的行动，更是罪恶。

关于李景坡死于哪一天，没有找到能记得的人。一名该校当年的学生说，这发生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另外，除了李景坡，当时还有别的老师和学校的干部被“斗争”，也就是被殴打。有一位老师叫吴寿鑫，被强迫跪在凳子上。凳子上有钉子。吴寿鑫很有才华，但是为人不世故，加上他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问题”，所以被红卫兵殴打。这位被访者记得，打吴寿鑫老师的时候，下大雨。

笔者查阅了气象记载。在1966年8月22日，北京有大雨。所以李景坡之死，很可能发生在那一天或者后一天。当时，也正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为走向高潮之时。在本网页上记载了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杨俊老师被打死，该校的人虽然记不得他死的日子，但是提到了那天下大雨。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在8月27日被打死，她们死前曾经被脸朝下按在操场沙坑的积水中。此外，一位目击者也说，北京第十二女子中学的校长，像别的校长们一样，遭到学生残酷“批斗”。加上她是一位外交官夫人，因此有式样特别的衣服，这些衣服当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奇装异服”。她被强迫穿上了所谓“奇装异服”挨斗，还被脸朝下推在操场上的一滩发绿的污水里，有红卫兵在她的背上使劲用脚踩。－－这些残酷的行为都发生在同一时期，也就是，在多雨的北京的8月，在毛泽东1966年8月18日首次在天安门接见100万红卫兵之后。在北京，在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暴力行动走向高潮，造成了大量和平居民的被虐杀。

如果读者中有人知道李景坡的死日和生平，希望提供。

笔者曾经访问一个1966年时的景山学校的红卫兵的成员。她说，她曾经到北京第六中学的红卫兵监狱参观，还记得那里的景象。她说，之所以去第六中学参观，是因为景山学校的红卫兵在1966年夏天曾经被认为不够“革命”“太温和”，为此，特地组织了一些成员到北京第六中学的校园监狱参观学习“革命经验”。这位景山学校的前红卫兵说，在第六中学的校园监狱里，她看到满地血迹斑斑。不但地上，墙上也有重重血迹。

北京第六中学与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一街之隔，离天安门广场很近。1966年夏天，那里的红卫兵因暴力出名。第六中学的红卫兵把原来的音乐教室改建成一座监狱。他们在那个监狱里打死了三个人：一个附近的居民，一个学生，和一个校工。他们还打伤了一批老师、学生和校外居民。六中的红卫兵不但建立了校园监狱，而且发展了一套残害人的酷刑。

当时的所谓“不够革命”，“太温和”，实际的意思是不够残暴。1966年夏天，六中的红卫兵在校园里面打死了三个人，景山学校红卫兵在校园里打死了一个人，相比之下，所以被算作“温和”。这样的关于“温和”的说法，今天听起来是一种强烈的反讽，然而，实际上，用“温和”来描绘中小学生打死一个校工的行为，正是一个血腥时代的“写实”。

从这样的谴词造句方面的特色，我们也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以及人们的心态。在我的采访中，听到不少文革的经历者用“我们那儿还好”来描述他们的单位里的情况，然而当谈话继续深入的时候，我会知道所谓“还好”，是有人自杀，是有人被关押，有人被打被侮辱，根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还好”。之所以被认为是“还好”，因为在文革时代，残酷的标准是大大不同于今天的。

在景山学校，还有高中语文老师于共三和小学部教导主任季新民，在遭到“斗争”和“审查”后自杀。他们死于後来的一个迫害高潮。请看本网页上他们的条目。

景山学校现在是北京最难进入的“重点学校”之一。因为进入那样的“重点学校”，以后继续升学就有了相当大的把握。要升大学文科，要考“历史”。在中学里，“历史”也是重要的科目。但是，显然，李景坡的名字，以及于共三和季新民的名字，都不被历史记载。1966年的杀戮，也不被历史课本提及。

景山学校毕业了大量的学生。很多景山学校毕业生在今天的社会中相当活跃。如果你们看到这篇文章，请你们想办法了解李景坡的死亡日期。在学校的人事档案中，会有这样的记录。李景坡是作为“阶级敌人”被打死的，当时的媒体不会报道这样的事情，但是因为要消除户口（包括停止发放粮票）和停发工资，学校里一定是有死亡日期的记录的。如果你们可能看到这样的记录，请告诉本网页。谢谢你们的帮助。

马铁山，男，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现在是北京第161中学）工友。１９６６年夏天，被“斗争”后上吊自杀。

笔者访问过女一中的数位学生，没有人过提起这位在1966年夏天自杀的工友。後来笔者访问了一位当时的副校长。只有这位副校长，记得有马铁山这样一个人，在1966年夏天，马铁山被殴打和“斗争”，之后，自杀了。她也不甚清楚马铁山是因为有什么“问题”而遭红卫兵殴打的。她说，可能是因为马铁山的历史上的事情，可能是他在1949年以前拥有土地，红卫兵指控他是“富农”。“富农”属于“阶级敌人”，是“地富反坏右”五个敌人类别之一。且不说根本就没有人应该遭到红卫兵的殴打和虐待，实际上马铁山是否“富农”也大可存疑。由于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只有一墙之隔，在文革前，对那里的工作人员的“政治审查”，就比别处更严格，如果马铁山真是“富农”，应该早就被学校驱逐出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可能是他有“富农”的家庭背景，或者被控有富农嫌疑。在残酷的“红八月”里，因这种情况被毒打，被驱逐出家门，甚至被打死的，有相当一批。在本网页上的“陈彦荣”，就是同类例子。陈彦荣是个工人，37岁，被控是“富农”，在1966年8月27日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活活打死。

虽然是女子中学，北京第一女子的红卫兵也一样暴力化。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毛泽东和红卫兵在一起的多张照片中，有一张上有女一中的红卫兵学生，靠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在毛的接见过后的第二天，8月19日，北京第四、六、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用暴力“斗争”这三个学校的负责人和北京市教育局的干部。之后，女一中的红卫兵也在同一地点“斗争”她们的校长和老师。她们给被斗者剃了“阴阳头”，毒打他们，打得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满地血水。

该校最高负责人、中共支部书记名叫张乃一。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把她剃了“阴阳头”，用铜头皮带把她打得遍体鳞伤后，还往她身上泼粪水。粪水在受伤的皮肤上引起细菌感染，导致了败血症。张乃一的丈夫叫李达，是军队中的地位很高的干部，但是当时他也无法出面保护妻子。据当时这个学校的一位姓平的年轻教员说，张乃一被打成重伤眼看要死的时候，是她力争把张送到了医院，并且说服医院抢救。平老师的父亲是资深共产党干部，曾经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平老师当时从大学毕业不久。她是年轻老师，又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以这样的“身份”，所以还能说服红卫兵学生。张乃一得了败血症，病情严重，但是总算没有死。

当时女一中操场北侧的一间房子，成了“劳改所”，在那里关了7个“牛鬼蛇神”，有两个校长，一个中共书记，一个教导处副主任，等等。他们家里的人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被打死。

在“劳改所”里，罚跪是常有的事。长时间跪着，膝盖都跪破了，有人用点布裹上，这件事又被“揭发”，写在大字报上。为了用布裹腿这件事，又把“劳改所”里的人“斗争”了一次。看管“劳改所”的红卫兵学生警告他们：你们不老实，卞仲耘就是你们的下场。（卞仲耘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负责人，在1966年8月5日被该校红卫兵活活打死在学校中。见本纪念园“卞仲耘”条目。）

1966年秋天，把学校的“牛鬼蛇神”送到北京郊区的顺义县“劳改”。副校长佟沛珍摔倒了，一辆大车压过来。车上的人说，走资派，压吧。后来，赶大车的车把式来了，把大车停住了。佟沛珍的右臂粉碎性骨折。她在那里无法“劳动改造”。后来，有一个所谓“家庭出身好”的职员愿意帮助，说要把她“押送回京”，才把她送回北京医治。

女一中的英语老师傅敏，是翻译家傅雷的儿子，钢琴家傅聪的弟弟（他们的名字连起来是“聪敏”一词）。傅雷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再遭“斗争”和抄家，于1966年9月3日和妻子朱馥梅一起在上海家中上吊自杀。傅聪在1958年出逃到英国，当时被控为“叛国份子”。这样的家庭背景，以及学校里的暴力情形，使得傅敏到十刹海投水自杀。他自杀没有死。文革后他离开了这所中学。

告诉笔者马铁山名字的副校长，当时自己被关被打，当然无法提供马铁山被打的情况。

由于没有能找到马铁山的家人，所以这里不能提供关于他生平和死亡的详情。但是从北京女一中其他人的遭遇，我们可以想见他的遭遇。希望知情者提供有关情况。

徐霈田，北京第六中学的校工，1966年10月3日在校中被打死。

在现在已经出版的三本文革通史中，只有最早出版的一本，即高皋和严家其所写的《文革十年史》中，提到了两个在1966年夏天的红卫兵运动中，被红卫兵虐杀的两个普通人的名字：徐霈田和王光华。他们两个人都是在北京第六中学的校园里被该校红卫兵打死的。徐霈田是退休校工。王光华是该校学生。（王光华的故事也在本网页上。）《文革十年史》由于当年的红卫兵到胡耀邦那里告状而没有能公开出售。在《文革十年史》之后又出版的文革通史，则没有写出任何作为普通人身份的文革受难者的姓名。

徐霈田在文革时已经退休。他从1940年开始就在第六中学当校工。在这以前，他在别处也是工友。他一直住在六中学校里面。他没儿没女，又没有自己的住房，文革前他就退休了，但是退休后仍然住在学校里，作一些学校的工作，给学校打上课铃。

北京第六中学位于西城区，靠着天安门广场，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由于这样的地理位置，这所中学有很多高级干部的孩子。

第六中学是最早建立红卫兵组织的学校之一，也是最早开始暴力行动的学校之一。在1966年夏天，六中红卫兵以暴力行动著称。他们毒打校长，老师和同学。他们在校园外打死了一批所谓“地主婆”和“资本家”。他们在学校里建立了校园监狱。他们在学校里打伤了很多人，打死了三个人。除了《文革十年史》提到的两个名字，还有一个是住在附近的老人，名叫何汉成。因为何汉成是房产主，即使在文革后，说到六中的监狱，也只提另外两个名字，而略去了他。六中红卫兵也是臭名昭著的“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发起组织之一。

1966年夏天，高二的一些学生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徐霈田是“老洋车主，老吸血鬼”。初中的一些红卫兵把他揪出来打。打徐霈田的时候是白天。据一位目击者，当时的学生说，打徐霈田的时候，好几百学生都看到了。这个学校的初一的一个学生，拿着一根棍子，进了工友住的房子，让徐霈田出来，然后强迫老人在地上爬。这个红卫兵学生用手里的棍子在地上划出一条线，让徐霈田顺着他的棍子划出的线爬，一直爬到厕所里。一路上，对老人连踢带打。到了厕所，把老人按在小便池里喝尿，又用冷水龙头浇他，接着又到学校的开水房拿来开水烫他。折磨了很长时间后，红卫兵离开了。离开的时候，他们告诉徐霈田，叫他自己去死。

第二天晚上，红卫兵把徐霈田找来，说：你怎么还没有死，昨天不是叫你自己死的吗？徐霈田跪在地上哀求他们。他们根本不听，继续折磨他。最后他们用绳子把老人勒死。有人出主意说把老人吊起来。两个红卫兵把绳子吊在门上，把老人吊上去，但是老人摔了下来。他们把老人弄到了红卫兵设立的校园监狱里，在那里布置了自杀现场。据一位当时被关在监狱里的老师说，半夜里，他们叫关在监狱里的“黑帮”起来上厕所。房梁上吊着一个人，是徐霈田，已经死了。徐霈田的脚下方有一个凳子。“黑帮”看到，吊着的老人的脚离凳子有一尺多高，自杀者根本不可能踢开那个凳子，而且，老人脖子上的扣子是个死扣，不是活扣。

第二天天亮以后，有红卫兵学生来，有一个红卫兵往已经死了的老人的脑袋刨了一镐。

公安局的警察来了。看了，作了记录。把徐霈田的尸体拉到火葬场烧了。警察有经验，一看就知道这不是自杀。但是当时的情况下，警察不敢说什么。实际上，在徐霈田被打死一个月以前，也就是8月下旬，西城区至少已经有333人已经被红卫兵打死了。上级命令警察支持“红卫兵小将”。到9月后，上级用温和的口气要求停止“打死人”。这时警察也不会敢管这样的事情。

在1967年，徐霈田之死被揭露。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因为他们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孩子，他们多文革把矛头转向他们的父母不满，从而他们失去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失势了。在揭露第六中学红卫兵的时候，徐霈田的故事被揭露，文革后他的名字也被写入《文革十年史》中。但是当徐霈田的故事被揭露的时候，其他校工的悲惨遭遇则从来没有被印刷品提起，置徐霈田于死地的暴力迫害原则也没有被否定，以致两年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又有校工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死后，文革被中共中央逐渐否定。第六中学给徐霈田和被打死的学生王光华开了追悼会。学校当局向说徐霈田是“老洋车主，老吸血鬼”的大字报作者查问时，他说是听一个政治课教员说的。那个老师说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1979年，该校四个打死过人的红卫兵被西城区公安局拘留。他们是“西纠”的领导人，高中学生。在打死徐霈田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初一学生没有被拘留。学校当局考虑到他当时只有14岁，後来的态度也比较好。他们记得他的名字以及他的父亲的名字。他们说《毛泽东选集》里写到这个人的父亲的名字，是一个高级干部。

西城区公安局拘留了这四个前红卫兵以后，西城区检察院找第六中学的负责人去看了起诉书。也就是说，要正式起诉这四个人。但是最后没有正式起诉他们。他们被抓半年以后，被释放了。是胡耀邦写信给西城区检察院，信的大意是“红卫兵小将年轻犯了错误”。死者家属和学校当局都不同意释放这四个人。学校当局到中共西城区委谈话，区委说这是胡耀邦的意思。最后，要求这四个人，1，写了认罪书；2，给死者家属和一个被打成重伤的老师一点钱。

这四个人当时写了认罪书。这四个人被释放了。据第六中学的人说，後来查“三种人”，为别人的事情问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极不好。

北京第三中学的看门的校工，死于1966年夏天。

文革开始的时候是北京第三中学的一名学生说，1966年8月18日之后，该校红卫兵学生开始大规模的暴力行为。8月24日，他们“斗争”了该校校长李文彦。根据他的日记所记录，“会上同学们出于义愤狠揍了这个王八蛋一顿”。接着，他们班里的人作了六七条鞭子。8月27日，该校红卫兵在全校大会上，在全体人面前，在操场上领操用的司令台上，用大棒把一个附近的女性居民打死。（这个人的名字是栗剑萍，见网上材料。）三中的红卫兵也曾经在学校门口“打流氓”（这是1966年“红八月”中红卫兵活动的主要的一项。）把一个男青年吊在学校门口的一棵大槐树上。“理由”是这个男青年穿了一双“大盖鞋”，就是不用系鞋带的一种皮鞋样式，另外，这个男青年的头发有点卷。这两项就成为把他当作“流氓”毒打的“理由”。打了一阵，才发现这个人是个哑巴。他们把他的皮鞋剪了挂在树上，把他的头发剪掉。这个哑巴没有被打死。另外，据这位受访者说，之后，第三中学的一个校工，突然死了，听说是“被吓死的”。他说，这个校工是看大门的，挺活泼的，他能倒着骑自行车，文革前有一天曾经在学校操场上这样往后面骑自行车，给学生们印象很深。这个校工是否确实是被“吓死的”呢？可能是，因为看到在大会上就公然把一个女人当众打死，这样的场面是够恐怖的。但是这样一个活泼健康的人，不是林黛玉式的脆弱人物，未必可能被“吓死”。其中也许有其他原因，比如他可能也曾经被打或者遭到威胁等等。因为校工在学校，不在中心地位。他们受到的苦，比老师和校长们更不被人注意。如果北京三中的别的老师和学生知道这个校工的详情，请提供。

北京第２５中学校工，姓名不知，男，１９６６年８月被打死。

了解文革的死难者的名字，困难程度是大大超出想象的。

第二十五中学位于北京东城区，离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和东四很近。在文革中，第25中学是最早建立红卫兵的学校之一，也一直是北京中学生红卫兵的主力之一。

笔者在调查中听说，在第二十五中学有老师被打死，是在1995年，笔者发表了《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之后。然后，笔者开始设法了解这个老师叫什么名字，是什么时候被害的，在这个学校还有没有别的人被害。

事情进展缓慢得令人难以置信。先是发现了被打死的老师的名字，後来又知道了该校还有一名校工被打死。後来，在2000年春天，终于找到了陈沅芷老师被害的日期：1966年9月8日。（陈沅芷的故事已经在本网页上。）但是，在找到和访问了数位当年这个中学的学生之后，关于这位被害的校工的姓名和死亡日期，仍然不清楚。

希望读者中有人能帮助。

王厚，男，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食堂炊事员，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揪出来”，１９６８年７月自杀。

王厚在1949年以前当过警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把他“揪出来”，说他不但是“伪警察”，而且是监视人的，是盯梢的，是“特务”。“公安六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67年1月13日联名发出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一般被简称为“公安六条”)规定“特务”是专政对象，所以他就成为“阶级敌人”范畴的人。学生打他。星期六回家的时候，他在紫竹院投河自杀。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还有一位教务处的女职员李洁，被毒打后，伤势严重，送到北医三院后很快就死亡了。医院说死于“脾脏破裂”。李洁和王厚死于同一时期。

和王厚同在食堂做饭的大师傅徐亮，也在那一时期自杀，未死。

文革后，在“平反会”上，王厚的弟弟来了，说：“为什么要整死他呢？让他给老师和同学们做作饭，有什么不好呢？”这是一个普通的问题，需要认真的回答。为什么要害死这些校工呢？为什么呢？但是，实际上，从来没有人认真回答过这个问题。

另外需要说到的是，据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位老师说，他们学校一位文革前才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来的相当年轻的老师，也在紫竹院投水自杀，但是他的名字已经想不起来了。他和王厚死在同一条河里。

1968年自杀的郑州大学附属中学的炊事员。

资料提供者说：1966年我小学6年级，后来进了郑州大学附属中学。1968年，有个校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他是个炊事员，挑完了水，把扁担往墙上一靠，把墙上贴的毛泽东的像的眼睛弄破了。其实也因为那像后边的墙不平。他家庭出身不好，就斗他。轮到我们班斗的时候，左等右等人都不来，原来他自杀了。

1970年自杀的武汉市第一中学的校工张胖子和张长子。

武汉市第一中学，厨房的大师傅张胖子，名字不详，学校里的人就叫他“张胖子”，和另一个校工“张长子”相区别。因为张胖子是“贫下中农”出身，文革初期“斗争”“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时，他曾经上场打人耳光，还曾经当了新的权利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文革后期，1970年开始搞“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反贪污、盗窃、浪费”）。他被“揭发”与乡下的一个亲戚（侄女）有男女关系，破坏“军婚”。当时学校的军宣队把他列为运动对象。他上吊自杀，不到五十岁。同一时期，也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厨房的杂工张长子上吊。男，五十出头，他有两个“罪行”，一，曾经被国民党“拉壮丁”二，他存了400元钱，藏在煤堆下。

校工之死告诉我们什么？

看了笔者所写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之后，有一位研究文革的美国教授指着文章中徐霈田的名字问：这是校工，为什么打死他？

我懂他的疑惑。他的意思是，打死别的人，校长，教师，还有社会上的资本家，房产主，是因为那些人多多少少和“资产阶级”有关系，这些人是文革的革命对象。校工却不是这种情况。校工社会地位低，没有物质财产，也没有知识财产，怎么也被红卫兵打死了？

这样的疑问和一个关于文革的理解有关系。多年以来，一些人相信，文革是为了“打倒”有钱有地位的人，多多少少有“杀富济贫”的内容；对文革不满的人，是原来有钱有地位的人。而没有钱没有地位的人，是从文革得到好处的。

校工之死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这样的文革的“神话”。一批校工被打死了，或者在被“斗争”以后自杀了。他们的比例并不低。此外，还有一批校工没有死于文革，所以没有列入“受难者”的名单，他们受到的苦难也非常深。在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毒打传达室的看门老人。他们说他是地主，所以该打。据该校的人说，打得非常厉害，只是没有打死。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不但打死了校长卞仲耘，开始了北京打死教育工作者的恶潮，而且毒打了一批教员和校工。校工许占魁，是学生宿舍楼的看门人。他当时已经七十岁，但是气色很好，说话声音很大。他看门看得非常好，不住校的学生和住校的学生，他分得清清楚楚，从不允许不住校的学生进宿舍楼。因为他做事严格，说话比较凶，得罪了有的学生。1966年8月，在打人风潮中，有红卫兵说他是“伪警察”，她们以此为理由把这位老人毒打一顿。把他打得满身青肿。许占魁本来是很健康的老人，被打得两个星期不能起床。另外一位校工王永海，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残疾人，他个子矮小，肩膀歪斜，说话说不清楚。原来学校安排他作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文革时有人贴大字报，说他是满清王公的后代，他的样子，是因为生活腐败得了脏病才变成这样的。王永海也遭到毒打。後来他失踪了。他只可能是死在了什么地方。

校工被迫害，是因为文革的打击目标是非常宽泛的“敌人”“牛鬼蛇神”。校工中有的人年纪较大，当然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生活过。尽管文革开始时，国民党统治时代已经过了17年了，文革却还把这些人的历史上的事情当作罪行来惩罚。他们不会因为他们是下层的劳动者而受到同情和宽恕。

校工被迫害，是因为在文革的残酷的大环境下，红卫兵学生掌握生杀大权，为所欲为，他们就可能出自恶性，打杀哪怕不是文革指定的目标的人，尤其是那些弱势的容易侵犯的人。比如上文写的徐霈田老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打死的。如果他有自己的住处，如果他不住在学校里，红卫兵可能还不见得想起来去打他。这样的人，在暴力时代，是容易被攻击甚至被杀害的。

校工受迫害，也因为文革虽然实际上是攻击了一批社会上比较有地位有钱的人，但是也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帮助穷人，也没有提出要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水平。检视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计划，来改善穷人的饮食和住房。甚至在文革的理论中，从来就不承认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有穷人。在那个时代的印刷品中，穷人只有在国民党时代和外国有。校工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打倒”了校长和教员就有所改善，甚至连这样的空头许诺都没有给过他们。

校工们当时唯一能得到的“好处”，是如果他们有足够的阿Q精神，他们可以在比他们以前地位高的教师和干部的倒霉中得到幸灾乐祸的快感。这种不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得到提升而是因为别人受苦而感到的快感，有时也相当诱惑人，成为有些人积极投入文革的动机之一，但是，绝不是真的利益。

最重要的是，虽然就整体来说，校工中被整的比例少于教师，但是，恐怖气氛和环境一旦造成，没有人能真正安全。在上面的这些案例里，也可以看到校工先整别人然后自己被整的悲惨例子。

笔者深感遗憾的是，对校工的死亡，了解得仍然相当少，少于对教师和干部的死亡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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