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脑子进水了？

在央视1套晚间新闻里播放了国际羽联宣布取消比赛资格的四对女双选手，其中包括中国选手于洋、王晓理。主持人咨询央视名嘴白岩松的观点，答曰：“我这次是感到非常非常遗憾，甚至是愤怒。的确是在几十分钟前，我们在官网上看到这个事情，这涉及到两对韩国女双选手，然后是一对印度尼西亚选手和一对中国选手。我也看到现在许多人开始抡起道德的大棒往运动员身上打，说她们故意输球啊！太没有体育精神等等。”“但是如果要是让羽联包括组委一些老爷们所定下的荒唐的规则，最后这里巨大的问题和责任却让运动员们来承担的话，那么我觉得一切都是不合理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羽毛球在过去单项比赛都是根据排名来进行单轮淘汰赛的，选手们不断往前汇合，这样同国选手遇到就很正常，但这次有些人说让更多人多打些比赛啊！这就分成了小组，这一分成小组赛制就跟过去完全不一样，而且以前都没有这样的惯例。”“这就会出现两个本国选手提前火拼的情况，所以我们在骂我们选手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想象，如果不骂的话，那么能怎样呢？玩命地在小组已经出线的情况下拿自己最大的精力去赢自己不一定能赢的对手，而目的是跟自己另一对本国选手碰上，然后再把其中一对干掉，你觉得这是傻啊？还是脑子进水了？我想真正傻和脑子进水的是这个不合理的规则的制定。因此我觉得中国要上诉，我也不希望这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即便是的话，也应该去改变未来的规则，任何不赢却可以获利的规则一定是糟糕的，而不应该仅仅去谴责个人。”过去曾听说白岩松说了些人话，比如为伦敦奥运当火炬手时说的：“我也关注奥运，也希望中国队能在传统优势项目之外取得新的突破，但是我不会用‘更多的金牌’来获得惊喜，我希望的是，在后北京奥运时代，中国体育人的观念有改变，即使是参赛的运动员，能以更开放、更轻松的姿态投身到奥运里面就很棒了。”便以为白岩松是个明白人，这回发现并非如此。何也？当事件已经发生，要做评判你首先必然选择是站在公平与正义这边，还是站在团队与金牌那边？白岩松选择了后者，现在说的话完全没有“更开放、更轻松的姿态”，依旧以“更多的金牌”作为评判比赛的准则，至少不符合他提倡的：“关注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金牌才是该有的认知。”要说脑子进水，白岩松显然比“这个不合理的规则的制定”者更甚，那些人至少不会替打假球的行为诡辩，而白岩松则赤膊上阵慷慨激昂地为操纵比赛的丑恶行径叫魂！

看实况转播，于洋、王晓理故意输球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缘由固然在于另一对中国选手已获小组第二，为了避免半决赛进入同一个半区，她们奉命输球也争小组第二。这里说“奉命”是有根据的，李永波早就以“运筹帷幄”而著名，雅典奥运时他就坦承：“张宁状态要更好，关键是对阵张海丽战绩也不错，所以第一局结束时就让周密不要拼了，使张宁保留体力拼决赛。”操纵比赛算是“体育精神”抑或“金牌精神”？只是这场比赛简直惨不忍睹，完全无视现场六千观众与亿万电视观众的尊严与感受，第一局竟然连完整的回合都没几个，简直就是初学打羽毛球的小孩子！可悲的是她们的对手韩国组合，为了将于、王组合送上小组第一，以避开C组韩国头牌组合，她们竟然也跟着玩起故意输球的把戏来，却又不如中国人脸皮够厚手段出格，最终仍以2:0赢了球。既然如此还不如真打硬拼，至少不至于落到消极比赛被取消资格的境地。裁判干预及观众嘘声皆无果，直至场外监督两次进场警告，第二局才玩了些“回合秀”出来。

韩国人确实蠢，在于、王组合如愿输球后一小时，C组最后一场开赛，韩国组合河贞恩、金旼贞对阵印尼组合波莉、乔哈里。两对选手都已经获得出线权，本场比赛谁获得小组第一，谁就要在1/4决赛中跟已获小组第二的于、王组合硬拼。这可是世界排名第一、本届奥运会女双冠军第一的热门组合，这两对组合显然都想避开强敌，于是奥羽女双又上演输球比赛。而且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直至比赛监督出示黑牌，威胁要取消双方的比赛资格，才勉强让输球游戏玩得不那么露骨。

这一切皆因一对中国组合意外失利居小组第二而引发，始作俑者乃中国队！光说奥运羽球首次改规则、首次使用取消资格处罚是不完整的，世界级比赛被“涂鸦”到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何尝不是首次？更吊诡的是，三组强劲对手被处罚出局，还剩一组的中国队显然成为获益最大的球队！白岩松所谓“不赢却可以获利”恰恰是中国队，难道于、王组合故意输球不正是为了“不赢却可以获利”吗？

另一方面，无论规则有多不完善留下多少空子给“不赢却可以获利”者去钻，它都没有鼓励输球的条款，白氏喋喋不休“跟自己另一对本国选手碰上”并非规则导致，而是“另一对本国选手”输球才引起，“拿自己最大的精力去赢自己不一定能赢的对手”也是自己造成的，理当自己承受。既然愿赌那就服输，就连赌场之道也不能容忍输了就“耍老千”的，中国羽毛球队的决策者已经堕落到连赌徒也不齿的地步，我不知道白先生振振有词辩护些啥。操纵比赛就是邪恶，早就该采取“零容忍”的措施，世界羽联的错误就是处罚来得晚了点，如果当场就宣布取消双方比赛资格，下一场假球根本打不起来。

制定规则理应预先防堵漏洞，这是世界羽联理应承担的责任。事件发生后，其第一副主席派山第一时间向公众道歉：“这种事发生在奥运会，我公开向每一位人士诚意地道歉，我也感到很不高兴。”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羽联应该为打假球者买单，派山还说：“这是一项令人深感羞耻的事，我非常不喜欢看到这种事发生，这有失体育精神的作风。”世界羽联秘书长托马斯·伦丁说：“她们被指控违反了世界羽联球员行为守则第4.5和第4.6条，即‘没有尽全力去赢得比赛’，和‘在场上的行为明显有害于羽毛球运动’。”《奥林匹克宪章》也将公平竞争列为奥运精神的非常重要因素，连同“更快、更高、更强”之精神，绝对是每届奥运会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誓词里不可或缺的内容，背叛这些基本守则和誓词的行为，难道还有什么可以诡辩的余地么？美国媒体报道现任IOC（国际奥委会）副总裁、世界羽联前主席克雷格·雷迪的意见：“体育就是竞争。如果你失去了求胜心，那这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你绝不能允许运动员在这样的比赛中出现如此恶劣的行为。所以他们这个决定很好。”为了维护奥林匹克精神免遭没完没了的玷污，世界羽联决定予以剥夺赛权的处罚是伸张公平正义、维护赛场清洁的无可非议之举，它无疑具有惩戒效力，对本届奥运会圆满成功以及今后的比赛帮助极大。唯一的遗憾是它放弃了对中国羽联的追究，等于放弃了对操作比赛决策者的追究，这对于运动员倒是确确实实不公平。

事实上，中国的体育事业早已成为党的一项政治任务，体育精神一直处于服从政治需要的地步。当年，为了讨好金日成，中国女乒奉命让球使朝鲜选手获得世界冠军奖杯；为了拉拢铁托，中国男乒选手同样奉命让球，结果导致斯蒂潘契奇怒摔球拍，他认为这是侮辱他人格的卑鄙行径，绝不能容忍。此乃巨大冰山的一个小角，沉在水面下还有多少污泥浊水我们或许永远没法弄清楚。鉴于金牌尤其是奥运金牌有助于我党调动民族主义凝聚力，有利于维护权势团伙的统治地位，它成了全民喧嚣的核心。中国的“举国体制”根本就与体育精神、体育道德背道而驰，它完全采取前苏联的经验，不惜万金，选拔苗子进行非人道的苦练。当初周恩来亲自操盘，请来号称“魔鬼教练”的大松博文，将日本武士道那一套法西斯训练手段美化成“大运动量训练”，运动员简直就成了非人折磨的对象，为的只是争金夺银，夺得如愿能使官僚政绩添彩者便可以出人头地，否则只能落下伤病残疾，悲惨故事多了去。完全与民间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毫无关联，前不久曝光的北京奥运场馆遭废弃就是明显的案例。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先生当年雅典奥运会期间恰在加拿大，有感而发写了篇文章《谁是体育大国》，文中说加拿大人对奥运会的关心似乎并不热切，并不在乎谁拿了多少金牌。但他们自己天天都在进行体育运动，跑步、游泳、打球、划船；冬季则溜冰、滑雪等，应有尽有。加拿大的公共绿地、体育设施众多，大部分对公众免费开放，加拿大人不分贫富皆可自由使用。体育“不是展现国家强盛的工具，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国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实在在的一部分。”中不无感慨:“加拿大虽然是一个金牌小国，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体育大国。”反之，“中国的体育，从少年体校到国家队，好像只有一个目的：到奥运会拿金牌。国际上拿不到的，也要到国内的小奥运——全运会上抢牌子。除此之外，别无目的。于是，体育只剩下一个意义:一切为了竞标，一切为了胜利。因此也形成了赢家通吃的残酷规则，拿了金牌，成为人上人，而其余人，通通变成了失败者，包括亚军在内，只配享受残羹剩饭。至于体育本身的意义，体育与普通国民的关系，不再有人关心，也不再当回事。”说得何等明白。

问题是至今官僚化的体育机构并不在乎民间反映，他们的利益是“只唯上”的，于是导演出无数有悖人间常理的荒诞剧。仅以本届奥运会为例，一位夺得银牌的举重选手，非但无喜悦反倒当众嚎啕，竟至于深刻检查认罪，对不起这对不起那，难道不是咄咄怪事？什么体制把他调教成这样？昨天凌晨老伴看电视上女子体操团体赛，突然老泪纵横不能自已，指着电视机屏幕破口大骂：“你们就不能安慰她、帮帮她吗？她还是个孩子啊！就为了没得金牌银牌，你们就这么对她，良心都喂狗了吗？”我劝她息怒，原来她看见一位发生了失误的女孩，没任何人前来安慰哪怕一句，可怜兮兮抹着泪自己在那里收拾行头。几个小姑娘哭唏唏的，老伴更没完没了：“这么点年纪，本来应该还在妈妈面前撒娇的，就担负起那么重的责任，第四名就该哭啊？还有点人性没有？不看了，什么狗屁奥运会，都成了为那些狗官长脸的斗兽场了！”关掉电视机以后很久，我还听见老伴的叹息声。奥运，你能否给中国人带来一点金牌以外的欢乐呢？“更开放、更轻松”，就像那些外国人一样。

白岩松毕竟属于官字第一号传媒的当红巨星，脑子不进水是享受不到如此待遇的。曾经听闻他说了些中听的话，和许多网民一样感觉欣慰。如今却闻知上述那些为邪恶诡辩的说辞，颇为之扼腕叹息。然而，因其声名远播，难免不会教坏些孩子，特予以剖析，以正视听。

                                                                            （2012．8．2）

 

 闻知柴玲的“原谅”有感

（本来在六月中旬写了的文字，没想到倒腾时U盘出了故障，打不开了。请教各路神仙都拿它没辙，只好重新写过。故延宕到现在。）

不知不觉，六*四过去23年了。注意到这个纪念，居然是看到网上有柴玲《我原谅他们》之文字稿，否则真没记起来。恕我直言，对于23年前广场上那一群“天安门宝贝”，我从无好感，甚至连同情心也日益淡漠，只缘事实真相知道得越来越多之故。似乎需要首先声明：对于下令军队开枪的决策者，他们缺少的只是一次审判；但以柴玲为代表的“广场指挥部”，我从不认为他们是什么“民运人士”，若借恩格斯的话说，他们属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欺蒙”之少数人；若借勒庞在《乌合之众》里的说法：“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23年前那场血案，他们也是有责任的。现在柴玲发这样的声明，令我倒胃口。

据《多维新闻》所载，柴玲声明里有这样的文字：“虽然天安门运动被给予了很多名称和目的，但是作为当时学生方面的总指挥，我可以说，我们要结束的，就是这种灭绝人性的文化和气氛，而创建一个充满爱，和平和富足的社会。所以1989年的6月4日是一个痛苦的日子，当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个梦想被坦克碾死。我们为失去的兄弟姐妹的痛苦中，也在为这个没能实现的社会而难过。”“我原谅邓小平和李鹏。我原谅士兵们冲进1989年天安门广场。我原谅目前中国的领导下，继续压制自由和实行残酷的独生子女政策。”“我明白这种宽恕是反主流文化和感情的。我也听说前几年极位信基督的天安门同事的兄长的宽恕被误会。然而，在这天安门23周年的纪念日，我还是要选择宽恕。因为我知道，当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和平与宽恕时，我们是在一个很小的程度上反应出耶稣对整个人类的巨大宽恕。我也知道，当我们在天安门前面对坦克机枪而决定不放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时候，我们早已经选择了宽恕！我更知道，只有当我们真正宽恕时，持久的和平才会到来。”（所引文字网址：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2-06-06/58752819-2.html）

在遭到广泛的质疑乃至声讨之后，柴玲7日补发《再谈宽恕》的公开信。她明确表白，宽恕只是她个人的，不代表任何人，也不要求任何人跟她一起原谅。她不会忘记屠杀者做了什么，并以六*四后失去母亲和祖母证明她的受害者地位。并称：不是免除李鹏或任何其他领导人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屠杀的责任，因为这些领导人事后没有公布真相、寻求和解，却继续压制自由。她援引圣经作解释，这些罪，最终会由他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柴玲还举例说，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当年出狱后第一句话就是原谅那些让他入狱的人。

必须首先说明的是：柴玲以及那几位“天安门宝贝”并不具备原谅谁的资格，相反，他们理应反思以求得以“天安门母亲”为代表的罹难者家属乃至广大民众的原谅，请求宽恕。“少不更事”只能是减轻乃至开脱责任的理由，绝非请功的资本。静下心来想一想，六*四不但是罹难者的悲哀，也是中国民主进程的灾难性挫折，头脑膨胀的“天安门宝贝”们难辞其咎。就像“戊戌宝贝”谭嗣同等的谋杀阴谋葬送了那次维新一样。所不同的，谭氏等尚有“我以我血荐轩辕”之豪气，“天安门宝贝”们则被“黑名单”吓得如鸟兽散，正中统治者下怀。拉曼德拉作大旗相当可笑，南非本来就实行民主体制，只是剥夺了有色人种的民主权利而已。曼氏的“原谅”是在德克勒克总统1989年上台启动废弃种族歧视政策之后，新总统解禁非国大等33个敌对党，无条件释放曼德拉。曼德拉的资格来自27年的牢狱生活，其伟大在于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胜利者的宽宏，也是稳定国家大局之睿智。倘若曼氏逃亡欧美，悠哉游哉赚了足够多美元然后宣布原谅南非“继续压制自由和实行残酷的”种族歧视政策，绝不可能获得普世敬重。

据介绍：“５月２４日在王丹的主持下，高自联常委会通过了定于５月３０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并且通知了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和香港支联会，要他们在５月３０日前游行一次。”王丹认为：“这次运动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反官倒和反贪污口号已经深入人心，政府在新闻控制上也有所开放。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不但会有学生流血的危险，而且会葬送这次运动的已经得到的成果。”“中国的民主需要长期斗争，不是一天两天能成功的”。这本来是极明智的决策，但由柴玲发难，猛烈攻击王丹是右倾分子，投降主义。经过高自联常委会的紧急会议，推翻了原案，罢免王丹改由柴玲做“总指挥”，她在学生运动的口号中加上了“要李鹏下台”。按照民主制游戏规则，要李鹏下台须走法律程序；随心所欲提出主张，不应允就耍赖，这就不知道是哪门子民主了。柴玲称：“现在那么多政府的官员一个个走马灯似地劝告我们撤出，那是为他们着想，他们怕事情闹大了丢官。他们怎么不为我们想想？如果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李鹏就会轻而易举的把我们抓起来。就是不抓起来，我们有好果子吃吗？我们与李鹏已经誓不两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这种极度自私的理念，最终成为屠城的铺垫，柴玲难辞其咎。

什么叫做民主？民主的基点在于妥协，“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决非民主的选择，而是专制独裁之思维模式。邓、李下令以军队屠杀无辜民众，其决策的依据恰在此！其宣传的基调也在此！若柴玲等“天安门宝贝”上台执政，我丝毫不怀疑他们会比邓、李更僵化、更迂腐、更顽固。须知，当时的政府无论出于何因，毕竟还是采取了某些妥协措施的，不但承诺“要对官倒和贪污进行调查”，李鹏会见学运代表、赵紫阳亲临广场抚慰规劝。学生们本来有好几个台阶，挺着肚子下台的机会全被柴玲们“坚持到底”搅黄了。本文首段引用勒庞先生的那段话，不幸又一次被验证。

邓、李感到“鱼死网破”之威胁，其实并不在广场上，以强大的国家机器对付那些学生本非难事，以当时体制，学老毛动用行政手段组织人员清场轻而易举，尤其是折腾太久多数北京市民已感厌倦之时。威胁其实在萧墙之内，邓、李等也需要事件升级以便一劳永逸整肃内部。党内高层顽固派与革新派的斗争由来已久，胡耀邦之辞职，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1985年开始的货币贬值政策，导致了1986年的学潮。当1988年邓坚持推行“物价改革”，民众再一次要牺牲自身利益以为邓氏的伟业做贡献时，民间的怨愤情绪高涨。御用专家们会拿各种补贴来掩饰，然而老百姓节衣缩食的存款，谁都知道那要命的损失是无以补救的。而权力者们则可以从“双轨制”里倒腾私利。这就是民怨沸腾得以借胡耀邦逝世而宣泄的根本，就像当年借周恩来逝世宣泄对毛氏独裁之激愤一样。

当学生运动带着民众的热望喧闹开来，党内改革派要张扬人大权力以限制邓公独裁，这个威胁才是根本的。因为那样一来中国的权力制衡就开始了，一党专制只允许人大作为工具任其使用，满脑子“打天下坐天下”陈腐思维的老朽于是坐不住，甚至连“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之类血腥腔调都喷出来了。几个标志性事态是不应忽略的：5月10日下午，万里主持召开委员长会议，决定6月20日左右召开七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18日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和叶笃正等12位人大常委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希望党中央立即召开各党派，领导人会议，建议从速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21日，赵紫阳批准致电访美的万里中止访问回国；而人大常委胡绩伟已经至少征集到57位常委的支援，提请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学潮问题，并提出了罢免李鹏、检讨戒严合法性等议题。不仅人大，就连民主党派也跃跃欲试插手决策，开了这个头一党专制必定日薄西山，邓不能容忍。于是万里回国后“被养病”滞留上海，保卫一党专制、粉碎人大乃至民主党派干预权力的斗争到了白热化地步。6月3日清早6.30分广播人大发言人声明：无限期推延原定20日召开的七届八次人大常委会议，意味着高层争端已经尘埃落定，当晚即开始镇压行动。

毛当年评价邓，说他“柔中蓄刚，绵里藏针”，“是个开钢铁公司的”，当算知底之评价。思量一下文革，“刘邓陶”中，非但老邓未“享受”刘少奇、陶铸那种“待遇”，就连彭德怀、贺龙也比他惨得多。我一直认为老毛的评价很准确，且对他另眼相看。邓公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不知是否为了对接阿Q的“儿子打老子”。57年主持“反右派”运动，一遍不过瘾还搞“补课”，愣是将毛原说的“五千名左右”扩大到五十六万！文革伊始，坐镇北京领导运动的邓公玩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戏，放纵“老红卫兵”大搞打砸抢，导致“红八月”惨案，毛发现此乃转移他搞走资派之大方向的伎俩，一怒之下定为“刘邓路线”，这才倒台。

林彪一亡，邓即写信给毛表示“永不翻案”，毛随即表态称邓乃“人民内部矛盾”。1973年正式复出，1975年元月即升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军权在握没多久，驻云南14军重炮轰平了沙甸，连带着扫荡了六七个回民村落，1600余回民包括妇孺死于非命，致残1000余人，文革中军队镇压民众算是出手最狠的，即便冈村宁次的“三光”，亦不过如此而已。到第三次复出，既无视军委主席华国锋等“不赞成”，也无需全国人大批准，调动南方三大军区六十万部队攻越、北方四大军区防苏，名义上为救杀人狂魔波尔布特，实际上掌控军权确立“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之牢固地位，至于“人民老子”伤亡几何，那是无足轻重的。面对向李光耀坦言“杀二十万学生保二十年稳定”的邓公，柴玲们意欲何为？

毛当初镇压同一个广场上的“四五运动”，不动一兵一卒，更无须开来坦克与装甲车，只需组织“工人民兵”配合警察就足矣。邓公算计不到么？非也！一开始就放话“不怕流血”、“不惜一切代价”，显然另有所图。柴玲们不知道么？同样非也！生长于中国的卡玛，她的长弓公司于1995年发行了纪录片“天安门”，很遗憾我最近才得知。片中引用了美国记者康宁汉对柴玲的一段采访。柴玲在采访中说：“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不过我相信一场大革命很快就会到来——要是它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不采取下策，保存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一次运动中我们一定会站出来”；“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曾经有过的些许同情一扫而光，因为这样的表白彰显的同样是“不怕流血”、“不惜一切代价”，展示了她同样蔑视他人生命，是对邓公为首的顽固派的某种配合！可怜那些不明真相的热血青年，为了阻止对于这些“天安门宝贝”的杀戮所付出的生命代价。老谋深算的邓公早就对“围点打援”举重若轻，根本就没打算让“广场血流成河”，就连“把我们抓起来”都没做，于是柴玲们才有机会“自己走回学校”，乃至于现在的“原谅”。而六*四的历史效应明白无误：中国高层改革派基本被扫地出门，所有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断送了；原来的“官倒”之类腐败小巫，恶性膨胀成贪腐大鳄；至于那些合法腐败，习近平说：“党政、国家机关部门高级干部‘裸官’情况，直系亲属在外国持双重国籍；配偶、亲属经商和占据国企高级管理层享受超级待遇；‘三公’（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挥霍情况，已形成三大特色和三大民怨、民怒、民愤。”一句话，六*四的血肉化作腐败疯长的肥料，那时的腐败如今连在纪委立案都不够资格了。

“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这类毫无人性的屁话，显示了“狼奶”教育的成果，绝不是任何哪怕存有丝毫民主理念的人所能设想的。鲁迅在《我要骗人》里指出：“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几千年的传统，早就“血沃中原肥劲草”了，人民的眼睛何曾被“擦亮”过？古今中外欠下最多血债的毛，至今躺在天安门的水晶棺里享受膜拜；他的两位乡亲曾向那张皮笑肉不笑的巨像投“墨水弹”，却被“高自联”抓起来移交司法机关严判。你们自己的眼睛就糊满眼屎，还妄言什么擦亮别人的眼睛？

不知幸也不幸，六*四确实擦亮了世界人民的眼睛。它至少促使东欧人民进一步认清共党政权之非人民属性。就连戈尔巴乔夫，也赶紧发表声明宣布苏联军队绝不会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可见其不得人心到了何种地步。如果寻求安慰，六*四罹难者的鲜血为苏东巨变做出了贡献，并非无稽之谈。因六*四而导致世界性的抗议浪潮，五个月后柏林墙被愤怒的东德人推倒，随即如多米诺骨牌般发展成苏东巨变，至少可以说长安街上的鲜血没有白流的。

我始终认为，学生运动实在是病态国家里的病态现象，只有当这个国家里社会正式成员不负责任，才会容忍甚至支持非正式成员去冲击社会。于是就有阴谋家不择手段地煽动“爱国学生运动”，为自己夺取政权服务。中国的学生运动，发端于“五四”，高潮涌现在文革，终结于六*四。所谓“五四精神”，恰是祸乱中国的起源。如今仍有无数昏庸的文人在那里津津乐道什么五四弘扬“德先生、赛先生”，全然不提马克思邪教以及李宗吾的《厚黑学》同样是那时绽开的奇葩。历史延续到今天，“德先生、赛先生”早已形同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终成正果的唯有马克思的邪教与李宗吾的《厚黑学》，毛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是“马克思加李宗吾”。2009年有好事者调查，发现书市上高谈阔论厚黑之术的书籍竟然超过200种，仅次于说道马主义的书了。就连台湾名流南怀瑾、柏杨、李敖之辈，亦满面红光自诩为“李宗吾大师”弟子。学生运动对于中国，历史证明它百害而无一利，充其量不过是为野心家所利用的工具而已。如果六*四教训了中国人民，令成年人自己负起责任，就像现在以乌坎为代表的民众维权风起云涌，不再仰赖乳臭未干的学生们折腾整个社会，倒不失为一种进步。

六*四是军队对本国人民血腥镇压的恶例，亦是党指挥枪的必然结果。若以为邓公完全无意识绝对不是事实，六*四是把双刃剑，险些也彻底葬送了他视作终身最大成就的改革开放，乃至于不顾八八高龄跳出来发布“南巡讲话”。网上传播他在力挽狂澜的南巡之后，也即1992年6月对王瑞林、曾庆红、胡锦涛三人面授的所谓“政治遗嘱”。其中：“第五，‘(6.4)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社会成本很高。这个问题，今后会有人来翻旧帐。说你动用了军队，也死了人，责任是躲不掉的。但也还有更大的历史责任，则在于国家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国家是混乱破败了，还是稳定发展了？真正对历史负责的人，不怕这种责任。尤其要做领袖，更得要有担当。到了你们那一代，也不知会出什么样的事情，或许是，或许是七四。”还有：“第六，制度建设。除了政改要在宪法制度上下大气力外，还有党内、政府内的政治制度搞些持之以恒的建设。像今天我们只能在小圈子里选，小圈子选你们。这是历史条件，没有办法。但这办法绝不能长期下去。最终，领导人还是靠人民来选，不能靠小圈子和枪杆子。最好是从基层的民主建设抓起。/今后我们再也不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了，也不能仅靠枪杆子来维持政权。古语说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得靠实事求是的本事，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维持和完善政权。你们要有这种观念，今后主要是靠老百姓的税收来养政权。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必须去代表民意和服务民意。这事从上到下搞风险大，但必须实验。不搞的风险更大。”似乎不必去诠释这位老人的讲话，何况它只是一个传言。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权力圈子里必有反思，至少现在它不再作为光辉业绩来颂扬，“反革命暴乱”、“动乱”之类字眼也在尽量回避。李鹏、陈希同乃至邓家公主，都在洗脱责任，这说明权力者也知道谎言是靠不住的，“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维持和完善政权”是唯一明智的选择。网上不少呼吁“平反”的，谁来行使这个“平反”权？纳粹有资格为犹太人“平反”么？无论中国人民抑或世界人民，六*四都属于反人类的罪行，早已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需要披露所有真相，弄清相关责任人应负的责任；权力机构要承认罪错，对于所有罹难者给予相应的国家赔偿。而不是居高临下洪恩浩荡地“平反”。

历史的进程是无可阻挡的，“旧账”未结谁也别想赖掉，拖得越久利息也就越重。责任总得由责任人来负。陈毅元帅当年很豪迈地吟诵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的。

                                                                     （201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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