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卫兵战士到精神病患者

1966年8月18日是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也是红卫兵的祭日。本文为此而作。

中学时，我们班有两个“优秀学生”，一个是班长田同学，另一个是本班的团小组长平同学。平同学是女生。

平同学之所以成为“优秀”，并非因为她学习成绩好，亦非在“活学活用”上有独到见解或生动讲用。恰恰相反，她的学习成绩一般，数学还比较差；讲用时口齿手脚又不甚灵光。但是，平同学却有一个优点为人所不及：她为人严谨、认真，虽然缺乏思想，缺乏理解，但是，只要听懂上级组织或是班主任的话，并且开始执行，就非常认真，而且很执着地一定要干到底。她是个服从型的团员，而且属于严格服从那种类型。从这一点说，平同学确实“优秀”。

也许，老师、学校还有团组织，就是看中了平同学这种执着、认真的服从性格。

文革开始了。平同学因为家庭成分好，出身好，第一批就参加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跟着大伙一块儿抄老师家、斗同学、贴大字报、游行……革命热情很高。后来，她与本班一些同学到北京串联，住在安定门的一个红卫兵接待站，等待毛主席接见。

接见被安排在首都机场，百万红卫兵在跑道两侧排列。平同学与大家一样，将“语录”端在胸前，等待幸福时刻降临。当毛主席乘坐的检阅车出现时，红卫兵们争相起立观看，你拉我踏，现场秩序大乱。等检阅车通过后，大家发现平同学不见了。同学们心急，她从未出过远门，这是第一次来北京，人生地不熟，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她又是女生……大家到处呼喊、寻找，也不见。只好回到接待站等她。到了天黑，也没有平同学音信。同学们报告了军代表，大家一块着急。

到后半夜，平同学突然意气风发地出现在宿舍门口，一本“红宝书”端端正正捧在胸前，脸颊通红，气喘吁吁。大家很惊奇，忙问她怎么回来？平同学自豪说，从首都机场一步步走回来。众人更吃惊，问她怎么找到地方？平同学说，出发前，军代表说，咱们住的接待站附近有高楼，上面有一颗红五星，到了夜里会闪闪发光，只要看见这颗红五星，就是看见了毛主席，就能找回来，我在很远的地方看到这颗五星，对着五星走回来。

众人极为惊奇，夸奖平同学聪明，确实与常人不同，又有毅力，终能成功。军代表知道了此事，连连称奇，说，心中一轮红太阳，艰难险阻变通途。

那次接见以后，平同学就喜欢穿军装，有时还扎腰带，戴军帽。这个习惯一直保持着。逢到她认为的重大节日、时辰，必定是这套行头，装扮整齐了，才挺着胸膛，雄赳赳的出门。

1968年初，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时，平同学已是我们班“革命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那时候，因为我参加的组织被列为“保守组织”，而平同学参加的组织则被中央文革命名为“造反派”，所以，平同学自告奋勇要“改造”我，做我的思想工作。我被她结成了“一帮一，一对儿红”。

那些天，她经常到我家来，与我促膝谈心，讲她自己学习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体会，要我也讲自己的体会。我不敢不讲。于是，平同学得意非凡，以为她的思想工作卓有成效，毛主席最高指示光芒万丈。她更勤奋来我家，几乎每天下午都来，一直到晚饭也不走，坐在我身旁，我也不好赶她，全家人只好陪坐听她讲用，无法吃饭，场面十分尴尬。而她却浑然不觉。

那时候我就感觉到，平同学是个可以为了主义、信仰而不顾一切的人，甚至连为人处事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都可以不顾。

但是到下乡时，我却被平同学的壮举感动。本来，学校公布的下乡名单并没有她，她出身好，又是造反派，每天穿军装，已经“根红苗正”，等着接革命班就是了。但是，她却报名下乡了。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决心书，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她卷起铺盖就走了。

到现在我仍相信，平同学下乡完全出于自愿，除了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将“文革”进行到底外，无二心。

其实，要说被平同学自愿下乡感动，心里多少有点忐忑。因为她的举动，突破了我认识人的标准。她不像我有外在压力，戴着黑帽子，背着黑锅，我必须接受革命赐予我的一切，包括苦难与折磨。而她，坦途摆在脚下，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结合的如此完美、和谐，而她居然能抛弃个人利益，选择下乡，主动选择去吃苦。我被感动的正是这个，我的不安也是这个。但愿我没有看错人。

下乡后，平同学所在知青点是一个新建队，距离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二十多里，我也很少听到有关她的消息。有一次，平同学新建队的几位同学路过我们家，我招待他们喝水。说到平同学时，一位新建队的同学说，有一次给棉花打药，因为用了剧毒药3911，又是大热天，队里规定一个来回休息五分钟，唯独平同学不休息，背着15公斤重的喷雾器，戴着草帽，捂着口罩，在太阳下一趟一趟来回喷药。在地头树荫下休息的同学们，默默看着平同学，火红的太阳光芒万丈，一大片棉田里，就她一个人在干活。大家谁也没有说话，没有人讽刺她，挖苦她，谁都知道，打农药不是玩嘴，不是写决心书，不是写思想汇报，头顶是毒辣辣的太阳，底下是湿气蒸腾的土地，手里是剧毒的农药，想出风头的人，有，但没人敢拿自己的性命玩真的。

下乡三年以后，平同学招工进了工厂，干起了车工。还是像中学生一样，她工作一般，而且次品率高居，换了几个师傅，都不愿带她──那时候没有奖金，师傅们可惜那材料，好好的材料，愣是让她一刀一刀镟成废品，实在可惜。怎么说都改不了。

正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开始，平同学毕竟是造反派，自觉蛰伏多日，修炼已成正果，便套上军装，准备出山了。此时，恰逢上级往厂里派来一位造反派出身的“山大王”充任党委书记。平同学便亮明自己造反派身份，积极靠拢。无奈她在厂里实在没有业绩，工作一般，次品率高；厂里的政治运动、团组织活动，她也没有表现出才华。所以，尽管山大王极力吹捧，全厂职工却反应寥寥，平同学始终进不了厂领导班子。山大王力排众议，文武两手硬，强行安排平同学进了厂团委，给了个副书记职务，可以半脱产，在政治处有一张办公桌。至此，平同学参加到路线斗争中，领先锋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面目已现。

除此之外，平同学还兼任山大王的秘书和游泳陪练。只是平同学不会游泳，不过换上泳装，比划个样子。山大王也算聊补无米之炊。

平同学初尝革命成功滋味，百感交集。从文革开始至今，用青春之水浇灌的那株幼苗，从前那样悉心讲用，艰苦劳动，也没有结出一颗半颗果实。而现在，紧跟山大王，转眼间便步入领导层，坐办公室，看文件，写报告，实际已经接上革命班。平同学已经看到东方地平线上那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她决心在路线斗争的血雨腥风中再博一把。从此，她完全不把车间放在眼里，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不管山大王给她布置什么工作，她都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拿不下来也要咬对手一口。

渐渐的，平同学练就了一张革命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张口就来，且波澜起伏，滔滔不绝。此时，平同学着绿军装，扎帆布腰带，挺胸收腹，涨红脸，额发飘拂，自信、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谁知到了第二年，山大王触犯刑律，弟兄们眼看保不住他，只得被抓进监狱。

平同学等一帮属下得知，连呼冤枉，愤愤不平，便策划着为山大王讨公道。

此时，平同学已经结婚，还怀着孩子。丈夫便劝她，事已至此，算了吧，人已经进去了，共产党的监狱，只有进去的路，哪有出来的门？再说，山大王所做之事，路人皆知，关几天也不为过。

平同学马上厉声喝斥他完全没有站在路线斗争高度看问题，只看到事情表面现象，这就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说的丈夫连连叹息，走火入魔，走火入魔……

平同学腆着肚子，参加到争取山大王释放的斗争中。他们居然策划出在公安局门口静坐的壮举。平同学虽大腹便便，却静不下来，在静坐现场与公安激烈辩论，宣讲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宣讲文化大革命丰硕成果，又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公安见她一个孕妇，如此卖弄力气，整日过来聒噪，且说出的话引经据典，均在帖、在册、在本，于是无奈，气的瞪眼睛，任她张扬、叱口。

平同学的静坐队伍，在公安局门口闹腾，成为那时城内一大景观。

在公安局门口“静坐”效果不好，平同学与他人又策划新行动，带着十几个追随者，敲锣打鼓去监狱门口“迎接造反派战友光荣出狱”。一时监狱门口人头攒动，大批好奇者蜂拥围观，交通为之堵塞。最后，还是卫戍区派来一队解放军，带队长官挎着小手枪，解开风纪扣，袖子挽起半截高，厉声喝斥平同学，别不知好歹，这里是专政机关！平同学和众人才悻悻而散。

静坐失效，接狱又不成，平同学好不懊恼。但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日盛，平同学依然抖擞精神，与战友上街战斗。

可惜，平同学战斗了几天，四人帮竟被抓起来了。消息公布后的那几日，平同学如丧考妣，沉默不语，她心里想的什么，只有天知道。以后形势逐渐明朗，大局已定。开始抓“残渣余孽”了，无非这一派整那一派，而且整得更狠。幸而平同学在家生孩子，暂时躲过一劫。等到孩子露脸，厂里争相传说“小山大王出世”、“山大王再生”，加上厂里清查办公室开始整理平同学材料，让她交代若干重大事件的策划、行动，平同学百思不得其解，总与清查人员争辩：我也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的啊！咱们那时候都在一块并肩战斗啊！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

加上“小山大王”传说，平同学处境孤立。与她一个厂的同学为她说辞：要说平同学为人，说过头话，做触底线之事，都有，但于风月事，恐怕此人并无此心，要说在激情燃烧年代，有谁以革命的名义，做下点滴红莲之事，也难保一定没有，但是，平同学一定不是主动，至少不会以风月玷污革命，玷污她心中的主义和理想。

随着清查工作基本结束，平同学被撤销所有职务，暂时发配到后勤卫生班，每天跟着一群大妈在厂区打扫卫生。厂里上下班人来人往全是熟人，风吹到耳畔的流言，眼角瞄见别人指指点点，平同学的精神几乎崩溃。

狠心狼专咬瘸腿猪，厂里“清查办”又命她从集体宿舍搬出，另找了一间矮平房，叫她一人居住。平同学独居后，每天冥思苦想，陷入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革命路线中不能自拔。

此时，平同学的丈夫再也受不了生活与内心的双重煎熬，提出离婚，而且抱走了孩子。那时，平同学的心思终日纠结在文革中，根本不在人间，糊里糊涂便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等回到独居小屋，才知道已是孤家寡人。这时渐渐回想往事，历历在目，猛回头，自己这10年的苦苦争斗，竟像水中捞月、竹篮打水。所谓文革，就是墙上那面镜子，你照它，还有自己一张脸，你不照，什么也没有。

平同学精神崩溃了。

1998年秋天，我从北京回到学校，参加中学同学聚会时，看到平同学也来参加。她还是那样，收拾的还很得体，模样也没有大的变化。因为我们过去有过交往，她便与我聊天。那时，我并不知道她的情况，聊天时也没有想到她有异常。直到聚会结束，她向我要联系地址，我就随手写给她。

回到北京，有一天，我收到平同学寄来的信，厚厚一叠，拆开细看，着实吓了一跳，竟是中央路线斗争的内幕，谁与谁联手，将谁搞下台，谁是毛主席钦定，谁是毛主席所不容……洋洋洒洒，竟至万言，且全部手写，密密麻麻，真有功夫。与港台时尚小说如出一辙，真不知道谁抄谁的。

我看了吃惊，忙给比较熟悉她的韩同学电话。韩同学在电话那边说，你真不知道？平同学已经得了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我说，她是个很单纯的人啊，几乎没有思想，怎么会精神分裂？

韩同学说，是啊，谁都知道她是个单纯的人，单纯到没有自己的思想，别人的思想就很容易种进去了，她是陷进文化大革命那潭水里，停留在那里了……

韩同学的话，使我想起平同学1966年在北京见毛主席，她远远地看着那颗红五星，一步步走过去，却一直没有走到……

时光流逝，到了本世纪初的一天，平同学所在的厂举办“知青40年”聚会。那天，一位穿绿军装，戴绿军帽的老太太，挺胸走进厂区。老太太看见几个人从花园前的石凳起身，留下垫坐的报纸。她忙抢上前，将那几张报纸捡起，细心折好，放进自己的提包里。

这都是党的喉舌啊！老太太喃喃道。

那张报纸，是本地出版的“娱乐时报”。

2011年底，有同学给我电话，平同学因病去世了。在我采集她的事迹过程中，给我介绍情况的同学，没有一个人嘲讽她，挖苦她，也没有人用流言和传说杜撰她的故事。大家都为她惋惜，说，她是一个老实人，一个好人，自己没有思想，跟着人家走，陷进“文革”太深而不能自拔……

 

 红卫兵祭——“八．一八”四十年随感

作者：乔海燕

来源：作者博客

今天是2006年8月18日，距1966年8月18日，整整40年。

现在，有不少人不知道8月18日是个什么日子，就像不知道5月16日是个什么日子一样。这就是不尊重历史，不讲历史的结果。不讲历史的结果，不光是使相当一批人不知道长征，不知道南京大屠杀，他们也不知道8月18日，也不知道“四人帮”。历史就是这样，它是事实而不是工具，任何人都不能挑选历史，只能承认它、尊重它。

但是，我相信也有不少人知道并且记住这一天。知道这一天的人中，有不少年轻人，他们也在认真的思考这一天的意义。我向这些人致敬！在一个中国近代思想史座谈会上，有海外学者问与会的大陆学者，你们能够说出哪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吗？就在全场静场时，一个大陆学者缓缓站起来，说，我们有，顾准！

波澜壮阔的红卫兵运动，不管现在的人们怎么评价它，它必将作为一段历史写入中国近代史中。回避这段历史是没有用的。回避，除了说明历史的残缺外，还说明修史的人浅薄。而残缺和浅薄的历史，不叫历史。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先锋，始于1966年5、6月，兴于7、8月，盛于9、10月。红卫兵不单单是一种学生参加政治运动的组织形式，它本身就是一个运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红卫兵运动带有一种独有、特定的思想，这种思想引发的“造反”思潮，至今仍在继续。

在文革中的所有群众组织，可以称之为有“思潮”的，只有红卫兵和工人组织，除此之外，都是乌合之众，包括干部。因为，只有这两部分人，能够在中国历史上找到其思潮上溯的源头和发展的脉络。

红卫兵虽然是自发的学生组织，但是发展成为运动，却是被造就的。造就这个运动的那些人精通历史，娴熟于政治斗争，尤其醉心和喜欢驾驭权力内部的斗争。这些人很快就将这些热血青年拉到自己的政治战车前，以“拜将”的方式，将挽梢和车轭交给他们，沸腾他们的热血，张扬他们的旗帜，鼓励他们的口号，赋予他们使命。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其实有两种红卫兵，理想主义的红卫兵和政治工具的红卫兵。在整个红卫兵运动中，最初的理想渴望总是与政治派别的利益诱惑交织在一起。

这种交织所产生的矛盾，是红卫兵运动悲剧的深层原因，同样，也是他们在艰难的度过“知青”岁月后新生的基础和动力。

红卫兵这个运动，这个思潮，这个组织，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权力要求。这是区分是否真正意义上的红卫兵的唯一标准。

看起来，红卫兵的“造反”思潮好像是在一夜间爆发，其实，引领这个思潮的思想，需要一个经年的培养过程。这种思潮发端于“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因为历史的原因中断了。但是，思潮的基因并没有灭亡，也没有断裂，而是籍着历史和文化的思想细胞保存下来，到一九六六年，它又恢复了。红卫兵的“造反”思潮虽然在形式上与“五四运动”有区别，但是，在思维方式以及由此朝向的目标上，非常一致。那就是对旧秩序的否定，对一个新的、理想社会的渴望与冲动。

我绝对相信，有这样思维方式的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宝贵财富。

再也没有人像红卫兵那样对毛泽东怀有极其复杂的感情。真正的红卫兵，对毛泽东无论如何是恨不起来的。

是毛泽东缔造了红卫兵。文革前17年的教育，“毛泽东思想”已经完全溶化在青年学生的血液中，每个人的思想都打上深深的烙印。所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就是看到自己培养的结果了。

由于文革前17年教育、宣传的原因，形成红卫兵“造反”思潮的思想细胞里，已经被注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基因。这个基因内，带有浓烈的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信息。这种历史信息，经过多少专家、学者、老师，经过教育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筛选和系统化，已经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红卫兵从来没有怀疑过毛泽东。但是，一旦他们怀疑了，马上就会发现，如果不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来容纳这个怀疑，那么，怀疑将成为罪恶。不要说社会不容许这怀疑存在，连他们自己也不容。可能有一部分人退却了。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向前走过去，他们创造了，而且成功了。

冉阿让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开始审判上帝。上帝是他的造物主，是使他成为“人”的那个“主”。审判上帝是需要精神上的勇气和力量的。红卫兵在“九．一三”以后开始审判毛泽东。因为“九．一三”确实让他们走投无路了。整个社会在“九．一三”前举起了它们的问号。

那是一段多么惊心动魄的历史啊！几千万年轻人，彻夜难眠，在心里默默的审判自己精神上的生父。“为什么？”他们仅仅就提出了一个“？”，心中的全部精神大厦顷刻倒塌。当多数人心中的信仰之火渐渐灭寂时，那是怎样的一种社会悲剧啊！

多数人完成的只是审判的第一步，“他为什么是这样？”并且得到了各自的答案。他们一句这答案重新开始生活。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开始了对毛泽东的第二步审判，提出“我为什么是这样？”的命题。等到这个命题完成，得出答案后，这部分人真正获得了新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毛泽东造成了这种审判的环境。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已经无从考起。有时候，历史往往需要绕一个大圈子来解决它本身的痼疾。看《角斗士》，你能想到最后的结局是老国王临死前的安排吗？

红卫兵与上山下乡是一个整体。没有上山下乡的红卫兵运动，是不完整的。同样，没有红卫兵的上山下乡，根本无法体现其深刻含义。

在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红卫兵，只是“老三届”，即，66、67、68届初中和高中学生。因为只有这批人，经历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覆灭，进而转入农村、部队，靠自身的力量，完成了走向新生的改造。其它人，都没有这个经历。

上山下乡，到底对不对？个人自有说法。而且，参与者根据自己的经历，也会得出完全相左的结论。我以为，毛泽东当时就看出，如果中国社会按照他的设计往前走的话，那么，当时的教育制度完全不能为他的发展模式培养人才。尤其到了1968年8月，他更看出，这些自己极力赞赏的孩子们，原来是不服管教的“孙悟空”。该收拾他们了。

中国的历史在一次歪打正着的错误中，成就了一片挺拔的松林。

 

 普世的正义原则和狭隘的报复观念

    ——解读汉娜·阿伦特的政治学思想

作者：乔海燕

来源：作者博客

阿道夫·艾克曼是纳粹“盖世太保”犹太处处长，官阶少校。证据显示，经他手，就有五百多万犹太人被“最终处理”。这是一个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恶魔。一九六○年，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将藏匿多年的艾克曼抓获，秘密押回耶路撒冷，公开审判。这是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媒体云集，评论界都在注视着这场审判。

就在审判艾克曼之前，移居美国的犹太裔哲学家、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主动向《纽约客》申请，去现场报道这场审判。《纽约客》一口答应了阿伦特的要求，不仅向她提供充足的经费，还保证登载她关于这场审判的全部文章。阿伦特到了耶路撒冷，掌握了大量的背景材料，并结合审判，为《纽约客》写了一系列文章。但是，阿伦特不是作为记者而是作为哲学家去耶路撒冷的，她不是拿审判的结论给读者，而是从审判中引申出具有普遍价值的问题。不仅向以色列提问，向犹太民族提问，甚至向全世界提问。她的文章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媒体攻击她是反犹分子，是艾克曼的帮凶。

阿伦特认为，对艾克曼的审判，其目的应该是表现正义，但这次审判却只表现了其它的东西：痛苦、怯懦、耻辱，还有复仇。因此，原本应该是表现正义的审判，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报复的基础。这种“报复”的思想充其量只是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又绕回来而已。尽管如此，阿伦特认为，正义还是应该成为一个普遍的标准。艾克曼应为他的反人类罪，而不是反犹太人罪受审。

对阿伦特的攻击就是由此而来。为什么不让这场审判作为一个象征？为什么要提出艾克曼应为反人类罪，而不是反犹太人罪而受审这样抽象的问题？是阿伦特故弄悬虚，或者说玩弄政治学词句？还是她另有所指？

阿伦特认为，应该存在一种超越种族、地域的正义的普世标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很难避免在执行正义时夹带着带有种族和地域特点，甚至出现报复行为。

这样，我们就看到阿伦特对“正义”理解的核心。那就是，正义应该成为一个普世的原则和标准，而不是任人解说的地域性“政策”。一些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遭受外部侵略等诸多的屈辱和痛苦，很容易使它对正义的理解偏向于本民族的认同，偏向于受害者本身。但是，阿伦特不是这样认为，她认为审判艾克曼的合理性不是因为他反犹太人罪，而是因为反人类罪。阿伦特关注的不是受害者，而是暴行施加者的行为。说的更明白点，阿伦特关注的是全人类，她认为艾克曼迫害的是全人类，而不仅仅是犹太人，对艾克曼的审判应该是对这种迫害行为的审判，而不是仅仅审判艾克曼个人。这话听起来有些绕口，阿伦特的基本思想就是，审判如果仅仅针对个人，那么，正义就与报复同义。

一部荷兰导演拍摄的电影“天堂此时”，表述了与阿伦特同样的思想。两个“自愿”充当人体炸弹的阿拉伯青年，去执行一次爆炸计划。一位曾经被誉为“英雄”的人体炸弹牺牲者的女儿对其中一位青年说，为什么要用这种办法？不是没有其它办法，你们为什么不用？她还说，总得有人开始。她所说的“其它的办法”，其实就是一种世界普遍认同的争取民族自由、国家独立的方法，这应该是一种正义的方法。当世界已经逐渐发展一种普世的正义原则的情况下，放弃寻找整个人类对正义的支持的方法，却采用那种“报复”手段，造成的悲剧，世人有目共睹。寻找正义，弱小就有可能战胜强大；报复，强大永远压倒弱小。

阿伦特认为，对艾克曼的审判是一种“审判表演”，甚至成为一场“群众大会”，而不是正义的法庭。从法律上讲，一个人必须不是因为他是什么受审，也不是因为他代表什么受审，而是因为他所做的受审。阿伦特发现，这个案子是建立在犹太人遭受的苦难上，而不是艾克曼所做的事情上。如果一场审判只能就事论事，它不过是一种以法律的名义和形式出现的报复行为。

世人一般都将艾克曼视为“嗜血恶魔”，纳粹体制下的畸形产物。但是，艾克曼自己在法庭上却百般辩解，说自己只是“忠实执行了元首的命令”。也就是说，艾克曼认为自己没有犯罪动机。他企图在动机、过程和结果三缺一的情况下，使自己的罪名不能成立。

阿伦特认为艾克曼是一个“普通人”，既不是“堕落的人也不是施虐狂”，只是“极度和可怕地正常”。一个普通人如何犯下滔天罪行？服从命令如何成为犯罪？阿伦特认为，艾克曼实际上是第三帝国这个极权主义体制下的产物。因此，如果就事论事，那就真的是在审判一个“嗜血恶魔”；如果对艾克曼的行为审判，那就是审判第三帝国的极权主义体制。

其实，这个“执行论”一直到现在仍然是研究“大屠杀”的一个争论点。而阿伦特早在一九六○年就破了这个局。一个哲学家，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涵盖整个人类的视野，用寻求普世正义的法则，希望能够解决因为“报复”招致的世界性的战争、恐怖、暴行、迫害。

艾克曼充其量也只是纳粹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我们可以将他看作一个普通的德国人。但是，一个普通人怎么能如此积极地屠杀另外一些也是普通人，并且那么容易找到良心的宽慰和平静？当夜深人静时，当他面对自己的妻儿时，他怎么对付由血淋淋的屠杀产生的可怕情感？阿伦特认为，普通人在从事这种触动良心的行为时必须感到一种更高的目的，用从事某种伟大事业的责任来淹没个人的感觉。打动这些刽子手的人心的是正在从事某种历史性的、伟大的、独一无二的事情。而且，这些普通人觉得自己有一个领袖，一种合法性(纳粹的种族优越性思想)和一个允许他们表现的机会。

这样，阿伦特就把纳粹极权主义体制和思想提交法庭。她认为，正是纳粹的极权体制，使一个普通人成为转变为一个残暴的人。

阿伦特认为，纳粹极权主义运动的力量在于创造一种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把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的顾忌贬为微不足道。极权主义社会通过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对其目的的服从，在其追随者中灌输了一种免罪许可，它用更高目的来代替良心。这种更高的目的之所以能够实施，往往伴随着一个早已形成的社会环境，并且假以“崇高”的精神为支柱。

阿伦特在报道中还进一步追究犹太社会领导人在纳粹罪行中的作用。她写到，在犹太人生活的地方，都有公认的领袖构成一个地方的领导层，而这个领导层在纳粹迫害犹太人期间，几乎无一例外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纳粹合作。事实是，如果犹太人真的无组织和没有领袖，那会有混乱和许多不幸，但牺牲者的总数几乎不会是在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之间。

这个问题成了关于阿伦特书的争论的风暴眼。但足够的证据表明，正是这种合作，才使纳粹完成迫害、屠杀和剥夺犹太社会财产的任务。当然，与罪犯合作，并且是在死亡的威胁下，的确与罪犯不可同日而语。但它毕竟构成了罪行的一部分。

阿伦特对问题的提出与剖析尖锐到了冷酷的程度，充分体现了一个真正哲学家的智能和勇气。身为犹太人，敢于说艾克曼是一个普通人在极权主义体制下犯了反人类罪，并对他在法庭上的表现作了如实的描述，这需要有惊人的勇气；敢于揭露以色列政府隐藏在正义要求下的其它动机，需要有加倍的勇气；敢于追问犹太领导人在纳粹罪行中的作用问题，需要有三倍的勇气。阿伦特之所以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这些让她的同胞难堪和愤怒的问题，而不计自己的毁誉，关键在于她不把纳粹的罪行视为历史的局部与偶然。用她的话说，史无前例的东西一旦出现，就可以成为未来的先例，所有涉及“反人类罪”的审判都必须根据一个仍是一种“理想”的标准来判决。

阿伦特认为，以色列人将艾克曼一案作为反犹太人的象征来审判，是以地方的标准来处理普遍的问题，完全误导甚至掩盖了纳粹罪行对于这个时代的真正意义。如果世界都是如此，任何正义的事业都将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普遍的原则和标准，人类面临的那些普遍而严重的问题就无法得到深入的认识和解决。

当然，对于一些人来说，根本没有所谓“理想的”普遍的正义标准。果真如此，本文以及与本文同理的所有分析基本归于无效。然而，这样一来，人类面临的问题将是：正义是否还可能有普世的价值，甚至是否有可能？

（作者乔海燕做过红卫兵、知青、医生、记者和编辑，现为凤凰网副总裁。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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