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乡村
作者：楚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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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乡村
作者：楚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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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乡村 （原刊《淮南文艺》） 自从出生我就没见过父亲，据爷爷说，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十几岁就独自出门闯天下，在西北军从士兵干到团长，管过一个县的防务，抗日战争时期率部力战日本侵略军，那时颇有名气。后来他带领所部编入八路军，一九四九年曾来家养伤，因此母亲有了我，可是没等我出生，部队南下从我们家乡经过，他又归队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爷爷住在省城，我在乡下长到八岁便去他那里上学读书，一读三年有余，四年级寒假的时候，因为母亲在乡下思念至极，叔叔过来把我接回了故乡。 故乡在淮河北岸一个极其偏僻的地方，已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这里依然是道路不相通，风气不开化的落后情景；群众住着茅草屋，衣衫褴褛、忍饥受饿，以原始的劳动方式换取微薄的收入，在极度贫困中勉强维持生计。 到家的当天晚上，母亲乐得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不知如何待承儿子才好。夜里睡觉，我睡西屋，母亲睡东屋，她还特意地给我的屋里加了一个火盆，一会儿过来添柴，一会儿给我掖被子，捂得我直是冒汗。然而，屋外的世界却显然是异常寒冷的，子夜后北风在窗畔一阵紧似一阵地呼啸，我被扰得无法安睡时，总是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打着冷战呻吟，有时是在颤抖着哭泣。西屋的窗外是我家的磨房和厨房，这声音是从厨房里传出来的。 第二天早上，母亲的吵嚷声把我从睡梦中搅醒，她是在厨房里一边踢着什么一边斥骂：“该死的东西！你一整夜地哼叽什么？” 回答的是一个纤弱的声音：“我冷……” 母亲仍在骂：“谁家讨的丫头不是搂着柴禾睡，就你受不了？还不起来给我烧火！” 接着是柴禾的悉索声，敲打水缸里的冰凌声，有人在洗刷锅碗、打鸡蛋……不一会儿，母亲捧着一碗热气腾腾吃的东西来了。 “宝儿，快，披上棉袄，趁热吃了再出去玩。”母亲的脸上堆满了慈爱的笑容，她捧来的是一碗荷包蛋，还加了红糖与姜片，这种东西在故乡只有刚刚生孩子的妇女才能吃到。 吃罢这顿珍贵的早餐，母亲又照料我穿上新做的棉衣，还叫来叔叔家的儿子牛牛给我做伴，这才让我出门去玩。原来，夜里下了一场雪，屋外变成了白色的世界，天气越加寒冷，凛冽的晨风吹在脸上，象刀子划肉般地令人难受，好在新棉衣很厚实，我身上倒不觉得冷。 “嘿，我今天好快活！”比我大两岁的牛牛蹦蹦跳跳地说，“我爸说，今天不要我拾粪捡柴了，叫我只管陪你玩，我们放风筝好吗？” 我问：“你有风筝吗？” “有！”牛牛一跳老高，旋转身一面往家跑一面对我说，“你就在这儿等着我！” 于是我就站在路上等着牛牛。 天晴了，缓缓升起的太阳把地上的白雪映得令人目眩，阳光也照在附近水塘的冰面上，使那里闪射出一束束让人肌肤生寒的光芒。这时，一个头发蓬乱、面黄体瘦的小姑娘从我家的方向走来，她全身只穿着一套短小而打满补丁的旧棉衣，脚上穿着一双笨重的麻鞋，手腕和脚脖都露在外面，皮肤被冻得成了紫灰色。她擓着一只很大的竹篮，篮子里分明盛着我昨晚换下的衣服。待她走经我身边时，我礼貌地向路旁退开一步，她抬眼瞅瞅我，神情冷漠地踩着积雪径自往水塘去了。
她没作回答，仍是淡然地看看我，便蹲到水塘边从篮子里取出棒槌使劲敲冰。她力气太小，敲了半天只在冰面上敲出一些白点儿。 “我来！”我上前要过棒槌，奋力地敲了一阵，把冰面打开一个老大的窟窿。 “你真有劲。”她终于开口说话了，没有血色的脸颊浮起浅浅地微笑。 我乘机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荷荷。”她用手指掠了一下遮住眼睛的刘海，好感地望着我，也问道，“你呢？你是宝儿吧？” “是呀，你怎么知道的？”我有点奇怪。 她说：“听妈妈那样叫你的。我是妈妈讨来的，到你家都有三个月了。昨晚上你一来家就进了堂屋，我从厨房出来，在外面看过你。” 说着话，她把衣服按到水里慢慢浸湿，开始洗涤。我把手伸到水里试探一下，立刻感到一阵刺疼，手指都被冻得麻木了。好冷！我心里暗叫着。荷荷却从容地蘸着水搓洗那些衣服，我在一旁看着，油然想起昨夜的风，想起厨房里那令人心碎的呻吟和哭泣。 这时牛牛提着风筝来了，于是我们就在荷荷身边不远的地方扯放起来。牛牛很内行，三两下就把风筝送上了天空，用竹丝做成的筝在天上被风吹得嗡嗡作响，一会儿就把村中的孩子们吸引过来。 “咦，这小子是哪一个呀？”一个秃头少年瞧见了我，怪声怪气地向其他孩子打听。 秃子的头上捂着一顶极其肮脏的破棉帽。上嘴唇上长长地挂着两条黄鼻涕，模样十分让人恶心。那些孩子只顾看天上的风筝没人理会他，他一扭头瞅见荷荷，就跑过去问她：“哎，小媳妇，这是不是你城里的男人回来了？” 荷荷厌恶地转过脸去背对着他。 我在几步之外愤怒地瞪着秃子，牛牛扯了我一把，悄声说：“他比我还大两岁哩，你打不过他。你不记得他家住在村后头吗？人家都叫他‘狗不吃’，是俺这村里最坏、最坏的家伙！” 秃子根本没有在意我和牛牛，只在专心地骚扰荷荷，他见荷荷只顾低着头洗衣服，就抓起一团雪塞进她的后颈窝。荷荷凄厉地一声尖叫，一面惊恐地踊跳一面猛抖棉袄，秃子却得意至极，呲出满嘴的黄板牙仰着下颏儿狂笑不止。 “你这个坏种！”我甩脱牛牛冲上前去。 “你敢骂我？”秃子把吊在嘴唇上的黄鼻涕吱溜一声吸了上去，仿佛全吸到脑子里去了。他上下打量着我，十分蔑视地说，“你小子在城里吃了几天细粮，就不知谁老谁少了？我告诉你，我跟你爷爷是同辈的哩！你奶奶的，你小东西倒会护老婆……” “滚你的葫芦瓢！”我奋勇地推出一掌。秃子没提防，趔趄两步向后仰翻过去，差一点栽进水塘，那顶臭气薰天的破棉帽滚落到冰沿上，白森森的秃脑袋晾了出来。 “嗨嗨！这是哪个小子的蛋没长毛！” “谁家的猪尿泡吹成大皮球了！” 有人幸灾乐祸地胡乱喊叫着，水塘边所有的孩子都跟着哄笑起来。秃子一骨碌爬起身，夺了荷荷的棒槌，先把帽子拨拉过来赶紧捂到头上，而后象一只准备格斗的公羊，几步窜上高处，暴躁地甩掉身上的破棉袄，扬起棒槌冲我打过来。这时牛牛早已把风筝交给别人，从近旁柴禾堆里拽出一把铁叉，挺身过来一面遮住我，一面把犀利的叉尖对准了秃子肋条可数的瘦胸脯，大吼道：“你敢打我弟弟，我就捅开你的屎胞子！” 秃子猛吸一口气，木橛似地僵住了，老半天才把那口气吐出来。他把棒槌横拦在胸前向后退开，捡起破棉袄抖一抖雪，又用棒槌指着我，一边骂一边发狠道：“你这个野种，要不烧掉你家的房子，到时候我叫你爷爷！” 荷荷嚷道：“给我的棒槌！” 牛牛抖一抖铁叉，雄赳赳地冲出几步，作出欲将突刺状。秃子一面疾退一面使劲地甩出棒槌，牛牛闪身躲开，那棒槌却飞过来打中了荷荷的肩膀，荷荷“哎哟”一声捂着伤痛蹲到地上哭了，秃子飞也似地跑掉了。
牛牛还是被婶子抓去干活了，我一个人呆在西屋里百无聊赖，就到门口走动走动，忽而听到磨房里有动静，过去一看，原来是荷荷在磨面粉。大石磨隆隆作响，荷荷抱紧粗大的磨棍在使劲推动，她吃力地挣直了细细的脖颈儿，刘海和鬓角的垂发都被汗水粘在脸上，把眼睛都遮住了。 我说：“我来推。” 荷荷说：“你没推惯，会头晕的。” “不碍事，我会推。”我说着就走过去与荷荷同抱一根磨棍推了起来，她显然感到了轻松，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对我甜甜地笑了。 “宝儿，你真好。”她由衷地夸赞着我，一边推磨一边拢着磨顶上的麦子，又说，“今天要推一斗麦面，你回来了妈妈才舍得吃细粮，平时我们只吃蜀黍面和红芋干，一天两顿饭。” 我说：“那怎么能行？” “就这算是不错了。”荷荷象个成年人似地叹息着，喃喃地说：“去年‘刮五风’最厉害的时候，我们家半个月没做一顿饭，全家八口人饿死七个，只剩下我一个……” 我问：“你怎么到我家来了呢？” 荷荷说：“家里人都没有了以后，其实我已经能挣工分养活自己了——我在家是老大，我妈早就都教我做活了----我妈可能了,还识文断字的,俺村的人都叫她女秀才；一开始的时候，她舍不得吃，是我们家第一个饿死的人......‘五风’过后，我们村象我这么大的孩子都可以给生产队放牛割草，一天算半个人的工分，可是我二叔想霸占我家的房子，硬要把我讨给人家。说是讨,其实还要钱，你们家没有钱，他就说可以拿小牛抵，结果又白白赚了你们家一头牛犊。” 这之后，荷荷一直都在讲述她的家事，讲到伤心处就用袄袖擦抹眼泪，我专注地聆听着那些悲惨的故事，一直陪伴她把面粉磨完。 母亲傍晚回来，心里还在为秃子的事生气，吃点东西又出去了。荷荷收拾碗筷，把家里的零碎杂活一一做完，按照母亲走前的吩咐给我的屋里又烧上火盆，而后才搬个小凳与我对面坐下。她伸出双手向火取暖，那手，红肿得很厉害，上面冻伤斑斑，都是青紫色，有的冻裂处还在渗着血。 我忍不住问道：“你的手疼吧？” “不要紧，到春天就会好的。”荷荷声音很轻很细地回答我，不好意思地躲避着我的目光，两只手只管朝着火盆交替地揉搓着。 我想起早晨的事情，对她说：“你这么能干，妈妈还打你，她对你太坏了。” “你瞎说什么呀？”荷荷神色不安地看看身后，又瞅了我一眼，反驳道，“妈妈对我够好的了，她其实没有使劲打我——你没见过我二叔，他打人那才真叫狠哩，那地方要命他就专照那地方打！家里没有劳动力，要供你上学，又多了我要养活，她心里着急，有时候脾气就不太好。” 乡村的晚上是不点灯的，天黑了，屋子里只有淡淡的火盆里的微光。我把一根干树枝插到火盆里，不一会儿便燃烧起来。我抽出吐着火苗的树枝顽皮地指向荷荷，金色的火光顿时照红了她的脸，她的容颜其实十分娟秀，浓黑的双眉、修长的睫毛、又圆又大的眼睛。她的眼睛非常美丽，象幼鹿的眼睛一样流溢着内心的温存与善良，带着几分胆怯、几分羞涩。我想起上午秃子对她的称呼，下意思地问：“你几岁了？” 荷荷嫣然一笑，口齿伶俐地答道：“十三了，听妈妈说我比你大一岁哩，你能叫我姐姐吗？” “能！”我爽快地答应了她，说，“我真想有个姐姐呢，在城里上学，学校里好多同学都有兄弟姐妹，只有我一个是‘单干户！’” “单干单干，不是地主就是坏蛋！”荷荷紧锁的眉结一下展开了，俏皮地说了一句合作化时期的流行语，就此问起城里的事情。 于是，我就讲起那里的马路、汽车、楼房、电灯，讲起街道间或学校里发生的种种趣事，她用心听着，偶尔咯咯地笑出声来。 “城里太好了。”她无限向往地说。 我说：“爷爷叫我好好读书，将来上完大学就能住在城里了，到时候为政府做事，当大干部。” 荷荷的睫毛鸟翼般地忽闪着，试探地问：“到那时，你就一个人住在城里么？”我说：“哪能呢，到时候我把妈妈和你都接过去，带上爷爷大家一块住。” 荷荷急忙叮了一句：“你也接我去？” “当然也接你去！”我肯定地说。 “太好了，太好了，那你就快点上大学吧！”荷荷热烈地拍手叫着，两只大眼睛兴奋得灿然生光，忙不迭地对我说，“真是那样就太好了，到那时我去给你推磨、做饭、洗衣服、烧火盆……什么活儿都是我一个人干！我一定把你伺候得好好的，也把妈妈和爷爷伺候得好好的！” “荷荷你真傻，城里人都是买面吃，谁家推磨呀？”我被她说的忍不住捧腹大笑。
荷荷顿时容颜大变，慌忙站起，把双手拢在袖口里，百般无奈地向门口走去。一阵寒风袭来，她剧烈地打了个冷战，连连倒退了数步。身体单薄的她显然在冬夜的严寒面前支撑不住了，她回过头来目光凄惶看看我，又向母亲哀告道：“妈妈，外面实在太冷了，昨晚上牛牛家的羊都牵到屋里过夜了。” 母亲把眼睛一瞪：“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荷荷的眼眶里涌满了泪水，语气悲切地说，“妈妈，俺家的厨房没安门呀，你又没给我被子，这几天夜里风大，不到半夜炉灶就凉透了，我实在受不了。” 母亲迟疑了一下，俄而又显得越发恼怒，用手指戳着荷荷的额头辱骂起来：“你这个小贱货，我看你是在打宝儿的主意！宝儿他才十二岁哪，总不会这时候我就给你圆房，叫你跟他睡一个被窝吧？” 荷荷屈辱地一面连连摇头一面哀哀哭泣。 我抗议道：“妈妈，你说话太难听了！” 母亲没有理会我，自顾数落荷荷：“你给我听着，我也是七八岁当的童养媳，就在那间厨房里搂着柴禾睡了二十年，我的那个婆婆比蝎子还毒呢，我受的罪你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荷荷缩成一团只是抽泣。 母亲一声断喝：“还不滚到厨房去！” 我为荷荷求情道：“妈妈，厨房这么冷，你别叫荷荷去了，她会被冻死的。” “你给我少多嘴！就这两套铺盖两张床，你说叫她睡在哪里？”母亲冲我发了火，又对荷荷跺着脚逼问道，“你到底去是不去？” 荷荷无望地看看火盆又看看我，抹了一把眼泪，咬紧了嘴唇，两手交叉着抱紧双肩顶着寒风走出门去。 “不，不能叫荷荷去！”我又想起昨夜的情景，不顾一切地去追荷荷，母亲想扯住我，被我用力挣脱。 我也跑进了厨房，厨房里漆黑一片，冷得象个冰窖。我在灶前摸到了荷荷，她在那里缩成一团全身剧烈地颤抖着，一感觉到我的触摸，就象溺水的人得到搭救，立刻紧紧地抱住我大放悲声。母亲随后进来摸到了我，拉了几下没拉动，知道是荷荷在抱着我，越发气恼，就一边骂一边摸索着对荷荷乱打乱掐，叫她放开我。荷荷连声尖叫，就是不肯放手。 我在黑暗中拨拉着母亲的手，激愤地朝她质问道：“妈妈，你为什么这么狠心，这么坏？城里的妈妈谁都不会象你这样做的！” 母亲的动作竟然咯噔一下停住了，静止片刻之后，她又用很重的语气对我说：“你给我放下这个丫头，赶快回自己的屋里去！” 我倔强地大叫道：“我不去！” 母亲无计可施地哑然着，荷荷也止住了哭声，我们在黑暗与严寒中僵持着。突然，母亲坐到柴禾上哭了起来，嘴里絮叨着：“我的小老子吔，你想气死我吗？你屁大点儿就知道护着她，以后还有我的好日子过吗？”
母亲越哭越伤心，说话的口气却大有松动了：“你给我说说看，家里就这点儿地方，不叫她睡在厨房倒叫她睡在哪里？” “妈妈，”荷荷哽咽着，小心翼翼地说，“你就让我抱点柴禾到你屋里，睡在地上就行，过两天不这么冷了我再搬回来。求求你了，好妈妈，我能做好多活儿，还能给你做伴，不要让我冻死，我真的熬不住了。” 母亲沉默下来。在冬夜的包围中，厨房狭小的空间显得出奇地寂静，我可以听到自己以及每一个人的鼻息，听到荷荷瘦弱的筋骨在寒冷的折磨下一阵紧似一阵地咯咯抖动，听到夜风放慢了脚步在轻轻抚弄着屋檐的茅草，也仿佛听到母亲的心在急剧搏动之后开始放缓…… 终于，母亲以一声长息拿定了主意：“这样吧，丫头你烧点热水，俺娘儿俩洗洗脚，你就跟我睡一个被窝吧。” 荷荷“哧啦”一声擦亮火柴点燃了灶灯，然后跑到母亲面前跪下，双手搭在她的膝盖上说：“好妈妈，谢谢你，我以后一定听话，一定好好干活。等我长大了也一定孝顺你，我说的话叫宝儿作证，你不要再伤心了。” 母女俩相搀着站起来，荷荷去打水烧火，母亲转身回房去了。我紧随着母亲进了东屋，扶着她到床边坐下，这才陪起了不是：“妈妈，不要生气了，刚才是我不好，不该说那些话，您要是还生气，就打我一顿吧。” “傻东西，妈妈几时拍过你一巴掌？” 母亲把我拉到身边坐下，爱抚地帮我理理刚才弄乱的头发，搂着我的肩膀静默良久，而后才解释起这一切：“孩子啊，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村子里几辈子的童养媳都是睡在厨房里的，家家都是这样。好心的婆婆给个铺盖，不好的就什么都不给，除非亲生的闺女才会带在脚头前睡。你那个没良心的老子比我大八岁，我痴心地等着他，你奶奶竟叫我整整睡了二十年厨房！ “不是妈妈坏，俺们家铺盖少也不要紧，只是这丫头是人家生人家养的，人心隔人心，刚讨过来怎么知道她听话不听话，将来贤慧不贤慧？我这是有意打熬打熬她，好叫她以后孝顺。我的命这样苦，一辈子只有你这么一个指望，调教媳妇当然要多用心计。现在看来，这丫头不光模样儿百里挑一，人也乖巧能干，你一见面就这样喜欢她，妈妈心里也巴不得呢。将来你们成了，你可要好好待承人家。” 我说：“荷荷家里的事好可怜。” 母亲惨然一笑：“哪个童养媳不可怜？不是命苦的人谁会给人家做童养媳？”
荷荷的脸上挂满春天般的笑容，一边弄着东西一边跟我说着话：“妈妈说，你走以后她就叫我到西屋里睡，用你的铺盖。这下可好了，我可以伸开腿睡觉了！跟妈妈睡一个被窝，我整夜缩成一团一点都不敢动，生怕伸腿时碰着她，她一碰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尽想伤心的事情……” 看着纯朴善良的荷荷，想到她是我未来的妻子，想到我们即将离别，我的心海之中油然地涌动着一股酸涩的热流。我暗自立誓：回去一定发愤读书，将来一定考上大学，一定要在城里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我也要做大人物,象那些区长、市长一样住在楼房里，好把妈妈和荷荷都接去，让妈妈吃精米细面，让荷荷穿好看的衣裳，再也不让她们受穷受苦。 “宝儿，你看这个怎么办？”荷荷碰碰我,打断了我的遐思，只见她双手高举，掌心里平托着一面小圆镜。这物件直径只有两寸多，在城里五分钱便可买到，我们班许多同学都有，因此我也买了一个随身带着。荷荷最初给我洗衣服的时候就发现了它，当时偷偷把玩爱不释手，后来又放到我的枕头下了。 我明白荷荷的心思，就在小圆镜上拍了一巴掌，慷慨地说：“这个，送给你了！” “真的呀？”荷荷大喜过望，双手攥紧小圆镜贴到自己的心窝上，象个很小的孩子似地跳着脚叫道，“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了！” 就在这时，母亲和叔叔过来了，是叔叔把我接回故乡，这次还是由他送我回省城。叔叔插入我们中间，瞧瞧我又瞧瞧荷荷，伸手拿起我的行李，只说了两个字：“走吧。” 说走就得走，我与荷荷没能再说一句话，跟着叔叔走出几十步时我回头望了一眼，只见荷荷正在倚门相望，可怜巴巴地两只眼睛都红了。又走了十几步我再次回头，却见家里的房门空荡荡地敞在那里，已没有了荷荷的身影，我顿时也有了空荡荡的感觉。 叔叔朝着送行的母亲诡诈地挤巴着眼睛，取笑道：“这小子一步三回头地,莫不是有什么心思放不下吧？” 我被窘得满脸发烫，母亲赶忙给我打圆场：“你这个当叔叔的也拿侄儿开心，宝儿屁大一点儿，懂得什么叫‘放不下’呀？” 叔叔笑道：“我看这小子已经开窍喽！” 母亲又说：“什么开窍不开窍的，俺家宝儿没有同胞的兄弟姐妹，也想有个伴儿呀，他跟荷荷在一块玩得好，是拿她当姐姐哩。他叔呀，现在兴婚姻自由了,养了童养媳不一定必做媳妇，我拿这丫头倒是当闺女待的。” 叔叔也说起了正经话：“也是的，嫂子对这个丫头太好了，我们看这丫头对你也确实孝顺，早早晚晚有她伺候着，你就不孤单了” 一提到孤单，母亲的眼圈就倏然红了，叔叔发现自己的言语触动了母亲的伤心处，慌忙说：“嫂子，你可不要再难受，兄弟说的是实话。切实再过十年八年宝儿就成人了，到那时给小俩口圆了房，过后再添上几个孙子孙女，不也是热热闹闹的一户人家么？” 母亲自我开解道：“不管怎么着，宝儿又走了，我是舍不得，心里就有点难受。” 我说：“妈妈，我会给你写信的。” 母亲苦笑道：“傻东西，写什么信？俺这村一个识字的都没有，接了你的信，我还得专门跑到集镇上找人念，还得给人家钱哩。” 叔叔说：“赶明儿日子稍微宽松一点，说什么我也叫牛牛上几天学，识几个字去。” 走到村外的黄土路上，母亲停下了脚步，把我揽在怀里，对我说：“宝儿，妈就送到这里了，你和叔叔一路平安吧。回到省城要听爷爷的话，要好好读书。妈这一辈子就熬你这么一个指望，不问日子有多艰难，还是处处为你打算、为你着想，你可要给妈争气呀。” 母亲的热泪大颗地滴落在我的额头上，叔叔拉起我的手，对母亲说：“嫂子你别这样，自回吧，俺爷儿俩得走快些去赶汽车了。” 母亲撤回手，任由叔叔拉着我走开了。渐渐地，我们远离了母亲，可我依然三步一回头地张望着，我在张望仍在那里独自流泪的母亲，也在张望母亲身后那一段通往我家的黄土路，我多么希望这黄土路上能够出现荷荷飞奔而来的身影……
我在南方优越的环境里读完小学，接着又上中学，正作着大学之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突然袭来。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投入监狱，继母则因出身“反动家庭”不堪承受“造反派”的凌辱而自杀；小楼及所有的家产尽被“充公”，一个荣耀而美满的家庭骤然失落，我无归无宿，成了流落街头的游魂。为了自己活下去并且不让狱中的父亲饿死，我尽力地打短工挣钱，一直撑持到“清理阶级队伍”以后，父亲按“人民内部矛盾”定了性，总算给放了出来。患难中，女同学阿芳始终同情着我，眷顾着我，给我解决住处，给我找工作，不断伸出援手帮我度过重重难关，我们之间由此而产生了特殊的感情。 这种突如其来的、另类的打击使戎马半生的父亲蒙受了前所未遇的耻辱，再加上失侣之痛，使他的性情变得深沉郁闷，几乎终日不发一语。身为儿子，我只能竭尽所能地做好他身边的一切，努力修补这残破的生活。忽然有一天，故乡寄来一封由叔叔找人代写的信，信中说爷爷因受父亲之事牵连，被省城的“革命群众”强制遣返原籍，已于去年去世，再过几天就该是周年祭日了。父亲捶胸大恸，无奈“群众监督”尚未解除，有关方面不准他远行，只好由我一人回故乡祭奠爷爷。
唉！妈妈、荷荷、你们现在怎么样了？ 这是在初秋的一个傍晚，我终于又回到了当年与母亲分别的地方。黄土路上，一大群摘豆子的姑娘正在坐地休息，她们仗恃人多，非但不肯让路，反而一个个瞪大眼睛，放肆地上上下下打量着我。我生平第一次遭遇如此众多的异性目光的袭扰，又加上陌生，直觉得面热如火，浑身不自在，连头也不敢抬。我只好从旁边蹭，两条腿又别扭着不听使唤，走得磕磕绊绊，忽然一只脚滑到庄稼地里，身子打了个斜跄差点摔倒，姑娘们就哄然一声大笑起来。 这时，她们之中缓缓地站起一个人来，试探着问我：“哎，你是到俺们这个村的吗？” “是的，就是到这个村的。”狼狈不堪的我只是点头没敢抬头。 对方走近了我，突然喜悦地提高了声音：“你……你是宝儿吧？” 我惊讶地抬起头来，只见眼前竟是一位乡村间极其少见的丽质姑娘，她婷婷玉立，颀长的身段、娟秀的容颜、妩媚的神情，简直是画家笔下精美绝伦的水墨仕女！她的面颊分明旋起了一对迷人的笑涡，她在注视着我，修长的睫毛象小鸟的翅膀在轻轻拍动，那双大眼睛依然象幼鹿的眼睛一样传神，依然流溢着内心的温存与善良，却倏然泛起一层晶莹的泪光。 “你是荷荷！”我忘情地呼喊着。 我的冲动使荷荷的面容遽然改色，她下意识地抓住自己的衣襟，说不出话，两眼直直地望着我，眼泪扑簌簌地滴落下来。忽而，她又慌忙半转身去，用双手捧住了自己的泪容。 “哎，是荷荷的未婚夫回来了！”一个姑娘悄声说，姑娘们立刻凑成几堆咬起耳朵来。 一个当头儿的妇女走过来碰碰荷荷，说：“别在这里演《鹊桥会》啦，送你的‘牛郎’回家吧，回到家插上门再抱头痛哭。” 有个胆大的嚷嚷道：“回到家插上门就没有工夫哭了，人家还不……” “瞎说什么呀？”荷荷被羞得满面喷红，冲那姑娘跺着脚嚷道，“这是俺弟弟！” 那姑娘压低了声音继续戏谑道：“弟弟？只怕是能在一个被窝睡觉的弟弟吧？” 姑娘们又是一阵哄笑，我与荷荷象逃避瘟疫似地赶快离开了。
那年父亲带我走时，曾通过叔叔与母亲协商，表明带我去南方是为了培养我，同时也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一心望子成龙的母亲欣然应允。父亲为此作了两项承诺：一、儿子一旦自立，即可与生母同住；二、出资给母亲建造新房。我一到南方，继母就给母亲寄来了建房的钱，在叔叔的操办下，家里推倒土屋盖了一体三间、坐北朝南的瓦房。布局还是在旧址上的模式，中间是堂屋、两侧连通东、西厢房；厨房和磨房也进行了翻盖。这房子显得很气派，青砖红瓦，在村中很是醒目。 母亲不在。荷荷说，妈妈告诉她，爷爷托梦说宝儿今天一准回来，因此妈妈大清早就带上一些手工制品赶集去了。集镇离家二十多里，母亲得卖了手工制品再买些东西，到中午以后才能往回赶。荷荷把我带进西屋，屋里收拾得很干净，白墙上贴着一张《红灯记》里“小铁梅”的剧照，算是唯一的装饰。家具非常简单：还是那架我用过的木床，床上平平整整地叠着一条线毯和一床棉被；床对面窗户下有个小小的梳妆台，是用木料新制的，尚未上油漆，台面上放着一个做针线活用的柳条盒子，还摆着一把木梳，一小瓶花露水和那个小圆镜。 荷荷见我看得仔细，就走过去用手抚着梳妆台对我说：“这是今年过年的时候请人打的，花了五块钱手工费，妈妈老是说太贵了。” 我说：“这样的东西应该有的。” 荷荷拈起那面小圆镜，将它合在掌心里，侧了脸，翘起嘴角对我看着、腼腆地笑着，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却把小镜子按在我的手心上。
我问：“这些年你和妈妈过的好吗？” “过得太好了。”荷荷低垂着头，一面抚弄着小圆镜一面说，“真是多亏城里的爸爸，给家里盖了这么好的房子。妈妈也疼我，人家都说我们不像婆媳俩，倒象亲娘儿俩。” 一听“婆媳”二字，我的心顿时感到一阵酸楚，支吾着又问：“妈妈的身体好吗？” “妈妈的身体还算好，就是好想你。”荷荷说话的语音甜润而轻柔，接下去却显得有点慌乱，“这几年村里这帮孩子都长大了，妈妈一看见人家结婚办喜事，就念叨‘俺的宝儿也可以娶妻生子啦，管他什么时候回来，我都要把你们的事办一办。’宝儿，你……你在外面想我吗？” 我言不由衷反问道：“怎么能会不想你呢？” 荷荷转过脸来神色嫣然地注视着我，美丽的大眼睛又蒙上了一层晶莹的泪光。她似乎在期待着我，我的心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揪住，脑海里却如断了胶片的电影屏幕一片泛白，我不知如何应对，只是木然站在她的面前。良久，她的眼泪从面颊上缓缓滑落下来，她掏出小手帕低下头慢慢擦拭着，再抬起头是却已恢复了平静的神态，她显然很好地克制了自己。 荷荷望望窗外的晚霞，一边站起一边对我说：“我去给你烧点水喝，你歇会儿。妈妈可能马上就要到家了，我还得看看晚饭怎么做。” 荷荷说着话儿就快步往外走，没料到脚下“咔嚓”响了一声。 “哎呀，我的小镜子！”她一声断肠般地惊叫，立即扑下身去捡起那面不知何时掉落在地上的小圆镜，只见镜片已裂成两半。“我怎么就没有注意到它呢！”她万分懊恼地跌坐在地上，先是捧着破镜发怔，继而伏到床沿上放声痛哭起来。 看着这般光景，我更是心乱如麻，不敢劝她也不敢扶她，只是在一旁着急地干搓手。俄而，门外有了响动，我急忙走出西屋，只见母亲已到堂屋门口。母亲擓着一只大篮子，里面盛着一些从集镇上购办的物品。我喊了一声“妈妈”，赶紧接下篮子，把母亲搀进堂屋。
我说：“妈妈，爸爸现在一切都好，他不能回来，托咐我替他问候您哪。” “问候我干什么？他还能想起我？我一个乡下女人……”母亲被触动心事，脸上倏然敛去了刚才的喜气，又见荷荷两眼红红地走过来，便烦恼地问，“你这个丫头又哭什么呀？” 我说：“她刚才不小心把小圆镜踩破了。” “踩破了就踩破了，一个小圆镜也至于这样？”母亲不以为然地嘟哝着，转念一想又责怪起来，“你这个丫头也真是的，那个小镜子自打宝儿给了你，一天不知要看多少遍，金宝蛋似地谁都不给碰一个手指头，偏偏今天宝儿回来，你怎么就给它踩破了？” “我，我命苦……”荷荷失魂落魄地双手捧着破镜，鼻翼抽搐着又想放声哭。 母亲不无怜爱的指点着荷荷对我说：“就是爱哭。那年你走了以后，你猜怎么样？人家钻到西屋里抱着你的枕头哭了一上午！我叫她哭得没办法，就数落她：你这么大点儿就这样情重，要是过我这样的日子还不得活活哭死？” 正说到这里，叔叔和牛牛闻讯过来看我，荷荷与母亲就此到厨房做饭去了。
牛牛十七岁就结了婚，已有三个孩子，最大的男孩都快五岁了，这几年他是家里主要劳动力，繁重的活儿都得他干，因此原本还算壮实的他已被过量的劳动压榨得象个干巴老头儿了。他跟我谈起荷荷的事：自打荷荷成人以后，因为模样儿太出众，又加上人很能干，渐渐地远近都出了名。虽然知道她是童养媳，暗地里还是不断有人找她求婚，她一概不予理会。去年有个造反派出身的“县革委”副主任下乡看中了荷荷，说荷荷是什么“当代的林黛玉”，就先自离了婚，然后找来死乞百赖地纠缠，荷荷竟当众对他说：“我已经嫁过人了，我的丈夫是个大学生，在大城市做大事业，比你强多了！”弄得那个家伙脸不是脸腚不是腚的，打这谁也不敢再来找荷荷了…… 乡村的夜不会有城市那样的喧嚣，周围很安谧，流萤在夜空中漫游，天边低垂着一弯新月，秋虫在远远近近的草丛间令人心颤地低吟着。劳累一天的牛牛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我却心如铅坠般地独自厮守着这平原上的夜色。萤飞如星、月挂如钩，面对庄稼地吹过来的习习凉风，我的嗓子眼里却象堵了什么东西透不过气来，连呼吸都感觉着痛苦。
婶子接过来说：“宝儿这一趟多住几天，小俩口也好多做几天夫妻。倘若这次能叫荷荷怀上，早早生个一男半女的，宝儿尽管在外面做事业，荷荷在家里横竖也算是有个抓头了。” 母亲捧出一对红烛一束香，放到我与荷荷面前，神情庄重地说：“荷荷是个好闺女，应该有这么一天。你俩若是没什么可讲，马上给长辈磕几个头，就算是拜过堂了。然后牛牛到西屋把红烛和香点上，那儿就是你们的洞房，再叫你们的大侄子牵着你们进去，就可以做夫妻了。明天你俩再给爷爷上坟去，也叫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为孙子孙媳成双结对高兴高兴。” 荷荷红着脸，不安地扭动着身体，似乎想说什么却又隐忍不发。我惶然地站起身，对母亲说：“妈妈，这样不行，我不能这样做。” 叔叔一家吃惊地望着我，荷荷也转过身来满脸狐疑地注视着我的表情。母亲却脸色陡变，目光锐直地盯着我的眼睛，语气冷峻地问道：“你，是不是不想要荷荷？” “妈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我嗫嚅着，不知如何解说。 母亲焦躁起来，一边开骂一边数落：“我看你这个东西，恐怕和你的老子一样没良心；荷荷是人才不好还是品貌不好？哪个地方配不上你？这些年你在你的老子那里，这个家里里外外全靠人家丫头，若不是她勤快能干、百般孝顺，我这个没人问的苦婆子早就饿死了、病死了！你给了个小镜子，人家丫头就把整个心掏给了你，天天想着盼着你在外面能有出息，眼巴眼望地等着你回来……” “哎哎，嫂子吔，你这个明事理的人怎么也发急火呢？”婶子打着圆场道，“你不是常说，这俩孩子自小就有情有义吗？我看你是误会宝儿了，他怎么能不想要荷荷呢？年轻人脸皮嫩，往日一直当作姐姐弟弟的，乍一说上床做夫妻，他一时拐不过来呀，有点难为情嘛。你别生气！宝儿不会有事的。”
于是牛牛进西屋点上了红烛和香，婶子她们便连推带搡把我们拥了进去，叔叔全家半是劝说半是挑逗地闹起房来，一直折腾到午夜才告退。
荷荷突然对我发话道：“宝儿，这时节我想问你一句要紧的话，你千万要跟我说实话——你在外面是不是自由恋爱了？” “没，没有，那个……我，我怎么会干这样的事？”我语无伦次地撒起谎来。 率真、纯朴的荷荷未作质疑，而是信任地舒了一口气，又问：“那你对妈妈说‘不能那样做’，真的是因为不好意思才这样说的？” “是，是的。婶子说的对，我就是一时拐不过来，有点难为情。”我本能地继续说着假话。其实我平素不是一个善于说谎的人，连我自己都弄不明白这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也觉得好难为情。”荷荷神态释然地仰起脸来望着我，含情脉脉地端详良久，那双大眼睛又涌出了闪闪的泪光。她突然抓住我的一只手，哽咽、嘶哑地压低了声音说，“可是我心里好高兴，宝儿，人家心里好想你……” 我像一具蜡人似地无法做出任何表示，但是我的心潮却犹如飓风中的大海在上下翻腾。此时此际，我不能不浮想起我在南方的患难岁月，不能不回想起那位与我以沫相濡已有几年时光的红颜知己，临行前我们深情吻别，我曾为相互的爱情做出庄严的承诺。然而，面对今宵的红烛，面对苦待八年之久的孩提婚伴，我又怎么能够狠下心来，对她说我不能与她结成夫妻呢？眼前的荷荷宛如红莲出水，越发楚楚动人，面对她此时一往情深的娇柔神态，我又何尝不想把她揽入怀中，替她擦去腮边的泪，向她倾吐我内心深处对她真挚的怜爱呢？我犹豫着，思绪在感情的十字路口焦急地徘徊着。 痴情的荷荷不会洞察我的心思，她把面颊贴到我的手心里，让温热的眼泪尽情流淌着，轻声地问我：“宝儿，你真的愿意娶我？” 我的另一只手下意识地抚住了她瘦削的肩膀，无限惆怅地说：“我当然愿意娶你，可是我这些年在外面的生活真是太复杂了……” “我知道，你和爸爸受了很多折磨，现在不是事情都过去了吗？”荷荷没能悟出我后一句话的内涵，却由于我在她肩膀上的抚摸激动起来。她按捺不住地站起身抱住了我的脖子，把面颊埋在我的颈窝里，在我耳畔娇怩地轻语着，“宝儿，你真好！我就知道你不会叫我白等一场。你是荷荷的心上人，我的好丈夫！” 无以名状的烦乱与痛苦使我闭紧了双目，心里怦然动起了决念：算了，就这样吧，就让今宵成为我与荷荷的永恒吧，这也许是命中注定的！想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双手抱紧了荷荷的身体。瘦弱的荷荷被我抱疼了，却快意地轻叫了一声。两颗奔流着青春热血的心终于贴在一起，似乎整个房间都在迴荡着它们急剧的、一应一和的搏动声，连烛火都被震动了。 东屋的母亲好像一直在听着动静，荷荷的那声轻叫可能使她产生了误会，因此在那边招呼道：“荷荷呀，若是睡了就把烛火吹熄吧。” 荷荷闻言，犹如被人泼了一脸冷水，激灵打了个寒颤，慌忙与我分开。她惊怕地对我吐了一下舌头，整理一遍自己的头发和衣裳，须臾间又恢复了她那固有的端庄的淑女神态。她向床上看看，对我说：“你吹熄烛火自己睡吧，给我那张毯子，我到妈妈那边去。” “你……”激情中的我感到一阵茫然。 荷荷胭红的双颊又旋起迷人的笑涡，生命之火在她的瞳孔深处炽烈燃烧着。她眼睛闪闪地望着我，再次拉起我的手，把它贴在自己的心窝上紧紧按住，无限深情地说：“自打妈妈把我讨过来，村里的大人、小孩都知道我是宝儿的‘小媳妇’。那次回来，我们虽然很小，我却看到我以后的丈夫是个勇敢的人、好心的人，能保护我、爱惜我，我就打定主意非嫁给你不可！我的心早就掏给了你，我熬呀盼呀，到底熬到真地能跟你做夫妻的这一天了，我真快活！刚才你搂住我的时候，我真想叫你再搂紧一点，一刻也要不放松，一直搂到天亮！我真的再也不想和你分开，可是我思来想去，也早已打定了主意：我们不能就这样做成夫妻。” 荷荷放下我的手，表情庄肃地走开去，她把屋里巡视了一遍，走到梳妆台边拉个木凳坐下，然后用手指抚弄着红烛的泥座，眯起眼睛望着烛火，感慨万千地接着说下去：“那天妈妈和叔叔商量圆房的事我听到了。我知道，童养媳熬到头就是圆房，是最好的结果。妈妈疼我，我不能叫她伤心，因此我没有当她的面说出自己的打算。宝儿你知道吗？农村的女子比男人更苦，当牛做马一辈子，只有姑娘出嫁这一场算是最体面、最幸福的时候。那些正式结婚办喜事的，新娘子披红挂彩穿新衣裳，吹喇叭、放鞭炮，娘家送、婆家接，亲戚、朋友来贺喜，还摆酒席、散糖果，好歹总得风光几天、热闹几天。我荷荷也是一个好好的姑娘家呀，一辈子也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呀，为什么我就不能和她们一样？童养媳也是人，人怎么能和牛、马一样，公的母的牵到一块儿就行了？” 母亲神色黯然地走过来，她被荷荷这样的突然爆发震懵了。荷荷慌忙过去搀住她，解释道：“妈妈，你可不要多心，我这些话儿不是埋怨谁，我只是跟宝儿说说这个事情。” 母亲眼泪汪汪地，表示理解地点点头，同情而又怜爱地望着荷荷。荷荷把母亲扶到凳子上坐下，依然情绪激昂地继续说着：“妈妈是我的，丈夫是我的，因此这个家就是我的，我谁都不会埋怨。现在妈妈老了，丈夫在外面，一切都得我自己干，我不要宝儿挣钱娶我，我要自个儿把俺俩办婚事的钱挣上来！我已经攒了一些钱，再过一阵子就差不多了。宝儿，八年我都等了，我们就再等两年吧。到那时你再回来，我会把一切事务都筹办好的，我们也和人家一样堂堂正正、象模象样地办一场婚事，然后甜甜美美地做夫妻……”
林彪“折戟沉沙”之后，随着国家政治的些微变化，父亲又被拉入“团结对象”，恢复了原来的头衔，随即赐还了我们原先居住的那幢小楼。生活好了起来，可是父亲还是那样少有言笑。他经常独自一个坐在北面的阳台上，心事沉重地了望着远方的天幕。 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初期，又是一个冬天，又该是学校放寒假的时候了。这天傍晚我从外面赶回家，一进门竟发现牛牛来了，父亲和阿芳都在客厅里陪着他。我惊喜地扑上前去，兄弟俩拥抱握手之后，我马上就发现大家的情绪很不对劲：牛牛神色凝重地满脸哀戚，父亲身如古钟般地坐在那里不言不动，阿芳的眼窝里还留着泪影，分明是刚刚哭过。大家的眼神把我的目光引导到茶几上，那上面展开着一块小手帕，一只破裂的小圆镜下面压着一些各种面值的钞票。小圆镜我是熟悉的，这方帕我也似曾相识，当是荷荷的随身之物。 阿芳把沙发让出一些拉我坐下，父亲却站起来，对牛牛说：“侄儿，把家里的事情跟你弟弟再说一遍吧。” 父亲说过话就走到面北的阳台上去了，我困惑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牛牛喝了两口茶水，开始对我讲述：“自打你那次回家走了以后，荷荷更是没日没夜地拼命劳动、拼命挣钱。除了给生产队正常出工，她还在家里喂了猪、养了牛，有点时间就得弄猪饲料、打牛草。伯母没有力气，只能帮她干点零碎活儿，所有的重活都在荷荷一人身上。到了晚上她还给毛线厂搓羊毛，搓一斤毛线给五毛钱手工费。别人家的女孩子一个月搓三、四斤挣点零花钱，荷荷拿这当作一回事，一个月能搓七、八斤，用的全是晚上睡觉的时间。村里的人不知道内里原因，只说荷荷钱心太重，这样干迟早要累死。这只有伯母知情，时常跟我们说，荷荷真是千里挑一，她这是争强傲胜，要自个儿挣钱买嫁妆、办婚事，给村里的童养媳作个样儿哩！ “可是，乡下挣钱哪有那么容易？一个姑娘家一天要干几个人的活儿，还伺候一个老人，怎么吃得消？她舍不得吃，舍不得睡，弄得身体一天比一天单薄。去年秋天开始咳嗽，越过越厉害，伯母催她上医院瞧瞧，她说没有工夫。秀兰劝她不能这样干了，她说咬紧牙关撑到年底，猪和牛就都够上市了，到时候宝儿回来万事俱备，就用不着这样劳累了。她还对秀兰说，今年年底宝儿一定会回来。 “今年交腊月的头一天，荷荷在磨房里突然大口吐血，昏倒在地上，打这就再也没有起来。我们把她送到县医院，医生说她是肺结核晚期，重体力劳动引发大出血，生命垂危了。荷荷知道自己不行了，就一口药也不肯吃，说挣钱不容易，不能白白浪费掉。她叫我待她死后就帮她把猪与牛卖掉，一再托咐我，要我一定把这笔钱送到你手上，叫你拿着它娶个贤惠妻子，以后好好孝顺、赡养伯母。 “荷荷住进医院没到一个星期就死了，可怜的伯母整天悲号痛哭，水米不进，全靠医生天天给她注射生理盐水才保住生命，前几天知道我要来南方找你，总算开始吃点东西了。 “荷荷临死前说话已很困难，别人得把耳朵贴上去听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她身上一直揣着这个破了的小圆镜，她对秀兰说‘自打这个小镜子被我一脚踩成两半，我就心里疑惑我和宝儿恐怕是今生缘尽了。宝儿有情有义，不会背叛我，这缘尽的事不知怎样应验。可可地我是这样地福薄命短，我这一死，缘尽的事正好应验在我自己身上，只是我对不起宝儿，半路上闪了他……’” 牛牛的讲述使我眼前一片黑暗，视觉与感觉都变得模糊起来，我甚至已经不知道此时置身于何处，只觉得自己的灵魂在向愧疚、悔恨的深渊里坠落。我无法承受的走到面北的阳台上，满腔的热泪夺眶而出。直哭得昏昏沉沉。 在彻骨的哀痛中，我忽然觉察到自己不止是一个负心的人，而且还是一个罪人，这罪业太深太重，今生今世再也无法消弭，因为荷荷真真切切地死了。我曾经随手抛撒出一根飘忽不定的情丝，就是因为这根情丝的缠裹，才使一个无力挣脱的人终被窒息。我的罪过不止是没有果决地剪断它，而是根本就不该将它抛撒出去。无论命运如何待我，我都没有理由对一个纯情的姑娘这样不负责任，更没有权利拿别人一颗赤诚的心来当作我的一切磨难的祭品。 荷荷啊，一个无辜奉献了自己的精灵，你现在哪里？让我拿什么来偿还你？ 一轮冰冷的圆月正在东侧的天际斜照着我，昏黄的月光抹在父亲的苍苍白发上，一个经历了无数灾劫的刚强老人此时也在饮泣。 我说：“爸爸，我对不起她。” 父亲早就知道我与荷荷的事，但他从未涉问，听我这样说，就头也不回地连连摆手。 “逝者如斯！”父亲以发自肺腑的雄浑之气对着北方无限的苍穹吟哦了一句。良久，他掏出手帕将面庞擦拭了一遍，而后对我吩咐道，“你请个假吧，再去故乡一趟。先替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在你爷爷坟前多磕几个头，再好好地祭奠一下那个苦命的姑娘，给她立碑的时候要在她的名字前加上我家的姓，就算是我和你妈的共同女儿吧。然后你就去做做你妈的工作，替我好好地求求她，叫她到南方来吧。我老了，高血压很严重，出远门很危险，要不然我就亲自去接她了。 “儿子，你就向她解释解释吧，请她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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