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摘选： 基建岁月
作者：逍遥
|
|
|
|
| |
|
|
| |||
|
|
| |||
|
《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摘选： 基建岁月
作者：逍遥
|
|
| ||
|
| ||||
|
| ||||
|
《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摘选： 基建岁月 （作者按：《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是根据兴国的口述整理，根据兴国本人的愿望，兴国及地名均为化名。按语则是我加的。） 在牧区，除了放牧还有干杂活儿，主要是春夏搭棚盖圏，秋天打草，冬天打井，后来还包括种菜。都属于力气活儿，需要卖大力，出大汗。兵团没来之前，基本属于牧主及其子弟等专政对象的专利。当然，不能由着他们为所欲为，必须要有成分好的人监督着干，于是有了羊群里的骆驼，充骆驼的角色往往是一两位贫牧或几位知青。 甭看兴国属于落后分子与另类，但同所有的知青一样，那时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特别是在兵团给我们描绘出光明远景、远大前程后，更是干劲冲天。在这一过程中，他曾相当的投入。毕竟，这不是日子似乎永远一成不变的放羊，不用日夜守在孤独中煎熬。干杂活儿是大家一起上，起码人气儿旺，甚至还能接触到兴国深爱的机器，这特别对他的胃口。所以，即使叫兴国扮演骆驼，他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忘记自己的身份，混在劳动队伍中，“只知拉车，不知看路”，往往将阶级斗争甩在脑后。 1968年下半年，兵团正式接管我们牧场后，不断做出美妙之极的种种远景规划。 一次开会，副指导员给我们做动员报告，手拿五六篇儿讲话稿，滔滔不绝。他说，我们大队今后不叫连队改为红光村了，将来要发展成几千人规模的村落，从此不再住蒙古包儿，要盖大批的房子，建定居点儿……进而说道要开多少亩荒地，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还要搞公路网，发展多少辆汽车，建立流动银行……若干年后红光村要发展为红光镇，实现电气化，甚至不排除建飞机场，一星期将有两次航班……当时，额仁一星期两次班车都不能保证，天哪，一星期居然有两次航班！这些个说辞确实有点儿天花乱坠，像小时候吹的肥皂泡，但透过五光十色的泡泡儿看上去很美，从小在飞机场长大的我不由砰然，心向往之。 远景规划需要落实，1970年上面拨了点儿钱，名为小水利投资，当年不花立时作废。落实到我们连是计划打出20口井，连部立即抽人行动起来。知青们积极性最高，很有些一不拍死，二不怕苦的精神，放牧也放腻了，不少人争先报名，这其中当然落不下我。 当时属于手工挖井，与机械打井区别甚大。发展到后来更是用汽车钻打眼儿，汽车驮着个简易井架，比钻井架要小。到达预定打井地点，将架子支好，开动汽车发动机，把钻杆一节节接上，直接往下打窟窿。从下管儿到把眼儿打好，前后不过十五分钟，一口压水井就能出水。 我们队共抽出六名知青，由于要轮流回京探亲，在岗位上一般保持四人左右。 原先，只在连部和特定的几个地方有井。例如，牧场中心点儿有过一口井，专为三个大队灌羊(给羊灌药，杀寄生虫)而预备，为此还盖了大石头圈。由于三个大队距离远，从未集中灌过药，都靠各自土办法解决：现挖一个土池子，铺上一块大苫布，用牛车从河里或泡子里打水，然后加药。 牧民基本不饮井水，冬天喝雪水，其它季节用河水、不含硝的泡子水或泉水。由于带羔子母羊（撒哈）走不远，春天往往把蒙古包扎在泉水附近。我们大队有个泉眼，1968年还不断往外冒水。69年兵团来到，想搞成一口正规井，就将泉眼扩大，砌上石台儿。这一正规，反而坏了，据说是把泉脉还是啥弄断了，从此不再冒水。另外还有几个泉眼，我们到牧场时已经干涸，（可能是由于地下水位下降的原因吧）到1970年，这些干窟窿一律被填平了。 虽然脱离放牧，我们仍旧住在蒙古包儿内。打井从秋天已经开始，必须赶在上冻前挖到流沙层，天冷上冻就挖不动了。 知青到底有点儿知识，没有打井师傅跟随，我们就不耻下问，还找了本儿《看土找水源》来研究，个个学得认真，每每还做笔记。经过多次讨论，我们照葫芦画瓢，一条条整理出来，最后弄出了一整套打井程序。 首先定方位。毕竟学过点儿几何，知道用经纬仪可以测量地形高低，那年头儿物资匮乏，找不到现成的经纬仪，只是采用经纬仪的原理：一人站于远处，手持二米来高的木棍儿立在地面，上头绑一白布条儿，叫待测点；另一人用三根木棍绑成三角交叉，交叉处放上从木工那里借来的木工水平尺，一只手把住水平尺，让水平尺上的气泡尽量保持在中间，也就是水平尺保持水平，眯着一只眼，从水平尺的上平面看过去，瞧那白布条儿在上方还是下方。人眼的高度已知，大约一米五左右，白布条儿在上方即为高点，在下方为低点。找到了低点，用铁锨挖几锹，把土拍散了，仔细研究土的成分。土质纯不可能出水，若土中含有大粒儿沙子，兼有小鹅卵石，出水的可能就大。原理是滴水穿石，相对光滑的鹅卵石往往由水流冲刷而成。 一旦确定好打井方位，开始用锹往下深挖，起码挖到一个多房高，才能挖到流沙层。出不出水都不能再继续了。打井很有讲究，如果在上冻之前挖出水来，流沙就会坍塌，上面的沙质土也会跟着塌下来，那就白挖了。 抢在上冻前，我们一共挖了25个坑，谁都不能保证每个都出水，所以多挖了几个。因为经过前期认真准备，我们的成绩相当不错，25个坑打出21口井，成功率达84%。 下一步是备好井盘。井盘是木工做的半成品，木榫已然做好，合榫后成六边形。每个井盘的半成品是六根长木头，要用牛车拉到未完成的井沿儿旁。由我们对好榫，做成圈儿，一个个放置在井口边。 第二步是找有岩石的山打来石头。片儿石好打，用钢钎子顺着石头缝连凿带撬，能下来一片。成块儿的大岩石比较难办，只能抡大锤，挥汗如雨，费力开采。 好在草原广阔无垠，山上的石头有的是，大石头起不下来，就寻找片石儿多的地方。 有座山叫色勒崩哈达，像一座古代的城堡，整个儿由岩石构成。我们在那儿起出一堆堆的石头，城堡却没见丝毫改变，仍旧威严、肃穆耸立，彰显出大自然的伟大与我们的渺小。 第三步是拉烧的（主要是羊粪），去旧羊盘子拉半湿半干的羊粪。第四步是打苇子。各位看官，石头用来砌井沿儿好理解，羊粪和苇子干嘛用呢？下面听我慢慢道来。 待草原的严冬来临，土层上了冻，进一步深挖井的工作便开始了。下到坑里，铺上一层约十公分厚的羊粪，在十几个点儿放上些干牛粪，在牛粪中间插一小把苇子，大家一起攀着梯子或绳子下去，同时点火，点完再蹿上来。苇子最容易点着，干牛粪完全燃烧后引燃半湿半干的羊粪，羊粪不起火苗，让冒着烟的红火慢慢沤，大量用羊粪就为将冻土沤化。 苇子除了起助燃作用，另一用途是可以挡住流沙。使用苇子属于不得已，只有流沙哗哗往下流的时节才用。把苇子扎成捆儿，沿井码成一个圈儿，挡住沙子。井挖成后，要尽力把苇子撤干净。但仍旧难以完全撤光。因此，这样挖出的井，总有股子泡苇子的臭味儿，几年之后味道才能完全消除。 该用多少羊粪与牛粪，究竟在几个点儿点火，多少人下去点……都是我们通过实践中的教训摸索出来的。比如点火，刚开始一人下去，结果被熏得满眼流泪，呛得差点儿被过气去。一根火柴点不着苇子与牛粪，需要拿一整把。划火柴的习惯都是用火柴去划火柴盒，起初我们也这样，结果燎了手。接受了这些个教训，我们一起下去点火，并且改成用火柴盒划火柴…… 一天点两三个井，让红火沤一宿，待冻土层化开。化好了能解冻一尺多深，化不好只能沤开半尺多。这两三个井就是我们一天的活儿。趁化了冻，赶紧下去挖。哈一口气恨不得凝固的深冬，四个人轮流挖，进度相当慢。 用这样的法子沤冻土，一次两次根本不能挖出一口井来，需要十几次，甚至更多。越往后越要小心，羊粪蛋儿不可铺得太厚，沤漏了麻烦就大了。所谓沤漏，指点火后冒了水，以后几天就啥也干不成。这样的事故并不罕见，有时往下挖个两三米就会冒水。事故一出，等水结了冰要十多天，结冰后再用钢钎一点点凿开。 挖一口井，一般都挖到水线以下五尺。水线是我们的叫法儿，就是感觉沙子里明显含有水份的土层。 除了巧干，我们的自觉性也格外高。天短夜长，天亮大约在八点左右。我们轮流起来化雪、做饭，大家抓紧时间吃了饭，九点多就赶往现场，一直干到天完全黑了，才打道回府。为节省时间，中午饭我们全免。晚上回到冰冷的包儿内，仍旧是现化雪、现做饭。 冷得透心儿凉的时刻，看着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冻得梆硬，忍不住会怀念牧民的蒙古包儿：牧民家白天都有人，火只在夜里熄灭，能守在暖烘烘的火炉旁，喝碗热腾腾的奶茶，啃几口香喷喷的手扒肉，那是多美的事儿啊！ 凑合着填饱肚皮，得立刻把剩水、剩饭一律倒掉，否则冻在锅里，老半天化不了，甚至得拿钢钎子才能砸开，太浪费时间，不如重新化雪来得快。 待二十多口井都挖到规定深度，温暖的风悄悄吹起，春天也就来临了。这时，我们该下井盘了，再砌上石头，周围用土填满。砌一口井若顺利，一天就能齐活。我们分秒必争，一直忙到天黑，常常是点着马灯继续干。 填土是必须的，要留出半尺左右的缝儿来填土。因为石头是压在井盘上的，化冻后井筒子会整体往下沉，要在石头井筒和井口壁之间填上活土，这样就能保证井筒下沉时不开裂，不坍塌。后来听说，打井也有不用井盘，直接就在井沿儿砌石头的。各人有各人的高招儿，谁叫是自攒，或曰自己教育自己呢。 用了整整一个冬天，我们完全靠两只手，大干苦干，开出25个眼儿，共打出21口水井，计划超额完成。 可最后能用的只有十几口井。有的位置打得不对，那地方草场不好，没人扎包儿；有的验收虽然通过，可打出一井筒水就干了，水半天上不来，只能废弃。 但从此两三户就可以用一口井，比起全大队只有一两口强多了。 然而，那些五光十色的蓝图远没有实现。兵团几年后撤离，知青也先后离开了草原。
打井后的第二年春天，我们几名知青又参加了踩坯盖圏。 搭圈的人比挖井多，由一名出身贫牧的排长任领导，除四五名知青，还增加了六七个牧主，共十几个人。有干活儿的，有做饭的，有起哄的。说实话，排长就属于起哄的角儿，时不时指手画脚一番，并不实干。 踩草坯由我和另一知青小卢完成。一块草坯三四十斤重，一蹦一整天，汗哗哗往外冒，带块毛巾擦，不一会儿就能拧出水来，嗓子里干得吐火，只能不停往嘴里灌水。为解渴，我俩准备了一把王八壶（当地俗称，东北一带用的，应该叫大肚壶），肚皮特大，两头儿小，一壶能装八到十升水，拿碗喝不过瘾也费事儿，索性对嘴儿喝，你一口，我一口，一上午就喝光，一天需要两大壶水。 上午精气神儿好，腿下力气足，蹦得也高。待到下午，腿肿了，像灌满了铅，越蹦越低，有时简直蹦不起来，腿一发软，往往踩偏了，把腿狠狠蹲一下，转了筋，甚至崴了脚的时候都有。可那时的人特皮实，没人催逼，轻伤不下火线。 草坯起出来了，有专人用牛车拉到搭圏的地方。牛车一来，就得往上装几十块。往往是两辆牛车一起到，还要帮着装车，算是歇息一下疲惫不堪的两条腿。车一走，我俩接着踩。牛车一天跑十几趟，每人都得踩几百块，否则跟不上趟儿。幸好盐碱地在洼地里，圏则建在高处，两地间隔有一定距离，叫踩坯的我俩能跟上进度。 诸位可能奇怪，那年头儿，牧主不是该干最脏最累的活儿吗？怎么出大力流大汗的偏偏轮到我与小卢，他们反倒当起了观光派？这里有个缘故，四五个牧主年数已大，弯腰驼背，满头白发随风乱舞，早已不是壮劳力。别说叫他们跳，就是拉着牛车走，也都步履蹒跚。剩下的一两个虽然年轻些，却又太笨，跳了半天，草坯根本拿不成个儿。除了排长，十几个人轮过一遍，数我和小卢踩得好，也只有我俩能者多劳了。小卢性格好，不言不语，内秀，向来领导指啥干啥；而我是图新鲜，爱琢磨，这一琢磨，下不来了。 半干不湿的草坯直接就能用，趁软和的时刻摞两层，第二天干了，再往上摞。圏呈梯形，下头两尺厚，上面一尺厚。草坯墙干后还挺硬实。我曾做过实验，用43式老冲锋枪冲墙打了一枪，子弹头儿钻进去十厘米，也就三寸来深，根本穿不透，打不烂。 听牧民说，古时候打仗，安营扎寨也用这法子，把所有的帐篷圈起来，防止敌人偷袭。牧民这么一说，我们这么一听，真假就不知道了。但著名的成吉思汗边墙确实是用草坯搭的，由于天长地久，风雨侵蚀，已经成为一个不起眼的小土岗，完全失去了当日的气势。 砌圏不能一次完成，需要晾两天，起到一半儿，再到别处去搭；等先搭的干了，再返回头儿砌。砌的同时连带修理边边角角儿，等干透之后，抹一遍泥。关于抹不抹泥，我们还发生过争论。我想象力丰富，说不用抹，抹了也白搭，草还会长出来呢！可抹泥派终于占据上风，于是把整个搭好的圏抹过一遍。
三、我当打草点儿长 一到入冬，内蒙古的严寒就像魔鬼撒旦降临，扫荡着草原上所有的牲畜，老弱病残逐渐增多，挺不过去的，会陆续被它带走。 为尽量保住弱畜的生命，每到秋天，各个牧业队都要抽出一定的劳动力，找打草点儿打草。一般都以蒙古包儿为单位，知青出一个包儿（四五人），牧民出四五个包儿。这里所说的牧民，不包括贫下中牧，一律指牧主及其子弟，也包括其他专政对象。不带掌儿（“掌儿”即瑕疵，有问题）的贫下中牧向来不脱离放牧队伍。 从1968年起，年年打草我都参加。第一次属于自愿报名，后来因为我善于鼓捣机器，队里指派人员，每回都有我一号儿。人员决定后，几个包儿集体出发，选择一块地势平坦、草生长得高的草滩子，就是合适的打草场地。 刚开始那几年，打草分人力打草与机器打草两类。人力使用䦂刀，机器则用打草机。 䦂刀类似于镰刀，把儿比镰刀长，有一米多，使用起来需要些技术，必须用刀尖儿往两边抡，用的是股巧劲儿，速度慢了不行，特别需要体力。这种累活儿只能让牧主及子弟干。说实话，纯属花花架子，出不了多少成果。可在阶级斗争喊得山响的年代，目的只在通过皮肉之苦，改造他们的“反动思想”，生产上有无收获，一般忽略不计。 打草主要还是靠打草机。刚开始，用马或牛拉的苏（苏联）式打草机。这种机器一共带18把刀片，呈三角型状，一把刀片有两面刃儿。刀片钝了，牧民都拿油石打磨。刀片的钢相当硬，一台机器要磨的刀片达36面，刀片上的刃儿挨得又近，手拿油石，一不小心，就把手蹭破了。 我到牧区的第二年，有个大车老板把手磨破了，谁都没在意，结果感染，得破伤风死了，丢小一家老小，凄惶得不行。都知道人的生命比草金贵，所以很少磨刀，缺少打理的刀片一天天变钝。带着钝刀的打草机若用牛拉，真就成老牛拉破车了。牛的速度一般跟不上，而车轱辘的快慢决定打草机的速度，速度提不起来，草就打不下多少。由此，基本都用马拉打草机。人一驱赶，马能轻松地跑起来。 拉大车的马都接受过正规训练，大车老板决计舍不得让自己的宝贝拉打草机，经过培训的好坐骑，主人家更是视若眼珠子，因此，拉打草机的马参差不齐，常是从马群随便拉出一匹就用。虽然不是生个子，却往往是拉车的外行，闹个脾气、不听使唤、空跑、两台打草机相撞时有发生，甚至受惊狂奔都发生过。 打草机由两匹马拉，分里套、外套。里套一般用比较听话、老实的，放在左则；外套则基本是生手，放于右边做跟班儿。人坐在打草机上，左右手各持一根缰绳操纵。人间或也有大意的时刻，一旦走神儿，缰绳放得太松，马腿迈了过去，就窜到肚皮底下……人回过神儿来，猛地一收缰绳，不小心，会蹭到马的生殖器。这下坏了，它的要害疼了，非受惊不可……为制住惊马，人要快速往下踩离合器，同时，把刀立即落到坑洼不平的地面。这两手儿都是为加大打草机的压力。马拉的分量增加，带不动了，再大的火气也只能对空气去撒。 怕的就是打草机上没人操控，一旦马受了惊，带着高昂着头的十几把利刃狂奔，迎面冲人挥将过来，那景象真是可怕，吓得只有四散逃命。临队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件，一个曾经的大力士冒死救下了知青的命。顺便说一句，大力士又兼打草者，都是牧主一类的阶级敌人。 自从我加入打草队伍，既然从小爱鼓捣机器，自然不能吃干饭。首先，磨刀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我不用油石，改用手摇砂轮儿。一人用手稳住刀片儿，另一人摇动砂轮儿，手与刀有了一定距离，不再容易伤到手，磨刀的速度也提高不少。刀片儿磨锋利了，马拉起来轻松很多，打草的速度与质量有了大幅飞升。 打草机上的连杆是木头做的，相当于保险丝。由于草地不平坦，常常埋伏着死牲畜的骨头，刀片扫过，往往被卡住，一旦卡死了，刀片就容易崩。为尽量保护刀片，遂有了连杆装置。连杆价格相对便宜，可以随时更换。可当时物资匮乏，木头连杆当地木匠虽然能做，连杆螺丝却是紧俏商品。去配件站买，居然强搭别的东西：买螺丝，必须搭工具。不需要的工具比螺丝贵多了，一到秋季，所有的地方都在打草，螺丝更成为稀罕物儿，爱买不买！ 打草机坏了都是我修，买材料一般也是我。那时的人“节约闹革命”（毛主席的话）深入骨髓，公家的钱包儿捂得死紧，花公家的钱跟花自己的一样心尖儿疼。不是不卖吗？我干脆自己做！于是，我去六师买了把手动板牙，自己做起了螺丝。 从1970年起，进一步实行机械化，开始用机引打草机，由人工赶牲畜改为拖拉机牵引，与原先的畜引原理结构差别不大，只是刀的宽度加长，刀片也提高到28片。优越性增大，安全系数更是大为加强，从此，马失控、闹脾气等镜头从眼前消失了。 机引打草机规定只能牵引三台。拖拉机与打草机的连接使用脱钩器，主要靠弹簧控制，出了故障，阻力增大，会自动弹开。基于我对机器的痴狂，又一次异想天开。我主动将螺丝调紧，使脱钩器的力度大为加强，于是，牵引打草机一蹦子加到了四至六台。 一台拖拉机拉六台打草机，每台上都坐着操纵方向盘的人，斜着牵引，一台比一台靠右，一台打草机宽二米多，一下子探出十几米去，最后头还连着一台比打草机宽度大得多的搂草机，或是两个人赶两台畜力搂草机紧随其后。机器与人呼啦啦一片扫荡而过，你想那景象有多壮观！ 由于我敢想敢干，连部自然要重用我，口头任命我当上了打草点儿点儿长。点儿长活儿不少干，在人人自觉的前提下，似乎也体现不出啥指挥权，唯一显示权力威严的是可以评估羊价。当时有规定，35斤以上的羊每斤三毛五，25斤以下的每斤三毛。我们带了一小群羊，由专人放牧，现抓现杀可吃新鲜肉。一只羊起码几十斤，上下浮动能差几块钱，在那时也不是小数儿。因为评估关系到个人实际利益，此等权力当然不可小觑。 有了这点儿小权儿，不用过期作废。我是闭着眼睛瞎评，一水儿就低不就高，人人平等，连牧主家也照此办理。牧主家的工分向来评得比贫下中牧和知青低，特别是牧主本人，一般每天7分儿，最多给8分儿，而我们每天10分儿。每分儿一毛六，每月比我们少十几块。我这么一评，包括牧主的老婆孩子都美滋滋的，看见我就咧着嘴乐。但记录本拿到连部，有人怀疑了，问我？怎么最高才24斤？你看队长评的，最低都28斤呢！我嘿嘿一笑说：你们不知道，我是废物利用，节约闹革命，吃的都是瘸羊、傻羊！ 其实，我们吃的都是清一色大肥羊。惭愧，占了公家不少便宜。无怪乎有知青一直批我立场不对，需要好好“斗私批修”呢！ 拖拉机手场部有家，隔个三五天回家一趟。机器动不了，剩下的人就堆草。草堆大约一米来高，几个人从不同的方向用四叉子往一块儿推，也得卖点儿力气。于是，边干边喊号子，借以提高士气。几米远一个草堆，站在远处的山坡上瞭望，像一块印着圆点儿的绿色绒毯，风一吹，仿佛要飘到天上，我不由想起《天方夜谭》中的魔毯，一瞬间竟有跳上去的冲动，想要逛遍世界的天涯海角…… 当然，我只能立在原地发呆。百无聊赖中无事生非，找来个100斤的称，把草捆成若干捆儿，约一约究竟多少斤。过去都是眼估，范围全在一百到二百斤之内，并说三斤湿草出一斤干草（又有六七斤出一斤之说）。我约后发现，小堆二十到三十斤，大堆儿六十到七十斤，十几斤干草才出一斤干草。差得都很远。上头要求每年打多少万斤干草，合着全属虚报。 在我这和稀泥点长儿带领下，受冷落、看卫生球儿眼的牧主及子弟们，原先神经绷得老紧，这会儿逐渐松弛下来，眼里的畏惧也消失了不少，都挺拥护我。大家一边打草、搂草，一边说笑，甚至有了打打闹闹的场景。尤其那些娘们儿，大声说笑：谁家的姑娘漂亮，谁家有什么好东西，又有啥传言了……秋高气爽，气氛轻松，干活儿觉不出累，时间流得飞快。 也有不如意的地方，牤牛总来起哄。深秋的风一刮，地面的草立刻染上一层黄色，堆在地上没来得及装车的草却绿得诱牛。牤牛别看五大三粗，面相愚笨，却知道黄草不香绿草味美，平日不扎堆儿的它们，趁人不备，时常集体出现。捣乱也就罢了，就着一堆儿草吃吧，它们偏不，挨着草堆乱拱，还在上头拉屎撒尿，祸害得一塌糊涂。 往往打的草有富裕，棚圈已经装满，就找一个“陶布克”（小高地），把草堆在上头，尽量往高了堆。为防止牛捣蛋，在周围挖深沟，再拉上铁丝网。当时，团部的战备物资包括铁丝网，可以随便领。 圆圆的草堆儿，戳在平原上，远远望去，不诱人仍旧诱牛。牤牛和普通牛竟然馋迷心窍，为解嘴馋竟然不怕摔成残废，它们愣往草堆儿上蹿。结果，有把腿摔断的，有把犄角撅折的……偷草不成反受其害。 直到成为拖拉机手，我才与打草无缘。
大约1972年，我和五六个男知青被抽出来种菜。为了让种的菜不叫牲畜祸害了，菜园子离场部近，距离三个牧业队较远。 秋季，牧业队突然爆发了炭疽病。炭疽(anthrax)由炭疽杆菌引起，是能由牲畜传染给人的一种急性传染病，炭疽杆菌生命力极强，在适当的温度下，埋在土里甚至可存活几十年，临床上主要表现为皮肤坏死、溃疡、焦痂和周围组织广泛水肿及毒血症症状，偶尔可引致肺、肠和脑膜的急性感染，并可伴发败血症。这次虽不属于大面积爆发，由于怕传播给人，不能不高度重视。于是，对三个牧业队进行有限封锁，一段时间内，所有的人许进不许出。 这就苦了我们几位知青菜农。附近没有羊群，再不能回队里抓羊，只好干吃自家种的蔬菜，包括菜苗儿。哥儿几个菜农属冒牌儿货，来牧区后大块羊肉天天吃，早已不习惯再吃素了。大家只有精神会餐，比赛着谈在北京曾经吃过的好东西，这一侃反倒把谗虫勾了出来，二十多天后，嘴里就寡淡得飞出了鸟儿，清汤寡水几乎已经咽不进去。 年轻人敢想敢干，哥儿几个本来不安分，这会儿更坐不住了，动脑筋开始想辙。 草原上有种鼠类学名叫黄鼠，属于哺乳动物，身体细长，毛呈灰黄色，鼻尖淡红色，上下唇和眼圈白色。细分，一种是黄金地鼠，个子比较大，一身黄毛，阳光下略闪金光；另一类个子相对小，称花鼠，背上有两道黑色条纹，长得比较像松鼠。它们的共同点是眼睛长得又大又漂亮，与贼眉鼠眼差着十万八千里，很可爱，得了个大眼贼的俗名。刚开始，我们很惊叹：老鼠居然有这么漂亮的！一美遮十丑，甚至忽略了它们能传播鼠疫。 一到菜园子种菜，就发现了它们的可恶本性。大眼贼喜欢在疏松的土壤中穴居，种菜当然要把土刨松，这些家伙得了计，专门跑到我们的地里打洞，从这垄进去，从那垄出来，挖了不少过桥洞。所谓过桥洞，就是两个相连的洞穴。好不容易整出的菜地，忽然多出了一个个补丁，瞧着格外扎眼，大眼贼的眼睛就是再大也失去了魅力。 此时，天下事吃饭问题最大，哥儿几个的肚皮正悬得难受，荤腥缺得就差啃自己的手指头了，消灭大眼贼的计划自然提到了议事日程。 说干就干，想到即将进嘴的肉，大家伙儿都激情四射。本来，打水一人赶牛车去，那天竟然全体出动，把装着木桶的牛车赶到井边，打了满满一木桶水。众人忽觉力气倍增，边笑边唱打打闹闹回转菜园地。 立刻准备好一个小桶，往里头注满水，从一个大眼贼挖的洞灌进去，另一人站在过桥洞的另一侧，用件衣服捂住洞口。过桥洞都不长，距离就在两垄之间，一小桶水灌进去，不大工夫，大眼贼就在那儿拱衣服。从衣服下面抓出来，湿漉漉的一个家伙，再没了往日的灵活与机警……就这么灌水，用了两个多小时，居然抓住了四五十只。 木头不爱说话，轻易不求人，这会儿却提出想要大眼贼的皮子，准备缝个坎肩儿。他特别能干，除了不会生孩子，样样伙计都能拿得起来，平日照顾我们这些小兄弟不少，好不容易有个想头儿，哥儿几个当然得满足了。有用蒙古刀的，有用电工刀的，都低着头，仔细用小刀剥皮。杀羊已经个个是把好手，但大眼贼的皮子薄，身体虽然比羊小了许多，剥皮的速度却快不起来，只有慢工出细活儿。 除了木头，我们只对吃感兴趣。有两人立即去到场部供销社，买回花椒、大料等作料。大眼贼煮了一大锅，往里头放了不少作料，也算精心烹制了。平日煮手扒肉，我们也跟牧民一样，只往里头放粗盐粒。不知是加够了作料的肉果真味道美，还是二十多天不开荤的结果，这一顿肉吃得特别香甜，骨头虽然比较多，可肉嫩、味鲜。如同刘宝瑞说的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朱元璋落魄时觉得它是天下第一美味，这也是我记忆中的天下第一美味。 隔了一天，谗虫又出来了，我们如法炮制，又往菜地的洞里灌水。这次只灌出了二十多只。又过了几天，又去远处的草地灌水。草地不比菜地，菜地的苗儿小，洞的分布瞧得清楚。而草地的草长得茂密，洞分布得也没有规律，根本不好判断大眼贼能钻往哪里。第三次，只抓到了十几只。越干越抽抽，没劲了。拿枪打，大眼贼的个子又太小，下套的效率也低，灌水行动遂到此结束。 还好，没多久封锁解除，我们又能吃到久违的羊肉。 后来，木头把那些大眼贼的皮子熟了，做成一件皮坎肩儿。他的手就是巧，连大眼贼背上的两条黑花纹都被对了起来，拼成好看的图案，正面还吊了布面儿。每当看见挂在哈那上的坎肩儿，我的肠子与胃似乎也能有美好的记忆，想起曾经吃过的那顿天下第一美味。 可惜，大眼贼的皮子太薄，木头只穿了两年，皮子就被揉烂，没法儿再穿，只能扔了。 从此，我也就忘记了天下第一美味的具体滋味儿，只记得大眼贼做过哥儿几个的盘中餐。只是那种感觉还萦绕在我的肠胃中，一种渐行渐远的回忆。
兵团接管牧场后，我们牧场改为团级编制，团部设在新建的场部。刚一竣工，问题也随之而来：喝水有困难。新场部附近缺乏水源，只打出一口出水的井。 团部设置比原先的场部臃肿不少，张嘴喝水的自然也多，早上去打水还能勉强凑合；一到中午，这口井差不多就干了。没法子，只好用水车到三四里以外去拉水。马拉的大车或牛车放上木制水缸，一路颠簸、嘎悠、淌洒，好不容易才把金贵的水运到团部，好在人力与车都不欠缺。 第二个问题更加严重，团部距离北边的防火道较近，防火道相当于中蒙边境线，汽车轱辘一转，30分钟就能到达蒙古边境。 蒙古是前苏联的战略伙伴，当时并称“蒙修”与“苏修”。1969年3月，珍宝岛战役打响，紧靠蒙古的边境也一下子吃紧，仿佛战火马上就要烧过来。团部设在这么个地界儿，太危险，迁址成为当务之急。 就在搬家前，伐木的兵团战士曾与边防站的解放军闹过一场误会。黑暗中，真枪实弹，沙奶奶打了阿庆嫂（样板戏《沙家浜》中的两位革命形象），幸亏没酿成血案。 事故发生在1969年3月之后。一批兵团战士正在东北宝格塔山拉木头，那里离“苏修”边境不远。一听说战役已经打响，团部立即派出三、四辆解放牌卡车，去接那些战士，命令他们赶紧往回撤。 战事吃紧，只能连夜往团部赶，路上连汽车的大灯都不敢开，只将小车灯开着。当时，汽车还属于比较稀罕之物，兵团来后，在草地上才压出一条天然小路，压痕较浅。这几位司机路不熟悉，偏又赶上压出的道儿比较模糊，天也太黑，结果走叉了道儿，本应回转团部，却开到了边防站附近。 边防站旁立着一溜儿电线杆子，头车差点儿撞到杆子上。这一险些撞上便发觉走错了，立即掉头，打算顺着电线杆子的方向往南，回转团部。 黑黝间正拐弯儿，边防站值勤的哨兵突然发现了隐约的灯光与马达声响，遂高喊一声“站住！”对方却没任何反应，汽车的马达声遮掩住了哨兵的喊声。这一下哨兵毛了，以为是苏修的士兵过来摸哨儿，他立刻朝模糊的灯光处开枪，一梭子冲锋枪的子弹就这么统统射了出去…… 草原的地势历来不平坦，解放车恰巧正向下坡儿行走。若是老兵油子，一准儿把枪放低，朝着车轮儿打；这位却是个新兵蛋子，没有丝毫作战经验，他是端平了枪朝车帮儿打的。解放车正向下行，子弹一颗颗从兵团战士的头顶滑过，车没打着，人也没伤一个，只听见冲锋枪响，瞧不见子弹已从头上掠过，立在车上的兵团战士没一个紧张的，他们以为，这是边防站在搞军事演习呢！ 解放车继续往前，几十分钟后，终于回转团部。 而此时的边防站以为苏军已经入侵，紧急集合完毕，全体骑兵集体上马，奔着解放车的方向就追到了团部。再过半个小时，步兵哩哩啦啦也跟来了，有的甚至没戴帽子，耳朵都已冻红，也不知是半道儿丢了，还是匆忙中忘戴。有的还睁大了眼睛问：苏军的坦克过来了没有？ 这时天也差不多亮了，当头儿的终于发现：原来是自家人不认自家人，闹了一场误会。 也幸亏站岗的是个新兵蛋子，否则，起码得有几个兵团战士非死即伤，甚至全车覆没的可能都有，还能全须全影儿回到团部吗？ 事后想来颇有些后怕，却又觉得万幸，所以当做笑话传讲过一阵。
我们队有名知青姓富，此姓比较少见，那年头讲的是越穷越光荣，不知道破“四旧”时，这姓氏给他家招灾惹祸没有？估计没有，他出身不错。 自从一起下队，他就一路扯顺风船，还当上了马倌。草原上最受人尊敬的职业就是马倌，给马下夜虽然辛苦，可大家还是羡慕，在人的心目中地位高啊，知青中放马的人并不多。 为什么要给马下夜？因为往往夜里狼会偷袭马群中的马驹儿。 富马倌放马一向认真，一百多匹的马群，一年叫狼叼去的马驹也就两三匹。这已经非常不简单，为此，他年年都被评上先进。那年头不发奖金，追求的是荣誉至上。得个奖状、毛毯啥的就相当自豪与满足。 我说他幸运不光指他当了马倌，还因为他遇见过几桩好事儿，别人都难得撞见。俗话说好事成双，他却是三喜临门。人能连连好运当头，不是福气咋地！后来，我们索性将他的姓“富”由四声（去声）读成二声（阳平）的“福”，称他“福马倌”，简称则是老福。 （一）“福马倌”枪撞黄羊 大约1972年秋天，也给我们插队知青配发了几杆枪。放牲口的，吊儿郎当惯了，没像正经民兵那样进行操练，只扛着枪得意洋洋显摆过几天。不久，肩膀疼，腰也不得劲儿，大多干脆将枪撂在家里，挂蒙古包儿哈那（蒙古包搭盖毡子的木头围栏）上当摆设。 那天，几个知青一块儿骑马串营子，边走边聊。有的说，背枪沉得慌、还碍事，背一天什么野物儿也捞不着；有的说，不背吧，倒往往看见黄羊、野兔子在前头蹿；还有人讲了个笑话，他去旧场部全福家，老爷子爱喝口小酒儿，半醉时好吹牛。他说曾带边防战士去打过黄羊，几梭子打了30多只。听得知青异常佩服，正佩服着，全福忽然说，打死的都是大个儿羯子。说到这儿没人信了。所谓羯子是去势公羊，谁去骟黄羊啊…… 边侃大山边慢悠悠爬上山梁。说黄羊黄羊到，忽听一人惊呼：“黄羊！”大家同时定睛观看，果真对面山坡上几只黄羊冲了过来。当时，别说野生动物保护法没有，就是宪法都保不了国家主席，见着黄羊当然可以随便打了。哥儿几个开始纸上谈兵，激动地讨论黄羊距离他们有多远，用枪打够得着够不着……正议论间，一大群黄羊从山谷翻上了山梁。看来，那几只是头羊，大队伍紧跟在后面呢！整群的黄羊排成一长串儿向东去了，几位知青立在当地，心里不由起急熬头，谁叫犯懒不扛枪呢，眼睁睁看着能到嘴的野味溜了。 几个知青中也有富马倌，那时“富”字尚未变做二声。人家有先见之明，此时肩上背杆步枪，还上着亮晃晃的刺刀。没带枪的几个只有干瞧的份儿。只见他手忙脚乱从肩上卸下步枪，把刺刀尖儿插进地里，将枪架在刺刀柄上，为了放枪稳当，他开始瞄准……没带枪的几个屏住呼吸，估摸羊群距离他们大约二三百米，也不知背枪的富马倌枪法如何？ 只见他瞄准了一只领头公羊，公羊俗称大扒子，那是个超级大家伙，大犄角几道弯儿，精神抖擞地正往前奔跑，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生还是死。“砰”的一声枪响，大扒子还在越野，倒地的是第三只黄羊，替它死的那位距离它足有二十米左右，看来大扒子命不该绝。 这一枪足以暴露富马倌枪法不精。他没怎么练习过打枪，连提前量都不懂，却瞎猫撞见了死耗子，颇有斩获，大家于是齐声欢呼；“打着了，打着了！”管它公羊还是母羊，倒地的反正是羊，到嘴的肉跑不了啦！ 哥儿几个欢天喜地将羊弄上马背，扛回包儿内，恨不得把一队的知青都叫来打牙祭。 野羊肉就是比家养的香，大家吃着、嚼着，都夸富马倌有福气，背上枪就碰见黄羊，居然能歪打正着…… 不记得是谁提议的，从此，就把他称做“福马倌”了。 （二）马群苦斗黄羊 老福也有不带枪的时候。一个难得的好天气，他去马群下夜。只见满天星斗，马群几乎不动窝儿，都老老实实安静地吃草。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睡夜觉不精神，竟然今夜无事，他可以美美地躺在草地上睡一晚了。 睁开眼，天已然大亮。他胡噜胡噜脑袋坐起来，忽见马群中有个活物儿，仔细一瞧，竟然是只公黄羊，个头儿不小，犄角挺长。 他激动地跳起来：“单独一只扒子怎会跑到马群来？神了！”事不宜迟，他翻身上马。忽然想起这回忘带枪了，手里只有不长的套马竿，连长竿子都忘了拿。他懊丧地拍了自己脑门儿一下，终是于心不甘：既然羊跑到了自家眼皮底下，没枪也不能将倒霉催的放跑吧？他策马向黄羊奔去。 正常情况下，骑马若想追上黄羊，简直如同做梦娶媳妇儿。那黄羊想必有灵性，竟然不慌不忙，跑几步瞧他一眼，再跑几步低头啃几口草。该死的羊不温不火，颇有几份草滩漫步的情调。简直是抓他的心挠他的肺啊，仿佛在讥笑他：就是不叫你追上！ 老福毕竟是老福，他逐渐冷静下来，然后心生一计，不追扒子，反而开始圈起了马群。黄羊的智力毕竟比人差着行市，漫步的扒子果然着了道儿，马匹逐渐将它团团围住，这回只有干瞪眼了。没几下，老福就用套马竿套住了扒子。 扒子是抓在了手里，可怎么拿回包儿里？活蹦乱跳又一副拼命的架势，没有捆扎的绳子，带不回去啊！想要杀死它也难，不但没枪，连刀子也忘了拿。 牧民的习惯是将折叠刀插在靴子筒里，走哪儿吃喝到那儿，随时可以把刀子拿出来削手扒肉。知青既然与牧民基本同化，便也学他们的样儿，不同只在靴子里插的是北京的电工刀。 但这回老福忘了拿，缺乏有效的杀伤武器，还真拿这大扒子没辙。下得马来，他一时有些手足无措。终不能将白白到手的野味放跑不是？他立刻扑到羊身上，抓住犄角，骑在羊身上，学起武松打虎。 黄羊虽没一只老虎大，可在羊里已算庞然大物。老福虽与福气相伴，却不是大力士，这活物连驮带拖，竟拉着他跑出几十米远。不知何时，套马竿与马鞭纷纷从手里、身上飞了出去……一旦成为赤手空拳，就只有看谁能耗得过谁了。老福将自己的“武功”悉数施展，拳打脚踢，包括用手使劲拧羊的脑壳…… 毕竟与武松相差甚远，他已是气喘吁吁，黔驴计穷，眼看力气不济，羊的力气却似乎有增无减，还在一个劲儿蹦达。 他有些灰心了，打算放弃的念头开始闪过。转念间，猛然想到有一次将羊栓到自家的牛车上，不知怎么惹得狗不顺气了，仰着脖子冲它嚎叫。那羊怕得在原地转圈儿，一转两转，绳子勒住了脖子，竟将自己勒死了。 当时的知青打扮也如牧民，都是身穿蒙古袍，腰系长腰带。这腰带蒙古话叫“布丝”，起码三四米长，能在腰上绕好几圈。按当地的审美标准，越长越有派。 情急上火的他此时头脑倒比较冷静，忽然想到腰带也可以作勒死黄羊的武器。于是，他腾出一只手解了一圈腰带，缠在羊的脖子上。这羊的力气原本就贼大，又在做殊死挣扎，这一玩儿命力气陡然又增添不少，那一多半儿腰带缠在老福腰上，不是他勒羊，倒是羊甩着他四处乱跑，直搞得他头昏脑涨，就差翻跟头了。老福也急眼了，此刻，这头黄羊就是拼死挣扎的阶级敌人，拱得他也开始玩儿命。咬紧牙关，手下收紧腰带，将羊的脖子使劲往一边拧…… 终于，他将这只黄羊撅巴死了。 待老福将黄羊扛回包儿内，众知青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怎么好事儿又让老福赶上了？问他没有枪，怎能把黄羊弄死？他开始矜持着不说，神情却相当得意。后来缠不过大家，才将实情述说了一遍。 挺肥的一只扒子，老福包儿拿它的肉包包子，与家养的不同，几乎没有膻味儿，相当好吃。老福的共产主义觉悟高，又把肉分给其它包儿的知青，让大家开了一顿黄羊荤。 众人美美地吞着包子，又开始赞起了“福马倌”，说他真有运气，连上苍都格外看顾他。 （三）蒙古包附近巧遇野猪 20世纪60、70年代，在草原见到狼和狐狸一点儿不稀罕，遇见野猪却要有相当的运气。 一天清晨，老福刚出包儿，便看到周围的狗都蹿了出去，冲着一个方向猛吠。他好奇地向那个方向眺望，只见四条狗正冲一个黑东西嚎叫。走近些仔细一瞧，竟是头不小的野猪。牧人极少在草原遇见野猪，它怎么会跑到离蒙古包这么近的地方？不可思议！ 但是，围剿野猪的狗们并不敢真咬，只是狗仗人势，将它团团围住，干嚎而已。在叫声与时远时近狗们的威胁下，野猪也发憷，兜着圈子逐渐后退，可在包围之内，一时却无法脱身。 草原人都知道，对人来说狼不可怕，野猪却使人畏惧三分，没枪千万不可靠近。 听说，一个牧人有次碰见了野猪，手里虽然没枪，仍旧对其穷追不舍。野猪被逼急了眼，竟然冲牧人扑过来，吓得牧人的坐骑猛地一闪，差点儿把他摔了下来。也亏得他骑术高明，但也吓得一激灵。尚未策马，马已像疯了一样向相反的方向玩儿命逃窜，勒都勒不住。人马惊魂稍定，牧人下马观察自己的坐骑，发现马尾巴被齐刷刷咬掉一撮毛，惊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从此，牧人见人就讲他的这番遇险记，并告戒大家：“见了野猪千万别往死里追！”立刻有人附和：“对着呢！要是一口叨住马腿，能咬折了！”巧了，这回老福正好带着枪！他赶紧举枪瞄准。一枪居然将野猪打伤。野猪就地打了个滚儿，继续往远处跑。带伤自然跑得不快，他第二次将枪瞄准野猪的脑袋，随着“砰”的一声，野猪倒地死去。 老福的枪法看来已经大有长进！ 知青们对羊肉已是司空见惯，能见着猪肉，特别是野猪肉大大地希奇。听说老福这次竟然捞着了一头野猪，当然纷纷慕肉而来。 仿照着杀羊的法子，老福将猪皮整张剥下，肉剔下来分给了众位哥们儿姐们儿。吃到了久违的猪肉，特别是野猪肉，知青们一边咂巴嘴儿，一边感叹：“这好事儿谁能碰上啊？”“咋又叫他赶上了呢？”“要不怎么叫‘福马倌’呢！”从此，“福马倌”的名号进一步叫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