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表现知青是为了回避反思历史

               ——我看电视剧《知青》的误区

作者：陶东风

来源：作者博客

《知青》塑造了“文革”时期的一个“君子国”、“好人国”、道德理想国，这个“理想国”不但在经验意义上是不真实的（这方面的评论已经很多），而且在价值意义上是误导国人的（这方面还很少有人深刻地谈论）。

《知青》的最大危害，在我看来就是通过把“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普通百姓和领导干部，塑造为明辨是非、心明眼亮、道德高尚、勇于和“四人帮”和极“左”路线殊死搏斗的“好人”，从而把“文革”和极“左”分子他者化、异在化乃至异族化、异类化，仿佛整个“文革”灾难是“上面”的一小撮野心家和下面的一小撮小丑在那里瞎折腾，和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民无关。通过这样的“文革”叙述，本剧达到的是忘记“文革”、回避反思“文革”、反思自我、大家共同推卸历史责任的目的。

电视剧中的这些“好人”好像完全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一个世外桃源，一个劳动者的天堂。除了偶尔吹过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文革”和他们其实没有任何关系（电视剧中守边疆的这几集真的已经完全没有关系），“文革”的极“左”意识形态根本没有对他们的古朴民风和内在德性造成任何的实质性的影响和破坏。既然如此，这些今天依然活着的“好人”为什么要反思呢？他们的子女又为什么要记住这段历史呢？

家庭出身歧视是本剧的核心主题和情节之一。虽然包括本人在内的大量知识青年都因为所谓的“家庭出身”而被打入另册（就以我本人的经历而言，我的爷爷是所谓“地主”，因此尽管我的爸爸是中学教师，但我和哥哥的家庭出身就只能是“地主”，我哥哥因此被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但《知青》通过周萍的形象却告诉我们：家庭出身歧视在当时中国根本没有市场，无论干部还是群众，无论是知识青年还是老百姓，都根本不看重什么“出身”（除了那个被妖魔化的、受到所有人排挤的、语言和行为都如同外星人的吴敏）。成分论根本没有群众基础！剧中的每个人都没有什么“家庭出身”这个概念，都在与“成分论”进行着斗争，他们心中也没有什么“阶级斗争”这根弦。

看了《知青》，我的感觉是：正因为周萍是“资本家”出身，所以她才受到几乎每个人的喜欢和保护，每个人对周萍都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偏爱，赵天亮一见她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背她，刘站长一见到她就不可思议地认定这是好人，不遗余力地护着她、帮助她；兵团女排长更对周萍说：“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我们的国家不可能永远这样”，“目前许多情况都不正常。”这些人不但道德完美，而且政治理论水平也超乎寻常，几乎人人知道这个“不正常的时代”不会长久。

如果真的是这样，如果“文革”中的一切正是如此不得人心且受到一致抵制，那么请问：这场历时十年之久、几千万人遭殃、几乎全民参与的闹剧、悲剧，怎么可能发生呢？

其实剧本要告诉我们的正是：“文革”完全是一场和中国——包括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它的人民等等——无关的莫名其妙的“悲剧”。本剧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处理方面的一个基本特色，就是把极“左”灾难（唯成分论给人们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他者化、异在化，把极“左”分子（吴敏、公社和县“革委员”个别领导）另类化、妖魔化、漫画化，他们不但衣服穿得和一般人不同，行为与一般人不同，语言也完全不同。整天背毛主席语录的吴敏就是典型，别人说的都是人话，就是她说的是“鬼话”，言行举止完全像特务和小丑。这样，吴敏等人仿佛不是人，是入侵的异族，是和“我们中国人”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两类人，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可比性！他们坏得不可思议，而我们人民好得不可思议！他们完全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和文化培养出来的，不是这个社会和体制生长出来的人，因此，他们的错误、他们的荒唐之举，他们的种种恶行，他们造成的灾难，也就与当时“正常的中国人”无关，“文革”“左倾”仿佛不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内部、体制内部、文化内部生长出来的毒瘤，因此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反思。“文革”灾难是“天外来客”，不可思议，无法解释，之所以有“文革”，完全因为“个别人”疯了。

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本剧经常把极“左”势力对农村社会（以坡底村为代表）的“侵犯”描写成类似外族入侵的场面，比如公社革委会、县革委会的人到坡底村搜查所谓“反动书籍”的情节，就极为类似抗日电影中的“鬼子进村”，而坡底村人和他们的对峙也极似人民和日本鬼子的对峙：这是两类人和两种人的对峙，是外族入侵者和反抗者的对峙。这样，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极“左”灾难，就被表现为类似异族入侵的民族灾难，完全和我们民族内部因素无关，和我们的人民大众、党、政府、体制、文化无关，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进行深入反思。

最后，我希望读者朋友，特别是没有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的朋友，80后90后朋友，能够好好看看其他描写“文革”和知青的作品，比如老鬼的《血色黄昏》，比如王友琴的《文革死难者》，它们会告诉你另一个“文革”和另一个知青的故事，你会知道知青当中像吴敏这样的“异类”是多么的司空见惯，知道多少军队和地方干部利用职权胡作非为（比如以回城或推荐上大学为条件糟践女知青），比那个牛主任还坏一千倍，知道那些作出不可思议的打老师、抄家、批斗、告密等行为的人，其实就是文革时期、上山下乡时期普普通通的大多数，而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外来入侵者！他们就是中国的文化和体制培养出来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文革”是一场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有自己的社会文化土壤的、必然的、中国内部的灾难，反思这个灾难，是每一个中国人，包括“文革”时期没有做过坏事的和压根儿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的责任。

                                                                       2012年7月22日