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朵金花——文革中的国魂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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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朵金花——文革中的国魂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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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朵金花——文革中的国魂 在文革中，一个震撼心灵的事实引起关注——一些女性英烈们，在“天下滔滔”的险恶环境中，对文革进行了不妥协的抗争；有的被残酷杀害，杀身成仁；有的幸免于难，名垂青史。她们的大仁大勇，使得全国同胞仰而瞻视，俯而深思。张志新、林昭、王容芬、宋庆龄、陈少敏，就是其中的“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面对荒谬，无惶惑，面对黑暗，无恐惧；她们一如安徒生童话中的孺子，戳穿了文革的真面目。 参加过抗美援朝并任职辽宁省宣传部干事的张志新，1968年，被“揪”了出来——以其反对文化大革命为由，对她进行了反复批斗。她则始终坚持对文革质疑，直到被枪杀。张志新早在1958年以后，就对国家形势有了自己的判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和)命论，而忽视了革(和)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和)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张志新还对“文(和)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次文化大革(和)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它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了社会主义革(和)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见《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张志新冤案还有新的秘密》一文）。 在1958年就有此思考，谈何容易！错误的东西在党的文件里可以通过，在铺天盖地的宣传媒体里可以大加宣扬，在张志新这里，却没有获得通行证。任何大人物，任何能震慑迷惑亿万人们的障眼法，都迷不住、也吓不倒她，她有古人所云“虽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她并没有一般学者的理论修养，然而她唯真理是从——在疯狂的个人崇拜风潮面前，她那“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的一声呼喊，犹如洪钟巨响，回荡在中华历史的回音壁上。没有华丽语言，没有矫饰姿态，张志新完全是按照事实，按照她真实感觉来说话的。 另一位女性精英宋庆龄，对文革作出了最直截了当的反应。她分别在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她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7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我不懂”、“我糊涂了”这种“谦逊”语气恰恰突出了宋庆龄爱憎分明、实事求是的强者风范。和张志新一样，宋庆龄是从事实出发，来表达她对文革的反对态度的：“一夜天下来……同事都变成了……牛鬼蛇神”，“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的刘少奇，“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这极朴素亦极冷峻的四个字，就是宋庆龄面对狂暴和野蛮浪潮时的性格展现，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代，她的头脑分外冷静，她的声音掷地有声！ 宋庆龄对文革中的“革命造反”，斥之为“无法无天”，是“罪行”！她追问：“这是什么原因”？”“现在宪法还有效吗？”她坚决强烈地要求：“党中央要出来讲话”！她在举国上下迷惘、痴狂时刻，大义凛然地站了出来！ 王容芬——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学生，在1966年月，也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问：“尊敬的毛泽东主席，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而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王容芬请毛泽东“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以党的名义想一想”——这表达了她的大忧患，大焦虑！她尊称“尊敬的毛泽东主席”，但她更尊崇真理，她更惦念的是国事。她没有拐弯抹角，直逼问题的要害，向党的最高领导人预警了事情的严重后果：“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王容芬看到了文革中的那些反常现象，悲愤道：“……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她要“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她走向邮局，发出了信件。 她用一句话概括着文革的性质：“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这句没有展开逻辑分析，而是以其深刻的直觉透入问题核心——历史将证明它的分量。 陈少敏，这位参加过八届十二中全会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之决议的66岁女性，在一场顺者昌、逆者亡般的会议气氛中，在到场的130多位中央委员和各方代表通过的赞同“开除”的表决中，坚决不举手，抵制了一边倒的蛮横决议。 陈少敏参加过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建国后，她曾任任全国纺织工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1954年12月和1959年4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57年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作为老资格的革命者，工会重要负责人，她和很多老同事一样，对刘少奇是否为“叛徒、内奸、工贼”，心如明镜；但她没有做违心的事。须知，她当时面对的是气势压人的庞大会场，面对着拥有绝对权威、最高威望的最高领袖，而她心向光明，其所作所为，犹如霹雳闪电，光照寰宇。无怪乎胡耀邦在回忆当时的场景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相当了不起的，具有很大的勇气”！古人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陈少敏大姐足以当之！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应是五朵金花中最具文学才华的女性。关于她的文学才华，在这里就不多谈了。林昭最突出的特点，是她的极高悟性。这位曾经背叛家庭，说出过“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吊孝”这样绝情绝义的话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生，自从良心发现后，发出过“决不再说违心话”的誓言，她在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大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被划为右派，1960年再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1968年4月29日被秘密枪决。从誓死背叛家庭，到以极短时间内幡然悔悟，到反右时的敏锐政治嗅觉和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再到文革期间写下抗争诗文，林昭展现了她可杀而不可辱的人格和自我反省的极高自觉，在残忍的枪声中倒在血泊里，完成了中华圣女境界的升华。
面对气势骇人的文革洪流，荒唐举动接踵而至，自相残害遍布国中；而五朵金花只身抵抗，直欲力挽狂澜于既倒；在被高压乃、被迫害，乃至到生死的最后关头时，她们仍对黑暗势力顽强抗争，留给了民族大无畏形象的永恒记忆。 在1969年9月18日以反革命之罪名被捕入狱后，据当年办案人员回忆，张志新只要认罪，判几年就可以了。即是说，她只要及时低头求饶，其实是可免一死的。而就在此刻，她直面批斗者们说：“强迫自己把真理说成错误是不行的，让我投降办不到。人活著，就要光明正大，理直气壮，不能奴颜婢膝，低三下四。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许别人奴役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在可以苟活的情况下，张志新选择了“杀身成仁”之路。张志新，你这真理的女儿，在大多数国人都愚昧、懦弱的时刻，用你那单弱的身躯，挺起了民族的脊梁，奋飞凤凰涅槃之长天！从种种残酷迫害到最后被枪决，你始终昂首站立，成为抗拒残暴的民族魂灵！ 就在宋庆龄给毛泽东写信后不久，1970年3月，毛泽东对周恩来等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面对最高指示，哪位中国人不高山仰止，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赶快执行？宋庆龄却并未知趣而退；她冷静回答道：“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宋庆龄，你为中国大事奔波了一辈子，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华夏大地，生死相恋；任何权威与高压，只能使你对祖国眷恋弥笃，忧患尤深。你的回答，纯朴而坚强。你说过，“不想做政治上的花瓶”，这是你独立不迁的人格写照! 王容芬在给毛泽东写信挥毫之际时，早已知道她的这封信会引来什么结果。不等侮辱、迫害来临，她寄出了信，然后到药店买来四瓶敌敌畏喝下去。她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是在表明绝不动摇的立场。所幸她没有毒死，被投进监狱，一直到1979年被释放。王容芬是五朵金花中唯一以自裁方式面对困厄危险者——人们至今回味之，仍击节激赏其凌厉浩然之气。此浩然之气，上接古贤，下传后世，奇情壮采，可胜叹哉！ 在通过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大会上，陈少敏坚决不举手。事后康生追问陈少敏：“你为什么不举手？”陈少敏回答:“这是我的权利。”康生以奸猾阴险为能，稍不留意，便会入他陷阱。而陈少敏言罢，康贼当时竟无言以对，事后也无计可施——陈少敏的正气，镇住了康生的邪恶，陈少敏的刚直，挫败了他的阴谋。以一言大灭奸邪之威风者，陈少敏也。壮哉，少敏大姐！ 在北大的约1500名师生被打成右派，林昭自己亦被判劳教三年的严峻形势下，她毫不顾个人的安危，，跑到团中央质问道：“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在铁窗岁月里，保外就医中，直至被枪杀，她写了《我们是无罪的》、《告人类》、《判决后的申明》、给《人民日报》的第三封信和诗篇，对野蛮与淫威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退让，而且发出了犀利的思想批判。
在文革中，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精英女性，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奇观，决非偶然，其来有自矣。一曰担当精神。中国女性在古代社会的漫长历史中，一直处于被忽视乃至被歧视的境地，她们多时守在闺阁之内，处于“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环境里，对于封建礼教，奉若神明，惟命是从。中国古代社会，对男性放纵有余，对女性严苛有加----她们地位低下，大都担当着沉重繁杂之家务，劳作不已，操心不息；这样，便造成了女性极其坚韧、勇于担当的宝贵品质，也成为中国国情之（相当程度上的）阴盛阳衰状况的重大根源。诚然，身处更底层的封闭处境，中国女性对专制制度，比男性更信服，更能自觉遵守——笑不露齿者大有人在，节烈殉夫者亦不乏其人，她们相夫教子，劳苦程度，更有甚于男子者；而对生活真诚之态度，过人的担当精神，奋发图强之风貌，亦牢牢扎根于灵魂深处。 中国妇女的思想不可能长期被禁锢。一旦发现被禁锢之事实真相后，似火山喷发的力量，会在她们身上神奇闪现。关汉卿的《窦娥冤》戏剧中的女主人公窦娥就是从中提炼出的不朽艺术典型。她一直以最虔诚之态度遵守、恭行专制教条，而当她发现所生活之元朝竟是倚强凌弱、蛮横不法之社会，马上给以最强烈的反抗，发出了对当时统治者最强力的批判：“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真是诅咒压迫者的无所畏惧、惊天动地的大手笔。窦娥的形象，其实就是中国妇女伟大力量的象征性体现。我们知道，宋庆龄等五朵金花，对于崇高理想，有执着追求；而从被压抑的环境中打开了空前开阔的思想境界后，面对有害于社会之事——无论何人为之，不管他官职何其大，威望何其高，她们那爱憎分明和勇于担当的伟大精神就如云破月出，大放光明。她们一眼便看出文革的谬误与危害——“搞个人崇拜”（张志新语）；“无法无天”、“宪法还有效吗”（宋庆龄语）；“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王容芬语）；她们在八亿国人对国家主席“国人皆曰可杀”的洪流面前，在执政党的宏大会议之中，在人身侮辱、屠刀枪弹之下，磐石般捍卫真理阵地，成为中华志士仁人“成仁取义”的新楷模，历史上的不朽丰碑。 二曰女性优势特征与视角。五朵金花和很多走出家庭、参加工作的妇女们，一心冲破牢笼，追求人身和思想的解放，比起那些经验老到的男子们的种种名利杂念和争夺权力的阴暗心理，她们无欲则刚，卓然独立。就其天性而言，她们有更多的操持家务之热情与爱心；而其精力转移到政治方面时，其天然的女性之柔，母性之爱，便会自然地融入到事业中，给政治领域带来新的活力。陈少敏被称为为“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毛泽东语），“贤妻良母”，道出了女性本性之真谛。在工作上，女性和男性一样做出贡献，而在生活中，她们还会无微不至地照顾男性们，她们的事业心融入了深邃的母性——把事业作为家务来操持，把同志作为家庭人员来看待了。在表决将国家主席永远出党的关键时刻，在男子汉们都屈辱地举手就范时，陈少敏本可随和地与群体一起，将国家主席像草芥一般抛弃；而她沉默不语，以不举手之表态来施行勇敢的干预，实出于母性之深爱，保护亲人之举也！宋庆龄本不在共产党中央工作，其挺身而出，保护少奇，非有它也，忧国之情自然显露也，博大的家庭意识、母性之爱自然之外发也！ 文革作为一场充满野蛮暴力的疯狂举动，尽人皆知。不过，作为两种不同的性别来感受文革，男女之观察视角，仍有差别。女性属于母性充溢的一种群体，她们担任着繁衍、抚养人类后代的更重大的责任。从天性上观，她们更柔弱，更爱和平，对于暴力，有着一种比男性更天然的反感。当然，这里并不否认女性们在滚滚造反浪潮的夹裹下，也会一时迷失方向——然而性别的本质规定了她们必然不像男性那般狂野和血腥；而她们中的有识之人，对文革的野蛮行径，看得更清楚，更深刻。宋庆龄的第一反应就是，文革是“无法无天”，王容则悲呼：“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这便是女性的一种直觉，一种对耍野蛮、无理性的造反运动的本能反应。从中不难悟出，为什么反对文革的历程中，女性精英比男性更能鲜明、更坚决地挺身而出，更能直接戳穿文革的真面目。林昭在狱中曾步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诗之原韵，写了一首七律——就在毛泽东发出“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号召时，林昭却看到了中华同胞之间自相残杀的真相之另一面：“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这种民族大悲剧之本质一面，被她毫不费力揭露出来，与其说是其智慧所致，不如说是女性柔弱善感的天性使然。在众口一声的政治局面下，公开道出国人自相残杀之本质一面的，林昭而已。呜呼！ 某些男性精英们，对文革的谬误，也有察觉。而他们对于文革的局部，批判有力，对于文革的整体性的认识，或稍显薄弱，未能触及，或出于策略，隐而不谈。如因写了《出身论》而竟至被枪决的遇罗克于其文章中，批判了唯出身论观点的错误，但在他还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遇罗克《出身论》）的基础上来立论的，并未触及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性错误；长春市第一光学仪器厂工人史云峰（27岁惨遭杀害）对老一辈领导人遭受愤愤不平，揭露四人帮罪行，却也未触及到文革本身；就连在文革中在淫威下坚持不批孔的大学问家梁漱溟，在运动伊始，也给毛泽东、周恩来写过三封信，其中一封云：“主席赐鉴：……当红卫兵之来临，我以拥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他们对于文革在根本上的谬误性之认识，并没有宋庆龄等女性精英来得真切。有人说，女性的思维，有时类似儿童——此言不虚。而正因如此，才更接近自然，准确、简明，轻而易举便击中事物要害。 一些男性精英们，对于文革，思考很深入，更具思想的系统性（如遇罗克有《出身论》，被枪杀的王申酉有《王申酉文集》，顾准更有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著作），而女性精英突出的特点，不但在于她们以敏锐的直觉，简洁的语言，径直戳穿文革的谬误本质，而且奋不顾身地参与、投入，她们或直接给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写信，指出他的错误；或在生死关头，慷慨悲歌，创作诗文，以一种泼辣昂扬的姿态走向刑场，成为文革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国魂。文天祥的殉国壮举和他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同在。而张志新、林昭等因捍卫真理而牺牲的女性们，比起文天祥来，并无逊色。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蹶而屡起，赖有国魂乎——古代孟子、文天祥是也，而今林昭、张志新等俊杰是也！ 中华民族的孔圣人恐怕很难料到两千年后，在痛批他的那一场文革中，冲在前面，实践他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理想的，竟是被他称为“难养”的“女子”了；而写下过“.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辗转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纪念刘和珍君》）之文字的鲁迅，得知五朵金花之壮举，又会激而写出何等动人心魄的文章？号召“我们要培养几千几百个妇女英雄”（《新中华报》１９３９年８月３０日）的毛泽东，在悍然发动一场造成民族大浩劫的文革时，会料到吗——径直劝告、批判他并竟至于死于“无产阶级专政”之枪弹的妇女英雄，最雄辩地宣告了他的“培养”之目标的成功？ 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重大奥秘之一，在于它有着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性群体。这一点，从众多名人回忆母亲的大量文章作品中，从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中，从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乃至体育竞技运动中，……我们都早已清楚地看到；至于在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文革时期中，五朵金花之壮举，更是惊天地、泣鬼神；足以警顽起懦，光耀青史！ 五朵金花，中华之国花，民族之魂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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