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忆文革】：从“四类”到“黑类” ·再说文革中的“四类分子”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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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忆文革】：从“四类”到“黑类” ·再说文革中的“四类分子”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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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忆文革】： 从“四类”到“黑类” （导言：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在文革以前，就有“四类分子”这样一个称呼，这是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统称。从词面上一看就让你带着了七分的鄙视、三分的厌恶，有点像“苍蝇、蚊子、老鼠、臭虫”这四害的意味。可是，这分明说的是人，是人群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总括。他们真的像“四害”一样，长期受到“围剿”。当时，在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童之间，时常会用“四类分子”来辱骂自己厌恶的伙伴，而实际上并不懂得这些词语的真正含义。 文革在1966-6爆发后，我所在的中学里，图书室、总务处各有一个“摘帽右派”教工被“揪出来”，“打倒”“批臭”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在此以前我们都觉得他们挺和气的，怎么眨眼之间就成了“牛鬼蛇神”！我对父母说起这件事，他们显得一脸无奈。 他们告诉我：1957年“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反右）”斗争中，右派分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阶级敌人。至于“摘帽”的，更不是阶级敌人了。单位里也不会公开提起往事。 可是，我不明白了：文革一开始，揪斗、批判他们，还冠以“牛鬼蛇神”！而在文革开篇社论中，题目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么，右派分子乃至摘了帽的，都是“坏人”了？ 我父母不知道如何回答我的疑问，只能无可奈何“说实话”了：他们经历过各次政治运动，也无法理解这场“暴风骤雨”般的大革命。按照“惯例”，运动开始之初是要宣布政策的，但是，这一次不一样。怎么说呢？…… 有一天，妈妈悄悄地告诉我，单位里把我父亲打成“黑帮分子”，属于“牛鬼蛇神”；而我母亲被株连，成了“苍蝇蚊子”。虽然这样的称呼没有扩散开来，但是在妈妈的心理上、在我们全家人的心理上是沉重的阴霾。 没多久，社会上出现了“黑五类”的称谓，把右派分子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并列起来了。摘帽与否，“一视同仁”。也就是阶级敌人的范围扩大了。但是，始终没有看到任何相关的报纸、听到任何相关的广播。 随着文革的发展，“黑五类”的队伍不断“壮大”——最早“加入”的是“黑帮分子”；很快，“资本家”也“黑”了进去；后来，“黑帮分子”又具体分解成“叛徒、特务、走资派”，还出现了“臭老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五类”也一次次升级为“黑六类”、“黑七类”……，再后来也说不清到底是黑几类了。 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官方”的报纸上、广播里一直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平民百姓是搞不清这个“首要问题”了，只是觉得“敌人”越来越多，说不准哪一天自己周围甚至自己就成为“敌人”了……。 文革结束后，有的研究者鉴于这一分类变动不居的特性，为适应它的不确定性，用了一个生造词“黑类”来涵盖“黑五类”、“黑六类”、“黑七类”……的不同称谓，以避免名实间的时空错位。其间，既有名实相称相应的理性考量，也包含了对这种荒唐身份定位方法的轻蔑揶揄。 其实，最初发明“四类分子”一词就走上了邪路，文革时期则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年前，2009-9，我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写了一篇《从“四类”到“黑类”》，是对于亲身经历的感性回顾。文革之前，在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童之间时常会用“四类分子”来辱骂自己厌恶的伙伴，而实际上并不懂得这些词语的真正含义。文革伊始，出现了“黑五类”的说法，随后“发展壮大”成为“黑六类”……“黑九类”……。如今常常称之为“黑N类”或“黑类”。 近年来，在网上重温四十多年前的文献资料，对当年从“四类分子”到“黑类分子”变动不居的特性，开始有了一些理性的思考与认识——那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或一成不变的。有一份史料，显示了文革初期（1966-06）官方还是延续多年的“对敌政策”，把“地富反坏”这四类作为“阶级敌人”。此事起源于一起涉及外国朋友的“反革命凶杀事件”。人民日报1966-06-14第2版刊登如下新华社消息： 最高人民法院宣判反革命分子杀伤外国朋友案件枪决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罪犯杨国庆杨秀峰院长向参加宣判大会的首都各界一万三千多人宣布：两位受伤的外国朋友经过及时抢救和治疗，都已恢复健康；反革命罪犯杨国庆的罪恶阴谋可耻地失败了；任何人企图利用这次不幸事件来破坏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也肯定是不能得逞的。 新华社十三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十三日下午举行宣判大会，判处持刀杀伤外国朋友的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罪犯杨国庆死刑，并且立即执行。 这是一个案情特殊重大的反革命凶杀事件。首都各界一万三千多人参加了今天的宣判大会。 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大会上宣布，反革命杀人犯杨国庆，是北京市顺义县人，被捕以前住北京市宣武区板章胡同二十号。他的家庭出身是恶霸地主，本人成份是学生，现年十九岁。他父亲在解放前当过伪乡长、还乡团团长，曾杀害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六人，一九五三年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解放后，杨国庆的学习和劳动都得到人民政府的合理安排，但他不是同自己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却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对政府、对人民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为了实现他反革命报复的目的，他在今年四月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时五十分左右，闯入北京市东安门大街友谊商店，举刀砍伤出席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马里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巴卡里?特拉奥雷先生的颈部，紧接着又砍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马罗的夫人的脸部。杨国庆行凶后逃出商店门外，就被群众抓获。…… 宣判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会场上挂着巨幅标语，上面写着：“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永远不忘阶级斗争！”“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万岁！”参加大会的有北京市企业的职工，郊区公社干部和社员，学生，街道居民，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机关的干部以及驻京部队的代表。 在大会主席台上，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法庭组成人员：审判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邢亦民，审判员于铁民、李养吾，书记员籍树理。 马里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卡尔苏姆?塞南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参赞李伯曼，以及被害人之一的家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马罗，也参加了大会。 下午三时三十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德茂宣布宣判大会开始。法警押反革命杀人犯杨国庆进场。 法庭审判长邢亦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并且执行对杨国庆反革命案的判决。他说，坚持反动立场、怀着刻骨阶级仇恨的反革命罪犯杨国庆，蓄谋杀害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和其他外国朋友，妄图“制造国际血案”，“挑起国际纠纷”，“败坏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为了实现这个罪恶目的，他于四月二十九日上午到东城区八面槽日用杂品商店买了一把菜刀，来到东安门大街友谊商店门前。杨犯患有轻微癫癎症，为了防止行凶时病情发作，他服用了鲁米纳尔镇静剂。然后他闯入友谊商店，举刀砍伤了两位外国朋友。 邢亦民最后宣布说：反革命杀人犯杨国庆，实属罪大恶极，是一个不堪改造的现行反革命罪犯。广大人民群众对此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从严惩办。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六条，比照第七条第二项、第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处反革命杀人犯杨国庆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法警随即将反革命杀人犯杨国庆押出会场，赴刑场立即执行枪决。 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大快人心。参加大会的一万三千多群众振臂高呼：“坚决拥护政府的判决！”“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永远不忘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声震天动地，持续达数分钟之久。 随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在大会上讲话（全文另发）。……杨秀峰院长的讲话在全场激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一致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杨秀峰讲话全文，有一段提到了“四类分子”（我用粗体字显示）。 新华社十三日讯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在最高人民法院宣判大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朋友们： 刚才，本院宣布，判处现行反革命罪犯杨国庆死刑，并且立即执行。这个判决，对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对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我们国家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空前巩固，威力无穷。任何反革命分子，胆敢进行破坏活动，都肯定逃不脱人民的法网。 杨国庆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当过伪乡长、还乡团团长，是一个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被人民政府依法逮捕处决。人民政府一贯注意对杨国庆的教育改造工作，合理安排他的学习和劳动。但是，杨国庆不是同自己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积极接受教育改造，而是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对党、对政府、对人民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早在去年七月，他就同另外三个反革命分子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密谋破坏。今年二月，这个反革命集团被破获以后，他同伙的三个人都受到应得的惩罚。只是因为他交代了自己的罪恶活动，加上年纪较轻，政府对他作了宽大处理。但是，杨国庆并没有从此悔改，反而更加怀恨在心，最后竟疯狂地杀害外国朋友，妄图破坏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破坏我们伟大祖国的荣誉。杨国庆是一个罪大恶极、死不悔改的现行反革命罪犯。他受到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完全是罪有应得。 马里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巴卡里?特拉奥雷先生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马罗一等秘书的夫人，受到反革命分子的伤害，这是非常不幸的。经过及时的抢救和治疗，他们现在都已经恢复健康。这次事件的发生，说明我们在治安保卫工作方面存在着缺点，需要切实改进。事件发生以后，我国的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已经分别向马里驻华大使馆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向巴卡里?特拉奥雷先生和马罗夫人，表示了歉意和慰问。现在，我在这里，再一次向受伤的两位外国朋友表示歉意和慰问。 现行反革命罪犯杨国庆行凶杀人，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当前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积极地投入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猛烈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猖狂进攻。在国内阶级斗争日益深入的情况下，象杨国庆这样死心塌地、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就会不顾一切地铤而走险，进行公开的、残暴的破坏活动。活生生的、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充分证明，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是完全正确的，是十分英明的。 解放十六年来，特别是自从一九五八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建立并且日益巩固。各个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且正在步步深入。广泛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思想战线上，以雷霆万钧之势，猛烈地冲击着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不断提高，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十分巩固。在这样伟大力量的面前，一切牛鬼蛇神都是不堪一击的。但是，反动阶级是不会甘心灭亡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更加深入，他们越来越无处藏身，必然要进行垂死挣扎。杨国庆之流的罪恶活动，就是这种垂死挣扎的表现。在反动阶级最后被消灭以前，长期的、反复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早在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向我们指出：“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 对于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动势力和犯罪分子，党和政府历来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我们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向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实行专政，强迫他们服从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且在劳动中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被觉悟了的群众采取正确的方法改造成为好人的。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皇帝溥仪，经过改造得到新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在反动阶级中，总有一些人，顽固地抗拒改造，一有机会，就进行破坏活动。杨国庆就是这样的人。对于这种现行反革命罪犯，必须坚决打击，要打得狠，打得准，打得及时。如果不惩办这些人，或者是惩办得不严、不及时，就不能震慑敌人，不能鼓舞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不能巩固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杨国庆是一个恶霸地主的儿子。对于地、富、反、坏这四类分子的子女，党和政府从来不把他们和四类分子同等看待。我们合理安排他们的学习和工作，不断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争取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同自己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走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上，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政治上不断进步，在各种工作岗位上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在四类分子的子女中，也有少数人，受家庭的影响很深，坚持反动阶级的立场，甚至参与种种破坏活动。从杨国庆的家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分化。杨国庆本人执迷不悟，终于走上了绝路。他的弟弟出生在同一个家庭，却是一个共青团员，选择了光明大道。我们希望，所有四类分子的子女，都能够以杨国庆的下场为戒，下定决心，彻底改造自己，跟着党和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现行反革命罪犯杨国庆杀害外国朋友，并不是出于什么对外国人的仇恨。他在供词中说： “我的目的就是要制造国际血案，挑起国际纠纷，败坏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这个案件的反革命性质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但是，有人却散布流言蜚语，说这次事件表现出中国人民的排外情绪。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恶意中伤。 党和毛主席一贯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我们中国人民在国际上严格分清敌友。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我们尽一切力量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指示，在国际交往方面，坚决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尽管一些国家的反动派不断反华排华，殴打中国的专家和留学生，枪伤中国的外交人员，迫害和屠杀华侨，但是，来中国访问或者在中国居留的所有外国朋友，都始终受到中国人民热情友好的接待，外国驻华使领馆和其他机构，也始终受到负责的保护。说中国人民有排外情绪，是举不出半点根据来的。 这次不幸受伤的巴卡里?特拉奥雷先生，在伤愈回国以前，曾经到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当面严厉地训斥了现行反革命罪犯杨国庆。巴卡里?特拉奥雷先生对他说：“你这种罪行，绝不会影响中国和马里之间的友谊。即使我被杀死了，也不会影响中国和马里的关系。你不爱你的祖国，我还爱你的祖国哩！”巴卡里?特拉奥雷先生这短短的几句话，充分地表达了马里人民对中国人民真挚的友谊，使我们深受感动。现行反革命罪犯杨国庆的罪恶阴谋，可耻地失败了。任何人企图利用这次不幸事件，来破坏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也肯定是不能得逞的。 我们的祖国，在短短的十几年里，以惊人的速度繁荣富强起来，各方面的建设突飞猛进，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我们在国际上，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引着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从胜利走向胜利，而且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我国的国际威望越来越高，我国的革命影响越来越大，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尽管国内国外的阶级敌人互相配合，千方百计地想使我们的国家倒退、变色，但是，一小撮渺小的蚍蜉岂能撼动社会主义的参天大树？世界上任何反动力量也阻挡不了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将继续迈着巨人的步伐，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 由此可见，如把“五一六通知”视为文革的起始点，则1966-06-14已是文革开展一个月了，作为最高法院院长（据百度百科介绍，杨在1956年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的公开讲话在谈到“反动势力和犯罪分子”时，是继续把“地富反坏”这“四类”并列在一起的。那么，什么人什么时候决定“扩大”，应该是有据可查的。 2012-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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